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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屬于宏觀經濟學范疇，許多原理和理論比較抽象、枯燥，而且內容豐富口徑寬廣，缺乏具體性。比如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匯率理論和利率理論等章節，內容復雜模型眾多，沒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很難理解。同時國際金融相關理論知識的更新速度也較快，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國際金融市場風云變幻，新問題不斷涌現，這就要求學生不斷學習新理論、研究新現象，單純靠教材靠老師無法解決問題。但另一方面國貿專業實踐性又比較強，學生比較喜歡動手能力、操作能力的訓練，對于理論的學習和研究比較排斥，所以教學難度非常大。
Kletzer和Bardhan(1987)指出：“關于東亞成功經驗的研究性文獻經常強調動態比較優勢和資金獲取較便捷二者之間的聯系。關于貿易和產業政策的相關文獻認為，東南亞國家運用選擇性的信貸配給，以實現其貿易和產業調整目標，比一般地實行貿易保護和外匯管制更有效”。所以，政府如何通過金融發展來動員和利用資金，不但會影響經濟增長，同時也會影響到一國的國際貿易。Rhee(1989)也強調了金融對于貿易的重要性，因為出口商必須獲得必要的貿易融資才能完成出口訂單。所以，不論是出于拓展金融發展理論、貿易理論的需要，還是出于對東亞經濟成功經驗的分析，我們都有必要對金融發展與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往往不是直接從金融抑制一下子過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經過了一個中間環節——金融約束階段。在金融約束階段，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優先發展的部門創造租金，并對信貸的使用加以干預。本文的目的是針對金融約束階段的戰略特征，來研究金融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國際貿易的影響。由于韓國是實行金融約束戰略的代表性國家，我們以韓國為例來進行這個問題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與金融約束
金融發展理論是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兩位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于1973年創立的。在那一年，他們分別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注：這兩本書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聯書店于1988年出版。）從此，“經濟發展理論和貨幣金融理論兩股巨流終于交匯融合起來”。（注：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譯者序。》）他們在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論斷，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欠發達歸咎于金融抑制。他們指出，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和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驅嶋H增長率，從而出現了對儲蓄和外匯的過度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對儲蓄和外匯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這導致尋租盛行，有限的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傊?，該戰略會中止或嚴重妨礙經濟發展的進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應的新戰略——金融自由化戰略——則會不斷地促進經濟發展。
麥金農和肖認為，要發揮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應放棄他們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內容是“促進實際貨幣需求的增長”。為此，就必須取消不恰當的利率限制，讓銀行等金融機構有權提高存貸款的名義利率，保證貨幣資產的實際收益為正數，以此來吸收儲蓄，優化投資結構。另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放松匯率限制。金融深化的進行還包括財政政策的協調，放松對金融業務過多的限制，允許金融機構之間開展競爭等方面。麥金農和肖指出，推進金融深化戰略將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因為存在著金融深化的四個效應，即儲蓄效應、投資效應、就業效應和收入效應。
麥金農和肖理論的提出，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大意義，金融發展理論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不容低估。麥金農和肖的金融發展理論在上世紀70年代問世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韓國、阿根廷、馬來西亞和我國臺灣?。┦芷溆绊懀M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實踐。但迄今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陳觀烈，1988；赫爾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尚不具備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條件（赫爾曼等，1998）。一個金融發展水平很低的國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場模式是難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實行自由化的國家頻頻發生經濟危機。
鑒于此，赫爾曼等(1998)經濟學家認為從金融抑制一下子過渡到金融自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可能是不現實的，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他們吸取了信息經濟學的成就，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于上世紀90年代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金融約束政策可以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金融約束理論的提出者認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租金在減少與信息相關、妨礙完全競爭市場的問題方面，能起到積極的作用。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特別是，租金誘導民間部門當事人增加在純粹競爭的市場中可能供給不足的商品和服務，例如對投資進行監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準備條件。
所以，在經濟處于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以及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政府要對存貸款利率進行控制，同時限制市場準入。通過對存貸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場準入，不但可以動員經濟中的儲蓄，避免因競爭而導致的社會資源的浪費，穩定金融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另外還要實行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
隨著金融深化，尤其是隨著金融部門資本基礎的加強，這些干預應逐步放松，經濟將轉向更傳統的“自由市場”模式。所以赫爾曼等(1998)指出，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發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的方向邁進而進行調整。金融約束的最優水平——用干預的強度和廣度來衡量——將隨著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爾曼等(1998)研究者認為：“金融約束使更多的項目可從正式的金融中介獲得融資，從而對投資資金的配置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預資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討論定向信貸和產業政策?！辈扇〗鹑诩s束戰略的經濟體，政府一般對貸款的使用加以干預，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干預的方式和資金重點投放的行業也不同，這反映了政府的經濟目標。正是如此，金融約束對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對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就產生了影響。當然，本文僅僅探討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所產生的影響。在實行金融約束戰略的國家（地區）中，韓國被認為是實行金融約束戰略比較成功的國家。所以我們以韓國為例進行分析。
二、韓國金融約束下的信貸自選擇機制
韓國在上世紀60-7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這可從韓國政府對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等方面判斷出來。韓國政府對信貸使用的干預有其理論基礎；在對出口行業的信貸支持上，韓國實行的是自動信貸配給制，我們隨后將會看到，這種制度有力地促進了韓國出口的增長和出口結構的轉變。
1.韓國20世紀6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發展戰略的判斷
