時間：2023-03-27 16: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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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貿易爭端的新特點
經濟全球化產生之后，在上世紀80年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國際格局上，東德和西德實現了統一、東歐發生了巨變、蘇聯解體，這樣一來，原本的東西對峙因為缺乏對抗的基礎而變得沒有意義。新科技革命之后，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在國際社會中，經濟貿易發展成為主旋律。以上世紀80年代為界限，國際貿易爭端發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點。
1.國際貿易爭端領域的新特點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最容易發生國際貿易爭端的領域為貨物貿易領域，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爭端領域發生了變化，由單一的貿易領域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知識產權領域、投資領域。服務貿易領域之所以會得到快速的發展，是因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服務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專業化分工的程度越來越深，由此促進了服務貿易的發展，所以服務貿易領域的爭端就逐漸的多了起來。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交易不再是單純的貨物，非貨物也變為交易的對象，由此爭端就擴展到了知識產權領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逐漸增強，促進了間接投資和直接投資的發展。基于此，國際貿易爭端的領域發生了新的變化，體現出了新的特點。
2.國際貿易爭端內容的新特點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爭端的內容主要是削減關稅壁壘，而在經濟全球化之后，爭端的內容變為拆除非關稅壁壘。國際貿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平穩發展的影響，一直呈現出貿易自由化，因此爭端就主要集中于關稅壁壘上。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國際貿易中，出現了非經貿領域的問題，使得國際貿易爭端的內容呈現了新的特點。
3.國際貿易爭端主體的新特點
在過去，發生國際貿易爭端的主體多為發達國家，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壯大，在爭端主體中，出現了大量的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貿易主體之間的貿易量越多，那么發生爭端的頻率越大，反之則頻率越小。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國際貿易，因此發生爭端之后，解決爭端的規則也是由發達國家來決定，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其經濟實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國際貿易中逐漸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身影，當發生國際貿易爭端時，發展中國家會利用已有的爭端機制來保護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體的變化，導致國際貿易的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
4.國際貿易爭端原因的新特點
各國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濟水平各不相同，這種差異性導致在國際貿易中會會發生爭端。以農業為例，美國和歐盟的農業都比較發達，但是美國的農業發展水平要高于歐盟，在美國與歐盟爭奪世界農產品市場時，歐盟為了取得爭奪的勝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補貼政策，這樣一來，美國與歐盟之間就發生了爭端。除了經濟水平的差異之外，各國之間的政策、國內法、國際法之間都存在著差異性，在國際貿易中都會形成爭端。
二、WTO解決爭端機制的完善
1.引進否定協商一致原則
在解決爭端的過程中，會遇到程序性或者實體性方面的問題，對于這類問題的解決辦法，如果出席會議的成員國沒有一致的反對，那么該問題的決定予以通過。這樣一來，爭端解決得到了有效的保證，不會因一方的阻止而終止或者拖延。
2.建立統一的爭端解決程序，設立專門的爭端解決機構
在關貿總協定中，國際貿易爭端解決由理事會負責，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對這種狀態做出了改變，爭端解決不在由理事會負責，而是設立了專門的解決機構DSB。爭端解決的規則及程序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DSB負責執行，另外，在協定中磋商和爭端解決條款也由DSB來負責。
3.引入自動程序
國際貿易爭端解決由多個階段組成，各個階段都有具體的工作時限，這在諒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確的固定，如果在規定的時間內，未磋商出結果或者不理會磋商，那么在進行第二次爭端解決申訴時，就會自動成立有關的專家組。專家組成立之后，會向DSB提出報告，DSB要在60日內通過該報告，這樣的規定是為了阻止其中一方當事人有意上訴。報告通過之后，如果沒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況，那么就會引入自動程序。通過自動程序，減少了人為因素的干預，進而促使爭端得到有效的解決。
4.引入交叉報復
對于中止和減讓的問題，專家組在進行審理時，要與專家組處于相同的部門中，然而，在同一個部門中，中止和減讓比較難以實現，因此，當事人就會用其他的辦法將另一有關協議項下的減讓中止，這就是交叉報復。通過這個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執行裁決結果。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國際貿易爭端的應對對策
1.中國要積極地加入國際貿易中
近年來，國際貿易爭端的數量急劇增加，并且情況變得越來越復雜，我國加入國際貿易后，會產生一定的風險，但是我國不能因此就拒絕加入，反而要積極地加入到國際貿易中。對外開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為了提高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我國的實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對外開放，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科技、文化的合作與交流，并積極地吸收先進的東西。不過，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切忌盲目樂觀，要對國際貿易爭端有一個清晰地認識。
2.加強與發展中國家、亞洲國家的合作
實際上，國際貿易爭端的本質為利益之爭，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達成協作、協同利益。我國也屬于發展中國家，在與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貿易時，由于分工定位趨同導致爭端的發生，對于這類型的國際貿易爭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實行產業升級，或者進行地區間的合作，進而有效的減少爭端。
3.發揮行業協會在避免和解決爭端中的作用
所謂行業協會，是指一種特殊的中介組織，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屬于民間組織，WTO規則無法直接管轄行業協會。在解決國際貿易爭端時，行業協會可以直接或間接代表會員企業參與其中，利用其自身的優勢促進爭端解決。
4.完善我國的產業救濟體系
在WTO中倡導貿易自由，但這并不能說明其一概排斥貿易保護，在法律框架中，設定了許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許成員國實施國內產業救濟。有些國家為了在國際貿易競爭中勝出，會采取不恰當的傾銷、補貼措施等，通過法律框架中例外條例，成員國就可以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等。完善的產業救濟體系，可以保證我國的國際貿易，并形成公平競爭的環境。
5.培養國際貿易人才
作為國際貿易人才，不僅需要懂得相關的國際貿易知識，還需要掌握國際貿易法律法規、規則，同時還要精通外語，通過國際貿易人才，可以促進國際貿易的順利進行。我國應建立嚴格的國際貿易人才上崗制度，避免非專業人士上崗，讓其在國際貿易中發揮成分發揮自身的技能。
四、結論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但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國際貿易爭端。面對機遇和挑戰，我國要在充分認識國際貿易爭端特點的基礎上，制定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貿易爭端應對策略，在國際競爭中有效的增強我國的實力。
經濟全球化的論文范文二：中小企業經濟全球化下的發展路徑
經濟全球化逐漸成為當今世界范圍內的主要趨勢，其表現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濟全球化產生的重要基礎是貿易全球化。從世界范圍來看，社會生產力在二戰以后大大提高，并很快被卷入世界市場當中。世界上國家之間的交易逐漸增多，并且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始頻繁地進行交易，這樣就使各個國家之間在貿易結構、貿易規模以及貿易流向等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二，許多跨國公司在經營和生產上變得更加全球化。從小的方面來說，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離不開跨國公司的推動。因為跨國公司在規模上逐漸擴大，并且在國際化的生產過程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范圍內的影響更加廣泛，其重要性程度也不斷提高。第三，世界范圍內的金融聯系更加密切。首先是國家間的直接投資迅速增長，并且投資規模逐漸擴大，然后是世界范圍內的金融貿易不斷發展。最后是金融機構變得更加全球化。在這方面表現最明顯的就是區域性的或全球性的金融機構逐漸增多，而國際性金融機構的地位和作用逐漸增強。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的中小企業在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1.很多中小企業在技術水平和相關必備設施上較為落后。由于很多中小企業沒有較多的資金，因此在相關的裝備和設施上存在著較大的改進空間。還有些中小企業在技術水平上嚴重落后，所用設備也較為陳舊。沒有規范的辦公場所和工具，條件較為落后。
2.中小企業的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資金、技術、信息等方面的缺陷導致很多中小企業沒有較為完善的管理結構，并且在公司或企業內部往往都是獨斷式管理。也就是領導一人說了算，這樣就容易使企業的決策缺乏科學性。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沒有較為完善的發展計劃和較為長遠的發展目標，并且也沒有形成現代化的企業管理理念和企業管理制度。有許多中小企業都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結構，這樣容易造成企業管理秩序的混亂。
3.中小企業生產的產品沒有較高的質量和檔次。中小企業的裝備水平決定了中小企業的產品沒有較高的品質。這是因為中小企業在管理水平上較為落后，而且極為缺乏具有專業水平的技術人員，因此中小企業的產品沒有較高的質量。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業的產品大都屬于初加工，沒有較高的產品附加值。所以，很多中小企業相對來說都發展得較為緩慢。此外，中小企業的外部監督缺失也是導致中小企業產品質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4.廣大中小企業在融資上難度較大。由于我國的中小企業沒有完善的信用評價制度和體系，并且在信用擔保體制上也不夠健全，再加上中小企業自身的實力較差、不能抵御較大市場風險等原因，導致我國的中小企業存在著嚴重的融資難問題。融資困難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并且也使我國中小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成本大大增加。
5.中小企業在經濟指標上不及大型企業。由于中小企業在管理、技術、人員以及設備等方面相對比較落后，因此其經濟指標遠低于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在當前的產業結構中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技術水平比較低，產品附加值比較低。所以，中小企業的資金利稅率以及產品的銷售率與大型企業相比也有較大差距。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小企業在經營業績和獲利能力上較為落后。
中小企業應該如何在經濟全球化形勢下取得較快發展
1.中小企業自身要不斷努力。第一，不斷增強中小企業自身的實力。要注重引進先進的經營人才，不斷加大科技投入，實現企業的不斷創新。加快企業內部的信息化建設，通過電子商務的開展來實現中小企業的經濟效益。中小企業要想實現大發展，就必須要創新當前的營銷策略，以國際化的市場新觀念來代替傳統的企業推銷和生產觀念。并根據國際市場的需求特征，再結合自身實際的情況下有針對性地組織生產并積極開發新產品，從而使企業在滿足國內外市場需求的情況下為企業贏得利潤。在當前時期，國際化的品牌確實給企業帶來了不小的發展機遇和巨大的經濟效益。就目前來說，名牌經濟的實行是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必然。中小企業只有不斷增強自身的品牌意識和名牌意識才能夠不斷加大科技創新的力度從而使中小企業在國際貿易市場上取得一個穩定的地位。在實行品牌戰略的同時中小企業還要不斷加大企業自身的科技創新力度，中小企業要積極鼓勵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和資本參與到企業的分配中來。對于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員工企業要及時予以獎勵和贊賞，特別是企業中的管理人員和科技創新人員。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不斷推動中小企業的科技創新以及成果轉化力度。同時，政府也應當要制定鼓勵創新的政策。
