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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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早期康復干預對腦卒中后抑郁狀態的影響。方法將86例腦卒中后抑郁患者隨機分為康復組(研究組)46例，常規治療組（對照組）40例；兩組均進行常規藥物治療，康復組同時進行神經康復治療。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數評定日常生活活動，漢密爾頓抑郁量表評定抑郁狀態，分別于治療前及治療第40d末各評定1次。結果治療40d末，研究組Barthel指數、漢密爾頓抑郁量表評定均有明顯改善，差異有顯著性（P<0.05），對照組治療前后改變不明顯（P>0.05）；兩組間比較研究組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均有顯著性（P<0.05）。結論早期康復干預不僅能有效改善腦卒中后抑郁患者心境，同時可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降低致殘率。
【關鍵詞】腦卒中；抑郁；康復治療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depressionPSD）是腦血管意外的常見并發癥，腦卒中后約60%的患者可發生抑郁［1，2］。卒中后的抑郁情緒和認知障礙等可直接影響患者的病程及預后。早期康復治療能使PSD患者的抑郁心境有明顯改善，使康復治療步入良性循環，從而改善預后，現報導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對象選取2004年3月～2005年6月在我院神經內科住院的86例PSD患者為研究對象。入組標準：（1）均符合1995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制定的腦卒中診斷標準，并經CT證實為大腦半球病變（梗塞或出血），無意識障礙、失語及嚴重的認知功能障礙；（2）均符合《中國精神疾病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抑郁癥診斷標準；（3）病程10～15d；（4）無嚴重的心、肺、腎功能障礙，排除既往有神經、精神病史及檢查不合作者。其中男54例,女32例；平均年齡58.4±9.4a；腦梗塞50例，腦出血36例。
1.2方法
1.2.1分組方法先按疾病類型分層，爾后將入組的86名卒中后抑郁患者隨機分成康復組（研究組）46例，常規治療組（對照組）40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發病時間、神經功能缺損程度、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及抑郁程度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
1.2.2治療方法兩組均給予神經內科常規治療和護理，對抑郁顯著的患者口服百憂解治療。研究組采用運動再學習方法（MRP），在生命體征及病情穩定48h后即開始康復治療，早期均以肌肉按摩、神經肌肉電刺激、患肢的抗痙攣擺放、關節的被動與主動活動等，以保持關節正常活動度及肌肉正常長度為主。再根據患者病情，腦梗塞患者一般在發病后3～5d，腦出血患者在發病后10～20d進行坐、立、行、走訓練，同時通過具體的作業由易到難進行日常生活活動（ADL）訓練與強化，每日1次，每次45min。康復師不斷地與患者進行交流，講解神經康復的基本原理及近期與遠期目標，使患者對腦卒中有全面、正確的認識；不斷肯定、鼓勵患者所取得的每一個進步；進行適當的心理疏導，以喚起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
1.2.3療效評定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數（MBI）評定ADL，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評定抑郁狀態，分別于治療前及治療第40d末各評定1次，并進行對比分析。HAMD24項評分≥8為輕度抑郁，≥20為中度抑郁，≥35為重度抑郁［3］。全部數據采用SPSS10.0統計軟件包處理，并進行t檢驗。
2結果
治療前后兩組患者MBI、HAMD評定結果比較，見表1。
表1兩組MBI、HAMD評定比較（略）
注：組內治療前后比較P＜0.05，P＞0.05；兩組間比較P＜0.05
表1顯示，治療40d末，研究組MBI、HAMD評定均有明顯改善，差異有顯著性（P<0.05），對照組治療前后改變不明顯（P>0.05）；治療后兩組間比較，研究組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均有顯著性（P<0.05）。
3討論
PSD是腦卒中后常見并發癥之一，其發生的機制不明，目前有兩種學說：（1）原發性內源性學說，認為腦卒中后破壞了去甲腎上腺素能神經元和5羥色胺能神經元及其通路，引起去甲腎上腺素和5羥色胺之間的平衡失調；（2）反應性機制學說，即卒中后肢體功能的喪失，社會功能減退，角色轉變，家庭關系等急性轉變超出患者所能應對的范圍；患者卒中后對疾病認識不足及對偏癱后果恐懼導致精神壓力過大；怕拖累家人、經濟承受力的擔憂等，多種家庭、社會、生理因素共同導致病后生理、心理平衡失調，而產生悲觀孤獨情緒，不愿意與人交流導致抑郁。
PSD與腦卒中的嚴重程度有明顯的相關性［4］，患者的神經功能缺失越重，ADL越差，越易導致PSD。而隨著ADL的恢復，患者的抑郁程度亦會明顯改善。大腦是有可塑性的，早期康復治療，因能有效抑制異常運動模式的產生，誘發正常運動模式，促使大腦的神經功能重組向符合生理要求的正確方向上發展。本研究顯示，研究組治療前后MBI、HAMD評定比較均有明顯改善，差異有顯著性（P<0.05），對照組治療前后改變不明顯（P>0.05）；治療后MBI、HRSD評定兩組間比較，研究組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均有顯著性（P<0.05）。隨著康復治療，患者肢體功能不斷改善，ADL的不斷改善，激發起患者康復的信心，心理障礙逐步消除，有利于PSD的恢復。
