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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限額 可交易許可證 經濟 北京碳排放權交易試點
中圖分類號：X32 文獻標識碼：A
1 背景：中國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創立
2012年3月28日，北京市正式啟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并啟動了碳排放權交易電子平臺系統。
北京市發改委介紹，北京市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是基于總量控制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權和間接排放權交易綜合制度試驗，鼓勵非強制市場參與者實施溫室氣體減排項目參與交易。
北京市將把北京市轄區內2009～2011年年均直接或間接二氧化碳排放總量1萬噸（含）以上的固定設施排放企業（單位）強制納入到碳交易主體范圍。根據《北京市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實施方案（2012～2015）》，北京市計劃所有強制市場參與者將被設定排放總量控制目標和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配額，并實行強制市場參與者排放報告制度。
中國的五年規劃及其中的每一年都有二氧化碳減排目標，根據減排目標來實行碳排放總量控制，將單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單位碳排放權可交易許可證的形式分配到各排污企業，這樣可以更好地實現減排目標。那么，中國實行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的現實問題有哪些？本文就從介紹美國的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的實施效果來明晰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的內容及價值，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我國建立該制度時所預期的幾個問題。
2 美國的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的內容——以1990年創立的硫排放可交易許可證為例
1990年，美國國會推行清潔空氣法修正案，正式使用了可交易許可證，將其運用于酸雨控制計劃中。與之前的排污權交易項目相比，該修正案鼓勵跨企業、跨州交易，并賦予企業更多的自由選擇權。美國在1990年的實施的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是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當時只是作為一種輔環境治理工具，后來直至現在成為了美國的主要經濟與環境政策工具。
限額就是控制了污染量或資源量，將單位污染量或資源量轉換為單位排污權或資源開采權可交易許可證，就是給定了可交易許可證的供給量，使得可交易許可證的供給量在有效使用期限內始終不變。
可交易就是利用市場供求關系來巧妙地調節環境治理的經濟成本和方式，以達到治理環境問題的目的。“排污權交易的本質，在于利用經濟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把排污權作為一種商品進行買賣。排污權市場化的實質是使企業擁有環境物品的產權，在利益最大化的導向作用下，使企業在購買排污權和自行治理之間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p>
美國1990年推行硫排放可交易許可證制度，首先確定了減排目標，并以此作為許可證限額標準。美國立法的意圖是大約減少一半的排污量，即每年減少1000萬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國發放了900萬噸的可交易許可證。
硫含量許可證采取的初始分配方式是“無償分配”。初始分配方式采用“無償分配”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慮， 因為若強行撤銷企業已取得的排污權，而通過有償拍賣等方式將這些排污權再分配，則很可能會遭到現有企業的竭力反對，從而使得可交易許可證初始分配變得困難重重。
“政府根據歷史上的燃料消費和嚴格規定的排污率向這些企業分配排放許可。年末，如果某企業將其排放量降至政府定額下，則可將多余的許可出售。反之，如果其超標排放則可能被處以超量1噸罰款2 000美元的懲罰?！?/p>
每年年底，所涉及企業要提供證明資料，以便確認其遵守政策的情況，假如超過每年允許的硫排放量，那么有60天的寬限期以便企業購買額外的硫排放許可證；假如許可證用不完，可以出售或者儲存起來供將來使用。
對于工業技術先進、創新能力強的企業，減排目標更容易實現，減排的成本更低。這些先進企業所持有的可交易許可證可以出售給其他技術落后、減排成本高的高污染企業，從而獲得減排收益，起到激勵作用；或者將可交易許可證在有效期限內儲存起來，以便于日后擴大生產所需。而對于工業技術落后、創新能力弱的企業，要實現減排目標很困難，減排的成本更高，允許這些落后企業向先進企業購買可交易許可證解決減排規制問題，付出價格成本購買先進企業低成本的減排能力，使得整體產業的減排總成本降低，另外給足了落后企業轉型升級的成本空間和時間空間，避免嚴苛的環境規制導致經濟和產業上的抵制和衰退。
