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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4日新華社又發了一條電訊稿《宋明清文物上發現簡體字》證實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報》予以登載。文中報道說，在江西吉安市興橋鎮釣源村“發現一北宋書法家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的清代道光年間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個簡體字，這又將簡體字的出現前推了400多年”。
二、產生于唐代說。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報》刊載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簡體字》，謂《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碑文的撰刻時間為“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霸?70個可辨識的字中，發現‘彌、萬、將、與、繼’5個簡體字，與我國大陸現在通用的規范簡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彌’和‘萬’出現兩次?！?/p>
三、產生于晉代說。1996年1月3日《文匯報》載王春南先生文《中國何時出現簡化字》，說“現今通用的某些簡化字，豈但北宋的米芾用過，在米芾之前700多年，東晉王羲之就用過”，并舉出王羲之在《蘭亭序》、《游目帖》及唐懷仁和尚集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等傳世墨跡、碑刻中使用簡化字22個。據此，該文認為：漢字簡化字出現的上限應在王羲之生活的東晉年間。
上述幾種關于簡化漢字出現的年代的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首先應弄清楚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學中，簡體字與繁體字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一般來說，經過簡化的漢字稱為簡體字，而已有簡體字代替的漢字，則稱為繁體字。因此，用筆畫簡單的字代替筆畫繁多的字，稱為漢字的簡化。其次，考諸漢字的結構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簡化的趨勢是從有了文字之后就開始存在，并且貫徹在文字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內在的規律”［1］。也就是說，簡體字是從漢字產生的時候起就出現的客觀實在。
下面依次加以說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國最古老而成體系的漢字類型，它以象形、會意等造字方法為基礎，同時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適應記錄語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識的甲骨文字約有2000個。從這些可識的甲家文字的筆畫和結構看，簡繁無定是這些鍥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個字出現幾種乃至數十種不同的寫法。如“貞”字，就有67個繁簡不同的形體［2］，“馬”字有50個繁簡不同的形體［3］，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文字學上把這種“一字多形”的字稱為“異體字”，也稱“或體”、“重文”。異體字是在漢字創始之后和新陳代謝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現象。這是因為，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與語言的適應過程中，往往導致獨立的記錄符號隨著語言表達的細密而相應增多，于是就產生了代表一個音節的符號出現幾種不同的形體和結構的現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異體。另外，與文字缺乏統一的規范標準亦有很大的關系。
甲骨文中的異體字，多數出現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復用字一般都保持著筆畫的一致。如果把這些異體字作一歸納比較，可以發現使用頻率越高的字異體越多。若進一步把同一字的異體按筆畫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筆畫越繁，其圖畫性越強，反之，年代較晚的字筆畫就越簡單。如“馬”字，商王武丁時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時期的字形簡單很多［4］。這種現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圖形向擔象符號發展的趨勢，也說明了使用頻率促進著文字的簡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字形的簡化產生了影響。從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類物品上殘存的少量書寫文字看，這些字是用毛筆蘸墨或朱砂書寫的，可見，在商代，毛筆已經是主要的書寫工具?！肮P”字繁體作“筆”，從（附圖略）
在西周金文當中，文字雖然存在著簡化和繁化兩種傾向，但簡化始終是漢字發展的主流。
與甲骨文相同的是，兩周金文中的異體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國”字，不同的寫法形體仍有數十種，多數字仍是異體各存。這個時期的文字多是范疇于器物之上，工藝復雜，因而對一些字在筆畫上進行了較多的省簡，形體也逐漸規整。這是兩周金文發展的基本趨勢。同時，由于社會分工的日漸繁復和人類思維的發展，相應地要求語言文字的表達與之適應，因而通過假借法賦予新義，或用指事法增加義符，或用形聲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筆畫以區別同音異義字等，創造了一些新字；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筆畫增多了，出現了所謂“繁化”現象。兩周金文繁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圖畫形文字的復現。這主要是器物鑄造日益精美，在青銅器上采用了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花紋，這種裝飾意味也滲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說：“東周而后，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如鐘磔之銘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鏤刻于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泊司趯徝酪庾R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6］如東周時期的“鳥蟲書”，在筆畫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變形的鳥、蟲圖案，無疑使文字變得復雜了。但這些文字具有藝術性而無實用性，很快就因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生活的發展與實用漢字相分離，進入純藝術的殿堂；而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的漢字，仍然沿著簡化的道路向規范化、科學化、抽象化、實用化發展。
戰國時期，群雄爭霸，各自為政，“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文字的使用也產生了混亂狀況。正像唐蘭先生指出的那樣：“特別是到了戰國末年，貴族社會崩潰，在商人社會里，書法也不講究了，鍥刻文字筆畫草率，簡體跟破體盛行?！保?］從漢字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時期文字混亂的狀況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諸侯國各按所需、各自為文，任意增減筆畫，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難，影響了漢字的規范化進程；而另一方面，這種率意簡筆與破體省略，卻又在客觀上為新體漢字的產生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漢字向著簡化方向發展。