康復訓練是有計劃、有目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其間患者通過與康復師的不斷交流，康復師的耐心的心理疏導，向患者傳達積極的心理支持；通過建立良好的康復氛圍，安排偏癱患者的集體治療，促進患者與患者間的交流及加強患者與家屬間的溝通，使其心情放松、愉快，不斷樹立自信心，從而打消患者不良的心理防御體制，消除卒中后不良行為與處理方式，使患者能正確認識卒中事件本身，正確接納自己與自己的疾病，能積極主動地參與治療，從而解除抑郁。
總之，早期神經康復能從內因與外因兩個方面改善患者的抑郁心理，促進PSD的恢復，而PSD的恢復，反過來又可加速康復進程的發展，最終改善患者肢體功能，減低致殘率，改善預后。
參考文獻
［1］于愷.卒中后抑郁的臨床研究進展［J］.神經疾病與精神衛生，2004，4（5）：405
［2］張朝輝，宋景貴，王振英，等.氟西汀對腦卒中后抑郁狀態及認知的功能影響［J］.臨床心身疾病雜志，2005，11（1）：7
關鍵詞：谷崎潤一郎；中國形象；禮贊；輕視；東方主義
中圖分類號：I0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13）01-0091-06
谷崎潤一郎是日本現代唯美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同其他大正時代的作家一樣，谷崎也立志于宣揚中國情趣。何為中國情趣，簡單的說，就是大正的浪漫主義作家通過向往和憧憬異域情調來反抗自然主義。1918年谷崎潤一郎首次中國之行為其文學創作中的中國形象提供了豐富的素材。1918年10月17日，谷崎潤一郎經朝鮮抵達奉天（今沈陽），開始了長達近兩個月的首次中國之行。關于此次中國之行，谷崎潤一郎在回國后不久寫的《中國旅行》一文中有詳細的介紹。此外，日本學者西原大輔的《谷崎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中央公社，2003年）附錄部分也對此次旅行作了題為《谷崎潤一郎的中國旅行日程》的概述。因此，關于谷崎潤一郎的首次中國之行的詳情，可參考上述資料。那么，為何谷崎潤一郎會在這個時候選擇中國之行？其原因或許在其《憶東京》一文中可以看出其端倪?！叭绻菚r有錢，又沒有家屬牽累的話，我一定會飛到西方，過西洋人的生活，以他們為題材寫寫小說，并想方設法盡量在那里多待些日子。大正7年，我去中國旅游，可以說是為了稍稍慰藉一下這個沒有實現的異國夢。[1]38”由此可見，谷崎選擇此時旅行中國一來是受經濟條件的制約，二來是受家屬的牽累。
其實，除此之外，我們認為谷崎選擇中國之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這便是受其濃郁的中國情趣（日文原文為支那趣味）的影響。1922年，當時日本文壇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的《中央公論》1月號開設了“支那趣味研究”專欄，并刊發了五篇文章。其中，就有谷崎潤一郎的《所謂支那趣味》（在日本近現代，中國又稱支那）一文。該文在1927年2月至12月《改造》雜志中刊發的《饒舌錄》中被全文抄錄?！八^支那趣味，如果只是說是趣味，似乎聽起來很簡單。但是似乎出乎意料地與我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聯?！薄芭c最近的中學教授枯燥無味的東洋史的教科書相比，那些充滿饒有趣味的教訓和逸話的漢文典籍，真是無法預知到底對孩子們有多大裨益，如今我仍然是這么認為的。[2]121-122”很顯然，谷崎潤一郎在文中將中國情趣特指成漢文典籍。為什么谷崎又會對漢文典籍情有獨鐘？其實，早在谷崎幼少年時代，他就受到了漢古典文集的教誨和熏陶。其中，對其影響最大是稻葉清吉和貫輪吉五郎。前者是谷崎漢文古典的啟蒙教師，后者則是一位資歷較深的老漢學家。作為谷崎的小學教師，稻葉除了教授學校規定的課程外，還向谷崎教授了李白、杜甫、歐陽修、蘇軾等唐詩或宋詞。作為谷崎的中學私塾教師，貫輪向谷崎講授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漢文典籍。由此以來，谷崎在就讀府立一中的時候，就憑借自己良好的漢文基礎，在學校校內刊物《學友會》上，發表了《牧童》、《殘菊》、《觀月》等多首漢文詩歌。為此，1917年4月他在《中央文學》發表的《詩與文字》中寫道：“我們確實很珍惜漢字。我們珍惜那些其音樂的妙韻一如鋼琴，其形態的妍美一如錦緞的漢字。漢字在所有文字中，是最為直觀、感性的。將來姑且不論，現在仍在繼續使用漢字的我們，深味其中寶貴的形象文字的特質，不自覺地會運用它，活用它。[3]6”從這段文字中，我們不得不驚嘆于谷崎對漢字的了解和認知程度。良好的漢文功底造就了谷崎獨特的中國情趣――夢幻與奇異的異國情愫。1918年，谷崎帶著自己對中國的美好憧憬，借道朝鮮來到了心愿已久的中國大陸，“那個國家的由炫目的色彩和高亢的音樂組成的舞臺場景，在我還沒有親眼目睹之前就已經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在我想來如果去到那里，定能觸及我所日日憧憬的如夢如幻的美與奇妙的異國情調交織的事物。[2]70”
谷崎首次中國之行歷訪了沈陽、天津、北京、漢口、九江、南京、蘇州、上海和杭州八個城市。歷時近兩個月的中國之行，谷崎不僅親自目睹和體驗了中國的風俗民情，而且還在游歷中為之后文學創作的中國形象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此次旅行，相對于中國北方而言，谷崎更鐘情于中國南方獨有的風情民俗。他在隨筆《中國旅行》中寫道：“越到南方，越心疼在朝鮮滿洲所花掉的那些冤枉錢。[1]65”在漢口，他登上了馳名中外的黃鶴樓，并品嘗了海參；在九江，他游覽了風景如畫的廬山；在南京，他目睹了歷史悠久的夫子廟和秦淮河，并沉醉于如夢如畫的秦淮夜色；在蘇州，他乘坐畫舫飽覽了風景秀麗的大運河，并去天平山觀賞紅葉；在上海，他親眼觀看了中國戲劇，并感嘆于十里洋場的絢麗多姿；在杭州，他夜宿于風景優美的西湖之畔，并親自觀賞了中國京劇。首次中國之行，讓谷崎神清氣爽，激發了他文學創作的欲望。從以中華美食為題材的《美食俱樂部》開始，谷崎發表了一系列與中國形象有關的文學作品。其隨筆與游記有《蘇州紀行》、《中國旅行》、《南京夫子廟（插圖說明）》、《秦淮之夜》、《看中國京劇有感》、《中國飲食》、《廬山日記》、《何謂中國情趣》等；其小說有《西湖之月》、《一個漂泊者的身影》、《天鵝絨之夢》、《坡》、《鮫人》、《鶴唳》等。谷崎的上述這些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便是將自己在中國的情感體驗，借助想象和聯想，虛構出來了一個異國形象――中國。
