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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地理環境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迄今為止，依據所能檢索到的歷史文獻和地方志資料，對于群力巖畫的記述主要是民國時期編撰的《依蘭縣志》和《寧安縣志》中對群力巖畫做過簡單的記錄。1921年的《依蘭縣志》中記載:“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兒砬子地方，峭壁之上有石紋，似字而非字也。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雹僭?924年的《寧安縣志》中記載:“距城二百余里，呼爾哈河(牡丹江)東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山壁石砬上隱約有朱紅字跡。天氣晴朗，人多見之，惜不知為何代何人遺跡?！泵駠鴷r期的《依蘭縣志》印刷于1921年，早于1924年的《寧安縣志》3年?！对谝捞m縣志》對群力巖畫記述的是“峭壁之上有石紋，似字非字也”。而《寧安縣志》則進一步記述為:“山壁石砬上隱約有朱紅字跡?！痹谟浭鰩r畫的地理位置時，《依蘭縣志》將其誤記為“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兒砬子地方”。其實群力巖畫所處的位置并非是牡丹江上游地區，而是牡丹江的下游?！秾幇部h志》則明確記述了字兒砬子，“距城二百余里，呼爾哈河東岸，系赴三姓水道也”。所謂距城200里，指的就是距離今寧安市200里，呼爾哈河，即忽爾哈河，亦即今牡丹江，而“呼爾哈河東岸”，即指牡丹江之右岸?！跋蹈叭账酪病?，則說明了當時從今寧安市，或清代寧古塔副都統衙門通往依蘭(三姓)的主要交通是以水路為主。今群力巖畫恰在距今寧安市200里的牡丹江右岸的石砬子上，處在由寧安市通往依蘭的牡丹江水路之要沖。由此看來，《寧安縣志》較之《依蘭縣志》而言，對于群力巖畫的地理位置，以及對巖畫著色方面的記述是比較準確的。反映出當時撰寫《寧安縣志》的作者曾經對群力巖畫的現場做過一些實地考察，否則對其地理位置和通往巖畫的道路、巖畫的著色的色彩都不會如此準確。然而，《依蘭縣志》在對群力巖畫的記述中，卻有著更值得注意的細節。“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边@段文字是與描述群力巖畫(字兒砬子)為同一段文字，只是由于歷來撰寫群力巖畫的考證與考察的文章中均沒有提到這段文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很少有人認真核查原文。其二，是基本沿用了第一個引用《依蘭縣志•金石條》關于群力巖畫(字兒砬子)的記述，而遺漏了這段重要的文字。也就是說，在群力巖畫附近的山下另有一石，酷似“碣”，碣的釋義為石碑:墓碣殘碑、斷碣，屬于刻石中的一種形制。《后漢書•竇憲傳》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睗h代以前的刻石沒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獨立的自然石塊上，后人將刻有文字的獨立天然石塊稱作“碣”①。目前有關《依蘭縣志》中記述的“字兒砬子”附近的這塊碑碣，至今為止也沒有人對其進行過調查。長期以來，人們只注意到了字兒砬子上的這幅群力巖畫，而忽視了對這塊碑碣的調查和研究。遺憾的是牡丹江因為蓮花水庫的建成，而使得水位已經由原來的水位上升了近10米，原來的群力巖畫所在的石砬子位置距牡丹江水位是23米，而現在只有15米左右②。我想即使是現在去尋找群力巖畫附近的那塊碑碣也是徒勞的。因為那塊碑碣的位置就在群力巖畫附近的山下，而如今卻已經被江水淹沒了。如果我們繼續審讀群力巖畫山腳下的那塊碑碣的話，似乎可以對其文字進行必要的分析。其中“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比绻偕系摹坝篮汀倍质悄晏柕脑?，那么在東北地區古代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中尚沒有發現使用過“永和年號”的例證，渤海國只使用過“永德”年號，也無“永和”年號。在中國歷史上卻多次使用過“永和”年號的例證③。然而，這些在歷史上使用過永和年號的政權卻與群力巖畫附近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毫無關系。那么，碑碣上的“永和”、“甲申”所表達的到底是何意，碑碣與群力巖畫有何種關系呢?恐怕這永遠是個不解之謎。但是，從碑碣的角度去理解群力巖畫的話，似乎可以擴大對群力巖畫含義研究的更有意義的視野。總之，《依蘭縣志》所記載的群力巖畫附近有一塊碑碣，其上有“永和、甲申”字樣的事實，應該值得我們關注，即使是為時晚矣也不應無視它曾經的存在。
1972年第5期《考古》雜志上，發表了署名黑龍江省博物館的《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畫》一文，文中詳細介紹了黑龍江省博物館于1958、1960、1965年，連續3年對群力巖畫的調查。1958年，黑龍江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除了認定為“單色摩崖壁畫”外，別無其他收獲。1960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員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畫，并確定摩崖壁畫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圖案。明確了畫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個。時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人對群力巖畫進行了第三次考察。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幾個收獲: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環境與狀態。其二，畫面呈朱紅色，可能是赭石等礦物質作成的顏料。其三，對畫面作了整體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確定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只是對畫面所表達的內容作了推測。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發表了陶剛、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變了群力巖畫的命名，由原來的“摩崖壁畫”改稱為“群力崖畫”。主要收獲是:其一，定名為群力崖畫。其二，對群力巖畫的畫面進行了重新分區，由上、下分區而重新劃分為左右兩區。其三，對畫面“涼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葉茂的大樹形成的涼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頭的人物改稱為一只雄健的魚鷹。其四，推測畫面的內容是反映了“祈禱和祭祀的宗教意識，特別是人牽鹿的圖形，更直接寓示著引誘群鹿回家的含義”。其五，文章的主要創新的觀點是對巖畫的作畫技法和藝術效果進行了分析。其六，論文對有人提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觀點進行了反駁④，并從繪畫的技法角度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當為唐宋時期?！逗Ａ秩毫ρ庐嬙傺芯俊芬晃膶鴥韧獾膶W術界影響很大，作者的觀點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護單位保護區規劃》一書中也有文字說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縣志》，也對群力巖畫作了簡單的描述。所不同的是書中描述了群力巖畫距離水面40米［2］，較之《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的記述超出了17米，這是非常值得質疑的巖畫距離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雜志發表了我國著名巖畫家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蓋山林通過對群力巖畫內容的解讀和比對黑龍江流域俄羅斯境內與我國境內發現的大批巖畫的實例，以及從群力巖畫中的六幅圖中鹿的圖像占據50%的比例，對其群力巖畫產生的時代確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對群力巖畫產生在渤海—靺鞨的觀點給予了否定。蓋的論文給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發現，屬于黑龍江右岸支流養鹿巖畫的根基，是黑龍江流域左岸養鹿巖畫的源頭。因此，如果從整個黑龍江流域空間范圍內考慮群力巖畫發現的重要意義是值得的關注的?！叭毫ν蛶r畫在黑龍江右岸支流‘養鹿’巖畫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僅產生時代早，構圖較完整，是‘養鹿’巖畫的典型畫址。它的發現，使黑龍江右側支流‘養鹿’巖畫有了源頭。其后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大興安嶺原始森林中，相繼發現的交嘮呵道巖畫和阿娘尼河巖畫，是‘養鹿’巖畫的流，使黑龍江右側支流‘養鹿’巖畫形成一個系統。倘若將黑龍江左右側各支流‘養鹿’巖畫聯系在一起，便構成了整個黑龍江流域‘養鹿’巖畫的全系統。如此看來，將群力屯巖畫與整個黑龍江流域巖畫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了。它終于使群力屯巖畫時代之謎，得到了破釋?！保?］尤其是他把群力巖畫與俄羅斯境內即黑龍江左岸奧廖克馬巖畫進行比較②，并從繪畫的技法、繪畫的內容、繪畫的功能三個方面進行了認真的比較，最終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結論。