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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為文化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資源,包括政府資源、政策資源、管理資源、服務資源和其它社會資源等等,要做好公共文化服務工作,讓老百姓充分享受文化利益,就要合理利用這些資源,以公共文化服務的理念為指導依據和價值導向,探索文化發展、創新之路。為群眾提供更多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是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主要要求,也是政府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文化館要明確自身的定位,樹立健康良好的嶄新文化形象,利用各種資源來激活公共文化服務的元素,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服務的示范作用。在打造文化服務品牌的過程中,改變因循守舊的傳統,不斷增強文化服務項目的娛樂性和群眾性,使每一項活動都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與感召力,形成公共文化服務的多樣性。文化館的作用不能只局限于青少年活動中心,文化館要成為面向全社會開放的真正的文化藝術中心。在傳統文化館的運作管理模式中,多樣化、全民化,高品質的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其潛能未被真正開發出來。這就涉及到進一步提升文化服務能力的問題。在進一步開發文化館價值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文化活動中心的載體作用,讓文化服務機制更加靈活,讓運作模式豐富多樣,不斷改變服務手段,開辟文化領域主戰場,讓文化融入市民生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使公益文化事業得到更廣泛,更有效的推進。讓公民得到多層次、多彩新穎的文化服務,實現資源的綜合利用和共享,讓文化最大限度地為社會服務。
二、以人為本,實現公益文化服務的全面覆蓋
公共文化服務強調文化“公平性”,何謂“公平性”,即確保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面向全體公眾,確保每個社會階層和群體都享有文化服務的權力,確保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務的果實。在提倡文化公平的呼聲下,切實維護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已成為一種現實需要。要實現文化共享,就要讓文化服務“低門檻”或“零門檻”,不讓一個人因費止步,確保所有人都有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這是我們對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思路。但我們在提倡文化公平,無償服務的過程中,也要直面一些現實問題,市場經濟下群眾文化工作存在自身的運動規律,活動經費的短缺仍是影響群眾文化工作開展的重要因素。無償服務,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公益性需要堅強的物質基礎。與圖書館、博物館相比,文化館在公共文化服務中,堅持無償服務的情況更為復雜,圖書館每年都有固定的購書經費,而文化館的陣地建設完全靠自給自足,陣地開放必須面對添置器材、支付教師工資等一系列現實問題。歸根結底,實現文化公平、無償服務,依賴強大財政力量的支撐。
三、上下聯動,彰顯公益文化服務的特色
文化工作不是一個封閉的圈子,文化具有輻射、滲透、影響等功能。在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過程中,要發揮文化館在公共文化服務中的帶頭作用,建立以文化館為龍頭,上下聯動,左右通達的合理科學的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務網絡。水上舞臺周周演活動是武進地區一項頗具影響力的品牌文化活動。武進文化館在承辦這項活動時,與政府各條戰線聯動,有機地把文化、財政、科技、建設、衛生、勞動等部門的力量進行整合,把政府各級部門推向文化建設的前沿陣地,讓他們到周周演這個文化平臺上一展風采。為了保證演出質量,文化館無償為參演單位提供藝術指導和服務。水上舞臺的這種做法是是對公共文化服務的創新和實踐,在武進文化館的協調組織下,各條戰線各展其能,形成合力,把公共文化服務工作不斷推向深入,這也是武進的公共文化服務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四、培養人才,提升公益文化服務的軟實力
翻譯研究經歷了漫長的以感悟經驗為主的語文學時期之后,以專注語言層面機械對等的唯科學主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風靡一時,從70年代至今,經過理性回歸最終將視線轉移到翻譯背后的社會、歷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對翻譯過程和結果的不容忽視的作用與影響,翻譯研究從此得以“文化轉向”進入了文化學時期,其代表人物美國學者安德烈·勒弗維爾認為翻譯研究的著眼點不能只停留在探究兩種文本在語言形式上對不對等的問題,同時還要關注與翻譯活動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種種文化問題上去,如為什么翻譯外國文本,為什么選擇某個文本,誰選擇的,譯者自己、委托人,有沒有別的因素,譯文讀者什么反應又怎么去根據讀者反應去調整,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有沒有按當時社會、文學和意識形態去考量等等[1]242。而翻譯的跨文化性決定了以語言文化為載體的翻譯研究必然將學術的視角對準跨文化交流過程中產生的各種行為和現象,其中既有對翻譯內部的微觀研究,如語言技術層面以及文體翻譯的總結,又有對外部因素的宏觀關注,可以概括為三種:“目的語文化中的各種規范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結果的影響;翻譯作品對目的語文化產生的影響;原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在地位上的差異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結果的影響?!保?]而外部因素的作用與影響常常是跨文化翻譯研究的關注重點,所以這也是本文對兩個譯本進行跨文化比較的理論依據和主要探討內容。
二、《西游記》兩個英譯本的跨文化比較
截至目前,《西游記》有兩個最全的譯本。第一個將這項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華人、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和美國神學院教授余國藩(An-thony)。全譯本歷時14年,共分四卷,譯名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并同時在英國倫敦推出。而緊隨其后英國漢學家詹納爾(W.J.F.Jenner)的第二個全譯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著問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國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冊,再版時又分為四冊本和六冊本。兩個全譯本的連續問世可以說是世界范圍內的一項文化盛事,受到了當時的文學界、文化界、翻譯界乃至宗教界等多個領域的廣泛關注,在英語讀者中也得到了積極反響。
(一)兩個譯本的成書背景
