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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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讓我們分析一下“三項政策”是否能夠達到我們原來預期的三個主要目標：提高農民收入；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實行順價銷售，自負盈虧，減少國家財政負擔；完善糧食價格形成機制，進一步健全糧食市場體系。同時也考察該政策的實行對其他社會經濟方面的影響。
（一）農民收入
因為目前收購價分成定購價和保護價，要回答1998年的糧食政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必須分別對定購價和保護價收購的糧食進行計算，即從比較定購價和保護價與市場價的差價以及按定購價和保護價收購的數量來推算“三項政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因為定購價、保護價以及定購數量是一個確定數，如何估計市場價和按保護價實際收購糧食數量是決定農民收入的關鍵因素。在6月1日開始實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不允許非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直接收購農民余糧之后，“市場價格”好象從市場中消失了。其實不然，市場中那只“看不見的手”還在起作用。根據我們最近對10個省市的抽樣調查，市場價格在少數地方略低于或相當于目前保護價水平，而在大多數地方卻高于政府決定的保護價。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允許私商自由進入收購農民的余糧，根據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CAPSiM模擬分析結果表明，稻谷、小麥和玉米的市場價格將比目前的保護價分別高出7%、5%和2.5%，目前不少決策者和一些學者認為，私商進入糧食收購市場會降低市場收購價格的判斷是值得爭論的。市場價格的水平是由市場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決定的，它們之間平衡狀況決定了市場的價格水平，在這一價格水平下，若市場收購者（或競爭者）增加，或者說買方增多，只會使市場價格提高而不會下降。所以從目前的“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中農民得不到政策干預的額外收入，即使不計算各地的“壓級壓價”，根據我們的測算，農民從“保護價”收購中得到的凈收入是負數，負收入的幅度取決于按“保護價”收購的數量，稻谷、小麥和玉米三種主要糧食合計由于保護價政策而減少的收入大約在20.7億元與24.8億元之間（表1）。
表1.“三項政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略。
在“三項政策”的影響下，實際上，私商糧販從農民那里購買的糧食所付的收購價格雖然略高于“保護價”，但這些收購價比在沒有執行“三項政策”情況下的市場價要略低一些（稻谷3%，小麥2.5%，玉米1.5%），由于“三項政策”，農民在賣給私商糧販糧食后的收入減少大約在15.6億元至17.7億元之間。農民收入的提高實際上主要來自糧食定購任務和定購價大大高于市場價的結果。根據我們的測算，全國農民由上交定購任務所增加的收入大約為126億元。以上三項收入變化的合計大約為86-87億元，農民人均收入增長還不到10元，只相當于去年農民收入的0.5%！
（二）國家的財政負擔和企業虧損估算
國家的財政負擔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財政的直接補貼，二是銀行貸款利息補貼。由于很難做到“順價銷售”，許多地方在省內不得不實行對口調撥的強制性財政補貼方法，即銷區從產區調進糧食時必須給予財政上的補貼，比如在福建省，閩東從閩北調進糧食每噸稻谷的財政補貼為200元。這種補貼水平在各地有差別，由于我們目前沒有全國各地省內的各種對口調撥的詳細資料，假設全國平均對口調撥的財政補貼為150元/噸，同時假設對口調撥數量為2000萬噸，這意味著地方財政1998年用于省內的對口調撥財政補貼數額將達到300億元（2000萬噸*150元/噸）。
據我們對10個省的摸底調查，今年按保護價收購的糧食由于受到種種壓力（倉庫、資金和順價銷售等），數量不會大幅度超過去年按保護價收購農民的余糧數量。假設今年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糧食平均庫存為1.2億噸（實際數可能比這個數還大），由于不能實現順價銷售，一年內將要付出的利息105.80億元（1400元/噸*1.2億噸*6.31%，按商業利息計算）或96.8億元（按糧食收購貸款5.76%利息計算）。若這些糧食平均庫存期為1.5年，糧食企業所付的總利息將達到144.8億元左右（96.8億元×1.5），另加銀行貸款的利息補貼13.5億元。這樣國家和地方的財政負擔總和為313.5億元（300億元+13.5億元）
由于無法實現順價銷售，國有糧食企業虧損包括兩方面的內容：陳糧損失和價格逆差。陳糧價格平均每年下降40元/噸，由于陳糧而帶來的損失將達72億（40元/噸×1。2億噸×1.5年）。價格逆差額估計將達到276億元（230元/噸×1.2億噸）。糧食企業總虧損額將達到348億元（276+72）。加上地方糧食調撥財政補貼300億元，銀行貸款利息補貼13.5億元，總共661.5億元。
（三）糧食市場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3年以來，中國的糧食市場得到充分的發展，地區差價在逐漸縮小，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得到不斷的提高，然而實行三項政策以來，糧食的地區差價拉大了，這種差價拉大不但表現在產區和銷區、沿海和內地以及省際之間，而且在省內各縣的糧食價格差異也在擴大。這意味著由于地方本位利益，糧食貿易的地區封鎖在抬頭，建立全國一體化糧食市場目標正在受到嚴重的挑戰。
以高價（定購價）收購糧食、高價（順價銷售）銷出糧食實際上是與糧食市場價格形成機制背道而馳的。要完善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必須依據價格規律辦事，對農民的補貼最好通過其它方式而不能通過壟斷一級市場提高收購價格來實現。日本能夠使國內的大米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5-6倍，也是由國內市場和供需平衡決定的（通過限制進口），而不是通過政府壟斷國內收購市場來達到的。
（四）糧食產業化面臨嚴峻挑戰
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由于政策上、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各種問題很難實現優質優價，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助長了低效農業、“低質”（相對于優質）農業的發展。早秈稻的積壓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近年來，各地通過摸索、總結并開創了一系列優質高效的糧食產業化路子，一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產銷一體化，如組建各種形式的股份制糧農聯合體，連片生產，形成規模經營，形成利益共同體，按產業化要求實行糧食生產、加工、銷售一條龍等。這種糧食產業化發展在許多地方有不斷發展和擴散的趨勢，然而，自從“三項政策”實行以來，人們開展擔憂實行壟斷收購的國有糧食收儲企業能否承擔起這一重任。我們所到之處，從農民那里，從國有糧食企業那里，更是從主管糧食生產和推廣糧食技術的農業部門那里都得到了一致的回答：糧食產業化難以實現。
（五）就業問題
“三項政策”即使能按原來設計的方案貫徹實行，解決了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的就業和虧損問題，卻使全國更多的非國有糧食企業，尤其是直接參與糧食收購的私商糧販的就業問題受到威脅。何況“三項政策”不但很難扭轉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的虧損問題，而且由于無法實現順價銷售，全國的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普遍停發了工資，國有糧食加工企業沒有停產的職工也下崗了多半，原來已承包出去的國有糧油商店，不是轉向產品經營，就是輪流“上崗”，因為由糧食部門批發出來的糧食根本無法順價銷售。某縣的一位營業員對我們說：“去年以前，縣城里一半以上糧食是從我們糧食部門設在城內的10多個糧油門市部里銷出去的。現在我們一天只能賣幾斤，市場全被個體戶占有了”。就在這個國有糧油商店的對面，是一個由個體戶開的糧食零售店，店內堆滿了糧食，見我們來調查，還沒等我們開口，一位女老板模樣的人就上來搭話：“今年我們家糧食大豐收，這里賣的秈米全是自家生產的”。其實這個縣由于水災早稻減產30%.