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了對金融的控制：它國有化了商業銀行，修正了中央銀行法案，使韓國銀行從屬于政府。1965年實施了利率改革，把銀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銀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場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儲蓄，并且使資金從不受規制的非正式部門轉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銀行部門。由于這個原因，政府能夠提高它對金融資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場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趙潤濟(1998)在對韓國的一項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結論：“韓國（20世紀）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說是一種金融約束”。
在上世紀60-70年代，韓國的銀行部門獲得了租金。這些租金的獲得主要來自于四個方面：第一，來自于政府規定的存貸利差；第二，來自于中央銀行為商業銀行提供的低息貸款，在整個1960年代，中央銀行為商業銀行提供的信用占商業銀行貸款總規模的20-30%（趙潤濟，1998）；第三，來自于對商業銀行準備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來自于銀行領域的進入限制。
與此同時，經濟中的其他部門也獲得了租金。商業銀行信貸主要被用于優先發展的部門。在上世紀60年代是出口部門，在70年代除繼續支持出口部門外，主要用于重化工業。對于這些部門的貸款，政府都規定了較低的利率，以保證這些部門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還允許商業銀行為民間部門的借款進行擔保，由于國內利率高于國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門通過對民間部門國外借款的批準，來保證國外信貸有選擇地用于支持產業政策目標。另外一種補貼方式是為出口提供貼現，以補充在發展中國家還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許多融資機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韓國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實際利率為正；在金融部門和產業部門創造租金；同時對信貸的使用加以廣泛的控制——這一切表明，對金融部門的干預是相當廣泛的。籍此我們可以認為，韓國在60-7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戰略。
韓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計劃減少對信貸市場的政策干預，但是，在實踐上它不得不繼續介入以重新構建陷入財務困難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貸項目主要集中于社會項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們對韓國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影響的分析僅限于20世紀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內。一方面是因為該時期金融政策趨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為該時期的信貸政策也與60-70年代不同，當時的信貸政策是以促進出口和工業化為目標的。
2.政府干預信貸的理論基礎
在一個信息完美且沒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沒有必要對金融機構的信貸加以干預。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信貸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貸配給起因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起因于監控和證實成本，起因于合約履行成本?；谝韵聨讉€理由，政府需要對信貸市場進行干預。
使用信貸安排的一個理由是，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外部性，市場失靈和協調失靈會造成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存在差異（趙潤濟，1998）。如果政府不對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與補貼，顯然會導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經濟活動供給不足。
第二個理由在于，商業銀行發放的長期貸款過少，這不利于企業成長。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國家，商業銀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長、風險大的項目融資，即使它們有更高的總體收益。這會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這樣一來，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里，政府若對銀行信貸采取適當的干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商業銀行自發提供長期信貸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對于信貸安排的第三個可能的動機來自于政府在信貸供給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較優勢。政府可能在項目甄別上具有比較優勢（由于政府機構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監控和證實結果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由于政府實體比金融中介機構可能具有的相對高的組織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約成本（由于政府擁有稅收和政策權力）（Vittas和Cho,1995）。
3.韓國的金融約束與國際貿易——自動信貸配給制
在樸正熙總統執政時期(1961-1979)，韓國采取了一項信貸配給制度——自動信貸配給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據出口業績的自動信貸配給制是這樣一種制度：政府確立游戲規則，規定每一個企業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貸的多少和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出口業績相聯系——出口業績越好，則它可自動獲得的無抵押補貼貸款就越多。這種制度的建立對于韓國推動出口部門的快速擴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Hong(1998)認為，韓國出口導向增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這種信貸配給體系。
韓國的自動信貸配給體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對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說過的政府干預信貸的理由之外，還由于以下兩個原因：（注：Hong:(1998)。）
(1)該自動配給體系可減少官僚和政治家對信貸分配的干預。政府對商業銀行信貸廣泛的配給和干預，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實現產業目標和經濟目標；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對信貸的干涉。這種干涉使得信貸不一定被配置到能產生最大化社會或經濟收益的地方。在自動信貸配給制度實行時期(1961-1979)，任何企業家都能通過采取出口相關的活動自動獲得短期銀行信貸。出口部門企業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創新，而不必過多地考慮和官僚、銀行官員打交道，一個國家的潛在企業家才能能被調動起來用于出動，這樣就提高了資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韓國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選擇問題，節省調查成本。
在韓國根據公司出口業績進行信貸配給的體制下，有希望的企業家不只被金融體系所評價，同時也被國際市場上的成本－質量競爭的自然選擇過程所評價（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據公司出口業績的信貸配給體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選擇問題。也就是說克服了韓國金融機構落后，不能對貸款申請者的項目進行正確評價的問題，使得儲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資項目。由于貸款是自動配給，對于在出口市場上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家可以自動得到貸款，同時也節省了調查成本。
三、金融約束與國際貿易
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大量創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為非常普遍，但獲得租金的部門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韓國20世紀60、70年代的金融約束戰略下，金融部門和政府優先支持的部門獲得了租金。通過自動出口信貸配給制度，60年代出口部門獲得了租金，70年代在繼續實行該制度的同時(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業的發展（Vittas和Cho,1995；趙潤濟，1998）。通過信貸干預，政府得以影響韓國的貿易結構和水平。
據趙潤濟(1998)測算，金融部門（通過銀行貸款）所產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額在1968-1969年平均為5.55%，在1970-1979年平均為7.65%，在1980-1983年平均為9.95%。（注：租金＝信貸總額×（場外市場利率－銀行貸款利率）。轉引自趙潤濟(1998)。）這說明，由銀行貸款分配產生了大量的租金給政府優先支持的行業。