形象學（Imagologic）是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1989年，法國學者Pageaux（巴柔）在其《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中闡述了形象學的內涵。簡單地說，形象學就是對一部作品、一種文學中異國形象的研究，它是一種集體想象物，“形象是描述，是對一個作家，一個集體思想中在場成分的描述。[4]156”這種形象“是異國的形象，是出自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個作家特殊感受所創作出來的形象。[4]25”形象學拒絕將形象視為一個異國現實的的復制品，而是將之視為一個意識形態，一個富有寓意的跡象。那么，上述作品中因谷崎所創作出來的中國形象究竟是怎樣呢？我們將結合相關作品具體分析。
一、美食之鄉：從北方美食到南方佳肴
正如推崇女性肉體美一樣，谷崎也十分愛好中國美食?！拔覐暮苄r候就喜歡中國飯菜。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東京有名的中國飯館偕樂園的主人從小就和我是同學，經常帶我到他家去玩，在他家吃飯之故。為此，我對中國飯菜的美味十分了解。我對日本飯菜的味道的體會倒是在這之后，同西餐比較起來，中國飲食遠遠超出，是真正的美味佳肴。最近我趁去中國旅行便能在中國吃到正宗的中國飯菜實乃一大樂事。[5]69”引文中所提到的中國之旅正是谷崎的首次中國之行?！吨袊嬍场芬晃木唧w記錄了谷崎從北方美食到南方佳肴的細節?！皯撜f在中國北方，飲食方面北京居于榜首。北京新世界附近的一流飯館鱗次櫛比，而且不限于一個地方風味的飯館，諸如山東風味、四川風味、粵菜等等，各式各樣的招牌掛于門前。沈陽、天津的飯菜雖然味道也很美，但座位、器皿臟兮兮的，為此不大敢受用。北京的飯館還是比較干凈的。如果給像日本那樣的一次性筷子當然最好，要是給拿出使過多少次的舊象牙筷子的話，我常常用燙過的紹興酒先消消毒之后再用。[2]71”那么，谷崎對南方佳肴又有何描述？請接著看：“說起南方的美味我想南京數第一，其次是杭州。南京的河蝦是早就久聞其名，其味清淡很合一般日本人的口味。蟹子受好評的均不是海蟹而是河蟹。在長江里捕捉的蟹如日本的海蟹一樣大小，而且是以本風格來做，吃起來美味可口。在杭州去了很漂亮的飯館，就是像鄉村的小飯店那樣的館子的飯菜也相當味美宜人，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把家鴨蛋做成皮蛋――雖然在日本也很多，但是在中國是隨處都可以買到的，可以在旅行時像日本的煮雞蛋一樣當作主食――我在杭州一個旅館住時早晚就經常吃它。這里一個蛋只花二、三個錢即可，吃兩三個皮蛋，用炒餅代替面包，就是一頓挺好的飯。到了晚上則去像日本的面條館，蕎麥面條館子那樣的小飯店，喝熱乎乎的粥。記得一碗二錢或者三錢，中國的粥和日本粥完全不同，不是病人吃的食品，有的粥和鴨肉等在一起煮，是在比較冷的晚上的好食品。我覺得如果把粥里有的那樣不好的生油味去掉的話，也會很合日本人口味
的。[2]82”我們之所以多次引用該文，不僅僅是為說明谷崎對中國南北美食十分熟悉，而是以此來審視被谷崎譽為美食之鄉的中國，在描述過程中所反映出來的思想情感。在谷崎看來，北方食物，除北京食物外，大都不干凈，不敢食用。南方食物，南京的河蟹、杭州的皮蛋和粥，雖美味可口，但與日本相同食物比較起來，卻總是稍遜一籌。
在谷崎關于中國食物的描述中，我們發現他時刻以日本食物為參照系，以日本食物的色香味來衡量中國食物。在其言辭中，無不體現出谷崎濃郁的民族優越感。在其對比性描述中，無不反映出谷崎對中國的輕視之嫌。作為一個極為普通的日常生活事物――食物在谷崎的筆下，已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它在象征中日民族文化的差異性的同時，也流露出作者鮮明的民族立場。正是在這種民族立場的作用下，谷崎從中國南北食物中看到了中國的國民性。正如其所言：“如果要想了解中國的國民性不吃中國飯菜是不成
的。[2]83”當然，谷崎在有關中國美食的描述中，也表現出一種肯定和禮贊的思想。譬如《美食俱樂部》就是代表。小說描寫了一位美食俱樂部成員G伯爵，由于對日本料理產生了厭倦情緒，外出尋找美食的故事。最終，G伯爵在一家名為浙江會館中見到一桌令其難忘的中國美食。于是，回到美食俱樂部的G伯爵，左思右想，模仿出許多不可思的中國美食，并令成員欣喜若狂、如癡如醉。與《天鵝絨之夢》中的東坡肉、《秦淮之夜》中的炒山雞、炒蝦仁、醋溜黃魚和鴨舌鍋、《支那料理》中的燕菜類、 魚翅類、 魚唇類、 海參類、 魚肚類、 鮑魚類、 扇貝類、 泥鰍魚類、 鮮魚類、 魚皮類、肚類、 蹄筋類等28類相比，《美食俱樂部》中的菜肴多為作者杜撰。向來對中國食物頗為熟悉的谷崎為何要在此進行杜撰？李雁南先生認為“谷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將美食看成是異國神秘魅力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谷崎所杜撰的并非食物，而是他心目中可以得到極致感官享樂的理想國的一部分。[6]14”我們認為該分析恰到好處地揭示了谷崎的用意。此外，這一描述還反映出谷崎在對中國美食進行虛構時，所表現的一種美好的理想。眾所周知，一個異國形象，當它偏向于他者時，就會表現出對自身文化觀念的背離性。谷崎正是通過這種方法來挖掘其自身文化的內涵。換而言之，這種背離實際上是一種假象。其背離的身后隱匿了作者對自身文化的思考以及對自身文化缺失的一種彌補心態。這種彌補的最佳途徑就是借助對異國形象的美好虛構來實現。由此可見，在虛構性描述中，依然是作者在確認自身文化觀念的前提下去解讀異國，闡釋他者。
二、美景之都：從蘇州到杭州