（六）消費者的影響
高價收購糧食，若完全能再實行順價銷售，在更高的價格下，消費者的購買力會降低，這又加劇了“賣糧難”的問題以及國家儲備糧的增加。更為不幸的是，提高糧食價格會減少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目前政府正在刺激城市居民消費品的內需。糧食價格的上漲也將對工薪收入者的生活增加壓力，尤其是那些領取失業救濟金、剛下崗的國營企業的職工。
（七）糧食貿易
“順價銷售”也直接影響到糧食的進出口貿易。糧食產區、糧食出口企業、中國糧油進出公司及設在各地的分公司紛紛對現行“三項政策”可能對糧食出口造成的影響表示擔憂。國家已在政策上取消了糧食出口補貼，糧食進口于1997年也實現了關稅配額制。在目前國內糧食收購價格遠遠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的情況下（尤其是小麥和玉米），如何做到出口無補貼，在進口關稅配額內如何保持低關稅（0-4%），以及如何確定進口關稅配額數量，不但是與糧食進出口相關的國內所有企業關注的問題，而且也是國際社會近年來對中國表示關注的問題之一。美國政界、商界及學者已多次提出為什么1997年中國國內的玉米價格大大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在中國政府已經宣布“取消糧食出口補貼”政策下，中國還能從東北出口大量的玉米？繼而產生了對中國政策的不信任感，使他們更認為，在WTO談判中中國的國有貿易（StateTrading）問題是不可忽視的。許多東歐國家加入WTO同時能繼續保持國有貿易的狀態，中國的國有貿易問題卻一直是中國加入WTO談判中有重大爭議的問題之一，這同放開國內糧食市場不無相關。
（八）國際社會的影響
最近，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歐盟各國以及許多國際多邊組織和其它國際社會對我國目前實行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他們普遍認為“三項政策”
是改革的倒退，是回到了過去的“計劃經濟”。世界銀行將在它即將公布的一份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戰略的報告中提出對中國目前“三項政策”改革的質問。一位美國教授呼吁中國政府必須充分相信國內糧食市場已得到相當程度發展，市場能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中國應該向全世界宣布中國的糧食已走向市場化，讓更多的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了解中國市場的發育情況，而不應該重新壟斷糧食收購市場，否則必然使人們又感到中國回到過去的老路。
三、政策和建議
中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刻不容緩，1995年至1997年三年創記錄的糧食產量、糧食儲備的大幅度增加以及糧價的下跌是為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性機會，政府今年年初開始制定的“四分開一完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總原則是完全正確的、及時的。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政府把當前深化改革的重點轉向“三項政策”。這種想利用一項改革方案解決多種相互沖突的目標是難以奏效。
由于篇幅關系，本報告不能就新形勢下穩定市場的能力何在，中央目前確定的庫存水平能否穩定物價，中央政府是否能夠期望地方政府（省和縣兩級）運用緩沖庫存來穩定物價以及“四分開一完善”等政策性問題逐一展開討論。這里只對今后如何完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提出一些建議，包括長期的政策和當前的一些臨時應急措施，供領導和決策者參考。最基本的想法是在日益商業化和市場化的環境中，我們需要一套新的體系來運行糧食經濟，在這種新的體系里，政府的重要功能是作為市場公平競爭的公正裁判員，作為市場穩定的調節者、作為市場發育的支持者。
（一）長期政策
第一、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公平競爭必須體現在市場運作中的每一個環節，只在批發和零售市場上實現公平競爭，而在收購市場上實行壟斷，“理論上”是可行的，實際操作有一定的難度，因為控制和監督成本非常高。只要有漏洞，只要有利可圖，不管是合理不合法，還是合法不合理，“尋租”這種經濟行為是必然的結果。
完善糧食流通體制，我們的觀念不能停留在如何培養國有糧食企業在糧食流通領域中起怎樣的主渠道作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應該是如何建立一種新的糧食流通體制以培育高效的糧食運行機制。它的主體可以是國有糧食企業，也可以是非國有糧食企業，讓他們在市場競爭中去實現。從事糧食收購的私商糧販受到農民的歡迎，甚至在目前不合法的情況下還能夠生存，說明他們在糧食市場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競爭力，糧食市場是可以盈利的，開放糧食市場不但能減輕政府的糧食財政負擔，而且能夠促進國有糧食企業改革，提高市場運行效益。
國有糧食企業的虧損，有政策的原因，更有體制的原因。1996年以前，收購價格遠遠低于市場價，盈利的不多、虧損的也不小。不管是從糧食的專業人員、倉儲、加工、市場網絡上看，還是從資金來源和貸款補貼上分析，若能實現“四分開”國家應該說已給國有糧食企業參加市場競爭提供了非常優惠的條件，國有糧食部門的300多萬人不是多了還是少了的問題，人員多、工資負擔重是經常被引證的論據，但實際上人工費用占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糧食經營的總費用不到四分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級批發市場，集市貿易市場有多少國有企業同個體戶一起在那里擺攤位？走向市場需要有坐辦公室的決策者，更需要深入市場的經營者?？傊?，體制、政策、觀念、“主渠道”的老大哥架子是問題的所在。另一方面，大量的離退休干部確實給國有企業背上了沉重的負擔，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在把國有糧食企業推向市場之前，政府也應該按照“新老帳”分開原則，使其“輕裝上陣”。
第二、建立新的獨立的、垂直運行的中央糧食儲備系統
在國內糧食市場開放之后，市場價格能否穩定？這是我們改革中最關鍵的問題。在這里，首先必須相信我國的糧食市場已經相當發達，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如果建立獨立的、垂直（從上至下的）運行的中央糧食儲備系統，開放糧食市場不會引起象1994-1995年那樣的大幅度糧價上漲的局面。同時必須明確地方糧食儲備系統不可能在穩定物價上起太大的作用，更不能期望靠建立龐大的、耗資巨大的地方糧食儲備系統（省和縣）來穩定國內糧食市場，1994-1995年國內糧食市場波動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這也是被國外許多國家所證明的。因為地方政府不會主動地用行政手段通過有效的緩沖庫存系統，來實現全國市場物價的穩定，他們常常等其他地方（如其他省）先行動，然后伺機而定。
要達到穩定市場物價的目標，只有建立一個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真正能獨立運行，不受地方政策影響的新的糧食儲備系統。設立在各地的糧食儲備機構必須是中央在地方的分支機構，人員、工資、市場購銷等等一切都不受地方政府支配。中國的糧食市場商品率占總產量的比例不到30%，70%的人口（農村人口）基本解決了他們自己的糧食儲備問題。這同其它發展中國家有明顯的區別，它意味著國家需要掌握的糧食儲備量若能有效地運行，中央糧食儲備率（糧食儲備占消費總量的比例）可以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低得多。那么中央糧食儲備量到底需要多少，當然需要進一步研究，但肯定要比現在中央和地方兩級糧食總儲備量要少得多。據東南亞國家的經驗，國家糧食儲備量占本國糧食消費量的比例一般在5-10%之間。
為了建立這樣的一個新的、獨立的、垂直運行的糧食儲備系統，地方政府的責任是向中央政府提供一定比例的為穩定市場而支出的財政費用，而不是要地方政府抽出這一部分錢來建立他們自己的地方糧食儲備。
這樣新建立的中央糧食貯備系統不但能真正做到穩定市場的目的，而且對減少財政負擔，促進國有糧食企業商業化、市場化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三、市場建設
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來支持市場的發育，這包括對交通、市場信息和通訊等公共措施的建設、建立和完善糧食批發市場、期貨市場和零售市場及其市場制度，為糧食制定統一的質量標準以及完善各種合同實施的機制等。
（二）、近期應急措施
要建立一個高效的、穩定的、全國糧食市場完全一體化的糧食流通系統需要一定時間的努力。那么在近期內，政府應該采取那些應急措施來應付目前糧食流通領域存在的問題呢？這里我們提出五項臨時措施，供決策部門參考。
第一、在保持定購糧收購的前提下，暫時取消今年秋糧和明年夏糧的計劃性非定購糧收購業務，開放糧食收購市場。
取消國有糧食收儲企業非定購糧的收購業務可以減輕國有糧食企業的庫存暴滿壓力，減少糧食庫存費用，減輕農業發展銀行面臨的大量糧食收購貸款資金繼續沉淀的負擔，提高整個糧食市場的運行效率，從而節省社會成本（因為私商糧販的糧食經銷費用僅是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的一半）。否則，按保護價和定購價收購的糧食捆在一起，要實現順價銷售，結果兩者都不能實現。
開放糧食收購市場，允許私商糧販從事糧食收購業務，不但能促進市場的一體化進程，搞活糧食流通體制，提高糧食市場的運行效益，而且不會降低糧食的市場價格。今年各省確定的保護價實際上只是相當于糧食生產成本，在執行“三項政策”之后，真正的市場價好象消失了，私商糧販只是根據政府的保護價確定他們的收購價。實際上根據我們的預測，目前的“保護價”和私商收購價比真正的市場價要低10%左右。今年下半年，真正的糧食市場價格應該比去年高，因為今年的糧食產量不可能超過去年，而且凈進口減少，所以暫時取消非定購糧的收購業務，允許私商糧販進入收購市場對農民收入會有促進作用。
第二、增加糧食出口
暫時允許國有糧食企業以保護價的價格結算糧食出口業務，同時增加一些出口的“暗補”措施，以緩沖國內臨時的供過于求的市場壓力。當然這項政策只能是臨時的應急措施。
第三、明確今年按定購價收購的糧食實行財政補貼政策
根據我們測算，今年按定購價收購的糧食若不再執行順價銷售的原則，需要200多億元的財政補貼。這比堅持順價銷售所造成的損失要低得多。
第四、減輕明年的定購糧任務，進一步開放糧食市場
［關鍵詞］省際新聞流通；省委機關報；整合分析；社會變革
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報道和被報道的情形。它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甚為關注的問題。誠如政治學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間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變化，反映了它們之間聯系的力度，以及趨向分離或整合的走勢”（1981，P113）。新聞又是一種表征話語（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過連續不斷地報道社會變動而與現實建立一種特殊的關系，并且將人們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對靜止的個人經驗與社會的、流動的、制度的、整體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聯系起來，因而有一種“自動”獲取的“合法”權力。新聞報道及其信息流通的這種特性使其扮演一種社會性的整合離聚功能，也因此，它彰顯了所在社會的權力結構和統治合法性之間的互動關系。
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地方與地方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相對于時代而言，這些變化的特征較為集中體現在地方自和區域之間的聯系加強。在這一過程中，地方各級傳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呈現出何種面貌？從一個長時段的視點來看（1949年建國以來），以省為單位的區域間新聞交互是如何演變的？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政經發展又是如何從一個側面體現在省際新聞流通中？顯然，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久前，筆者和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合作，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對該項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綜述整理，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擴展深化。
關于中國大陸“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當時全國還沒有全部解放，由于國土遼闊，情況復雜，百廢待興，中央政府為了便于加強對各地區黨、政、軍的領導，曾于50年代在有關省之上設置“行政大區”，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區。至1955年大局穩定，中央政府決定撤銷大區。自此，“省”一級行政單位（包括中央直轄市和自治區）便成為大陸在中央政府直接領導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單位。在“省”以下雖還有“地區”和“縣”，也各自發揮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視為實質性的行政單位。
近年來，學界對中國大陸“省”的研究明顯增多，論文數量迅速增長。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采用3種取向。第一種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這是研究傳統的主流思路。第二種是“區域比較”。這種方法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它主要關注區域發展中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同時分析區域間的不平衡現象和研究其發展的模式。第三種是“省的個案研究”，通常以一個省，或幾個省份為對象，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種研究取向，主要是為實現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設計，方法雖異，但無所謂優劣，然而在分析闡述上則各有利弊?！爸醒搿胤健毖芯咳∠蛑饕P注“省與中央（北京）”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因排除了省與省之間日益頻繁的交往互動，以致難以深刻理解中央與“省”之間的變化。“區域比較”方法將諸多省份劃為大區（例如沿海地區、內陸地區、中部地區、西北地區等），而不是針對省際關系和它們的互動情況探討其性質，這樣在解釋區域發展或其他問題時，忽視了省際互動和其間差異這一重要因素。此外，這種研究方法較多關注經濟發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皞€案研究”取向雖然提供了某個省份的詳細資料，但這種方法難以令人了解全貌。不過它可以為下一步的省際研究奠定基礎。