運用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的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對企業的激勵效果更加明顯，相比稅費制度，企業可以從升級技術和出售可交易許可證中獲益；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的運行成本比較低，可交易許可證的價格由市場自我調節形成，不需要政府從中進行技術性的調研、評估和定價，而稅費制度的設立需要政府很高的經濟技術水平；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相比稅費制度，更具有適應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靈活性。
接下來，筆者就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的以上運行機制原理和優勢來討論1990年美國創立硫排放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以來的實施效果。
3 美國的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的實施效果——以1993—2001年美國硫排放許可證價格變化做分析
圖1為“1993—2001年美國硫含量許可證價格走勢圖”，橫軸為年份，豎軸為硫含量許可證價格（美元），美國1993年至2001年的硫含量許可證的價格走勢就可以很好解釋可交易許可證在自由市場下對美國生態環境、美國經濟起到的良好作用。從1990年實施到2001年短短的十年內，硫含量許可證價格這一項指標進行了三次演變，從價格指標到環境指標到經濟指標。
第一階段：價格指標（1990—1994）
1990年，美國政府確定900萬噸硫含量許可證，投放到市場上。由于剛剛實施政策，整體產業的工業技術未能及時改進，二氧化硫排放量依然很大，各家企業為了提高產量需要大量購買硫含量許可證，供給不變需求增加價格上漲，工業不堪排污成本重負，同時高昂的硫含量許可證價格也帶來了豐厚的減排收益，企業紛紛采取減排措施，許可證價格一路暴跌。
第二階段：環境指標（1994—）
硫含量許可證價格經歷初期暴跌之后，就再也漲不上去了。隨后在山腳下低位震蕩徘徊。硫含量許可證價格的低迷，表明美國工業體系二氧化硫減排技術的先進，美國整體工業的二氧化硫減排平均邊際成本長期低于每單位硫含量200美元；硫含量許可證價格的低迷也表明美國工業企業對二氧化硫增排的需求很小，美國總體環境保持良好的態勢。
第三階段：經濟指標（1994—）
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動會影響到硫含量許可證價格的變動。硫含量許可證價格靈活適應于宏觀經濟，這是相對于穩定性強、稅率難以跟蹤經濟進行調整的稅費制度的優點。
1994年之后的硫含量許可證價格的走勢就反映了美國乃至全球的宏觀經濟形勢。經濟形勢下滑，工業不振，工業對硫含量許可證的需求就減少，許可證價格也就下跌；經濟形勢趨好，工業繁榮，產能擴張，工業對硫含量許可證的需求就增加，許可證價格也就上漲。
1996年后，硫含量許可證價格處于谷底，經濟背景是：國際石油價格不斷下跌，俄羅斯經濟瀕臨崩盤，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出現嚴重困難，東南亞金融危機醞釀，全球股市動蕩加劇，最終在1998年夏，投資于俄羅斯國債期權的一家美國著名的基金公司破產，引發歐美局部金融危機。
2000年，硫含量許可證價格出現階段性回調，經濟背景是：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納斯達克指數暴跌。
從總體來說，硫含量許可證價格呈低位緩慢上漲趨勢，可見在美國生態環境保護得很好的情況下，美國經濟持續發展；在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得到控制的情況下，美國工業能夠以低成本來應付減排目標，并能實現工業的發展。
4 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在中國實踐中的預期問題
中國已經承諾在2020年實現單位GDP碳排放減少40%，中國的五年規劃以及規劃中的每一年都有二氧化碳的減排目標，在此目標基礎之上，可以對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進行直接的控制，以確保規劃目標的順利實現。而相對于成本型規制工具（如稅費制度），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這樣的數量型規制工具更能直接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避免污染企業在邊際收益大于稅率下的邊際成本的情況下所造成的增排風險。中國于今年三月底在北京市正式試點碳排放權交易，并且建立電子交易平臺，及時跟蹤市場行情和方便交易，這是一項很有價值的制度創新。
4.1 污染企業成本轉嫁的問題
