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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產業，一方面，農業要承擔起其作為一個產業的職能，即要以自身的貢獻去支撐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農業要在履行產業職能過程中使自身的產業素質得到提升，即要與非農產業一同發展。此外，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農業還要參與國際競爭。因此，農業問題是在產業職能、產業素質和產業開放三個層面上展開的，研究農業問題也必須從這三個層面上進行考察。
1.產業職能層面
國民經濟是由多個產業構成的一個復雜系統，為了確保該系統的正常運轉，每一個產業都應承擔起與其職能定位相適應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從產業職能層面看，農業問題就表現為農業能否對國民經濟作出應有貢獻的問題。根據庫茲涅茨的經典分析，農業對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有四個方面的貢獻，即產品貢獻、要素貢獻、市場貢獻和外匯貢獻。農業的產品貢獻來源于農產品剩余，包括對非農產業原料和糧食的供應；農業的要素貢獻來自于其內部的要素釋放，包括勞動力和資本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農業的市場貢獻體現為對非農產業產品的巨大需求，包括對生產品和消費品的需求；農業的外匯貢獻源自于出口農產品而形成的外匯儲存。
隨著工業化的推進，非農產業擴張使自身積累能力、購買能力和創匯能力不斷增強，從而對農業部門的要素、市場和外匯的依賴程度趨于下降。相應地，農業在這三個方面的貢獻也日漸式微。但是，伴隨非農產業擴張而形成的對農產品的巨大需求，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從而非農產業對農產品的依賴程度是不會下降的。此時，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就集中表現為農產品供給問題，即農業能否滿足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問題。
2.產業素質層面
國民經濟現代化應該是均衡推進的，這就要求構成國民經濟的各個產業要一同成長，產業素質要同步提升。因此，從產業素質層面看，農業問題表現為農業的現代化轉型問題。農業現代化就是將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農業的過程，即實現農業的規?；?、工業化、產業化和市場化。農業規模化，是指農業從小規模經營向適度規模經營轉變。農業工業化，是指將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和科學管理方法廣泛應用于農業，使之改造成為受實驗科學技術指導的，用工業技術裝備的工業化的農業。農業產業化，就是在一體化產業組織內部把農業再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聯結起來，以解決農業家庭經營所面臨的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農業市場化，是指自給自足農業向市場化農業的轉變，它不僅意味著農產品商品率不斷提高，意味著農業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還意味著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都要市場化。農業規?；?、工業化、產業化和市場化水平的高低，決定了農業產業素質的強弱。
隨著一國工業化的推進并達到一定水平后，如果一方面能充分發揮“以工促農”傳導機制的作用，使農業依靠產業關聯的內在規律來自然接受工業的促動，另一方面又能及時借助政府的力量來強制性地實現工業對農業的反哺或補貼，農業就可以與非農產業一同發展，農業產業素質就能不斷提升，并最終實現農業現代化(楊國才，2007)。反之，如果“以工促農”傳導機制存在嚴重阻滯，而政府又不能及時主導工業反哺或補貼農業，農業發展就將大大滯后于非農產業發展，產業素質層面的農業問題就不能得到解決。
3.產業開放層面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國國內所有產業都面臨著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因此，從產業開放層面看，農業問題表現為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問題。根據柯炳生(2003)的分析，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可以分解為三個方面：價格競爭力、質量競爭力和信譽競爭力。價格競爭力，是指農產品的價格要低廉，這是農產品競爭力的傳統性和基礎性要素。質量競爭力，是指農產品規格化、標準化程度要高，品質要好，衛生安全達到規定的要求。信譽競爭力，是指農產品品牌和企業的市場信譽要高，既包括供給者在供貨方面能否不折不扣地履行承諾，也包括供給者或農產品品牌本身的聲譽。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這三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任何一個方面的缺失、缺陷和不足，都會對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產生突出的影響。
在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前，農業長期游離于關貿總協定之外，世界農產品貿易戰此起彼伏。自1986年開始的烏拉圭回合談判決心把農業貿易完全置于多邊貿易體制的約束與監督之下，建立一個沒有政府干預、不扭曲的農產品貿易環境。各方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終于在1993年底達成了《農業協議》，啟動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進程。2001年11月，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多哈會議)又把農業問題列為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核心議題之一，以加快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進程。2005年12月，世界貿易組織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香港會議)經過艱苦談判，各成員代表同意在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農業補貼和棉花出口補貼?？梢?，農產品貿易的完全自由化只是時間問題。隨著農產品國際貿易的更加自由化，農產品國際競爭將日趨激烈。如何盡快提升農業國際競爭力，就成為各國都十分關注的問題。
二、中日三個層面農業問題的比較
1.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中國已基本解決，日本則十分突出
目前，中國工業占GDP的比重已超過50%，農業占CDP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農業勞動力比重已低于50%，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0%。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這些結構性特征表明，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并開始向工業化后期過渡。在經濟發展的這一階段，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主要表現為農業對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產品貢獻問題，即農產品供給問題。
自1996年中國農業獲得改革后第三次特大豐收，糧食總產超過1萬億斤，棉花產量達到8400萬擔以來，可以說，中國的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的供給問題就得到了基本解決，實現了由長期供給不足到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1997年以后，中國開始成為農產品的純出口國，每年順差50億美元左右。中國以僅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供養了占世界21%的人口。這些數據表明，目前中國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已基本得以解決。
二戰以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工業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增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則急劇下降。1947—1998年期間，日本農業產值占國民總產值的比重從38.8%下降到1.9%。農業份額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表明日本已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在后工業化時代，日本農業在要素、市場和外匯三個方面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也主要表現為農產品供給問題。
由于日本是人多地少、自然資源貧乏的國家，農業本無優勢，加之1960年代以后實行大規模出口工業產品的經濟戰略，為了獲得工業品市場而放任農產品的大規模進口，導致日本農產品自給率低，食品安全問題尤為突出。據日本農林水產省提供的《日本糧食、農業與農村2000年財政年度報告》，日本除大米自給率維持在95%以上之外，其他農產品的自給率從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都不同程度地下降，1999年的自給率分別為：大豆6%、蔬菜83%、水果45%、乳制品70%、肉類54%、食糖31%、水產品65%。從1960年到1999年谷物自給率由82%下降到27%，以熱量計算的食物自給率由79%下降為40%。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1999年進口的農產品價值為330億美元，占當時世界進口總量的10%。農產品需求高度依賴國外供給的狀況已經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深度不安(劉景章，2003)。
2.產業素質層面的農業問題：中國還比較突出，日本則已順利解決
囿于小農的生產方式與落后的思想觀念，當前中國農業的整體產業素質仍然偏低，傳統農業的特征還比較明顯。這主要表現在，家庭經營規模太小，阻礙了先進的農業機械、農業技術和優良品種的采用，致使目前中國機械化水平還比較低，科技進步對農業生產的貢獻率僅為3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農業產業化還任重而道遠，龍頭企業數量不多、帶動能力不強，進入農業產業化系列的農戶僅占全國總農戶數的30%左右，并且龍頭企業與農戶的責、權、利關系尚未理順，農戶的利益得不到切實保障。農業市場化程度也很低，農產品市場體系很不健全，流通渠道不夠暢通，價格形成機制不完善，市場中介組織不健全。因此，總體來看，目前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程度還比較低，產業素質層面的農業問題仍然比較突出。
日本的自然、社會條件決定了農戶經營規模一般較小(國內有不少學者稱之為小農經濟，這是不妥的，因為它是面向市場組織生產的)，這與歐美國家完全不同。但在小規模農戶經營基礎上，日本農業的工業化、產業化、市場化的成熟程度與發達水平，比歐美農業毫不遜色，有些方面甚至超過了歐美。這主要得益于日本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業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迅速轉移，以及戰后日本政府對農業改造與發展的高度重視。從1960年到1995年，日本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從1960年的32.6%下降到1995年的6%，這為日本農業現代化創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日本政府則通過“農地改革”(1947—1950年)和頒布實施《農地法》(1952年)、《農業基本法》(1961年)等一系列法律，制定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和措施，及時地推進了以機械化為主體的農業技術革命，極大地推動了日本農業現代化進程。據1999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日本農業機械化程度世界第一，耕地拖拉機為0.4708臺/hm2，耕地收割機為0.2487臺/hm2。由于農業良種技術和生物、化學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日本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綜合生產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此外，日本早在1970年代前后就實現了農業產業化。日本農業產業化的特點，是由農協等合作組織牽頭，由農民自愿參加，組織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和農產品的收購、加工、貯運、銷售等，從而使農村供、產、銷三大領域完全實現一體化。這樣就大大提高了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程度，穩定了農民收入?？傊毡巨r業現代化轉型的完成，表明在非農產業發展過程中，日本農業的產業素質得到了同步提高。
3.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中日兩國均將日益凸顯
由于土地資源約束，農業的小規模經營，以及農業科技發展水平落后，中國農產品的整體國際競爭力還比較弱。在產品價格方面，中國勞動密集型的大宗農產品，包括糧食、油料、糖料和棉花等的國內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不具備出口競爭力。在品質方面，大宗農產品規格化、標準化程度低，產品質量不高；水果蔬菜產品存在外在形態、口感和農藥殘留方面的問題，畜產品也存在衛生安全方面的問題。在產品信譽方面，中國更是面臨著明顯的不利因素，如品牌效應不強、市場誠信缺失、政府干預不當等。因此，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農產品面臨著價格、品質、信譽的三重壓力。尤其是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后，農產品國際貿易更加自由化，國內外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面對國外農產品的強有力競爭，中國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將更加凸顯。