秦始皇統一六國，下令全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廢棄六國異文，這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規范化運動，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簡化運動。王國維曾經考證過秦統一文字的情況：“班孟堅言《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疑，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保?］也就是說，小篆是經過“省改”大篆而產生的；所謂“省改”，即是簡化之意，通過對史籀大篆的規范、簡化，才得以使新的字體小篆作為統一文字頒行天下。相對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簡體字。
現代意義上的簡體字的大量出現，是在漢字完成了隸變之后。隸變是古漢字演變為現代漢字的關鍵，同時也是漢字的一次大規模的簡化過程。所謂隸變，準確地說應該是“草變”。郭紹虞先生曾指出過這個問題：“隸書對篆而言，是篆書的草體?！保?0］這在已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中可以得到證明。事實上，古草書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馬盟書、溫縣盟書、信陽楚簡、仰天湖楚簡等文字都已出現了簡省連寫的筆畫，這些與常見的銘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寫的篆草書體就是古草書。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為這些古草書才形成了“書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書寫加大了文字與實用的距離。許慎說：“秦焚燒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保?1］趙壹說：“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保?2］秦代的隸書就是篆書的草寫，史稱“古隸”，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古隸的發展分為兩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圓轉弧曲筆法的基礎上規則端正，形成左右對稱、方正波磔的“八分書”即今隸；二是在草化連筆快寫的基礎上規則簡率，形成了輕捷便利的章草。
從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書草化的進程肇始于戰國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戰國晚期墓葬中發現的木牘文字即有明顯的草化痕跡。省略、連筆、方折的筆法已經較多地取代了圓轉的篆書筆法。稍后一些，從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隸的形體和章草的雛形。至少在西漢時期，章草已經成為可以應用于各種重要場合的正式字體，其使用范圍已相當廣泛。據筆者對現存已出土的西漢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時期至東漢章帝（76年－88年）時期的兩漢簡牘、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統計，當時使用并和今天簡化字相同的簡體字有30多個。如“記、興、為、東、張、問、來、時、麥、鋪、楊、書、倫、車、頭、陳、長、貫、鄲、孫、干、樸、夾、魚、蕭、賦、事、門、稻”［13］等字。這些字絕大多數來源于古隸的草寫，并且都有著較高的使用頻率。草寫在客觀上完成了對漢字繁復筆畫的簡化，因而在漢字簡化的歷史演進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到了東漢后期至魏晉間，出現了現代形體的楷書。楷書又稱“真書”，它是從今隸和章草中演變而來的。從漢晉木簡的字體和筆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漸次具備了楷書的形體。從存世的碑刻、墨跡看，漢代沒有楷書的遺跡。現在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楷書，是鐘繇（151年－230年）所書《宣示表》、《薦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吳之《谷朗碑》，字體筆畫亦近楷書［14］。而流傳最古的西晉陸機《平復帖》，仍存章草筆法，可見晉初章草與楷書尚在進行嬗變交替?？瑫某霈F，使漢字在科學化、規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漢字形體系統，使方塊漢字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固定下來。
楷書的定型是在對今隸的簡化和對章草的吸收和基礎上完成的。在筆畫上，簡化了今隸的波折和方撇；在結構上，吸收了章草的簡省和連寫替代，形成了科學的、規范的方塊漢字。因此，可以說，楷書又是對今隸的一次簡化。此后，簡體字隨著行書、草書的快寫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現了如“萬”、“無”等簡體字。晉、唐佛教譯經、寫經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為發展，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戲曲等市民通俗文藝崛起迅速，都促進了簡體字使用的社會化。特別是宋、元雕版書籍中大量出現的“俗字”，是刻工貪圖省工省時恣意簡省筆畫的結果。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違背了漢字簡化的規律而被淘汰，但這些“俗字”在漢字由繁趨簡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1]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第4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甲骨文編》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類編》第192頁。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42－43頁。
[6]郭沫若：《青銅時代·周代彝銘進化觀》。
[7]唐蘭：《中國文字學》第120頁。
[8]《史記·秦始皇本紀》。
[9]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論》。
[10]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
[11]許慎：《說文解字·敘》。
[12]趙壹：《非草書》，見《法書要錄》卷一。
在討論音化或意化時，要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應著眼于作為漢字構成成分的字符。一個字符若要成為某語素的書寫形式或書寫形式的一部分，就要實現字符與語素的結合。結合的道路主要有兩條：一是用字符所示的意義與語素的意義溝通，這叫表意，這種字符增多就叫意化；二是用字符所示的聲音與語素的聲音溝通，這叫表音，這種字符增多就叫音化。由此看來，所謂表音表意，所謂音化意化，是就字符與語素結合的方式來說的，是著眼于字符的。字符與語素的結合，有“初婚”和“再婚”兩種情況。例如甲骨文中的“日”與語素“日”的結合是“初婚”，而“晴”“馬日”中的“日”與語素“晴”“馬日”的結合都是“再婚”。“初婚”時字符只有形體意義，它與語素只能沿著意義這條道路走到一起；“再婚”時的字符，已有了它最初記錄的語素的音和義，它與新語素結合的途徑就可以有意義和聲音這兩條了。
一個漢字，不論它有幾個字符，也不管這些字符是通過什么途徑與相應語素結合的，一旦成了語素的書寫形式，它就成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能指”，而相應的語素是“所指”。作為“能指”的字，是既有音，又有義的，因為語素是音義結合體。因此，說到音化意化時，不能著眼于作為語素書寫符號的漢字。在這一點上，中西文是一樣的。例如我們不能說英文“sun”這個字只有音，而中文“尖”這個字只有義，但可以說“sun”字所使用的字符“s”“u”“n”只表音，而“尖”字所使用的字符“小”“大”只表意。
第二，應著眼于漢字字符的實際運用。我們知道，在記錄語言時，一個漢字有時記錄這個語素，有時記錄那個語素；有時表示本義、引申義，有時表示假借義。漢字記錄的語素不同，所表示的意義不同，漢字所使用的字符表音表意的情況就有所不同。所謂表音、表意，實際上是指在漢字實際運用過程中字符與相應語素的結合方式，而不是指在創造漢字之時字符與相應語素的結合方式。例如古文字中的“來”，就其來源而言，是表意的；而就其運用講，是表音的。當然，這兩者有時是統一的。例如古文字中的“日”，當它表示本義時，是表意的；而就其來源說，也是表意的。
縱觀幾千年來漢字發展的歷史，我們發現，漢字的結構依次有三個不盡相同的發展方向，換句話說，漢字結構發展的方向是因時而異的。
一、在完整的漢字體系形成的過程中以及這種體系形成的初期，漢字結構發展的方向是音化。
完整的漢字體系是在原始文字的基礎上形成的，而原始文字（包括文字畫和圖畫字）都是表意的。漢字的文字畫材料，至今還未發現。而圖畫字的材料卻有一些。例如《金文編》843號，是一幅畫，像手里拿著刀殺豬，它的意思應該是殺豬祭祀祖先。從這類材料來看，圖畫字中已有可以反復使用的單體符號。這些符號，或者是代表有形事物的，或者是代表概念的。