2.國家及社會相關機構應當不斷健全政策體系促進中小企業的大發展。針對中小企業資金短缺的現狀，國家應當設立專門的出易基金以及對外投資基金，從而使更多的中小企業參與到國際市場的競爭中去。對于中小企業的融資難現狀，國家要放寬相應的融資政策，放寬中小企業的上市條件。國家要制定關于中小企業實施國際化經營的完善的法律法規，從而對中小企業的利益進行有效保護。然后，積極動員進出口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關于國際貿易的相關訊息，并積極開展一些展覽會和商品推介會。
經濟全球化將推動我國的改革進入新階段，例如：經濟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對政府的壓力，徹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全面的市場競爭，加快企業改革，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具緊迫性；經濟全球化強調金融的國際化，金融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將首當其沖。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F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加快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打造與新體制有效運行相適應的制度性、社會化的基礎。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實現產權制度改革的突破至關重要。產品短缺是計劃經濟體制突出的特征和現象。但從制度的缺陷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短缺是產權的短缺，它的基本特點是產權主體的單一化。這是傳統經濟體制下不可能產生競爭、沒有經濟活力的制度原因。經過20多年的改革進程，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任務還遠未完成。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展開和深入，產權主體的社會化成為一個必然的要求和趨勢。結合我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以無償和有償相結合的原則，多種途徑實現企業家、尤其是創業型企業家的價值，規范推進具有我國特色的職工持股制度，有效構建企業與職工的利益共同體，由此推進產權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社會化的轉變，打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制度基礎，是新時期經濟改革的重要任務。此外，要從法律上賦予和保障農村土地產權關系，為農民增收創造根本性的制度條件。
（一）加強統一各國經濟法的力度要求世界各國統一機構及立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各類以WTO為代表的國際貿易組織已經獲得了迅猛的發展，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世界各國的經濟法逐步趨向統一。第二，在WTO協定、國際公約以及其他國際貿易協定共同的約束下，各國的商法和經濟法都已經逐漸開始呈現出統一的趨向[2]。第三，自由貿易區中形成和發展的經貿一體化也促使各國商法和經濟法逐步形成了統一。當前，對各種國際經貿關系進行處理的國際公約，不僅在數量方面有所增加，同時發揮的作用也更加明顯了。
（二）促使國際經濟立法和其相關領域的立法形成更加緊密的聯系不斷加強的全球化趨勢促使各經濟領域的國際法在功能方面實現了有效的整合，并且，國際經濟立法和其相關領域的立法形成更加緊密的聯系。其聯系主要表現為兩種：策略性聯系和規范性聯系。所謂的規范性聯系主要是指不同領域的國際法在對法律原則本身以及各自的對象進行調整時會促使其相互牽連。那么策略性聯系主要指的是部分國家或者是國家集團，在交換投票權的過程中因為考慮到談判結果而促使各國經濟法產生聯系[3]。比如，在某個領域當中，與其他國家相比較而言，一個國家具有優勢，這個國家希望能夠在這個領域內簽訂對其有幫助的國際協議；然而別的國家雖然在這個領域不具備優勢，但有可能在別的領域就具備相對的優勢，所以，如果談判雙方的出發點都是本國的利益，那么可能永遠都達不到一種雙贏的談判結果。如果能夠將兩個領域中互有優勢的兩國有機結合起來并且進行打包談判，那么就會有較大的可能性出現雙贏的結果，這樣一來，在這種互有優勢的領域中，兩國簽訂的協議以及條款就可以在國際組織制定的協議體系中順利成章地出現，從而促使國際經濟法與相關立法形成更加緊密的聯系。
（三）促使國際經濟法和國內經濟法實現更加深入的融合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導致國際法和國內法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國際條例一般情況下都是在主要的幾個國家或者是國際集團進行談判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只要哪個國家或者國家集團擁有越高的談判技巧以及越強的綜合實力，那么其國內的法律就會對國際法產生越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一旦國際法成型，那么其就會反作用與成員國的國內法。在不斷總結各國的經濟法之后得出了一種清晰度越來越高的規律，即國際法和國內法之間界限的模糊度已經越來越高，國內和國際經濟法之間的融合度正呈現出上升的趨勢。
二、結語
一、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
(一)生產活動全球化。生產活動的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國際分工正在演變成為世界性的分工：1國際分工的內容發生變化。國際分工從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分工逐步發展成為以現代工藝、技術為基礎的分工；從產業各部門間的分工發展到各個產業部門內部的分工和以產品專業化為基礎的分工；從沿著產品界限進行的分工發展到沿著生產要素界限進行的分工；從生產領域分工向服務部門分工發展。2國際分工的形成機制在變化。即由市場自發力量決定的分工，向由企業，主要是由跨國公司經營的分工和由地區經貿集團成員內組織的分工發展，出現了協議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內容為產品型號的分工，產品零、部件的分工和產品工藝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產網絡。5世界性的國際分工使各國成為世界生產的一部分，成為商品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它有利于世界各國充分發揮優勢，節約社會勞動，使生產要素達到合理配置，提高經濟效益，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二)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形成。1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拉動作用增強。它表現為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如以1990年為100，世界貨物出口值指數從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產指數從86上升到107；世界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同期從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間，世界貿易出口量年均增長率為6％；同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2服務貿易發展迅速。世界服務貿易額從1985年的3809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億美元，在國際大貿易(貨物與服務)中的比重同期從163％上升到188％。3國際貨物貿易交換品種多樣化。在世界貿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貨物從1980-1981年的11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種。在發展中國家出口貨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開始超過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貨物種類從1980-1981年的6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種。4發達國家同類貨物相互交換增加，主要的經濟貿易大國一般既是某類商品的主要出口國，也是該類商品的主要進口國。5國際貿易趨同化。它表現為：電子化貿易手段普遍使用，EDI(電子數據交換)已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他如電子商務(EC)，電子貿易撮合(ETM)，電子資金轉賬(ETF)等已在許多國家開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的共同標準；貿易合同標準化。6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多邊貿易體制正式確立。1995年1月1日誕生的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世界貿易進一步規范化，世界貿易體制開始形成。作為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組織和法律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以其法人地位對所有成員方都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標志著一個以貿易自由化為中心，囊括當今世界貿易諸多領域的多邊貿易體制大框架已經構筑起來。
（三）各國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國際化進程加快。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大銀行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開始了大規模合并、收購活動，以提高效益。如法國里昂信貸銀行買下了大通曼哈頓銀行在比利時和荷蘭的附屬機構。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和國民希敏寺銀行也吞并了一些歐洲其他國家的小銀行，以擴大在歐洲的網絡。為了提高本國銀行的競爭能力，很多國家對于大銀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1993年以來，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內的大銀行之間至少發生過25次合并。2地區性經貿集團的金融業出現一體化。歐盟統一大市場建立后，銀行、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可在歐盟內經營不受國界限制的保險和投資業務；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則可通過收購、兼并等形式加緊滲透歐洲市場，歐洲的金融市場將演變為真正的國際金融市場。3金融市場迅猛擴大。到1995年，外匯交易額已上升為世界貿易額的60倍，全球外匯日交易額已超過12萬億美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國際信息的網絡化，外匯市場的資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從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
(四)投資活動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資規范框架開始形成。其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投資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新支點。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額與年均國際貿易額的比例在縮小，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高于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貿易額為41，14571億美元；同期，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為2，56535億美元，二者之比為160∶1，差距進一步縮小。1991-1996年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貿易額年均增長率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據統計，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從1985-1990年年均1，55578億美元增長到1996年的3，46824億美元。同期，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45005億美元增長到2，94732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932％下降到849％；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0554億美元增長到51469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從1，41930億美元增長到3，49227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從1，16744億美元增長到2，08226億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中的比重從822％下降到596％；發展中國家從24736億美元增長到1，28741億美元，所占比重從174％上升到369％。第叁，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并行，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發達國家中主要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同時也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1995年，德國、法國、瑞典、英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荷蘭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占當年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國家占當年世界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3％。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1985-1995年，有2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國際借貸資金流動量增長很快，證券股權投資迅速發展。1993年流動金額為8185億美元，1994年增加為9534億美元，1995年增加為12，584億美元。與外國直接投資一樣，證券股權投資依然偏向于少數新興市場國家，1995年亞洲就占了流向新興市場的外國證券股權投資凈流量的53％。此外，外國證券股權投資的來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興市場的這種投資35％以上來自美國，15％來自日本，11％來自英國。近幾年來，香港特區和新加坡的投資者也向新興國家進行這種投資。第五，投資自由化成為各國國際直接投資政策的目標，國際直接投資規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來，保護和促進投資的雙邊投資條約數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簽署這種條約1330個，涉及162個國家，在5年里條約數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國政府共對外國直接投資管理體制進行了約600次調整，其中95％是放松對外資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個國家的112項立法變化中，106項屬于趨于自由化或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立法。國際社會為達成國際性的投資協議開始行動。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第一次將投資問題納入多邊貿易的體系，并達成《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出現通過協商建立一個綜合性多邊國際直接投資框架的行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第九次會議對未來多邊投資框架進行了探討，并已達成協議。