在兩個全譯本成書之前,《西游記》英語譯介都是以節譯本、縮譯本或選譯本的形式出現的?!凹偃缫敿氀芯績煞N文化對翻譯作品做成的引力,我們當然不能撇開其時代背景及譯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說要同時顧及宏觀的文化氛圍和微觀的個人背景。”[3]11全譯本推出的時候,中國已經實施改革開放,對外經濟的開放也意味著文化的開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謝天振在回顧中國20世紀文學翻譯史時總結說:“從1977—1979年,無論是重版舊譯還是新譯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認為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近現代作品。翻譯出版社選題基本上還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譯選擇規范為標準?!保?]“文學翻譯必須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由主管機關和各方面統一擬定計劃,有方法、有步驟地來進行。”[5]508這就是當時的規范標準。詹納爾版的全譯本是在1977年前后開始啟動的,無疑為成書的歷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腳。他于1962年從牛津大學中文學習結束以后就來到中國,連續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譯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國專家的身份為國家外文局從事翻譯服務。接受《西游記》翻譯任務之前,他在本國內已將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動畫片《大鬧天宮》的電影腳本翻譯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來他在《西游記》翻譯后記中說道:亞瑟·韋利的譯本《猴》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縮譯本,激發了他對《西游記》與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由此可見,詹譯本的出現是歷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訴求、政府的委托與個人興趣的共同結果。再來看余國藩的全譯本。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值得我們注意,就是英國本土人士的翻譯作品在中國出版,而華人的翻譯作品在海外出版,這種現象恰恰說明全世界當時對中國是怎樣的一個關注度。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社來說,把住時代的脈搏是保障其商業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這個時候出版《西游記》全譯本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從余譯本的成書過程來看,出版社或其他機構并沒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國藩的全譯本的先決條件是他在香港長大的背景賦予他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與傳統文化的修養,在美國求學教書的經歷成就了他在西方語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誘因是他從小就愛讀《西游記》,當看到亞瑟·韋利的縮譯本“對語言根本性的改寫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滿與痛心,并公開提出了批評與質疑。另外,余國藩在譯文的序言中說《西游記》是最受歡迎的中國小說之一,而且東西方學者也對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現諸多不同的譯本,但是譯者都是西方人沒有一個中國人,“除了1959年的一個俄文全譯本之外,還沒有一個全譯本適時地介紹給西方讀者”[7]40。由此看來,余國藩的全譯行為也是時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種個人選擇,而這種個人行為是基于他作為海外炎黃子孫對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歷史責任感和文化自覺。
(二)譯者翻譯策略的比較
語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譯的可能性,而語言文化的差異性導致了翻譯的必要性。文化專有項是翻譯中的主要問題,因此,選擇哪種翻譯策略來有效傳達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也直接關系到翻譯的結果,“翻譯已被越來越明確地視為一個決策的過程”[8]?!段饔斡洝肥侵袊鴤鹘y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說儒道釋三種宗教文化的綜合呈現,單是形形的各種制度文化、哲學神話、物質用具、風俗人情、習語方言、詩詞歌賦等等,匯聚一處就足以顯示該書翻譯的難度與高度了。兩位譯者在譯文中皆顯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轉換能力,而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也表現出不同特點與傾向。出于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國藩在照顧到一定程度的可讀性基礎上,翻譯策略的選擇總體是傾向于著名翻譯學研究專家、美籍意大利人勞倫斯·韋努蒂的異化策略的。他認為,隨著時間的遷移、交流的加深、知識的增加,許多不可譯的內容會變得可譯,那種只看重可讀性而舍棄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簡約主義,是“不可饒恕的歸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譯文中對文化內容大多采取忠實直譯加注釋的具體措施來拆除文化障礙,“每頁差不多都有半頁的篇幅作注解”[6]18,就連“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來歷也解釋的清清楚楚。另外,為了加強讀者對原書的了解,他在譯文的前言中敘寫了篇幅達62頁的導讀內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書過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紹以及研究現狀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錄中都標出注釋的參考出處,橫跨經史子集和一些學者的相關著作,足見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這樣一來,評、譯、注的結合就為余的全譯本添上了一層濃厚的學術色彩與人文關懷。詹納爾的全譯本是中國開放之初在政府部門委托下進行的,當時的初衷主要是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外推出一些有進步意義的名著作品,在傳播文化的同時,作品的可讀性還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納爾的母語文化背景對英語讀者閱讀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呈現異化與歸化并重、可讀性與忠實性并存的特點,而不是過多地在學術性效果上下功夫。這可以從他的翻譯后記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對我來說不是擔心自己的翻譯怎么樣,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豐富無窮的觀察力與創造力就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了。我在翻譯中獲得的這種樂趣如果我的讀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保?]2341-2343所以為了讀者閱讀的流暢性與愉悅性,詹納爾也沒有像余國藩那樣做出那么多的注釋,雖說他在附錄中也提供了一些原書有關的研究著作書目,可這不過是出版作品的一種常規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嚴肅創作態度,再者也是為感興趣的有心讀者進一步延伸閱讀提供幫助。
(三)譯本讀者接受的比較
