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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本積累；市場經濟；制度缺陷；產權界定
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增長理論得到長足發展,經濟學家們一直探討經濟增長的原因,將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發展,生產技術的進步及由此產生的市場規模的擴大都用來解釋經濟增長,這也為各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F代經濟增長理論始于凱恩斯革命,如20世紀40年代哈羅德和多瑪構建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到后來在此修正基礎上構造的索羅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產生了以保羅,羅默和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理論由外生增長理論向內生增長轉化。雖然當代經濟增長理論沒有較為統一的模型,但無一例外地都將資本投入作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我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資本積累的問題。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經濟體制由單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轉變,計劃經濟也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與大多數其他后發國家相比,中國當代的資本積累在短時間內得到了快速增長,中外對中國創造的經濟奇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經濟增長掩蓋了資本積累中的許多問題,造成轉軌時期出現了經濟與社會矛盾,這同樣也值得我們思考。
一、當代中國資本積累存在的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滯后,使得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利界定和保障,資本積累方式也相異于傳統的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多種所有制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而相較于國有企業,資本積累的程度仍處于較低的水平。這主要表現在融資能力上的差異。當代,我國的銀行業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信貸業務,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銀行的信貸偏向于國有經濟。據統計,非國有企業從商業銀行貸款比例僅為16,5%,這使得許多中小企業只能依靠自身的資本循環或其他非正規的金融渠道獲得暫時的基本積累。
從居民角度看,資本積累來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徑較為單一?？梢园l現,美國人民的資產性財富增長與勞動收入的基本比例為22:1,這也是為什么美國人的收入高,傾向于消費而不是儲蓄的原因,因為美國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于資本。而中國卻不是,人民大眾的積累來源僅僅依靠微薄的工資,很少有其他的資本性收入。依據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論,當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們更原意儲蓄以用來滿足未來退休消費的需求,中國高額的儲蓄率由此產生。而由于銀行的存款利率長期低于CPI的增長率,居民自身的資本處于不斷貶值的過程。因此,有限的資本積累來源是中國大眾收入無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處于經濟轉軌的中國,不合法的資本積累也存在。部分官員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利,將權利資本化,使其成為市場經濟發展必備的要素投入,形成相當于國家壟斷的力量,提高市場準入門檻與運作門檻。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部分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壓低承包指標與租賃價格,或通過非法的財務手段低估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流失到尋租者手里。損害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
二、當代中國資本積累的制度分析
事實表明,我國當前資本積累發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經濟改革,造成了我國資本積累相異于傳統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這也是轉軌時期國家體制不完善的原因。我們可以從政府的約束與產權兩個方面出發,來探討當前我國資本積累扭曲的狀況。
(一)從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對經濟活動任意干預
較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國家政策多變,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張五常教授的話來說,“中國政策說好聽就是彈性大,說不好聽就是朝令夕改”。國家對微觀經濟活動進行行政干預十分普遍,如打著“宏觀調控”或是“市場調整”的名義,授意相關部門對微觀主體進行行政干預。市場規則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微觀主體無法很好地預測下一期的經濟狀況,一部分積累的資本需要防范風險,而無法全部投入生產。同時,國家政策制定沒有約束性,可能造成資本積累發生偏離。如我國在較長的階段主導工業發展,而忽視了農業與服務業方面的積累,造成了現在產業結構的不合理。
(二)從市場微觀主體的角度看,市場的平等需要國家作為監督者。而不是參與者
當代中國,多種所有制企業有了快速發展,在解決居民就業與社會資本積累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場經濟有較大比例的國有企業介入,這種條件下的市場就難有平等權,也難以法制。國企與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國家作為國企的股東,更傾向于為自己的企業“開綠燈”,通過越過法律的束縛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使國企資本積累不受約束。如最近的農行股改,國家對其壞賬進行買單;IPO發行的股票多是國企。正在審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國企居多,民營企業要想獲得同樣的待遇困難重重?？梢妿в小皣弊值钠髽I就同于擁有了市場特權,在預算軟約束的條件下,國企不僅可以依靠自身來獲得資本積累,同時還可以依靠特權獲得額外的資本積累,政府背景使他們成為市場的強勢者。而較為弱小的民企,無論融資能力還是企業規模都無法與國企相抗衡。等級效應促使許多民企必須通過尋租賄賂的方式獲取市場的保護,在路徑依賴的作用下資本積累不斷變異,最后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產權不明晰,限制了資本應有的價值
例如農地制度,目前,我國雖然法律上確定了三權,即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但是農地轉非農地的問題遲遲沒有解決,限制了土地作為農民資產性收益的來源,資本積累方式受到限制。