(五)跨國公司作用進一步加強。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第一，跨國公司的數目劇增。據統計，1996年跨國公司已達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屬企業已達到276，659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基地的最大跨國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國資產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的外國附屬企業中擁有17萬億美元的資產(控制了約1/5的全球外國資產)。第叁，跨國公司開始結成新型的"戰略聯盟"。面對競爭壓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資領域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采取各種辦法參與全球化經濟的活動，通過各種形式結成聯盟。通過兼并與收購在國外建立自己的生產設施，以保護、鞏固和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1988年到1995年間，全球跨國兼并與收購總額增加了一倍，達到2290億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國兼并與收購的規模超過10億美元。與此同時，一些跨國公司以協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強聯合。1995年締結了近4600項這樣的協定，而1990年只有1769項。1990年以來，跨國公司之間在核心技術(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強了戰略性研究與開發伙伴關系。第四，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規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其國家貿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現了無國界經濟。
(六)經貿文化、人才出現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個體化為特征的多媒體網絡正在覆蓋全球；出現了經濟生活和貿易文化的全球性趨同現象；"國際人"開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發展目標形成。為了在經濟競爭中取勝，"國際人"正在成為各個國家、各大公司的首選目標，培養"國際人"、尋找"國際人"已成為世界性的人才戰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國際人"戰略。他們認為，國際人應具備以下10個基本條件：積極肯干，但是不蠻干；人際關系融洽，不以自我為中心；興趣廣泛，知識豐富；外語出色，樂意結交外國人；行動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適應并愛上異國他鄉；意志剛強，富有忍耐性；深謀遠慮，但不優柔寡斷；安排、處理好家庭生活關系；身體健康，精神煥發。此外，綠色主義、環保哲學，共同反黑、掃黃、打白(毒)和反腐敗，共同致力于發展與和平，共同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二、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傳統的衡量國家之間經濟貿易權益的概念與統計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與互動加強。
1.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進一步加強。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發達國家之間貨物、服務、資金、技術和市場高度融合，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上述關系也在加強。
2.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傳遞障礙在減少，互動性加強。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下，對外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在各國之間的經濟傳遞中的作用在加強。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對外貿易與投資逐漸變成雙向傳遞渠道，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與衰退通過對外貿易與投資傳遞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波動也將影響到發達國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機震動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并未使發達國家幸免。
(二)經濟全球化迫使人們的概念在創新。1大國際貿易概念出現。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外經濟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慮貨物貿易，還要把貨物貿易與直接投資、金融、服務、技術綜合考慮。因為，貨物貿易與投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已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兩個支點。2將大國際貿易概念與本國經濟的調整優化、改革開放密切地結合起來；"貿易立國"、"貿易為本"的傳統信條已讓位于"經濟接軌"和"市場融合"。3變被動接受經濟全球化為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結果，是大勢所趨，紛紛主動改革本國經濟體制，發展開放性經濟，推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為跨國公司創造投資條件，并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和活動。4變單邊制裁為求得"雙贏"。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另一國單方面采取"貿易保護"、"貿易摩擦"、"貿易制裁"等以鄰為壑的措施，已開始由自我保護的工具變成了雙刃劍，在制裁別國的同時也會使自己受到傷害。其上策是通過談判，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促進雙方的經貿發展，取得"雙贏"。
(三)經濟全球化使國家受到沖擊，相互協調成為時代主旋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傳統的國家內容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是一國獨有的權利，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協定、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跨國公司在各國經濟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國家對產業政策的干預作用在減弱。在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出現了讓與，但它是以對等為原則的。當今世界各國都是擁有的獨立國家。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也就不會有讓與。經濟全球化迫使各國把二者結合起來，出現了相互協調，使它逐步成為各國處理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基石。隨著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束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和運行，協調管理貿易政策在國際上和各國貿易政策中開始成為主流。
(四)經濟全球化要求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體化。20年來，面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特別是產業內部貿易的增長，新貿易理論將產品差異、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等工業組織理論引進傳統的比較優勢框架，為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做出了貢獻。但它仍然假定企業只在某一個區位生產商品和服務，將對外直接投資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時，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不同類型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創造的各類貿易流動，但仍是以單個企業為依據的投資分析，未推廣到國家層次。80年代初以來，經濟全球化要求把貿易與投資理論結合在一起分析貿易與投資利益與效益，出現了新的理論分析，其理論模式主要集中于縱向或橫向一體化。在這些理論分析中，產品增值鏈活動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進行，在不同的國家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加工。在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中，企業行為被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總部行為?？偛啃袨榘üこ獭⒐芾砗徒鹑诜?，以及信譽、商標等甚至可以無償轉讓給遠方生產區位的服務，這類行為有時被簡化概括為研究與開發。
第二，實際生產行為。實際生產行為又可再分為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所有這些行為都被假定為具有規模收益遞增效應。由于總部服務的運輸成本極低，企業可以將生產行為從總部分離出去，但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企業將某些生產行為集中在某一區位。在貿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兩國均衡框架，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企業在兩個國家進行活動時，可以將總部行為安排在母國進行，但其實際生產或轉移到東道國進行(縱向一體化)，或者既安排在國內，又安排在國外進行(橫向一體化)。因此，現在的企業不僅通過價格和質量進行競爭，而且還通過生產的組織進行競爭。這些理論模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決定了國內、國際經營企業的總格局。這一問題屬于理論分析中的國際化生產部分。一旦國際化生產活動分布格局形成，國際貿易的格局便隨之確定。貿易與投資理論的一體化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單純的貿易行為來衡量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
(五)經濟全球化對表明國家之間經貿權益的傳統概念和統計方法提出了挑戰。1傳統的對外貿易差額概念未能反映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實際的貿易利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經貿利益出現了幾種變化。第一，在產業內部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大量增加下，按總貿易和專門貿易劃分的國家之間的進出口掩蓋了國家之間在產品價值上的實得；第二，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商品直接出口，變相地進入了東道國的國內市場，因此，母國公司在東道國國內的投資和商品、服務的銷售收益應計入母國的經貿收益；第叁，在一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情況下，把該國進出口貿易額作為該國的貿易利得，更加失實。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下，在計算各貿易國的貿易收益時，上述幾個現象不能忽略。2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滯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應予修正。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制度來源于美國，并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各國的貿易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原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之都有相應的條款和協定。在國際貿易局限于產業間和投資不普遍的情況下，按原產地進行統計基本上可以反映貿易國的貿易利益。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按原產地統計則會出現兩種誤差。第一，未能如實反映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活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化經營，它們生產的零部件、產品的進出口，按價值鏈、資本所有，理應屬于母國，但卻計入東道國的貿易統計。第二，原產地規則以貨物貿易為主，未包括服務貿易等，因此，原產地統計在不能真實反映貨物貿易的同時，也不能全面如實地反映國與國之間的大貿易關系。