在中國，大型資源性高污染高能耗企業屬于國有壟斷性企業，如火電電力、有色金屬、石油化工、煤化工等重工業，這些大型國有企業掌握著經濟上游命脈，且擁有壟斷地位，對生產資料的價格擁有較大的定價權。若采取二氧化碳的總量控制，實行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國有企業的生產技術并未及時調整升級，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巨大需求會促使碳排放權可交易許可證價格的快速上漲，而許可證上漲后的價格仍可接近國有企業為了減排二氧化碳所需技術改進的邊際成本，而這可交易許可證價格和改進技術的邊際成本都是高昂的，在缺乏行業內競爭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會將高昂的成本轉嫁給下游生產者和消費者，促使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PPI指數上行，帶動整體經濟的通脹水平，給生產者和消費者帶來成本和價格的負擔。
4.2 監管者權力機構腐敗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經濟系統中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腐敗會侵蝕市場機制，造成市場的不公和無序。權力腐敗會削弱環境規制執行的權力機構對納入到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體系的企業的監督效果，產生虛假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帶來權力尋租、暗箱操作和數據造假的問題，從而使得限額—可交易許可證制度運行的效果大打折扣。
4.3 碳排放權許可證初始分配不公的問題
“從美國、歐盟和中國的實踐看，企業取得排污權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政府無償分配、政府獎勵、拍賣、市場購買等，在排污權交易發展的初期階段，無償分配是主要方式，拍賣方式只占很少比重。隨著排污權交易的發展完善，排污權無償分配的比重將趨于減少，而拍賣將成為主要的分配方式。拍賣機制能夠反映出市場對排污權價值的正確估值，促使企業珍視排污權，也促使企業研發新技術削減排污量，以獲取更大的排污權轉讓收入?！?/p>
我國二氧化碳排放規制的主要對象是資源性高污染高能耗的大型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本身擁有較大的經濟權力，且已經長期擁有二氧化碳的排放權，在中國的碳排放權許可證初始分配時最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是政府無償分配。
《北京市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實施方案（2012～2015）》指出，配額分年度發放，2013年排放配額基于企業（單位）2009～2011年排放水平，按配額分配方案計算確定，在2012年12月前向企業（單位）免費發放；2014年和2015年排放配額分別根據上一年度排放水平計算確定，在每年5月前發放?！笆濉逼陂g，除免費發放的配額外，政府預留少部分配額，通過拍賣方式進行分配。
但問題在于，“2014年和2015年排放配額分別根據上一年度排放水平計算確定”，即多污染者多獲得碳排放權許可證，少污染者少獲得碳排放權許可證。企業產能占總行業產能比重高的大型污染企業更有可能獲得很大比重配額的碳排放權許可證，從而損害了小型企業或者技術先進碳排放量少的企業，也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污染者付費”的環境規制原則，使一定程度上的“污染者付費”成為了“污染者獲利”。
4.4 市場操縱、惡意炒作和價格投機的問題
2012年3月28日，北京市正式啟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同時啟動了碳排放權交易電子平臺系統。和股票電子交易平臺系統一樣，碳排放權電子交易平臺系統具有及時反映價格、透明化買賣掛單、方便交易、跟蹤資金或持倉買賣動向的優點。碳排放權可交易許可證投放到市場中去，就如同普通商品，在市場中受到大資金量和大持倉量的影響，價格因供求關系，買多價漲，賣多價跌。
在碳排放權許可證初始分配時，若因為分配不公造成碳排放權許可證持倉量過于集中的少數寡頭，則會形成對碳排放權許可證市場的壟斷和操縱。寡頭可以大資金量買入碳排放權許可證，推漲碳排放權許可證價格，從而實現自身資產的迅速增值，獲得暴利；也可以大資金量搶購其余的碳排放權許可證，從而在推漲價格的同時壟斷碳排放權許可證市場，由于經濟是增長上行的，所以從長期來看，碳排放權許可證的壟斷者可以獲得豐厚的壟斷收益。
在碳排放權許可證電子交易市場運行中，如果市場監管不到位，會使得碳排放權許可證成為市場中惡意炒作的象征性商品，使得擁有龐大的資金量或持倉量的“莊家”在碳排放權許可證價格的暴漲暴跌中牟取投機暴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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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在媒介整合時代下的中國新聞教育改革大致沿襲三條路徑：即分別作為專業課程、專業方向和教育理念來加以建設現有的新聞教育體系 。但是由于對媒介融合實質存在認知誤區，三種路徑在現實發展中都存著問題。作為專業課程上唯技術至上的課程取向，在專業方向上對通識 課程設置認知模糊，在專業理念上對新聞教育目標缺乏大局意識，都導致現實改革處于瓶頸狀態。媒介融合下的新聞教育實質上是傳播者和受 傳者的傳播理念融合，是知識性課程與技術性課程的融合，是對專業人才和社會人才培養目標的融合。