產權的界定是為了稀缺資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場經濟定價的前提條件。由下表可知,我國的礦產資源特別稀缺,而在中國,各級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資源配置權利,扭曲了資源投入生產時的價值,無法體現資源的稀缺性,造成資源以低于市場很多的價格出售,降低了礦產資源在資本積累中的真實價值。大量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破壞使得原本資源稀缺的中國雪上加霜,資本的積累陷入了惡性循環。
三、小結
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遺留了許多問題,特別是體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遠?，F階段法制不到位,產權不明晰與我國千年來傳統的封建意識和長期計劃經濟實踐造成的路徑依賴有著直接關系。當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資本快速的積累,但是我們也要警惕不良的資本積累方式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轉變資本積累方式,實現資本價格由市場決定,才是我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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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時代，引發產業革命的是互聯網技術，互聯網應用已經滲透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現在已經取得成果看，互聯網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聚合了人、人際關系、數據、信息、知識，形成了和實體空間平行的網絡空間，各種組織、機構的運營方式都要變革——都必須采取“雙空間”模式。
以產業為例，在十年左右時間里，PC、手機、音樂、出版、影視、物流、零售、金融、電信等行業等都發生了劇烈變革。有的企業“雙空間”經營戰略順利，實現了華麗轉身；有的企業“畫虎不成卻成貓”，被新興的互聯網公司沖擊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傳統企業失敗的原因在哪里？專家們往往會提到一個關鍵詞“互聯網基因”。
以電信行業為例，微信正在邊緣化電信運營商，雖然運營商奮起應戰，開發了很多互聯網產品，但卻戰績慘淡。從財力、員工的能力、國家政策支持的層面看，傳統的電信公司都有優勢，但是缺乏互聯網基因，從而導致競爭處于劣勢。
一、從硅谷基因到互聯網基因
世界上一些著名500強公司，也正在迎接互聯網的挑戰。他們都在采取一個統一措施，在硅谷或附近區域開設分支機構，目的就是在當前的企業文化中注入來自硅谷的獨一無二的基因，基本上是互聯網基因的變種。這批企業中有Target這樣的連鎖零售商，也有通用電器和福特汽車這樣的工業巨頭。畢竟傳統機構在如今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中，需要來自硅谷的冒險精神、開放態度、創新意識以及一念之間定成敗的超級競爭概念。
1.失敗者們的教訓
AOL、摩托羅拉和朗訊科技是這個時代的失敗者。朗訊最終于2006年和其法國對手阿爾卡特合并成為了現在的Alcatel-Lucent SA，雖然新公司運營得不錯，回首其前身Lucent的硅谷故事時，都令人惋惜異常。已被Google收購的摩托羅拉移動則表示，其最近成立的先進科技及產品部門是它10年硅谷旅途中的關鍵一步。AOL公司最近對開放網絡和科技標準的歡迎態度，讓人看到了積極的希望。這三家公司雖然開展了“西進運動”，但過于封閉的專利標準和陳舊的想法阻礙它們“開放文化”——互聯網文化的基石。
Barnes & Noble是一個投入硅谷懷抱沒有吸收硅谷精神的典型。當Barnes & Noble在2009來到硅谷并開發了電子閱讀器Nook時，這家公司極不情愿開放Nook的app以及豐富的圖書資源，他們把整個Nook生態封閉起來而不是試圖讓他們兼容別的平臺。這么一來，資源提供者們的客戶就只有Nook用戶這一微不足道的群體。B&N對開放系統的認識也暴露無遺。作為結果，當時的CEO William Lynch因為設備銷量不足而下臺，Nook在后來也終于向其它平臺開放。
2.成功者們的經驗
沃爾瑪于2011年收購了初創公司Kosmix——其電子零售部門研發主力@WalmartLabs的前身。自此之后的一系列收購使得這個傳統零售巨頭迅速掌握了在數據、移動技術、搜索和社交科技方面的開發和使用方法。這些東西促成了Walmart.com的新搜索引擎，這個引擎為沃爾瑪帶來額外20%的實際購買量。
福特把它的硅谷辦公室視為一個和整個組織有機結合的成分。資深技術管理人員K. Venkatesh Prasad大部分時間都在福特密歇根總部和硅谷辦公室之間穿梭，他說：“硅谷辦公室是福特全球研發部門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是一個團隊，一起工作。我們有一系列共同合作的研發項目。”這些項目中包括利用3D打印，內嵌式電子設備和軟件技術的6周快速建模和一些跨地區的合作計劃。
這些企業帶著開放和融合精神投入硅谷懷抱，獲得迅速的正面回報，像由電子商務帶來的銷售增長、進入新興市場和更短的產品開發周期等。
3.硅谷基因的直接嫁接
除了設立研發機構之外，這些硅谷移民還通過和大型公司建立伙伴關系來獲得利益。寶馬和蘋果的合作就是個很好的例子。15年前，寶馬第一次來到舊金山，和蘋果首次將iPod集成到了寶馬車中。幫助寶馬制造了i3電動車型的Darren Liccardo表示，如果沒有親自來到硅谷，這種合作根本不會實現。“我們在整個組織內普及并推廣新的想法”，Liccardo如是說。加州的研發人員通常要在慕尼黑工作上2-3年，而德國的高管們也會定期訪問寶馬的硅谷部門。
傳統公司和硅谷之間的合作是雙贏的互惠關系。前者得到了技術，后者得到發展需要的資金。2013年4月，通用電氣以1.05億美元購得了初創公司Pivotal 10%的股份。通用將會用Pivotal的技術幫助其軟件部門開發更符合其未來遠景的應用程序。GE全球軟件中心的副主管Bill Ruh的評價還是那句老話：“如果你沒有親自來到硅谷，這一切是不會實現的?！?/p>
正如內褲外穿不能使你獲得超人的能力那樣，在硅谷開個分公司之類也不代表著你就真正地融入到這個文化體中了。既有寶馬和蘋果早期在車載娛樂系統上的甜蜜合作，也有Barnes & Noble這樣的落寞者。聰明的合作者往往懂得謹慎且批判地從硅谷的獨特文化中汲取養分并巧妙地使其和本身文化融合；在與伙伴的合作過程中，他們也是步步為營地各取所需。
二、互聯網基因的三個維度
互聯網是一種工具，但運營互聯網卻是一種思維方式。會用互聯網、能評互聯網與真做互聯網，三者之間存在巨大差別。這不是經驗的差別，而是思維方式的差別，甚至是思維慣性的問題。這種差別就是互聯網基因，它有下面三個維度。
1.平等文化
真正的互聯網人是蔑視權威的，無論財富權力多高，是平視看待周圍一切的，不會仰視也不會俯視，這是骨子里的基因。不是因為高傲，而是因為大家更相信平等與公平帶來的自尊和自信能帶來更大的創新創造力！高智商的工程師普遍具有理想主義情懷，每天面對著電腦寫程序，必須嚴謹細致。同時又耳濡目染喬布斯、扎克伯格、施密特的創業故事和不羈的創新精神，往往心思活躍，天馬行空。
在一家互聯網公司中，首先，上下級的觀念必須淡化，同時工作關系要越簡單越好，這樣能給予創新產品以基本的土壤。在工作溝通時不會認為感覺到職級的差異，便于激發基層員工的創新精神。其次，企業內部必須有鼓勵產品創新的氛圍。在激勵體制和組織架構上，必須以產品為中心，以市場成敗來論英雄。
這種企業文化是和中國傳統的國有文化是背離的，如果一家具有國資背景的公司要下水做互聯網，那么就先反思自身是否具備了淡化的行政色彩、允許適度自由和鼓勵創新、以產品成敗為核心的企業文化。
2.產品為王
互聯網行業產品為王，用戶體驗至上。誰的產品能體貼入微地解決用戶的需求，誰就能生存下來。在依靠一種核心產品吸引用戶之后，可以建立排他性的產品優勢。在此基礎上擴充產品功能，逐步搭建平臺，創造直接伸往用戶終端的渠道。
首先，互聯網文化是一種解決社會底層群眾最迫切需求的文化，產品創新的同時，用戶體驗要非常好。例如，360公司的安全衛士從困擾小白用戶的殺毒功能開始做起，慢慢延伸至桌面管理、系統維護、軟件下載等領域，逐步搭建了一個桌面平臺，牢牢抓住了用戶的終端入口。