“譯入語讀者對譯文的接受,在我們判斷一個譯作的價值時,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6]22兩個譯本的先后問世,既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也受到了普通讀者的廣泛歡迎。在余譯本的第一二兩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紐約書評》發文大力贊揚:“余用一種既忠實于原文又可使英語讀者理解的方法將精妙深奧的原文翻譯出來。他甚至將其中難以處理的詩詞也全數譯出,借助這本真正意義上的全譯本,那些熟悉亞瑟·韋利縮譯版的讀者終于能夠領略到原小說的博大豐富,定會驚嘆不已的。”[10]西游記研究專家、哥倫比業大學夏志清教授給予余本充分贊譽,認為是對英語世界文學的豐富和補充。普林斯頓大學普萊克斯·安德魯教授(PlaksAndrew)認為詹的譯本“沒有學術機械感,非常具有可讀性”[11]283。由于學術條件與區域范圍的限制,筆者沒有找到確切的西方讀者對兩譯本的評價資料,但是借助互聯網查到了美國最大的圖書銷售網站亞馬遜網關于兩譯本當前的銷售情況,并且看到了讀者的評價。西方人的良好的學術習慣使得他們在網站上的評價往往不是三言兩語而是以不少的篇幅嚴肅、客觀地寫下自己的想法。筆者認為這就是描述兩譯本在海外接受情況的最直接最鮮活的數據。從網站上提供的數據看,余譯本的銷售排行第53399名,遠遠超出比詹的譯本的第224822名,這里要說明的是后者的譯本是亞馬遜的引進版,所以上架時間不同這里不作為比較依據。從譯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從寫評價人數的活躍度看,余版27人遠低于詹版的60人。購書的讀者大多都給予兩譯本肯定的評價,其中一個叫Luke的讀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長達732字的關于這兩個譯本的評價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簡單介紹了兩譯本的出版與譯者的情況,然后評價說詹本語言地道易懂,注釋不多可讀性強,高中水平就可以閱讀;余譯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實,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隸)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犧牲譯文的可讀性,不過余本更嚴肅、更有學術性。他最后總結說,兩個譯本翻譯水平不相上下,難分高低都值得推薦,如果讀者傾向于忠實性,余本是首選;如果讀者傾向于語言地道故事流暢性,詹本是首選。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讀者對待中國文學的態度已經“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不聞不問”[6]17改變為熱情而又理性的接受,當然這既要歸功于《西游記》自身非凡的藝術魅力,也要歸功于兩位譯者的嘔心瀝血的付出。若從比較的角度來說,兩個譯本在學者中的認同度與讀者中的受歡迎度確實是各有千秋、難分伯仲。
三、全球化語境下經典翻譯的跨文化視野
1、創新思想理論,發展審計文化。所謂創新,就是要把富有時代特征的新理論、新觀念、新道德作為審計文化創新發展的內在核心,與時俱進,為我所用,推動審計文化的發展。黨的十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審計署提出了“責任、忠誠、清廉、依法、獨立、奉獻”的審計核心價值觀。兩個“核心價值觀”,是統一的,是融合的,是包含的。發展審計文化,必須統一這些理念,融合這些思想,弘揚這些精神,在凝聚共識的基礎上,培育和踐行這些核心價值觀,使之成為一種共同追求,根植于靈魂深處,內化于心靈深處,成為一種思想,一種理念,一種素養。
2、豐富文化載體,展示審計文化。現代社會已進入信息化時代,要廣泛利用電視、報紙、網絡、廣播等傳媒,展示審計文化,要逐步全面開放,根據審計文化的發展需要,設立豐富多彩的頻道和欄目,要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向發展,要滿足審計文化的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需要。
3、科學規劃建設,推動審計文化。審計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要把審計文化建設納入審計工作整體規劃,整體建設,整體發展,同審計任務同布置、同檢查、同考核、同總結、同表彰。努力探索審計文化建設的規律,制定出與審計事業發展相適應的審計文化建設短、中、長期規劃,切實從人、財、物上做好充分準備和投入。
4、提高社會參與度,宣傳審計文化。審計工作是綜合監督部門,審計工作涉及方方面面,離開了各級黨政領導的支持和被審計單位、社會有關方面的理解,審計機關是很難履行職責、發揮監督作用的。提高審計文化建設的社會參與度,能讓社會更加了解審計,認知審計,支持審計。審計機關決不能關起門來搞審計文化建設,應當切實提高審計文化建設的開放度,努力把審計文化建設溶入社會文化建設之中,加強與相關行業文化建設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縱觀巖畫研究的歷史不難發現,中國是最早以文獻形式記載巖畫的國家,《韓非子》《史記》等先秦和秦漢時期的典籍中已有相關記載?!端涀ⅰ肥潜蔽簳r期地理學家酈道元留下的巨著,其中《河水》篇中關于北方草原巖畫的記載和描述尤為詳盡:“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戰馬之狀”“故亦謂之畫石山也”。在此,我們且不論先秦、秦漢,就是北魏距今也有千年之久,其歷史價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上述有關巖畫的重要記載長期以來一直湮滅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之中,確實遺憾。20世紀末葉以來,隨著北方草原巖畫考古的深入,研究者開始用一種新的視角審視巖畫與中國北方草原音樂文化的關系、與蒙古族音樂的關系,頗具創意。時至今日,有關北方草原巖畫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主要標志是,繼《陰山巖畫》《烏蘭察布巖畫》《巴丹吉林沙漠巖畫》等早期研究著作問世之后,《賀蘭山與北山巖畫》《紅山巖畫》《達茂巖畫》《西桌子山巖畫》等著作陸續出版,其研究成果所包括的范圍涵蓋了整個北方草原。與此同時,《古代巖畫》《中國巖畫》《中國巖畫藝術》等諸多有關巖畫研究的理論著作相繼問世。上述有關巖畫的研究成果對草原音樂文化,特別是蒙古族音樂的研究者來說具有重要價值。其原因是:材料不僅完整、系統,更具原生性質,實屬難得。但我們在肯定成果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就研究的深度而言,目前仍處于初始階段,可以拓展的空間很大。
二、蒙古音樂與草原音樂的關系問題。
蒙古族集草原文化之大成,這已經是學界的共識,應該說音樂文化也在其中。我們所說的“集大成”不僅體現在宏觀視域,也包括實例佐證。就宏觀而言,歷史上曾經生活在中國北方草原的匈奴、烏桓、鮮卑、黨項、契丹和奚等游牧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各自的文化,這些文化用“輝煌燦爛”來表述很是準確。從文化生成的環境看,上文所涉不同時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鮮明的同源性。也就說,這些民族文化所生成、所依附的自然環境是一致的,其范圍同在被稱為“草原地貌脊梁”的陰山——大興安嶺山脈和南北兩麓的廣闊草原。在此,我們將其概括為所處的自然環境一致、社會環境一致、生產方式一致。正因為如此,以上民族在文化(包括音樂文化)上表現出了較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蒙古族代之而起,成了這塊廣袤土地的統治者。就生產方式等而言,蒙古族與此前的民族存在著明顯的繼承性。正是這種繼承性導致學界從“同源角度”看蒙古族和其之前民族在音樂方面的聯系,并且得出了“蒙古族的樂器潮爾、四湖等都是從奚琴演變派生而來的”之結論。就實例佐證而言,同樣不乏例證。據有關文獻記載,成吉思汗“從西夏征用舊樂”,窩闊臺“在燕京征用金朝太常寺遺留的雅樂”。進入忽必烈時期,活躍在宮廷中樂師、樂士、舞者數以百計,有的來自草原,有的來自內地。不難看出,蒙古族音樂與曾經存在于草原上的各個北方游牧民族的音樂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二者互為依存。離開了對草原音樂文化的研究,對蒙古族音樂,特別是蒙古族早期音樂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而將草原音樂文化的研究不適當地放大,就會偏離研究的主體,進而失之偏頗。
三、有關早期蒙古音樂的系統研究問題。