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編的《中國文化叢書》，其中有陳兆復所著的《中國巖畫發展史》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中國巖畫發展史”的專著。書中收錄了《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的巖畫臨摹圖。還引用了上述兩篇文章對巖畫描述和臨摹的表述，尤其是重點介紹了“從巖畫的內容看，是反映牡丹江邊古代先民們的漁獵生活，也表達出他們對牲畜興旺和漁獵豐收的美好愿望。這里曾是原始宗教遺址，作品肯定含有巫術的目的”［4］。陳兆復為了說明群力巖畫的內容，特別注意到了巖畫中對鹿的描繪，其中的“人牽鹿”的圖形是直接寓示著引誘鹿群回家的含義。但是，作者把群力巖畫與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遺存聯系到一起的解釋，則顯得牽強。1996年，蓋山林的《中國巖畫》一書，由廣東旅游出版社出版發行，書中的第一章就記述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群力巖畫，不過，蓋山林在書中的題目則改寫成《牡丹江畔船形巖畫》。值得注意的是，蓋山林在這部書中對群力巖畫的研究，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強調了群力巖畫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漢書•東夷傳》:“挹婁人喜乘船寇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魚”，上述兩條文獻記述了兩個不同民族擁有共同的用船習慣。北沃沮之地的北部與挹婁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強盛時是否已經越過鏡泊湖而到達牡丹江的下游地區，尚待學術界繼續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蓋山林認為，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的所在地“為沃沮故地”的論斷有商榷之處。在斷定群力巖畫的初始時間上，蓋山林在書中沒有太多的創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剛、王清民的上述觀點。認為推定群力巖畫的“時代為唐宋大致是不誤的”。然而，蓋山林的這一觀點，卻與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發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的觀點大相徑庭，說明蓋山林在考證群力巖畫的時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變。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的第二章:中國黑龍江巖畫中又專門設置了“牡丹江巖畫”欄目，在這里“群力巖畫”又被稱為“牡丹江巖畫”。
文中對群力巖畫的內容描述和介紹，均采納了已經發表過的有關群力巖畫的文章①。此外，楊林在2007年12期《經濟技術協作信息》上刊載了《淺析黑龍江省古代壁畫》。此外，已故東北史學者董萬侖曾經指出:牡丹江群力巖畫中所顯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際，俄羅斯阿穆爾國立大學哲學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帶領他的博士生王健霖，兩次實地考察了群力巖畫的所在地，并對群力巖畫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繪制圖案的語境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尤其對圖案的繪制技法“用紅色顏料涂抹”，而并非是單線勾勒輪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對中國學者蓋山林認為“俄羅斯境內黑龍江流域左岸的中紐克扎巖畫與群力巖畫基本相似，前蘇聯學者將中紐克扎巖畫斷代為公元前2世紀末至1世紀初，這可能成為群力屯巖畫的參照系數”這一說法進行了客觀的分析。他們認為群力巖畫晚于中紐克扎巖畫。并確定了群力巖畫所處的精確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緯44°54＇22．3128＇＇，東經129°39＇26．6364＇＇，海拔213．6米)，這是目前所見在群力巖畫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經緯度和海拔高度來確定其精準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對群力巖畫圖案左側最下方的圖形提出了質疑:多數學者認為是“熊”，“但筆者通過電腦軟件提取圖像色彩輪廓，仔細觀察后發現似一蹲狀人形”。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如果能夠確認不是熊，而是一個作“蹲狀”人形的話，那么群力巖畫的整幅圖案的寓意的解讀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最后，他們基本確定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不會早于俄羅斯境內的中紐克扎巖畫，而只會晚于中紐克扎巖畫。他們認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對巖畫點的選擇非常講究，通常會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畫，該處山崖氣勢偉岸，如同一位將軍巍然屹立，而且整個巖畫朝南(迄今在中國有面北祭祀的習俗，中國人認為北為上位，為尊位)，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觀念。筆者以為，巖畫點下方陸地一定是祭祀點，如果進行考古發掘，很可能找到相關祭祀遺跡、遺物，對該巖畫點年代判斷、內容分析、作畫族屬將起到關鍵作用。”［7］并得出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在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所繪［7］?？傊档そ毫r畫從“字兒砬子”、“古代摩崖壁畫”、“群力崖畫”、“牡丹江巖畫”、“黑龍江古代崖畫”，最后定名為“群力巖畫”的過程，是近百年來眾多學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逐漸認識歷史的經歷。盡管目前對其年代的推斷尚有分歧，或對巖畫的內容還存在著不同的解釋，但是學術界對群力巖畫的研究和解讀已經走入成熟期。無論是對畫面的識別，還是年代的推斷，較之20世紀初的認識，均有了飛躍的進步。在上述學者研究群力巖畫的基礎上，筆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及其巖畫寓意有幾點不同的認識。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研究
(一)關于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問題的五種觀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一直在學術界存在著爭議。依據上述學術界對群力巖畫的描述、研究、考證與推斷，大致有如下幾種觀點:其一，陶剛、王清民認為群力巖畫為“唐宋”說。這一觀點曾被我國巖畫家蓋山林認可，但在后來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實，確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代”的觀點是比較籠統而模糊的概念，因為唐朝與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續的年代疊加在一起的話，達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滅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斷期的56年，那么，唐宋時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謂對群力巖畫斷代為“唐宋”時代的觀點，其時間跨度過于漫長。更何況唐宋時期的東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間曾有以粟末靺鞨人為主體而建立的渤海國(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則成為當時渤海國的統治中心區域①。其二，黑龍江省博物館所發表的②《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一文認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是為了一定的巫術目的而繪制的原始宗教遺跡，但它真實地反映了活動在這個地區居民的漁獵生活，而且是我國原始藝術的一項代表”③。無疑，該文作者是明確把群力巖畫的年代確定在原始社會時代，這一斷代的概念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謂原始社會是文化人類學理論上的一種社會組織類型概念，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如果與考古學歷史分期進行比對的話，這一階段應屬于新石器時代，約當在距今1萬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巖畫確定在原始社會的觀點過于遙遠而漫長，且缺乏重要的歷史依據。這種朦朧而缺乏依據的漫無邊際的斷代方式，是人們習慣于簡單思維而對無法理解的歷史遺跡、遺物盲目下結論的慣用方式。其實，是一種缺乏研究和比對的思考過程。如果群力巖畫的年代屬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從民族源流的族屬上看，群力巖畫可能是肅慎系統的先民所繪。