其次，產品的基礎功能必須免費。這已經成為互聯網行業的基本共識。只有當產品取得了絕對的市場占有率，并且因此搭建了一體式平臺之后，才能開始考慮盈利問題。誰考慮對基礎用戶收費，誰家產品就會失去最龐大的用戶群體。由于互聯網行業不存在準入門檻，用戶也是極其挑剔，在同類產品中的遷移成本很低，因此在面臨競爭時，必須時刻注意用戶的使用體驗反饋，快速迭代版本，敏捷開發。在上一個功能沒有取得用戶的絕對認可之前，不能冒險開發下一個功能。
那種抱著推出產品第一個版本就涵蓋了大而全的功能的想法，已經證明了是一種失敗的策略。如果有一天產品停止了更新，新版本不再具備新功能，那么用戶流失就開始變成現實。在快速的版本迭代中新開發出來一個接一個的新功能，不斷地加強用戶的體驗，才能牢牢抓住用戶的心。
如果一家公司在產品的開發過程中，對用戶的需求不敏感，停止了反映用戶的訴求的版本迭代，那么它會面臨強烈的挑戰。如果公司內部開發流程或者溝通成本很高，產品的前景同樣不容樂觀。恰好有一種開發模式都符合這兩個缺點，那就是產品開發外包。我們在后續會聊到具體的案例。
3.模式創
新互聯網上的創業者們發明了許多全新的商業模式，這些商業模式完全依賴于現有的和新興的技術。利用技術，企業們可以以最小的代價，接觸到更多的消費者。通過模式創新，互聯網公司悄悄地腐蝕著傳統產業巨頭的地盤，當這些巨頭覺醒時，生死已定。
每一次商業模式的革新都能給公司帶來一定時間內的競爭優勢。但是隨著時間的改變，公司必須不斷地重新思考它的商業設計。隨著(消費者的)價值取向從一個行業轉移到另一個行業，公司必須不斷改變它們的商業模式。一個公司的成敗最終取決于它的商業設計是否符合了消費者的優先需求。隨著時代的進步，商業模式也變得越來越精巧。
互聯網公司常常使用“餌與鉤(Baitand Hook)”模式，也稱為“剃刀與刀片”(Razor and Blades)模式，或是“搭售”(TiedProducts)模式。在這種模式里，基本產品的出售價格極低，通常處于虧損狀態；而與之相關的消耗品或是服務的價格則十分昂貴。比如說，剃須刀(餌)和刀片(鉤)，手機(餌)和通話時間(鉤)，打印機(餌)和墨盒(鉤)，相機(餌)和照片(鉤)，等等。這個模式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變形：軟件開發者們免費發放他們的文本閱讀器，但是對其文本編輯器的定價卻高達幾百美金。其中有三個訣竅：
(1)用付費產品來補貼免費產品。招徠顧客的廉價品是做生意的幌子，例如通過價格不菲的爆米花來補貼不賺錢的電影，或是通過餐廳里昂貴的紅酒來補貼便宜的飯菜。免費還會以更多的形式出現，某種商品不僅僅是打折出售，而且是完全免費贈送?！皟扔忻赓M禮物”或是更常見的免費樣品就屬于這種推銷手段。這種免費的商業模式很久之前就存在了，我們很熟悉，而且它的表現形式也很直接，因此我們就不贅述了。
(2)用日后付費來補貼當前免費。贈送手機但必須使用移動通訊商兩年以上的服務就是一個經典的長期交叉補貼案例。這種營銷手段把手機服務從追求某個時間節點的收入延伸到更長的時間段。如果你使用了這種服務，那么就是未來的你在給現在的你提供交叉補貼。使用這種服務的人不會去多想每年要付的手機費，而是會因為今天剛拿到的免費手機而沾沾自喜。
(3)付費人群來給不付費人群提供補貼。類似的例子有俱樂部男士買門票而女士免票，“孩子免費入場”，富人多付稅、窮人少付稅(有時候不付稅)的累進稅制。把市場根據人們愿意付費的誠意和能力劃分為不同的人群，是一種傳統的定價理論。在這種情形下，免費以非常極端的形式出現，商家希望免費得到產品或服務相關的消費群體能夠掏腰包。商家寄希望于不用掏錢的消費者能夠吸引到掏錢的消費者(俱樂部女性的例子)，或是可以帶來會掏錢的消費者(小孩的例子)，而且不用掏錢的消費者中日后有一部分人也會慷慨解囊。當你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徜徉并欣賞建筑物奢華的裝飾時，你確實不用掏錢，但是這些大樓的老板們希望你能夠停下來去賭場賭一把，或是去商場血拼購物(如果你既去賭錢又去購物，他們會笑不攏嘴的)。
三、組織轉型的六個策略
我國面臨著很多迫切的互聯網轉型任務，其中既有掌握千億市場份額的國有企業，也有各種教育、醫療、軍事等組織，都需要“雙空間”運行。如何以互聯網的思維方式來應對互聯網運營方式的沖擊，如何用互聯網基因來變革傳統方式，如何有效調合兩種運行方式，下面6個策略，值得參考：
1.兩個團隊平行運作
在一些重要的傳統組織中，要進行互聯網的變革，一定要兩條線。傳統運營模式與互聯網基因會產生沖突，不能把兩種思路兩條線放在一個團隊里去干。
2.衍生新的商業模式
對客戶數據的分析和挖掘變得很重要，成為提供優質服務和衍生新商業模式的基礎。通過對客戶數據的分析和挖掘，完成新的布局。攜程網是個典型，2002年時，發現商旅客戶不去五星級酒店而選擇價位適中的酒店時，就合資成立了如家。近幾年發現，自助游客戶越來越多的傾向于尋找特色客棧度假時，則投資了中國古鎮網等一系列新業務。
3.一線進行決策
由于客戶行為成為研究重點，用戶體驗是關鍵，所以一線人員具有最多的發言權。通過現有客戶資源的深度挖掘，以提升重復購買率。通過大數據分析模型，了解客戶的愛好，可以提高推薦成功率高，線上的所有設計都是為了拿到客戶的行為數據，以最終達成線下更高的準確率?？傊?，現在是誰有數據誰有發言權。
4.恰當時機的融合
什么時候整合線上和線下兩個團隊，必須在線下與后臺系統做深度結合以后。完成線上線下的明確定位，讓線上線下的業務形成的服務閉環，才能真正實現業務的全面轉型。
5.發展合作伙伴
定位自己的核心能力，開放平臺，引入合作伙伴來完善服務，建立整合資源和產品包的營銷能力。中國企業現在大多面臨著由以前的提品到提供服務的轉型過程，尤其是處于行業領先地位的千億級企業，服務轉型對于企業來說，就是由資源獨占到資源共享的過程，然后基于這種數據或資源的架構進行自由選擇和組合，提供按需服務。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拐點經濟轉型，可持續發展
一 中國經濟在本世紀20年代必將駛入拐點
（一） 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龐大的人口紅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發達國家普遍增長乏力、其他經濟轉軌國家的表現近乎災難、多數發展中國家進步緩慢的情況下，在一個市場體系還沒有很好建立的發展中國家的基礎上，實現了近10%的較長期的年均增長率。中國經濟增長的表面原因很容易統計、分析出來，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要素投入增加、外資和對外貿易、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等是其中較明顯的因素。論文參考。但重要的是這些表面原因背后的內在動因。中外學者對此有多種不同的觀點，其中比較典型的包括分別強調制度變革、漸進式改革、后發展利益，或者其中幾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等。
(二)國際分工角色的轉換需要一定的時間
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市場，更離不開自身在世界市場中所占有的特有優勢。論文參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憑借的原材料和勞動力資源優勢造就了“世界工廠”，然而，我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原因在于，我國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有關研究表明，中國的勞動力每創造一元錢，將給西方國家帶去9元錢的好處。如果不改變我國在全球產業鏈最低端的命運，僅靠提高勞動效率，我國是無法與西方國家競爭的。與此同時，隨著我國資源和勞動力價格優勢的逐步消失，西方國家已經將產業鏈向發展水平更低的地區轉移。這使得我國的價格優勢面臨著更激烈的競爭。
二 經濟拐點到來的形式及面臨的前景