對早期蒙古族音樂的系統研究到涉及到音樂本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因研究力量較為薄弱,研究方法較為滯后,研究所需的基礎材料較為缺乏等原因,目前對此問題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其成果缺乏系統性和學理性。正因如此,草原巖畫的恰當“介入”,會從另一個側面推動研究領域的拓寬和相關問題的解決。所謂系統研究離不開音樂形態、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解決,此前的研究者已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有學者將早期蒙古族音樂的基本特征概括為“曲調簡短,節奏急促”“粗獷有力,稚拙古樸”;另有學者將蒙古族早期的音樂,也就是“狩獵經濟時代”的音樂置于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加以關照,并提出“歌、舞、樂融于一體,唱歌跳舞、游戲娛樂”“邊唱邊舞”的觀點,在業界具有很大的影響。以上論述對于早期蒙古族的音樂文化研究之所以有導向意義,其根本原因在于透過現象而關注了問題的本質,進而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路徑。通過對具體的巖畫作品進行分析、解讀,不難發現,在如此眾多的畫面中,粗獷有力、稚拙古樸的作品不在少數,而將歌、舞、樂融于一體,在同一時空內唱歌跳舞者也可謂比比皆是,如果將其視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找出具有規律性的東西并非沒有可能。
四、結語
關于旅游與茶文化的論文1
低碳經濟視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分析
摘要:近年來,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低碳經濟成為引領當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帶領下,我國的經濟也在逐漸實現轉型,而這種轉型對環境安全而言也是一個好消息。隨著低碳經濟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行業加入到這種新型的發展模式中來。旅游業作為嗅覺最靈敏的行業領導者之一,自然也率先引入了低碳概念。隨著人們出行觀念的改變,低碳旅游已然成為了大多數人的首選。在茶文化旅游中,低碳經濟的引入也更加契合茶文化發展的模式。本文首先對低碳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大體的概述,接著對基于低碳經濟視角的茶文化旅游進行了深入分析,希望能夠改變當下茶文化旅游存在的不良現象。
關鍵詞:低碳經濟;茶文化;旅游
當下,旅游成為人們放松身心的最佳方式之一。每逢節假日,與家人朋友外出游玩也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時,旅游業的發展也為我國帶來了不菲的經濟收入。而與之前的傳統旅游方式相比,現在的人們卻愿意選擇更節能環保的方式。作為節能減排的代言人,低碳經濟模式的發展引領了一股新的旅游風潮,在低碳經濟理念下,旅游業變得越來越綠色環保。而低碳旅游的發展對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促進資源的合理利用也大有裨益。茶文化旅游業的興起為人們提供了生態化的旅游樂國,它不僅能夠讓人們看到恬靜的茶園景色,也能夠加深人們對于茶文化的了解。因而,在此背景下,分析低碳視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將會為經濟旅游模式注入一股新鮮血液。
1低碳經濟與旅游的關系
1.1低碳經濟概述
20世紀九十年代,為了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低碳經濟首次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與之前只顧一味追求經濟利益相比,低碳經濟將環境保護放在了更為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低碳經濟的主旨是低排放、低污染、低耗能,在節能減排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更好的發展。低碳經濟不僅能夠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更能為我們的子孫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土壤。在全民上下高度關注的背景下,低碳經濟的重要性也由思想意識高度上升到國家的政治高度。低碳經濟模式的實施也展示了我國負責任的大國態度,表明了我國在環境保護上的決心。可見,低碳經濟不僅是某個人的事情,或者某個組織的事情,它更應該是全國乃至全世界人民所達成的共識。在全球化經濟融為一體的背景下,低碳經濟的發展也能夠改變某些國家對這方面認識的不足,提高他們對資源利用以及環境保護的意識。
1.2低碳經濟對旅游業的影響
在低碳經濟的影響下,旅游業也迅速的改變了之前的發展模式,朝著更加綠色、更加生態的發展模式前進。在有限的全球資源下,如何制造可再生的能源,實現經濟的可循環利用也成為時代關注的重點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于自己生活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同時,人們也更注重提高自己精神上的幸福指數。因此,節能環保的低碳經濟理念也為構建合理的生態旅游產業鏈,優化旅游產業結構做出了不少貢獻。而將低碳經濟引入到旅游業中,也必將為旅游業帶來更加光明的未來。
2基于低碳經濟視角的茶文化旅游
茶文化旅游是在當地茶葉資源以及茶文化背景的基礎上,整合當地的特色產業,為人們打造的一個更為貼心和環保的茶旅游方式。相比于其他行業,茶文化旅游本身就具有節能環保的特點,能夠給人們帶來更為自然的生態環境,而在低碳經濟發展理念下,茶文化旅游也開始著手籌建新的發展項目,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在中國,飲茶不僅是人們茶余飯后的一個活動,更是促進情感交流的方式之一。無論是在重要的商業密會還是在老百姓的家中,都有以茶會友的習慣。可見,茶文化早已經深入到我國人民的心中,與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以茶葉為主線,結合其他產業共同發展,不僅能夠大大的增加當地的經濟,更能促進當地茶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促進茶文化的弘揚。而茶葉生長的環境大都溫度適宜,環境優美,這些先天性的條件也為茶文化旅游奠定了可行性基礎。同時,茶文化的內涵也為當地積累了豐厚的文化底蘊,這都為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條件。
2.1合理配置:科學設計茶文化旅游的路線
對于旅游業而言,旅游路線的規劃往往直接決定著旅行的舒適度。因而,茶文化旅游項目以及路線的規劃,絕對不能一概而論。為了制定合理的路線,我們只有深入地了解每個城市茶文化的特點,才能夠利用這些優勢打造專屬的特色。中國地大物博,與茶有關的城市也有不少。而由于地理環境以及土壤環境的不同,茶葉的味道也各有千秋。為了凸顯當地茶城的特色,我們一定要對當地的茶文化旅游路線進行科學規劃和合理的配置。在設計茶文化旅游路線之前,我們要對茶城進行全面而又系統的調查,包括地理環境、人文景觀、歷史故事、風土人情。其次,我們要將這些內容進行合理的搭配,并進行進一步的修飾和刪減,當然,這其中涵蓋著可能對茶文化旅游造成污染的項目,也包括了可能破壞當地茶文化特色的因素。剔除了這些不符合低碳要求的項目之后,我們才能打造一條低碳環保的茶文化旅游路線。而適度的開發機制也是維持茶文化旅游城市長久發展的前提。因而,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對茶文化旅游區的開放程度進行慎重的考量,并不斷地進行修正和測試,才能夠促進茶文化旅游路線的優化升級。
2.2主打特色:開發低碳的茶文化旅游產品