其三，蓋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發表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一改過去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斷代觀點，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觀點。他認為群力巖畫屬于黑龍江流域的“養鹿”巖畫，可以依據黑龍江左岸俄羅斯境內發現的大量養鹿巖畫遺址的絕對年代來比對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可以推斷其年代當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間?！叭毫ν蛶r畫屬于黑龍江‘養鹿’巖畫的定位，給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據。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龍江左岸‘養鹿’巖畫的年代是從公元前2千紀一直延續到紀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巖畫的年代，大約也應屬于這個時代。這種對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斷定，雖然由于時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籠統，但總比將它推斷在渤海時代在依據上扎實得多?！鄙w山林深知這種斷代的方式和結果是一種模糊推定，但是總算是較比斷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期渤海時代的依據更為貼切。蓋山林的這一推斷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們取蓋山林先生對群力巖畫斷代的下限的觀點，群力巖畫的年代很有可能相當于西漢末年。由此推之，西漢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族屬當屬于挹婁人或夫余人的遺存。關于挹婁稱謂的含義，一直有兩種解釋:一是“挹婁”，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二是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東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認為，群力巖畫的絕對年代應該屬于距今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的遺存。他認為:從造船技術、養鹿習俗、漁獵業三個方面分析，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是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大大縮短了“唐宋說”、“原始社會說”、“2000至4000年說”等籠統觀點。6—7世紀的時間跨度，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時間概念，當在100－200年之間。不過王健林對群力巖畫的時間斷代，依然缺乏依據和更多的歷史旁證，因此，支撐其觀點的證據還顯得比較單薄。其五，群力巖畫為西漢時期所繪，這一觀點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中所表述的。他認為:群力巖畫所處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漢代的樂浪郡，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于樹下“席地而坐”的姿態，就是朝鮮王“檀君”夫婦端坐在檀樹下的形象，從而得出群力巖畫當為西漢時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巖畫臆測為西漢時期所作，并與檀君朝鮮有關的猜測均屬謬誤之筆。不過，在李洪甫對群力巖畫的臆測中較為合理的成分，則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時代看作漢代的作品還是值得深思和借鑒的?？傊?，以上五種有關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的考證、推斷與臆測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完成了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認識過程。但是，究竟那一種觀點最為接近歷史的真實，還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斷的考古發現。
(二)筆者對群力巖畫年代與族屬的新認識群力巖畫的命名要予以規范化。筆者認為，其稱謂應該為“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因為群力巖畫的地理空間和地理環境的特點，就是孤零零地處在牡丹江流域的群力村附近的牡丹江右岸的峭壁懸崖上。牡丹江是這幅巖畫的重要地理特征，而群力村則是臨近巖畫最近的村屯，具有人類傳承意義的常住居民的聚落點的含義。從嚴格意義上講，群力巖畫，既不是崖畫，也不是崖壁畫，更不能稱之為摩崖壁畫。群力巖畫還不能脫離牡丹江這個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概念，因此冠以“牡丹江群力巖畫”是比較完整和確切的。蓋山林于2000年第四期《北方文物》中發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的題目，就是充分考慮了群力巖畫的命名需要規范的因素。“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稱謂省略了黑龍江省的行政區劃地名，這一點筆者與蓋山林的認識是一致的①。此其一。關于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我則認為:如果從宏觀意義上看，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應屬于西漢中期至公元5世紀，在這一時間段里恰恰是挹婁人或勿吉人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其族屬當屬于挹婁或勿吉。若是從更加具體和細微處觀察，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時代當為西漢末—東漢初年，此時挹婁人雖臣服于夫余，卻正在為逐漸擺脫夫余的壓迫而積蓄力量。當夫余走向衰落，而高句麗人一味爭奪遼東之時，挹婁人則在牡丹江流域得以鞏固自己的政權，建立完備的制度。誠然，在長期受到夫余人壓迫的同時，挹婁人不斷接受由夫余人轉嫁而來的漢朝文化因素。因此，在挹婁人的文化中應該存在著表現出強烈漢朝文化影響的因子和特征，我們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就可以領略到這種深受漢朝文化影響的因素，如席地而坐，以及身后的酷似枝繁葉茂的大樹的那種流行于西漢時期的帷幔，等等。此其二。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的人物主題畫面的風格上，可以看出是深受漢朝盛行的繪畫風格和當時的傳統文化影響的，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尚左、尚右之習俗是深受漢朝文化影響的。此外，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的姿態或姿勢也與漢朝的席地而坐之俗吻合。此其三。黑龍江流域右岸用紅色顏料實體涂抹的陰影法技術，在挹婁與夫余人那里早已掌握。賓縣所發現的紅色顏料涂抹的人物圖案陶片，距離其東方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不過180公里，這正是夫余與挹婁人文化相互影響的重要區域。另外，在賓縣的慶華遺址中也發現了繪制在陶器上的紅色顏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紋圖案，其年代為戰國至西漢，此其四。關于挹婁含義的解釋，目前有兩種觀點，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載:“挹婁在夫余東北千余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余，言語不與夫余、句麗同?！比毡緦W者三上次男認為:挹婁在滿語中解為鹿(使鹿部)不知其依據如何?或許是因為巧合，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六人三鹿，除人物之外，主要是鹿，說明了鹿與人的關系密切。從三只鹿的姿態和形象上觀察，其中的兩只鹿是動態的，一只鹿則是靜態的。靜態的鹿就處在二人端坐的下方，這是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場面，恐怕與圖騰或某種儀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把“挹婁”解釋為“鹿”的含義的話，恐怕鹿在當時屬于挹婁人的重要圖騰崇拜。無獨有偶，鹿在漢朝也具有神獸和圖騰的廣泛意義。如果群力巖畫中的鹿的圖案是一種圖騰，那么此種具有原始宗教的信仰，可能與挹婁人的含義，以及漢朝的鹿崇拜有緊密的關聯性，二者相互認證，證明了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為西漢的觀點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其五。
1運城市行政村名與自然地理環境因素