除了出口企業從銀行獲得信貸資金外，1966年韓國的《外資引進法》還允許國有銀行為民間部門的國外借款進行擔保。政府通過對企業國外借款的擔保使國外貸款有選擇地用于支持產業政策目標。與國外貸款相聯系的租金數額十分巨大。據趙潤濟(1998)估計，20世紀60-70年代，該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間。
租金被創造出來后，在20世紀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門，以推動韓國出口行業的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除繼續支持出口部門外，主要用于重化工業。由于重化工業的發展也對出口有影響，所以我們的分析也把上世紀70年代包括在內。
在出口推動中，由出口信貸計劃提供的信貸占銀行信貸總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間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對出口信貸的利率補貼數額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間，出口信貸利率比普通貸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還包括其他各種信貸計劃（如出口業設備基金），以及與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導相一致的其他優惠信貸配給。在韓國出口業擴張時期，信貸補貼構成了出口補貼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達到了最高峰，當時，利率補貼占出口總額的2.3%，遠遠高出同年1%的財政補貼。（注：這些數值轉引自趙潤濟(1998)，第251-252頁。）由出口信貸所產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額見表1。
表1由出口信貸產生的租金（10億圓，%）（韓國）
年份出口信貸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釋：a.年末貸款余額。
b.利息差＝場外市場利率－出口信貸利率。
銀行信貸被優先分配給重化工業的比重從上世紀70年代起不斷上升。1970年，在制造業內部，重化工業得到了國內銀行信貸總額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業所得到的信貸額上升到32.1%。對國外貸款的分配也是信貸支持總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間，制造業獲得了國外商業貸款總額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業。在1970年代，巨額的信貸支持使得向重化工業進行大量投資成為可能。（注：趙潤濟(1998)，第254-255頁。）
韓國的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由表2我們可以看出，韓國1960年代的制造業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而出口增長率又大大高于制造業增長率，達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額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與此同時，制造業占GDP份額和貿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業及出口結構變化。從1970年到1979年，制造業在GNP中的份額、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產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額的提高更是驚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韓國1970年代工業和出口結構變化（百分比）
制造業在GNP中的份額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額重化產品在制造業出口中的份額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韓國1961-1981年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幾個關鍵年份出口構成的變化。通過該表我們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制成品和機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機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這兩類產品的出口比重上升還是比較大的。這說明，韓國對出口的信貸鼓勵不但促進了出口，而且還改變了出口的構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韓國的信貸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韓國出口構成變化（占總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機器1.83.16.710.9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由于20世紀60-70年代實行的自動信貸配給制，韓國的信貸及租金許多流向了出口部門——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門外，政府還重點支持了重化工業的發展。很明顯，如果沒有政府對信貸分配的干預，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結構的迅速改變都是不可能的。這說明，在韓國所采取的金融約束戰略下，金融發展可以顯著影響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
四、結論和簡要評價
金融約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個階段。在金融約束階段，政府在金融部門和優先發展的部門創造租金，并且對信貸的使用進行干預。這種干預會影響到該國產業和出口的發展。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信貸是有經濟學根據的。Hong(1998)在對韓國金融發展的研究中認為，“的確，在象韓國這樣的國家中，信貸配給是實施出口推進戰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彼J為，和出口業績相聯系的自動信貸配給制比較成功地推動了韓國的出口。使用韓國20世紀60-70年代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證實了這一點。這說明，在實施金融約束戰略的經濟體里，信貸政策會影響到該國的國際貿易水平和結構。
但是，必須明確認識到，金融約束的作用不應該被過分夸大。因為在金融約束論中，租金創造的效率和收益的產生有許多前提，比如居民對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對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這些條件在現實中不一定能被滿足。即使可以被滿足，政府對銀行業競爭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證銀行業（比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過干預信貸的確能影響貿易的增長和結構的改善，但是，這種增長和改善是不是以犧牲其它部門的發展為代價的，或者說是不是一種低效益的增長，現在還不十分明確。
對這種戰略的另一個顧慮是：政府干預金融的優勢取決于政府的動機和效率。政府并不總是“做正確的事情”，即使它們有一些比較優勢。政府對信貸配給的干預常常引起尋租、腐敗和擠出(crowdingout)，而非尋求有效的工業項目。在以政策為基礎的借款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尋租行為破壞政府政策的增長目標（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約束在本質上是一種溫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貸款利率和限制銀行業進入等），它有可能會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國際貿易的扭曲。即使不會倒退到金融抑制狀態，政府中掌握體制運作的官僚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約束的經濟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將其長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們應該以理性的態度看待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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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融發展規模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
金融發展規模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金融體系能夠提供完善的國際貿易清算或者結算基本工具，保證商品流通、勞務輸出或者金融資產貿易的實現，提高了貿易過程的交易效率，有效的降低了貿易過程中產生的經濟成本，這也是金融體系自建立以后最為重要的基本功能之一。在現代的世界經濟體系中，銀行系統在世界各國貿易過程中發揮著支付清算工具的角色，對貿易活動有著比較特殊的影響。商業銀行提供的支付清算服務能夠在世界范圍內被接受，使得復雜的貿易實現過程和結算體系能夠高效率的運轉，同時也是國家貿易溝通及其發展的流動性源泉，為其提供巨大的便利。第二，金融發展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活動將社會上閑置的資金有效的聚集起來，并投向社會生活的各個行業或者職能部門，為經濟單位的運行提供了平衡有效的資金源泉。金融體系通過融資活動將資金以投資的形式從生產效率比較低的行業或者部門轉向了生產效率較高的部門，實現了資源的合理優化分配。金融機構通過儲蓄調動或者儲蓄轉化解決了國際貿易中對大規模資金的需求，對規模經濟行業的快速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提升了國際貿易的資金優勢與國家競爭力。大量的研究都表明：金融體系的建立與健全為規模經濟的良好運行以及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產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對其發展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1．2金融發展結構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