(六)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的機遇。
第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和資本外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1997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1996年接受了129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投資了510億美元，二者都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它們在獲得世界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在1996年的資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由于資本的流入、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活動和本國產業結構的改造，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予以考慮和解決。發達國家日益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下，它們的經濟穩定和發展有賴于發展中國家。在債務解決、地區經濟一體化和聯合國的改革等問題上不得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第四，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改革。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構成了嚴峻的挑戰。1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達國家構筑以其為中心的國際經貿基礎。在此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將會受到更大的削弱。2發展不平衡在加劇。
第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平衡在加劇。經濟全球化為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資本開拓了尋求更高利潤的地域和空間，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個主要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貧困國家的20倍，1995年擴大到39倍。
世界發展史顯示：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曲折、持續發展的過程。據美聯儲和世界銀行等權威機構發表的報告，近兩千年來，世界經濟出現了四波經濟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浪潮出現在兩千年前的羅馬帝國時期，由于交通網絡的建立和共同語言、法律、貨幣等的出現，英國與中東地區之間的貿易獲得了大發展。第二波浪潮發生在16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拓了海上通道，推進了歐、美、東亞地區的貿易。隨著這些地區的貿易后被英國、荷蘭的貿易公司所控制，歐洲國家內部出現了反對聲音，國際貿易擴張受挫，全球化發展一度陷入停頓狀態。第三波浪潮出現在1815年一1913年間，國際貿易再次大幅擴張，金融資本和勞動力加速流動，新技術成為推動全球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輪船、火車、電話、電報的廣泛應用，大大降低了運輸和通訊成本。比較優勢理論問世并日益受到重視，許多國家開始接受國際貿易不是零和而是雙贏的理念?？萍及l達和資本豐厚的歐洲，特別是英國成為國際貿易和貨幣體系中心，擁有豐富自然資源和土地的國家則已成為其。制成品、金融資本及熟練的勞動力從“中心”流向“”，自然資源和農產品從“”流向“中心”，形成了互補互利的交換格局。在這一時期的大多時間里，各國政府對貿易、資本流動和移民實施開放政策。但由于來自“”地區的廉價谷物進口使“中心”地區的地主收入面臨下降壓力，19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不少歐美國家相繼提高關稅。后來，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相繼發生，第三波經濟全球化浪潮進入低潮并出現倒退。
第四波經濟全球化浪潮出現在二戰后特別是冷戰后時期，并持續至今。與以往相比，第四波全球化浪潮發展具有新的特點。
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持續發展。世界貿易迅速增長。按2000年美元計算，世界出口額從20世紀60年代初1萬億美元增至2005年的10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約5.5%，高于同期世界CDP增長率(約3.1%)；同時，世界投資大幅度擴大。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額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100億美元增至2005年的9160億美元。目前，世界商品和服務出口占全球GDP的25%，FDI占全球CDP的21%，而1913年僅分別為8%和5%。隨著中國、印度、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等新興市場經濟體逐漸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的規?？涨皵U大。
其次，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勞動分工和資本流動已突破了“中心”與“”的格局。過去發達國家出口制成品、購買大宗初級產品，現在新興市場經濟體有能力生產并出口包括高科技在內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國際資本流動出現重大變化。19世紀世界最大經濟體英國擁有經常項目盈余并對外輸出資本，而當今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出現巨額經常項目赤字，并從新興市場經濟體輸入大量資金。據聯合國報告，2006年從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資金達7630億美元，這種資金倒流現象已持續了幾十年。
第三，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企業生產過程布局達到了新水平，高新科技開發和應用，不僅使發達國家企業將制造業生產流程轉移海外，也將服務業部分業務流程外包到發展中國家，以降低經營成本。服務外包使可交換的服務范圍迅速擴大，從而促進了服務貿易的發展。據統計，世界服務出口額從1984年的3578億美元增至2004年的20093億美元，其中發展中國家服務出口額從541億美元增至3953億美元。
第四，國際資本市場流動性加強。目前全球資本流動總量擴大，資本流動形式也在增多。過去國際證券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等少數領域，而現在投資者把投資范圍擴散至眾多部門的債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產品。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體提高金融開放度，西方銀行等金融機構擴大全球經營規模，有助于新興經濟體金融部門發展，但也帶來較大風險。
第五，勞動力全球一體化水平提高。近20年來，隨著中國、印度和前東歐國家與世界市場聯系增加，全球有效勞動力(經出口加權計算的勞動力)擴大了3倍。發達國家通過進口最終產品、將中間產品的生產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來移民等，利用這些不斷增長的全球勞動力供應。勞動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勞動力報酬。
二、動力與阻力
第四波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持續發展，主要得益于科技進步、政府開放政策及新興市場經濟體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等三大動力。
第一，科技進步導致運輸與通訊成本大幅度降低，航運、水運技術的改進及通訊、電腦、網絡技術的普遍應用，不僅降低了運輸、通訊成本，而且改進了全球供應鏈條的管理，加快貨物、資本、技術及人員等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
第二，經濟自由化程度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實施開放政策。二戰結束前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及后來制定的一系列經貿規則，為全球化深入發展奠定了機制基礎。近幾十年來貿易自由化的持續進展，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多輪談判取得了成果，較大幅度降低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支持全球化發展的政策。目前，世貿組織成員已增至150個。發展中國家平均關稅從上世紀80年代的30%降到目前近10%的水平。
第三，人口眾多的東亞、南亞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為全球化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二戰后歷史表明，向世界經濟輸送廉價、勤奮和較高素質勞動力是一些亞洲經濟體通往繁榮的重要路徑。專家認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已走過這一道路；如今中國、印度等規模宏大的新興經濟體也正沿著這一路徑發展，并將對全球經濟發展產生更大的促進作用。”中、印經濟在全球化進程中成功轉型，將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成功的發展范例。
然而，經濟全球化發展也遇到不少阻力，突出表現為三對矛盾。一是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迅速流動，但自由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受制于一國國內政治力量特別是國內政治意向。全球化發展需要國家政府支持，而政府決策需要國內政治支持，缺乏民眾支持的開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續的。目前，美、歐一些國家受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貿易政策正處于一個新的十字路口。西方國家社會和政界對經濟開放的反對聲音在增加，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二是全球自由貿易機制與雙邊、區域優惠貿易安排的矛盾。美、歐在農業補貼政策方面的分歧導致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困境。與此同時，美國卻熱衷于雙邊及次區域自由貿易談判。目前，世界范圍已達成的雙邊和區域自貿協議多達數百項。三是經濟全球化的近期結果與長期效益的矛盾。從理論上看，經濟全球化將惠及所有國家和群體，但眼下的現實是不少國家和群體并未或甚少獲益，他們對全球化采取反對或不支持的態度。
總之，經濟全球化這一列車仍將不停頓地前進，因為其動力仍大于阻力。迄今為止，經濟全球化從戰爭、大蕭條、疾病恐慌、自然災害、金融危機、股市泡沫破滅、恐怖襲擊及能源危機等重重磨難中挺了過來，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韌性。在可見的未來，第四波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仍不會重蹈上一波全球化浪潮倒退的覆轍。
三、前景與趨勢
未來較長時期經濟全球化將持續的前景得到了一些重要國際經濟機構的認可。
去年3月，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情報部和美國思科公司發表“展望2020年經濟、產業和公司趨勢”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未來15年經濟全球化發展將可能出現四種前景(見表格1)，其中出現“有管理的全球化”的幾率達65%，而出現停滯、倒退和無限制發展的幾率分別為10%、5%和10%。在“有管理的全球化”情況下，世界開放程度和速度不一定高于上世紀90年代，但全球化繼續深入發展是毋庸置疑的。
去年底，世界銀行在《2007年全球經濟展望：駕馭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報告，預測未來25年經濟全球化將出現一些新的發展趨勢。
首先，在全球貿易擴張、金融市場一體化、技術擴散效應增強和國際移民持續進行四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生產要素流動性和配置效率將進一步提高，未來25年全球化進程很可能將進入一個加速發展的新階段。盡管降低農產品和服務貿易壁壘仍困難重重，貿易保護主義還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現，但未來全球貿易自由化趨勢仍十分強勁。據估計，世界商品和服務出口將從2005年的10萬億美元增至2030年的27萬億美元，出口占世界GDP比重將從2596提高到34%。
其次，在全球化推動下，世界經濟可望長期保持較強增長勢頭，更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將從世界經濟的走向中心，逐步成長為全球增長的重要引擎。未來25年，世界GDP年均增長率將達3%，高于過去25年的增長率。按2001年美元計算，世界GDP將從2005年35萬億美元增至2030年的75萬億美元，其中.增長的近一半來自發展中國家。由于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體抓住全球化機遇，實現高速增長，發展中國家GDP將從2005年的8萬億美元增至2030年的24.3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將從23%提高到33%。
第三，在全球化增加總體收入的同時，收入分配將可能更不平衡，世界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拉大。未來25年，世界有高達三分之二的國家面臨收入分配不均問題，全球赤貧人口(每日消費低于1美元)分布將出現重大變化：東亞和南亞所占比重顯著下降，而非洲和拉美所占比重明顯上升。
第四，隨著發展中國家富裕程度的提高，未來“全球中產階級”的人口數量和構成將發生重大變化，并對各國社會和全球市場可能產生深刻影響。據估計，到2030年，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中產階級”行列的人數將從2005年的4億增至12億。