由于農業的小規模經營，過多的生產資料投入，以及政府過度的農產品價格保護政策，使日本農產品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國際競爭力低下。1997年日本耕地面積為494.9萬公頃，占國土面積的13%。全國平均每個農戶經營耕地1.47公頃，其中70%的農產經營規模在1公頃以下。農戶擁有的耕地面積與歐美型農場相比相差甚遠，如日本農戶的平均經營規模與美國相差140倍。正是這種經營規模的巨大差異，使得日本大米的平均生產成本比美國高10倍，日本產的大米價格是美國的5.6倍。同時，為了緩解土地資源不足，日本不得不依靠增加生產資料投入以提高單產，增加農產品供給。但與美國相比，日本肥料價格是美國的1.3倍，農藥農機具的價格是1.2倍、飼料是1.6倍。高昂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無疑也加大了日本農業生產成本，抬高了其農產品價格(王炳煥、陳偉紅，2006)。此外，為了在廉價的外國農產品沖擊下保護本國農民利益，日本政府又不得不對農業長期實行過度的價格保護政策。然而，保護的結果卻是勞動力成本越發增高、生產效率越發偏低、價格越發居高不下。這樣必然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日本農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變得遙遙無期。隨著農產品國際貿易更加自由化，面對國外農產品的強有力競爭，日本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將日益嚴峻。
三、結論及對幾種觀點的評論
首先，在農業產業的不同層面，農業問題的展開是非均衡的。目前中國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但產業素質層面和開放經濟層面的農業問題還遠未解決；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成功地解決了產業素質層面的農業問題，但還沒有解決好產業職能和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這一事實表明，農業問題在其產業不同層面上的展開是非均衡的。
有學者依據中國農產品供給問題已基本解決，就認為，盡管中國的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還沒有解決，但農業問題已基本解決了(陸學藝，2002)。筆者稱這種觀點為“農業問題解決論”。很顯然，“農業問題解決論”是僅僅著眼于產業職能層面而得出的關于中國農業問題的片面認識，它忽視了中國農業在產業素質和產業開放層面存在的諸多問題，如上文中所述及的當前中國農業的規模化、工業化、產業化、市場化水平還比較低，傳統農業的特征還比較明顯；面對國外農產品的強有力競爭，中國農產品還面臨著價格、品質、信譽的三重壓力。
其次，在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農業問題的存在形式是各異的。中國農業現代化還任重而道遠，正面臨著向現代農業轉型的問題；日本農業在完成了現代化任務之后還面臨著諸多“后現代”問題。這一事實表明，農業問題在其發展不同階段上的存在形式是各異的。
有不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認為，只要農業實現了現代化，一切農業問題就將迎刃而解，因此農業政策的目標就單一化為追求農業的現代化。筆者稱這種觀點為“農業問題惟現代化論”。很顯然，“農業問題惟現代化論”忽視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盡管日本農業已經現代化了，但至今食品有40%以上要依賴進口，糧食和農產品的價格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的教訓警示我們，即便將來有一天，中國農業實現了現代化，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農產品供給會重新成為一個問題，而農業國際競爭力不強的問題依然存在。尤其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來說，任何時候都不可輕言糧食問題已經過關。
再次，從農業問題產生的原因看，是多種經濟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無論是在農民問題依然嚴峻的中國，還是在農民問題已經解決的日本，農業問題都還沒有完全解決好。這一事實表明，農業問題導源于多種經濟社會因素，因而必須多管齊下，而不可畢其功于一役。
有學者認為，中國農業問題是派生的，是因為有了農民問題，才派生出農業問題(溫鐵軍，2004)。筆者稱這種觀點為“農業問題派生論”。中國的農民問題在“三農”問題中確實居于首位，產業素質和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也確實是由農民問題派生而來。正是因為農民的數量太多，農民的土地權利不完整，才導致小農經濟仍然是中國農業的基本存在形式。而在小農經濟基礎上，中國農業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也不可能有效地參與國際競爭。但是，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并非是由農民問題派生的。從理論上講，一國農產品供給問題解決得如何，取決于土地資源稟賦、農業科技水平、農業政策、農業國際競爭力等多方面因素，而非單一的“農民問題”因素。從實踐上看，中國在目前農民問題依然嚴峻的情況下，農產品供給問題已基本解決了。而在農民問題已經解決的日本，農產品自給率低卻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中日兩國的情況從正反兩個方面都表明，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主要不是由農民問題派生而來的。
【論文關鍵詞】農業;水資源;高效用水;節水措施
按中國未來人口15億人計算，中國的人均水資源量每人每年僅為1875m3。2000年中國工農業及生活需水量達6500億～7000億m3，而可供水量僅有6000億m3。2005年中國工農業及生活需水量達7000億～7500億m3，而可供水量僅有5000億m3。水資源短缺已成定局，作為占用水量80%的農業用水必須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讓有限的農業水資源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因此，發展高效用水的現代化農業是長期的戰略任務。
1農業灌溉與高效用水
農業灌溉將水從水源輸送到農田的過程，可以劃分為3個環節，第1個環節是通過灌溉輸配水系統，將水自水源引至田間;第2個環節是在田間地表水入滲到土壤中，在土壤中再分配轉化為土壤水，而后被作物吸收;第3個環節是作物吸收水分后通過光合作用將輻射能轉化為化學能，最后形成有機物質。
高效用水的目標是極大地提高上述3個環節水的轉化和產出效率，既節水又高產。在第1個環節上，要提高輸水效率，通過工程的投入[1-2]，實行輸水渠道的配套、防滲，將來實行輸配水管道化，從而大大減少滲漏損失和蒸發損失。在第2個環節上，要合理調控農田水分狀況，使引進田間的水最大限度地為農作物所利用。在第3個環節上要調控土壤和地表面附近的大氣環境，使農作物的生長有一個良好的外在環境。對于第2、3環節要逐步推廣噴灌、滴灌等先進灌水技術、田間覆蓋保墑技術，并加強田間用水管理。
由于農業用水存在很大浪費，水資源出現零增長或負增長，所以發展高效用水的農業不僅是必須的，也是可行的，提高水的利用率，發展節水農業是解決未來農業水資源短缺的根本出路，也是現代農業的基本要求。另外，在采用技術措施的同時，還要重視非技術措施，如完善管理體制和技術服務體系，農業水資源立法，農業供水水價的合理調整等，從而提高農業用水的管理水平，提高田間作物水的生產率。
2現代農業的主要節水措施
2.1節水技術措施
節水技術措施主要包括輸水工程和灌溉技術。在輸水方面，以山東省為例，全省平均渠灌區輸水損失量在50%左右，而以色列小于10%，美國小于22%。因此，輸水工程中的節水潛力巨大，可以進行渠系配套、渠道防滲、低壓管道輸水等工程。節水灌溉技術如“小白龍”、滴灌、滲灌等，用水量僅為常規灌溉用水量的30%～50%，節水效果明顯。
2.2節水農業措施
通過田間節水，抑制土壤蒸發和作物蒸騰，提高農田水分利用效率，是發展節水農業的主要措施之一，主要包括適水生產、抗旱育種、節水高效灌溉制度、農田保墑技術、培肥地力等[3]。根據有關研究成果，通過上述措施，可提高水分利用率30%左右。
2.3節水管理措施
節水潛力的40%在于管理，只有科學的管理，才能使其他節水措施發揮應用作用，建立完善的管理機構，健全規章制度與法規，大力推廣現有的科技成果和先進技術，管好水、用好水，使水資源發揮其最大效益。
3農業高效用水技術
農田節水灌溉技術內容很廣泛，主要可分為工程節水和農藝節水。農藝節水包括制定各種農業節水灌溉制度及農田灌溉管理技術[4]。由于各種作物對水分的敏感期、需水耗水規律均不同，各自的灌溉制度及管理措施也不同。灌溉制度包括作物播種前以及全生育期內的灌水次數、每次灌水的日期與灌水定額、灌溉總定額3方面，這些方面的研究已趨于成熟。節水型農田灌溉技術主要有:小畦灌、長畦分段短灌、寬淺式畦溝結合灌等優化畦灌技術;節水型溝灌技術，如封閉式直形溝、方形溝、鎖鏈溝、八字溝、細流溝、溝壟灌水、溝畦灌等;地膜覆蓋灌水技術，如膜上灌等。此外，田間管理方面，可通過平整土地，秸稈覆蓋，地膜覆蓋，少耕免耕技術，灌溉水全面規劃、合理調蓄、綜合利用、定量調配，因地因水(狀況)制定適宜的水價及電費政策，對浪費實行罰款等措施，以實現農業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此外，還可利用各種化學制劑調控土壤表面及作物葉面蒸發，以達到節水的目的，如土面增溫保濕劑、抗旱劑、保水劑、種子包衣劑等;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手段培養高效節水品種，如農大146等小麥品種。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通過遙感(RS)、地理信息系統(GIS)、全球定位系統(GPS)及計算機網絡獲取、處理、傳送各類農業節水信息，實現高效節水的現代化技術已日趨成熟，今后將被廣泛推廣應用。
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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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波，劉鈺，許迪，等.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用評價研究進展[J].水科學進展，2009，20(5):732-738.
安徽省是我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省。為了了解改革效果，在安徽省財政廳支持下，我們于2001年8月26日到9月3日，對農村稅費改革作了專題調查。調研期間，我們先后到淮北的穎上、五河、以及皖南的歙縣，召開了6次座談會，參加的有農稅、農財、農業、預算、鄉鎮干部、政策研究專家以及部分多年從事農村工作的老同志等，查閱了有關資料?；窘Y論為：一是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成效顯著，達到了中央預定的減負目標，也為“入世”后農業政策全面調整奠定了基礎；二是隨著稅費改革的實施，中國財政體制和農業稅收固有缺陷也逐漸暴露，這些問題急待解決。
一、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實施情況
安徽省面積有13.9萬平方公里，在全省6000多萬人口中，80％為農業人口，是典型的農業大省。該省很早就開始了稅費改革試點。1994年，安徽省阜陽市各縣（市）先后采取了“稅費合并、統一征收”，但它們將“三提五統”等費與農業稅合并后按人頭分攤，形成了事實上的“人頭稅”，這一做法農民反應強烈，抵觸很大。1998年，五河縣按照“農村公益事業建設稅”模式進行了試點。1999年，在財政部指導下，在4個縣開展了以“取消鄉統籌、改革村提留、調整農業稅”為主的改革試點。200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國務院7號文件，在全省范圍內展開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
安徽省在制定方案時明確了稅費改革為“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即取消按農民上年人均純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鄉統籌費；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向農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稅；逐步減少農民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辦法。
調整農業稅政策的內容：1.調整計稅面積，計稅面積按二輪承包合同面積為依據；2.調整計稅常年產量，計稅常年產量以1993年到1997年5年間各縣的平均單產為依據；3.實行地區差別稅率，全省最高不超過7％；4.改實物征收為統一折成代金，計稅糧價由省政府統一確定，分南、北兩片。北片6個市以小麥為結算標準，2000年每百斤61元，南片11個地市以水稻為結算標準，每百斤57元；5.改革結算方式，由村結算改為按戶結算，個人申報。
調整農特稅的主要內容有：1.調整農特稅率。農特稅稅率按照略高于農業稅的原則由省府重新確定。2.調整征收方式。除煙草外，將農特產品由生產和收購兩個環節征收的改由生產環節征收，以利于農產品流通。
將村提留改為農業稅、農特稅附加，與兩稅合并征收，分別入庫。農業稅附加為正稅的20％，農特稅附加原則上為正稅的10％。村提留只能用于村干部工資、五保戶供養、村行政辦公經費等三項開支。村集體公益性和建設性支出“一事一議”，不再固定向農民收取。
為合理確定農民負擔水平，安徽省還規定了三條硬性措施：1.嚴格以二輪承包合同面積為農業稅計稅依據；2.各縣的農民負擔水平以1997年實際數為上限，不得突破；3.到村、到戶的農業稅率最高不得超過7％，附加率不得超過20％；農特稅稅率應嚴格按省政府規定執行。從實際執行情況來看，全省農業稅稅率平均為6.96％，附加率平均為19.9％；農特稅率平均為12.64％。為了保證稅費改革的順利實施，安徽省還制定了十幾項配套改革措施。
經過各級政府努力，2000年這一改革已到位，并按新標準征稅。
二、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主要成效
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目標明確，省委和省政府重視，采取措施得當，因而稅費改革進展順利，效果明顯。
（一）減輕了農民負擔，保護了農業生產力
從總量上來看，改革后的全省農民總稅負為37.6億元，比改革前同口徑49.3億元，減少了11.7億元，減幅為23.6％；加上取消屠宰稅和農村教育集資，農民負擔減少31％，人均負擔由109.4元，減少到75.5元，減少了33.9元。同時，省政府一次性取消各種收費、集資、政府性基金和達標項目50種，初步堵住了農民稱之為“無底洞”的“三亂”，減負效果明顯。
在目前，我國農民增收渠道不多。農產品存在著結構性過剩，價格下跌，農民外出務工困難的情況下，減輕農民負擔起到了休養生息、保護農業生產力的作用。
（二）初步規范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
改革前，在分配上政府與農民的矛盾集中在鄉統籌、村提留等行政性收費上。
1.“三提五統”等是的內部分配形式。在撤消，實行家庭經營承包制后，義務教育、民兵訓練等家庭以外的事務屬于公共事務經費理應由政府負擔，而“三提五統”卻將負擔轉嫁給農民。比起城市居民來，這是額外負擔，而且負擔沉重。
2.“三提五統”收費背離了受益原則，是按人分攤的“人頭稅”。人頭稅是一種按人分攤，具有累退性性質，窮人負擔高于富人的稅收，在中國歷史上自清朝雍正2年“攤丁人地”后已經絕跡。英國撒切爾夫人執政時為籌措地方資金，1990年議會曾通過人頭稅法案，結果以失敗告終并導致她1991年下臺。因此，“三提五統”收費是歷史倒退，它的分攤方式極不公平。
3.雖然國家規定“三提五統”等收費負擔不得超過農民上年總收入的5％，但“總收入”是一個統計數，人為提高總收入既可顯示鄉村干部“政績”，又可獲得更多收費，因而存在著高估農民收入的“道德風險”。正是由于這類收費是事后、被動的，不具有固定性，農民額外的、被動接受，負擔年年攀升，因而農民將矛頭集中在農村收費上是有道理的。
這次改革，在適當提高農業稅收的同時取消了一切行政性收費，簡便、清楚，且順應了歷史潮流。同時稅收附加還為村級行政籌措了適量資金，堵住了“無底洞”（各種攤派）。稅收的穩定性也使農民心中有了底，給了農民一個明白。稅費改革增強了農民的依法納稅意識，欠稅和惡性抗稅案件明顯減少。許多地方出現了多年未見的農民排隊繳稅的可喜現象。
（三）帶動了農村基層政權職能轉變，改善了干群關系