當漢字完整的體系開始形成時，圖畫字中的許多單體符號被吸收進來；此外人們還仿此創造了許多類似的符號。然而光憑這些表意符號，還不能做到按照詞序無遺漏地記錄語言，這是因為，語言中的許多詞（如虛詞）是無法以形表義的。要想全面地記錄語言，只有走假借的道路。完整的漢字體系形成的過程，就是假借字不斷增加的過程。
漢字完整的體系形成的時間，大約是在夏商之際。殷代距離夏商之際相當近。在殷代的甲骨文里，假借字占了74％左右。〔2〕屬于西周早期的《利簋》銘文，假借字的比重也大抵如此。
這時文字里假借字的比重如此之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在原始漢字里，可能也有一些假借字，但是其比重肯定很小。與原始漢字比較起來，殷商時代和西周早期文字里的假借字急劇增加。假借字是由音符構成的，這種字占大多數，那就是音符占大多數。這就是說，從原始漢字到殷代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漢字結構的發展方向是音化。
二、從西周時代起，漢字結構的發展方向是音意化。
從用字這個角度來看，自西周時代起，假借字逐漸減少：
西周前期的《大盂鼎》銘文，共有291個字，假借字約70個，約占總數的24％；西周中期的《史墻盤》銘文，共有284個字，假借字約60個，約占20％；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銘文，有497個字，假借字約有70個，占16％；〔3〕春秋時代的《欒書缶》銘文，共有40個字，假借字5個，占12％強；戰國時的《鄂君啟節》，總字數164個，假借字3個，僅占2％；秦漢時的帛書《老子》乙本共有5500個字，假借字320個，占6％；帛書《經法》約5000字，假借字320個，也占6％；現有的《老子》假借字30多個，不足1％；現有的《荀子》首三篇，共有5700多個字，假借字54個，占1％弱。
上述統計說明，時代愈晚，假借字越少。
若從造字角度來看，自西周時代起，形聲字迅速增加。甲骨文中的形聲字，僅占20％左右。自西周時代起，形聲字大量增多。到了春秋時代，形聲字的數量已超過了表意字。秦國的小篆，依據許慎的《說文解字》，共有9353字，形聲字有8057個，占82％。南宋鄭樵分析過23000多個漢字的結構，結論是形聲字已超過90％。清代的《康熙字典》，形聲字也占90％。與形聲字在全部漢字中的比重逐漸增大相伴隨，漢字的數量也逐漸上升。漢字的數量和形聲字的比重成正比地增加，說明西周以后增加的新字主要是形聲字。
前面講過，自西周時代起，假借字在全部漢字中的比重逐漸減少，這就是說，西周以后形聲字在運用過程中，基本上是用來表示本義或引申義的。一般說來，當表示本義或引申義時，形聲字中的音符有表音作用，意符有表意作用。
形聲字是由意符和音符構成的，這種字數量逐步增多，也就是音符和意符逐漸增加。這種現象，既不能說是音化，也不能說是意化，而應稱為音意化。
所謂音意化，并不是說音化和意化平列，而是有主有從的。應該說，音化是主要的，而意化是輔助的。為什么這樣說呢？
先，形聲字的最主要來源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這樣做的目的，是區別同形同音的字。例如，“辟”的本義是法，但是被借來表示躲避、開辟、邪僻等意義。當多義的“辟”在語句中出現時，有時就分不清它是什么意思。為此，當表示躲避這種意思時，就在“辟”上加“走”旁；當表示開辟義時，就加上意符“門”（繁體）；當表示邪僻義時，就加上“亻”旁。這樣就不容易混淆了。由此看來，意化是在音化遇到困難時的補救措施，它是為音化服務的。
其次，形聲字中的意符所表示的，一般只是相應語素的意義類別，而不能確切地指出其意義；而音符則通過表示語素的音，確切地表示出語素的意義。
認識到音意化中音化的主導地位，就可以把后期的音意化與前期的音化聯系起來，籠統地稱漢字結構的發展方向為音化，但在這樣概括的時候，要意識到漢字前期的音化和后期的音化是有差別的。
三、現代漢字結構的發展有記號化趨勢。
所謂記號，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語素在語音和意義上都沒有聯系的字符。記號化就是指記號這種字符在漢字體系里逐漸增多。
漢字體系里的記號，有一些是原來就有的。例如甲骨文中的“五”“六”“七”“八”等等。但絕大多數是在漢字演變過程中產生的。時代愈后，記號越多。
有些記號原是意符。意符都是表示意義的，其意義大別有二：一是形體意義，即用圖形所顯示出來的意義，所謂圖形，是指實物之形或抽象、象征之形；二是語素意義，這是字符最初所記錄的那個語素的意義。意符憑其意義與語素的意義溝通。具有形體意義的意符，當漢字變得不象形以后，它的意義喪失了，它跟相應語素的意義溝通被阻斷了，變成了記號。這種變化過程，其實自殷商時代起就已經開始了。例如甲骨文中的“有”為什么寫成“ㄓ”，“亡”為什么要寫成“”？對這樣的問題，不用說一般人，就是古文字學家也回答不好。到了隸楷階段，漢字形體筆畫化了，具有形體意義的意符絕大多數變成了記號。有語素意義的字符，當它的意義與語素意義的聯系被切斷時，也就變成了記號。這種聯系為什么會被切斷呢？主要原因有三條：一是字符形體發生訛變，二是字符獨立成字時的意義發生變遷，三是相應語素的意義有了改變。
有些記號原是音符。音符跟相應語素的結合都是“再婚”，它的聲音就是它最初所記錄的那個語素的聲音。音符憑它的聲音與相應語素的聲音溝通。當這種聲音聯系的橋梁被拆掉時，音符也就變成了記號。聲音的聯系為什么會被阻斷呢？主要原因有四條：一是字符形體發生訛變，二是字符原來所記錄的語素已被人遺忘，三是字符獨立成字時的聲音有了改變，四是相應語素的聲音發生變遷。
由于在漢字體系里記號大量增加，所以現代漢字里的記號字和半記號字所占的比重已經很大。
我們曾對2500個常用漢字的結構做過分析，分析時所用的字形是現代楷書規范字形，所用的音義，是現代漢語普通話中的音義。當這些漢字表示相應語素的本義或基本義時，它們結構類型的情況如下：
第一，單意符字，共19個，占總數的0.76％；第二，多意符字，167個，占6.68％；第三，變體音符字2個，占0.08％；第四，多音符字，有3個，占0.12％；第五，意音字，有1321個，占總數的52.84％；音符有義的意音字有30個，占1.2％；第六，記號意音字，5個，占0.2％；第七，記號意符字，286個，占11.44％；第八，記號音符字，131個，占5.24％；第九，記號字，有536個，占21.44％。
記號意音字、記號意符字和記號音符字，都可以稱為半記號字。如果把記號字、半記號字統計到一塊，則占總數的38.32％，數量僅次于意音字（形聲字）。
有人曾以《新華字典》（1987年重排本）中的“又、冫、刂、魚”四部字作過抽樣測查，結果如下：〔4〕
部首總字數理據字半理據字無理據字
又276417
冫24789
刂64292510
魚8868164
總計2031105340
上表中的半理據字相當于半記號字，無理據字相當于記號字。如果把表中半理據字和無理據字合起來，則有93個，占總數的45.8％。
應該著重指出的是，上面的統計都是站在一個文化水平比較高的漢族人的立場上進行的，而且是依據相應語素的本義或基本義而進行的。誰都知道，漢字除了表示本義或基本義外，還表示為數眾多的引申義。若據其表示的引申義進行統計，含有記號的漢字比重會更大（當漢字表示假借義而其本義或基本義又被一般人所了解時，它就是假借字。這種字在漢字運用過程中占有一定數量）。
上面的統計說明，現代漢字的結構正朝著記號化的方向發展。目前，在漢字體系里記號雖然不占優勢，但是數量已相當可觀。估計在不久的將來，含有記號的字很可能趕超意音字，成為漢字的主流。
早在40年代，唐蘭先生就指出：“圖畫文字和記號文字本是銜接起來的，圖畫演化得過于簡單，就只是一個記號?！钡?，他認為“截至目前為止，中國文字還不能算是記號文字……還是形聲文字。”在這兩段話里，唐蘭把記號文字看作是文字的一個獨立發展階段，認為它與圖畫文字、形聲文字是相銜接的，這都是正確的。
我們的漢字已經走完了原始文字、假借文字和形聲文字三個發展階段，如果不被廢棄，它將邁進記號文字（在文字體系里記號這種字符占大多數）的大門，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注釋：
〔1〕自建國以來，許多學者持“音化”說，例如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蔣善國（《漢字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黃伯榮等（《現代漢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近年來，一些學者持“意化”說，例如申小龍（《文化的語言視界》，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萬業馨（《略論形聲字與漢字表意性》，載《徐州師院學報》1992年4期）、蘇瑞（《論漢字的義化》，載（香港）《語文建設通訊》1992年12月）。
〔2〕參看姚孝遂《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載《古文字研究》第4輯。
近來，關于簡化漢字及其產生的年代，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說法。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產生于宋代說。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報·文化周刊》專版刊登了鄒曉明、唐信忠二先生《漢字簡體字九百年前就出現》一文，認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時期，簡體字已在人們的手書中流行，這是有關學者對最近發現的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碑刻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并舉出“記、將、榮、蓋”等14個共17處簡化字作為證明。