谷崎的首次中國之行后的文學創作中的中國形象不僅描述了中國的美食，而且還描述了中國的風景，尤其是江南的自然風光。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早在日本大正時期，蘇州和杭州早已成為日本藝術家筆下描繪最多的城市。蘇州的水、塔、橋、亭；杭州的湖、柳、榭、閣等景物頻頻出現在作品中。譬如，竹內棲鳳的《蘇州的雨》、滿谷國四郎的《蘇州風景》、鳥海青兒的《蘇州風景》、藤島武二的《西湖》、芥川龍之介的《江南游記》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為大正時代新生作家的谷崎也不例外。首次中國之行，他在北方逗留的時間遠少于南方。因此，在其游記和隨筆中，我們隨處可見有關江南美景的描述。在蘇州，首次來江南的谷崎，就被其優美的自然風光所折服。這座歷史悠久的江南水鄉以其獨特的風姿和韻味給這位來自東瀛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虎丘、古城墻、運河、畫舫、亭臺、樓榭、游廊等眼前的景物無不讓谷崎流連忘返。江南水鄉的輕盈、柔潤、細膩、含蓄無不讓谷崎如夢似幻。為期四天的蘇州之旅不僅讓谷崎感受了蘇州悠久的歷史，而且還讓他體驗了蘇州迤儷的自然風光。在《蘇州紀行》中，谷崎描述了蘇州各式各樣的美，尤其是蘇州的塔之美與水之魅?！疤K州除了這個塔以外，還有靈巖寺的塔，報恩寺的塔，其他叫不出名字的還有兩三個，而且不僅蘇州，全中國的塔也是很多的。這不像日本，到處只有平塌塌的屋頂。這些塔實在給周圍的風景平添了很多情趣，增加了許多變化。[1]208”“房屋都背水而建，但多數人家都有面向河水的陽臺，顯現出水和人家的親密關系。水仿佛要浸入人家，人家仿佛在跟水嬉戲。有時看上去，那四壁圍起來的房子倒好象是浮在水面的一樣。[1]216”在《藍色的花》中，谷崎以優美的筆墨描繪了夢里水鄉的輕盈和雅韻?！疤耢o的運河上浮著一只美麗的畫舫，朝著聳立著虎丘塔的方向駛去。[1]85”在《鮫人》中，谷崎以濃墨之筆描寫了江南的靈動與生氣?！半m然是秋天，但天氣像現在的日本一樣暖和，窗外是一片晴朗的藍天，翡翠色清澈透明的河流和池塘都滿心喜悅地閃閃發光，而沐浴著和煦的陽光散發著幸福的光彩的田園的綠色，和楊柳的枝條、鵝群、丘陵、城郭、寺院的塔――這一切都仿佛連綿不斷的祭禮的音樂一般華麗的展開，火車就在這江蘇省的沃野中奔馳，而且無論開到哪里，那豐饒的田園景色永遠也沒有個盡頭。[1]68-69”
在杭州，面對風景秀麗的西湖，谷崎以其細膩的筆觸，描寫了西湖美景。西湖以其那秀麗溫馨的湖光山色深深陶醉來自異鄉的谷崎。蘇堤春曉、曲苑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花港觀魚、雷峰夕照、雙峰插云、南屏晚鐘、三潭印月、長橋舊月、古塔多情、湖濱綠廊等景觀無不讓其心醉神馳。因此，在他的筆下，西湖不僅僅是一幅天然圖畫，一首詩，更是一個又一個美麗動人故事的源泉。為此，萌生無限繾綣眷戀情懷的谷崎，以西湖為背景，編織了許多凄美的故事，并以此演繹其濃郁的中國情趣。其中，《西湖之月》和《天鵝絨之夢》就是典型。小說《西湖之月》描述了這樣一則故事：一位日籍記者在去杭州的火車上偶遇了一位年輕美貌的中國女子。隨后，其住進了西湖邊上的一個旅店。讓其驚奇的是，在火車上偶遇的那位中國女子正好住在其隔壁。就當記者夜游西湖的時候，卻在湖中發現一具女尸。令其不可思議的是這具女尸正是那位美麗的女子。記者目睹這具浮在西湖中的女尸，頓生一股淡淡的愛意。于是，作者以其一貫的唯美式筆墨描寫了中國年輕女子溺水之后的情景：“她仿佛雕刻般過于緊湊的面部輪廓因為浸濕反而有了一種栩栩如生的溫柔，生前蒼白得有點灰暗的臉色也似乎洗去了污垢般白得耀眼。綢緞上衣的淡青色似乎被皎潔的月光奪去了那層青藍，竟如鱸魚的鱗片般閃耀著銀色的光
芒。[1]325”小說《天鵝絨之夢》也描述了一位被迫服毒而陷入昏迷的少女滑過西湖水面的場景：“我的視野中，在塔外蒼茫的山和湖的天地之間，除了無垠天宇中皓月之外，只有一個物體放著不可思議的磷火一樣的炫目而古怪的光芒，仿佛在與皓月爭輝一半，搖曳著攪動著水面，熠熠生輝。[1]165”多么美妙的景色。女性的身體與夜色中的西湖合二為一，共同營造了一種含蓄、唯美的意境。西湖因女子增添了美，女子也因西湖增添了媚。在柔和的月夜下，既顯女子的風情萬種，又顯西湖的空含蓄。因此，西湖對于谷崎來說是詩性的國度，是幻想的世界。只不過《西湖之月》中年輕女子以其真死營造了一種永恒美，《天鵝絨之夢》中的少女以其假死構建了一種虛幻美。但無論是永恒美還是虛幻美都是谷崎借助優美的景色營造的一個精神世界，都是作者在想象中建構的一個理想世界。作為描述西湖的語言，往往是諸如“仙境”、“童話般的”、“遙遠的夢一樣的”、“神奇的”、“夢幻的”、“如畫的”等等字眼。很顯然，作者大量使用這些字詞，一方面表達了他對西湖的喜愛之情，一方面也流露出他對西湖的虛幻之意。
那么，何謂虛幻之意呢？美國著名后殖民主義批評家賽義德在其《東方學》中做了詳盡的論述。簡單的說，就是西方作品中出現的東方是作家們“想象的”、“虛構的”、“幻想的”、“作為他者存在”的東方。這樣被描述的東方充滿了誤讀和誤解，它集中反映了西方的權力話語和意識形態。因此，出現于西方世界中的東方往往是“被看”、“被敘述”、“被動者”，是“不真實的”、“假象的”東方。賽義德在此基礎上，具體分析了康拉德、夏多布里昂、福樓拜、斯威夫特、歌德、雨果等作家筆下的東方世界的幻想性。其實，谷崎心目中的中國，宛如西方人心目中的東方一樣，以中國為背景構筑極具幻想性的美景。正如日本學者神敦子在其《日本人的中國觀：谷崎潤一郎的中國小說》說道：“谷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與其中華料理和中國風景一樣，只不過是后者美麗欲望的對象。[8]187”此外，千葉俊二在其《潤一郎迷宮》中也指出了谷崎潤一郎與東方主義的密切關系。其實，早在日本大正時期，許多作家都有這種情緒。川本三郎在其《大正幻影》中就詳細論述了流行于大正時代的中國情趣，指出其中有著“認為支那人文化落后，遠離文明的這種蔑視中國人的意識。[9]142”與谷崎同時代的作家芥川龍之介就是極好的例子。眾所周知，芥川也是一位深受中國文化熏陶的日本作家。為了追尋自己理想中的中國形象，他于1921年來到中國，來到杭州西湖，并寫下了有名的《江南游記》。在其筆下，西湖開始是“煙色茫茫的水面上，一道窄窄的月光從云端縫隙處的半空中傾瀉下來。斜斜地橫在水面上的一定是蘇堤或白堤。在堤上隆起一個三角形的，是聳立著的一座石拱橋。這種美麗的銀色與黑色交織而成的畫面，在日本是根本無法看到的”，后來卻成了“與其將西湖稱為湖，還不如說是一個大大的水田”，“別說是領事，即使被任命為浙江督軍，我也不原意守著這樣的爛泥塘”。“湖邊到處修建的紅灰二色的惡俗極致的磚瓦建筑，有了垂死的病根。[10]231”其實西湖留給芥川的印象并不差，為何會形成如此過激的言辭？為何這位極有中國古典素養的作家，會對現實的中國如此鄙視？難道這是芥川因文化心理上的自卑而形成的現實態度上的傲慢？難道這是“日本優越”論已成為日本近現代主流知識分子中一種非常普遍存在的現象的反映？或許這些都有可能，但無論怎樣，大正時代流行的中國情趣為谷崎文學創作創造了外在條件的同時，也形成了形象學中所說的集體想象物。另外，谷崎也深受永井和風東方主義思想的影響①。