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每個經濟體在經歷一段時間的告訴發展過后都會經歷經濟發展速度放慢，甚至出現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的階段。中國在經濟發展快車道上行駛了近三十年，隨著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的逐漸消失，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在21世紀20年代出現拐點具有現實的可能。只是這種拐點的出現是像金融危機那種爆發式的？還是另一種通過政府政策的逐步調整而逐步實現的溫和式的形式出現？這個問題很顯然沒有答案，但是我們可以預想不同的實現形式帶來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假使我們仍然按照原有的經濟增長方式，那么經濟拐點的出現，無疑會使我國經濟增長陷入困境，到時，走出困境的時間和代價都是難以想象的。另外一個方面，如果我們預見到經濟拐點的到來，那么我們完全可以未雨綢繆的提出改革措施，逐步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找到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新的動力源泉，以期在拐點來臨時，能夠迅速啟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進而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三 主動改革，努力實現經濟轉型
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它關系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這里，我們結合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這個目標、阻礙我國實現現代目標的因素，以及如何為我國經濟轉型創造有利的環境給出一些對策和建議。論文參考。
1. 加大我國的教育投入，加快我國教育改革進程，為新型經濟提供高素質的勞動者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經濟增長，我們只是發揮了人口量的優勢，而由于我國現行的產業結構，和我國教育制度的欠發達，使得我國人力資源優勢沒有得到合理的利用。而想要徹底的改變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實現經濟增長的現狀，改變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低端的地位，我國必須增加對教育和基礎研究的投入，為實現經濟轉型提供充足的高素質勞動力。
2. 調整經濟結構 實現綠色轉型我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是付出了慘重的資源環境代價的，面對現在日益稀缺的資源和能源。我國應加大對環境的保護力度，通過環評條例的貫徹落實，深化項目環評發展，對于有利用民生和經濟轉型的項目加快環評進度，對于國家產業政策限制發展的項目應從嚴把關，從而加快解決我國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同時應該更新健全我國的環境標準體系，以引領技術升級，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為實現經濟的綠色轉型保駕護航。
3.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為經濟轉型提供金融支持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好壞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有著很大的關系，金融作為當代經濟的核心，更應該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并加快自身建設以期為經濟轉型提供強大的金融支持。如：通過對中小企業科技創新領域的金融支持力度的加強；完善金融機構的各項職能，拓寬對非國有經濟的金融服務的范圍；建立健全資本市場相關制度，增強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等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4. 趨利避害充分利用國際化趨勢在國際化過程中，雖然說我國的資源與勞動力的優勢逐漸消失，但不代表國際化對我國沒有意義了。我們應該在國際化趨勢中充分利用現有的優勢，同時注意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加快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提升。同時我國還可以加快和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合作，以解決我國國內能源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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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社會福利，比較優勢，產業升級，經濟轉型
顯然，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承載著較以往更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國際經濟危局下，中國面臨的是如何避免經濟硬著陸，因此保增長是第一要務。調結構、促發展、惠民生等高難度命題，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國家在完成保增長任務前提下的優先選項。一年來的經濟運行效果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動員力和資源整合力的國家，保持經濟適度增長已不再是一項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經濟任務。美歐等發達國家短期內無法實現的經濟指標，對中國來說則沒有太大的實現難度。所以，面對中國一年來經濟基本面的相對穩定以及在國際經濟治理中話語權的持續擴大，西方不少人臆測，中國是本輪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勝利者。面對國際社會給中國經濟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決策層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明白：一場經濟與金融危機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的既有格局。中國至多只是全球經濟力量變遷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當長時期內仍需夯實國內經濟基礎。中國經濟不僅有遠慮，更有近憂。
事實上，中國經濟盡管在規模上不斷做大，但自1995年便開始謀求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不僅沒有取得關鍵性突破，反而在應對兩次國際經濟危機和促進就業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積重難返的境地。也許，我們可以用比較優勢理論來為經濟轉型的遲緩辯護。因為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決定最優分工。中國多年來一直維持的低成本勞動力稟賦意味著，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是發揮中國競爭優勢的最優選擇。而從微觀企業的角度，資本回報率下降是推進技術進步的關鍵動力，但中國的人口紅利使得資本回報率沒有出現發達國家所經歷的下降過程。因此，盡管依靠投資和出口支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備受詬病，卻是中國經濟近20年來保持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然而，如今的現實卻是，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商務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紅利在逐年遞減，原先擁有的比較優勢幾乎消失殆盡。而“全民補貼生產”、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負擔。已有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即將進入“U”型經濟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將經濟增長拉動引擎轉到消費上來。但約束管理層調控經濟行為空間的一大要素卻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的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重要消費對象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形成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內需。顯然，如果不能根本改變生產要素價格的持續扭曲局面，如果產業結構不能升級，如果支撐消費增長的社會福利體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只是“單相思”。