稅費改革推動了機構改革。鄉鎮機構臃腫、人員膨脹是造成農民負擔過重、財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稅費改革后事實上的收支缺口，而“向農民伸手”又行不通，這就迫使縣鄉政府走“減人、減事、減支”之路。為了適應這一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決定在市縣機構改革之前，鄉鎮機構改革先行一步。一些縣為克服財政困難，結合鄉鎮機構改革，行政人員精減達到50％。目前，全省鄉鎮機構改革已經基本完成，精簡分流工作初見成效。
稅費改革也推動了基層政權職能轉變。市場經濟下，政府是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辦哪些企業、個人家庭想辦而無力辦、辦不了的公共事務管理機關。然而在過去，從農業稅收、“三提五統”，到教育費集資等，鄉鎮干部一年到頭忙于派款催糧，不合理攤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強迫性，而攤派款項又沒有嚴格的手續憑證，農民極不信任。這就形成與農民尖銳對立。加上一些人，敗壞了黨風政風。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費做到了“一種稅，一口清”。稅款由個人申報，不再經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機關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做法，既規范了征納關系，減少了擾民，又從源頭上制止不正之風的滋生蔓延，也將鄉村干部從催款催糧中解脫出來，給了鄉村干部一個“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試點中提出的深層問題
在肯定安徽稅費改革成績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深層問題。過去它們為“亂收費”所掩蓋，稅費改革后則充分暴露出來了。我們相信，從全國來說，這些問題也具有典型意義。
（一）縣、鄉財政平衡困難，存在著農民負擔“反彈”可能
就規范政府行為、減輕農民負擔的目的來說，安徽省這次改革目標已基本達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縣、鄉財政困難深化這一深層問題，存在著收費“反彈”可能。
1.縣級財政基礎薄弱，消化能力有限。無庸諱言，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負擔。因此，如何幫助縣級財政消化“缺口”是農民負擔是否“反彈”的決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屬于純農業縣，縣級經濟基礎薄弱，加上多年積累的財政問題，基本不具備消化這一財政“缺口”能力。
穎上縣是黃淮海平原的重要產糧縣，人口為140多萬人，土地平坦，水利條件較好，歷史上最高的1999年糧食產量達到97萬噸。在市場經濟沖擊下該縣工業幾乎全軍覆沒，目前只有化肥廠還在生產，卻是虧損企業。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該縣1.6億元財政收入中來自農業稅收的為8013萬元，大體占一半。在改革前，該縣將稅費“捆”起來，按人頭攤派。改革后的畝稅負擔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負擔計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應減少財政收入4479萬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則減少了8400萬元。該縣目前的供給人數為2.12萬人（含下崗分流人員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萬元。即使稅費改革前，財政也相當困難。稅費改革后省財政增加補貼1500萬元，但由于多年積累的矛盾并未解決，為保政府運轉，該縣將發工資前四項的范圍擴大到所有行政事業單位，但仍有缺口。據計算，在義務教育經費上有缺口為5000萬元。類似情況在安徽省不是少數。
2.農業稅收缺乏彈性，減支措施難以見效。由于農業稅收不能隨著農業收入增加而增長，而縣鄉支出卻呈逐年增長，因而對純農業縣來說，即使一時能維持運轉，隨著時間推移，收支矛盾終將突出起來。為了幫助安徽省消化財政缺口，中央財政加大了轉移支付，增加了財政補助。但該省財政一直偏緊，補助后仍有缺口。為了克服財政困難，省政府下決心大幅度精減縣、鄉行政人員。但按中央規定，精減人員的工資3年內仍由財政發放，因而減人并不減支?，F在的情況是，一方面縣級政府財政困難不斷深化，因而有“收費反彈”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們又擁有行政權力，即使不能增稅，也可向農民收費或變相收費。因此，只要時機適當就可能產生“收費反彈”。
安徽省的財政困難是中部地區的一個縮影。其實質上是“一切刀”的分稅制體制下農業地區與工業地區的矛盾。中國中部地區的優勢在農業，解決中國未來吃飯問題的希望在中部。而農業地區財政收入增長必然是緩慢的，因而財政困難深化有必然性。為此，區分東、中、西部優勢，建設有利于發揮各自優勢的財政體制和轉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稅收負擔仍然偏重
農業稅收負擔有兩個概念，一是指農業稅收占農業總收入的比重；二是指農業稅收占農業凈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徑計算）。1980年代以來，隨著化肥、農藥、農機、農膜等廣泛使用，農本大大提高。因而我們認為，農業稅收負擔應按GDP口徑來計算。
在這方面目前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一種觀點是按農業總收入計算的農業稅收負擔為3.55％，屬于偏輕。另一種觀點是安徽省縣、鄉干部反映農民負擔偏重。為此，我們對該省統計資料作了分析。該省2000年的農業總收入為1023.4億元。農業稅費總額為37.9億元，負擔率為3.74％，但分母中含養殖業收入，而養殖業是不征農業稅的，扣除養殖業后的農業收入為620.7億元，實際負擔率為6.10％。按GDP口徑計算，稅費負擔率為8.98％（見表1）。這與我們在五河縣調查的稅收負擔率10.2％基本一致。當然，其他沒有稅改的省的農民負擔可能還要重些。從歷史上看，即使明朝稅負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負擔率為10.5％。因而無論從那方面說，目前農民的負擔都是重的。
農民負擔偏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次改革，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盡了最大努力，因而責怪稅收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認為，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農業生產力偏低。其次是分攤方式不合理，即稅負全部集中在種植業上，而占總收入近40％的養殖業卻不納稅。因而，如何公平地負擔農業稅收，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總之，減負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無論從農民減負，還是加入WTO后農業嚴峻形勢看，我們都要把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問題提高到基本農業政策的高度來認識。然而，中國農業社會3000年歷史證明，小生產農業至多解決農民溫飽問題，致富是不可能的。
2.種植業凈收入是指按GDP口徑計算的農業收入，公式為：農業收入=種植業總收入*系數（0.68），這一系數是來自五河縣典型調查。
3.根據安徽省統計年鑒，種植業收入占農業收入（種植業收入+養殖業收入）的比重，1999年為62.18％，2000年為60.60％。
（三）稅費改革也暴露出農業稅收的制度性缺陷
稅費改革解決了農村亂收費問題，也使農業稅制與農業經濟要求不適應矛盾“浮出水面”。這主要表現為：
1.“農業兩稅”并存對農業經濟結構調整起阻礙作用
農業稅制是按照“種什么，繳什么稅”的計劃經濟思路設計的，由“農業兩稅”，即農業稅和農特稅構成。在市場經濟下，這一稅制結構與調整農業結構要求存在著沖突。歙縣財政局反映，面對茶葉供過于求，有些農民想毀去茶園改種其他作物，但對茶園征收農特稅，而對耕地征農業稅，且后者的負擔輕于前者，由于農特稅已納入鄉財政基數，這就勢必因影響鄉鎮利益而成為障礙。
隨著農業市場化的深化，調整種植結構是經常的事。農業稅制的缺陷為：（1）價格競爭已經使特產作物、糧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農業稅的特產作物稅負重于糧棉政策起“逆向調節”作用；（2）在整個農業中，種植業處于基礎地位。養殖業不納稅，稅收全部集中于種植業的政策，顯然不利于鞏固種植業的基礎地位；（3）農業結構調整會帶來“農業兩稅”在征管上頻繁調整，不利于鄉鎮財政穩定。（4）即使從征管上看，農業稅按戶征收必須有征收底冊一個鄉有上萬農戶，建立征收底冊工作量本來就大，如果頻繁變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極易產生漏洞?？磥恚胺N什么，繳什么稅”的思路已經行不通。
2.農業稅制無法解決負擔不公平問題
公平負擔是指高收入者多負擔，低收入者少負擔。比起改革前的不了的公共事務管理機關。然而在過去，從農業稅收、“三提五統”，到教育費集資等，鄉鎮干部一年到頭忙于派款催糧，不合理攤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強迫性，而攤派款項又沒有嚴格的手續憑證，農民極不信任。這就形成與農民尖銳對立。加上一些人，敗壞了黨風政風。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費做到了“一種稅，一口清”。稅款由個人申報，不再經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機關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做法，既規范了征納關系，減少了擾民，又從源頭上制止不正之風的滋生蔓延，也將鄉村干部從催款催糧中解脫出來，給了鄉村干部一個“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試點中提出的深層問題
在肯定安徽稅費改革成績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深層問題。過去它們為“亂收費”所掩蓋，稅費改革后則充分暴露出來了。我們相信，從全國來說，這些問題也具有典型意義。
（一）縣、鄉財政平衡困難，存在著農民負擔“反彈”可能
就規范政府行為、減輕農民負擔的目的來說，安徽省這次改革目標已基本達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縣、鄉財政困難深化這一深層問題，存在著收費“反彈”可能。
1.縣級財政基礎薄弱，消化能力有限。無庸諱言，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負擔。因此，如何幫助縣級財政消化“缺口”是農民負擔是否“反彈”的決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屬于純農業縣，縣級經濟基礎薄弱，加上多年積累的財政問題，基本不具備消化這一財政“缺口”能力。
穎上縣是黃淮海平原的重要產糧縣，人口為140多萬人，土地平坦，水利條件較好，歷史上最高的1999年糧食產量達到97萬噸。在市場經濟沖擊下該縣工業幾乎全軍覆沒，目前只有化肥廠還在生產，卻是虧損企業。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該縣1.6億元財政收入中來自農業稅收的為8013萬元，大體占一半。在改革前，該縣將稅費“捆”起來，按人頭攤派。改革后的畝稅負擔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負擔計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應減少財政收入4479萬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則減少了8400萬元。該縣目前的供給人數為2.12萬人（含下崗分流人員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萬元。即使稅費改革前，財政也相當困難。稅費改革后省財政增加補貼1500萬元，但由于多年積累的矛盾并未解決，為保政府運轉，該縣將發工資前四項的范圍擴大到所有行政事業單位，但仍有缺口。據計算，在義務教育經費上有缺口為5000萬元。類似情況在安徽省不是少數。
2.農業稅收缺乏彈性，減支措施難以見效。由于農業稅收不能隨著農業收入增加而增長，而縣鄉支出卻呈逐年增長，因而對純農業縣來說，即使一時能維持運轉，隨著時間推移，收支矛盾終將突出起來。為了幫助安徽省消化財政缺口，中央財政加大了轉移支付，增加了財政補助。但該省財政一直偏緊，補助后仍有缺口。為了克服財政困難，省政府下決心大幅度精減縣、鄉行政人員。但按中央規定，精減人員的工資3年內仍由財政發放，因而減人并不減支?，F在的情況是，一方面縣級政府財政困難不斷深化，因而有“收費反彈”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們又擁有行政權力，即使不能增稅，也可向農民收費或變相收費。因此，只要時機適當就可能產生“收費反彈”。
安徽省的財政困難是中部地區的一個縮影。其實質上是“一切刀”的分稅制體制下農業地區與工業地區的矛盾。中國中部地區的優勢在農業，解決中國未來吃飯問題的希望在中部。而農業地區財政收入增長必然是緩慢的，因而財政困難深化有必然性。為此，區分東、中、西部優勢，建設有利于發揮各自優勢的財政體制和轉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稅收負擔仍然偏重
農業稅收負擔有兩個概念，一是指農業稅收占農業總收入的比重；二是指農業稅收占農業凈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徑計算）。1980年代以來，隨著化肥、農藥、農機、農膜等廣泛使用，農本大大提高。因而我們認為，農業稅收負擔應按GDP口徑來計算。
在這方面目前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一種觀點是按農業總收入計算的農業稅收負擔為3.55％，屬于偏輕。另一種觀點是安徽省縣、鄉干部反映農民負擔偏重。為此，我們對該省統計資料作了分析。該省2000年的農業總收入為1023.4億元。農業稅費總額為37.9億元，負擔率為3.74％，但分母中含養殖業收入，而養殖業是不征農業稅的，扣除養殖業后的農業收入為620.7億元，實際負擔率為6.10％。按GDP口徑計算，稅費負擔率為8.98％（見表1）。這與我們在五河縣調查的稅收負擔率10.2％基本一致。當然，其他沒有稅改的省的農民負擔可能還要重些。從歷史上看，即使明朝稅負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負擔率為10.5％。因而無論從那方面說，目前農民的負擔都是重的。
農民負擔偏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次改革，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盡了最大努力，因而責怪稅收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認為，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農業生產力偏低。其次是分攤方式不合理，即稅負全部集中在種植業上，而占總收入近40％的養殖業卻不納稅。因而，如何公平地負擔農業稅收，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總之，減負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無論從農民減負，還是加入WTO后農業嚴峻形勢看，我們都要把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問題提高到基本農業政策的高度來認識。然而，中國農業社會3000年歷史證明，小生產農業至多解決農民溫飽問題，致富是不可能的。
2.種植業凈收入是指按GDP口徑計算的農業收入，公式為：農業收入=種植業總收入*系數（0.68），這一系數是來自五河縣典型調查。
3.根據安徽省統計年鑒，種植業收入占農業收入（種植業收入+養殖業收入）的比重，1999年為62.18％，2000年為60.60％。