賽義德在《東方學》一書中說過：“所謂東方，不過是歐洲人頭腦中憑空想象出來的海市蜃樓。自古以來，它就是用來展現浪漫故事和奇人異物，或者纏綿悱惻的情緒和景致，以及各種奇聞趣事的舞臺。[11]87”這段話同樣也適合谷崎。在其文學創作中，他同樣將中國作為筆下奇聞異事的舞臺，并將之描述成一個充滿美麗景致的夢幻之國。谷崎在《觀中國劇記》中寫道：“我常常想象，要是能夠身臨其境的話，一定能夠耳聞目睹自己長久以來所憧憬的那種夢一般美麗奇異的異國情調交織在一起的景象。[12]111”顯然，谷崎所謂的景象正是作家“頭腦中憑空想象出來的海市蜃樓”。在谷崎的眼里，中國是美的崇拜對象，因而，在其筆下，無論是美食，還是美景和美女，都給與了極力的禮贊。然而，在其肯定的言辭中，依舊隱匿著作者東方主義的偏見?？梢哉f，谷崎筆下的中國形象是一個遠離現代的古老中國。他一方面贊美中國的美食、美景和美女，一方面又將這些視為幻想之物，并著力從其靜止狀態下加以描述。因而，在谷崎筆下的中國女性，往往成為自然景物的組成部分，而缺乏主動性。女性應有的青春與活力只有在死尸或類似于死尸狀態下才得以體現。這樣一來，中國女性就如同中國美食和中國美景一樣處在被看的地位，而缺乏生氣。她們也因此成為作品中被描述以及任人想象和虛構的他者。谷崎以“我”的身份來注視和描述他者的同時，他者也傳遞了谷崎這個言說者以及書寫者的某種意識形態。換而言之，谷崎在言說他者的同時，借助隱喻的方式，將他者加以部分的否定，從而達到肯定自我的目的。由此可見，透過谷崎首次訪華后的文學創作中的中國形象，我們發現谷崎是在幻想中禮贊中國的同時，隱含了一種在現實中輕視中國的心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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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芥川龍之介全集：第8卷，[M].東京：巖波書店，1996.
《Nature》雜志總是處于科學的前沿。它是最先報道電子的發現、機械飛行的成功和電視的可能性的雜志。后來，又是它報道了中子的發現、維生素C的分離、原子的分裂和鈾的裂變。20世紀50年代，Watson和Crick關于DNA結構的論文在《Nature》雜志發表，這一成果標志著分子生物學的誕生，生物學研究也由此而發生了改變。60年代，《Nature》雜志報道了板塊構造的發現，從而迎來了地學研究的一場革命。70年代，該雜志發表了關于生產單克隆抗體的原始論文。80年代，《Nature》雜志報道了關于艾滋病、癌癥、超導體和遺傳疾病等方面的重大發現。90年代，該雜志繼續創造著其輝煌的歷史，陸續發表了人類基因組的第一個目錄、富勒烯的結構、以及震驚世界的克隆羊“多利”（世界上第一只由成年動物體細胞克隆出的綿羊）的培育成功等等，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來自《自然》和自然子刊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正迅速成長為科技和科研產出的國際領先力量。除傳統強項物質科學之外，中國在生命科學領域的高質量論文產量也有明顯的增長。
2013年度，我國科研團隊（不含客座或兼職教授）共在《Nature》發表研究性論文27篇。研究內容涵蓋納米材料、氣候學、神經生物學、環境科學、基因組、量子物理、古生物學、結構生物、農業作物等學科領域。本年度，來自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施一公院士領導的科研團隊共在《Nature》上發表了3篇論文。該團隊主要成員應包括，施一公院士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期間指導的博士生、現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顏寧，指導的博士后、現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柴繼杰，以及施一公教授現重要助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王佳偉。
此外，我國學者在古生物學領域的方面也取得了亮眼的成績。過去十年，有頜類的早期分化、硬骨魚類的起源與早期分化逐漸成為國際演化生物學界關注的重點，相關研究成果在《Nature》、《Science》等雜志上屢有報道。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朱敏研究員所帶領的早期脊椎動物課題組的研究“探索有頜類的早期分化以及硬骨魚類的起源”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好、最完整的化石資料。新發現的古魚將有頜脊椎動物幾大類群的特征匯于一身，大大填充了它們之間的形態學鴻溝，第一次近乎完整地呈現了有頜脊椎動物祖先可能具有的特征組合。來自沈陽師范大學古生物學院的周長付副教授與美國芝加哥大學和德國波恩大學合作，發現了我國迄今最原始的具毛發的哺乳動物――“哺乳形巨齒獸”化石，證實了早期原始形哺乳動物已廣泛具有哺乳類皮膚結構。此外，臨沂大學地質與古生物研究所的鄭曉廷教授發現了一種新的樹棲賊獸類--金氏樹賊獸，系統分析顯示賊獸屬于有冠類哺乳動物，表明了有冠類起源于晚三疊紀時期并且在侏羅紀發生分化，體現了中生代哺乳動物演化中存在許多趨同演化或逆轉現象。
雜志從本期開始將對2013年我國的科研人員和科研團隊在《Nature》上發表的論逐一介紹。
許 琛 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
2004年赴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Dana-Farber腫瘤研究所從事免疫學研究，先后為博士后（受美國關節炎基金會資助），教授。2009年6月回生化與細胞所工作，擔任研究員，研究組長。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生物膜對受體功能的動態調控和T細胞介導型自身免疫病的發病機制 。