(1)地形地貌與行政村名．運城市東南部橫亙中條山，呈東西走向，絳縣、垣曲縣、夏縣、平陸縣就處于中條山山麓，地形復雜多樣，山地、溝谷、丘陵、平川交錯起伏．平陸縣更有“平陸不平溝三千”之稱;聞喜縣三面環山，北有紫金山，東有焦山，西有稷王山．所以運城市行政村名中的地形地貌類地名多以“坡”、“溝”、“嶺”、“峪”等命名．(2)水文與行政村名．運城市的很多村名都是根據水文的各種特征來進行命名的．從圖2可見，運城市以水文命名的行政村大多位于垣曲縣、夏縣、新絳縣．黃河流經垣曲縣與夏縣，垣曲境內主要有清水河、板澗河、亳清河、沇西河、西陽河等，東南部為國家重點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庫的回水區中段，水域面積占到庫區總面積的60%．夏縣境內主要有白沙河、青龍河、泗交河、清水河、溫峪河等．黃河支流汾河流經新絳縣，自縣境東北南梁村入境，長22．5km，其他河流還有澮河、鼓堆泉形成的三泉河，馬匹峪河分支，共4條河流．這三個縣河流眾多，因此以水文命名的村名較多．表征水文類村名的詞主要以“河”、“池”、“泉”為主．(3)動植物資源與行政村名．一個地區的植被類村名往往能夠反映出當地的植被狀況．運城市的植被類型豐富多樣，森林資源豐富，尤其是中條山地區，它是山西省現存的唯一的原始森林區．運城市行政村名中表征植物的詞主要有:槐、柏、柳、楊、桐、杏、榆、棗、梨等，如棗元村、槐樹下村、柏池村、柳溝村等．這說明在運城市此類植物比較普遍．從圖2可以看出，鹽湖區和聞喜縣以植物命名的行政村比較多．運城市行政村名中與動物相關的詞有:馬、牛、羊．如下馬村、羊村、牛莊村等．除了這種家養的動物外還有以野生動物命名的村名，例如蛇虎澗村、雎村、獅溝村、鹿峪村等，但這類村名比較少．
2運城市行政村名與人文地理環境因素
運城市沿黃河分布孕育了古老的華夏文明，遺留下眾多寶貴的歷史文物古跡，因而人文因素類行政村名在所有行政村名中占有較大比例．將運城市主要的人文要素類行政村名的空間分布以專題地圖的形式輸出(圖3)，可以更直觀地看出人文類村名在運城西部、中部盆地地區較多．(1)意愿與行政村名．意愿反映了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國深受儒家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運城市很多行政村名都對儒家思想有所體現，如仁義村、長樂村、尚義村、張孝村、孝子村、太和莊村、集義村等．另外一些意愿地名則表達了人們對現實和未來的美好期盼，如興盛村、大德村、永利村、安昌村、太豐村、積善村等．意愿類地名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臨猗縣、萬榮縣、永濟市稷山縣、鹽湖區等．(2)建筑工程與行政村名建筑種類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某個地區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狀況，所以建筑也是一個地區的代表符號之一．運城市歷史悠久，遺留下眾多的古建筑．由圖3可知，表征建筑工程類地名的詞有:寺、廟、橋、窯、塔、渠、井等;建筑工程類地名在夏縣、鹽湖區、永濟市分布最多．夏縣，現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和革命遺址共201處，其中主要的有司馬光墓、禹王城遺址、堆云洞等;鹽湖區有全國最大的解州關帝廟、魏豹城、舜帝陵、池神廟、太平興國寺塔等;永濟市古建筑有:普救寺、鸛雀樓、石佛寺等．這三個縣市除了古建筑之外，還有其他工程類地名，如窯頭村、板橋村、青渠屯村、金井村等．(3)軍事與行政村名山西省歷史時期戰爭頻繁，城池、堡寨多是戰爭產物．表征軍事類行政村名的詞有:堡、寨、營、屯、關等．從圖3可以看出，軍事類行政村名分布最多的是臨猗縣和永濟市．明代臨晉縣“值元末喪亂，荒地獨多，屯營視他縣為多，晉府群牧營，蒲州守御千戶所，皆與五營聲勢相應，百里之分六、七營”．現在臨猗縣的陸喜營、豆氏營、邸家營、王家營、裴家營、焦家營、樊橋營、靳家營等都是當時屯軍的駐扎營地［3］．
3運城市行政村名與其他地理環境因素
運城市數字顏色類地名共138個，占全部地名的4．18%．數字命名的村名中以“三、五、七”居多，其中尤其以“三”最多．數字在村名中有的表示距離遠近，如十里鋪村、三路里村、東三里村等;有的表示數量，如八將門村、三甲村、五星莊村等．與顏色相關的村名一般都是根據當地土地或植物的顏色來命名的，顏色類和數字類村名單獨形成的很少，一般都和其他地理事物復合形成．經濟交通類地名在運城市較少．該類村名一般含有店、鋪、市等，都與經濟活動有關，如店頭村、鋪頭村、上市村等．運城市以宗教傳說命名的村名有78個，這些地名不僅體現了當地的宗教文化，也體現了當時人們的信仰以及思想．運城市人物史事類行政村名最少，只有61個．一些行政村為了紀念本地歷史上比較有名或者對本地做出突出貢獻的人，以這些人的名字來命名村莊，也有根據這里發生的著名歷史事件來命名村落的．
4結語
這樣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為人類提供了多元多樣的生業選擇，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經濟形態。本區大致可再分為幾個亞自然地理單元(亞生態區域):西拉木倫河中下游沖積平原(科爾沁沙地)，大興安嶺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與遼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區南部的黃土苔塬、丘陵谷地等。這些區域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氣候又有明顯的差異，區域內土地利用方式和經濟形態也各有所別?，F今的科爾沁沙地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歷史上曾經歷過多次擴張與收縮和農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區以牧業為主，其間斑點狀分布著一些農耕區。七老圖山脈以東、努魯爾虎山以北、大興安嶺山前山地和西拉木倫河以南地區廣布著黃土地貌。黃土可耕作性強，在適宜的氣候條件下，適合旱作農業。燕北西遼河地區的黃土地貌以黃土丘陵、臺地為主，黃土地貌起伏和緩。這樣的地貌比黃土高原更適宜發展旱作農業，這也是該地歷史上農業出現多次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農區，以山地旱作農業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種雜糧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灘種植水稻、小麥等。現今的燕北西遼河地區為典型農牧交錯區，大體說來，北部西北部草場與牧業占較大比重，而南部和東南部耕地較多，農業占主導地位。其中，有許多地區農牧相間，或同一地區兼營農牧業。
從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遼河地區位于中原農耕文化、東北漁獵文化以及后來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匯處，必然受到三種文化的影響，經濟形態兼具農耕、漁獵、游牧是自然而然的。遠自史前時代，東北地區就以漁獵文化著稱，由于地理上的近緣關系，這種漁獵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響到周圍地區，特別是漁獵資源較為豐富的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有著發達的農業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樣的原因，這些文化北上西遼河流域，影響和推動著燕北地區農業的發展。考古研究發現，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的深刻變化，來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蘇秉琦與郭大順先生均有論述。夏家店下層文化發達的農業，明顯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乃是后岡二期文化與當地紅山－小河沿文化的繼承者及山東龍山———岳石文化系統的因素組合融匯而成［。稍晚時期，西部鄂爾多斯草原青銅文化興起后，逐漸向東擴及西遼河流域，使這里進入農牧交互演替或農牧并重的時代?？梢姡怯捎讵毺氐牡乩砦恢?，使得燕北西遼河地區容易受到周緣經濟文化的影響，并與其自身環境特征相結合，形成了“混合”經濟形態。從生態文化學角度看，混合經濟形態是對當地自然環境的一種文化適應，在各種經濟活動比例適當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形態可減輕對某類自然要素的壓力，從而緩解人類生存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從距今約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到距今約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期間，燕北西遼河地區的經濟形態兼有采集、漁獵、原始農業，以及處于早期階段的家畜飼養業，盡管其比重也有變動，但多樣性始終為這一階段經濟形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對均衡的多樣化經濟形態沒有對當地環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擾動，沒有發生后來那種因大幅度農業開發而導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發展的基礎才得以保持，從而出現了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等歷時很長的史前文化發展高峰。