在旅游中,旅游產品的開發至關重要。茶葉作為茶文化旅游的標配,成為了帶動茶文化旅游經濟發展的必需品。與茶葉有關的藥品和保健品業已經成為旅游業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當然,在研發與茶葉相關的新產品中,我們一定要將綠色安全、低碳環保放在首位。因此,在產品的生產環節,我們也要對產業鏈進行嚴格的把關。同時,在包裝銷售的過程中,我們也要注意資源的浪費問題,特別是包裝紙的運用。踐行低碳節能的發展理念,使用循環可再生的材料作為茶葉包裝,突顯旅游產品的茶文化特色。當然,同花哨卻毫不實用的包裝紙相比,人們更愿意購買環保實用的材料。所以,綠色節能的茶葉包裝更能滿足大眾的消費需求。茶文化低碳旅游模式下,有的城市還開發了茶文化生態游、茶文化健身游的項目,這些項目符合了低碳茶文化旅游的主題,能夠吸引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游客前來游玩。在低碳經濟的概念下,有的茶城還將當地的茶葉制成低碳茶餅,不僅方便收藏,更能夠吸引游客的興趣??梢?,開發低碳的茶文化旅游產品不僅能夠增加當地的專屬茶文化特色,更能為游客量身定制專屬的旅游路線,為他們留下愉悅環保的旅游體驗。
2.3保護底蘊:深入挖掘茶城的文化內涵
旅游中真正打動人內心的絕不僅僅是美食的誘惑以及別外洞天的美景,在具備了得天獨厚的優勢之后,茶城如果想要得到更長遠的發展,就必須深入挖掘歷史所賜予的文化優勢。例如:在我國少數民族文化之中,與色彩絢麗的服飾相比,更讓人心之所向的是一段段唯美的愛情故事??梢?,文化內涵能夠為這個城市建造堅不可摧的城墻。這是任何事物都替代不了的,而這些不僅能夠牽動人最敏感的神經末梢,更能為我們帶來精神上以及心靈上的鼓舞。民族文化特色是強烈的印記,而少數民族自然的生活狀態也能夠增加茶文化旅游的魅力,讓茶文化旅游低碳的主題表現得更為明顯。深入挖掘茶文化也能夠讓本地悠久的茶文化得到繼承和發揚,讓這些塵封起來的傳統文化重新被人們熟知,這對于文化本身也是一種很好的保護。僑香風情,文化圣海,人們在獲得了低碳生活的感受之后,更獲得了心靈上的低碳享受。
2.4貼心服務:營造輕松自由的旅游體驗
傳統旅游之所以被人所詬病正是因為大量的被迫消費。強制性的消費行為不僅造成了人們心理上的不適,也使得旅游的質量大大的下降。因而,基于低碳經濟下的茶文化旅游一定要改變傳統高消費給人帶來的感受。在低碳經濟的引導下,茶文化旅游應該是輕松自由的,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美好的低碳體驗外,其他任何不好的印象都不能留下。而貼心的服務不僅能夠給人們留下美好的旅游體驗,讓游客沉浸在自然的茶園美景之中,更讓人們不受強制消費的迫害,有了欣賞美景的心情。
2.5立足創新:打造茶城文明的茶文化品牌
旅游是城市對外宣傳的平臺之一,在當前的社會媒體中,僅靠電視以及網絡等新媒體往往不能夠讓人們全面的了解當地的茶文化,只有親身進入到當地,受到當地文化的熏陶,才能夠在不經意之間發現茶文化的韻味。在茶文化旅游中,茶城應該注重打造自身的專屬茶文化品牌。例如:加強對茶葉質量的監測,打造家喻戶曉的茶葉品牌;注重茶葉食品的開發,為人們獻上風味獨特的茶餐飲。這些不可替代的茶文化特色都能夠為茶城不斷積累名氣,也為茶城走出中國,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礎。通過一個品牌了解一座城市,這才是茶文化旅游對于這座城市最慷慨的回禮。而這一切都是要建立在低碳經濟模式的基礎之上,才能讓人們得到最舒服、最自在的體驗,才能夠讓每個人成為城市的發言人。這種力量要比廣告強得多,通過親身經歷建立的信賴提升城市形象,從而讓茶鄉的知名度愈來愈高。
3結語
綜上所述,在低碳經濟的引領之下,茶文化旅游如果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就應該深入的挖掘當地茶文化的內涵,構建合理的旅游路線,搭配自由輕松的旅游體驗,并在其中建立具有形象力的茶文化品牌,才能夠使茶城的形象深入人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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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旅游與茶文化的論文2
茶葉節發展中茶文化旅游開發思考
摘要:茶葉節是茶產業的經貿交流活動,也是具有經濟效益和社會價值的。由于茶葉節對文化價值的忽視,導致很多地區開展的茶葉節活動并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本文首先對茶葉節進行了介紹,然后對茶葉節開展過程中茶文化旅游開發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就茶葉節發展中的茶文化旅游開發提出了幾點看法,希望能夠對茶文化旅游領域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關鍵詞:茶葉節;茶文化旅游;經貿展會;茶鄉經濟
文化旅游業是國內旅游業發展的方向。茶文化旅游業屬于文化旅游業的一種,對于茶鄉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簡單來講,茶文化旅游是茶文化與旅游業的結合體,是一種新型旅游業。茶文化旅游業借助茶文化提升了旅游業的品質,同時也借助旅游業的形式給當地的茶文化交流創造了許多機會。由于茶葉節主要是針對茶葉經濟貿易展開的,所以茶葉節中的文化內涵在某種意義上被人們所忽視。為了促進茶文化旅游的開展,茶葉節組織者應該更加注重提升茶葉節的文化意蘊,將茶葉節的發展與茶文化旅游相結合。
1茶葉節概述
茶葉節事實上是茶文化和茶業發展的產物,是茶葉行業的大型經貿活動,是茶企茶商貿易交流的平臺。茶葉節的開展不僅針對茶商和茶企,其還為喜愛品茗的茶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機會。茶葉節的開展在較大程度上促進了茶文化和特色茶鄉的推廣,有利于提高茶鄉及該地茶葉在國內外的知名度,這對茶產業快速的發展,茶鄉經濟的興起有著較大的幫助。我國有著許多茶區,這些地區有著舉辦茶葉節的經驗。比如說,鳳慶縣就曾經舉辦過21屆的茶葉節。由于鳳慶縣位于我國西南邊陲,因此該地區舉辦的茶葉節也吸引了許多東南亞國家參展商的前來,這不僅有利于提升鳳慶縣茶葉的知名度,同時還使茶葉貿易變得更加頻繁。除此之外,國內還有很多類似的重要展會,比如溧陽茶葉節等。國內茶葉節的活動形式多樣,特點鮮明,且極具文化意蘊。此類大型茶葉節的舉辦促進了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提升了當地的社會影響力。
2茶葉節開展過程中茶文化旅游開發的問題
茶文化旅游屬于文化主題旅游,旅游者在茶區可以欣賞茶園風景,體會茶區文化百態。當然,旅游者參加茶文化旅游主要是為了欣賞茶文化的魅力。茶葉節是茶文化與現代經貿相互融合的產物,茶葉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茶文化旅游的開展。茶葉節對于我國茶文化旅游的幫助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夠忽略開展茶葉節時茶文化旅游開發所存在的問題。要是對這些問題置之不理,就會使茶文化旅游開發受到阻礙,這對于茶區經濟發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2.1茶葉節中的茶文化內容不突出
國內一些產茶區開展了茶葉節,當然目的主要是通過茶文化交流推動茶葉經濟的發展。茶葉節與茶文化旅游相結合,有利于深化茶文化旅游的內涵。雖然茶葉節對于茶文化發展有著一定的推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地區在舉辦茶葉節時忽略了茶文化內容的導入,這對于茶文化旅游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近年來,一些茶區舉辦的茶葉節主要只注重展會活動的形式,而不太注重推廣和宣傳茶文化。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茶文化旅游要素的茶葉節對游客的吸引力就會大大降低。游客的減少會給當地的茶文化旅游造成一定程度的打擊。文化因素是茶文化旅游賴以發展的重要因素,要是一味地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最本質的文化意蘊,就極有可能給茶文化旅游造成重創。
2.2茶葉節的文化價值取向不明顯
茶葉節不僅僅是茶業產區的重大活動,同時也是當地實現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文化價值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這種理念下,人們也提出了很多觀點,比如“文化興旅”等。經濟發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就現階段的社會實際出發,經濟效益應該與文化效益齊頭并進。就國內茶葉節相關資料記載分析,很多地區的茶葉節對經濟價值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文化價值,事實上這種形式的茶葉節并不能對當地茶文化旅游業的開展起到任何幫助。事實證明,茶葉節不注重文化價值的導入,就會使當地茶品牌的美譽度大大降低,同時也會使游客的數量減少。