鈣離子提高T淋巴細胞對外來抗原的敏感性
細胞發揮功能的基礎是識別外來的抗原，這項功能由T細胞抗原受體（TCR）來行使。每一個T細胞表面都有幾千個TCR，像哨兵一樣擔任警戒任務；TCR的周圍是脂質分子，它們通過靜電力將TCR的活化位點屏蔽起來，保證它們在沒有抗原的時候不會活化，接受抗原刺激后則快速活化，由此調控著“哨兵”的戰斗力?？乖せ頣CR是T細胞免疫反應關鍵性的一步。經過長期的進化，TCR能夠監測到非常微量的抗原信號，從而保證機體能高效以及快速地清除入侵的病原體。TCR如何被抗原活化以及T細胞如何獲得這么高的抗原敏感性還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鈣離子是人體內必需的金屬離子，除了組成骨骼和牙齒外，還在細胞內擔任非常重要的“信號使者”的角色。T細胞被抗原活化后，細胞外的鈣離子會通過鈣離子通道流入細胞內，細胞內鈣離子濃度會在數秒之內提高10倍，并維持幾個小時。這些鈣離子能夠直接結合TCR周圍的脂質分子，中和它們的負電荷，從而解除脂質分子對TCR活化位點的屏蔽，幫助TCR活化，將比較弱的抗原刺激信號放大，使得T細胞獲得完全的效應功能。這種機制大大提高了T細胞對抗原的敏感性。
譯文引自：Nature 493， 111-115 （03 January 2013）
施一公 院士 教授
一個presenilin/SPP家族膜內天冬氨酸蛋白酶的晶體結構
受控膜內蛋白水解（Regulated intramembrane proteolysis，RIP）是近年發現一種新的信號傳導機制，即跨膜蛋白能夠在它們的跨膜區被裂解并釋放出其胞質部分，進而進入核內控制基因的轉錄。在從細菌到人類的廣泛生物中RIP蛋白均采用保守的模式。至今發現參與RIP的蛋白酶家族有三種，包括金屬蛋白酶S2P（site-2 protease）；天冬氨酸蛋白酶早老素（presenilin，PS）家族和信號肽肽酶家族（SPP）；絲氨酸蛋白酶rhomboid家族。天冬氨酸蛋白酶PS家族的底物包括淀粉樣前體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APP）和質膜受體Notch等。
研究人員報告了來自黑海甲烷袋狀菌JR1的presenilin/SPP同源物（PSH）的晶體結構。這一蛋白酶包括9個跨膜區（TMs），采用了一種從前未報告過的蛋白質折疊方式。其氨基（N）端區域，由TM16構成，形成了一種馬蹄形狀的結構，環繞著TM79構成的羧（C）基端區域。兩個催化天冬氨酸殘基定位在TM6和TM7的胞質側上，空間上相互接近。水分子通過N端和C端區域之間的一個大口袋接近催化天冬氨酸。
譯文來自：Nature 493， 56-61 （03 January 2013）
田永君 教授 燕山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
1963年3月生，1987年于東北重型機械學院材料學專業獲工學碩士學位，1994年于中科院物理所獲得理學博士學位，1996-1998作為洪堡學者留學德國Jena大學（耶拿大學）固體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田永君教授1996年入選國家人事部“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人選，國務院政府特貼專家，2001年被教育部聘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2002年獲得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
2011年，田永君教授科研團隊所完成的“硬度的微觀理論及新型亞穩材料設計”項目成果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該項目從化學鍵入手，創建了硬度的微觀理論模型，建立了布居離子性新標度，實現了極性共價晶體硬度的定量預測，解決了硬度與晶體微觀電子結構間定量關聯這一理論難題。以此理論模型為基礎，項目設計出了系列的新型亞穩材料，部分材料已被實驗合成，使超硬材料探索從“定性”進入到了“定量化”的可設計階段，推動了計算材料科學的發展。23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個研究機構使用本模型開展跟蹤和拓展研究。硬度微觀模型已成為材料設計的一個實用工具，并被拓展到納米、缺陷和薄膜等研究領域。
超高硬度的納米孿晶結構立方氮化硼
立方氮化硼是一種重要的超硬材料，在鐵基材料加工行業中獲得了廣泛應用。遺憾的是人工合成立方氮化硼單晶的硬度還不到金剛石單晶的一半。根據著名的霍爾-佩奇（Hall-Petch）關系，多晶材料硬度隨晶粒尺寸減小而增大。因此，合成納米結構立方氮化硼已成為提高硬度的有效手段。利用類石墨結構氮化硼前驅物在高溫高壓下的馬氏體相變，科學家們已合成出納米晶立方氮化硼，所能達到的最小晶粒尺寸為14nm。田永君及其合作者采用一種具有特殊結構的洋蔥氮化硼為前驅物成功地合成出透明的納米孿晶結構立方氮化硼，孿晶的平均厚度僅為3.8nm，其硬度達到甚至超過人工合成的金剛石單晶，斷裂韌性高于商用硬質合金，抗氧化溫度高于立方氮化硼單晶本身。這些優異的綜合性能表明納米孿晶結構立方氮化硼是一種工業界期盼已久的刀具材料。
業已證明：在臨界尺寸（約10-15nm）以上，金屬及合金材料的硬度和強度隨晶粒尺寸減小而增大（霍爾-佩奇效應），但在臨界尺寸以下，強度和硬度卻隨晶粒尺寸減小而減小（反霍爾-佩奇效應）。令人驚奇的是，納米孿晶結構立方氮化硼隨孿晶厚度減小能夠持續硬化到3.8nm卻不發生軟化。他們的理論分析表明：在納米尺度邊，多晶極性共價材料的硬化機制除了大家熟知的Hall-Petch效應還有量子限域效應的附加貢獻。研究成果突破了人們對材料硬化機制的傳統認識，向人們展現了合成高性能超硬材料的新途徑――獲得超細納米孿晶結構。
譯文來自：Nature 493， 385-388 （17 Janurary 2013）
劉 健 教授 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