1995年12月4日新華社又發了一條電訊稿《宋明清文物上發現簡體字》證實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報》予以登載。文中報道說，在江西吉安市興橋鎮釣源村“發現一北宋書法家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的清代道光年間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個簡體字，這又將簡體字的出現前推了400多年”。
二、產生于唐代說。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報》刊載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簡體字》，謂《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碑文的撰刻時間為“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霸?70個可辨識的字中，發現‘彌、萬、將、與、繼’5個簡體字，與我國大陸現在通用的規范簡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彌’和‘萬’出現兩次?！?/p>
三、產生于晉代說。1996年1月3日《文匯報》載王春南先生文《中國何時出現簡化字》，說“現今通用的某些簡化字，豈但北宋的米芾用過，在米芾之前700多年，東晉王羲之就用過”，并舉出王羲之在《蘭亭序》、《游目帖》及唐懷仁和尚集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等傳世墨跡、碑刻中使用簡化字22個。據此，該文認為：漢字簡化字出現的上限應在王羲之生活的東晉年間。
上述幾種關于簡化漢字出現的年代的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首先應弄清楚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學中，簡體字與繁體字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一般來說，經過簡化的漢字稱為簡體字，而已有簡體字代替的漢字，則稱為繁體字。因此，用筆畫簡單的字代替筆畫繁多的字，稱為漢字的簡化。其次，考諸漢字的結構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簡化的趨勢是從有了文字之后就開始存在，并且貫徹在文字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內在的規律”［1］。也就是說，簡體字是從漢字產生的時候起就出現的客觀實在。
下面依次加以說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國最古老而成體系的漢字類型，它以象形、會意等造字方法為基礎，同時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適應記錄語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識的甲骨文字約有2000個。從這些可識的甲家文字的筆畫和結構看，簡繁無定是這些鍥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個字出現幾種乃至數十種不同的寫法。如“貞”字，就有67個繁簡不同的形體［2］，“馬”字有50個繁簡不同的形體［3］，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文字學上把這種“一字多形”的字稱為“異體字”，也稱“或體”、“重文”。異體字是在漢字創始之后和新陳代謝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現象。這是因為，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與語言的適應過程中，往往導致獨立的記錄符號隨著語言表達的細密而相應增多，于是就產生了代表一個音節的符號出現幾種不同的形體和結構的現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異體。另外，與文字缺乏統一的規范標準亦有很大的關系。
甲骨文中的異體字，多數出現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復用字一般都保持著筆畫的一致。如果把這些異體字作一歸納比較，可以發現使用頻率越高的字異體越多。若進一步把同一字的異體按筆畫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筆畫越繁，其圖畫性越強，反之，年代較晚的字筆畫就越簡單。如“馬”字，商王武丁時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時期的字形簡單很多［4］。這種現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圖形向擔象符號發展的趨勢，也說明了使用頻率促進著文字的簡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字形的簡化產生了影響。從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類物品上殘存的少量書寫文字看，這些字是用毛筆蘸墨或朱砂書寫的，可見，在商代，毛筆已經是主要的書寫工具?！肮P”字繁體作“筆”，從（附圖略）
在西周金文當中，文字雖然存在著簡化和繁化兩種傾向，但簡化始終是漢字發展的主流。
與甲骨文相同的是，兩周金文中的異體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國”字，不同的寫法形體仍有數十種，多數字仍是異體各存。這個時期的文字多是范疇于器物之上，工藝復雜，因而對一些字在筆畫上進行了較多的省簡，形體也逐漸規整。這是兩周金文發展的基本趨勢。同時，由于社會分工的日漸繁復和人類思維的發展，相應地要求語言文字的表達與之適應，因而通過假借法賦予新義，或用指事法增加義符，或用形聲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筆畫以區別同音異義字等，創造了一些新字；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筆畫增多了，出現了所謂“繁化”現象。兩周金文繁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圖畫形文字的復現。這主要是器物鑄造日益精美，在青銅器上采用了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花紋，這種裝飾意味也滲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說：“東周而后，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如鐘磔之銘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鏤刻于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泊司趯徝酪庾R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6］如東周時期的“鳥蟲書”，在筆畫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變形的鳥、蟲圖案，無疑使文字變得復雜了。但這些文字具有藝術性而無實用性，很快就因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生活的發展與實用漢字相分離，進入純藝術的殿堂；而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的漢字，仍然沿著簡化的道路向規范化、科學化、抽象化、實用化發展。
戰國時期，群雄爭霸，各自為政，“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文字的使用也產生了混亂狀況。正像唐蘭先生指出的那樣：“特別是到了戰國末年，貴族社會崩潰，在商人社會里，書法也不講究了，鍥刻文字筆畫草率，簡體跟破體盛行?！保?］從漢字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時期文字混亂的狀況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諸侯國各按所需、各自為文，任意增減筆畫，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難，影響了漢字的規范化進程；而另一方面，這種率意簡筆與破體省略，卻又在客觀上為新體漢字的產生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漢字向著簡化方向發展。
秦始皇統一六國，下令全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廢棄六國異文，這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規范化運動，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簡化運動。王國維曾經考證過秦統一文字的情況：“班孟堅言《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疑，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保?］也就是說，小篆是經過“省改”大篆而產生的；所謂“省改”，即是簡化之意，通過對史籀大篆的規范、簡化，才得以使新的字體小篆作為統一文字頒行天下。相對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簡體字。