（三）稅費改革也暴露出農業稅收的制度性缺陷
稅費改革解決了農村亂收費問題，也使農業稅制與農業經濟要求不適應矛盾“浮出水面”。這主要表現為：
1.“農業兩稅”并存對農業經濟結構調整起阻礙作用
農業稅制是按照“種什么，繳什么稅”的計劃經濟思路設計的，由“農業兩稅”，即農業稅和農特稅構成。在市場經濟下，這一稅制結構與調整農業結構要求存在著沖突。歙縣財政局反映，面對茶葉供過于求，有些農民想毀去茶園改種其他作物，但對茶園征收農特稅，而對耕地征農業稅，且后者的負擔輕于前者，由于農特稅已納入鄉財政基數，這就勢必因影響鄉鎮利益而成為障礙。
隨著農業市場化的深化，調整種植結構是經常的事。農業稅制的缺陷為：（1）價格競爭已經使特產作物、糧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農業稅的特產作物稅負重于糧棉政策起“逆向調節”作用；（2）在整個農業中，種植業處于基礎地位。養殖業不納稅，稅收全部集中于種植業的政策，顯然不利于鞏固種植業的基礎地位；（3）農業結構調整會帶來“農業兩稅”在征管上頻繁調整，不利于鄉鎮財政穩定。（4）即使從征管上看，農業稅按戶征收必須有征收底冊一個鄉有上萬農戶，建立征收底冊工作量本來就大，如果頻繁變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極易產生漏洞?？磥恚胺N什么，繳什么稅”的思路已經行不通。
關鍵詞湖北農業現狀問題
1湖北農業發展的現狀
1.1農產品產量，有增有減
表1反映了湖北主要農產品中的棉花、肉類、水產品產量呈增長趨勢，特別是肉類與水產品增幅明顯；糧油產量則呈下滑趨勢。由此可見，隨著城鄉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傳統初級農產品的需求趨于平穩，而水產品和肉類需求增長較快，在價格杠桿的作用下，農業資源的投入出現了轉移，表明市場經濟對農業的影響在逐漸加強。
1.2農業總產值，全面增長
2002年湖北農業總產值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下同）為752.01億元，比2000年增加36.36億元，增長5.08%，平均每年遞增2.93%。其中，種植業產值為383.69億元，同比增加11.15億元，增長3.00%，平均每年遞增1.49%；畜牧業產值為220.74億元，同比增加15.59億元，增長7.59%，平均每年遞增3.75%；漁業產值為126.11億元，同比增加16.62億元，增長15.18%，平均每年遞增7.32%，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種植業和畜牧業。具體比較見圖1。
1.3農業結構調整，穩步推進
2002年湖北農牧漁業總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97.16%，比2000年提高了1.14％；圖2表明，農牧漁林的產值比重由2000年的52.06∶28.66∶15.30∶4.00調整到2002年的51.03∶29.36∶16.77∶2.86。具體趨向變化如下：一是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的產值之比由2000年的38∶62調整到2002年的33.2∶66.8，表現為糧食作物產值下降，經濟作物產值上升；二是水稻、油菜、茶葉、水果、牲豬的優質品率分別為40%、90%、58%、52%和55%，所占比重分別比2000年提高了32、10、8、7和7個百分點，表現為主要農產品的優質品率逐年提高。
1.4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逐年增加
圖3顯示，近幾年湖北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逐年增加，2002年全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444元，比2000年增加175元，增長7.72%，平均每年遞增3.79%。雖然農民的年人均純收入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依然偏低，但年人均純收入的提高，對于湖北農業與農村的經濟發展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1.5農業機械化水平，逐年提高
2002年湖北農機裝備總動力為1557萬KW，比2000年增加143萬KW，增長10.12%，平均每年遞增4.94%；農業生產綜合機械化水平達56.5%，比2000年提高7.7％；農機經營服務總收入為78.40億元，比2000年增加6.11億元，增長8.5%，平均每年遞增4.2%。這是農業生產綜合機械化發展過程的真實反映，也是大量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必然結果。
1.6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快速發展
湖北2002年底具有一定規模、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特色、特點、不同經營方式的產業化龍頭企業有2400多家，比2000年增長60%，其中：國家級龍頭企業14家，上市企業2家，省級重點龍頭企業82家；全省龍頭企業2002年實現銷售收入710億元，比上年增長9%，上繳稅金40億元，增長10%，利潤增長8.5%。說明龍頭企業在推動農業產業化、拓展農業優勢產業和帶動千百萬農民致富奔小康方面，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領跑作用。
1.7農業發展質量，穩步提高
湖北農業生態環境近年逐步得到改善，抗風險能力明顯增強，具體表現為：工業“三廢”污染和農業生產的二次污染逐步得到有效控制；種植業、養殖業等重大的病蟲鼠害得到有效預防和遏制；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造成的農業生產損失基本控制在最低限度；農業科技創新和農技推廣體系、農產品技術質量安全標準和檢驗檢測體系、農政執法體系、農業信息體系、農產品市場等五大體系的基礎設施建設有所加強，其服務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2湖北農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2.1農業投入不足，基礎建設滯后
一是政府對農業投入長期一貫制，國家投入的農業基本建設項目中的地方配套資金一般難以到位，農村經濟發展資金短缺和組織引導不力，農業生態環境整治、農業科技創新和農技推廣體系、農產品技術質量安全標準和檢驗檢測體系、農政執法體系、農業信息體系、農產品市場等基礎性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導致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農業產業化水平低，勞動生產率落后，一遇上大的自然災害就減產減收，因此湖北農業抗風險能力仍然不是很高；二是農產品的利潤率缺乏應有的吸引力，農業和農村投資環境不容樂觀，農業內部積累資金包括外來資金流向農業生產的資金轉化率偏低，農民多年的農業生產積累起來的微薄積蓄與勞務經濟流向農村的資金多數形成了新房、摩托車和婚嫁費用等消費型資金，而用于農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則極為有限，由此形成了低收入超前消費低水平生產低收入的惡性循環；三是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中的改革開放步伐緩慢，農村投資融資渠道不多，農業引進民間資本、省外資本、國際資本和吸納地方財力投資服務“三農”的公益性、社會性和示范性的農業基礎性設施建設有限，農業投資項目的影響小，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等力度弱、數量少，農產品出口創匯生產基地的規劃建設與引導不夠，湖北農產品的出口優勢基本沒有發揮出來，從而與農業生產產業化和農村經濟市場化發展需要的差距仍然較大。
2.2農民素質不高，思想認識保守
改革開放以來，湖北農村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業生產力水平穩步提高，但仍然只是一個農業大省而不是農業強省。由于湖北農業和農村非農產業的生產組織形式未有重大突破，特別是農民素質不高、思想認識保守、科技水平低、生產規模小和分散經營，導致農民收入增長一直在低位徘徊。通過表2、表3的分析表明，農民收入高低與農民文化素質、農業人口結構比例有著直接的關系。農民素質狀況、戶主文化程度與其家庭人均純收入密切相關，計算其相互關系數為0.7827，戶主文化程度為高中的，其人平純收入為2342元；初中、小學及文盲的，其人平純收入分別為2110元、2035元和1890元。隨著湖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村經濟市場化進程的推進，農民收入的增長則主要依靠其知識、技術、信息和資本集約的結合，依靠農業和農村經濟體制的創新，尤其要依靠一批思想開放的高素質農民與能夠發揮其特長及知識技術價值的市場經濟環境。
2.3市場信息不靈，銷售渠道不暢
信息和銷售渠道是農產品走向市場、獲得經濟效益的橋梁與紐帶，市場信息不靈、銷售渠道不暢是湖北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農民要想提高收入，就要按照市場動態選擇產品品種生產來滿足市場需求，就務必有新的知識來源和靈敏的市場信息，具體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通過市場調查，因地制宜地選擇有經濟效益的農產品新項目，減少盲目生產引起的農產品滯銷等；二是為現有農產品尋找市場銷售渠道。由于農村公益性、社會性的農業基礎性設施建設普遍滯后，農村平均經濟水平僅為城鎮平均經濟水平的1/3，網絡用戶的普及和應用也主要在城市，城市普及率為農村普及率的740倍，農民用戶僅只有0.3％，因此農村經濟市場信息化的裝備水平普遍不能滿足要求。即使是最低水平的農村經濟市場信息化也至少要求在鄉鎮一級設置相關機構專門從事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這對人才素質的要求較高，而在湖北農村很多地方則大多缺乏符合要求的當地信息化人才。所有這些因素，均加大了農村經濟市場信息和農產品銷售渠道的溝通難度。
2.4農產品質量不高，加工增值率偏低
湖北農產品質量不高和加工增值率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農業生態環境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目前農村千家萬戶搞農業生產，為了提高產量和防止病蟲鼠害，農藥和化肥的施用量與日俱增，而施用的數量、結構、時間卻很難把握，加之城鎮生活垃圾、污水與工業“三廢”亂倒亂排等，均對農產品質量安全造成了重大的負面影響。二是種子、種苗、種畜禽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農產品種子、種苗、種畜禽多、亂、雜的現象仍然未有大的改觀；水果、茶葉、畜產品生長周期長、良種繁育滯后，品種質量不高，農業生產經營分散等，增加了優良品種的更新難度；水產品生產依然以四大家魚為主，名、優、特、稀水產品生產、良種繁育與推廣等嚴重滯后。三是質量安全技術標準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叭胧馈焙螅覈仨毟残小秾嵤﹦又参镄l生檢疫措施的協議》（簡稱SPS協議），國際上對農產品的無害化和安全的要求十分嚴格，而目前各地農產品質量和安全標準仍以國標為主，與國際接軌的國際標準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四是加工轉化增值能力弱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當前湖北農業初級原材料生產比重大，依靠農產品精深加工轉化增值帶來的經濟、社會效益低，農產品附加值少，農業結構不合理，農產品加工嚴重滯后等，既影響了農業和農村經濟效益的提高，又制約了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產業帶的形成和農民收入的增長。
2.5農業組織化程度低，生產經營規模小
一是農業合作組織法律地位不明確，內部管理不規范。當前湖北乃至全國均未出臺與農業合作組織相關的法律、法規，導致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成立、登記注冊、解散和組織的性質、宗旨、服務均無法無規可依，合作組織內部缺乏具體的議事、監事、財務管理等制度，造成法人主體地位不明確，組織機構不健全，決策不民主，會（社）員的合作意識不強，只愿利益共享，不愿風險共擔，從而影響了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穩定發展。二是農業合作組織的生產經營規模小，帶動能力不強。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絕大多數自身經濟實力不強，10人以內的生產經營規模占了相當大的比例，組織合作的服務功能偏弱，多數只是起到單一的生產合作作用，很難實現“產供銷、農工貿、產學研”一體化的目的，更談不上按照國家、國際產品質量標準進行生產經營和運用WTO規則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具有較強的龍頭帶動能力。三是農業合作組織會（社）員的綜合素質不高，專業人才缺乏。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農民帶頭人中懂技術會管理、市場開拓能力強的復合型人才不多，大多數適應市場經濟的意識不強，綜合素質不高，對現代農業生產新品種的種、養、加模式技術掌握有限，缺乏按市場經濟規則組織生產經營和應用現代管理技術從事策劃管理的能力。
2.6農業土地細碎化，生產經營分散化
當前湖北農村基本與全國一樣，除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外，單個的農戶特別是邊遠地區農戶仍處于農業生產的主體地位，普遍實行的是。農村土地資源一般按家庭人口、土地肥力、居地遠近分配給農戶。農戶在履行協議即交足契約中暗示的租金后，可以賣掉剩余產品或留作家用。雖然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刺激了每片農地的利用，但耕地的分塊也降低了農業生產效率，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商品量少、效益低下，促成了小而全自然經濟的自發維持，其基本農業生產方式是目前農村小農經濟存在的主要原因和現實基礎。即使某個農戶家庭規劃實施專業化、規?；霓r業生產,在土地面積足夠的情況下,也會因為土地分散,其基礎設施配置和生產經營管理上的困難而不能實現其專業化和規模化。所以要解決湖北的“三農”問題，就必須從解決農村家庭仍然是現時期農業生產主體———數量最大群體的生產經營方式問題入手，改變目前農業土地細碎化和生產經營分散化的不利局面，加大土地合理有效的流轉速度，加快擴大適度規模的經營步伐。而且在政府的農政執法體系框架內將農戶現有的責任田重組,屬于農業資源內部的合理調整和配置,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和見效期短,投入小的特點，不象資本投入那樣具有長期性和較大的風險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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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惠宇．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農業發展［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明代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