金融發展結構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功能對國家貿易發展的總量提升以及結構優化都會產生比較積極的影響。從金融市場的發展來看，金融體系結構相對完善，發展水平相對比較高的國家，對金融行業依賴程度比較強的知識密集型產品貿易的總量就會比較大；相反，金融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國家，其國際貿易的產品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及其產品。這也就說明了，金融發展水平低，即使其他的生產要素的優勢再強，金融體系的落后也會將其降低、減弱乃至抵消。良好的金融結構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結構升級，改善了國際貿易的金融環境。第二，良好的金融發展，對企業融資活動形成一定的監督和控制機制，解決了融資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相對于單個的儲蓄者而言，在獲取投資項目的有關信息時，具有規模經濟的優勢，對企業進行監督和控制的成本也比較低，同時，銀行通過與融資企業的長期合作獲取了大量的市場信息，并使之私有化，從而激勵著銀行去挖掘市場信息和企業管理信息，有利于資金的分配。這就恰好解決了國際貿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金融發展及其產生的監督控制體制有效的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第三，在國家貿易自由化發展的過程中，隨著貿易水平的提高以及貿易范圍的擴大，一國的貿易活動將面臨著更大的風險，不確定性會大大上升，金融機構乃至金融市場的發展為貿易部門的風險分散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貿易者通過資產分散及其組合，有效的將風險進行分散，減少了市場波動對貿易發展的沖擊。
1．3金融發展效率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
金融體系具體包含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兩個重要部分，這兩個主體效率的提升對于金融效率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金融體系對于國際貿易發展第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為其建立了高效、適用的金融系統，否則的話，國際貿易發展的經濟收益將會被高額的交易費用所替代。銀行機構的發展通過利用其對投資機會的充分分析以及相關投資活動市場風險的分擔，使投資能在更高的水平和效率上運行，促進貿易的效率，優化國家貿易的結構。另外，商業銀行的發展通過提供金融結算與金融中介這兩項具體的職能，解決了投資活動中信息不對稱問題，使資金流通的效率大大提升，為國際貿易的發展和順利進行提供了良好的支付手段和風險分散機制，這種在國際貿易發展中的作用和效率就是金融效率的重要體現，高效的金融體系能夠以較少的資本投入得到較高的資本產出，不僅僅在金融服務的數量上有所體現，而且在金融服務的質量上也有所體現。金融機構效率提升的直接結果就是投資的轉化效率大大提高，貿易產業的結構調整和產業擴張有更加雄厚的資本基礎。所以金融發展效率對國際貿易的總量提升和結構優化都有非常大的積極影響。
1．4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發展產生影響的實現機制探析
金融發展的總體特征為：金融資產的總量和金融規模不斷擴張、金融體系結構逐漸優化以及功能逐漸完善、外商直接投資（FDI）的總量和規模增加、股票市場的發展迎來新的增長等。以前三個主要特征為例來探索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實現機制。第一，金融發展通過總量以及規模的增加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外貿企業要想應付不斷增加的市場競爭，鞏固企業的市場地位，必然要進行一系列的技術創新來促進企業技術力量的進步，由此企業的資金和融資需求就會進一步的增加，金融總量的發展能夠滿足不斷增加企業資金需求，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從而為貿易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更大的金融規模能夠為企業提供更加豐富的融資渠道以及更加便利的融資服務，從而使外貿行業能夠利用規模經濟的優勢從事專業化的大規模生產，形成更有競爭力、更加高效的國際貿易模式。第二，金融發展能夠通過體系結構及其功能的不斷完善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的出現直接原因就是為了解決企業在貿易活動中的信息建設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問題，其基本功能就是實現資源在空間條件和時間條件限制下的有效配置問題，包含了儲蓄轉化、資源配置優化、監督控制、風險防范和交易服務等幾個方面。第三，金融發展通過FDI的持續增加來促進國際貿易規模增加以及國際貿易發展。FDI中具體包含了知識要素、技術要素以及資本要素等眾多方面，其實質體現了眾多生產要素在國際貿易間的流動、轉移和配置。FDI對貿易發展的影響通過資本累積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來具體的體現。FDI的資本累計效應體現為：隨著一國資本要素的不斷增加，可以形成比較顯著的比較優勢，從而對國家貿易的商品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促進貿易的發展與實現，這也是要素稟賦論的集中體現。FDI的技術溢出效應體現為：由于外商的直接投資活動，為一個國家的技術提升和裝備升級提供了基礎，這直接為兩國之間的貿易活動提供了機會與平臺，資本投入的增加，技術與服務的產出也會增加，直接使貿易的總量和規模增加。
2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的實現機制
國際貿易在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特征主要表現為：貿易自由化程度提升、服務貿易以及知識密集型產品貿易的發展、跨國公司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地位與影響力逐漸提升、各國對外投資活動頻繁以及投資總量不斷增加等。其中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影響的實現機制主要體現在前三個因素中，下面分別討論。第一，國際貿易伴隨著貿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能夠對金融發展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一些研究學者認為，國際貿易通過規模經濟的優勢能提升貿易自由化的水平，反過來又會帶動金融市場的繁榮與發展，從而有效的降低金融中介的服務費用，提升服務效率。還有一些學者在研究貿易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分析了金融自由化的作用和影響。貿易自由化使得金融的風險增加，信息獲取的難度提升，金融控制的成本也會隨著增加，最終使金融體系不斷優化、創新、改革來適應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經濟常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金融自由化的產生和發展是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副產品。第二，國際貿易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產生了一大批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又會促進金融產業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跨國公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為一支重要的推動力量。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對金融體系的整體功能以及金融市場的風險控制和風險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間接的使金融行業的控制、管理水平得以提高。第三，國際貿易的過程中有大量的對外投資活動，這些活動很大程度上能夠促進金融的發展。由于國際貿易中含有大量的海外業務，這種局面的形成就對銀行機構乃至非銀行機構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金融機構數量的增多，更多的資金就因為國際貿易的緣故而逐漸匯集起來，產生資金聚集效應，一方面能對當地的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反面，金融企業的集聚有利于形成機構間的競爭格局，從而帶動金融業和金融服務的快速創新發展。
3結語
金融服務貿易涵蓋金融服務貿易和保險服務貿易兩個方面，從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金融服務貿易發展存在的缺陷。保險服務貿易額占比較大。對比十多年來金融服務貿易和保險服務貿易的總額，可以發現保險業務對金融服務貿易有非常顯著的貢獻，行業內存在嚴重的比例失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占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3.5%，進口占總額的7.8%，總額占服務貿易總額6.2%。2014年，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占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5%，進口占總額的7.3%，總額占服務貿易總額6.5%。這是因為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底子薄，結構尚不合理，后期仍有很大發展潛力。另外，我國的金融服務貿易規模和質量存在很大差距，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總額占全球主要經濟體服務貿易總額比重很小，目前還無法與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提并論，即使與新興經濟體也存在一定差距。一國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程度用該國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由此計算出的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開放度2010—2013年維持在0.33%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有較大的差距。