1 媒介融合對新聞教育的沖擊
1.1 關于媒介融合
媒體融合是國際傳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業模式，是將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的采編作業有效結合起來，資源共享，集中處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產品，然后通過不同平臺傳播給受眾。在新聞生產流程上，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互動與融合使新聞媒體的組織結構和工作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一體化的數字內容生產平臺的建構、一個采編團隊同時面對多種媒體終端的內容整合，要求新聞組織與每一個新聞從業者都能勝任媒介融合帶來的新的任務。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布賴恩布魯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講座時，曾介紹說：媒體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隨著媒體技術的發展和一些藩籬的打破，以及電視、網絡、移動技術的不斷進步，各類新聞媒體將融合在一起。”“記者必須跨平臺承擔不同媒體交給的工作，98%的工作將和今天要做的極大不同?！?/p>
1.2 媒介融合呼喚新聞教育的改革
過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為全球性的熱門話題，在中西方的傳媒界實踐中也已經相當普遍。在數字技術與網絡傳播推動下，各類型媒介會通過新介質真正實現匯聚和融合。媒體融合的深度發展為傳媒業提供了機遇和挑戰，而新聞教育也必須正視這一挑戰作出相應變革。媒介整合影響了整個新聞業制作流程，對傳統新聞媒體的生存競爭提出了新的問題。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整合傳播，促使了以前占據獨立市場份額的各個媒介開始從獨立經營中轉向多種媒介的聯合運作，尤其是在新聞信息采集上的聯運操作，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力、資金和設備的投入，從而實現了利潤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傳播的過程，技術因素的力量越來越得到突顯。新媒體不僅作為一種媒介載體，更是成為一種嶄新的表達方式。新媒體發展中技術的更新換代，對新聞教育提出了新的問題。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國新聞教育改革的現狀
中國的不少高校正逐步開始順應媒介融合的時代環境，進行新聞教育的相關改革和調整，既體現在教育觀念上，也體現在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等方面。概況來說，現階段的新聞教育改革呈現出三個層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為一種專業課程體系來建設。通過開設具有實驗意義的數字傳播課程來適應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如《多媒體信息傳播》《網絡新聞編輯》等，在課程體系上將新增加的課程作為原有課程的補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為一種專業方向來建設。不單獨開設具體的數字傳播課程，而將新媒體概念滲透于各個專業的課程中，嘗試“大傳播”意義上的“媒介融合”，并重點借助“網絡傳播實驗室”、“新興媒體實驗室”等教研一體化實驗室，讓學生在新技術運用過程中掌握相關知識和技巧。
密蘇里大學呼應業界的需求，緊跟技術發展潮流，于2005年9月開設了一個新的“媒體融合”的專業，在“交叉”的基礎上，為學生提供新聞傳播技能的全面訓練，以培養適應媒體融合的新型新聞人才。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推出的“融合新聞學”（convergence journalism）專業，已成為這一領域的引領者。
在中國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專業建設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學金陵學院獲批開設媒體融合專業(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開始招生，這是國內高校首次開設媒體融合專業；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與美國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合作，成立了我國高校首家融合媒體實驗室；2008年4月3日，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與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媒介融合系簽署了一項合作協議，雙方約定互為姊妹學院，共同舉辦“新媒體發展與媒介融合”國際學術研討會，推進雙方的師生互訪，互相承認學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為一種教育理念加以應用。