2.3茶葉節缺乏宣傳力度
就有些地區的茶葉節情況來看,前來茶葉節參與文化經貿交流的茶葉展商主要為該地區的茶企。除此之外,很多地區的茶葉并沒有登上其他地區茶葉節的舞臺。這些因素都是對當前茶葉節缺乏宣傳力度的有力證明。那么大家一定有這樣的疑問:“為什么當前茶葉節的宣傳力度缺乏?”茶葉節的宣傳力度低,主要可以歸為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茶葉節組織單位的投入資金較少,使得茶葉節的規模較小,而投入和收效是成正比的,小規模自然也較難換來宣傳度的大幅提升。其二,茶葉節中茶葉市場管理存在許多漏洞,這給茶葉節的舉辦帶來了一定的阻力,在某種意義上削弱了茶葉節的推廣效果。第三,茶葉節通常作為展銷活動開展,這就是茶葉節的參展對象,主要集中在茶葉參展商領域。很顯然,參展商的人數較少,所起到的宣傳作用也是有限的。
3茶葉節發展中的茶文化旅游開發
3.1注重茶葉節的文化價值
茶葉節是茶葉展商之間的經貿交流活動,很顯然是具有經濟效益和社會價值的。由于茶葉節對文化價值的忽視,導致很多地區開展的茶葉節活動并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領域的不斷發展,很多經濟學家發現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對于很多行業是同等重要的。茶文化旅游業就屬于這類行業。對茶葉節文化價值的不重視會使茶文化旅游的質量大大降低。該地應該在確保茶葉節經濟社會效益的基礎上,提升茶葉節的文化價值,確保茶葉節能夠促進茶文化旅游業的發展。當然,茶文化旅游業的發展不僅有利于茶區經濟的興起,同時還能夠提升茶區知名度。
3.2注重茶區特色品牌開發
對于很多企業來講,品牌優勢對于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有著較大的影響。很多企業直接將品牌開發作為公司頭等大事,因此品牌優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茶區的核心競爭力事實上就是該地的茶葉,要是茶葉的質量都不過關,或者茶葉毫無口碑,那么該地的茶文化旅游也是很難開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茶葉是茶文化旅游開展的基礎所在。茶區應該重視特色茶葉品牌的開發與打造,并學會利用品牌優勢提升茶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品牌優勢與產業鏈的形成是相關聯的,茶區管理人員應該借此積極打造特色茶葉品牌,通過推廣和宣傳有效提升茶葉品牌的口碑。
3.3多層次開發茶區茶文化
事實上,茶文化旅游資源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高層次茶文化資源、中層次茶文化資源和低層次茶文化資源。其中,高層次茶文化資源主要指的是茶藝表演,比如采茶戲。中層次的茶文化資源主要包含茶文化習俗和茶道等。相比之下,低層次茶文化資源主要集中于物質范疇,比如茶具和茶園等。傳統的茶文化開發模式主要集中于中低層次的茶文化資源開發,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業產業鏈的發展。開發者應該注重茶文化的多層次開發,在開發中低層次茶文化資源的同時還應該兼顧高層次茶文化資源,這樣才能夠有效提高茶文化旅游的市場競爭力。
3.4注重茶文化氛圍的營造
茶文化氛圍的營造對于茶文化旅游的發展有著較大的幫助。而茶文化氛圍的營造工作主要可以分為兩點。第一,將茶區的生態環境優勢與茶文化相結合,塑造出適應茶人與游客所推崇的茶文化旅游環境。當然,開發者在營造茶文化氛圍時不僅應該考慮自然生態環境,同時還應該在環境中導入文化因素。第二,注重茶文化旅游空間休閑功能的開發,使游客更好的感受傳統茶文化的魅力所在。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氛圍的營造需要充分考慮茶文化要素,確保游客能夠在游覽的過程中體會“天人合一”的樂趣。
3.5有效結合其他旅游形式
認為,事物之間是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就茶文化旅游領域而言,茶文化旅游與其它旅游形式事實上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他們屬于與旅游業,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有著一定的促進作用。我們在茶鄉地區發展茶文化旅游時不應該限制自己的思維模式,而應該有效結合茶文化旅游形式與其他旅游形式。比如說,要是該茶區有著夏日清幽的特點,那么就可以考慮在該地茶文化旅游的基礎上增加避暑旅游。要是茶鄉地區還涉及到其他方面的特產,比如我國景德鎮地區具有豐富的茶文化和陶瓷文化,那么開發者就可以將茶文化旅游與陶瓷文化旅游結合起來。旅游形式的結合對于茶文化旅游是十分有利的。
3.6增強茶葉節的宣傳力度
茶葉節存在宣傳力度低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茶區經濟和茶文化旅游的發展。針對該問題,開發者有必要增強茶葉節的宣傳力度。首先,茶葉節組織者應該增加資金投入,延長茶葉節的舉辦時間,不斷豐富茶葉節的內涵。其次,還應該注重解決茶葉市場管理漏洞,給茶葉節的開展掃除障礙。再次,還應該將茶葉節與茶文化旅游相結合,通過茶葉節提升茶文化旅游的檔次,并通過游客推廣和宣來提升傳該地的茶文化和茶葉品牌。
4結語
綜上所述,茶葉節開展過程中茶文化旅游開發存在許多問題,茶區管理者應該注重茶葉節的文化價值和茶區特色品牌開發,同時也應該注重茶文化氛圍的營造和增強茶葉節的宣傳力度,這有利于當地茶文化旅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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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異國形象的創造過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形象是一個文化事實或文化的集體想象,它與一個社會組織、一種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時期都可視作一個創造、生產和傳送符號之地。同時,書寫者自身的文化立場和社會意識形態對建構異國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異國形象實際是在研究這種文化體系之間的力量關系,異國形象是這些力量關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敘事中,文化是創造異國形象的一個結構性力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這個跨文化的異國形象里,凸現了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描述,顯示了本土文化對異域文化的形象“再現”,在這個“再現”里,實際體現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當代形象學認為異國形象不再是對異國現實的簡單復制式的描繪,而是在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文化關系中的一個“想象性再現”,在這個想象性再現里,透視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較文學形象學專門研究一個民族文學中的異族、異國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體系中文學作品如何構造他種文化的形象。異國形象的建構由此上升為一個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個文化的表征。
一、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異國形象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形象,更是一個文化形象,代表著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看法和態度。同時每一個被描繪的國家也都有許多側面,選擇其中的一個側面來代表這個國家也不