現代意義上的簡體字的大量出現，是在漢字完成了隸變之后。隸變是古漢字演變為現代漢字的關鍵，同時也是漢字的一次大規模的簡化過程。所謂隸變，準確地說應該是“草變”。郭紹虞先生曾指出過這個問題：“隸書對篆而言，是篆書的草體。”［10］這在已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中可以得到證明。事實上，古草書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馬盟書、溫縣盟書、信陽楚簡、仰天湖楚簡等文字都已出現了簡省連寫的筆畫，這些與常見的銘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寫的篆草書體就是古草書。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為這些古草書才形成了“書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書寫加大了文字與實用的距離。許慎說：“秦焚燒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保?1］趙壹說：“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12］秦代的隸書就是篆書的草寫，史稱“古隸”，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古隸的發展分為兩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圓轉弧曲筆法的基礎上規則端正，形成左右對稱、方正波磔的“八分書”即今隸；二是在草化連筆快寫的基礎上規則簡率，形成了輕捷便利的章草。
從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書草化的進程肇始于戰國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戰國晚期墓葬中發現的木牘文字即有明顯的草化痕跡。省略、連筆、方折的筆法已經較多地取代了圓轉的篆書筆法。稍后一些，從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隸的形體和章草的雛形。至少在西漢時期，章草已經成為可以應用于各種重要場合的正式字體，其使用范圍已相當廣泛。據筆者對現存已出土的西漢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時期至東漢章帝（76年－88年）時期的兩漢簡牘、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統計，當時使用并和今天簡化字相同的簡體字有30多個。如“記、興、為、東、張、問、來、時、麥、鋪、楊、書、倫、車、頭、陳、長、貫、鄲、孫、干、樸、夾、魚、蕭、賦、事、門、稻”［13］等字。這些字絕大多數來源于古隸的草寫，并且都有著較高的使用頻率。草寫在客觀上完成了對漢字繁復筆畫的簡化，因而在漢字簡化的歷史演進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到了東漢后期至魏晉間，出現了現代形體的楷書?？瑫址Q“真書”，它是從今隸和章草中演變而來的。從漢晉木簡的字體和筆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漸次具備了楷書的形體。從存世的碑刻、墨跡看，漢代沒有楷書的遺跡?，F在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楷書，是鐘繇（151年－230年）所書《宣示表》、《薦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吳之《谷朗碑》，字體筆畫亦近楷書［14］。而流傳最古的西晉陸機《平復帖》，仍存章草筆法，可見晉初章草與楷書尚在進行嬗變交替。楷書的出現，使漢字在科學化、規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漢字形體系統，使方塊漢字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固定下來。
楷書的定型是在對今隸的簡化和對章草的吸收和基礎上完成的。在筆畫上，簡化了今隸的波折和方撇；在結構上，吸收了章草的簡省和連寫替代，形成了科學的、規范的方塊漢字。因此，可以說，楷書又是對今隸的一次簡化。此后，簡體字隨著行書、草書的快寫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現了如“萬”、“無”等簡體字。晉、唐佛教譯經、寫經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為發展，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戲曲等市民通俗文藝崛起迅速，都促進了簡體字使用的社會化。特別是宋、元雕版書籍中大量出現的“俗字”，是刻工貪圖省工省時恣意簡省筆畫的結果。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違背了漢字簡化的規律而被淘汰，但這些“俗字”在漢字由繁趨簡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1]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第4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甲骨文編》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類編》第192頁。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42－43頁。
[6]郭沫若：《青銅時代·周代彝銘進化觀》。
[7]唐蘭：《中國文字學》第120頁。
[8]《史記·秦始皇本紀》。
[9]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論》。
[10]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
[11]許慎：《說文解字·敘》。
[12]趙壹：《非草書》，見《法書要錄》卷一。
論文摘要:語言文字除了需要規范、標準之外，還必須不斷地豐富和發展。沒有不斷的豐富和發展，規范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滯的條條框框，也就不能更好地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無法為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服務，因此，任何規范標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社會在發展，科學在發展，文字語言就必須是動態發展的，對規范標準應適時進行修訂和完善。這就是文字規范、豐富和發展的記辯證關系:規范是發展的基礎，豐富是發展的渠道，發展是規范的前進，三者相輔相成，互相聯系，互相促進，互相轉化。
1我國文字規范的形成及現狀
漢字產生之前“上古結繩而治”，自然是沒有規范的。后世從圖畫和契刻受到啟示，文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凹s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體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規范。
漢字規范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規范。舊中國長期以繁體字為正體，那么，以繁體字為代表的正體字也就成了當時的規范字。雖然當時以繁體字作為規范，但是，人民群眾長期以來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手頭字、俗字已經開始流行。這便是對漢字的豐富和發展。
兩表的調整表明我國語言文字規范的一個立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是一個不斷進行不斷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沒有終止的時候，需要從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和我國的國情出發，因勢利導，循序漸進，使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使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過程成為積極引導規范而又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
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研究了目前作為字形規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認為此表還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F在把我們的意見提出來。