第五，中國、印度的經濟發展，將對日益一體化的全球勞動力市場產生壓力的同時，也創造新的機遇，從而改變未來全球就業結構。
第六，環境風險將明顯增大，從而損害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成果。全球經濟快速增長將帶動能源消費急劇上升，相應加劇全球氣候變化。據估計，如不采取新技術抑制排放，到2030年，每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增加50%。另外，跨國人員流動和物流的增加，帶動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的爆發，不斷增加食品需求等，也將加大對海洋資源開發的壓力。
四、機遇與挑戰
經濟全球化如同一把雙刃劍，對世界經濟、各國經濟社會都產生雙重綜合性影響。
從正面看，全球化對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促進了世界經濟增長，從而有利于減貧。據世界銀行估計，1980年以來，世界人均收入增長近100%；1990年以來，世界約4.5億人口擺脫赤貧狀態。
其次，全球化使發達國家出口大量增加，生產率提高和投入成本降低，導致勞動力消費物價下降、生產增長和工人報酬提高。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MF)報告，過去25年里，進口品價格下降使發達國家實際GDP和勞動報酬平均提高了6%。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顯示，近幾十年來，按2003年美元計算，全球化使美國每年6DP平均增加1萬億美元，人均收入增加2800—5000美元。國際貿易對美經濟增長作用增大。美進口占GDP比例從1970年的12%提高到2005年的.24%。近十多年來，出口對美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25%，支持著美國內1200萬個就業崗位；外國直接投資每年為美提供約600萬個就業機會。相反，近幾年來，美國會日益蔓延的排外情緒已經使外國對美直接投資減少，從而使美國喪失了幾十萬個就業機會。西方跨國公司從海外特別是新興市場投資經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許多中小公司也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了發展的機遇。芬蘭諾基亞公司得益于全球化，從一個鄉村小型公司發展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動電話制造商。
再次，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化獲得了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市場、資源等，從而加快了自身的經濟發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據世界銀行統計，發展中國家GDP年均增長率從1980年—2000年的3.3%提高到2006年的7.3%，其中東亞和南亞地區持續快速增長，同期年均增長率分別從8%、5.4%提高到9.5%、8.6%。近幾年來，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外國資金不斷增多。世界銀行《2007年全球發展金融》報告顯示，發展中國家的FDI凈流入額從1998年的1700億美元增至2006年的3247億美元；同期，匯款流入額從727億美元增至1990億美元，幾乎相當于同年官方援助額的3倍。不少國家利用經濟全球化提升產業水平，增強國際競爭能力，成為世界重要技術產品出口國。目前發展中國家已有40家跨國公司跨入全球跨國公司500強的行列，在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投資設廠。韓國上世紀60年代曾是個窮國，參與全球化使它加快了經濟增長步伐，目前已進入工業發達國家(0ECD)行列。
從負面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全球化的嚴重挑戰。第一，發達國家部分企業和工人受到外國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競爭的沖擊。制造業等傳統產業陷入困境，失業增加，工人工資下降壓力增大。近幾年來，美總體失業率下降，但制造業失業狀況改進不大，美企業主及高級主管收入大幅增長，而非管理員工工薪增長幾乎停滯，這一定程度上與美企業向海外轉移產業流程和大量進口外國產品相關。由于服務業離岸外包，發達國家白領工人工作及其工資水平也受到一定影響。據估計，美國外包服務工作崗位將從2004年的54萬個增至2015年的340萬個；2004年一2009年間，發達國家將把200萬個金融服務崗位外包到低工資國家。但不應夸大外包對發達國家就業的影響。美學者研究顯示，在當前美、歐失業隊伍中，只有4%—5%與離岸外包活動的裁員相關。
第二，發展中國家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其一，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參與全球化能力較弱、自然資源缺乏的低收入國家，受到發達國家等的“擠壓”，不少國家債務負擔加重，與富國及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國內兩極分化日益加劇。其二，新興市場經濟體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與發達國家的經貿摩擦增多，經濟增長和國內金融市場易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存在著金融危機的現實和潛在風險。其三，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境地。發達國家政府可通過較完備的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等機制緩解全球化對其民眾的沖擊；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尚未建立或健全此類社會保障機制，缺乏規避風險和緩沖壓力的能力。更嚴重的是，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的話語權很小，無力改變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不利地位。
第三，全球化在世界范圍造成的受益不均問題更加突出。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大金融企業主、高級管理人員等是全球化的贏家，但部分中產階級，如美國中西部傳統產業密集的業主和工人沒有或很少分享到全球化的好處。全球化不僅使發達國家原有的貧富差距拉大，還使不少中產階級淪為新的貧困階層。在發展中國家，能適時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亞洲中低收入國家已從經濟全球化發展和科技進步中獲益，低工資、科技傳播及進入全球市.場等因素使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快速增長。但拉美、東歐地區一些中等收入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分得的“餡餅”不斷縮小，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數國家在全球化中被“邊緣化”，經濟結構單一，過度依賴自然資源，發展受制于國際市場，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全球化使許多國家貧困加劇，世界貧富鴻溝繼續擴大。非洲赤貧人口的比率從1981年的41.6%提高到21世紀初的47%。
經濟全球化面臨的許多問題并非都是全球化自身的問題，癥結在于現行國際經濟體系不合時宜，全球化管理方式存在問題。第一，全球化進程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侵蝕了其財政基礎，縮小其政策抉擇范圍。第二，支配經濟全球化的游戲規則不公平，其總體設計向發達國家傾斜而不利于發展中國家。世貿組織等國際體系本應以國平等、自由讓步為基礎，但實際上僅向具有貿易、金融實力的西方強國提供角逐的平臺。第三，全球化使西方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向全球擴展，物質價值高于其他價值，片面追求GDP增長，忽視了環境問題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第四，對全球化進程缺乏有效管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全球化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自，并危害其民主進程。第五，面對全球化的沖擊，發達國家缺乏有效的調整機制，而發展中國家則缺乏有效的緩沖機制。第六，全球化進程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特別是美式自由市場模式趨于失靈，給拉美、東歐等國家帶來難以消除的負面效應。第七，經濟全球化與政治全球化發展不同步，一些西方政客的短視言行又加劇了兩者的不平衡，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加大協調的力度，但當今世界卻缺少能夠進行高效、民主協調的機制。
五、路徑與對策
目前，經濟全球化發展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國際社會“拯救全球化”的呼聲日高。如何應對全球化進程中各種問題和挑戰，讓各國、各階層、各群體更廣泛和更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好處，并更有效地規避全球化的風險，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不少國際知名智庫、專家、學者在積極探索推進經濟全球化健康、持續發展的路徑。他們大都強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加強協調合作，從全球范圍、長遠角度和戰略高度進行謀劃，制定出標本兼治的綜合性方案。
(一)發展中國家應選擇合適的發展模式?？晒┻x擇的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突出市場主導作用的“華盛頓共識”；二是強調政府和市場共同發揮作用的“綜合發展理念”。西方在拉美國家等推行“華盛頓共識”效果不彰，原因是過于強化市場的作用而淡化政府的作用，大力倡導貿易和金融自由化，忽視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忽視社會公平性?！熬C合發展理念”在東亞地區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熬C合發展理念”主張市場、政府、社區和個人協調發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受到推崇和借鑒，一些西方專家也承認，“北京共識”比“華盛頓共識”更適合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發展。
(二)在促進自由貿易的同時，加強公平貿易。由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中所處的地位不平等，貿易自由化會產生不公平的結果，許多國際貿易協議不公平，沒有充分考慮窮國的處境，沒有真正促進窮國經濟增長。世貿組織應創立反映公平、社會公正和效率相結合的原則、法律框架，實施公平的國際貿易政策，有助于保證多數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獲益，確保各國更公平合理地分享貿易帶來的利益和成本。發達國家應增加對最窮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準入，使這些資源貧乏的國家有能力進入全球制成品市場。另外，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宏觀經濟管理，制定確保社會最底層工資增長的措施。只有在這些改革舉措到位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貿易才會使多數國家、群體、個人受惠。
(三)改革現行知識產權體制。在全球化條件下，現行知識產權體制帶來了不少問題。一是壟斷和不公平。二是壓制了創新和經濟效率。三是知識產權和專利壓制了知識傳播和應用，延緩了在創新基礎上進行創新的研發活動。因此，應建立公平的知識產權體制，全面考慮對經濟競爭力和創新水平的影響，實現壟斷成本和創新收益間的平衡，激勵創新和促進社會更加公平。此外，知識產權體制還應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特點，照顧其特殊利益。
(四)促進資源合理和有效使用。資源豐富本應是一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但長期以來卻成了不少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障礙之一。究其原因，一是經濟上過于依賴自然資源，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影響；二是資源豐富的國家的資源容易被西方壟斷集團或國內少數利益集團控制；三是資源行業的繁榮容易“擠壓”其他行業的發展，導致其他行業蕭條。另外，西方國家在開采資源方面追求短期利益，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促進全球范圍內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國際社會應制定行動計劃，積極參與采掘業透明度協議，健全產品認證制度，保護合法生產資源物品，切斷非法生產的資源物品銷售市場，開采自然資源應控制環境污染。
(五)共同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全球環境問題對世界各國的不利影響日益顯著。美國作為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至今仍不加入《京都議定書》，抑制了全球氣體減排進程。在《京都議定書》的框架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美國等國家應盡快加入《京都議定書》，建立公平的體制來制訂減排目標，確定實施共同減排的方式和議程，并尋求低成本的路徑來促進減排目標的實現。鑒于《京都議定書》對解決全球減排有局限性，需要建立替代機制，也可考慮引入市場機制來解決問題。
(六)促使跨國公司在全球化進程中發揮更大積極作用。跨國公司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日益受到關注。一方面，跨國公司的投資和貿易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少利益，并承擔一些社會責任。另一方面，跨國公司不擇手段地追求高額利潤的做法，包括出現腐敗及環境污染等現象，嚴重地損害了所在國利益。為了減少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使其更好地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應通過激勵機制加強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建立全球競爭法約束跨國公司的不公平競爭和壟斷行為；改進公司治理，兼顧公司利益與社會利益；完善相關國際法規，加強對跨國公司全球經營的監管，限制腐敗現象。