華北地區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認為出現于兩漢，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認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時期才形成一種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實，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終未能成為華北的種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說：“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擬種棉者，勿種，……若人稠地狹，萬不得已，可種大麥、裸麥，仍以糞壅力補之，決不可種小麥?！焙苊黠@，能夠種植水稻、棉花的地區，是華北平原氣候、水利條件較好的地帶。然而據王象晉所說，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實行的障礙是肥料問題。
華北地區的自然條件遠比南方差，農民很難以自己的土地以外獲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華北的社會條件—商業性農業不發達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們購買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為了解決肥料問題，北方農民創始了綠肥作物與糧食作物的套種制。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驥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笨梢?，在那時為了解決肥料問題，是以犧牲一熟為代價的。
華北地區實現二年三熟的另一個障礙是勞動力問題。這一問題可從明代耿蔭樓在農書《國脈民天》中提出的“親田法”得到說明。耿蔭樓在天啟、崇禎年間在山東臨淄、壽光做知縣，他認為：“青齊地寬農惰，種廣收微?！惫⑹a樓還認為，一戶人家是種不了百畝耕地的。耕作時，應把其中的八十畝照粗放經營方式耕種，其余二十畝則精耕細作。如果年成豐穩，這二十畝的收獲必比粗放經營的八十畝高出數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王家賓《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戶三十萬，耕地為十三萬六千頃，以戶量地每戶平均45畝。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地區。以萬歷六年（1578）為例，北直隸每戶平均耕地為115.79畝。河北與北直隸接近，為117.14畝。山東為45畝[3]。這些省的戶均耕地面積都或等于或超過青州，自然都屬于“種廣收微”的粗放經營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的種植制度的。
此外，從人地關系的發展來看，當農民還有大量墾殖荒地的可能性時，是不會以實現二年三熟來提高復種指數的，而明代的情況正是這樣。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轉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話說，河南各府中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明初因荒蕪嚴重，稅糧最輕，經過多年墾辟，“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北直隸各府的土地，根據《畿輔通志》卷三十二畝賦志所載數字累計，萬歷年間實丈畝數是492，564頃。比弘治十五年凈增222，859頃，增長了八成[4]。山東各府耕地增長的全面情況資料不足，從兗州、東昌兩府看，其耕地的增長亦屬可觀。兗州府轄濟寧州，舊額糧地4000余頃，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鄆城縣耕地增長，根據崇禎年間縣志記載，嘉靖年間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華北地區耕地面積增長如此之速，而未墾荒地尚多。嘉靖《山東通志·風俗篇》說，明朝“承平百余年，休養生息，濟、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闭f明華北地區墾殖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較多的勞動力流向墾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勞動力更加不足，只能實行粗放經營，根本談不上實行二年三熟的種植制度，提高復種指數。
[1]萬國鼎：《農史文獻中所見的農作制》，《中國農報》，1962年第2期。
[2]閔宗殿、董凱忱、陳文華：《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簡史》第109頁。
[3]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表32，明洪武、弘治、萬歷三朝每戶每口平均畝地數。
[4]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發展
雍乾之際，二年三熟制開始在華北發展起來。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華北已較為普遍。在《憲廟朱批諭旨》中有大量關于直隸、河南、山東“收獲之地布種二麥”以及“麥收之地……耕犁布種晚谷秋豆”[1]的記載。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種麥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夠在田間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麥。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復種組合中不能不以小麥為主作物，然而再根據麥收之后積溫的多少與生長期的長短來搭配其他作物。因此，華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決于種麥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間，華北各省大力提倡種麥，如“直隸各州縣凡高阜之處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種冬麥，比舊甚廣，滋長發生，青蔥遍野?！盵2]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州縣“種二麥者十居八九”[3]。“東省農務麥田最關緊要”，“各屬種麥甚廣”[4]。至于河南，“產量唯二麥為最廣”[5]。清政府鼓勵農民種麥，是和推廣二年三熟制聯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農司奏請飭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畝只令種麥時，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駁斥：“地脈肥瘠不同，其播種所宜應聽農民相地土之宜自為布種，可兩熟者，農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強之再種”[6]。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經相當徹底了。
其二是肥料問題的解決。為了解決肥料不足與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農民采用了以糞肥代替綠肥的辦法。糞肥的應用同人口的數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國農業的發展（1768-1968）》一書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興府施到地里的糞肥，恰好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華南的同一數值相同。那時候，該府人地比率也與三十年代整個華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區，施用糞肥的數量要少得多?！薄吨赂黄鏁鴱V集》曾說“北方不能用（人糞尿）”，實際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廣人稀，而人糞尿來源不足，才得不到相應的重視。這種情況到清代中期才大為改觀。十八世紀刊行的北方農書《知本提綱》把肥料分為十類，把人糞歸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綠肥歸為一般的最下等。當時山東農書《農圃便覽》也有“人糞為上”的提法，可見，這時人糞已取代了綠肥的地位。北方農民還大力飼養畜力牽引大型化所必須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來獲得大量的畜肥。我們從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書》中可以了解到，山東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從鋪滿地磚、深達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產出大量被稱作“池發糞”的肥料，隨著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質就更明顯了。養豬也大量地發展起來。據蒲松齡《農桑經》可以看出當時山東流行地主強迫佃農養豬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隨著人口增加而來的人糞的增加，解決了華北肥源不足的問題，使華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發展起來。
其三是人口的壓力。清代的人口問題自康雍之際已見端倪，但真正因人口問題而造成經濟壓力，還是在乾隆以后。從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隸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凈增175.16%；山東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凈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凈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卻分別降至7.01畝、7.6畝和10.16畝[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劇減造成了糧食供給不足，糧價不斷上漲，驅使農民大量開墾荒地。但是，靠墾荒來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進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為減緩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減少也為實行二年三熟制準備了充足的勞動力條件。顧炎武在《日知錄集注》水田注中說：“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畝?！逼阉升g著的《農桑經》也說：“大約春秋田三十畝，必用一人?！币鼤辉凇毒搓愞r桑四務疏》[8]中以此作為精耕細作、兼收倍獲的標準。按每戶七口二丁計算，至此，直隸、山東、河南都達到和接近了這個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起來。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東巡撫岳睿奏折，《憲廟朱批諭旨》第15函，第5冊，第32頁。
[2]《憲廟朱批諭旨》第13函，第6冊，第10頁。
[3]同上，第12函，第3冊，第3頁。
[4]同上，第15函，第5冊，第32頁。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6]《大清高宗純皇帝圣訓》卷211，第9頁。
[7]《清朝文獻通考》卷4，回賦4《田賦之制》卷19，戶口1。
[8]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11頁。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際，華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異，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實行一年兩熟制外，其余地區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種高粱或棉花，秋后種麥，來年麥收后種豆或晚谷，周而復始。在作物中，除小麥外，“高粱為盛”，這是因為河南地屬平原，夏季多雨易澇，“唯高粱質粗而桿長，較他谷為耐水，故種植者廣”[1]。又因為黃河流經河南，兩岸堤長工險，每年搶險都用秫秸（高粱桿），向民間征用較多，因此農民普遍種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東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捌碌兀ㄋ字^平壤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種麥，麥后種豆，豆后種蜀黍、谷子、黍稷等。澇地（俗謂污下之地為澇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種子……，麥后亦種豆”[2]。作物除小麥外，以豆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麥后種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齡（山東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農桑經》和丁宜增（山東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中都有“趕雨種豆”，“且割（麥）且種”的說法。山東種豆較多，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師官兵牧養馬駝需用”，另一方面，是因為山東和江南相鄰，“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糧食”[3]。河北在華北三省中是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地區。這主要是受氣候和土壤條件的影響。一般來說，保定以南太行山東麓平原地區，水土條件較好，而“農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別是河間、天津、順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堿，“農工亦茍簡”。所以不同地區之間單產高低很懸殊。南部地區較高，北部地區則處于低而不穩的水平。如河間府河間縣，“地鮮膏腴，竭終歲之力，收入頗寡，履畝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慶有年矣”[4]。永平府灤州“不知水利，旱澇皆聽于天，計豐歲所收，每畝不過四五市斗”[5]。至于偏遠的山區，產量更為低下，易州廣昌縣在七月即已降霜，該地主要在清明時種麥、豆和五月種粟等作物，即使是豐年，每畝產量也不滿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區天氣較冷，土壤條件差，作物的生長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為特別種麥需肥多，種植期長，產量低，所以種植較少；而雜糧因為生長期短，適應性強，產量較高，種植較多。因此，河北是華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較差的地區。直到民國時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縣“有一地純種一谷者”[7]。河北的糧食作物有小麥、大麥、谷子、高粱和豆類。其中小麥、谷子占有較大比重?！巴了坠扔攴N谷，小滿中黍稷”[8]?！胞溂鹊菆觥蛞苑N豆或以種禾”[9]。種的禾名叫“六十日還家”，看來是生長期較短的作物，適合當地的氣候條件。