1966年4月生，四川合江人，漢族。1983年至1993年就讀于南京大學氣象系氣候學專業，先后獲得南京大學理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F為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高分辨率氣候記錄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氣象學會冰凍圈與極地氣象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氣象學會常務理事、江蘇省氣象學會氣候學與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主要從事氣候模擬與全球變化研究。
在國際上首次成功地模擬了與氣候代用資料重建結果一致的東亞地區末次盛冰期（21ka BP）和中全新世暖期（6ka BP）的古氣候特征，并進行了動力學機制闡釋；在認識全球和東亞季風年代-百年際尺度的變化規律及成因機制、揭示自然和人為因子對全球降水和海表溫度的不同影響與機理、定量區分自然和人類活動對湖泊環境變化的影響等方面取得了國際領先成果，在國際頂級學術刊物Nature、Science和PNAS上。
自然與人為強迫因子對全球降水變化的不同影響
研究發現，自然因子（SV）和人為因子（GHG）引起的增暖都會使全球平均降水量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差異顯著。在SV強迫下模擬的全球平均溫度每增加1℃全球平均降水量增加2.1%，而GHG強迫下對應的全球平均降水量僅增加1.2%；兩種情況下熱帶陸地區域平均降水量增加的幅度差異更大（5.5%與2.4%）。研究揭示其主要機制在SV增暖與GHG增暖情況下分別為海洋恒溫機制與大氣穩定機制：在SV增暖情況下，地表受太陽輻射加熱，由于熱帶太平洋東部溫躍層較西部淺，海洋恒溫效應使得相同的SV加熱引起的東部增溫比西部小，從而加大熱帶太平洋東西向的海表溫度（SST）梯度，使熱帶太平洋東西向的氣壓梯度相應增大，導致赤道東風和Walker環流加強，有利于水汽向熱帶季風及暖池區的輻合，使得全球平均降水量顯著增加，此為海洋恒溫機制；而在GHG增暖情況下，大氣中上層吸收長波輻射加熱，會使大氣上下層間的溫度梯度減小，大氣穩定度相應增大，從而削弱Walker環流，減小熱帶太平洋東西向的SST梯度，不利于水汽向熱帶季風及暖池區輻合，導致全球降水增量減少，此為大氣穩定機制。
該研究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增暖及其降水效應并闡明了其主要機制，化解了古氣候重建與IPCC氣候預估關于增暖將導致熱帶太平洋東西向SST梯度增與減（La Nia型與El Nio型）的學術爭端，對人們更好地認識并預估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同時該研究發現GHG增加導致的增暖與太陽輻射增加導致的增暖具有不同的大氣穩定度、SST、降水效應，這意味著通過地球工程（在大氣上層施放氣溶膠粒子以減少到達地表的太陽輻射量）進行太陽輻射管控并不能完全抵消GHG對全球增暖的影響，這對于地球工程的規劃實施具有現實意義。
譯文來自：Nature 493， 656-659 （31 January 2013）
周嘉偉 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中心
畢業于江蘇南通大學醫學院，獲江蘇南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碩士、英國帝國理工醫學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生化系博士學位。曾任江蘇南通大學醫學院助教、講師；1991年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1992年日本岡山大學訪問學者 ；美國Hahnemann大學博士后?，F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周嘉偉研究方向：基底神經節包括紋狀體（尾狀核和殼核）、蒼白球、黑質和丘腦底核等在內的一群密切關聯的腦結構，它們參與了自主運動的控制和調節。臨床病理學研究已經表明，這些核團為帕金森病、亨廷頓氏病等神經退行性疾病所累及。研究它們的發育過程、工作原理和病理狀態下功能與結構變化，有助于進一步闡述這些疾病的發病機理和尋找疾病治療的新靶點。
多巴胺D2受體通過調控aB-晶狀體蛋白抑制神經炎癥反應
周嘉偉實驗室的研究發現，星形膠質細胞在多巴胺D2受體（Drd2）缺失的情況下也會主導炎癥反應的發生，而Drd2及其配體多巴胺的水平在中老年人群中均呈現進行性下降。生理情況下，星形膠質細胞的Drd2能夠通過控制其下游的aB-晶狀體蛋白（aB-crystallin， Cryab）的水平來抑制免疫反應。Drd2缺失可導致Cryab明顯下調，小鼠腦內多個區域炎癥反應顯著增強，而在神經毒素MPTP所致的帕金森病小鼠動物模型中，Drd2的缺失加劇了膠質細胞的激活，使炎癥反應更趨嚴重，中腦多巴胺能神經元對神經毒素更加敏感，死亡率上升。但選擇性地提高星形膠質細胞中的Cryab水平則可有效對抗Drd2缺失導致的慢性炎癥反應。他們還發現，給予野生型小鼠注射Drd2激動劑可以部分緩解MPTP等神經毒素導致的急性神經炎癥反應以及多巴胺能神經元死亡。
上述結果表明，星形膠質細胞中的Drd2/Cryab信號轉導通路在抑制因Drd2缺失所致的神經炎癥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Drd2決定了星形膠質細胞作用的兩面性――Drd2缺失可使星形膠質細胞從生理狀態下神經元的支持細胞轉化為對神經元不利的促炎癥細胞。一直以來，Drd2被公認為主要參與多巴胺能神經傳導，此項研究則揭示了Drd2的一個與傳統認識迥然不同的新功能，即在星形膠質細胞中發揮抑制其異常活化和神經炎癥反應的作用。
星形膠質細胞中的多巴胺D2受體（Drd2）正常情況下通過αB-晶狀體蛋白抑制炎癥介質相關基因的表達，從而發揮抑制炎癥的作用，而小膠質細胞表達的Drd2則對該類細胞炎癥因子的產生沒有顯著影響。
譯文來自：Nature 494，90-94 （07 February 2013）
張福鎖 教授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環境學院