從長時段來看，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演變有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它的易變性或不穩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層文化有發達的農業，但到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距今約3000～2300年)，本區經濟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畜牧比重明顯增大。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創造者即文獻記載中的山戎。上層文化遺址中發現有大量的青銅器，特別是青銅武器及牛羊骨骼、馬具和馬車等，說明該文化存在著相當比重的畜牧經濟。《史記•匈奴列傳》載:“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蠻，隨畜牧而遷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边@反映了山戎以畜養馬、牛、羊為主，其活動有一定的流動性。自山戎至遼代以前，游牧業一直是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導生業。遼金兩朝，農業又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不過，有學者研究發現，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業開發的核心區域經歷了數次變動，遼初來自中原與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遼上京為核心的地區從事農業開墾，并形成遼王朝的經濟中心。這一經濟中心地位維持了近100年，至遼中期有10余萬農業人口從遼上京地區遷往遼中京地區，并推動著經濟中心與農業開發的核心區遷移到這里。遼中京農業開發核心區的地位維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興中府轉移。遼金以后，本區農業再度衰落。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是蒙古族，他們從事游牧活動，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其棲居地被稱為蒙地)。自明末清初，內地漢人開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墾殖，逐漸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到20世紀初，燕北西遼河地區成為一個典型的農牧并存、農牧交錯分布的地區①。對于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演變的上述特征，可以從氣候變遷和自然環境的變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會政治因素等幾個方面給出解釋。綜合學界已有研究結論，總體上看，燕北西遼河地區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為全新世氣候宜人期①，此間該地溫濕度和水熱條件較好，適合采集漁獵和原始農業。據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區距今8000～3500年間為全新世大暖期，從植被帶變化與水熱因子的關系推測，與現今相比，當時年均氣溫高2℃，1月氣溫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間的氣候發生了幾次大的波動，這種波動對人類生產活動造成了很大影響，并直接導致經濟形態發生變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區發生一次降溫事件。這次降溫對當地居民的生計造成了很大壓力，迫使其加大農業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強降溫事件，自此本區氣候明顯轉向溫干，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遼西氣候明顯干涼。氣候變遷對應著紅山文化的消失，說明兩者是有關連的。距今約4000～3000年間，西遼河流域為暖濕氣候。以此為前提，加之技術的進步和來自南部農耕文化的影響，夏家店下層文化出現了史前農業的第一次繁榮。
距今約3000年前后，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一個新的降溫期，氣候日趨干冷，溫性森林減少，草原面積擴大。距今3000年后本區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此段孢粉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優勢，反映了當時氣候溫干。距今2800年以來，本區氣候整體上處于大暖期后的波動降溫階段，降水量較前期減少。氣候干冷使得西遼河地區的水熱條件愈來愈不適合農業，這導致人們在經濟上日益增加對干冷的草原環境有一定適應力的畜牧業和狩獵經濟的依賴。這樣，從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開始，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以畜牧業為主的時期。從距今約3000年至10世紀之前，我國的氣候(主要指溫濕度)總體呈下降趨勢，這一趨勢在燕北地區表現得更明顯。從匈奴稱雄北方廣袤草原的秦漢時期開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東胡、烏桓、鮮卑、契丹等均以狩獵、游牧為主要生業，從事游牧經濟，同時兼具少量農業。根據文獻記載③，綜合學界已有研究，我們大致可把遼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氣候等自然環境狀況概括如下:遼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紀)氣候較溫暖濕潤，水系較發達，植被較好?！杜f五代史》《五代會要》和《遼史》等歷史文獻提供了不少信息。這在公元10世紀使遼的胡嶠所記中也有所反映。遼代后期(主要在11世紀)以后氣候轉向冷干，11世紀宋人使遼對此多有記載，宋人使遼語錄和使遼詩多處提及遼地的寒冷氣候和沙地景觀。遼代前期，以暖濕氣候為前提，加之遼王朝統治者的積極推動，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農業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區的氣候以低溫干燥著稱，元明兩代生活在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長期從事游牧經濟，農業基本不見。到了清代，伴隨大量漢族移民的到來和蒙墾運動，西遼河地區迎來了第三次農業發展的高峰。由上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史前及歷史時期經濟形態的變動多以氣候變遷為背景，這說明經濟形態的演變與氣候變遷有很大程度的關聯。西遼河地區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帶，其生態系統很容易因自然(特別是氣候變遷)或人為因素的擾動而發生劇烈變化，從而使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進而出現幅度較大的波動，并對人類的經濟活動產生很大影響。西遼河地區的生態脆弱性體現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爾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黃土丘陵地區很典型?？茽柷呱车貙偕迟|土壤，腐殖質少、黏土含量較低，容易發生風蝕，干旱氣候條件下尤為明顯。史前和歷史時期，科爾沁沙地曾有過多次擴張。伴隨著沙地的擴張和收縮，其經濟形態也經歷了農耕和游牧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動。赤峰南部和東南部黃土丘陵地帶的土壤非常脆弱。黃土土質疏松，濕陷性強，遇水后易溶蝕。這一地區植被稀疏，易發干旱、多風，加上過度耕作，都易導致水土流失。西遼河地區屬干旱半干旱氣候，大部分地區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變率大，風沙天氣多，蒸發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這易導致地表徑流和地下水儲量減少，進而加劇水資源的匱乏。西遼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屬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態系統抗干擾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屬沙質土壤，植被根系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極易發生退化。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導致其抗干擾能力較差，每遇重大氣候變遷，其經濟形態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動。除了氣候、自然環境變遷外，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變動與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特別是與統治階層的思想意識和政策選擇也有關聯。以歷史時期為例，從夏家店上層文化至遼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區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東胡、匈奴、烏桓、鮮卑、契丹等，這些民族向來以游牧、漁獵為生，他們據有西遼河流域之后，自然會將其傳統的經濟文化擴及這里。遼代雖然農業經濟也很發達，但其農業主要由漢人、渤海國人經營，遼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漁獵、游牧經濟為主業。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們在這一地區長期從事游牧經濟。統治者的政策選擇也會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生業方式的結構與類型，遼清兩代就是典型例證，在這兩個時期西遼河地區的農業發展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于王朝的政策選擇。