實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
首先，從經營效益來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種輪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氨狈礁魇。r產種類極多……，凡是充分利用這些不同作物輪植的地方，上等土地無須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獲”[10]。在河南、山東的二年三熟地區，其基本輪作復種方式是：麥—豆—秋雜，這是豆類作物與谷類作物的輪作復種。在這種二年三熟的輪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對維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證輪作周期糧食的總收量來說，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強大的固氮能力，據文獻記載，通過種植大豆能為每畝土壤積累氮素20斤，相當于硫酸銨100斤，或粗肥1萬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種麥，經冬閑之后，加強土壤養分的礦化作用，然后種植春谷或高粱，能夠增加產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麥為主作物的，“通常麥價高于粗糧價格一倍”[11]，經濟效益遠較單種雜糧為優。同年，還可以種高粱、豆類、谷子，解決飼料、燃料等問題。
其次，從勞動效益來看，實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區勞動期較長。從蒲松齡的《農桑經》和丁宜增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來看，勞動期都在十個月左右，一年間的農活分布，是較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區一年中最忙的時間只有十幾天，農民的剩余勞動時間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輪作換茬方式及其相應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進行，使勞動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調劑，便于實行精耕細作。農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雍正十年，河東總督田文鏡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情況：“豫省民俗大率廣種秋麥，并無余地留種春麥。間有未種秋麥地畝，皆留以播種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項”[12]。乾隆十年，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中也做了類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國事情》還介紹了山東煙臺附近兄弟二人“四十畝地分作兩份，輪換耕作”的情況。農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種分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來種植，三月種高粱早谷，五月種豆，八月種宿麥，使播種前后的各種收獲和中耕鋤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從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間斷地分配農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獲期按品種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點，也有利于農活的平均分配。
[1]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2]劉貴陽：《說經殘稿，沂水桑麻話》。
[3]馮柳堂：《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頁。
[4]乾?。骸逗娱g縣志》卷3，《風俗》。
[5]嘉慶：《灤州志》卷1，《風俗》。
[6]乾?。骸兑字葜尽肪?0，《風俗》。
[7]《三河縣新志》卷75，第2頁。
[8]《憲廟朱批諭旨》28冊，第71頁。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隸總督宜兆熊、協理直隸總督劉師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義》第38頁，《叢書集成》1336冊。
[10]《北華捷報》，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頁。
[11]景甦、羅侖：《清代山西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56頁。
[12]《憲廟朱批諭旨》第11函，第8冊，第43頁。
二年三熟制與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農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自然經濟的農業開始向商業化農業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民能夠生產出更多的商品糧投放市場，并且逐漸地把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來，改種經濟作物。據乾隆時編纂的河南《光山縣志》記載，當地農民“終歲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糶”，“鄰縣遠方車騾運載不絕于途”[1]。同期的《羅山縣志》也記載“北人糶販步小車驅驢往來如織，日去米不下數百石”[2]。當時還形成了經濟作物產區和糧食作物產區的分工。如“山東臨清州所需糧食，麥、谷由河南販運。秫梁由天津販運”[3]。甚至有些地區，種植糧食作物完全是為了出售，如河南嵩縣人民食粟、麥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卻在嵩縣大量種植，其原因無疑是“多得緡錢”[4]。糧食的商品化還表現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稱產麥之區，遂有山西富商大賈挾其厚資乘麥收價賤時在于馬頭集鎮廣收麥石，開坊踩曲。每商自數十萬以至數百萬塊不等”，“耗麥奚啻數千萬石”[5]。乾隆初年，圍繞著禁曲還是開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場爭論。由于農民手中的余糧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終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開禁。
農民不種糧食，改種經濟作物，一方面是因為手中有了余糧，另一方面是受市場價格的影響。如棉花價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農民種植較多。乾隆年間，棉紡業發達的松江，部分原料販自山東、河南[6]。直隸種棉，比山東、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間，已相當普遍。直隸的冀、趙、深、定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種煙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種植更為普遍。山東的濟寧州，雍正年間“膏腴皆為煙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內業煙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10]。直隸、河南種煙也很普遍?！按湃松岜局鹉?，多種煙葉靛苗，稻田漸減”[11]。河南鄧州“縱橫數十里，皆煙田”[12]。其次，粗放經營的農業開始向集約經營的農業發展。歷史上，華北的農業一直是粗放經營。張士元在《農田議》[13]中曾經勾畫出康熙實年華北農業的輪廓，“逾淮而北過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歲收益薄?！币鼤辉谇〕跄晁系摹毒搓愞r桑四務疏》[14]中，也生動地描繪了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景象：“北方地土遼闊，農民唯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比欢?，這種情況隨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開始發生變化。乾隆中期以后，華北農業出現了集約化傾向。
華北農業的集約經營主要表現在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上，它是一種把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活勞動，集中投入較少的土地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經營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的農業進入了良性循環；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的增加，使農民可以把部分原來種糧食的土地改種經濟作物，通過出售剩余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獲得農業資金，還可以用剩余的糧食喂養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據乾隆二十年成書的《西石梁農圃便覽》記載，山東省青州府日照縣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養的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為數不少。二年三熟地不僅產量高，而且能生產商品價值高的麥和大豆。據景甦、羅侖的《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一書，山東省濟南章邱縣東礬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種植和出售麥子和大豆而發家的。太和堂在光緒時期，除了飼養十七頭耕畜外，還飼養著四十只豬和一百多只羊。這些家畜每年可產肥五千余車。從同書中引用的樹荊堂畢家的事例也可看到，畢家養有十幾頭牛和一百多只羊。這三家都是地主，種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麥—黍、豆—休閑的二年三熟制，都飼養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積肥都比較多，經營都非常成功。雖說他們不一定能完全代表華北農民的經營方式，但是，這種大牲畜耕作的資本集約的經濟方式，無疑是當時華北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經營方式。
華北農業的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還表現在經濟作物的種植上。如種植煙草，“必擇肥地，用十成糞”[15]，每萬株需要“灰糞二三百擔，麩料糞水在外”[16]。山東濟寧州，種植煙草和種包谷的人工費用是四與一之比?！捌涔ちεc區田等”[17]，種植煙草所需的肥料和勞動力因地區而異。據包世臣的估計，煙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勞動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還種植著靛藍等經濟作物，也是需要花費大量的勞動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為集約經營的經濟作物，更是無庸置疑的。
總之，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為開端的，二年三熟制促進了華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就此來說，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經濟意義。
[1]乾?。骸豆馍娇h志》卷13，第6頁。
[2]乾?。骸读_山縣志》卷1，26-29頁。
[3]方觀承：《方恪敏公奏議》卷2。
[4]康基淵：《嵩民種田說》，康為乾隆時人，該書作于1765年前后。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5，5頁；卷1，21頁。
[6]葉調生：《鷗陂漁話》卷4，引吳偉業：《木棉吟》。
[7]嘉慶：《一統志》卷60，東昌府二。
[8]方觀承：《御制棉花圖》跋語。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請定經制札子》。
[10]乾?。骸稘鷮幹彪`州志》卷3，臧咸：《種蜀黍記》。
[11]包世臣：《安吳四種》卷6，14頁。
[12]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水利營田圖說》，磁州。
[13]杜修昌：《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史略》。
[14]《皇朝經世文編》戶政十一，農政上。
[15]劉貴陽：《說經殘稿》。
[16]《清代文字獄檔·吳其檔輿獻策案》。
第一部分何為農業補貼
農業補貼是一國政府對本國農業支持與保護政策體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對農業生產、流通和貿易進行的轉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干預資源轉移到農業領域，以支持本國農業的發展。在入世后能夠對農業的補貼是指針對于國內農業生產及農產品的綜合支持。
在WTO農業多邊協議框架下，農業補貼具有兩層含義：一種是廣義補貼，即政府對農業部門的所有投資或支持，其中較大部分如對科技、水利、環保等方面投資，由于不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發生直接顯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稱為農業協議的“綠箱政策”?！熬G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農業服務，如農業科研、病蟲害控制、培訓、推廣和咨詢服務、檢驗服務、農產品市場促銷服務、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2）糧食安全儲備補貼；（3）糧食援助補貼；（4）與生產不掛鉤的收入補貼；（5）收入保險計劃；（6）自然災害救濟補貼；（7）農業生產者退休或轉業補貼；（8）農業資源儲備補貼；（9）農業結構調整投資補貼；（10）農業環境保護補貼；（11）地區援助補貼。
另一種是狹義補貼，如對糧食等農產品提供的價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補貼，這類補貼又稱為保護性補貼，通常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造成直接明顯的扭曲性影響，一般被稱為“黃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農產品貿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種子、肥料、灌溉等農業投入品補貼、農產品營銷貸款補貼、休耕補貼等，一般稱“黃箱政策”。屬于“黃箱政策”范圍的農業支持與補貼，叫“黃箱政策”補貼。WTO《農業協定》的“黃箱政策”中規定給予了發展中國家特殊差別待遇，對發展中國家為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補貼措施可免予削減承諾，簡稱“發展箱”。主要包括：（1）農業投資補貼；（2）對低收入或資源貧乏地區生產者提供的農業投入品補貼；（3）為鼓勵生產者不生產違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稱此為“發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情況與分析