由此，切實轉變經濟增長觀念，制定并落實經濟結構調整時間表，大力發展生產業，培育高端產業競爭優勢，盡快擺脫既有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通過產業調整、技術進步與消費驅動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成了破解中國經濟轉型這一關鍵命題的關鍵環節。
應該說，過去十年來，中國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已初步具備了經濟轉型所需要的相關物質條件，有相當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初步覆蓋全社會的社會福利體系。然而，從經濟政策的落實情況來看，執行難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遲遲沒有解決的通病。現在，制約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級各地政府尚未從促進經濟轉型的戰略層面來認識建立健全社會福利體系的緊迫性，以至遲遲邁不開降低行政管理開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減少公共支出過程中的調整成本，以健全的社會福利體系支撐經濟增長轉型的腳步。
論文關鍵詞：社會福利，比較優勢，產業升級，經濟轉型
顯然，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承載著較以往更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國際經濟危局下，中國面臨的是如何避免經濟硬著陸，因此保增長是第一要務。調結構、促發展、惠民生等高難度命題，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國家在完成保增長任務前提下的優先選項。一年來的經濟運行效果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動員力和資源整合力的國家，保持經濟適度增長已不再是一項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經濟任務。美歐等發達國家短期內無法實現的經濟指標，對中國來說則沒有太大的實現難度。所以，面對中國一年來經濟基本面的相對穩定以及在國際經濟治理中話語權的持續擴大，西方不少人臆測，中國是本輪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勝利者。面對國際社會給中國經濟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決策層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明白：一場經濟與金融危機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的既有格局。中國至多只是全球經濟力量變遷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當長時期內仍需夯實國內經濟基礎。中國經濟不僅有遠慮，更有近憂。
事實上，中國經濟盡管在規模上不斷做大，但自1995年便開始謀求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不僅沒有取得關鍵性突破，反而在應對兩次國際經濟危機和促進就業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積重難返的境地。也許，我們可以用比較優勢理論來為經濟轉型的遲緩辯護。因為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決定最優分工。中國多年來一直維持的低成本勞動力稟賦意味著，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是發揮中國競爭優勢的最優選擇。而從微觀企業的角度，資本回報率下降是推進技術進步的關鍵動力，但中國的人口紅利使得資本回報率沒有出現發達國家所經歷的下降過程。因此，盡管依靠投資和出口支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備受詬病，卻是中國經濟近20年來保持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然而，如今的現實卻是，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商務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紅利在逐年遞減，原先擁有的比較優勢幾乎消失殆盡。而“全民補貼生產”、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負擔。已有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即將進入“U”型經濟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將經濟增長拉動引擎轉到消費上來。但約束管理層調控經濟行為空間的一大要素卻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的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重要消費對象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形成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內需。顯然，如果不能根本改變生產要素價格的持續扭曲局面，如果產業結構不能升級，如果支撐消費增長的社會福利體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只是“單相思”。
由此，切實轉變經濟增長觀念，制定并落實經濟結構調整時間表，大力發展生產業，培育高端產業競爭優勢，盡快擺脫既有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通過產業調整、技術進步與消費驅動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成了破解中國經濟轉型這一關鍵命題的關鍵環節。
應該說，過去十年來，中國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已初步具備了經濟轉型所需要的相關物質條件，有相當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初步覆蓋全社會的社會福利體系。然而，從經濟政策的落實情況來看，執行難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遲遲沒有解決的通病?，F在，制約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級各地政府尚未從促進經濟轉型的戰略層面來認識建立健全社會福利體系的緊迫性，以至遲遲邁不開降低行政管理開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減少公共支出過程中的調整成本，以健全的社會福利體系支撐經濟增長轉型的腳步。