1.1筆形的變化規律不夠統一
①末筆是橫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橫變成提，“車”和“?！弊髯笃詴r改變筆順把橫變成了提，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革”字作左偏旁時也應改變筆順把橫變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時末筆不是橫，四點上面部件的橫不應該就提。
②末筆是豎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時，豎變成撇，如:翔、邦、等，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韓、鄲、韌等字也可以變，特別是“”變“艷”字，左邊部件與“邦”相同，理應變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時撇變成豎，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卻沒變。
④“木”字做底時，如果上部是撇捺對稱且覆蓋“木”字的部件，要把捺變成點，如:條、茶等。如果上部不與撇捺對稱的部件為鄰，則不必改變捺的筆形，如:桌、梁、棠等?？墒恰半s、親、殺”三個字本屬后種情況，卻按前者的規律把捺變成了點。考查這三個字的來歷，原來它們在繁體字時代只是該字的左邊部件，簡化時把右邊簡掉，卻沒有把作為整字時“木”字該有的捺恢復過來。與此相反本應根據避重捺的原則把其中的“米”字的捺變成點，然而《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卻設計為兩個捺。
1.2筆順的規則也不夠統一
漢字的筆順基本上是按人體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點和視覺審美要求約定俗成的，這叫作自然筆順;規范筆順是在自然筆順的基礎上加以整理而制訂出來的。規范的筆順主要有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先橫后豎、先撇后捺、從外到內和先外后內再封口等幾條，除此之處，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但一般都應該符合人的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性。
漢字的歷史太久遠，形成的因素太復雜，要想通過幾條規律把它們統一起來，簡直是辦不到的。不過，作為漢字的規范標準，是文字繼續豐富和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越有規律、越容易掌握，推廣起來就越有效率。我們應該從“有利于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有利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總原則出發，盡可能地使漢字難認、難寫、難記的現狀得到改善，使漢字構形及組合時的變化規律趨于統一，為語文教學、社會應用和對外漢語教學開創新局面。
2文字規范發展的方向和措施
漢字喜逢盛世，必須抓住機遇，盡快適應世界漢語熱的需要、中國加人WTO后因交際的需要、科技發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發展速度。
2.1調動國家與民間兩個個積極性，加大漢字研究的力度
國家“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民間的積極性調動得不夠充分。漢字產生于勞動人民的勞動生活，又服務于社會生活，如果只有國家主管部門的研究而沒有民間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能只盯著民間用字出現混亂現象的消極因素，而忽視人民群眾使用和創造文字的積極因素。語言文字的政策應該適當放寬，鼓勵民間建立語言文字研究機構，并積極征求漢字使用者特別是語文教師的意見，吸收民間漢字研究的成果，使語言文字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
2.2制定對內漢語漢字考試等級制度
論文摘要:語言文字除了需要規范、標準之外，還必須不斷地豐富和發展。沒有不斷的豐富和發展，規范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滯的條條框框，也就不能更好地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無法為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服務，因此，任何規范標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社會在發展，科學在發展，文字語言就必須是動態發展的，對規范標準應適時進行修訂和完善。這就是文字規范、豐富和發展的記辯證關系:規范是發展的基礎，豐富是發展的渠道，發展是規范的前進，三者相輔相成，互相聯系，互相促進，互相轉化。
1我國文字規范的形成及現狀
漢字產生之前“上古結繩而治”，自然是沒有規范的。后世從圖畫和契刻受到啟示，文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凹s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體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規范。
漢字規范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規范。舊中國長期以繁體字為正體，那么，以繁體字為代表的正體字也就成了當時的規范字。雖然當時以繁體字作為規范，但是，人民群眾長期以來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手頭字、俗字已經開始流行。這便是對漢字的豐富和發展。
兩表的調整表明我國語言文字規范的一個立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是一個不斷進行不斷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沒有終止的時候，需要從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和我國的國情出發，因勢利導，循序漸進，使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使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過程成為積極引導規范而又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
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研究了目前作為字形規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認為此表還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F在把我們的意見提出來。
1.1筆形的變化規律不夠統一
①末筆是橫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橫變成提，“車”和“?！弊髯笃詴r改變筆順把橫變成了提，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革”字作左偏旁時也應改變筆順把橫變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時末筆不是橫，四點上面部件的橫不應該就提。
②末筆是豎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時，豎變成撇，如:翔、邦、等，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韓、鄲、韌等字也可以變，特別是“”變“艷”字，左邊部件與“邦”相同，理應變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時撇變成豎，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卻沒變。
④“木”字做底時，如果上部是撇捺對稱且覆蓋“木”字的部件，要把捺變成點，如:條、茶等。如果上部不與撇捺對稱的部件為鄰，則不必改變捺的筆形，如:桌、梁、棠等?？墒恰半s、親、殺”三個字本屬后種情況，卻按前者的規律把捺變成了點?？疾檫@三個字的來歷，原來它們在繁體字時代只是該字的左邊部件，簡化時把右邊簡掉，卻沒有把作為整字時“木”字該有的捺恢復過來。與此相反本應根據避重捺的原則把其中的“米”字的捺變成點，然而《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卻設計為兩個捺。
1.2筆順的規則也不夠統一
漢字的筆順基本上是按人體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點和視覺審美要求約定俗成的，這叫作自然筆順;規范筆順是在自然筆順的基礎上加以整理而制訂出來的。規范的筆順主要有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先橫后豎、先撇后捺、從外到內和先外后內再封口等幾條，除此之處，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但一般都應該符合人的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性。