通過以上簡要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有的對“省”的研究，還未涉及省際互動領域，作為上述3種取向的補充，我們認為需要發展出第4種研究取向，即：系統的省際關系互動研究。這種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將被研究對象視為某種同質單位（例如，“省”被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轄單位），研究的問題需涵蓋或適用于所有這類單位，并對它們之間的交互關系或這種聯系的某個方面進行系統分析。這種研究取向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困難在于收集資料難度很大，不僅數量龐大，而且頭緒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也使研究不易進行。就本文而言，我們嘗試采用這種研究取向，探討中國大陸省際間的新聞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也要對內開放，只要目前市場經濟及區域開放持續下去，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后，各省將進一步加強它們之間的互利交往。據此，省際間的新聞流通總量及分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了解省際水平互動關系和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指標，對探究省際交互聯系更具意義。當然，本文研究的范圍只是新聞信息，雖然這只是省際互動關系的一個方面，但其重要的潛在價值則不容忽視。
省際新聞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運用某種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對采用第4種取向的研究至關緊要。我們在設計研究方案時，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國際間新聞信息流通方法論的啟示。當時，一大批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大辯論，最后導致美國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簡言之，研究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學者揉合了發展傳播學和批判學派的特點，視跨國新聞信息流通為世界體系運作的一個方面和構成要素。同時，它也是世界體系的產物。許多學者通過持續不斷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國際新聞傳播譜系，也揭示了世界體系內在的結構矛盾和沖突關系。世界體系是當代左翼思想家華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問題的理論體系，其要旨是將世界劃為“中心”（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邊緣”（不發達國家）和“半邊緣”（介于兩者之間）三大塊，以全球視野，分析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90年代，冷戰結束，但華氏理論不僅未過時，反而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而倍受重視并被其他學者發展出許多新的分析和論述。
傳播學者幾十年來通過研究國際傳播中不同國家媒體對外國的報道，總結了幾種帶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發現在于“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信息流通失衡現象及單向主導的傳播資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兩位著名國際傳播學者統籌下，一批學者同時對38個國家如何報道全球214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規模最大的國際新聞信息交互流通的調查，采用系統整體的研究框架和統一的內容分析方法，獲得大量的第一手數據，從2000年開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顧幾十年來積累的文獻，可以說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備充分的理論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們認為，通過對有關因素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整，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鑒作為一國內新聞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礎框架。
省委機關報與省際新聞流通
在國內傳媒體制中，每一家省委機關報就是該省的“人民日報”，它代表省的領導層向全省說話，履行傳遞政令，上情下達的職責；同時，它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中扮演著中介角色，又在與外省的信息交流過程中，成為把門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國內傳媒傳統上是一種垂直單向性的宣傳型模式，省委機關報歷來以宣傳上面政策，報道下面省情為主；面對其他省份的報道，除了一些常規的新聞（如“祖國各地”，“塞外風情”等花絮新聞）可按編輯專業喜好處理外，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還要顧及地方的經濟利益、貿易往來、人口流動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換言之，省委機關報在國內1500份地方報紙中占據關鍵位置，它們“守土有責”，通過某些機制，對其他省份的信息進行篩選，決定是否讓它流入本地區。也因此，這種傳遞既涉及政經因素，也涉及編輯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編運作習慣使然，也同省委領導層的理性偏好有關聯。以此類推，這種情況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級傳媒中。這說明，中國地方傳媒機關報和外部信息交互的運作機制，是一塊有待深入開拓的研究領地。
省委機關報這種“精英導航”特性，使得它在眾多的各類地方媒介生態圈內始終執政治傳播之牛耳，其權威地位無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報一般在1949年建國以后就開始不間斷地連續出版，而其他種類的媒體則無此條件（如“晚報”和城市電視臺，直到80年代才開始興盛起來，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為服務對象），我們順理成章選擇了全國各省的機關報作為代表媒體，并以每一省的黨報對外省的新聞報道作為研究的對象，采用長時段系統抽樣內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試圖從歷史延續性的角度，探究建國以來省際
新聞流通是怎樣體現在省委機關報上的。
研究關注點和主要發現
在本文中，我們將研究的問題和關注點定位于以下兩個方面：
1.1949年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的模式與形態變化；
2.“”前（1949—1966），“”期間以及后時代（1977—至今）3個階段省際新聞流通的比較。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考察各地社會經濟發展反映在省際新聞流通中的變化，為進一步探索它與50年來社會變革的關系提供研究的基礎資料。(3)
因此，我們選擇以系統縱向設計的方法搜集資料，然后進行內容分析。在具體操作上，分別選定3個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時段中，又分別選取兩個連續的年份點，每個年份抽取4個星期的省報進行全體抽樣調查。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響，每個時段都分別包括這兩個年份。最近的年份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為1955—1956年（前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這3個年代分別是代表各自的10年時段?？傊?，這樣選擇在相當程度上可反映過往40多年間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歷史軌跡，也在我們駕馭的范圍內。(4)表一、表二為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表一：省際新聞流通量統計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兩年內消息總數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數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數2.01.05.0
單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簡訊％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頭版消息％49.840.54.8
新聞主題
政治軍事％14.136.510.6
經濟發展％63.835.835.7
科學技術％8.310.116.4
文化娛樂％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災人禍％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際新聞的空間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報道：％
最多的九個省606761
中間的九個省272526
最少的九個省13813
報道者：％
最多的九個省424155
中間的九個省323232
最少的九個省262713
被報道：％
最多的五個省435245
最少的五個省635
報道者％
最多的五個省262437
最少的九個省13147
歸納表一、表二的數據，省委機關報反映出來的省際新聞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機關報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報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趨勢。1955—1956年間，平均每份省報每天只有兩條外省新聞；1975—1976年間，每天只有1條；目前則為5條。其中，增長最快的省份為上海、天津、廣東、江蘇等地。
二、質的方面，65%以上的省際新聞報道屬普通消息類報道，新聞圖片類型的報道不斷減少。而90年代簡明新聞類則明顯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聞處理成簡訊欄放在頭版，而當下的作法是將非本地的新聞（包括國際、國家和外?。┓旁趦软摴潭ǖ陌嫖簧稀＿@說明近年省際消息在省報的特點是數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報道主題方面，經濟消息占據主要地位，政治新聞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時，除了科技新聞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災禍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種類的報道則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變化則是新聞類型呈多元化趨勢，趣味性的軟新聞和罪案新聞的比例增加較明顯。
五、空間分布上，在所有3個年段中，省際新聞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省份。信息豐富省份和信息貧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擴大趨勢。1995—1996年間，9個信息豐富省份占了55%的報道量，而9個信息貧乏省份僅占13%，比率為4.21。
結論
這項研究調查了建國以后3個年代省委機關報進行省際新聞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寶貴數據，對認識大陸前、中以及貼近當今的90年代省際間的新聞信息相互之間的交流狀況頗有裨益，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些參考和啟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創新意義。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開端，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實證，還缺乏多元有效的參數變量進行更復雜的量化統計，從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釋。