出生于1960年10月，陜西鳳翔人，教授，博士生導師。1990年2月從中國農業大學農學博士后流動站出站，1997年1月-2011年11月擔任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院長，現任中國農業大學資源環境與糧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一職。
一直從事植物根際生態調控與養分資源綜合管理的基礎和應用研究工作。在根際養分活化機理以及不同基因型植物適應養分脅迫的生理機制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提出根際生態調控理論與技術體系，并通過對間套作、水旱輪作、重迎茬作物生長障礙機制，各種作物生產體系（包括大田作物、蔬菜、果樹、煙草等）以及鹽生植物根際生態調控機制的系統研究，把理論與生產實際相結合，進一步提出養分資源綜合管理的思路，通過全國大協作及國際合作項目的開展，在深化根際理論，提高養分資源利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做出了貢獻。
中國氮沉降顯著增加
研究結果表明，從1980年至2010年中國陸地生態系統氮素沉降顯著升高，從1980年代每公頃年均13.2公斤氮增至2000年代21.1公斤氮，增幅約8公斤/公頃，比1980年代高60%；并以人口相對密集和農業集約化程度更高的中東部地區（華北、東南和西南）的氮素沉降量和年增幅顯著高于人口密度相對較低和氮肥及其他人為活性氮排放相對較低的東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地區。目前我國中東部地區（尤其是華北平原）的氮素沉降量已經高于北美任何地區氮素沉降量，與西歐上世紀80年代（采取大氣活性氮減排措施/政策之前）氮沉降高峰時的數量相當。研究還發現，從1980年代至2000年代，同樣在長期不施氮肥條件下農田生態系統水稻、小麥和玉米三大糧食作物的吸氮量平均增加16%，而非農田生態系統木本、草本和所有物種的葉片含氮量平均增加33%；而同時期的植物葉片含磷量沒有發生顯著改變，指示土壤環境保持相對穩定，氮素增加主要來自大氣沉降。
該小組的研究結果還表明，中國氮素沉降的增加主要受氮肥、畜牧業等農業源和工業、交通源等非農業源活性氮排放的影響。目前主要來自農業源氨排放的銨態氮沉降是氮素沉降的主體，占總沉降量的2/3左右，氮肥的直接排放（農田）和間接排放（養殖場畜禽糞便等）是銨態氮沉降的主要貢獻者；而以來自非農業源（燃煤和汽車尾氣等化石能源燃燒）氮氧化物排放為主的硝態氮沉降約占總沉降量的1/3，硝態氮在沉降中的比例已經從1980年代的1/6增至1/3，說明來自非農業源的排放增速更快。
這一研究成果揭示了過去30年（1980-2010年），我國出現了區域性大氣活性氮污染、氮素沉降以及農田與非農田生態系統“氮富集”加劇的現象；中國氮素沉降的顯著升高與氮肥施用（農田不合理施氮及畜禽糞便等管理）和化石能源消費大幅度增加所導致的人為活性氮排放有密切關系；實現氮肥和畜牧業等農業源氨的減排是當前中國控制氮素沉降的主要立足點，同時，大幅度減少各種化石能源等非農業源活性氮的排放已越來越迫切。
譯文來自：Nature 494， 459-462 （28 February 2013）
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
小麥D基因組供體種―粗山羊草基因組草圖
通過D基因組草圖的研究發現，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D基因組的抗病相關基因（如NBS-LRR基因等）數量發生顯著擴張，大大增強了它的抗病性；對抗非生物應激反應的基因也發生顯著擴張，從而大大增強其抗逆性與適應性；在D基因組發現了小麥特有的品質相關基因，其中許多也發生了顯著擴增，從而使小麥的品質性狀大大得到改良，成為唯一能夠制作饅頭、面包、餃子等多種食品糧食作物；正是由于D基因組的加入，才使小麥的抗病性、適應性與品質得到大大改良，從而才使小麥走出發源地，走向世界各地，成為世界上種植區域最廣的第一大糧食作物。研究還發現大約在300萬年前，由于重復序列的大量插入，使小麥基因組急劇膨大，這一事件可能與當時地球的氣候變化有關。
小麥的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對于小麥的育種與生產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細胞遺傳學時代，小麥細胞遺傳學走在各主要農作物的前列，由于小麥矮稈基因、光周期不敏感基因與抗病基因的發掘與利用，促成了全球范圍的第一次“綠色革命”。在進入基因組學時代之后，由于小麥基因組巨大而復雜，因而使其研究嚴重滯后，大大制約了小麥品種改良的進展?；蚪M組測序已成為制約小麥科學研究與生產發展的關鍵，同時也對世界小麥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譯文來自：Nature 496， 9195 （04 April 2013）
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
小麥A基因組的測序
小麥是全球最重要的糧食作物，養活了世界上40%的人口，提供全球20%的人類營養所需熱能和蛋白質。生產上廣泛種植的普通小麥是一個異源六倍體，含有A、B和D三個基因組。追本溯源，普通小麥是由祖先野生的一粒小麥（烏拉爾圖小麥，含AA基因組）與擬斯卑爾托山羊草（Aegilops speltoides，含BB基因組）雜交形成四倍體小麥（Triticum turgidum，含有AABB基因組）。大約在8000年前，四倍體小麥與粗山羊草（Aegilops tauschii， 含DD基因組）再一次自然雜交，經自然和人類的選擇形成如今廣泛栽培的普通小麥（Triticum aestivum， 含AABBDD基因組）。由于普通小麥基因組大（17000Mb，是水稻基因組的40倍）而復雜，85%以上序列為重復序列，致使基因組測序研究困難重重，進展緩慢，成為了限制小麥基礎和應用研究進一步發展的一個瓶頸。含有A基因組的烏拉爾圖小麥是小麥A基因組的原始二倍體供體種，也是小麥進化的基礎性基因組（世界上所有小麥包括二、四、六倍體小麥、Timopheevii和Zhukoviskyi小麥等都含有A基因組），在小麥進化過程中起著核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