通過對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特征、歷史演變及其成因的考察與分析，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規律。一般而言，環境決定生業，有什么樣的自然富源，就會有什么樣的生業結構，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會尤其如此。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漁獵資源豐富多樣，這就決定了漁獵經濟在西遼河流域長期居有重要地位，成為當地居民的重要生業。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燕北西遼河很多地區是一個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動物活躍的地方，歷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遼澤”等稱謂，反映了這里植被和水系的發達。正是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其漁獵經濟才經久不衰。西遼河流域擁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黃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與緩坡、河谷與河漫灘等，在適當和適宜的氣候條件下，也適合發展旱作農業。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開始，這里就興起了旱作農業，并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長期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遼河流域很多地區，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點狀的疏林草原、灌叢草原及山林草原等，這些地區在歷史時期都曾成為北方民族從事游牧經濟的樂園。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生態環境和資源稟賦的多樣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從而造就了當地史前和歷史時期多元“混合”的經濟形態特征。
經濟形態因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這也是環境決定生業的重要表現。由于燕北西遼河地區屬草原生態系統，自然環境具有明顯的脆弱性、不穩定性或易變性，這使得人類對食物的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時期可能較中原黃河流域更突出，對人類生存構成的壓力也更大，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類不斷調整其生業方式，以適應環境的變化。本地旱作農業的起源可能就是這樣的機理。趙志軍認為，西遼河上游地區的生態環境具有過渡性與脆弱性兩大特點，生態環境的過渡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給人類選擇食物種類的趨向造成一定壓力，迫使人們將食物種類的選擇范圍不斷擴大。在環境因素影響下，人類開始把目光轉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來不適宜食用但卻大量分布的動植物種類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對脆弱多變的環境有較強適應能力、籽粒細小但產量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這兩種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們首選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學為此提供了不少證據。進入全新世以后，本區氣候波動劇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遼河地區曾發生過兩次強降溫事件，暖溫帶落葉闊葉林景觀帶南移到燕山－努魯爾虎山一線。這樣大幅度的降溫，肯定對這個地區古人類的生業模式產生過重大影響，迫使人類拓展生業途徑。
另一方面，通過考察我們也看到，人類在自然面前能夠選擇。一個特定的生態區域在特定歷史時期可以給人類提供發展多種生業方式、經濟類型的可能，人類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識進行選擇。比如遼金時期和清代，出于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和解決社會問題等諸方面的考慮，遼王朝和清朝的統治者在發展牧業的同時，做出了鼓勵和促進農業的政策決定，由此出現了本區歷史時期的兩次農業發展高峰。除了因社會緣由做出的選擇外，還有一種特殊的選擇，即環境壓力下的選擇。以紅山文化為例，距今5500年左右，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降溫干旱事件，在氣候變遷的壓力下，紅山文化的先民們依靠技術積累和生產進步，做出了加大農業比重的選擇，將紅山文化的農業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因此，經濟形態的發展和演變取決于自然和社會兩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環境決定生業模式，經濟形態隨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另一方面，人類對經濟活動能夠主動選擇，這種選擇往往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著經濟結構的特點及發展趨向。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會，自然環境對生業模式的影響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產力水平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會，經濟形態更多地決定于人文和社會因素。紅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區采集、漁獵、原始農業并存的經濟形態，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資源的稟賦特征;而歷史時期，特別是在遼金及其以后，經濟形態的結構更多地取決于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回顧歷史，我們發現，每當北方草原民族成為該地區的主體居民時，游牧經濟往往居主導地位，而當中原地區的漢民族及農耕文化北上之時，本區的農耕成分則明顯上升。人類的生產活動會對自然環境造成影響，這種影響的程度與人類對經濟形態的選擇及經濟活動的強度有很大關系。順應自然環境特點的選擇能夠減輕和降低人類對自然的干擾與破壞，違背自然規律的選擇會導致環境退化，削弱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如前所述，燕北西遼河地區屬生態脆弱帶，其經濟活動方式的選擇尤須慎重，這是有歷史教訓的。一般而言，相對于采集、漁獵和游牧經濟，農業對自然的干擾強度更大，由此引發的生態問題也更嚴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次農業墾殖，這就是夏家店下層文化、遼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農業相當發達，無論農業生產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種類、發現的粟黍等作物遺存和儲藏糧食的窖穴、耕作面積、遺址密度和數量、人口規模等方面，都反映出這是一支以發達農業為基礎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區，其村落密度甚至超過了現代。過渡的農業墾殖以及由此導致的環境惡化是夏家店下層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遼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農業開發，同樣加重了環境的壓力，遼晚期和金代，其生態環境出現惡化趨勢。經過元明兩代的恢復，至明末清初，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自然環境重現生機。清代民國時期，來自內地的民眾在西遼河地區進行農業墾殖，將大片草場和荒地辟為農田;為建造房屋、燒飯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嚴重破壞了當地的植被，進而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或生活環境，造成水土侵蝕和沙漠化加重，導致風旱洪澇等自然災害增多，這一切反過來又危及當地農牧經濟的資源和環境基礎，形成了惡性循環。清代以來燕北蒙地農業多為粗放式生產方式，具有短期掠奪性特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尤為嚴重。在漢人影響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實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導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轉營農業，并確立了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和生產方式，進一步加重了自然環境的載荷。明清以來，我國的氣候迎來一個新的干冷期，這種干冷變化在燕北西遼河地區是比較明顯的。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疊加了人類不合理的、過度的農業開發，結果導致這一地區內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