與發達國家比，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顯然不高，財政實際補貼的比率大約是2%―3%，總量補貼根本達不到8.5%。之所以在入關時關于農業談判中仍然堅持爭取較高補貼率，是因為這個補貼會自動成為每一種農產品進行“黃箱補貼”的上限，這樣對于我國很多大宗品種的出口影響甚大。所以，這個補貼率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我國一些大宗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雖然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較低，但按照《農業協定》也可以分為以下幾方面：一是符合所謂的綠箱政策的，如我國1996-1998年平均支出為1514.2億元人民幣（182億美元）。主要對農業提供了“一般服務”補貼，達785.6億人民幣（95億美元），占“綠箱政策”補貼的52%；其次是糧食安全儲備補貼，約383.8億元（46.4億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災害救濟、扶貧、農業生態環境建設支持等。而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結構調整補貼等，我國尚未列入財政預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謂的黃箱政策的。我國在1996-1998年期間實施的“黃箱政策”主要有兩種，1、對糧食、棉花的政府定價收購及保護價收購。98年后政府逐漸縮小了糧食收購補貼范圍，如一些地區的小麥和玉米已經退出保護價范圍。2、農業生產資料價差補貼。如八十年代對農膜的補貼。三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箱政策，如國家對農田灌溉設施的投資補貼等。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財政對農業補貼的特點表現在：（1）補貼范圍的普遍性。財政對農業生產流通領域補貼，幾乎涉及到農產品生產與流通的全過程。補貼面較廣，補貼很分散，補貼的作用難以集中發揮，補貼的效果較差。（2）以價格補貼為主，貼息貸款為輔。大多數補貼用于降低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支農服務的收費標準，以及農產品購銷環節的補貼。這些補貼占財政對農業補貼的比重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用于糧棉油在流通環節的補貼達1866億元，占整個財政補貼總額的50％，其中絕大部分用于城鎮居民的消費補貼，農民從中間接獲得補貼利益。（3）補貼方式的隱蔽性。長期以來，財政對農業補貼方式多采勸暗補”的方式，即財政補貼資金不直接以財政撥入的方式進行，而是通過流通渠道間接地給予補貼。這種方式體現在農業生產中，帶有一種補質。但這種“補助”并不為大多數生產者所知曉，對生產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成本及主要構成
分析我國農業生產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成本主要構成，因為河南、河北、山東是我國的產糧大省，我們以這些省的農業生產為主要對象進行分析，或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需要強調的是東北地區因為土地面積較大，情況有所不同，這里的分析不適合東北地區）當前在河南省，農業生產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幾部分組成（山東、河北類似），一是土地使用稅和各種提留與統籌；（可以簡單表示為A兩費一稅，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統籌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總的費用大約平均每畝為三十元，注：各地區情況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費用，平均15元/畝/次；三是種子費；四是化肥和農藥費用，平均大約八十元/畝；五是收割或脫粒費用15元/畝；六是運輸費和人工費。那么我們可以簡單計算這些河南、山東、河北等省主要農作物品種的生產成本。
以此計算這些地區小麥的生產成本為：15元/畝/次（耕作費）+10公斤*1.6元/公斤/畝+23元/50公斤碳銨/畝、18元/50公斤磷肥/畝和40元/50公斤鉀肥或農藥+15元/畝收割脫粒費用+50個人工+每年每畝的兩費一稅和統籌提留費用30元/畝。按照河南、河北、山東的平均經濟水平我們初步估計每個人工價值為5元。則可以看出現階段小麥的生產成本大約每畝總計為157元+250元=407元/畝（因為人工費用國家沒有統一標準，成本計算不一定準確，僅有參考意義）以河南省各主要糧食產地當前的實際生產情況來看(其它幾省情況類似)，平均每畝的產量為400公斤，而且還需要沒有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這樣可以粗略計算一下上述幾省的小麥生產成本大約每噸1017.5元，即123美元/噸。
對比于國際市場小麥價格，印度中等小麥為85美元/噸（FOB美灣），美國軟紅冬2號114元/噸（FOB美灣），硬紅冬2號126元/噸（FOB美灣），法國小麥106美元/噸（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國的糧食主產區的小麥并不具有國際競爭力。同樣可以計算上述這些地區其它作物的生產成本，如玉米的生產成本是825元/噸，大豆的生產成本是1480元/噸，也沒有明顯國際競爭優勢。（但是，河南、山東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國際上有相當的競爭力。因為不是主要作物，這里不做重點討論。）
第四部分我國進行農業補貼的必要性
因為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還不發達，與發達國家相比，農業生產各個方面的差距都相當大。比如說我國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補貼，才能達到國際市場價格?？梢哉f，入世后我國受到沖擊最大的首先是農業。如何在入世后保護農業生產，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是穩定我國糧食生產，保護廣大農民利益的重要保證，也是黨和國家努力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這一切都要求對農業采取補貼和保護措施，以穩定農業生產，逐漸提高我國農業發展水平，增強我國農產品的國際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也是世界許多國家對國內農業保護的手段之一，從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這是有效地保護和提高農業生產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對我國農業補貼的建議政策措施
入世后，對農業的一切政策都要以《農業協定》中規定的農業補貼不超過8.5%為限度。那么，在農業協定的允許的條件下，從哪方面進行補貼最為有效果呢？
從我國過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補貼進行價格支持，采用保護價格收購措施，相當于對流通環節進行了補貼。但是，價格支持是需要削減的黃箱政策，而且根據近幾年的情況來看，效果并不好。同時按照WTO《農業協定》要求，政府提供的價格支持應針對農產品生產者，而不應該是流通部門。因此，盡管今后價格支持在總量上有一定調控空間，但在支持結構及補貼目標上則需作較大的改革。應通過調整農產品價格支持目標、支持重點，深化農產品流通體系改革，逐步減少對流通環節的補貼，把支持與補貼的重點轉向農業生產者。
關于對農業的補貼具體的措施，我非常同意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課題組的建議，重點在以下幾方面：1．盡早改變和改革低效率的價格支持政策，將節省出來的寶貴財政資源，轉為直接補貼等其他對農業的國內支持措施，把“黃箱支持“轉為“綠箱”政策范疇的支出。
一研究背景：中國農業投入不足與結構轉型
中國的農業是典型的弱質農業。人均耕地面積僅1.3畝，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有1/3省市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畝，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人均0.8畝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九五期間，農業占gdp總量是占18%多。但是到2002年已經降到14.5%，到未來五年有可能降到10%，農業在gdp中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2002年農業占gdp比重下降至14.5%，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72.6%，農業勞動生產率不及發達國家的10%。農民來自農業的純收入絕對額最高的一年是1997年，農民人均來自農業的收入達到1267元，2001年下降到1165元，2002年差不多，1998-2000年共減少132元，2001年由于糧價回升，人均增加30多元。就農業生產本身來講，關鍵是農業投入不足：農業投入總量的絕對數雖有所增加，但相對份額變化不大且有下降趨勢。一是國家財政支農數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連續下降，我國財政支農資金在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不斷下降，1980年是12%，1990年是10%，近年來大致維持在8%，歐美國家的財政預算用于農業的開支，一般占財政總支出的20-50%。二是農業信貸占國家金融信貸的比重下降。1995年是5.95%，97年4.42%，99年5.11%2000年4.92%，2001年5.09%（張迎春，2003）。三是農戶生產性投入不足。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降到2000年的286.5元，相當于全國農民對農業減少投資千億元。
形成農業投入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國家的農業發展戰略的失誤，其理論原因在于以劉易斯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的“二亓結構的惟工業論”、或深受前蘇聯“優化發展重工業”的影響而選擇了農業輔助發展戰略。圍繞這一發展戰略所進行的土地制度改革、生物技術推廣、農業機械化的推行、農業勞動力素質的培訓，以及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為了支持工業的發展，同時，配之以這一發展戰略實施的農產品低價收購政策，在資本積累方面導致農業部門的資金、勞動力流向工業部門，造成了人均糧食生產率和農業生產率的低下。農業發展的緩慢甚至停滯，減緩了工業發展的速度，工業部門安置農業中產生的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限，從而造成大量的失業，這是不言而喻的。農業輔助型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僅未能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而且連其支持工業發展的初衷也未實現。
舒爾茨提出了改造傳統農業的思路。他認為農業區域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是農業現代化，而不是放棄農業，單純發展工商業。向農業投入新的生產要素，即技術和知識，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的關鍵舉措。原有的二元或三元經濟模型，都把研究對象的范圍限定在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過程中，這顯然是原有生產力形態的反映。生產力形態，人類社會經歷了從漁獵采集經濟向農業經濟轉變的農業社會（公元前4000年-1750年）、工業社會（1750年-現在），正面臨著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轉變的信息化社會轉型（1970年-現在）。信息技術推動著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在這一階段，財富的積累、經濟的增長、社會的進步、個人的發展都要以信息和知識為基礎，已經引起了一場巨大的產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再一次改變人類的生活、生存和工作方式。人們在傳統產業己經很難找到突破口，新的突破口一定是信息產業。因為創新供給能創造需求，而供給創新又需要高新技術作為支撐；信息技術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催產素，信息產業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部門會創造新的就業部門、緩解就業壓力，會導致需求結構發生變化，提升產業結構，激活經濟發展的潛力。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it和信息化一直處于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技術革命的領跑地位，it革命的支柱pc和互聯網等技術多數起源于美國，而美國的經濟卻保持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正是信息化的成功才造就了美國90年代新經濟的興起。信息作為一種最重要的資源越來越受到重視，同志曾多次強調，“四個現代化，哪一化也離不開信息化”。九五”期間，中國信息產業年均增速超過30%。電子信息產品在外貿出口中，從9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22%。2000年我國gdp增長率中，信息產業貢獻度在10%以上，己經替代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且10年內沒有其他新興產業可能替代（北師大課題組，2001），不論是現在正在興起的生物技術及其產業，還是因環保事業發展而迅速成長的環境產業和材料產業，且不論從研發到產業化過程還要走相當一段路程，就其對其他產業的滲透程度而言，也是無法與信息技術產業相比，或者說對國民經濟各產業間接影響較小。這樣，信息產業無論是從發展前景，還是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部門，都完全區別于農業、工商業部門而獨立存在。從生產力類型上看，在中國由農業、工（商）業、信息產業三元并存的經濟形態在國內基本得以確立，傳統的二元結構演變成現代的三元結構，中國農業投入面臨的現實問題也就是三元結構條件下農業投入問題的新趨勢。
二從投入主體上看，三亓結構條件下中國農業的投入注重政府主導的多亓化途徑