(七)切實減輕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沉重的外債負擔不僅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國際減貧事業的進展。在解決債務危機時，應遵循不附加損害國利益的條件等原則，采取債務重組、適當減免債務及制定國際破產法等舉措，確實減輕外債負擔。同時，債務國也需在借債方面采取慎重態度，妥善使用和管理外債。
(八)改革國際金融體系?，F行國際金融體系很不健全，特別是出現資金從窮國流向富國，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極為不利。近些年來，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大量用于購買美國國債，收益率很低，加之在交易過程中還要向銀行支付交易費，其投資回報極低，無法支付國內有巨大資金需求的項目。如考慮美元貶值因素，發展中國家蒙受更大的損失。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儲備體系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不穩定因素之一。為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改革現行國際儲備體系，使其對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融資，充分體現國際社會對全球公正性的承諾，并支持全球減貧事業。
(九)改革全球治理制度。現行全球治理制度已無法有效管理全球化問題，對重大問題的決策存在著單邊主義傾向，國際經濟金融機構出現“民主赤字”，發展中國家沒有得到應有的代表性和話語權。要讓全球化的好處得到更廣泛和公平的分享，須從政治層面進行改革。改革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加強國際機構自身的治理，增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決策權，加強國際法規的實施，通過簽訂全球社會發展協議等，平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改進IMF等金融機構的治理和監管功能，強化其作為最終貸款者作用。有的專家還建議，應加強八國集團的作用，擴大成員規模，并使之成為全球性問題談判和決策的新平臺。
(十)發達國家應改進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相關政策和機制。主要通過國內經濟增長、加強教育和培訓等措施，幫助失業者尋找出路，而不應將責任“外包”給新興市場經濟體，不應助長.經濟民族主義抬頭，不應以貿易保護主義阻擋外國競爭。盡可能擴大從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中獲得的好處，同時解決這些不斷產生的變化對分配的影響。采取有效政策舉措，改善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擴大獲得教育和培訓機會，促進工人從衰落部門轉向擴張部門，并確保社會安全網在調整期間充分發揮作用。
提要：經濟全球化總是在曲折中深入發展。盡管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效應均是利弊兼而有之，但前者無疑是最大的贏家，而后者則面臨更大的挑戰和風險。全球化發展進程中出現問題的癥結在于現行國際經濟體系不合時宜和全球化管理方式存在問題，國際社會需積極應對，采取標本兼治的綜合性方案，以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持續、健康發展。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闡明了著名的“看不見之手”機制，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在利益驅動下，主觀上為自己的微觀經濟主體可通過分工和交易而客觀上為社會工作，從而實現自利與互利、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相互聯系。故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并不像重商主義者聲稱的那樣，一定是非贏即輸的，而是可能實現“雙贏”的。經濟主體的“利己”不應通過損人去實現，而應通過利他來實現。具體途徑為，社會各經濟主體按自己的特長實行分工，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顯然，交易活動一旦越出本國范圍，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就出現了。斯密的這一理論被稱為絕對優勢理論。這一理論雖然解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動因，但卻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即如果一個國家在任何商品生產上都沒有絕對優勢，那么這個國家還能不能參加上述國際分工?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相對優勢)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不論一個國家的經濟處于怎樣的狀態，經濟力量是強是弱，技術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確定各自的相對優勢，即使總體上處于劣勢，也可從諸多劣勢中找到相對優勢。比較成本的關鍵在于比較。
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回答了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上的比較成本差別呢?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O理論)對此作出了解釋。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別。因此，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國之間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國的生產函數都是相同的。與此不同，李嘉圖的理論則認為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之差別造成的，也即各國的生產函數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時期內這類不同性保持不變。在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市場結構為完全競爭。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這兩個理論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在H—O理論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規模報酬仍然不變，市場結構仍為完全競爭。H—O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無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的貿易理論(我們不妨將這兩者合稱為傳統貿易理論)，所強調的比較利益結構都是建立在一國產業之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的。通常的情況是，發展中國家缺資本和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因此，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進口后者，出口前者。應該說，上述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某些貿易格局上是相當成功的，并曾在相當長時期內構成了國際分工與貿易理論的主流，但它們終究存在著局限性。
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差異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的資源稟賦理論，其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資源和生產要素不能在國際間流動，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的特征。但處于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要素、資源可以在國際間流動；自然資源通過技術進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資源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投資而以“質量”上的優勢彌補“數量”上的劣勢。這表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并不一定具有動態的競爭優勢。
新貿易理論的形成與不足
由于傳統貿易理論是以“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基本假定的，故很難解釋二戰到1975年間出現的大量新現象：國際貿易的壟斷競爭、新技術保護主義、產業內貿易等。事實上，這些現象都可以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不完全競爭”予以概括。
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爾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間要素稟賦條件及生產函數并無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區際差異也可引致互利的貿易。他指出，許多國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種類相同、但品牌不同的產品。它們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利益在多數情況下表現為消費者由于買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業品而獲得了效用。故產業內貿易可以得到解釋。在這類貿易中，產品差異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謂產品差異化是指在同類商品或服務中，廠商通過質量、功能、款式、品牌、廣告、售后服務等環節上的努力使自己經營的一種具有某種特色。它與不完全競爭，尤其是壟斷競爭相聯系。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產品之間的類似性會使它們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從而導致競爭；而產品之間的差別性則導致一定程度的壟斷。產品差異程度越高，產品的可替代性越小，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越低，其結果是廠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產品的價格。而這是以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傳統貿易理論所無法解釋的。針對傳統貿易理論的不足，以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除了產品差異化以外，該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規模經濟。即指企業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因參與國際貿易導致市場擴大從而使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下降。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比，新貿易理論大量運用產業組織、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和思想來構建新的理論模型，使國際貿易理論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然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的新貿易理論仍然沒有兼容傳統的比較優勢，故其對貿易現實的解釋能力仍然沒有一般化。1985年，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新貿易理論趨于成熟。該書綜合了各種新的貿易理論，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從而把新貿易理論提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使其適用性進一步增強。該書提出的一個貿易模型不僅導入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因素，符合壟斷競爭假設的條件，而且還兼容了傳統比較優勢，從而使新貿易理論更一般化，解釋力更強。該模型表明，第一，產業間貿易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基礎之上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國之所以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凈出口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凈進口國，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較優勢。第二，產業內貿易則是建立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基礎上的，即使兩國具有同等的技術水平和相同的資本—勞動比率，兩國同產業的廠商仍將生產異質產品，消費者對外國差異制成品的需求仍將引致產業內貿易。由于對規模經濟的追求，貿易雙方一般只能生產種類有限的產品，然后通過產業內貿易來增進雙方的社會福利。第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和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貿易理論的上述改進使其成為當今的主流貿易理論。但由于該理論是產生于市場經濟相對發達國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沒有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看問題。對一些可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貿易的線索也沒有進一步研究。例如(1)新貿易理論假定各國市場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為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從成熟的市場經濟運行之角度考察國際經濟和貿易，因而對正處于經濟轉型的中國來說，缺乏針對性和適用性。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是由產權清晰的企業和市場機制自動實現的，國內貿易機會假設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慮。(2)新貿易理論揭示了技術對貿易之間的正面促進作用，但對后起發展國家如何利用技術因素實現“趕超”沒有深入探討。(3)新貿易理論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較優勢內涵的三個層次