僅僅是文學問題,其背后一定會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論文。研究異國形象,文化問題總是作為形象形成的大背景以及形象形成的意義和原因出現的。事實上,異國形象研究也只有在文化這一更為廣闊的領域內才可能得到更為深刻、更為全面的闡述。異國形象的建構包含了創作者對一個不同文化的總體認識和態度,同時又代表著一個群體對另一國家、民族的文化觀照,是一個文化對另一個文化的言說,它涉及人物、物質精神生活、觀念思想等。形象不僅展現了與本文化相異的他者文化的某些特性,也傳遞著形象建構者的信息。1951年,卡雷明確提出形象學的研究原則,指出在研究事實時不應拘泥于考證,而應注重“研究民族間的各種游記、想象間的相互詮釋”〔1〕?;鶃嗊M一步歸結為:“不再追求總括性的影響,而設法深入了解在個人和集體意識中那些主要民族的神話是怎樣制作出來的,又是怎樣生存的?!薄?〕顯然,兩位學者都意識到“他民族神話”或“異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對異國文化的看法,折射出異國文化在本國的介紹、傳播、詮釋的情況。這就
給當時已趨呆滯的實證方法注入了活力,同時也使傳統的國際文學關系影響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20世紀60年代,形象學進一步發展。德國學者胡戈·迪塞林克開始提出擴大研究領域、注意視角轉變的問題。他對“形象”和“幻象”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象”或“幻象”,亦可稱“異國形象”,是一種“人為的形象”〔3〕,要求研究者對“人為的形象”深入探討,發現和確定該形象的形成過程及根源;“正確提出有關影響的問題且力求尋出答案”〔4〕。這里強調的是對“形象”及“幻象”的研究要包括求證其影響方式,決不僅僅是單純的羅列。這一探索和思考體現了異國形象研究背后哲學和文化的普遍性研究更為關注的問題,凸顯了異國形象研究的文化構成。另外一位對比較文學或者說對比較文學形象學做出突出貢獻的是法國學者巴柔。1989年他發表的《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被認為是當代比較文學形象學的里程碑。他在文中真正明確提出了當代形象學的基本原則,其核心是對“他者形象”的定義,此定義內涵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形象是對一個文化現實的描述,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個人或集體通過言說、書寫而制作、描述出來的,但這種描述并不遵循真實的原則,即并不真實地描繪出現實中客觀存在的那個“他者”。事實上,形象是對一個文化現實的描述,顯示或表達出形象塑造者樂于置身其間的那個社會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虛構的空間。也可以說,形象是對一個作家、一個集體思想中在場成分的描述(對異國的理解和想象),這些在場成分置換了一個缺席的原型(異國),替代了它,也置換了一種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因此,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并非現實的復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
其二,形象是一種象征語言。形象是可以用來言說和思維的象征語言之一,其作用是說出跨人種、跨文化的關系。在言說者、注視者社會與被注視者社會間的這種關系主要具有反思性、理想性,而較少具有確實性。這種人類學實踐意義上的形象在我們稱之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與一個社會組織、一種文化是不可分的,所以它被稱為社會總體想象物。〔6〕
由此可以看出,不僅注視者審視被注視者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建構了異國形象,此異國形象同樣也能夠說出對本土文化(審視者文化)有時難以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東西,即“我”注視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時也傳遞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某種形象。正如讓-馬克·莫哈所指出:“異國形象屬于對一種文化或一個社會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學本來意義上的范疇,而成為人類學或史學的研究對象?!薄?〕我們可以看出,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已經轉移到對文化給予高度關注。與此相應,形象學研究所處理的文本也從文學文本的范圍擴展到文化文本的范圍。文學文本與其他類型的文本的關系不僅構成互文相涉,而且是同一個文化想象的不同表征,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有機的。
二、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義
形象是對作為文化他者的異域進行的描述,通過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對立,確認自身的身份及其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空間。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和對立關系上,而這種差異對立關系,又被結構到整體性想象的世界秩序中。異域形象的意義體現在特定本土文化秩序中的功能上,其產生與交流,都必須分享與遵循該文化有的結構原則,這一結構原則是由差異系統構成的。
事實上,對形象的研究應該較為注重探討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視者文化,而非被注視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圖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實”程度及其與現實的關系。因此,我們就必須先了解注視者文化的基礎、組成成分、運作機制和社會功能。形象是一個文化事實或文化的集體想象,它與一個社會組織、一種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時期都可視作一個創造、生產和傳送符號之地。既然他者形象是一種文化描述,那么形象的符指關系永遠都會多少被習俗所限定。社會、文化規約解釋、擔保了形象的傳播及其有效性。〔8〕形象創造者總會自覺、不自覺地依附于本國文化,以本國文化作為參照系來審視異國文化。這種對本文化的依附現象正是觀察和創造異國形象的出發點。就西方的中國形象而言,西方二元對立的原則,構成一個總體性的想象世界秩序的基礎,而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則構成西方的中國形象生成的意義語境。西方不同語境下產生的中國形象,是西方文化構筑的他者。西方文化構筑中國形象,重要的是確立中國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觀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國形象與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認同過程中形成的差異對立關系。中國形象的功能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或認識中國的現實,而是作為他者幫助確認了西方有關地緣文明的觀念秩序。西方的中國形象是一種社會想象,是協調權利的話語或整合權利的意識形態,我們從中可以獲得批判的立場。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研究中國,而是研究西方文化。西方對東方的再現“,有助于歐洲(或西方)將自己界定為與東方相對照的形象、觀念、人性和經驗”〔9〕。因為形象建構者一般都是以自我文化認同為基礎來對異文化進行審視和改造的,其先在的文化視域決定了他如何建構敘寫異國形象。通過他者形象的創造,其背后的文化動機得以凸現。法國學者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形象研究的重點:“事實上,所有具有學術價值的形象學研究一般都注重⋯⋯研究創造出了形象的文化。”〔10〕簡而言之,我們研究異國形象實際上研究的是文化體系之間的力量關系,異國形象是這些力量關系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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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該文通過對古箏源流及古箏文化的闡述,分析探討古箏的定位與前景,提出古箏在定位于“國琴”的基礎上,應該受到更高度的重視,使之得到普及和發展。