傳統上，大陸的報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級黨報為核心的垂直管理體系。政治學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這種垂直統領性的媒體結構和全方位網絡式宣傳導向保證了中央對地方的絕對領導權和宣傳上的話語服從（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級的報紙（包括綜合性和行業對象性報紙）除了負責傳遞中央的信息外，也側重各地新聞動態的報道。在時代，傳遞和推廣各地符合中央意圖的先進典型和地方經驗往往是中央一級報紙要唱好的重頭戲。而省及市一級的報紙主要任務則放在上情下達和報道本地區新聞上，對其他省或市的橫向報道往往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尤其是8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更使這種變化賦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內涵。但是，這種變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復雜因素的影響，既有體制結構、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經貿的、地緣文化的、人口的、歷史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同時，省際新聞的流通量研究還需和中央傳媒對各地報道的新聞流通量的變化聯系起來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內在的關系。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各省的省委機關報對外省報道總量一直偏低，期間，每天只有1條，反映了當時高度一元化的宣傳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這種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變，但省際新聞的流通量仍然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報每天也不過只有5條外省消息。換句話說，每6個省里面，只有1個省的消息出現在它省的機關報上。這種狀況，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區間水平聯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國大陸新聞媒介在宣傳報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導航”機關報上，仍然較為偏重信息的垂直單向流通。而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呈現出來3種模式的異同，恰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變與不變的矛盾，新的社會改革因素和舊的體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地區間愈來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傳媒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單一黨報/媒介體制在官方權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場經濟的資源調配下正不斷向雙軌制結構演變，即：新興的市民—市場導向的商業媒介體制同傳統的黨報媒介體制在經濟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補缺”，甚至實行“小報（代表市民的商業媒介）養大報（代表正統的黨報媒介）”，這情形有些類似80年代以來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國營企業和非國營企業（如合資、民營、集體等）的雙軌制現象(6)。當然，由于傳媒的政治敏感性，商業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響要比非國營企業小得多。但是，這類媒介（主要指市民報/晚報，消遣雜志，有線電視臺/各省的衛星臺和新近崛起的民營網站等）對促進地方信息交流意義重大。根據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報(7)如《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南方都市報》等近年來不僅重視本土新聞的報道，也較為重視外地新聞尤其是社會的財金新聞的報道，這需要今后專門的研究予以實證了解。
注釋：
(1)見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筆者與祝建華的一部份研究發表在《新聞學研究》期刊，2000年7月號上，題為“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頁。本研究從方案設計到大量的數據處理分析，祝建華教授都貢獻良多，筆者感到受益匪淺。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計劃的第一個項目。
(4)關于操作與抽樣過程的幾項說明：
1）1955—1956年間的3份省報不適用于全部3個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闕如，《日報》于1956年后期才創刊；《寧夏日報》于1959年創刊；《海南日報》則在80年代后期才出現。因此，在3個年段中互動省報樣本數不一致，1955—1956年間是27份，1975—1976年間是29份，1995—1996年間是30份。為了保持連貫性，我們只使用27份省報樣本在3個年段內進行比較，29份樣本在70年代與90年代進行比較，90年代的對比則使用30個樣本。
2）我們初步檢測發現，大部分省報很少報道其他省的新聞，因此要進行內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選取一或兩星期）必須選取數量相當大的樣本。我們在所選擇的6個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個
星期28天內的省報，進行全部抽樣調查，或者說我們選取的樣本，包括了4816期報紙。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際新聞報道，其他表述意見的文章，例如社論、評述、讀者來信以及副刊、廣告、天氣預報等非新聞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關于“省際”新聞的定義，我們參考有關國際傳播研究傳統界定的關于“國際新聞”定義的闡釋來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際新聞報道”的定義。
5）北京是個例外，因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級城市，我們將它代表國家和城市的雙重身份作了特殊的處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關中央政府與國家大事的報道。
6）假如一則新聞報道涉及一個以上的外省，我們采取多個省的條目處理。
7）國內一流大學的3位資深新聞資料室管理員協助擔任資料收集工作，他們運用上述標準對選自30個省份出版的省報新聞報道進行分類，然后根據下列要求逐項進行編碼：事發地點（即外省名稱），新聞數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報道類型（普通新聞、簡明新聞、圖片新聞）和刊登位置（頭版或內頁）。由于編碼人員經過反復培訓，素質較高。加上編碼要求明確，最后編碼分類的一致度符合標準，達到滿意的要求。
(5)見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關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的雙軌制怎樣在社會轉型中取得“帕雷圖改進”的積效，可參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1.2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盡管當前我國大多數鋼材流通企業已經陸續進行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但就目前現狀來看，企業內控制度過于形式化，其作用并沒有在實際經營中充分體現出來。究其緣由，其一是我國企業內部控制大環境形成較晚；其二是鋼材流通企業對管理工作重視程度不夠；其三是鋼材流通企業負責人對內部控制了解不夠具體和系統。以上因素的存在，最終導致鋼材流通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弊端。
1.3內部控制執行不嚴
盡管有些企業的內控制度已建立條理清晰的工作流程、明確的職責分工、相應的內部授權、以及內部監督等措施，但由于內部控制執行不嚴，企業在對各項活動進行控制的過程中仍存在較多的漏洞或控制缺陷，致使內部控制效果不盡理想。
1.4內控監督機制缺乏
內部控制監督機制的建立，可以促進鋼材流通企業內部控制有效執行。內部控制監督機制通過整合企業資源、規范內部環境、強化內部控制關鍵人員，促使內部控制監督工作有效落實于企業管理之中。但當前鋼材流通企業的內部控制監督機制并不完善，一方面是缺乏獨立的審計部門，另一方面是相關監督制度的制定并沒有結合企業實際情況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實用性不強，其中一些內容缺乏實質性的應用效果。
2.對企業績效管理的解讀
2.1整體解讀
在企業層級管理形態下，各職能部門承擔著特定的工作內容，并完成既定的工作成果。這充分的說明了，績效管理整體層面是以職能部門為代表。職能部門應當根據鋼材市場體系，整個行業特點，鋼材流通企業現狀等相關方面，制定一系列的指標考核標準，對鋼材流通企業各部門工作任務完成情況進行考核和評價，促使企業領導了解當前企業工作實力，經營現狀，為后續合理的規劃鋼材產品經營活動創造條件。
2.2局部解讀
激發員工工作熱情是績效管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冃Ч芾淼木植繉用嬉圆块T人員為代表。鋼材流通企業中績效管理的有效應用之一是制定獎懲機制，通過獎懲對表現優異的員工予以適當的獎勵，對出現錯誤的員工進行懲罰。另外，應當建立有效的績效獎金發放機制，以激勵員工為企業做出更多的貢獻。
3.構建內部控制與績效管理契合的模式
3.1完善企業內部控制制度
3.1.1建立健全的鋼材采購制度。鋼材質量、采購定價直接決定經營收益及后續經營活動的開展。所以，在建立鋼材采購制度的過程中應當對采購各個環節予以分析和考慮，如采購預算如何制定、付款方式如何選擇、鋼材質量如何檢測、各環節具體操作人員如何授權審批等，從而制定切實可行的鋼材采購制度。
3.1.2建立庫存管理制度。完善的庫存管理制度可以促使鋼材數量、質量等相關方面規范落實，通過強化庫房登記記錄、定期盤點等工作，提高鋼材存儲的安全性。由于大多數流通企業自身并不一定配備相應的倉儲設施，因此對于優質第三方倉儲企業的甄選尤為重要。這里同樣強調，優質倉庫選擇標準、選擇方法、選擇流程及權限的明確。
3.2優化績效評價機制
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講，績效評價機制的構建是非常必要的，其可以促進企業管理工作科學、規范、合理開展。對于績效評價機制的建立，應圍繞公司戰略目標，結合企業內部控制制度、企業實際情況，通過績效管理手段，合理設置評價指標、評價標準及權重，建設一整套科學有效的績效評價機制。同時，要象內控制度一樣，對績效管理加強過程控制管理，以體現管理者對員工的幫助和員工的績效改進。同時，應該對內控制度的實施以及設計的各流程的重要控制點納入績效管理計劃，實施全過程的管理，并不斷完善流程，提高內控制度的執行力。通過流程的不斷優化，反過來提高公司整體的績效。人力資源部門也應將內控制度的執行納入績效考核的量化指標，以推動內控制度的不斷完善。
3.3健全與完善企業的監督體系
審計監督是企業內部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鋼材流通企業中實施內部控制與績效管理契合的經營模式，建立完善的監督體系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強化企業內部控制與績效管理的契合度，促使兩者在企業管理中充分發揮作用，推動鋼材流通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那么，如何構建完善的審計監督體系？首先，結合企業審計監督實際情況和監督要求，對企業審計監督機制進行完善和創新，促使審計監督工作能夠找出企業內部控制工作存在的不足，完善內控體系，強化企業內部控制的合理性與健全性。其次，提高企業內部控制執行效力，通過借助外部監督并加強內部審計監督，促使企業各項經營活動均在監督之下實施。提高企業財務會計工作透明度，為規范企業內部行為、樹立企業形象創造條件。
4.結束語
1.1情緒管理模式
流通館員情緒管理模式是指流通館員在為讀者服務的過程中，有意識地針對自己的情緒進行管理，進而恰當地表現出高校圖書館及讀者所期望的情緒行為的過程。流通館員的情緒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特征：（1）情緒表現屬于過程行為，在流通服務過程中完成；（2）館員情緒能影響讀者的情緒、態度、認知和行為；（3）流通館員的情緒具有可控性、傳染性和塑造性；（4）遵循服務人員的情緒的表現規則。
1.2情緒管理的數學模型
通過上述理解，文中定義個人的情緒為變量，這個變量以及其變化遵守一個高度的非線性系統，但此系統易受到各種刺激并產生各種觀念，這個過程定義為外力。情緒和外力之間構成了一個典型的非線性系統。絕大多數的狀況下，這些非線性系統將會產生混沌現象。最簡單的混沌———達芬（duff-ing）振子的軌跡圖。處于軌道上的每個點都是情緒在某些時刻的數學表現。x軸上兩個中心點（1,0）和（-1,0）則可以形象為兩種不同的情緒穩定狀態。正常情況下，如果外力沒有受到刺激產生新的觀念：即系統沒有耗散（系統能量未衰減）的話，個人的情緒狀態將保持原有的固定環形軌道運行，受到外力作用之后，個人的情緒狀態將形成另一個環形軌道，直到軌道接近中間原點；這個點具有非常強的不穩定性，即一點作用力，就可以使得情緒轉移到另一個情緒狀態，并且維持軌道運行，直到有另外一個外力促使情緒繼續轉移，并回到原來狀態的周圍。事實上，流通館員的情緒絕對不會只有兩種狀態，情緒所形成的系統也絕對沒有達芬系統這么簡單。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亦可借助于非線性動力系統與混沌的一些規律來理解流通館員的情緒。這樣一來很容易理解，如沒有外界刺激就不會產生不同觀念，情緒就不會產生變化。
2流通館員情緒的影響因素
Strazdins提出，影響情緒工作的顯著因素有6個：社會地位、家務勞動的分配、組織氣氛和獎勵機制、角色期望的要求和人際交往頻率、角色特征顯著性、人格和技巧。具體到圖書館流通館員中，對情緒產生影響的外力（刺激、觀念）分為自身因素和外在影響。其中，外在影響主要包括社會因素、組織因素及讀者因素。
2.1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是影響流通館員情緒系統的最主要因素。包括性別、年齡、性格、工作經驗、工作態度、個人價值觀、職業觀等。目前，國內流通館員隊伍中女性多于男性，女性流通館員存在的先天優越性（例如耐心、社交能力、整理能力、聲線等）比男性更合適其崗位。同時，流通館員普遍臨近更年期（如溫州大學、麗水學院圖書館、南昌大學等），這個時期情緒易變動，也使他們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并且工作經驗豐富的流通館員比工作經驗較少的館員更易調控自己的情緒；工作積極的流通館員比工作倦怠的館員更能高效工作；熱愛流通服務工作的館員比不熱愛的館員更能夠進入積極的情緒勞動狀態；態度端正的流通館員比消極的館員更易融入服務工作中。
2.2社會因素
（1）不招待見和不被理解。社會上很多人一直存在誤解，認為圖書館員工作就是清閑的借還，缺乏高知識水平（整體水平及素質不高），不可能開展高質量、高水平的服務。另有些人選擇不去圖書館，保持著不需要你們，你們的設立毫無意義的觀點。這些觀點直接導致流通館員在社會上感到地位低人一等，自卑、壓抑和毫無榮譽感，對流通工作產生極其消極的影響。（2）低于教師崗位的不公待遇。在高校內，作為教輔單位的圖書館，館員和教師若同樣的職稱，教師的績效系數毫無理由就是比你高。這種付出與回報的不公平讓高校館員情緒低落且產生抱怨，進而工作消極。
2.3組織因素
高校圖書館各部門設置崗位有異，工作強度和任務量存在差異，各部門工作性質和氛圍也不同，這些差異可能會促進或妨礙館員的情緒表現。例如，在資源建設部與信息咨詢部，這些部門的工作更易受到領導的關心與重視。相比較流通部，因為工作單調枯燥、技術含量相對較低，再加上在大數據時代，數字化的各類資源應用指數倍增，流通借閱量又逐年下降，這些方面特別容易造成員工的消極情緒。而流通部的情緒勞動在日常工作中占重要地位，流通館員直接服務讀者，他們情緒勞動的好壞直接影響讀者對圖書館的滿意度。
2.4讀者因素
高校流通館員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在校學生，除了他們還有本校教師，還有可能會存在一些社會人員。在校學生的生活背景、閱歷、情緒以及他們對流通館員的認知等都存在差異。且大部分人對流通館員的角色期望相比其它社會角色越來越高。并且，在一般的高校圖書館服務中，館員的服務態度被投訴率相比其他部門要高。這是因為，流通館員接觸讀者的頻率比較高，情緒勞動工作也越多。
3流通館員有效管理情緒的必要性
美國學者Ashforth&Humphrey認為情緒勞動與服務接觸中，服務員系代表組織面對顧客、服務過程必須面對面互動，服務接觸具有變動性(dynamic)與突發性(emergent)、抽象性質的服務讓顧客不易評斷其質量的好壞。陳永愉博士在其博士畢業論文中，研究論證了情緒勞動深受潛意識（觀念）的影響，情緒勞動中的深層情緒偽裝及基本情緒表達與互動和服務質量正相關。由此可見，適當的情緒管理對提升高校流通館員乃至整個高校圖書館服務質量是有必要的。