關鍵詞：經濟轉型；路徑；駐馬店
文獻標識碼：A
本文為2014年駐馬店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編號：14L032）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經濟轉型是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型工業化國家，都是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實現持續快速發展的。經濟轉型升級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和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2013年駐馬店市生產總值為1542.02億元，人均生產總值22296元，位于全省倒數第二名，而影響駐馬店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結構不合理。2013年駐馬店第一產業生產總值393.84億元，第二產業生產總值674.98億元，第三產業生產總值473.20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25.5：43.8：30.7，經濟結構與配第―克拉克定理不符，因而不夠合理。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影響并決定著駐馬店經濟整體轉型的進展和效果。實現我市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既是促進我市經濟快速發展的當務之急，也是促進全省經濟快速增長的長遠之計。
一、研究現狀
陳躍泉（2013）指出隨著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推進，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的過程中，應用型本科院校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探索有效路徑，助力地方經濟發展。
龔紹東（2013）認為后發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既要符合區域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又要契合產業與技術發展趨勢。作為后發地區的中原經濟區，工業發展面臨著“趕”與“轉”的雙重任務，需要從產業、企業和空間的異質性視角，明確未來一段時期區域工業轉型升級的演進方向，并走出一條從產業鏈上游向產業鏈下游延伸，由加工制造向服務增值揭開，由空間分散形態向集中形態轉變、由犧牲資源環境向綠色低碳發展的轉型升級新路徑。
劉?。?010）指出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對于江蘇省爭創發展新優勢、搶占未來制高點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在立足江蘇自身發展條件的同時，要緊密結合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大環境，突出戰略重點，明確主攻方向，把握重要環節，選準切入路徑。
張鵬（2010）在對中國區域經濟轉型績效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試圖通過綜合構建完整的理論分析框架，從轉型基礎、轉型過程和轉型結果等方面全面分析中國區域經濟轉型路徑形成、強化和優化的內在演化機理。他認為，在經濟轉型的歷史邏輯起點上，區域經濟的發展被更多地強調要根據初始條件來選擇適宜當地具體情況的經濟發展方式。地方政府具有推動轉型路徑不斷強化的內在傾向，通過與中央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不斷創造出適宜當地經濟轉型進一步深化的有利條件，促使當地的經濟轉型路徑能夠不斷地進行自我強化。區域轉型路徑自我強化在不斷推動著經濟轉型整體演進的同時，也內生了區域的自我發展能力，通過區域內部的動態性調整，使區域轉型路徑不斷得到優化。
周鋒（2010）在運用經濟發展階段理論、政府經濟職能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等理論工具的基礎上，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政府作用進行深入分析，通過比較美、日、韓三國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主要策略，借鑒廣東、無錫等地推進產業升級的做法，以此來闡明地方政府必須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才能在地區經濟轉型升級中進一步發揮作用，推進地區經濟穩定健康發展。他還闡明了產業結構升級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系，并運用于南通市經濟轉型升級的個案研究。通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實證分析方法，對改革開放以來南通三次產業結構尤其是工業產業結構的發展現狀、內部結構、存在問題進行了詳盡的剖析，并據此提出了南通地方政府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路徑。
姜作培（2009）認為面對世界金融危機與我國經濟增長周期性調整，如何全面推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大課題。經濟轉型升級重點在于結構調整，這是解決經濟發展深層次問題的現實需要，是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的關鍵之舉。唯有緊緊抓住經濟結構調整這條主線，調整優化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外貿出口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等，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才有強有力的支撐，整個國民經濟才能實現平穩較快增長。
二、國內外主要經濟轉型提升的路徑
1、美國
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美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證市場機制高效運行，但在不同時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預也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1）在美國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壓縮軍工生產，推動軍用技術向民用部門轉移，是一個重要的環節；2）加大對研究和開發的投入，特別加大對半導體、電子、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產業的投資，大力發展高技術產業；3）90年代前期，美國又乘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之機，對企業進行大規模的改造改組；4）在制造業重煥活力的同時，美國第三產業中的高技術服務業也獲得了迅猛的發展，導致美國技術產業重心由高技術制造業向高技術服務業轉移，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獲得了巨大成功；5）推動經濟全球化，為經濟擴張創造條件。
2、韓國