翻閱中國建筑史或其他建筑史書，就會感到不同年代、形態各異的建筑和屋頂形象撲面而來，形態是屋頂間的特定識別標志，變化是屋頂形象差異的外觀表述，隨著空間位置的不斷變化，屋頂的形態自然呈現變化，隨著空間地域擴大，其變化內容和程度隨之擴大，空間特征規律越發明顯。
1.1形態：屋頂形象的歸結與自然環境選擇屋頂是民居存在的靈魂。參照蘆原[6]提示的空間概念，民居利用了空間圍合的限定要素，即頂端的屋頂、四周的墻體和下端的地面，由于地面必須存在，因此空間限定只要屋頂和墻體的一方存在空間就能成立。作為建筑，特別是民居，如不考慮極端氣溫條件，屋頂相對墻體更為實用，它可以遮風避雨、阻隔太陽輻射。中國民居以木構為主，屋頂處于頂端，“人”字型坡頂多，利用屋頂的形態調整，容易使自然形成的碩大屋頂變成視覺焦點，成為民居形象的重點刻畫對象。屋頂以外露形態給視看者，不同的觀看條件給視看者以不同的視覺感受，形態是物理層面的內容，形象通過形態的表現能使視看者得到心理滿足。屋頂形態的構成具有實用和形象裝飾的二層含義，實用功能是滿足屋頂抵抗外來環境影響，保持室內正常居住的最低裝備要求，而裝飾功能可在實用功能滿足的前提下，通過屋頂裝飾手段運用來提升屋頂的審美情趣。雖然中國民居的屋頂有廡殿、歇山、懸山、硬山和攢尖等許多形態，但從抵抗外界自然影響的作用看，屋頂呈現的坡度最關鍵，可將屋頂形態分為坡頂和平頂的二大類。由于傳統民居多單層，這對于站立地面的視看者言，坡度越陡看到坡頂的面就越大，引起的屋頂印象也越深刻，反之亦然（圖3）。平頂高度因處在人眼視平線之上，不能為正常站立的人眼所看見，故不需刻意地去塑造，如果裝飾的話則多會裝飾在平頂周邊的女兒墻之類的地方。屋頂形態主要由自然環境所左右，這里的環境是指對屋頂以各種影響的外部與內部因素，如氣候、地貌、植被、地震和河流等，如民居中常見的馬頭墻，作用是防止火災蔓延，而火的蔓延主要是風的作用，可見自然對屋頂形態形成的影響和作用。
1.2變化：空間地域的屋頂形態差異民居是人類最基本的生活物質，有人煙就會有居住，有居住就有民居，民居屋頂的形態容易吸引人們眼球。從廣闊的空間范圍觀察大量的屋頂形態可知，隨著觀察位置的變動和“步移景異”的視看特性，屋頂形態會給人不斷“變化”的感覺，只要視線移動，不同地域的屋頂就會呈現豐富多彩的形態變化，形態跟隨空間變化，位置是空間民居存在的基本屬性。在國土空間范圍的自然條件基礎上考察傳統民居的坡頂形態，就可得出坡度大致呈南陡北緩、東陡西緩的走勢（圖4），依據三角原理還可畫出坡度基本走勢的東南向至西北向的斜向分布線，當然這種推斷比較主觀和粗略，如要得到細致且有說服力的證實，需要進一步的量化實證。關于建筑的地理特點，胡兆量[7]闡述了緯度、經度和垂直等的一些地帶特性，他通過考察我國東西南北建筑差異的一些現象，指出地理條件下建筑形態形成的基本規律特點。由于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人們根據不同的空間環境條件，因地制宜地形成了許多適應當地自然與文化條件的屋頂形式，使中國屋頂具有獨特的時代特征與民族文化個性，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心理與審美情趣的體現。屋頂隨地域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各地氣候、地質、地貌等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差異，因而有必要從空間上分析居住范圍的環境特性，使外界環境對居住的不利影響減至最低。民居是人工造物，承載于土地，由于土地資源的不可移動、不可復制和不可替代性，使得民居的土地承載是唯一的，不同的空間地域承載著不同的建筑與民居，不同的民居與屋頂形態受不同地理環境所制約。劉致平指出山西、河北、東北和西北等地農村多用平頂房，南方雨水多則多用瓦房的屋頂形成特點[9]。為比較空間不同地域與屋頂形態的差異，這里選取中國地圖空間的不同位置民居，利用GIS技術常用的空間疊加法簡單地考察屋頂形態與對應空間的相互關系，民居形態選取多年前發行的郵票系列的中國民居形象（雖是郵票圖案，但覆蓋的民居類型多，且對民居形象作了一定的抽象概括，可簡單地表示各地的差異）。圖5的中間是中國地圖，四周是民居及屋頂的排列圖，地圖上用九宮格顯示出各省民居的大致位置和民居形象，沿用原有行政省的民居稱呼，以各自經緯向地帶，地圖東南西北中和西南位置的六處民居為代表性民居，簡單地比較屋頂的形態特性。南部的廣西民居屋頂構架輕巧、坡度大而屋面有一定起翹，可防備降雨時使雨水落點盡量拋向遠處；中部是陜北民居，圖片提示了當地特有的窯洞形象，說明雨水少和地處黃土高原，其土質有利建設窯洞的地理景觀特點，圖片還顯示出部分砌筑墻體突出在窯洞前部，上覆雨篷檐口的現象，盡管坡度不大，但能遮擋雨水并使窯洞立面有收頭，增加了建筑感；西部是民居，屋頂平緩，可見雨量少；東部是江蘇民居，屋頂坡度較大而下有小河，說明雨量較大；北部是蒙古包，可認為雨量不多且處在草原地區；西南地區的云南少數民族多，氣溫高雨水多而潮濕，民居多用竹子等自然材料形成竹樓，屋頂坡度相對陡[10]。通過上述比較可知不同氣候、地貌等地理因素對民居屋頂的作用與影響，證實了形態隨空間位置變化和自然選擇的特點。當然這樣的比較只限郵票上的民居屋頂類型和數量，其精確位置和形態均非常粗略。
2屋頂形態差異的空間環境要素
屋頂是室外過渡到室內的建筑體塊，從人類最初搭建到形成現在各地的民居基本形態，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通過改變屋頂形態與外界環境建立平衡機制，可使屋頂適應不同地域的自然和人文要求，因地制宜、服從適應當地環境的要求是屋頂形成發展的基本要素。
2.1環境：屋頂存在的空間地域條件屋頂形態與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相適應，其形態形成依賴于當地氣溫、降水和空氣質量等的環境條件，最終以可度量的溫度、濕度等指標影響居住質量。另外材料、構筑方法和人工素質等資源條件也影響屋頂的形態形成，屋頂因環境相異而形態不同，圖6是影響中國民居形態形成的地理情況，用空間方法反映了影響屋頂形態形成的氣候問題，圖6a是氣候帶分區，主要分成溫帶、亞熱帶、熱帶和高原氣候的四大區域；圖6b中可知中國降水量是東南多、西北少的空間分布格局，如以降水量指標考量屋頂坡度時，基本與圖5表示的東南陡、西北緩的屋頂坡度走勢相吻合，證明屋頂形態追隨自然的特點。當然這種敘述只在宏觀的地理層面，實際上各地環境條件不一，不可能用一種大的氣候分區概括所有區域的環境類型，還需具體考慮各區域小環境的具體情況。一般的小環境自成系統，大氣候帶由無數個小區域環境所構成，而空間地域的民居與屋頂的形態形成實際是受當地的小氣候環境影響。（1）自然因素評價圖6的氣候帶分區較綜合，不易從空間角度建立不同氣候條件屋頂形態的關聯性，為此表1以氣候帶分區為基礎，抽取幾個對屋頂形態作用較大的環境因素：氣溫、太陽輻射、降水、風力等，以相關度高低主觀評價與屋頂形態的關系。從評價結果可看出不同氣候帶的環境因素對屋頂形態的影響特點，如高原氣候帶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地區，高寒缺氧，北溫帶和南溫帶的大部分地區分布在廣大內陸地區，這些地區降水量少，氣溫低使屋頂坡度可以緩平，尤其地區平頂多，相反屋頂的保溫要求高；而熱帶和亞熱帶部分區內降水和風力為主導，屋頂坡度陡，相比之下太陽輻射和氣溫因素對屋頂坡度的影響小。因為圖6的氣候帶分區空間范圍大，所以同樣的氣候類型，帶內的地域差會使自然環境差別很大，譬如內陸和近海，為此在表1內做了部分區分。（2）人文因素評價屋頂形態除受自然因素影響，還受社會人文因素的影響，屋頂是自然形態，也是文化形態，能夠記錄表現民族、地域的人文場景，具有疊加與延續的文化特性，通過屋頂形態的人文干預，能夠提高屋頂特有的審美情趣。一般是在充分利用自然因素的基礎上，通過隱約寄托的裝飾手法得以實現。裝飾實現與當時當地的人文經濟條件相適應，裝飾是民居“富?；保瑢徝烙蛎浀谋憩F。在遠古，當屋頂能滿足人們遮風避雨的實用功能之際，先人們就開始了他們對屋頂的裝飾活動[8]。裝飾是給別人看的，中國傳統建筑屋頂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影響，其屋頂型式與大自然相互親合，相互融入[11]，屋頂起到了寄托愿望的作用，吳慶洲[12]以兩片坡屋面相交而成的屋脊為例，考證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各種脊飾，指出它是屋頂裝飾中重要和顯眼、利用巧妙的構件，屋脊是屋面交接的自然形成，而巧妙地變成脊飾是中國傳統民居的智慧和審美的獨到之處，體現了民居與中國文化發展的密切關系。除此之外許多屋頂的裝飾是以實用為前提的，如圖7的溫嶺石塘鎮某漁村用石塊疊壓屋頂現象，起初目的只是為防臺風掀走屋面瓦，利用本地容易獲取的石塊壓住屋面瓦，久而久之這種形態變成了當地屋頂的獨特形象。
2.2響應：環境變化的屋頂技術支撐長期以來屋頂通過自身的形態調節來適應與抵御不同空間地域的環境變化，可分解成圖8的基本模組和裝飾模組的二方面解釋?；灸＝M是屋頂構成使用的基礎部分，特點是控制形態的基本走勢并塑造屋頂的基本形象，是屋頂成立的最低要求和不同空間地域區別的主要形式標志，依據建筑類型、構筑技術和材料性能等條件而不同，從構成特點還可分成屋頂的結構和表面覆材的二部分，缺一不可。另外，裝飾模組的作用是追求精神寄托、滿足審美功能要求，可細分為二部分：一是使用功能的結合或延伸，且叫做功能裝飾，在滿足基本功能（安全好用）條件下，為追求更強力的視覺效果，進行諸如擴大檐口挑出深度，加大屋面起翹度的更為夸張做法等，以達到屋頂更為碩大輕盈或其他的不同形象要求，如部分四川民居的檐口挑出就非常大；二是純粹的裝飾手法，包括脊飾、檐口等的裝飾，裝飾不會使屋頂垮塌或其他功能受損，不具備使用功能，盡管如此，因受人文意識影響，傳統民居或多或少地會施加裝飾，當然比重上與官式建筑的普遍使用不能相比。
3結語
因為影響氣候的兩個主要因素是氣溫和降水，所以我們需要從這兩方面分析信息，概括其氣候特征。教師要展示我國溫度帶分布圖、干濕分布圖、我國氣候分布圖以及氣溫降水柱狀圖。首先，通過我國溫度帶分布圖，可以明確東北地區處于溫帶范圍；其次，通過分析干濕分布圖，可以概括出東北地區屬于濕潤半濕潤地區；最后，結合氣溫降水柱狀圖，根據氣溫和降水的分布特點，可概括出東北地區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此外，根據一月平均氣溫可以判斷該地位于哪個溫度帶，即T⒈>15ºC為熱帶，-10ºC<T⒈<0ºC為溫帶，T⒈<-10ºC為寒帶。確定好東北地區的氣候后，便可以分析氣候對當地農業的影響了。氣候對農業的影響主要可以從下幾方面分析。（1）耕作制度：東北地區熟制為一年一熟，主要限制因素是熱量。（2）農作物品種：主要種植喜冷涼作物，適于種植春小麥、大豆、玉米、高粱、水稻、甜菜、土豆等，南部可種植冬小麥。（3）農業活動安排：春播，夏管，秋收。（4）農作物生長季：4～10月。