3.1提高服務質量的需要
流通館員為學校師生及社會人士提供最基礎的書刊整理、借閱服務，是圖書館與讀者溝通的信道。正因如此，流通館員與讀者之間的情緒互動是其服務提供的必要內容。讀者對流通服務質量的評價中，除了包括享受到的服務“結果”，還包括感受到的服務“過程”。正如前面闡述的流通館員情緒表現的第一個特征，在這個過程中，讀者所感受到的與流通館員之間除了語言、肢體、肢體語言等方面的行為互動外，還包括流通館員的親切微笑、愉快語氣、耐心熱忱等因素。換言之，即使館員為讀者完成了服務，但是在服務進行的過程中，情緒沒有表現到位，那么，讀者依舊會感到服務的質量不高，可以說，這是一次不成功的服務?？梢姡魍^員的情緒勞動決定了圖書館流通服務的質量。
3.2提高讀者滿意度的需要
以讀者為導向服務的流通館員除了建立和諧的館員讀者關系外，還要兼顧讀者對高校圖書館的感知價值，提高讀者對圖書館的滿意度。流通館員與讀者之間的情感互動，影響著讀者對高校圖書館服務質量的感知價值和滿意度。當流通館員以良好的情緒為用戶服務時，絕大多數讀者也會以友好的情緒作為回應；而當流通館員表現出冷漠態度或者不理睬的情緒時，即使完成了服務過程，絕大多數讀者還會感到不滿意，對圖書館的感知價值存在偏見。在讀者被服務的過程中，圖書館流通部的服務氛圍及流通館員的情緒表現等因素都會影響著讀者對服務質量的價值感知。因此，對流通館員的情緒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4流通館員有效情緒管理的對策
情緒管理只有一條規則：當人的觀念正確的時候，人的情緒就穩定在一定的軌道運行。人是觀念的高級動物，觀念改變，態度就改變，信念也會同步改變，然后情緒就會不一樣。事件的發生是不容易控制的，然而觀念是可以自由調整的。為了有效做好流通館員的情緒管理，提升高校圖書館流通部乃至全館的服務質量，筆者在此提出兩點建議。
4.1穩健自我情緒系統
情緒系統并非先天存在，而是個人后天與外力不斷交互時自我反省、自我變化的產物。從系統角度判斷，一個系統是否穩定，在于系統結構是否合理和系統是否具有自我調控能力。作為流通館員，在不斷的情緒勞動中，其情緒波動的自動控制機制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情商高手具備超強的自我情緒管理能力，包括自我覺察和自我管理兩方面。圖書館流通館員穩健的情緒系統應該可以分為：真實表現積極情緒、假裝表現積極情緒、壓抑消極情緒。圍繞以上三種情況，在日常工作中，流通館員會經常對自己的行為做一個反省，如果反省后發現情緒不對，應該作出調整，回歸正確的情緒軌道。情緒可以管理，就是因為人可以方便地調節、整理、改變、控制自己的想法。所以一個人能夠管理好個人的情緒，最有效地辦法，就是時刻調整自己的觀念，而不要總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或者老怨天尤人，也不要不切實際地希望環境會發生改變，中國文化中的“面壁思過”是最恰當的闡釋了。
4.2降低外力的干擾強度
［關鍵詞］省際新聞流通；省委機關報；整合分析；社會變革
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報道和被報道的情形。它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甚為關注的問題。誠如政治學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間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變化，反映了它們之間聯系的力度，以及趨向分離或整合的走勢”（1981，P113）。新聞又是一種表征話語（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過連續不斷地報道社會變動而與現實建立一種特殊的關系，并且將人們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對靜止的個人經驗與社會的、流動的、制度的、整體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聯系起來，因而有一種“自動”獲取的“合法”權力。新聞報道及其信息流通的這種特性使其扮演一種社會性的整合離聚功能，也因此，它彰顯了所在社會的權力結構和統治合法性之間的互動關系。
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地方與地方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相對于時代而言，這些變化的特征較為集中體現在地方自和區域之間的聯系加強。在這一過程中，地方各級傳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呈現出何種面貌？從一個長時段的視點來看（1949年建國以來），以省為單位的區域間新聞交互是如何演變的？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政經發展又是如何從一個側面體現在省際新聞流通中？顯然，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久前，筆者和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合作，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對該項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綜述整理，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擴展深化。
關于中國大陸“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當時全國還沒有全部解放，由于國土遼闊，情況復雜，百廢待興，中央政府為了便于加強對各地區黨、政、軍的領導，曾于50年代在有關省之上設置“行政大區”，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區。至1955年大局穩定，中央政府決定撤銷大區。自此，“省”一級行政單位（包括中央直轄市和自治區）便成為大陸在中央政府直接領導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單位。在“省”以下雖還有“地區”和“縣”，也各自發揮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視為實質性的行政單位。
近年來，學界對中國大陸“省”的研究明顯增多，論文數量迅速增長。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采用3種取向。第一種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這是研究傳統的主流思路。第二種是“區域比較”。這種方法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它主要關注區域發展中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同時分析區域間的不平衡現象和研究其發展的模式。第三種是“省的個案研究”，通常以一個省，或幾個省份為對象，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種研究取向，主要是為實現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設計，方法雖異，但無所謂優劣，然而在分析闡述上則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關注“省與中央（北京）”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因排除了省與省之間日益頻繁的交往互動，以致難以深刻理解中央與“省”之間的變化?！皡^域比較”方法將諸多省份劃為大區（例如沿海地區、內陸地區、中部地區、西北地區等），而不是針對省際關系和它們的互動情況探討其性質，這樣在解釋區域發展或其他問題時，忽視了省際互動和其間差異這一重要因素。此外，這種研究方法較多關注經濟發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皞€案研究”取向雖然提供了某個省份的詳細資料，但這種方法難以令人了解全貌。不過它可以為下一步的省際研究奠定基礎。
通過以上簡要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有的對“省”的研究，還未涉及省際互動領域，作為上述3種取向的補充，我們認為需要發展出第4種研究取向，即：系統的省際關系互動研究。這種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將被研究對象視為某種同質單位（例如，“省”被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轄單位），研究的問題需涵蓋或適用于所有這類單位，并對它們之間的交互關系或這種聯系的某個方面進行系統分析。這種研究取向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困難在于收集資料難度很大，不僅數量龐大，而且頭緒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也使研究不易進行。就本文而言，我們嘗試采用這種研究取向，探討中國大陸省際間的新聞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也要對內開放，只要目前市場經濟及區域開放持續下去，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后，各省將進一步加強它們之間的互利交往。據此，省際間的新聞流通總量及分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了解省際水平互動關系和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指標，對探究省際交互聯系更具意義。當然，本文研究的范圍只是新聞信息，雖然這只是省際互動關系的一個方面，但其重要的潛在價值則不容忽視。
省際新聞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運用某種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對采用第4種取向的研究至關緊要。我們在設計研究方案時，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國際間新聞信息流通方法論的啟示。當時，一大批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大辯論，最后導致美國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簡言之，研究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學者揉合了發展傳播學和批判學派的特點，視跨國新聞信息流通為世界體系運作的一個方面和構成要素。同時，它也是世界體系的產物。許多學者通過持續不斷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國際新聞傳播譜系，也揭示了世界體系內在的結構矛盾和沖突關系。世界體系是當代左翼思想家華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問題的理論體系，其要旨是將世界劃為“中心”（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邊緣”（不發達國家）和“半邊緣”（介于兩者之間）三大塊，以全球視野，分析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90年代，冷戰結束，但華氏理論不僅未過時，反而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而倍受重視并被其他學者發展出許多新的分析和論述。
傳播學者幾十年來通過研究國際傳播中不同國家媒體對外國的報道，總結了幾種帶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發現在于“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信息流通失衡現象及單向主導的傳播資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兩位著名國際傳播學者統籌下，一批學者同時對38個國家如何報道全球214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規模最大的國際新聞信息交互流通的調查，采用系統整體的研究框架和統一的內容分析方法，獲得大量的第一手數據，從2000年開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顧幾十年來積累的文獻，可以說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備充分的理論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們認為，通過對有關因素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整，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鑒作為一國內新聞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礎框架。
省委機關報與省際新聞流通
在國內傳媒體制中，每一家省委機關報就是該省的“人民日報”，它代表省的領導層向全省說話，履行傳遞政令，上情下達的職責；同時，它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中扮演著中介角色，又在與外省的信息交流過程中，成為把門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國內傳媒傳統上是一種垂直單向性的宣傳型模式，省委機關報歷來以宣傳上面政策，報道下面省情為主；面對其他省份的報道，除了一些常規的新聞（如“祖國各地”，“塞外風情”等花絮新聞）可按編輯專業喜好處理外，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還要顧及地方的經濟利益、貿易往來、人口流動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換言之，省委機關報在國內1500份地方報紙中占據關鍵位置，它們“守土有責”，通過某些機制，對其他省份的信息進行篩選，決定是否讓它流入本地區。也因此，這種傳遞既涉及政經因素，也涉及編輯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編運作習慣使然，也同省委領導層的理性偏好有關聯。以此類推，這種情況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級傳媒中。這說明，中國地方傳媒機關報和外部信息交互的運作機制，是一塊有待深入開拓的研究領地。
省委機關報這種“精英導航”特性，使得它在眾多的各類地方媒介生態圈內始終執政治傳播之牛耳，其權威地位無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報一般在1949年建國以后就開始不間斷地連續出版，而其他種類的媒體則無此條件（如“晚報”和城市電視臺，直到80年代才開始興盛起來，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為服務對象），我們順理成章選擇了全國各省的機關報作為代表媒體，并以每一省的黨報對外省的新聞報道作為研究的對象，采用長時段系統抽樣內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試圖從歷史延續性的角度，探究建國以來省際
新聞流通是怎樣體現在省委機關報上的。
研究關注點和主要發現
在本文中，我們將研究的問題和關注點定位于以下兩個方面：