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顯然，中國經濟要迎接經濟全球化及加入WTO帶來的嚴峻挑戰就必須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是我們認為，要避免落人“比較利益陷阱”，這種比較優勢的內涵不可局限于傳統的狹義的層次，而應突破現有理論的窠臼，拓展為以下三個層次。
1．比較優勢I：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
任何一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會受到其國內資源稟賦和比較成本的制約，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從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按照傳統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和貿易還不能過早地放棄，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利益驅動觀念普遍增強，市場機制將經濟資源更多地配置到能體現和發揮中國勞動要素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并通過這些產業之產品的出口，實現了大規模的“資源轉換”，即以本國的低位資源換取國外的高位資源，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當前及今后中國仍需繼續充分利用傳統的比較優勢，其理由有：
(1)當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約束。
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若目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出口，將面臨嚴重的要素投入約束，這些要素包括資本、技術、人才等。繼續發揮傳統的以要素稟賦和比較成本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可以為新興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積累資金、技術，培養企業家才能，從而為技術創新、突破生產要素的投入瓶頸和促使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升級打下基礎。
(2)繼續發揮傳統的比較優勢有利于中國提高資源在宏觀層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觀經濟學的原理表明，宏觀層次上的資源利用不足和利用過度都是經濟缺乏效率的表現。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業(不論其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意味著實際GDP低于潛在的水平。目前我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資金、技術相對稀缺，成本較高，勞動力相對充裕，成本較低，而一國經濟競爭力與它提供的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高低緊密相關，過早地放棄傳統的比較優勢，只會導致欲速則不達。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將至少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得到保持。我們應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將其技術相對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過來。為此，要破除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后產業，以及認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利用我們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舊觀念。隨著現代技術，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等向越來越多的產業滲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含量也會大大提高。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資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中也有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故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生產環節是發揮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國企業在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中，都應重視在更重要的生產經營環節中積累，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例如，在紡織品生產中，我國企業已經在加工環節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高質量面料及輔料、設計等生產環節尚不具有優勢。再如，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既取決于生產環節，也取決于流通環節，有時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努力開拓自己的國際營銷渠道就更為重要。
2．比較優勢Ⅱ：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
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現有的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一方面，中國人均占有資源數量本來不豐裕，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國內資源消耗顯著上升，導致國內不少資源性產品(包括農產品)的價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過國際市場。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必然會不斷上升。可以預料，國內市場化進程愈快，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改變也愈快，轉換出口商品結構的要求愈迫切。同時，資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收入彈性低，隨著中國外貿規模的迅速擴大，外部市場需求的約束力顯著上升。低檔、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呈不斷惡化的趨勢。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因此，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必須著眼于享有貿易促進技術進步的動態利益。
一般而言，技術變動的源泉有二：一種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而產生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結果。另一種則是通過貿易等經濟行為接受“技術外溢”(Spillovers)而學來的，稱為“干中學”(Learningby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在大多數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而只是通過接受“技術外溢”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案芍袑W”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干中學”效應。通過貿易活動可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經營理念，并將其“外溢”到國內產業。實際上，貿易是與企業家及技術專家的進進出出相關的。由于他們的進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術穿過國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轉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須了解國外的市場需求，外國買主的訂單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設計、款式、生產工藝、用料，成本等多種有價值的信息。這類“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可構成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世界上存在眾多發達國家的條件下，較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或軌跡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或教訓)，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作出更明智的發展戰略選擇，從而避免走“先發”國家已走過的“彎路”，以更短的“捷徑”、更快的速度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水平上的距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僅僅依靠從內部演化出現代經濟結構的過程是極其緩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出局了。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自己的國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是發揮中國原有比較優勢的重要舉措。為此，中國今后在發展經濟中應注意以下幾點：
(1)重視國內的區際貿易。
中國地域遼闊、區際間資源稟賦差異顯著，國內貿易發展尚有很大潛力，國內區際分工和貿易可以降低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成為其國際競爭力的一個來源。為了加快國內統一商品與生產要素大市場的形成，提高資源在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應大力發展全國區際交易網絡，允許企業跨地區發展和兼并，切實推行政企分開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護本地企業的利益沖動，從而降低自然及人為原因引起的區際交易成本。
(2)重視擴大開放，積極與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建立長期合作的關系。
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東道國。這實際上是國際經濟社會對我國政治穩定、經濟健康發展的肯定。我們要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出發，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升級緊密聯系起來，以此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是跨國公司，特別是大的跨國公司。在“入世”、外資跨國公司大量進入情況下，我國企業與外資跨國公司的相互關系，既有激烈競爭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資企業的當地化戰略往往需要尋求中國當地企業作為合資合作伙伴。在合資、股權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國企業有可能通過股權紐帶與外資跨國公司形成某種“激勵兼容”機制，從而加快我國企業進入國際銷售網絡的步伐和創新進程。
(3)重視用現代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高技術是一個動態、相對的概念，對于傳統產業，應該利用現代適用技術，技術創新是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和試金石的，它不僅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特征，也是傳統產業增強競爭力的必由之路。技術成果在技術上最優并不自動等于經濟上也是最優。如果某項成果實施成本過高或難以產業化，就只能處于“樣品”階段。在產業內貿易量趨于增加的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與出口什么產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運用什么技術和方法來生產這種產品。例如，同是生產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種的方法生產，也可用機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術去生產。欲將我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有兩條途徑。其一，通過技術創新，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后消化、吸收的技術與我國的勞動力結合，生產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高技術產品，但在我國生產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價格競爭優勢。其二，通過技術創新，對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深加工、細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場接受的產品差異特性。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我國企業生產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價格競爭優勢。這兩條途徑也可兼而用之。
3．比較優勢Ⅲ：競爭優勢與制度創新