（二）地形特征
地形是一個地區的主要框架。我們可以通過觀察某地區的形狀特征確定該地區。教師首先展示出東北地區的地形圖，要求學生觀察地形圖，找出東北地區的地形種類，并能夠說出相應的地形區名稱。其次，教師讓學生將這些地形區的相對位置在白紙上畫出來，然后描述東北地區的形狀特點。最后，教師讓學生嘗試分析不同的地形對不同農業類型的發展有什么影響。教師講解分析：東北地區的地形主要有平原、山地、高原、丘陵，相應的地形區為東北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遼河平原）、大興安嶺、小興安嶺、長白山地、內蒙古高原、遼東丘陵。東北地區地形可以說是類似于“馬蹄形”。農業類型發展要做到“因地制宜”：平原地形適合發展種植業，山地—丘陵地形適合發展林果牧業，高原地形適合發展畜牧業。因此，東北地形的多元化為其農業類型的多樣化奠定了基礎。
（三）河流特征
河流的流向受地形地勢的影響顯著，因此分析完地形特征，可以接著分析河流特征。教師展示東北地區的水系圖，詢問學生看到了什么，然后要求學生找到以下五條河流：遼河、松花江、嫩江、烏蘇里江、黑龍江，之后再分析河流的水文特征，主要從“兩期兩量”等方面分析。汛期：春夏兩汛。結冰期：有冰期，冰期長。流量：較大。含沙量：較小。最后可以概括出：東北地區河流眾多，水量充足，農業灌溉水源豐富。
（四）土壤特征
土壤是農作物生長的基礎物質。高中階段，學生只需要能夠根據土壤表面顏色斷定土壤類型，并了解相應土壤的分布范圍即可。所以，高中學生要掌握我國主要的土壤——黑土、黃土、紅土、磚紅壤的分布范圍。首先，教師展示東北地區的黑土分布圖，讓學生找出黑土和黑鈣土的分布范圍。由圖可見，黑土和黑鈣土主要集中分布在松嫩平原、內蒙古高原和三江平原西部。然后，教師讓學生閱讀課本內容，概括出黑土的特征：土層深厚，土壤肥沃，有機質含量高。
（五）生物特征
氣候直接影響到區域的生物。首先，植被類型：東北地區主要受溫帶季風氣候影響，相應的植被是針葉林和溫帶落葉闊葉林。教師展示東北地區植被分布圖，讓學生在圖中找到針葉林和落葉闊葉林的分布范圍。由于寒溫帶分布范圍小，所以針葉林主要分布在寒溫帶那一塊區域及部分山地，其他大部分是溫帶落葉闊葉林。因此，東北林業發展范圍很明確，該種植什么樹種也明了。內蒙古高原主要有廣闊優質的草原資源，有大片的林草地，為牧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其次，生物種類：東北地區擁有很多淡水河流和湖泊，遼東半島還鄰近渤海和黃海，擁有大面積的淺水灘涂，所以漁業資源豐富。
采用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相關分析與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成對樣本t檢驗。
2結果
2.1相關分析中國健康成年人TO指標與各地理因素之間相關性不顯著;TS參考值與X1呈極顯著正相關，與X7呈顯著負相關，與X2、X3、X4、X5和X6相關性不顯著。
2.2回歸分析以中國健康成年人TS指標參考值為應變量，七項地理因素為自變量，應用向后消元法對其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最終得出回歸方程。應用成對樣本t檢驗比較健康成年人TS參考值的預測值與實測值，t=0.002，P=0.998，可以認為兩組值之間無顯著性差異，即健康成年人TS預測值與實測值具有較好的一致性。對中國十幾個典型地區成年人TS參考值預測值與實測值進行比較，見圖1。
2.3空間分布規律選取全國2322個市縣作為觀測點，根據回歸方程計算出這2322個市縣健康成年人TS參考值的預測值，在已矢量化好的地圖上準確定位這2322個市縣;應用Arc-GIS10.0軟件進行克里金(Kriging)插值，擬合出中國成年人TS參考值的空間趨勢分布圖，見圖2。
顏色越深的區域表示TS參考值越大，色彩變化越快表明參考值變化越快，反之變化越緩慢;位于同一等值線上的區域TS參考值相等，同一等值線附近的區域參考值相近。TS參考值的空間分布總體呈東西走向逐漸升高趨勢，隨著海拔高度的上升TS參考值也逐漸增大。較之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TS參考值明顯升高，以青藏高原地區參考值最大。在西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出現明顯的淺色區域，是由于吐魯番盆地特殊的地理環境，該地區海拔僅有34.5m低于烏魯木齊地區，年平均氣溫14.4℃也明顯高于烏魯木齊市區的6.9℃，這兩個因為素成為影響吐魯番地區TS參考值的主要因素。
3討論
竇性心率震蕩是機體對單次室性早搏這樣一個微弱的內源性刺激，自主神經做出的迅速和敏感的反應。通過竇性心率震蕩的測量，可進而判斷受檢者體內自主神經系統功能的完整性和穩定性。地理環境的差異對人體生理活動的影響不容忽視。地理環境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布規律性，人體生理和病理活動與自然界的時間過程的周期性變動是統一的，不同區域的地理環境不同，必然會影響自然過程的周期性，也將影響到人體內在的生理和病理活動。
對環境的保護意識是學習地理知識的前提，環境教育不是地理課本知識的外延，而是學習地理知識的保障。加強學生環境保護意識的教育對地理教師有著更高的要求，老師要做到對教材的深刻研究，要把教學內容吃透、把書本知識與自然環境融會貫通，使學生認識到學習地理知識對環境保護所起的作用。加強學生的可持續觀念，增強社會責任感，能對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利用和管理。環境教育的核心是處理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地理學是研究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的一門綜合性較強的學科，注重學生對環境意識的學習能提高學生學習和應用地理知識解決生活中的具體問題的能力。用科學的方法去控制和處理污染物對環境的破壞，讓學生成為杰出的環境保護工程師。
二、高中地理教學滲透環境教育的可行途經
1.培養科學環境觀。
從高中地理教材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環境問題是地理知識體系的核心，在中學的各門學科中，地理學科非常直接地對學生進行環境教育。因此，做好環境教育就成為高中地理教學的方向和目標。培養學生初步形成科學的環境觀、資源觀，使學生深深懂得地球是人類的家園，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成為大自然的一員，而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地理教學應使學生認識到：大自然給人類提供了賴以生存的土地、陽光、空氣和水以及廣袤的空間和活動場所，離開了環境人類將無法生存。為此，必須向只顧眼前利益不惜破壞自然資源、嚴重損害環境的行為作斗爭。防范和制止濫伐森林、濫墾草原、過度放牧、無節制地占用農田和抽取地下水、對礦產資源采富棄貧、濫采濫用，造成全球性的氣候惡化、土地沙化、地面下沉、耕地減少、淡水資源短缺等嚴重的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現象發生。進而使學生深刻理解并且自覺主動地去協調人類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努力促成人類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統一，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2.以實際案例進行課堂教學。
教師在課堂教學的時候要讓學生認識到人類與自然環境是相互依存，又是相互制約的。讓學生在正確認識問題的基礎上進行學習，做到有目的的學習，才能對地理知識有更好的把握和了解，才會使地理教學生動化和形象化。教師要在教學過程中應用生活中的實際案例帶動課堂教學，用生活的環境再現地理。如用空氣質量大幅度下降為案例進行講解和分析，使學生們在討論研究的同時聯系實際環境。這樣切入實際的案例是學生們每天都能接觸到的，可以使學生在學習知識的時候能融入到真實環境中來。另外，通過這樣的問題研究，會讓學生對其相關的地理知識產生好奇，因而能更好的把握和學習。這樣，可以使得環境引起學生學習地理，學生學習地理又能用于環境。經過學生的思考，還能對相關的環境問題提出一些有見解和可實行的解決措施。
3.開展環境保護實踐活動。
平時可根據學校實際情況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如請環保專家到學校作環境科學的專題講座，普及環境保護知識，組織以環境保護為內容的主題班會和以環保內容為主的知識競賽，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在寒暑假中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查，參觀學習，同時組織學生寫好環保小論文，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組織學生進行“廢舊電池對環境的污染和處理現狀調查”，通過這次活動深切地讓學生體會到了環境對我們的重要性。更讓學生認識到了環境保護需要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保護環境就是保護人類本身。
三、結合環境變化，調整地理教學策略
1.在社會經濟發展相對緩慢時期，環境所收到的破壞程度顯得較小。
而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人類貪婪地對自然環境索取更多的自然資源，使環境被污染，生態失衡。導致臭氧層被破壞、全球氣溫升高、海洋污染和土地沙化等現象產生。通過地理教學與環境教育的滲透使學生對生活環境中出現的這些問題提出疑問，進而對地理知識產生好奇，使其渴望能用所學的地理知識對這些問題進行解決。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將使其提高學習效率。
2.教師應要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聯系實際，把書本的中固定知識深入到實際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