“韓國路徑”以生產業促進制造業結構升級為主要特征，取得了理想的效果。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激增，韓國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很大影響。此時，韓國大舉發展設計、金融、物流、信息等服務業，加大產品研發投入，為產業技術創新提供大力金融支持。目前，韓國的造船、鋼鐵、汽車、半導體及數碼產品等制造業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實力，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多數產品擁有自主品牌，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不斷得到提升。韓國政府在制造業結構升級過程中發揮了極大作用，不僅制定了相關政策法律制度、建立相應組織機構，直接進行財稅、信貸補貼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在企業不同發展階段，政府給予更具創造性的支持。其主要做法：1）選擇合理的主導產業和戰略產業帶動經濟發展；2）重視科技進步的巨大推動作用；3）分類引導，支持各類企業發展。
3、日本
二戰后，日本在廢墟上迅速崛起，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沒。但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本來已經完成了追趕歐美的歷史任務，進入經濟發展成熟期的日本，由于在高科技產業技術選擇上的失誤，使其出現了產業結構升級上的空白，與信息產業的核心技術失之交臂。產業結構升級受阻，致使日本產業競爭力遭到嚴重削弱。目前，日本為迅速提高產業競爭力，加快結構調整而采取的主要戰略對策有：1）制定科技發展的國家戰略；2）以強勢帶弱勢尋求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突破；3）在制造業內加快推進企業兼并重組，推動科技創新體制的組織變革，加強對基礎研發經費投入，出臺鼓勵企業研發與創新的配套政策措施。
4、臺灣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臺灣出口導向策略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對美貿易順差增大，新臺幣升值壓力增加，導致1985年廣場協議后新臺幣升值，引發泡沫經濟。在此期間，臺灣著手進行產業轉型升級。1978年，確立了以“科技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1979年，選定集成電路、通信產業、廣電產業、生物技術產業及特殊材料等技術密集型產業作為重點發展的目標行業。1980年、1995年和2003年，臺灣地區相繼設立了新竹、臺南、中部等三大科學園區。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經濟轉型之后，臺灣地區制造業的產業結構明顯優化，表明臺灣以制造業內在的科技創新升級為主要特征的經濟轉型路徑基本上是成功的。
5、廣東
廣東致力于發展先進制造業，而對生產業的扶持仍顯不足，在現階段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推動還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廣東制造業基礎雄厚，發展生產業有著天然的優勢。生產業作為制造業中間投入的重要部分，與制造業之間可以互相促進。針對這種情況，廣東在推進轉型升級時，應該對“韓國路徑”給予更多的關注。在加大制造業“硬投入”的時候，也要注意服務業的“軟產出”，加大對生產業的扶持力度。在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廣東地方政府從決策到實踐都始終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方針，充分發揮政府政策和市場機制的“雙輪驅動”作用。政府制定產業規劃和區域發展規劃，分類指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制定激勵性和限制性產業政策，在宏觀上引導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加強政府服務能力建設，搭建公共平臺，幫助地方和企業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6、無錫
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后，生態建設倒逼無錫走上了轉型發展之路。無錫地方政府調整管理思路，改變行政范式，突出重點環節，強化引導手段，把自主創新和科技創業作為無錫科學發展的戰略重點，充分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支持企業實行創新性資源要素優化配置。堅持產業優化升級，致力推動科技創新創業和軟件、服務外包產業新跨越，在推進新興產業的發展中搶得了先機，經濟轉型升級取得了明顯成效。在無錫地方政府的大力推進下，其新興產業的發展有目共睹，無錫的物聯網研發應用躋身世界先進行列。
三、對駐馬店經濟轉型升級的借鑒與啟示
盡管各國或地區的產業政策有共同之處，但也存在明顯差異，仍然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共性的規律，值得借鑒。
（一）必須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選擇適宜轉型路徑
只有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在充分了解和把握本地在資源和經濟方面優缺點的基礎上選擇適宜的轉型路徑，才能真正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存在很大不平衡性，產業發展程度也有差異，所以應當在準確把握本地經濟結構演變規律的基礎之上，利用經濟政策的導向作用，努力尋找一條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經濟提升之路。上述各模式的經濟轉型多是以制造業的轉型提升為主導的，而駐馬店本地工業不發達，通過大力發展制造業來實現經濟轉型不現實，因此韓國以生產型服務業促進經濟提升的模式更加適合。
（二）政府應對經濟轉型給予宏觀調控
政府一般情況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不應直接干預，而應采用間接干預手段。經濟結構的調整，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但是由于目前我國尚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階段，市場發育還不成熟，經濟結構轉型不能完全由市場說了算。為取得合理調整效果，既要注意利用市場機制作用，又要注意發揮地方政府部門的宏觀調控作用，減少產業結構調整中的盲目性。要積極培育和完善市場體系，整頓不規范的市場秩序，創造一個公平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
各地區在經濟轉型中都十分注重教育、科研的投入，不僅高等院校進行科學研究，而且各大企業也都有實力雄厚的研發機構。駐馬店地區地方高校較少，黃淮學院作為主要的地方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和科研優勢，為本地經濟發展多做研究，多渠道增加對科研開發的投入力度，尤其要提高科研成果的轉化率，推進本地經濟轉型升級。政府對此應大力支持，通過增加經費投入、給予優惠政策等方法促進地方高校對地方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 陳躍泉.應用型本科院校服務地方經濟轉型升級的路徑探索_以浙江科技學院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3（6）.
[2] 龔紹東.后發地區工業轉型升級的路徑選擇：以中原經濟區為例[J].區域經濟評，2013（1）.
[3] 劉俊.江蘇經濟轉型升級的路徑選擇[J].宏觀經濟管理，2010（7）.
[4] 張鵬.中國區域經濟轉型路徑比較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蘭州：蘭州大學，2010.
[5] 周鋒.地區經濟轉型升級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蘇州：蘇州大學，2010.
[6] 陳丹丹.中國經濟轉型績效的成本_收益分析[D][博士學位論文].西安：西北大學，2010.