在不完全競爭的當代世界經濟中，國際貿易是按包括了競爭優勢在內的廣義比較優勢進行的。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而競爭優勢則建構于不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這是傳統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區別所在。在現實世界中，傳統比較優勢僅僅表明了價格競爭的一種潛在可能性。事實上，比較利益的獲得是要以產品實現價值為前提的。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不存在規模經濟與公司活動，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非價格競爭，故比較優勢直接體現為價格競爭優勢。因而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價格競爭優勢不但來源于比較優勢，還可能來自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因素。我們認為將競爭優勢概念納入到廣義的比較優勢體系中去，有利于從理論上更好地指導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一國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國經濟學家M·波特提出來的。他認為一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取決于四個基本因素：即生產要素需求、相關支撐產業、企業的經營戰略、組織結構與競爭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輔助因素，即機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關競爭優勢的上述決定因素對于一國提高其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同時也對廣義比較優勢概念內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的局限性在于視制度因素為給定的前提而沒有予以關注。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創新來推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構成了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內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1)制度創新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與有形資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復地產生收益相類似，人們通過教育和培訓投資后，一旦擁有了熟練的技術，也可憑借技術不斷獲取較高的收入，故可把勞動技能視為一種資本，即人力資本?？唆敻衤陉U述新貿易理論的論著中多處引用“人力資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將人力資本視為某種“存量”。經濟理論中的另一概念“學習曲線”也內含著人力資本的積累可導致動態生產效率提高的觀點，但這一概念沒有把技術進展與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訓方面的投資聯系起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國的制度因素制約了該國人力資本的積累，那么該國的社會發展和財富積累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反之，則可能形成某種良性循環，即一國的制度創新可更多地激勵社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由此導致該國經濟競爭力的增強和財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強的能力增加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創新所致的人力資本增多可以構成一國經濟增長和外貿發展的“內生變量”。
在企業層次，人力資本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企業家作用的發揮上。在國際商務領域，交易比國內商務更加復雜，履約保障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業家才能。新貿易理論將規模經濟視為貿易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因，而企業的規模實際上是企業家能力的函數。企業家能力的發揮是企業規模發展的基本前提之一?？梢娨幠＝洕闹匾獊碓粗皇瞧髽I家的人力資本。因此，若一國的制度因素能對企業家擁有的特殊人力資本形成提供足夠的激勵，就可以更快地產生一大批熟諳國際貿易和海外市場的企業家，從而直接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發展，促進其原有比較優勢的發揮。
經濟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是最有效的。薩伊曾指出：“安穩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資本和勞動的果實乃是誘使人們把這些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用途的最有力動機?！睆睦硇灶A期的角度來看，產權明晰的制度可為人們進行人力資本自我投資和積累提供確切的預期，故可對一國具有國際水準之企業家群的產生提供可持續的有力激勵。歐洲諸國早年大批具有國際水準的企業家的涌現及由此導致的海外商貿的發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筆者認為，在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中，注意用創新的制度將貨幣收入、股權、住房、福利等一攬子綜合經濟利益與企業員工(尤其是企業家)的貢獻業績緊密聯系起來并予以保障是極為重要的。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既應看到相當一部分人口素質差、就業人口文化程度低這個嚴峻事實，也要看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可塑性。通過制度創新加強全社會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更加重視教育和職業培訓，無疑是培育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的戰略舉措。
(2)制度創新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組織結構，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要提高國際貿易的效益，必須改善中國企業的組織結構，由單純的買賣觀念轉變為全面市場介入的現代國際營銷觀念，建立信息來源準確、渠道通暢、反映靈敏的國際營銷網絡，從原來只能把產品賣給中間商、轉口商，轉變為把產品直接賣給進口商、批發商，甚至大型超級市場和連鎖店，努力提高單位出口額的利潤。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目的的企業組織結構演進需要遵循兩條原則。其一是產權明晰的原則。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得以進行的根本條件和邏輯起點是允許并鼓勵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對自身利益的正當合法的追求，并通過制度對人們以貢獻性努力而得到的正當利益予以維護。舍此，經濟主體就會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費用的動力，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的活力源泉就會被堵塞。產權明晰有助于中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斷探索建立一種更能節約交易費用、生產費用和組織費用的新的組織結構。其二是資產重組的效率導向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無論是托拉斯還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動因就是人們對提高經濟效率的追求。對于參與國際經貿的大批中小企業而言，可以股權或契約等方式將自己的產銷活動納入大企業(集團)的經營體系，還可以通過商會、行業協會等機構建立相互支持、補充、服務的橫向聯系，以形成某種“群效應”(clustering)，從而大大降低參與國際商務的交易成本與風險，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3)制度創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發揮引導作用，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戰后50余年的經濟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義的“守夜人”。劉易斯曾指出“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積極刺激下取得進步的?！睂τ谥袊?，通過制度創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第一，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總體上經濟欠發達，但從局部看，仍有經濟上較為發達的地區。只要政府積極予以引導和扶持，可以使這些地區率先成為對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地區。這些地區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和轉移技術的機會，加快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和適用技術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創新，結合本國的資源優勢，進行規模經營，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以爭取更大的比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過加大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提高本國已經擁有之要素的品質。例如，外貿的發展不僅可以更多地引進及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而且能使本國企業由此掌握國際市場上更多的經貿信息，更多地了解國外的技術、生產和市場需求態勢，感受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激勵技術創新的增多。這在高新技術變化與更新速度快、產品生命周期短的現代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據“窄幅移動帶”(TheNarrowMovingBand)原則，盡可能正確地選擇特定的關鍵產業予以適當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往往是人們努力創立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政府在支持高技術產業領域問題上經過慎重決策是可以避免失誤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國政府在選擇那些能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性產業，如計算機、電信、生物技術等產業方面發生信息不完備的可能性較少。因此，世界各國政府對這些產業大多予以支持。此類產業一旦獲得成功，通常可產生廣泛的外部經濟，且能占領相應的國際市場份額。這種戰略貿易政策的著眼點不是一般的保護幼稚產業，而是在關鍵產業領域內創造比較優勢。當然，政府的“保護”必須是暫時的、積極的，必須與促進企業努力參與競爭結合起來，而且應盡可能取得別國的諒解。同時，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經營環境。應該指出，國家是國際經濟潮流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經濟主體，國家之間的差異，政府效率的差異也可納入一國比較優勢的范疇，而對國際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對于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來說，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其本身應構成制度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濟全球化將推動我國的改革進入新階段，例如：經濟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對政（論文庫）府的壓力，徹底的政（論文庫）府改革不可避免；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全面的市場競爭，加快企業改革，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具緊迫性；經濟全球化強調金融的國際化，金融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將首當其沖。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論文庫）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F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論文庫）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加快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打造與新體制有效運行相適應的制度性、社會化的基礎。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實現產權制度改革的突破至關重要。產品短缺是計劃經濟體制突出的特征和現象。但從制度的缺陷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短缺是產權的短缺，它的基本特點是產權主體的單一化。這是傳統經濟體制下不可能產生競爭、沒有經濟活力的制度原因。經過20多年的改革進程，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任務還遠未完成。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展開和深入，產權主體的社會化成為一個必然的要求和趨勢。結合我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以無償和有償相結合的原則，多種途徑實現企業家、尤其是創業型企業家的價值，規范推進具有我國特色的職工持股制度，有效構建企業與職工的利益共同體，由此推進產權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社會化的轉變，打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制度基礎，是新時期經濟改革的重要任務。此外，要從法律上賦予和保障農村土地產權關系，為農民增收創造根本性的制度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