即整個學院以媒體融合為基礎，將媒體融合嵌入到新聞理論演變中，將教師的日常教學和學生的實習實踐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趨勢和技術特點進行調整，探討多元化互動新媒體教育模式。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調整學院治理結構的基礎上，在教學中，嘗試在本科推出6個專業課程包，讓學生能夠既打好學科知識基礎，同時可根據興趣、發展潛力選擇專業課程包。同時，在此前提下，也積極利用學校學科優勢，加強與法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學科的合作互補，試行聯合培養，使學生在校期間，就能夠具有兩個以上的學科知識融合。在實踐層面，人民大學嘗試將學生的實習真正融入到新聞業界的生產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實戰功能的媒介融合平臺。
縱觀這三個層次的改革，核心點其實體現在了對專業技術的重視。然而單純對技術的重視并不足以應對媒介融合的發展。媒介融合給新聞傳播教育帶來的挑戰，不僅體現在技術層面，還體現在受眾心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層面的轉變。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實質，正確認識媒介融合對新聞教育培養目標的改變，才能夠使新聞教育從根本上適應融合媒介的時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教育的認知誤區
2.1 對媒介融合對新聞實踐影響的認識誤區——停留在了對新聞制作者與制作方式上，忽視了受傳者的影響
媒介融合帶給新聞傳播行業的改變不僅是體現在業務流程、行業規則、媒介形態上，它改變的不僅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傳者對媒體選擇和利用的方式。單一的從制作者層面理解媒介融合，嘗試著通過培訓全能記者的方式來適應媒介形態的變化，并不足以應變紛復繁雜的現實狀況。更重要的是從受傳者的角度來分析媒介融合的影響。媒介融合對受眾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受眾對新聞的獲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變了受眾獲取信息的方式公眾日益擺脫被動接受新聞或信息的狀態。尤其是年輕人，樂于回應、參與媒體報道，甚至創建個人的媒體。
而且在年輕人中，擁有這種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專業媒體的記者必須正視這一現實，而且學會從這種方式中獲取自身工作的養分。如從網上論壇，在線視頻中尋找報道的靈感和故事。
2.1.2 改變了受眾理解信息的方式。在傳統新聞業為主導的新聞時代，人們對新聞的認知和信賴是基于對理論、數據的臣服，而在新媒體時代受眾選擇和體驗新聞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斷。傳統新聞學去強調以理服人，擺事實講道理，用社會學解決理念傳播、影響力問題，但今天它的效能卻在極大減損?，F在95%以上的社會判斷、社會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斷基礎之上，要讓人們在情感體驗當中產生向心力和認同感，動之以情，這是在媒介融合時代必須學會的一種傳播手段。
2.2 對融合新聞教育培養目標的認知誤區——唯技術至上的專業取向
早期在新聞學框架中的新聞教育注重采寫編評的技能課程。在新聞學向傳播學過渡的過程中，特別媒介融合發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體的技能培養又成了新的學科取向，提出培養“全能型人才”、“跨媒體記者”的新的培養目標。培養目標的核心就是體現在了對技術的重視上，嘗試打破早期的專業類別劃分，讓學生打包學習不同的專業方向的知識。實際上全媒體記者的核心并不是單純的專業質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學目的也不是要求報道者同時掌握所有媒體形式的專業技能。而是要求報道者能夠在團隊中正確理解自己的角色，將受傳者和傳播者的身份進行互動，根據現實情況選擇合適的報道方式和報道技巧，以適應當前的媒體環境的變化。單純的“唯技術至上論”會導致新聞信息的重復傳播，深度信息的缺乏，減損有效傳播的的效率。
2.3 對融合新聞教育課程設置的認知誤區——對融合新聞教育的課程設置認知模糊
2.3.1 融合新聞課程設置上停留在了對多個不同媒介的專業技術知識的融合。
中國目前的媒介融合課程體系實質是力圖將網絡、報紙、廣播電視三種不同媒介形態的技術課程進行打包設計，要求學生必須選修自已主修專業外的第二專業的課程。如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將本科課程設計為新聞學選修包、傳播學視覺傳播選修包、傳播學新媒體課程選修課程包、廣播電視專業選修課程包、廣告與傳媒經濟專業選修課程包、學術與應用選修課程包，規定專業選修課必須選修夠16個學分，其中在本專業選修的課程不少于3門計6學分，其余學分可以自由選擇任意一個課程包，但所選課程至少要來自本專業外的3個課程包。在這種課程體系中，網絡是作為獨立的課程包來講授。 這樣，在實際授課過程中，首先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課程體系重復帶來的資源浪費，另一方面，過多的專業技術課程會減弱課程中非新聞專業領域的課程比重，這樣學生的綜合素質和人文素養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統的提高。融合新聞教育的目標并 “重視多能，忽視一?！?，而是要實現“一專多能”的綜合性人才的培養目標。