漢字的歷史太久遠，形成的因素太復雜，要想通過幾條規律把它們統一起來，簡直是辦不到的。不過，作為漢字的規范標準，是文字繼續豐富和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越有規律、越容易掌握，推廣起來就越有效率。我們應該從“有利于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有利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總原則出發，盡可能地使漢字難認、難寫、難記的現狀得到改善，使漢字構形及組合時的變化規律趨于統一，為語文教學、社會應用和對外漢語教學開創新局面。
2文字規范發展的方向和措施
漢字喜逢盛世，必須抓住機遇，盡快適應世界漢語熱的需要、中國加人WTO后因交際的需要、科技發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發展速度。
2.1調動國家與民間兩個個積極性，加大漢字研究的力度
國家“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民間的積極性調動得不夠充分。漢字產生于勞動人民的勞動生活，又服務于社會生活，如果只有國家主管部門的研究而沒有民間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能只盯著民間用字出現混亂現象的消極因素，而忽視人民群眾使用和創造文字的積極因素。語言文字的政策應該適當放寬，鼓勵民間建立語言文字研究機構，并積極征求漢字使用者特別是語文教師的意見，吸收民間漢字研究的成果，使語言文字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
2.2制定對內漢語漢字考試等級制度
論文摘要:有效教學是新課程背景下全新的教學理念，對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師教學水平都有積極的作用。在有效教學的理念下，教師追求教學的有效性是自身專業發展的內驅力，學校倡導有效教學的良好環境氛圍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助推器和保障。
有效教學(effectiveteaching)的理念源于20世紀上半葉西方的教學科學化運動，是指教師遵循教學活動的客觀規律，以盡量少的時間、精力和物力投人，取得盡可能多的教學效果，是教師提高工作效益、強化過程評價和目標管理的一種現代教學理念。有效教學理念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教師關注學生的進步或發展，關注教學效益，具備反思意識，它要求教師要掌握有關的策略性知識，改進教學實踐行為，增長教學智慧。
一、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
20世紀80年代以來，教師專業發展已成為教育研究的主題之一。一般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是指教師在教學專業上不斷發展，并應貫穿教師職業生涯始終的終身自我發展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僅表現為教師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量的累積，還表現為教師對自身和其所從職業的認知的成熟和深化，能夠逐步建立起一種由專業自我、主觀教育理論和專業知識技能所組成的個性化的素質體系。教師在這一過程中將不斷更新專業結構，提升專業水準，從而獲得持續發展。
(一)教學專業化與教師專業化
傳統觀念認為，教師專業發展主要是指由教師所教學科知識和教育專業知識所組成的學科知識的專業化，一般稱之為教學專業化。其包含兩層意思:首先，對剛步入工作崗位的教師來說，在高校學習的專業基礎知識，還只是書本上的教學理論知識，還未用于教學實踐，其僅是前人的教學經驗而已，還未轉化為自己的教學理論。教師需要通過教學實踐，學以致用，實現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到理論的不斷升華;另外，時代在飛速發展，知識在不斷更新，經驗在不停升華，任何教師都必須不斷地更新已有的教學知識，充實已有的教學實踐。
然而，從有效教學的核心理念來分析，教師專業發展的重點不在于學習專業知識，而是更注重于提高專業能力和專業品質，即從教學專業化轉化為教師專業化。其中，教師的專業能力是指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的能力，它更依賴于在教學過程長期跌打滾翻積累的教學經驗，體現了教師勞動中的創造性成分;教師的專業品質比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更抽象，但它是教師專業化發展的原動力，常常表現為教師對教育、對學生、對自身發展基本態度。這一轉變，需要通過教師的教育實踐和教育理念的變革，同時也將使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更加豐富和立體，為研究教師專業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
通過以上分析發現，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正在發生極大的變化，從以學科專業知識為主轉化為提倡教師個人專業能力及品質的提高，當然，兩者是互相聯系、共同促進的。教學專業化是基礎和前提，教師專業化是對前者的升華和提高，良好的學科專業知識能使教師更有精力來研究和解決教學中存在的問題，積累經驗;過硬的專業能力和優秀的專業品質則能更好地促使教師掌握更多有價值的專業知識。
(二)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一體化
教師的專業發展是一個漫長而又需要不斷探索的過程，期間經歷著職前與職后教育兩個階段。按照有效教學對教師的新要求，教師的培養過程對教師專業發展至關重要。但長期以來，在我國的教育機構中，高師院校承擔了教師教育的職前培養任務，而教育學院系統則將重點放在對教師職后的培訓。這樣一方面使教師職前教育遠離教育現場，而教學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識難以在大學中進行有效傳遞;另一方面使教師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師范大學投人較多，培訓機構獲得的資源偏少，教學水平相對低下。因此，導致教師職前培養與職后培訓嚴重分離的現象，極大地阻礙和制約了教師的專業發展。
教師職前教育和職后教育都應該在教師專業生涯的所有階段支持教師的專業發展，體現教師培養的連貫性和互補性。職前教師教育應能夠使未來教師具備他們今后整個專業生涯中完成許多教學專業任務所必須的大多數或全部的能力，以獲得持久的專業學習和發展所必需的所有知識結構和態度。職后教師教育要著重于提高教師學歷;著重于提高教育教學能力，增強職業適應性，培養骨干教師;著重于學習新理論、研究新問題，培養教育教學專家。巨‘口真正實現教育思想，教學管理、內容和方法上的一體化。
二、有效教學理念下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
從有效教學的內涵來看，它是一套極具實踐性的教學理論，主要強調教師的職后發展問題，要求教師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強化自身的專業發展。由此可見，在研究有效教學和教師專業發展的時候，必須看到兩者的相互交融性，它們是相伴而行，相隨而生的。教師的專業水平是影響教學有效與否、效率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和必要條件，它只有在教學實踐中才能被驗證、被激活，從而轉化為有效教學的現實因素。另外，教學的雙邊性、反饋性決定了教學的進步既是學生的發展，又是教師的成長和提高，可謂“教學相長”的過程。教師專業水平的提高是其教學日益“有效”的過程，教學的“有效”程度則是教師專業發展水平最全面、最客觀、最精確的權衡尺度。圍繞有效教學，本文從教師個人和學校兩個層面來研究教師專業發展的策略與途徑。
(一)教師追求教學的有效性是自身專業發展的內驅力
1.教師要樹立終身學習的意識
在終身學習的概念里，學習是一個不斷獲得知識、培養能力的過程，能為人生的各個發展階段提供全程的教育支撐。教師的職業是一個需要終身學習持續發展的職業，教師應樹立這種思想，以應對時展的要求，求得專業水平的提高。有效教學理論的提出為教師轉變教育理念和觀念指明了方向，在此理念下，教師要樹立新“三觀”。一是新師生觀，即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是學生成長的引領者，是學生學習的促進者，是學生潛能的發現和開發者，是與學生積極互動共同發展的協作者，是與學生平等相處、共同發展的伙伴。教師要關注每一位學生的身心發展狀況，關注每一位學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養成;二是新教學觀，即教師要追求學生的全面發展，關注學生終身發展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教學工作要回歸生活、聯系生活，注重自己的教學方式與學生學習方式的多樣化化發展趨勢;三是新評價觀，即實行發展性評價，基本特征是多元化，包括標準的多元性、主體的多樣性、內容的全面性、評價手段與方法的多樣性等等。