1.古箏源流
古箏也叫“秦箏”,據傳它起源于戰國時期的秦國(今陜西地區)。箏又被稱為瑤箏、銀箏、云箏、素箏等。它有著不同凡響的樂器結構特點,具備動靜陰陽、音韻并重的獨特風格。由于它好聽易學,藝術感染力強,深受人們的喜愛,這份喜愛延續了幾千年仍然經久不衰。這里,我們先對古箏的源流予以梳理和回顧。
1.1箏名的由來
關于箏的源流,史料記載說法不一。大致有三種說法:
其一,分瑟為箏說。據唐代趙磷的《因話錄》記述:“箏,秦樂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弦,自黃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至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爭之,又破為二。箏之名自此始?!彼未《鹊摹都崱分校草d有類似的說法:“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此為名。箏十二弦,蓋破二十五而為之也?!?/p>
其二,箏筑同源說。東漢應劭《風俗通》云:“箏,謹按《禮·樂記》五弦,筑身也?!睎|漢許慎《說文解字》(宋代徐鉉校定重刊本)中記載:“箏,鼓弦,竹身樂也,從竹,爭聲?!?/p>
其三,蒙恬造箏說。據《隋書·音樂志》載:“箏,十三弦,所謂秦聲,蒙恬所造。”但劉朐在《舊唐書·音樂志》中記載:“箏,秦聲也,相傳蒙恬所造,非也!”清朝著名的訓詁學家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記載:“古箏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為十二弦,變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為十三弦?!边@一段文字,記述了蒙恬曾改革了箏。
總之,箏很可能來源于一種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簡單樂器。產生的年代當在春秋戰國時期或春秋戰國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的秦代。箏、筑、瑟的關系,既不是分瑟為箏,也不是由筑演變為箏,而很可能是箏筑同源,箏瑟并存。五弦竹制箏演變為十二弦木制箏,筑身筒狀共鳴結構演變為瑟身長匣形共鳴結構,可能是參照了瑟的結構而改革的。
1.2箏的主要流派
自秦、漢以來,古箏從我國西北地區逐漸流傳到全國各地,并與當地戲曲、說唱和民間音樂相融匯,形成了各種具有濃郁地方風格的流派。最為著名的有河南箏、山東箏、潮州箏、客家箏、江浙箏五個派系,其箏曲及演奏方法各具特色。
2.古箏文化
東方美學的一個鮮明特性就是重含蘊而不重直露,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重情韻而不重理性。無論在繪畫、書法、文學、音樂、園林等方面,概莫能外。但與繪畫、雕塑、攝影等訴諸視覺形象的刻畫不同,音樂家創作的音樂形象是看不見摸不著卻可感受得到的。古箏藝術在表演上不是炫耀技法,而是以情韻來表現內涵,表達方式委婉含蓄、韻味悠長。箏曲是古樸典雅的華夏民族文化的掠影,通過其如歌般流動的音樂織體,塑造出生動的音樂形象。
2.1箏樂的社會功能
箏樂在古代得到廣泛的應用,深受各階層人士的歡迎與喜愛,是一種雅俗共賞的藝術,其功能主要體現在:1.民間娛樂。2.用于雅樂,就是在朝廷里的郊廟祀典中使用。3.用于大型的樂舞演奏。4.用于宮廷和貴族宴享娛樂。5.文人的自娛自樂。6.小范圍的室內娛樂。7.秦樓館舍。箏樂更多的是職業藝妓表演,在大眾娛樂場所酒樓歌館進行,聽眾廣泛,也更具娛樂性。8.國際友好交流。箏在很早的時候就傳到了國外,包括日本、朝鮮和東南亞。
由此可見,自古以來,古箏就是家喻戶曉、雅俗共賞的傳統樂器。箏曲音韻典雅含蓄,旋律流暢優美,能表達許多層面的東西,如人的悲喜、憂傷、歡快等各種情緒,自然界種種情景,社會生活場景等。古箏彈奏所流露出的古典韻味更能體現剛柔相濟、陰陽結合的審美觀。
2.2箏樂的審美功能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人特別是文人以詩歌的形式對箏樂進行歌詠。如曹丕、曹植、李白、岑參、張九齡、白居易、韓愈、盧綸、李商隱、歐陽修、晏殊、坡等。
古代文人中箏彈得好的很多,其中有曹丕。他是不管到哪里,都要把箏帶上,隨時隨地都彈。還有晉代的謝尚、何承天;南朝梁時的陸太喜、北魏的北齊間的李元忠、孫世元;宋太祖趙匡胤的皇后也彈得一手好箏,深得她的婆婆太后的歡心。
從以上的記載可以看出,自古至今,彈箏者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有。這說明,古箏是雅俗共賞樂器,是生命力頑強的華夏文化的見證。
3.幾點思考
古箏,這件歷史悠久、古樸的民族樂器,在歷史上它曾輝煌過,被譽為“民族樂器的瑰寶,雅俗共賞的奇葩”。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它卻逐漸衰敗下來,到建國前夕,全國彈箏的人,或者說造詣較高的箏家,已經很少,幾乎到了失傳的境地。建國后,音樂學院把民間古箏藝術家請到了大學講臺,培養了新一代的箏家,為古箏藝術注入了活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古箏的普及和對傳統音樂的重視,使古箏藝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3.1定位分析
我們將古箏定位為“國琴”,因為民樂即是“國樂”,代表著“國魂”,縱觀民族樂器,惟有古箏具備條件,因為古箏能夠獨立演奏大型的、復雜的樂曲,其音色和藝術感染力,都可以和西洋樂器中的鋼琴相媲美。許多箏家正在通過舉辦高層論壇,專家論證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案等多種渠道和方式,敦請有關部門對“古箏——國琴”進行命名和認定。同時也將通過網絡投票等形式,讓全世界都領略中國“國琴”的魅力,讓箏聲響遍全球。
據行內的有關資料顯示,在藝術培訓行業中,學古箏的人數僅次于學鋼琴的人數,這就是因為古箏不但易學,而且音色好聽,如行云流水,古典優雅;陶冶性情之余,又可借彈箏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青少年學古箏有100多萬人。古箏是一件入門非常容易的樂器,初學者就能夠彈奏好聽的樂曲,十分容易產生學習興趣,而且學成也比較快。我們有理由相信古箏的普及完全可以像外國人從小普及鋼琴和小提琴一樣,而且古箏要易學得多。
民樂演奏家孫以誠說,“相對于西洋樂器而言,民樂樂器的門檻低,購置費用和學費相對便宜,還可以培養一個人的氣質?!钡拇_,古箏的價格從幾百至3000元左右,比鋼琴等樂器都要低廉,是一般中國家庭收水平完全可以承受的。擺在家庭或休閑場所的廳堂中,其古樸、雅致平添了許多文化氣息,彰顯主人的藝術品味。
3.2前景預測
百萬學箏大軍帶來的是師資的嚴重不足,由于師資短缺,從某種程度上制約的古箏人群的增長,否則,學箏的人數還會比現在多幾倍。未來古箏教育市場,發展速度還會更加迅猛。除正規藝術學校、民辦藝術學校外,諸如各種少年宮、老年活動站、群眾藝術館、社區文化站等等。在不久的將來,學箏的人數將達到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所以需要更多古箏教育的師資來從事這項事業。
我國的古箏藝術,遠在古代已傳至海外,并在一些國家落地、生根、開花,有的已發展成為自己國家的主要民族樂器。近年來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除各國華裔外,一些歐、美、澳、日等非華裔的學者、學生也來我國研究和學習古箏藝術。
綜上所述,我們考慮古箏藝術的發展也應該具有世界的宏觀觀念。今天的古箏藝術,應該以一個新的風貌迎接挑戰,在保持已有的傳統演奏技巧基礎上大量吸收借鑒西洋鍵盤樂器鋼琴的彈奏特點,尤其是掃搖技法及雙手和弦音程的演奏更加豐富了古箏的藝術表現力,使古箏在世界民族音樂之林中樹立更好的形象。我們的出訪演奏和講學,既要介紹華夏文化,也可用古箏來表現異國風情,要逐漸地使古箏成為一件世界性的樂器,才會有更廣闊的前途和更大的發展。相信經過幾代箏人的不斷努力,一定能讓古箏這朵古老的藝術奇葩開得更鮮艷、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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