三亓經濟理論與二亓論的根本區別是，二亓論是建立在古典主義基礎之上的，而三亓結構論是建立在政府干預思想基礎上的。也就是說，在自由的市場制度下，資源包括勞動力和資本是不會順利地轉移到新的產業部門，即使這個部門的利潤很高。只有通過政府部門的介入，才能打破三亓結構中僅僅依靠資源的自由流動機制所無法滿足的結構轉換目標，政府在資本形成、勞動力教育、市場環境等方面的積極行動是彌補缺口的重要保證。一方面，中國城鄉二亓結構特征與弱質農業（低利潤）的國情決定了政府始終是農業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財政對農業的支出則是政府支農的主要手段。我國經濟建設的歷程表明，增加農業投入的時期，農業發展就順利，整個財政經濟狀況呈明顯好轉趨勢。而忽視農業，農業投入量減少的時期，農業就上不去，國民經濟也就停滯不前，財政狀況就欠佳。沒有財政的保證，增加農業投入是一句空話。農業投入問題的根本解決，要靠立法。建議制定《農業投入法》，對中央、省、市、縣、鄉五級政府的農業投入職責、方式、管理體制等進行明確的法律界定，并建立起依法正常增長的機制。另一方面，中國財政實力與農村取向的市場化改革的進展，應發揮政府投資的導向作用，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農業投入機制。一是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農村信貸服務。比如完善農業政策性銀行利益補償機制。二是加快體制機制創新，積極鼓勵民間投資。比如設立糧農風險基金，加大對農業利用世界銀行項目貸款額度、外國政府貸款項目額度、商業勝貸款項目額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投資額。三是加大對農業支持保護力度，提高農業的自我積累和發展能力，形成市場動力機制。比如以貼息和貼補性投入引導農民對農業的投入有一個合理的回報，以增加投入的積極性。四是疏通農業投融資渠道，完善社會資本投入機制。比如，利用股票、債券市場和利用基金、風險資本進行農業融資，壯大農業投入規模。第三個方面，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間接增加農業投入。政府工作的效率直接關系到農業投入成本的高低。提高地方政府效率最大的問題是人往哪里去？2000年，我國農村43735個鄉鎮，平均每個鄉鎮的農業生產總值約為3250萬元，鄉鎮一級由財政供養的人口共有1300萬人，全國平均鄉鎮人口與鄉鎮吃“皇糧”人口比例為1：30。據統汁全國1994年縣鄉財政供養人數為2251萬人，2000年達到2959萬人，增加了708萬人，僅此一項一年要增支1000億。而我國有近一半左右的縣級財政困難（李院力，2003）。因此，要減員、提效、減負、增加農民收入，建議通過對地方各級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仿效金融、軍隊“買斷”’，給予較高的貨幣補償，真正實現精簡機構和人員，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降低政府運行成本。同時，對由政府提供的環境保護、市政建設、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向包括ngo（非政府組織）在內的民間共同提供轉變，實行公共產品市場化提供，提高服務效率。另外，繼續完善以公開考選、競崗、政府雇員、公務員培訓創新等方式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素質，促進行政效能的改善。
三從投入總量上看，三亓結構條件下中國農業的投入注重工商業、農業、信息產業協調發展
以劉易斯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的“二亓結構的惟工業論”，在資源配置方面導致農業部門的資金、勞動力流向工業部門。目前國家用于農業的各種支出和補貼每年大約在2500-3000億元左右，而每年農民上交的農業稅費和鄉鎮企業上交的各種稅收約3500億元，每年國家對農業是收大于支500_1000億元。農業輔助型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僅未能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而且連其支持工業發展的初衷也未實現。三元結構轉型注重發達的農業部門作基礎。一方面，農業的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業著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沒有發達的農業，三亓結構轉型缺乏動力。另一方面是因為，信息技術是一種虛擬經濟，必須與傳統產業相結合，才能構成實體經濟，它的應用主要取決于工商業、農業部門的需求。同時，基于信息通訊技術的高滲透性、倍增效應等特征，它既可以涉及一、二、三產業，又能夠兼容在各行各業中。從美國的實踐看，對傳統產業不僅沒有造成威脅，反而極大地促進了傳統產業的發展：信息技術對農業各個領域的滲透，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的生產水平。歐美等發達國家，信息技術對農業發展的貢獻率高達80%以上，中國信息技術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0%；現代信息技術和管理方法對傳統制造業的滲透和軟化，不僅使傳統制造業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也使資源消耗大大減少；信息技術應用于傳統服務業，可以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據統計，在美國凡采用cims的公司產品質量提高41%以上，生產率提高200-500%，而工程設計和人力費用卻分別減少15-30%和5-20%。我國22個省市用電子信息計術改造傳統產業的投入產出比為1：5，個別的甚至高達1：10（北師大課題組，2001），也有數據為一般投入產出比為1：4以上，有些領域甚至達到了1：20以上（陸海滄，2002）。因此，信息產業使傳統產業的市場規模擴大，分工更加細化，經濟效率提高而獲發展將得更大的發展。區別于二元結構理論的是，三元結構論強調結構轉換要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對一、二、三產業的改造作用，而二元論則忽視了工業技術對農業部門的影響。在三元結構的轉換過程中，注重信息產業部門對一、二、三產業的影響將成三元結構理論研究的重點。基于資源在三亓部門之間并不存在順序性的單向關系，三亓部門之間在發展的先后層次上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模糊，中國農業的投入問題也由“先工（商）后農”，轉變為了“工（商）、農、信息并重”。
四從投入結構上看，三元結構條件下的中國農業投入注重信息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開發
二亓結構條件下，現代農業主要依靠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其基本標志是農業機械化和農業化學化，其實質是更多使用物質資本來替代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即把石油轉化為食物，故又稱之為“石油農業”。三亓結構條件下農業是對現代農業的繼承和揚棄，它主要已不是依靠追加自然資源和物質資本來促進農業的外延式增長，而是依靠知識的創新和高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來實現農業的內涵式增長和質量與效益的提高，其基本標志是高技術和信息化，也就是把知識資本轉化為農產品，也稱之為信息農業。因而，從事農業信息與技術的創造、生產和傳播之職的國家農業信息系統將成為農業發展的核心和主要動力來源，其創新能力和規模結構直接影響到全國農業實力強弱和發展后勁。所以，三元結構條件下中國農業投入，首先，是信息服務網絡系統的建設。創新環境形成的首要條件是接觸創新信息的來源?；谛畔⒎站W絡系統差異的信息鴻溝既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又是拉大區域經濟差異的重要原因。這種信息服務網絡系統一方面包括互聯網、公共媒體、圖書館建設等，另一方面包括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建立一條方便、快捷、暢通的信息通道，是信息時代政府特別是后進地方政府所必須考慮的一項基本工作。美、日等國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提供了成功的經驗。信息網絡系統的建設有利于縮小發達區域和后進區域的知識差距，有利于提高后進區域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資源開發利用是信息化的核心內容，也是區域創新特別是后進區域的薄弱環節。地方政府應組織具有地域優秀文化傳統的信息資源上網，引入市場機制，打破部門、單位分割和封閉的狀況，積極與國家信息網絡建設相協調，加快信息資源共享，推進區域創新進程。其次，是構建學習培訓機制、加強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培訓。創新環境形成的第二個主要條件是創新的技術勞動力的大量儲備。簡單體力勞動者的大量存在與大批外流，是后進區域創新面臨的桎梏之一。在農村從業人口中，文盲和識字很少的占14.01%，小學程度占14.02%，初中程度占38.04%。這樣素質低的人群只能算是潛在的人力資源優勢。要把潛在的變為現實的人才優勢，就必須加大企業、政府和社會的投入，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的文化科技素質和就業、擇業、創業技能。通過學習、培訓，加快吸納、應用、擴散新的知識，提高知識主體的素質和創新能力。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在推廣和咨詢項投入的平均規模昊23.6億美元，分別是歐盟和日本在此項下投入的2.7倍和6.9倍。但歐盟和日本在培訓上花的錢遠遠超過中國，分別是中國的41倍和22.7倍（外經貿部，2002），只有加大農業的培訓投資力度，農業的發展才能成為現實?；诳h、鄉財力，建議由省級政府主導、地市級政府協同投入，大力促進后進區域的基礎、職業、繼續教育的發展，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同時，中央政府也應建立規范的教育財政撥款制度，加大對后進區域的義務教育的支持力度
五從投入方式看，三元結構條件下的中國農業投入注重對農民收入的直接支付
投入方式的不同，直接影響到支農效果。二亓結構條件下中國農業的投入方式多采用間接支持的方法，如補助流通環節（1998年以來，我國每年用于糧棉流通補貼的資金達600億元以上）、提高糧食價格等方式。這樣就會形成二個后果：一是由于投入機制是在各級政府與相關的農業主管部門之前封閉運行，中間環節過多、不與農民直接見面，暗箱操縱、缺乏論證，常使決策失誤，拖延農業項目的實施時間，投入效率非常低。二是政府與主管部門機構重疊，干部太多，使資金被截留與挪用。如農業生產投入資金大部分轉化為涉農部門“養人”的費用或部門工作人員的非法收入（1999年農技推廣人員經費和業務經費的比例，縣級平均為8：2，鄉級平均為9：1。在1998-2000年的三年中政府服務費用占綠箱支持的67.5%，轉移給農民的僅為1.4%），農民沒有得到應有的實惠。近年來出現的賣糧難、兌現難、打白條現象足以說明這一問題。因此，加大政府農業直接投入勢在必行。而三亓結構的出現，其轉型規律則適應了這一要求。因為信息經濟強調二個特征：一是效率。信息通訊技術的特征，首先是提高辦事的效率。二是民主。信息經濟的核心是強調人的自。農業的發展，取決于農民。農民的收入有足夠的自或充足的保障，自然會關心或投資于帶給他們財富的農業。同時，信息經濟有利于實現政務公開，提升社會民主化程度?！爸挥型ㄟ^選民股票，讓每一個選民都有充分表現個人偏好的機會，政府對公共產品的配置才能真正代表個人利益，換言之，政府配置真正代表了公共利益，那么就是有效率的，有效率的配置就能促進農業發展有效率”（王奎泉，2003）。三亓結構條件下中國農業的投入方式以直接投入為主，關鍵是注意四個方面：一是加大對農民直接收入補貼力度，盡快改革不能與農戶直接見面的投入方式，將投入資金盡可能納入“綠箱”與“黃箱”的政策框架。直接收入補貼包括災害補貼、差額補貼、儲備補貼、收入穩定計劃補貼、耕地轉向補貼、農業稅削減或豁免補貼等。穩定生產者的收入也是美國、歐盟、曰本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以及《農業協議》達成后對農業投入的一個方向，也是我國應借鑒的一個經驗。wto協議免除削減的國內支持措施共有12項，我國尚有六項是空白。1996-1998年三年的平均支持水平1375.95億人民幣，不到170億美元（韓長賦，2002），而1997年，美國、歐盟、曰本的綠箱政策補貼分別為512億美元、209億美元和204億美元（外經貿部，2002），增加農業綠箱政策的支持力度，擴大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是當前的重點。比如，對農民購置大中型農機具等農業生產資料如何進行補助；又比如，對農民轉產轉業所需要的技能培訓，重新就業的啟動資本和信貸需求又如何予以支持；還比如，對進城務工的農民或舉家遷入城鎮的農村家庭，如何給予他們放棄土地承包權等財產權益以合理的補償。同時，建立農業保險制度，政府要對農業保險予以補貼，使農民因災、因病遭受的損失降低?？傊?，要根據政府的財政增長狀況，及時出臺多種對農民收入直接支付的辦法，填補“綠箱”支出項目空白，逐步將政府對農民收入的直接支付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和渠道，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所得。在wto框架下，用足用好有關對農民收入直接支付等政策，調整對農民收入補貼的領域和重點，建立規范的農業補貼機制，提高農業補貼效率。二是采用國庫集中支付制度，將農業專項資金從國庫直接撥付到項目單位或商品與勞務的供應商手中。這種方式使財政農業專項資金由政府財政直接撥付到用款單位，減少了主管部門這一中間環節，確保了項目資金及時、足額到位。三是采用抵扣農業稅的方式進行，以降低操作成本。四是要逐步建立健全各級政府對農業和農民收入支持保護工作的考核和評價機制，主要指標要量化，既要有權利，更要有責任，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六從投入目標看，三亓結構條件下的中國農業投入注重可持續發展
二亓結構條件下，我國農業存在的投入不足問題，實質上是因為缺乏科學施肥用藥的知識和技能而導致投入品的利用效率過低，才是其根本原因。我國目前化肥的施用量己躍居世界第一，平均每公頃耕地用量達210kg，高出世界平均數的1倍多，但平均只有27-30%被作物吸收，大量殘渣的存在使土壤中毒和酸化現象曰趨嚴重（耿喻，1997）。這種外延式的增長方式很顯然不是我們所樂意看到的。盡管人們認識到通過應用傳統現代化的技術和方法可以實現合理利用農業資源，提高農業資源利用效率的目的。但是基于總成本過高、時間利用效率低無法最終實現?，F在，信息技術的應用，就可以大幅度和高效率的開發利用各種農業資源。比如，中國農業科學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和推廣了“中國土壤肥料信息系統”，并且應用于養分資源管理，成功的促進了肥料要素的合理流動。1999-2000年共推廣了780萬公頃，共獲純經濟收入1.2478億元，產生了重大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明顯地減少了化肥，特別是氨肥的使用量，提高了氨肥的利用效率，有效地減少了氨肥的損失，及由此帶來的對環境的污染。美國建立的農田灌溉系統，可以充分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投資與效益比率高達1：250。如果，我們建立中國類似系統。僅北方灌溉冬小麥，就可以節約用水100億立方米，節約2億元資金，還可以節約大量的人力資源和能源（翟秀文，2003）。因此，三元結構條件下的農業增長方式是一種知識集約型農業，主要依靠知識的創新和信息技術的進步來提高經營主體的素質和資源、物質投入品的利用效率，用可重復使用和具有報酬遞增特性的知識資本來替代存量有限且呈報酬遞減特性的自然資源和物質資本，擺脫資源匱缺和物質裝備落后的雙重剛性約束，是我國農業在信息經濟迅猛發展的21世紀實現跨式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要實現飛躍，必須抓好二個重點：一是要建成貫通我國的中央、省、市、縣、鄉、村、農戶農業信息高速公路，并加入國際信息互聯網。二是要建成農業綜合信息數據庫和農業綜合管理及信息服務系統；做好四項基礎工作：一是建立農業信息化管理體制。二是加強農業信息化的科學研究。三是建立農業信息市場多層次服務體系。四是加強農業信息科技人才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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