1.1949年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的模式與形態變化；
2.“”前（1949—1966），“”期間以及后時代（1977—至今）3個階段省際新聞流通的比較。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考察各地社會經濟發展反映在省際新聞流通中的變化，為進一步探索它與50年來社會變革的關系提供研究的基礎資料。(3)
因此，我們選擇以系統縱向設計的方法搜集資料，然后進行內容分析。在具體操作上，分別選定3個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時段中，又分別選取兩個連續的年份點，每個年份抽取4個星期的省報進行全體抽樣調查。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響，每個時段都分別包括這兩個年份。最近的年份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為1955—1956年（前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這3個年代分別是代表各自的10年時段?？傊?，這樣選擇在相當程度上可反映過往40多年間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歷史軌跡，也在我們駕馭的范圍內。(4)表一、表二為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表一：省際新聞流通量統計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兩年內消息總數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數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數2.01.05.0
單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簡訊％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頭版消息％49.840.54.8
新聞主題
政治軍事％14.136.510.6
經濟發展％63.835.835.7
科學技術％8.310.116.4
文化娛樂％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災人禍％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際新聞的空間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報道：％
最多的九個省606761
中間的九個省272526
最少的九個省13813
報道者：％
最多的九個省424155
中間的九個省323232
最少的九個省262713
被報道：％
最多的五個省435245
最少的五個省635
報道者％
最多的五個省262437
最少的九個省13147
[page_break]
歸納表一、表二的數據，省委機關報反映出來的省際新聞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機關報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報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趨勢。1955—1956年間，平均每份省報每天只有兩條外省新聞；1975—1976年間，每天只有1條；目前則為5條。其中，增長最快的省份為上海、天津、廣東、江蘇等地。
二、質的方面，65%以上的省際新聞報道屬普通消息類報道，新聞圖片類型的報道不斷減少。而90年代簡明新聞類則明顯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聞處理成簡訊欄放在頭版，而當下的作法是將非本地的新聞（包括國際、國家和外?。┓旁趦软摴潭ǖ陌嫖簧?。這說明近年省際消息在省報的特點是數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報道主題方面，經濟消息占據主要地位，政治新聞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時，除了科技新聞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災禍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種類的報道則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變化則是新聞類型呈多元化趨勢，趣味性的軟新聞和罪案新聞的比例增加較明顯。
五、空間分布上，在所有3個年段中，省際新聞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省份。信息豐富省份和信息貧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擴大趨勢。1995—1996年間，9個信息豐富省份占了55%的報道量，而9個信息貧乏省份僅占13%，比率為4.21。
結論
這項研究調查了建國以后3個年代省委機關報進行省際新聞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寶貴數據，對認識大陸前、中以及貼近當今的90年代省際間的新聞信息相互之間的交流狀況頗有裨益，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些參考和啟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創新意義。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開端，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實證，還缺乏多元有效的參數變量進行更復雜的量化統計，從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釋。
傳統上，大陸的報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級黨報為核心的垂直管理體系。政治學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這種垂直統領性的媒體結構和全方位網絡式宣傳導向保證了中央對地方的絕對領導權和宣傳上的話語服從（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級的報紙（包括綜合性和行業對象性報紙）除了負責傳遞中央的信息外，也側重各地新聞動態的報道。在時代，傳遞和推廣各地符合中央意圖的先進典型和地方經驗往往是中央一級報紙要唱好的重頭戲。而省及市一級的報紙主要任務則放在上情下達和報道本地區新聞上，對其他省或市的橫向報道往往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尤其是8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更使這種變化賦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內涵。但是，這種變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復雜因素的影響，既有體制結構、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經貿的、地緣文化的、人口的、歷史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同時，省際新聞的流通量研究還需和中央傳媒對各地報道的新聞流通量的變化聯系起來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內在的關系。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各省的省委機關報對外省報道總量一直偏低，期間，每天只有1條，反映了當時高度一元化的宣傳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這種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變，但省際新聞的流通量仍然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報每天也不過只有5條外省消息。換句話說，每6個省里面，只有1個省的消息出現在它省的機關報上。這種狀況，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區間水平聯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國大陸新聞媒介在宣傳報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導航”機關報上，仍然較為偏重信息的垂直單向流通。而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呈現出來3種模式的異同，恰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變與不變的矛盾，新的社會改革因素和舊的體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地區間愈來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傳媒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單一黨報/媒介體制在官方權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場經濟的資源調配下正不斷向雙軌制結構演變，即：新興的市民—市場導向的商業媒介體制同傳統的黨報媒介體制在經濟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補缺”，甚至實行“小報（代表市民的商業媒介）養大報（代表正統的黨報媒介）”，這情形有些類似80年代以來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國營企業和非國營企業（如合資、民營、集體等）的雙軌制現象(6)。當然，由于傳媒的政治敏感性，商業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響要比非國營企業小得多。但是，這類媒介（主要指市民報/晚報，消遣雜志，有線電視臺/各省的衛星臺和新近崛起的民營網站等）對促進地方信息交流意義重大。根據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報(7)如《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南方都市報》等近年來不僅重視本土新聞的報道，也較為重視外地新聞尤其是社會的財金新聞的報道，這需要今后專門的研究予以實證了解。
鳴謝
本研究曾獲得香港浸會大學學術研究基金資助，在此表示感謝。另本論文初稿曾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世界新聞傳播100年國際研討會”（2000年10月20—21日）上報告過，并獲數位專家學者批評指教，本文的定稿已盡量吸收了他們的意見，在此一并致謝。
注釋：
(1)見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筆者與祝建華的一部份研究發表在《新聞學研究》期刊，2000年7月號上，題為“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頁。本研究從方案設計到大量的數據處理分析，祝建華教授都貢獻良多，筆者感到受益匪淺。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計劃的第一個項目。
(4)關于操作與抽樣過程的幾項說明：
1）1955—1956年間的3份省報不適用于全部3個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闕如，《日報》于1956年后期才創刊；《寧夏日報》于1959年創刊；《海南日報》則在80年代后期才出現。因此，在3個年段中互動省報樣本數不一致，1955—1956年間是27份，1975—1976年間是29份，1995—1996年間是30份。為了保持連貫性，我們只使用27份省報樣本在3個年段內進行比較，29份樣本在70年代與90年代進行比較，90年代的對比則使用30個樣本。
2）我們初步檢測發現，大部分省報很少報道其他省的新聞，因此要進行內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選取一或兩星期）必須選取數量相當大的樣本。我們在所選擇的6個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個
星期28天內的省報，進行全部抽樣調查，或者說我們選取的樣本，包括了4816期報紙。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際新聞報道，其他表述意見的文章，例如社論、評述、讀者來信以及副刊、廣告、天氣預報等非新聞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關于“省際”新聞的定義，我們參考有關國際傳播研究傳統界定的關于“國際新聞”定義的闡釋來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際新聞報道”的定義。
5）北京是個例外，因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級城市，我們將它代表國家和城市的雙重身份作了特殊的處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關中央政府與國家大事的報道。
6）假如一則新聞報道涉及一個以上的外省，我們采取多個省的條目處理。
7）國內一流大學的3位資深新聞資料室管理員協助擔任資料收集工作，他們運用上述標準對選自30個省份出版的省報新聞報道進行分類，然后根據下列要求逐項進行編碼：事發地點（即外省名稱），新聞數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報道類型（普通新聞、簡明新聞、圖片新聞）和刊登位置（頭版或內頁）。由于編碼人員經過反復培訓，素質較高。加上編碼要求明確，最后編碼分類的一致度符合標準，達到滿意的要求。
(5)見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關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的雙軌制怎樣在社會轉型中取得“帕雷圖改進”的積效，可參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關鍵詞］省際新聞流通；省委機關報；整合分析；社會變革
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報道和被報道的情形。它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甚為關注的問題。誠如政治學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間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變化，反映了它們之間聯系的力度，以及趨向分離或整合的走勢”（1981，P113）。新聞又是一種表征話語（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過連續不斷地報道社會變動而與現實建立一種特殊的關系，并且將人們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對靜止的個人經驗與社會的、流動的、制度的、整體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聯系起來，因而有一種“自動”獲取的“合法”權力。新聞報道及其信息流通的這種特性使其扮演一種社會性的整合離聚功能，也因此，它彰顯了所在社會的權力結構和統治合法性之間的互動關系。