二、提升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對策
1.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促進金融機構的公平競爭
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需要一個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國家主管部門應該健全這樣一套制度，促進金融機構公平競爭，并對違規行為公開處罰，使金融服務機構的運營行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斷提高金融機構的服務效率與質量，為金融服務的發展提供法律保障，為增強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提供法律和制度支持。同時，相關政府部門應該出臺一些鼓勵金融服務部門參與市場競爭、提高國際競爭能力的發展政策，讓其健康有序地發展，通過參與國際市場儲備，對外談判等方式為金融服務貿易發展和出口爭取更為有利的市場環境，使金融企業與世界市場接軌。在經濟刺激計劃的以及可能的經濟刺激投資中，要有計劃、有提升地向金融企業傾斜，增強其硬件設施及軟件裝備，夯實其基礎，為金融服務貿易提供一片供其茁壯成長的沃土。
2“.互聯網+金融咨詢”
加大資金投入，利用最新科技手段，正視金融服務貿易信息咨詢的重要性，通過設立專門機構或建立相應網站、提供專門熱線服務的方式，為相關企業和個人提供政策咨詢、風險提示、信息咨詢、經濟走勢及對策建議等全面優質的金融服務，使得各個金融服務貿易企業能盡快了解世界現狀，調整自我發展方向并逐步縮小差距，提升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3.創新金融服務貿易產品
提升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基礎性因素是不斷創新金融服務貿易產品。我國的金融機構在金融產品的數量和質量上與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來進行金融服務創新，研發高技術含量的金融服務貿易平臺，開拓有市場價值的、知識技術含量高的金融服務貿易產品，來滿足國際國內市場客戶的需求。根據波特的“鉆石理論”，影響服務競爭力的生產要素中的人力資本要素尤為重要，并提供了層層的創新理念。創新金融服務貿易產品的關鍵是具有提供金融服務貿易創新的高素質人才。培養富有金融實戰經驗和服務貿易知識，掌握世界金融市場產品運作，精通金融外語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提升金融服務貿易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勢在必行。國家層面上應加大對高層次金融人才的教育投入，培養金融專才對服務業務、創新技能的敏感性和能力；企業層面上建立一套多元有效的員工培訓機制，提高從業人員的能力素質，為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輸送合格人才。
4.促進金融服務貿易的有效需求
金融服務貿易的需求包括進口需求和出口需求，目前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需求遠遠小于進口需求，解決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需求更為迫切，我國居民對服務消費特別是金融服務的消費特別低，消費結構單一對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起到抑制作用，增加居民收入，促進消費結構升級，拓寬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的市場規模，促進金融服務貿易的有效需求。此外，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需求，直接影響我國金融機構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額，做好外資企業入對我國金融需求的調查工作，在金融服務機構給每一家外資企業建立信息資料檔案，方便金融機構及時做出答復。同時，還可以通過拓寬海外市場來增加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需求，實現中國金融機構在海外市場本土化經營，有條件的金融機構還可以并購海外金融機構，實現員工的本土化，并借助員工本土化的有力條件，大力開展金融業務，拓寬金融服務對象，拓寬金融服務方式，促進金融服務貿易的有效需求。
5.大力發展相關性支持產業
論文摘要:2007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進一步從金融層面傳導到實體經濟層面，進而演變為金融危機，危機的國際傳導效應增大了全球經濟的風險，國際經濟形勢更趨復雜。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出口貿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文章分析了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一、美國金融危機概述
自2007年下半年起，美國開始爆發次貸危機。繼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因瀕臨破產被摩根大通收購之后，2008年10月初，美國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兩大住房抵押貸款機構。2008年10月中旬，美國第三大投資銀行美林證券被美國銀行收購，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美國的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向美聯儲尋求短期融資支持。至此，在美國資本市場前五大投資銀行當中，僅有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兩家公司幸存下來，且也搖搖欲墜。美國出現的金融動蕩和經濟危機，給世界經濟增長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引發了全球經濟全面衰退。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把這次危機稱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也認為，世界正面臨罕見的“全球金融危機”。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已經波及實體經濟和人們的生活，并向世界擴散，將不可避免地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從而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我國的出口貿易。
二、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中美兩國是交往甚密的貿易伙伴國，近年來，中美兩國間貿易發展迅速，發展勢頭良好。目前，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和第三大出口對象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品市場，美國市場在我國的出口市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由美國次貸危機演變而來的金融危機已經使得美國經濟衰退，引起了美國消費疲軟，消費的抑制不可避免要影響到我國對美的出口，從而影響我國整體的出口貿易情況。
1.美國金融危機使得我國出口增長趨緩。我國是一個對外依存度較大的國家，對美國出口和對美國經濟的依賴較大。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出口貿易和對美出口貿易的依存程度都有所提高，其中出口依存度每年高于20％，對美出口貿易的依存度（2001－2007年）七年平均為6.72％，已經逐步形成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國民財富大幅縮水，信用規模急劇收縮，使得美國居民消費支出減少。而美國個人消費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樣由次貸危機演變而成的金融危機導致美國經濟減速，產出和需求下降，由此引起的私人消費、公司開支以及產出的下降導致美國從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外市場進口的消費品、資本貨物、農礦產品以及其他原材料減少。金融危機還影響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期，從而減少當前消費。據測算，美國經濟增長率每下降1％，中國對美出口就會下降5％～6％。目前美國消費者對就業市場以及薪酬的預期都比較悲觀，而信貸緊縮和就業市場的惡化使美國消費者對經濟前景感到擔憂。據2008年3月25日美國經濟咨詢商會報告顯示，2008年3月份美國消費者信心繼續下降，從2008年2月份的76.4降低至64.5，遠低于市場預期的73.3，是2003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預計未來就業機會減少的人數，由28％增至29％；而消費者對于收入水平的預測，同樣并不樂觀，認為收入會增長的人數，從18％下降到14.9％。而我國對美國出口的主要是消費品，美國政府的一些數據已經表明，美國消費者在購買必需品方面已經緊縮開支。消費和進口需求的下降，必然導致對我國產品需求增長速度放慢。據海關統計，2008年1－11月，我國對美出口2330.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9.6％，增速回落了5.6個百分點，低于同期我國出口總體增速9.7個百分點。
以上是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直接影響。如果考慮到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那么，我國出口貿易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