2.3.2 融合新聞教育的跨學科融合并沒有真正體現。媒介融合帶來的最大改變是，對多學科知識的融合。如何在新聞傳播教育培養目標的實現上，在課程設置上，體現多學科知識的融匯，是目前新聞教育改革的重點。美國密蘇里大學作為首個開設融合新聞專業的大學，以它成功的教育實踐詮釋了融合新聞教育的實質。威廉姆斯認為，既然將新聞確立為專業，它就既不能不強調通識、整體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廢實踐經驗所能賦予的訓練，新的教育方式是將專業課程和一定數量的經過精心選擇的學術課程的結合。以此為理念，密蘇里學院非常重視新聞學與其他科系之間的合作。嘗試通過加強通識教育的方式來增強跨學科專業的整合。
中國新聞教育在通識課程的設置上，卻出現了簡單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簡單地把兩種學科領域的知識進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學院要求學生選修經濟類、文化類、法律類、信息類課程，提出培養所謂的軍事記者，財經記者，法律記者等等復合人才，實質上這種課程體系培養的人才，相較于相應學科領域的專業人才來說，在專業知識的掌握上只處于粗淺的認知階段，四年的選修課程由于缺少系統的課程體系的設置，專業的師資力量，充足的上課時間，和與傳統新聞學知識的有效融合，變成了似是而非的“復合型人才”。
3 誤區的重新認識和反省
3.1 對新聞教育培養目標的設置——對全媒體記者的認識解讀
3.1.1 脫離唯技術至上的全媒體技者培養觀念，確立培養具備技術能力、專業素養和職業理想的新聞創新人才。全媒體技術這一培養目標的三個層次正是體現了新聞創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質的要求。一融合媒體人才的專業技術能力：掌握全媒體新聞采集和制作技術，在綜合利用各類不同媒介特質的基礎上對信息進行形態的差異化傳遞。如在報道一個突發新聞事件中，先用手機媒體做短信報道，然后是網絡媒體滾動播報，再跟上圖片報道、視頻報道，最后為報紙、刊物提供詳細的深度報道。通過多媒體方式對信息進行整合傳播以實現信息的最佳傳遞效果，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體人才的專業素質是指具有職業道德和素養，遵守新聞倫理和新聞法律，富有創新精神，具有創造性才能。體現在全媒體時代就是脫離簡單地對信息的重復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傳遞，而是能夠根據受眾的差異化需求和媒體介質的不同特色，對信息進行多樣性的富有深度的開掘。三是體現在新聞的職業理想上。不管傳播技術如何進步，傳播方式如何變革，新聞傳播教育的人文內涵永遠是至上的，新聞教育理念應以知識和技術為基礎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養為目的。隨著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我國的新聞教育走向了誤區，即人文理想、新聞專業理念逐漸被實用主義，技術主義所取代，把新聞教育置于市場邏輯中，漠視生命教育，使新聞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體記者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內涵即是要培養堅持社會理想和個人理想，維護社會公益和價值體系的社會人才。
3.1.2 全媒體記者的核心素質是敘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功底，能夠深刻理解社會與現實，不僅能夠通過掌握多種媒介技術把信息進行差異化的傳遞，更重要的是在信息傳遞過程中突顯出信息的力量和價值。
美國著名新聞教育家、舊金山州立大學新聞系前主任、新聞學教授貝蒂?邁斯格在演講中說，新媒體應用技術越來越成為傻瓜，已經變成簡單易學的小手藝，今天的新聞院系培養的仍然是發掘和講述新聞故事的能力，新聞傳播院系在教學和科研中對新媒體技術的過分追求，將會削弱新聞學的核心價值，培養的學生很可能只會成為別人原創性的新聞和影視作品的剪貼員或包裝工。不管媒體形式如何變化，如何讓一個故事講得生動始終是新聞學教育的關鍵性問題。已故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凱瑞說過：新聞就是一種描寫的藝術，或者是描述的藝術。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南加州大學的融合課程改革中，新聞寫作課程始終是作為核心課程來開設，因為講述一個好的新聞故事的能力實質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臺和基礎。
3.2 融合新聞課程體系的設置——融合課程實質上媒介技術課程和人文與社會課程的深層整合