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地方與地方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相對于時代而言，這些變化的特征較為集中體現在地方自和區域之間的聯系加強。在這一過程中，地方各級傳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呈現出何種面貌？從一個長時段的視點來看（1949年建國以來），以省為單位的區域間新聞交互是如何演變的？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政經發展又是如何從一個側面體現在省際新聞流通中？顯然，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久前，筆者和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合作，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對該項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綜述整理，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擴展深化。
關于中國大陸“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當時全國還沒有全部解放，由于國土遼闊，情況復雜，百廢待興，中央政府為了便于加強對各地區黨、政、軍的領導，曾于50年代在有關省之上設置“行政大區”，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區。至1955年大局穩定，中央政府決定撤銷大區。自此，“省”一級行政單位（包括中央直轄市和自治區）便成為大陸在中央政府直接領導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單位。在“省”以下雖還有“地區”和“縣”，也各自發揮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視為實質性的行政單位。
近年來，學界對中國大陸“省”的研究明顯增多，論文數量迅速增長。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采用3種取向。第一種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這是研究傳統的主流思路。第二種是“區域比較”。這種方法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它主要關注區域發展中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同時分析區域間的不平衡現象和研究其發展的模式。第三種是“省的個案研究”，通常以一個省，或幾個省份為對象，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種研究取向，主要是為實現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設計，方法雖異，但無所謂優劣，然而在分析闡述上則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關注“省與中央（北京）”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因排除了省與省之間日益頻繁的交往互動，以致難以深刻理解中央與“省”之間的變化?！皡^域比較”方法將諸多省份劃為大區（例如沿海地區、內陸地區、中部地區、西北地區等），而不是針對省際關系和它們的互動情況探討其性質，這樣在解釋區域發展或其他問題時，忽視了省際互動和其間差異這一重要因素。此外，這種研究方法較多關注經濟發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皞€案研究”取向雖然提供了某個省份的詳細資料，但這種方法難以令人了解全貌。不過它可以為下一步的省際研究奠定基礎。
通過以上簡要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有的對“省”的研究，還未涉及省際互動領域，作為上述3種取向的補充，我們認為需要發展出第4種研究取向，即：系統的省際關系互動研究。這種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將被研究對象視為某種同質單位（例如，“省”被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轄單位），研究的問題需涵蓋或適用于所有這類單位，并對它們之間的交互關系或這種聯系的某個方面進行系統分析。這種研究取向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困難在于收集資料難度很大，不僅數量龐大，而且頭緒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也使研究不易進行。就本文而言，我們嘗試采用這種研究取向，探討中國大陸省際間的新聞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也要對內開放，只要目前市場經濟及區域開放持續下去，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后，各省將進一步加強它們之間的互利交往。據此，省際間的新聞流通總量及分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了解省際水平互動關系和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指標，對探究省際交互聯系更具意義。當然，本文研究的范圍只是新聞信息，雖然這只是省際互動關系的一個方面，但其重要的潛在價值則不容忽視。
省際新聞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運用某種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對采用第4種取向的研究至關緊要。我們在設計研究方案時，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國際間新聞信息流通方法論的啟示。當時，一大批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大辯論，最后導致美國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簡言之，研究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學者揉合了發展傳播學和批判學派的特點，視跨國新聞信息流通為世界體系運作的一個方面和構成要素。同時，它也是世界體系的產物。許多學者通過持續不斷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國際新聞傳播譜系，也揭示了世界體系內在的結構矛盾和沖突關系。世界體系是當代左翼思想家華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問題的理論體系，其要旨是將世界劃為“中心”（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邊緣”（不發達國家）和“半邊緣”（介于兩者之間）三大塊，以全球視野，分析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90年代，冷戰結束，但華氏理論不僅未過時，反而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而倍受重視并被其他學者發展出許多新的分析和論述。
傳播學者幾十年來通過研究國際傳播中不同國家媒體對外國的報道，總結了幾種帶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發現在于“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信息流通失衡現象及單向主導的傳播資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兩位著名國際傳播學者統籌下，一批學者同時對38個國家如何報道全球214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規模最大的國際新聞信息交互流通的調查，采用系統整體的研究框架和統一的內容分析方法，獲得大量的第一手數據，從2000年開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顧幾十年來積累的文獻，可以說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備充分的理論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們認為，通過對有關因素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整，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鑒作為一國內新聞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礎框架。
省委機關報與省際新聞流通
在國內傳媒體制中，每一家省委機關報就是該省的“人民日報”，它代表省的領導層向全省說話，履行傳遞政令，上情下達的職責；同時，它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中扮演著中介角色，又在與外省的信息交流過程中，成為把門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國內傳媒傳統上是一種垂直單向性的宣傳型模式，省委機關報歷來以宣傳上面政策，報道下面省情為主；面對其他省份的報道，除了一些常規的新聞（如“祖國各地”，“塞外風情”等花絮新聞）可按編輯專業喜好處理外，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還要顧及地方的經濟利益、貿易往來、人口流動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換言之，省委機關報在國內1500份地方報紙中占據關鍵位置，它們“守土有責”，通過某些機制，對其他省份的信息進行篩選，決定是否讓它流入本地區。也因此，這種傳遞既涉及政經因素，也涉及編輯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編運作習慣使然，也同省委領導層的理性偏好有關聯。以此類推，這種情況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級傳媒中。這說明，中國地方傳媒機關報和外部信息交互的運作機制，是一塊有待深入開拓的研究領地。
省委機關報這種“精英導航”特性，使得它在眾多的各類地方媒介生態圈內始終執政治傳播之牛耳，其權威地位無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報一般在1949年建國以后就開始不間斷地連續出版，而其他種類的媒體則無此條件（如“晚報”和城市電視臺，直到80年代才開始興盛起來，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為服務對象），我們順理成章選擇了全國各省的機關報作為代表媒體，并以每一省的黨報對外省的新聞報道作為研究的對象，采用長時段系統抽樣內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試圖從歷史延續性的角度，探究建國以來省際
新聞流通是怎樣體現在省委機關報上的。
研究關注點和主要發現
在本文中，我們將研究的問題和關注點定位于以下兩個方面：
1.1949年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的模式與形態變化；
2.“”前（1949—1966），“”期間以及后時代（1977—至今）3個階段省際新聞流通的比較。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考察各地社會經濟發展反映在省際新聞流通中的變化，為進一步探索它與50年來社會變革的關系提供研究的基礎資料。(3)
因此，我們選擇以系統縱向設計的方法搜集資料，然后進行內容分析。在具體操作上，分別選定3個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時段中，又分別選取兩個連續的年份點，每個年份抽取4個星期的省報進行全體抽樣調查。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響，每個時段都分別包括這兩個年份。最近的年份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為1955—1956年（前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這3個年代分別是代表各自的10年時段。總之，這樣選擇在相當程度上可反映過往40多年間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歷史軌跡，也在我們駕馭的范圍內。(4)表一、表二為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表一：省際新聞流通量統計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兩年內消息總數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數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數2.01.05.0
單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簡訊％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頭版消息％49.840.54.8
新聞主題
政治軍事％14.136.510.6
經濟發展％63.835.835.7
科學技術％8.310.116.4
文化娛樂％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災人禍％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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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省際新聞的空間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報道：％
最多的九個省606761
中間的九個省272526
最少的九個省13813
報道者：％
最多的九個省424155
中間的九個省323232
最少的九個省262713
被報道：％
最多的五個省435245
最少的五個省635
報道者％
最多的五個省262437
最少的九個省13147
歸納表一、表二的數據，省委機關報反映出來的省際新聞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機關報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報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趨勢。1955—1956年間，平均每份省報每天只有兩條外省新聞；1975—1976年間，每天只有1條；目前則為5條。其中，增長最快的省份為上海、天津、廣東、江蘇等地。