2.美國金融危機使得國外加大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力度。金融危機已經導致美國經濟增長趨緩，失業率上升。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和美國貿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將更加頻繁。雖然美國一直倡導自由貿易，但當其利益受損時，往往就會違反自由貿易的規則，以“公平貿易”代替“自由貿易”。這樣各種名義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將紛紛出籠。同時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經濟放緩，導致美國“需求內部化”的微觀要求不斷增強，這也使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持續抬頭，對中國設立更多的貿易壁壘，這一切便構成我國食品、機電產品、紡織品和服裝以及玩具鞋類對美出口的障礙。比如，前一段時間，美國不斷炒作我國玩具、牙膏、水產品、輪胎、寵物食品等產品的安全問題，限制對我國有關產品的進口，嚴重損害我國產品的國際聲譽和相關出口企業的利益。在對待我國輸出的紡織品上，為了移植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美國除了壓價之外，還通過抬高技術測試標準等非價格手段極力將市場風險轉嫁給我國紡織出口企業，如故意提高產品測試標準，有些標準明顯超出我國企業能力范圍，從而制造出大量“不合格”產品，客戶先“勉強”接受，一旦日后因產品品質問題而滯銷、退貨，就將全部責任推給我國出口企業，這種技術性軟條款，給我國紡織業帶來巨大的壓力和訂單風險。
這些便是美國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的很好的例證。另外，美參眾兩院還相繼出臺針對我國匯率問題的議案，要求美國政府對通過“匯率失調”而獲取對美國大量貿易順差的國家進行制裁。因此，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美國對華貿易壁壘有進一步政治化的趨勢，對華經貿政策將更趨強硬。除了美國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以外，其他國家也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不穩，為轉移國內經濟和輿論的壓力，也利用我國出口的個別產品的安全問題大做文章，借此打壓中國的商品出口。
這些都顯示，美國金融危機的蔓延已經讓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針對我國商品的貿易壁壘或會層出不窮。在美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外貿出口會遭遇到更多的艱險。3.美國金融危機降低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經濟增長乏力，為應對金融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政府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弱勢美元的匯率政策，這樣，美聯儲不斷降低利率，美元不斷走軟。美聯儲的降息政策導致人民幣和美元利率出現倒掛，使得人民幣和美元息差進一步拉大，從而導致美元資本持續流入我國市場，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而推動人民幣對美元加快升值。人民幣升值不利于我國商品的出口。由于人民幣升值，我國企業出口的商品按美元計算的價格會上升，這樣便降低了我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從而導致我國出口的下降。另外，在金融危機下，美元走軟還影響了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的價格，比如原油、鐵礦石等，使得這些商品的價格都出現了大幅度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國一些出口行業的生產成本。為了獲得原先相同的利潤水平，出口企業勢必要提高價格，這樣就減弱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同時，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價格的提高，也向其他國家包括我國輸出了通貨膨脹，加大了我國國內通脹的壓力，促使我國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勢必會影響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出口企業的融資，從而影響其出口。
三、化解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對策
面對美國金融危機給我國出口貿易帶來的消極影響，我們應該積極應對，采取一些措施來消除或減輕這種消極影響。
1.優化出口市場結構，積極開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場。我國出口市場主要集中于美國等貿易大國，一旦這些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我國的出口都會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調整出口市場，盡快優化出口市場結構，積極開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場，這是目前最主要的辦法，而且，調整的步伐要在穩健中盡量加快。在鞏固原有市場的同時，也要大力開拓新的市場。2008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我國對美國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市場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所消化了。
放眼全球，近年來，拉丁美洲、南亞、南非、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快，這些市場擁有巨大商機，進口需求也越來越大，值得我國外貿出口企業更加關注，把這些市場作為自己較好的出口市場加以考慮，適時調整自己的出口市場。因此，要緩解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造成的壓力，就應該擺脫單一的貿易依賴，考慮更加廣闊的出口渠道。只有通過優化出口市場結構、積極開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場來拓寬我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空間，增加貿易渠道，才能分散我國出口過度集中少數發達國家的風險。
2.降低出口產品的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美國需求萎縮等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外貿出口企業可以把低附加值的訂單進行跨地區轉移，從沿海發達地區轉移到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區，以進一步降低成本；還可以把訂單向一些關稅政策優惠的國家轉移，享受與所在國企業同等市場待遇，以獲得資源、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另外，出口企業還可以充分利用電子商務平臺，降低貿易成本，從而降低出口產品的成本。在美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國外買家為了減少一些成本支出，勢必會減少商務旅行和參加展會的數量，進而更依賴電子商務平臺進行采購。這給我國的外貿出口企業提供了一次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的契機。通過電子商務直接與外商面對面交易，不僅可以減少交易環節、降低貿易成本，還增加了拼單的勝率。
3.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檔次。我國的出口產品必須圍繞世界市場不斷變化的需求，加速升級換代，緊跟當今世界一些新興產業發展的潮流，力爭在外貿增長途徑上實現新跨越和新突破，徹底擺脫資源、技術的束縛，使產品結構往中高檔方向調整，堅持不懈地推動企業加大創新和研發的投入與力度，由產業鏈中利潤最低的加工環節向高端發展，向設計、研發、品牌、服務、營銷等環節延伸，提高整個行業的技術水平、贏利空間和整體競爭力。
4.繼續加大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力度。我國應繼續加大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力度，鼓勵和支持國內企業以多種手段開拓國際市場，不要局限于單純以貿易方式來擴大出口。畢竟單純以貿易方式擴大出口的作用比較有限，并極易引起反傾銷、反補貼等限制措施，增加貿易糾紛。目前，以投資帶動貿易已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趨勢。因此，我們要鼓勵相關企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以到國外投資等多種方式來擴大我國的出口。
綜上所述，面對美國金融危機，我們既要清醒認識到它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嚴重性,又要進行理性的分析，積極采取對策。把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促進我國出口貿易穩定、健康、快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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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研究
一、引言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爆發，國際貿易和金融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明顯，并且這種相互之間的關系共同作用于開放式經濟的發展。本文首先詳述了金融和國際貿易發展的之間的關系，進而分別國際貿易與金融的相互影響機制，從中探索關于國際貿易與金融發展的對策和建議，這些為未來我國在開放式經濟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意義。
二、金融、國際貿易、經濟發展三者的關系