2.教師要增強對日常教育實踐的反思
當前，我國理論色彩較濃的教育教學研究并不適合作為專業發展主體的一線教師，教師要樹立起“專家”形象，必須重視自身的成長過程及其身處其中的日常教育實踐，充分挖掘日常教育生活中所蘊藏的豐富的研究素材，并形成自身的教學理論，達到掌握策略，改進行為，增長智慧的目的。一是培養發現問題的敏銳性，養成研究的學術自覺。中小學教師研究日常實踐工作的能力，主要取決于他是否具備從教育事件中提煉主題的能力。沒有這種能力，對當下教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就會變得十分遲鈍和冷漠，更難以具備對教育教學事件加以診釋的能力。教師養成發現自身所處的教育環境中的問題的敏銳性，并逐漸養成一種研究問題的自覺，對于中小學解決實際教學過程中的問題，提高研究能力，有重要意義。川二是善于把自己帶人實踐研究的情境，省思教學效果。情境決定行為，有效教學總是在一定的教學情境中發生的，而情境則與鑲嵌在其中的知識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聯系。因此，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過程應該是教師的實踐經驗與真實的教育情境之間持續互動的過程。教師必須融人研究情境，從中獲取“原生態”的現場資料，挖掘其中所蘊藏的問題，探尋教學工作對學生發展的意義。通過對教學資料、素材的整理、分析、研究，反思自己的教學行為，把握教育教學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三是注重整理研究成果，促進成果系統化。中小學教師應努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形成文字，對自己教育教學思想進行系統梳理，并從中鍛煉和提高發現問題、收集和處理信息、創新思維、文字表達等能力，從而養成專家型教師的素質。這要求中小學教師及時地把自己對“教學感悟”的感情、體驗、認識、見解、遺憾寫下來，由片斷到長篇，由零散到系統。這樣的文字也許不會闡述得很嚴密、全面、深刻，但由于基于事實，是來自于教育實踐中活生生的感受和體驗，所以，它往往是形象逼真、簡明易懂的。四是積極做好成果轉化，提升專業水平。中小學教師從事日常實踐研究，其研究成果能使教師在深層的文化結構上提升自己的專業視野，使其由客體成為主體，能理性地、富有創意地對待自身的教育活動，并改造以往不恰當的教學習慣與行為。在此過程中，教師從教學研究的邊緣逐漸走向了中心，提升了專業水平。
3.教師要注重開展反思性教學
教師的教學反思是教師把教學觀念和教學實踐等作為認識或意識的對象，對其合理性和科學性進行評判，并考慮、選擇提升教學實踐合理性和科學性對策的過程。它是教師為實現有效教學的有意識努力的過程，同時它也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了教師的專業發展水平。
教師的反思包括對教學工作的反思和對“有效性”教學的質疑，體現在教學過程的每一個環節。既包括教學行為計劃進行反思，也包括對教學行為進行現場反思，還包括對行為結果進行反思，從而增加有效的教學行為，進而促進有效教學成為現實。反思通過將研究納人教學活動中，經驗不斷上升為實踐智慧，將“他人的理論”與“自我的理論”相鏈接，構筑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梁，成為教師成長之源。
(二)學校倡導有效教學的良好環境氛圍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助推器和保障
教師任職的學校是教師工作、生活和學習的地方，是教書育人的主要場所，也是教師本人成長發展尤其是專業發展的關鍵所在。在以往的教師專業發展策略中人們往往過多地注重一般意義上的教師教育，忽略了教師任職的學校，從而影響了教師的專業發展。因此，要真正提高教師的專業素養和專業水平，必須充分發揮教師任職學校的助推作用。
1.學校要確立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全面發展同步推進的辦學理念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只有樹立了正的理念，才會有成功的實踐。有效教學要求教師關注學生的發展，而教師的專業發展水平是影響有效教學的直接因素。由此可見，有效教學、學生發展和教師發展三者是互為因果，緊密聯系的。因此，學校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學校同樣也是教師專業成長的關鍵場所，教師的教育教學活動本身除了促進學生的成長和發展，應該也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途徑。也就是說，有一效教學的終極目標是學生和教師共同發展，教師專業化發展就是要在學校教育過程中使教師和學生都獲得成功。
2.學校要明確課堂教學是教師發展的主戰場
過去人們認為教師的專業發展只有通過送出去進修學習的方式進行，但這種學習培訓的實踐效果并不理想。因為通過培訓學到的知識，與個體當前的、現實的工作、生活情境與需要關聯較少，缺乏個體特定場景定心理體驗的融人和個體內心深處精神的滲透，因此它沒有真正轉化為個體內在心智模式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由此造就了現實中口是“行”非的教師群體，其實踐中的表現就是，教師“所倡導的理論”與“所采用的理論”的分裂。相反，校內課堂教學內容是鮮活的，富有特定的情景變化，教師可以在千變萬化的課堂教學中為自己積累足夠的教學經驗，并可將理論下放到實際情境中，產生出自身的特色教學，發揮出教學水平。由此可見，學校必須充分重視課堂這一師生共同成長的主戰場。它對于教師而言，是其職業生活的最基本的構成部分，它的質量直接影響教師對職業的感受、態度和專業水平的發展、生命價值的體現;對于學生而言，它是其學校生活的最基本構成部分，它的質量直接影響學生當前及今后的多方面的成長。
3.深入開展校本研訓，加快提升教師的實踐能力
校本研訓是指“以校為本”的教學研究與培訓，是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改善教學實踐為目的的培訓。有效教學的關鍵在于教師的有效教學實踐，而有效的校本研訓對促進教師自我反思，促進教師合作與交流，創造性地解決新課程實施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提高教師的實踐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學校要以“教學效益至上”的有效教學理念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通過校本研訓的途徑，改進教師的教學行為，增長教師的教學智慧，實現學生與教師的同步發展。
關鍵詞：方寒大戰； 自媒體； 倫理； 沙利文案
2012年春節期間，方舟子和韓寒之間展開微博大戰，就韓寒是否一說，展開激烈辯論。方寒大戰瞬間掀起軒然大波，網民中間迅速形成了兩大派，圍觀者越來越多。論爭的結果還未最終出來，但是論爭的過程，卻引發了我們諸多思考。多年前的沙利文案，是新聞學上繞不開的經典案例，而如今的方寒大戰是否可以帶給我們同樣的思考。在信息傳遞越來越迅捷的時代，自媒體在傳播信息時，究竟要注意什么？自媒體的倫理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1 沙利文案及其影響
1.1 回顧沙利文案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正值美國民權運動時期，種族之間矛盾非常尖銳。1960年3月29日這一天，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們在《紐約時報》策劃刊出了一份政治宣傳廣告《關注他們的吶喊》。該文指責官員們采取非法手段破壞民權運動，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馬丁路德金，虐待示威人士。但是這篇文章對事實有所夸大，比如增加了馬丁路德金被捕的次數、修改了虐待事件的具體細節。
這則廣告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還是激怒了地方政客。警局負責人沙利文認為這則政治廣告在暗指他違憲。故而起訴《紐約時報》犯有誹謗罪，要求賠償50萬美金。初審法院裁定《紐約時報》誹謗罪成立，該市其他政員也先后提起誹謗訴訟。這意味著《紐約時報》將支付300萬美金的賠償金，徹底破產。在兩審敗訴之后，被索賠逼至絕境的《紐約時報》奮起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中力挽狂瀾，宣布“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并廣泛公開”，維護了媒體、公民批評官員的自由。
1.2 沙利文案的影響
沙利文案終結了美國關于煽動性誹謗的觀念。由此，美國的言論自由得到進一步發展，更多的批評性意見得到保護。在自由辯論中，錯誤在所難免，如果因為害怕犯錯被訴誹謗，那么會嚴重制約和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不利于批評意見的發展，那如此下去只會讓社會的發展失去媒體的有效監督。
沙利文案，使得誹謗訴訟不再是挾制媒體的政治利器，這極大地增強了媒體信心。當然這一判決之所以會是這種結果，是因為被訴的一方地位特殊，因為《紐約時報》是媒體。媒體履行批評官員的職責，如同官員恪盡管理社會的職責一樣。這一點對于媒體來說，責任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