二、質的方面，65%以上的省際新聞報道屬普通消息類報道，新聞圖片類型的報道不斷減少。而90年代簡明新聞類則明顯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聞處理成簡訊欄放在頭版，而當下的作法是將非本地的新聞（包括國際、國家和外?。┓旁趦软摴潭ǖ陌嫖簧?。這說明近年省際消息在省報的特點是數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報道主題方面，經濟消息占據主要地位，政治新聞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時，除了科技新聞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災禍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種類的報道則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變化則是新聞類型呈多元化趨勢，趣味性的軟新聞和罪案新聞的比例增加較明顯。
五、空間分布上，在所有3個年段中，省際新聞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省份。信息豐富省份和信息貧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擴大趨勢。1995—1996年間，9個信息豐富省份占了55%的報道量，而9個信息貧乏省份僅占13%，比率為4.21。
結論
這項研究調查了建國以后3個年代省委機關報進行省際新聞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寶貴數據，對認識大陸前、中以及貼近當今的90年代省際間的新聞信息相互之間的交流狀況頗有裨益，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些參考和啟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創新意義。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開端，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實證，還缺乏多元有效的參數變量進行更復雜的量化統計，從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釋。
傳統上，大陸的報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級黨報為核心的垂直管理體系。政治學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這種垂直統領性的媒體結構和全方位網絡式宣傳導向保證了中央對地方的絕對領導權和宣傳上的話語服從（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級的報紙（包括綜合性和行業對象性報紙）除了負責傳遞中央的信息外，也側重各地新聞動態的報道。在時代，傳遞和推廣各地符合中央意圖的先進典型和地方經驗往往是中央一級報紙要唱好的重頭戲。而省及市一級的報紙主要任務則放在上情下達和報道本地區新聞上，對其他省或市的橫向報道往往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尤其是8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更使這種變化賦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內涵。但是，這種變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復雜因素的影響，既有體制結構、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經貿的、地緣文化的、人口的、歷史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同時，省際新聞的流通量研究還需和中央傳媒對各地報道的新聞流通量的變化聯系起來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內在的關系。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各省的省委機關報對外省報道總量一直偏低，期間，每天只有1條，反映了當時高度一元化的宣傳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這種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變，但省際新聞的流通量仍然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報每天也不過只有5條外省消息。換句話說，每6個省里面，只有1個省的消息出現在它省的機關報上。這種狀況，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區間水平聯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國大陸新聞媒介在宣傳報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導航”機關報上，仍然較為偏重信息的垂直單向流通。而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呈現出來3種模式的異同，恰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變與不變的矛盾，新的社會改革因素和舊的體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地區間愈來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傳媒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單一黨報/媒介體制在官方權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場經濟的資源調配下正不斷向雙軌制結構演變，即：新興的市民—市場導向的商業媒介體制同傳統的黨報媒介體制在經濟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補缺”，甚至實行“小報（代表市民的商業媒介）養大報（代表正統的黨報媒介）”，這情形有些類似80年代以來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國營企業和非國營企業（如合資、民營、集體等）的雙軌制現象(6)。當然，由于傳媒的政治敏感性，商業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響要比非國營企業小得多。但是，這類媒介（主要指市民報/晚報，消遣雜志，有線電視臺/各省的衛星臺和新近崛起的民營網站等）對促進地方信息交流意義重大。根據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報(7)如《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南方都市報》等近年來不僅重視本土新聞的報道，也較為重視外地新聞尤其是社會的財金新聞的報道，這需要今后專門的研究予以實證了解。
注釋：
(1)見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筆者與祝建華的一部份研究發表在《新聞學研究》期刊，2000年7月號上，題為“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頁。本研究從方案設計到大量的數據處理分析，祝建華教授都貢獻良多，筆者感到受益匪淺。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計劃的第一個項目。
(4)關于操作與抽樣過程的幾項說明：
1）1955—1956年間的3份省報不適用于全部3個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闕如，《日報》于1956年后期才創刊；《寧夏日報》于1959年創刊；《海南日報》則在80年代后期才出現。因此，在3個年段中互動省報樣本數不一致，1955—1956年間是27份，1975—1976年間是29份，1995—1996年間是30份。為了保持連貫性，我們只使用27份省報樣本在3個年段內進行比較，29份樣本在70年代與90年代進行比較，90年代的對比則使用30個樣本。
2）我們初步檢測發現，大部分省報很少報道其他省的新聞，因此要進行內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選取一或兩星期）必須選取數量相當大的樣本。我們在所選擇的6個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個
星期28天內的省報，進行全部抽樣調查，或者說我們選取的樣本，包括了4816期報紙。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際新聞報道，其他表述意見的文章，例如社論、評述、讀者來信以及副刊、廣告、天氣預報等非新聞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關于“省際”新聞的定義，我們參考有關國際傳播研究傳統界定的關于“國際新聞”定義的闡釋來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際新聞報道”的定義。
5）北京是個例外，因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級城市，我們將它代表國家和城市的雙重身份作了特殊的處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關中央政府與國家大事的報道。
6）假如一則新聞報道涉及一個以上的外省，我們采取多個省的條目處理。
7）國內一流大學的3位資深新聞資料室管理員協助擔任資料收集工作，他們運用上述標準對選自30個省份出版的省報新聞報道進行分類，然后根據下列要求逐項進行編碼：事發地點（即外省名稱），新聞數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報道類型（普通新聞、簡明新聞、圖片新聞）和刊登位置（頭版或內頁）。由于編碼人員經過反復培訓，素質較高。加上編碼要求明確，最后編碼分類的一致度符合標準，達到滿意的要求。
(5)見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關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的雙軌制怎樣在社會轉型中取得“帕雷圖改進”的積效，可參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1.1藥品流通企業的經營特點
我國藥品流通企業眾多,分布于我國各個地區,但大多數的藥品流通企業規模都不大且較為分散,信息與網絡的建設很不健全,甚至有管理秩序混亂的現象,這也是我國醫藥市場假藥頻出的原因之一。與此同時,不合理的競爭削弱了藥品生產與銷售企業的服務質量及產品開發能力,另外,醫藥事業的發展使得藥品種類繁多,很多首營品種缺乏嚴格的檢驗就上市銷售,這不僅嚴重影響我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也制約著我國醫藥事業的發展。因此,只有通過嚴格控制與監管藥品生產銷售的各個環節,同時建立健全有效的管理機制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現階段藥品流通企業存在的問題,尤其是信息處理與財務管理方面更需要加強管理力度。
1.2信息化管理的內涵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信息化的時代,這是由于計算機網絡技術的普及使得信息成為人們日常生活與生產的必要因素。而藥品流通企業的信息化更是將先進的管理理念注入企業內部,加強藥品生產、設計、營銷等各個方面的管理,同時為企業的領導層提供及時準確的技術指導與決策依據。另一方面,信息化管理需要一個系統全面的體系予以支撐,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從根本上轉變傳統的管理經營模式,實際上,醫藥市場需要定期的市場調查,企業的生產要滿足市場的需求,而通過運用信息技術則能夠對資金的流向、投資的回報率甚至是風險評估等做出準確的判斷,實現實時的監控與資源的共享,從而幫助藥品流通企業利益最大化。
1.3藥品流通企業信息化管理現狀
盡管現階段已經有很多藥品流通企業實現了信息化的管理模式,但是其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而且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并沒有將計算機信息技術應用到企業的管理中來,因此,我國信息網絡的應用不甚健全,地域差異非常明顯;其次,藥品流通企業對于信息化的認知過于淺顯,沒有真正清楚其對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還有部分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后,需要國家與當地政府的政策與資金支持,幫助醫藥企業恢復健康運營,只有資金與技術同時到位才能滿足信息化建設對于軟件與硬件的需求;最后,就是企業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不高,尤其是不能適應現代信息化社會的發展,信息化管理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我國急需專業的管理型人才,幫助企業實現信息化管理,同時,醫藥企業還需要高水平的計算機技術人才,能夠發揮創新意識將藥品經營做得更好。
2藥品流通企業信息化管理的發展方向
2.1響應加快醫藥物流信息化建設要求
我國已經出臺的關于加快醫藥物流信息化建設的相關政策,尤其是新修訂的藥品質量生產管理條例更是對藥品的儲存及運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藥品流通企業應該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一方面,強化藥品的存儲管理系統,也就是根據實際情況使用物流管理軟件,將庫存管理落實到實處,尤其是輸送線路及設備的維修與養護工作,只有通過科學的管理才能夠實現物流的高效率運作。另一方面,就是運輸管理系統,藥品流通企業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藥品的運輸,而我國中小型的藥品流通企業眾多,需要運用信息化手段實現對藥物配送的跟蹤、調查及指揮等,尤其是藥品物流中心要負責監管貨物送到客戶手中,同時,調度人員的工作也需要信息化技術的幫助,對運送車輛的各項指標進行記錄,確保運送質量及安全。
2.2運用信息化手段實現質量管控
新版的GSP對于企業信息化管理提出了相應的要求,在藥品的質量管控環節要尤為重視,尤其是冷鏈運輸的管理需要對溫度、濕度以及運送時間進行嚴格的控制,這不僅是為了確保藥品的質量,更是提升企業信譽的關鍵,信息化管理可以有效的避免人為操作的失誤,提高工作效率。目前,我國很多中小型的藥品流通企業采用ERP系統來實現藥品流通的監管,但在一些環節的處理上還需要改進,最好將業務系統轉變成具有質量管控功能的系統,可以充分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先進的管理技術,完善信息系統的管理要求。
2.3打造專業的信息化管理團隊
信息化管理需要專業的技術型人才,中小型藥品流通企業一定要注重人才的選拔與培養,適應市場競爭的需求,充分發揮信息化管理的作用,很多企業的管理人員在計算機技術方面較為欠缺,企業可以通過定期組織培訓來強化管理人員的實踐技能,尤其是一些重要軟件的應用。另外,軟件系統的供應商最好是專業的信息化團隊,這樣藥品流通企業的專業化發展優勢才能充分體現出來,因此,建立自己的信息技術團隊至關重要。
3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