關鍵詞:制度變遷;經濟增長;內在關系;實證檢驗;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5―0018―09
標準的經濟增長理論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變的,所以無法認識到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那么,為什么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把社會和制度變革作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動因?為什么在資源､人口､技術都沒有巨大變化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里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為什么有些貧窮國家在最近的幾十年里能獲得快速的增長,而有些國家卻仍在零增長線上掙扎?制度變革與經濟增長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過對中國經濟轉軌和經濟增長內在關系的實證研究來試著說明這一問題｡
一､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回顧
人們對于當今經濟增長模型批評最多的是,模型在強調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術作用的同時,卻忽視了制度要素｡諾斯在評價內生增長模型時指出:“這些模型都取決于一個能驅動模型的暗含的激勵結構的存在,如果不將制度中派生出來的激勵結構作為這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研究對我來說將是一個無結果的試驗”｡[1]諾斯從制度安排的]進角度,提出了經濟增長由制度“啟動”的論斷,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為解釋和比較不同制度或體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變遷理論的引入,極大地擴展了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和應用空間,它揭示了制度的動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
從目前來看,關注制度與增長間關系最多的還是新制度經濟學家｡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才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研究制度與增長間關系的必要｡當然,其他一些主流學者也從相關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如Schulley的經驗研究就證明了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Jones and Keeper則用考慮有制度背景的影響模型和實證檢驗突出了這一點;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發現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兩者并不能截然分開;而lener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Tomell和Eicher分別從產權制度和制度實施效率這個角度分析了內生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2][3][4][5]
除了國外學者的研究外,一些國內學者也在考慮制度與增長間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關系｡如盧荻､沈坤榮､張軍､林毅夫和雷欽禮等學者都對該問題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們認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易于在短期內被人們觀察到,而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表現不明顯或者不易衡量,這可能是許多經濟學家忽略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們還從不同的視角考慮了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有國內的一些學者通過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內生增長模型來進而揭示制度與增長的關系,如雷欽禮在其博士論文中做了一個嘗試;劉紅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澤填等青年學者也在這方面做了努力和嘗試｡[10][11][12][13]但總的來看,關于制度和增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還是一個不清晰的問題,本文就想換一個思路,通過檢驗當代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來揭示這一問題｡下面,本文就通過把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當作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來探究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二､轉型指標的設定及量化標準
把經濟體制轉型作為制度變遷的實例來研究,首先必須量化轉型指標｡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編制的改革進展指數(IRP)指標體系中,包括了企業､市場與交換､金融體制和法律改革4個領域的共10項指標｡在世界銀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報告中,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進展與評估是分類獨立進行的｡[14]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的評估集中在四個領域,分四大類著手考察,它們分別是自由化､財產權和私有化､機構以及社會政策｡
盧中原､胡鞍鋼選擇了投資市場化指數､價格市場化指數､生產市場化指數､商業市場化指數四個單項的市場化指標｡[15]國家計委課題組是從商品市場化程度和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進程測算向市場體制轉型的程度,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按勞動力和資金市場化程度考察,勞動力程度由市場化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決定,資金市場化程度由銀行信貸資金的市場化程度來近似反映｡陳宗勝等學者通過對企業､政府､市場三個方面的考察來測度市場化進程[16]｡
在構造轉型指標時必須做到科學性和可行性的結合,即所構建的轉型指標應該能夠較好地反映出轉型的實際進程和結果｡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呈現的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的趨勢是同步的,這種耦合的趨勢可以很好地揭示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經濟轉型)的內在關系｡在刻畫中國經濟轉型的指標方面,我們參考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17]､陳宗勝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并結合國內外其他相關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見解,我們把反映中國經濟轉型的量化指標確定為以下四個方面(見圖1):
(1)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本文用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中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來表示｡公式如下:NL: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
(2)市場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們選取投資的市場化指數來表示,即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投資”三項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ML=(外資+自籌資金+其他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
(3)對外開放程度(OL)｡反映經濟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OL=(GDP-進出口總額)/GDP｡
(4)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GL)｡我們以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地方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的變化程度｡
參照ERBD對改革進展指數(IRP)編制所設定的權重系數和國內､外學者對上述指標重要性的排序情況,我們設定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市場化程度(ML)､對外開放程度(OL)和政府干預程度(GL)對轉型進展的刻畫重要性分別為:0.4,0.4,0.2和0.2｡那么轉型進程綜合指數(TL)可以表示為(見圖2):
三､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
我們可以用圖3來表示經濟增長指數與經濟轉型進展指數之間的關系,我們發現僅從圖中很難確定二者之間內在的關系,下面我們通過對二者之間進行協整和因果關系檢驗,來進一步確定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經濟增長指數是指把GDP以1978年設定為100計算的各年可比價格比增長指數)｡
本文的實證檢驗分4個步驟完成:第一,利用單位根檢驗確定時間序列lnGDP(GDP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和lnTL(經濟轉型進程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的平穩性;第二,確定lnGDP和lnTL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第三,采用格蘭杰因果性檢驗考察lnGDP和lnTL之間的因果關系;第四通過VAR模型進一步驗證二者的內在關系｡本文所有檢驗結果均使用Eviews4.0計量經濟分析軟件進行了多次回歸分析而得｡
1.變量平穩性檢驗
數據選取本文采用前文計算的經濟轉型進程綜合指數和歷年經濟增長指數的變化數據作為樣本數據｡lnGDP和lnTL按照有關數據計算而得,其中,以上2個變量均取自然對數,是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樣本空間確定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對中國整個經濟轉型期做一個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將利用單位根檢驗來確定lnIF和lnFDI兩個變量的平穩性,具體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為
按照AIC最小值法則選擇最佳滯后期項數(2期),見如表2｡從VAR模型擬合結果也可以看出(見表3),經濟轉型確實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一種較弱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的時間較長,且不會在短時間內衰減;而經濟增長卻是經濟轉型的內在決定因素,并且這種決定因素會在較短時間內衰減｡
LnGDP(經濟增長)與LnTL(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與單向因果關系,這從表1和表2的檢驗結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長期均衡增長關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故GDP與TL之間也存在協整關系｡由表2和表3知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經濟增長是帶動經濟轉型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轉型并不是引致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二者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說明,雖然經濟轉型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但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確實能有一定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如滯后1期與滯后2期影響系數比較接近)｡
四､結論與啟示
很多人認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會起到決定作用,如中國的經濟體制轉型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現象｡但我們通過二者的內在關系分析卻發現,結果恰好相反,正是經濟增長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變遷決定經濟增長｡這也說明諾斯的推論是有疑問的｡當然,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的協整關系也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長期相關關系,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卻不是決定性的｡
我們再透過20世紀末期以來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轉型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知道,在經濟轉型問題上提倡“華盛頓共識”的學者認為,所有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都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而市場無疑是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過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場化的策略,轉型國家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成功走向市場體制｡但事實證明“華盛頓共識”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為轉型而轉型”的狹隘目標以及忽略增長取向的實現途徑上｡本文的研究也說明,經濟增長對經濟轉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同步考慮,只有在增長中來推動轉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這正是“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內在涵義｡
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告訴我們,為了經濟增長而重視制度創新是必要的,但過分倚重制度創新來達到經濟增長的決策是沒有根據的｡制度變遷并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說明在推動經濟增長中僅靠制度變革是行不通的,必須通過制度變革達到提高有效勞動､資本存量和技術進步改善才能達到｡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關系也說明,在經濟增長中制度變遷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但這種作用還是不能忽視的,并且制度因素還會通過對其他增長因素的影響來長期影響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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