3.2.1 技術課程融合的實質是不同媒介專業的學科間融合，實現跨學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時代下融合新聞教育的實質是要把廣播電視、紙質媒體和網絡媒體的報道特色、寫作范式、技術理論、視覺需求、專業術語進行課程間的協調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課程體系。
美國南加州大學媒介融合的課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這一體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網絡新技術課程融入到整個傳統新聞學教學中，不再像中國目前的新聞課程改革那樣，把網絡、廣電、紙質媒體分別授課。這樣的設計一方面避免了課程體系的重復導致的教學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從新聞實踐的角度考量更適合融合新聞要求記者和編輯結合新聞題材特點選擇最佳的媒介方式進行報道的特點。
表1：南加大新聞系媒介融合課程模式
3.2.2 融合新聞教育不僅要實現在專業課程上不同媒介技術課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識課程上實現多種學科間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聞學的發展，技術層面引發的制作流程的改變，促進了在新聞教育中對技術課程的重視。但是在美國密蘇里學院開設的融合新聞課程的實踐中，發現單純的技術性知識的掌握并不足以培養出勝任各種狀況的優秀新聞人才。雖然媒體技術的力量誰都無法回避。但是也應該看到，內容永遠主宰了高質量的新聞與新聞教育，傳輸系統永遠是第二位的，雖然新技術挑戰教育模式，但是我們應該堅持教授學生那百分之八十不變的內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術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識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國新聞教育從早期的專才教育向通才教育發展,開設課程的重點從專業技術課程轉向了人文與科學知識。各學校都努力將反映傳媒技術性層面內容的課程減少,增加傳媒事業社會層面、倫理層面、文化層面內容的課程。如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的大眾傳播系對新聞、廣告專業學生人文課程的學習做出了嚴格要求,要求學生必須修65學分的人文課程,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歷史、國際關系、經濟學、戲劇藝術、宗教、講演等;賓西法尼亞大學傳播系認為:“我們的畢業生應該有良好的人文學科基礎,我們訓練他們能夠探求文化、技術、倫理、文藝以及政治事務,并能深刻理解大眾傳媒對公眾的作用、權利和責任?！?/p>
目前在中國新聞教育所面臨的時代變革和現實危機面前，加強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成了新聞高校改革的一大舉措。目前復旦和清華都提出了通識教育的基礎上的寬口徑專業教育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養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雖然兩者的通識教育課程的設置各有特點，但通識課程中對人文和自然科學知識的重視，加強學生知識面的拓寬是其共同特點。通識教育使學生浸潤于文理貫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長為更適合社會需求的“通才”。
表2 復旦新聞學通識教育課程設置與修讀要求一覽表
表3 清華新聞學專業通識類課程設置與修讀要求一覽表
綜上所述，媒體融合是當代傳媒業的一種新趨勢，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域的聯合與合作，早已突破了現行政策的壁壘。與此相適應，融合新聞教育成為現代新聞教育改革的熱點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時代背景下，對中國新聞教育的學科整合進行重新認識和規劃，對新聞教育改革來說至著重要。這種學科間整合包括三個層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體形態技術課程的整合，嘗試將新媒體融入到各個傳統媒介的教學體系中。二是在新聞學院內部將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知識和傳統新聞學科專業課程的整合，著眼于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培養學生綜合素質。三是打破學院間的藩籬，鼓勵學生輔修其他專業，真正實現學科間的聯合辦學，著力于培養社會性工作人才。只有實現這三個層次的改革，才能夠真正實現融合新聞教育的目標。
參考文獻
1 徐沁.媒介融合：新聞傳播業的新趨勢.東南傳播,2008（6）.
2 倪寧.面對媒介融合的新聞教育.中國記者，2011（3）. 3 倪寧.面對媒介融合的新聞教育.中國記者，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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