金融、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金融的發展可以調節社會的資金配置，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實現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其次，國際貿易則通過比較優勢在世界范圍內調整稀缺資源，從而產生更多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對本國經濟乃至福利狀況產生影響。此外，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也是息息相關的，甚至共同作用與一國經濟的發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別從企業和行業方面對外源融資與出口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金融的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則從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出發進行了相關研究。近年來，關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斷深化。蘇建平(2013)以福建省為例，研究金融發展對地區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影響，得出結論：金融發展與進出口貿易之間有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貿易的發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對進口貿易的推動效應更明顯。沈能(2006)認為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在長期中存在均衡關系，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上看，我國金融規模與國際貿易正相關，且兩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通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正向因果關系，共同作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的機制
1.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機制
金融主要通過比較優勢、投資組合、匯率和金融生態的等各種傳播途徑來影響國際貿易的方向、規模、結構乃至貿易程度(見圖1)。
首先，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大量資金會流向國際上要素豐裕的國家，這些外源融資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其產品的生產，進而此國就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具有這種規模經濟的行業在國際市場就因為物美價廉而獲得了比較優勢，進而隨著本國出口量的增加，國際貿易順差就產生。隨著貿易伙伴國不斷的增加，其貿易規模、貿易方向乃至貿易結構都會隨著這種比較優勢發生改變。
其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經濟體之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日趨明顯，即一國價格、利率或匯率的變動會波及其貿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國。這使得各國貿易部門獲得的收入呈現不斷波動的趨勢，分散風險成為各國貿易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而金融通過對這些貿易部門所獲得收入進行投資組合，使得其非系統性風險降到最低，實現貿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國際貿易正常運行。所以一國金融結構的水平對國際貿易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即如果一國金融結構相對完善，風險規避機制相對成熟，就會使得本國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結構日趨合理，從而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態作為影響金融機構運行的外部環境，其對社會資金的配置狀況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對資金的配置會影響我國銀行界的存貸款利率，進而影響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資金的運行狀況直接影響到金融發展水平和企業的經營效益，所以對于產品進出口會起到間接的影響作用。此外，政府相關的金融政策，比如對利率的調整或者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及準備金調整等宏觀貨幣政策來影響資金流向，站在國家的角度上對貿易結構和貿易規模實施宏觀調控，使得國際貿易順利發展。
2.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
國際貿易對金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規模、貿易自由度和貿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貿易結構的變化上。
首先，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量資本會涌入國內或外逃到國外，這些資本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利率的波動。利率的不穩定會影響銀行、證券和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穩定乃至是股市的動蕩，涉及到全國人民的整體福利。這時國家會通過財政貨幣等宏觀調控政策來調整我國金融的發展。所以貿易規模會對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穩定與否形成傳導機制。
其次，近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波及全球其他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自由貿易受到限制。貿易的自由度嚴重影響貿易規模，而貿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現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上，經常項目上的變動又會影響我國居民的消費儲蓄以及投資結構。此外，貿易保護主義還會引起各國匯率變動，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主動貶值以減少我國出口企業對其出口，從而保護本國產業。這些都會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
此外，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增加，國外對我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也隨之增加。杜凱、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別通過實證研究指出貿易壁壘對國外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因果關系。這些貿易摩擦刺激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利用己廠效應、水平效應和前后向關聯效應等作用機制，將信貸資金投入到企業生產中，解決企業的投融資問題，提高儲蓄的資金利用率和轉化率;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對金融產生負面影響，即這種輸入性通貨膨脹進一步也會引起信貸約束，影響金融效率。
最后，貿易保護主義還會使得全球資源配置發生扭曲，而且這些貿易壁壘阻礙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就會促使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并促進產業升級，這時就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剩余產業或傳統產業轉移到國外，而對外直接投資又會對對我國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產生進一步的影響。
四、結論和政策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導致全球金融風暴,也將全世界拖進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由于金融危機蔓延到實體經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及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救市熱潮。這樣大規模的政府干預行動,政府干預行動很快引發了貿易保護主義風潮,不少國家紛紛筑起貿易壁壘。隨著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美國國內的保護主義情緒日漸高漲,眾議院通過“購物要買美國貨”,“裁員要裁外國人”的條款;南亞的印度提高部分種類豆油進口關稅之后,又宣布對我國進口的玩具實行長達6個月的禁令等。金融危機引爆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新潮,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尤其在西方發達經濟體有愈演愈烈之勢。
二、當前貿易保護主義呈現新特點
1.是形式多樣,領域廣泛。除了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當前保護主義還表現為金融保護主義、就業保護主義、投資保護主義等,保護對象由商品擴展到資金、就業職位、技術及支柱企業。美、歐多國要求銀行優先向國內放貸,跨國金融活動受限也給國際投資和貿易造成障礙。美國國會提出對外勞動限制雇傭、優先辭退的議案,且限制給予向國外轉移就業的美公司減免稅收,英國計劃收緊技術移民政策并對歐盟以外來英工作和學習征收“移民稅”,馬來西亞已立例禁止某些行業聘請外勞,這一趨勢也將波及外包職位。法國準備設立國家基金嚴防國內重要企業遭外企并購,一些發達國家對涉及高新技術和能源資源的投資活動進行嚴格政治審查。
2.是全球蔓延,手段隱蔽。保護主義遍及各大洲,且在各種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都有體現。美、歐打壓發展中國家競爭優勢,2008年年底以來通過一系列針對中國產品的懲罰性關稅,歐盟不顧中方反對,于今年年初決定對中國緊固件征收最高87%的正式反傾銷稅,為期五年。這對遭遇全球貿易萎縮之苦的中國緊固件企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亞洲國家之間的保護主義也在上升,印度2009年以來對中國發起多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馬來西亞計劃2009年年內遣返10萬名印尼勞工(主要是華人)。對這些保護措施的“跟風”和報復形成惡性循環,將導致保護主義浪潮席卷全球。
三、全球保護主義升溫的主要原因
保護主義并非國際關系中的新現象。歷史上,經濟形勢惡化一向是滋生保護主義的溫床。近20年來,隨著世界經濟總體穩定發展和全球化不斷深入,保護主義得到一定抑制。但在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背景下,保護主義出現新浪潮有其必然性。
1.是世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將由2007年的6.3%下降到2008年的4.5%左右,2009年將進一步下降至2～2.5%。2009年國際貿易的增速,發達國家將降至-0.1%,發展中國家將降至5～5.5%,其中新興市場也將降至7%左右。全球FDI,2008年下半年出現了急劇下降,2009年可能降至1.2萬億美元之內,FDI流動會面臨更多的風險。
2.是全球市場萎縮促使各國保護國內市場。世界銀行估計2009年全球貿易將出現1982年以來首次收縮。各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11月以來世界貿易陷入急劇衰退,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出口都出現10%以上的負增長,而且這種情況有可能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各國出臺經濟刺激計劃收效甚微,且受財政狀況制約。有關國家為擺脫困境,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保護國內市場在所難免。
3.是失業大增引發經濟民族主義。金融風暴沖擊的不僅是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失業的也不僅僅是農民工,隨著大型企業業務萎縮、世界500強企業區域中心、IT企業的關閉,大批白領卷入失業,企業中高層精英也未能幸免,影響層面之廣前所未有。預測到2009年底,金融危機可能使世界失業人口從2007年的1.9億上升到2.1億,創出近十年的新高。
4.是各國應對金融危機力不從心。金融危機導致全球信貸緊縮和流動性匱乏。為了修補資產負債表、降低信貸風險,金融機構只能選擇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退回到最熟悉的本土核心業務。同時,各國經濟遭受外資撤出的沖擊,政府要求注資或國有化后的本國銀行擴大對內貸款彌補資金缺口。保護主義雖然遭到國際輿論的一致批判,但往往是拯救經濟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其立竿見影的效果,對各國政府具有一定“吸引力”;對于一些欠發達國家還成為解決貧困、穩定政局的無奈選擇。
5.是世貿組織作用存在局限性。WTO針對貿易保護的申訴機制冗長、繁復,而在金融、投資、就業等領域則根本沒有多邊規則,沒有保護主義仲裁機構,防范和遏制保護主義的有效機制嚴重缺失。7月份多哈多回合談判破裂后,盡管許多成員,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希望重啟談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內很難彌合。目前看,各國均有可能迫于國內壓力而采取救濟措施以求自保,有可能還將掀起一波又一波全球保護主義的浪潮,進一步加劇國際貿易摩擦,干擾全球化及世界經濟復蘇進程。
四、我國貿易的應對策略
隨著各國貿易保護不斷升級,據統計,去年10月至今年5月中國已遭遇貿易救濟調查69起,涉案金額91.56億美元。今年一季度全球新增反傾銷、反補貼和特保調查案同比上升18.8%,其中超過三分之二涉及中國產品。6月下旬,美國在10天內對中國鋼鐵產品發起三項反傾銷反補貼合并調查,其中油井管案涉案金額達32億美元;歐盟上半年新發起兩項反傾銷調查均針對中國,正式采取的三項反傾銷措施也都指向中國,并對中國線材、鋁箔和無縫鋼管作出了反傾銷初裁。我國應在宏觀上把握策略的制定,加強對微觀主體的指導和服務。
1.積極擴大內需,降低貿易順差
金融危機影響下,各國經濟增長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放緩,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影響到人們的購買力和對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使國際市場需求不振。我國對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經濟體直接和間接出口占出口總額的近60%,明年,美歐日等主要市場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我國一部分企業因海外訂單銳減陷入經營困難。在“出口馬車”速度放慢的背景下,政府加大公共投資拉動“消費馬車”前行,成為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的重要內容。自去年四季度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中央加大了政府公共投資力度。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數據顯示,4萬億元投資中,15000億元將用于鐵路、公路、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電網改造,4000億元投向保障性住房、農村水電路氣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我國與貿易伙伴國的巨額的貿易順差問題已經成為外國對我國出口產品頻頻發難的一個根本原因。從長遠來看,貿易順差過大既不利于對外經貿的持續發展,也不利于國內經濟的均衡發展。一方面容易引起貿易伙伴國的不滿,對我國參加雙邊或多邊的貿易談判很不利,導致貿易條件惡化。所以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立足點,降低對外貿易依存度。
2.發展循環經濟,跨越綠色壁壘
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如歐盟就明確要求包裝物的95%必須是能夠回收利用的物質。發展循環經濟是中國應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迫切需要.面對日益嚴峻的非關稅壁壘,我們要高度重視,積極應對,尤其是要全面推進清潔生產,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逐步使我國產品符合資源、環保等方面的國際標準。
3.推廣質量認證、采用國際標準
從長遠看,推廣和使用國際標準,是減少國際摩擦、突破技術壁壘、擴大商品出口的有效途徑。國際標準是世界各國協調的產物,它反映了國際上普遍達到的先進科學技術水平,是國際貿易的主要條件和處理國際糾紛的重要基礎。我國目前在產品質量管理上存在國家標準、地方標準、行業標準和企業標準,且這些標準絕大多數低于國際通用標準或與國際通用標準不接軌;大多數企業對1509000、15014000知之甚少,對歐盟、美國等地的區域性標準就更不得而知了。從整體上看,我國采用國際標準的狀況還很落后,與發達國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而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發達國家使用最多的新貿易壁壘也將是技術法規和技術標準。所以我們要通過加強與發達國家和主要貿易伙伴國家的雙邊或多邊標準化項目的合作,不僅能讓我們跟蹤國際標準動態,而且還能使國際標準準確地反映我們的利益和要求。
4.加強國際溝通,改善我國的國際形象
我國政府要加大對外交涉力度,加強與貿易伙伴國的溝通協調,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中國,爭取更多的國家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努力建立和諧的雙邊、多邊經濟關系,為我國企業制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國家環境,要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我國的正當權益。在經貿關系上,中國政府要力爭變被動為主動,應著眼雙邊經貿關系大局和長遠,提出建設性主張,要求自己的發言權。在與發達國家的談判中,我國政府應該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利益。
5.完善國際貿易預警機制
需要不斷的完善國際貿易預警機制,其主要的作用就是預先采取措施,所以保持良好暢通的信息系統是有效預警的必要條件,否則起不到應有的作用。2003年11月28日,中國質檢總局緊急預警,稱歐盟將于12月31日起正式禁止320種農藥在歐盟銷售,其中涉及中國正在生產、使用及出口的農藥達60多個品種。按照歐盟的相關規定使用違禁農藥的農產品也將不允許進入歐盟市場,這一禁令使許多出口的中國企業措手不及。其實歐盟早在2002年7月就已經了相關禁令,生效期自2003年7月開始,但允許各成員國有半年的過渡期。這一事關中國農藥企業及農產品出口的重要信息整整晚了一年多才,對相關產業所造成的影響是無法彌補的。
6.發揮我國作為WTO成員的作用,維護我國的正當權益
一方面,作為WTO成員,我國應積極參與WTO的多邊貿易談判,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訂和修訂,善于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和程序、特殊措施和補救措施,公平、客觀、合理地解決成員之間的經貿摩擦,努力爭取和維護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和經濟利益。另一方面,要用好用足WTO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條件”。世貿組織各協定對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具體表現在較長的過渡期安排;技術和資料援助;免除特定義務;放寬有關標準;予以特別考慮或注意的規定等。如果我們能把這些區別待遇作為我國在與發達國家成員舉行貿易談判或解決貿易沖突時援引的法律條款和可借用的有力武器,那對避免或減少針對我國出口產品的貿易摩擦將會起到很大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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