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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貿易歷史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保障措施是一種世貿協定所允許的、通過使用世貿協定一般所禁止的貿易保護手段對某類符合法定限制條件的進口產品所實施的貿易限制、管制、抵制。詳細內容請看下文試論我國貿易保障措施立法實踐。
具體的保障措施方式則表現為配額管制、提高進口關稅、中止優惠待遇等數量限制和非數量限制的形式,雖然在形式上多樣化,但其產生的背景多是由于某類產品進口數量的激增而使得生產同類產品的國內生產商受到損害或者嚴重損害威脅,而目的也都是為了保護本國的同類產業。貿易保障措施實際上是一種限制貿易自由化的措施,但其產生和運行也是符合了實質上的公平貿易原則,因此其合法性得到了WTO成員的認可,在WTO范圍內具有合法地位。
與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相比,保障措施有和它們相一致的地方,如它們都是對自由貿易的一種限制,都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來實施,都有一定的實施期限要求,都可以分為臨時措施和正式措施等,但也有一些明顯的不同之處:第一,保障措施所適用的對象是不同的,保障措施針對的對象是某類進口數量劇增或者大幅增加的產品,反傾銷措施的實施對象是低于成本價或者低于正常價格的產品,反補貼措施是針對受到非法出口補貼的產品。進一步來看,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針對的對象都是不正當貿易行為,但保障措施限制的對象是正當合法的貿易行為。第二,三大措施所適用的國家不同,盡管三大措施都針對進口產品,但是反傾銷措施適用面最廣,可以針對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進口,也可以適用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進口,反補貼措施主要針對市場經濟國家,保障措施理論上也可以針對任何國家,但在實際操作中更多的是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運用,這與發展中國家經濟水平較低,粗加工產品數量多有關。第三,三種措施應當滿足的實體條件和程序條件不同,實施保障措施所必須滿足的條件比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實施條件要嚴格得多,必須存在短期內產品進口大量增長的事實,而且造成了進口國國內產業嚴重損害或者嚴重損害威脅,而在實施反傾銷反補貼措施時,只要能夠證明相關的國內產業遭到了實質損害或者實質損害威脅。在因果關系上,保障措施的適用要證明進口產品短期內的激增是造成國內產業損害的主要原因或者重要原因,而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實施只要證明其是造成實質損害或者實質損害威脅的原因之一就可以了。第四,保障措施的具體執行方式不同,不管是反傾銷措施還是反補貼措施,其最終的執行措施一般是兩種:一是是進口國按照傾銷幅度和補貼幅度來計算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二是進口產品的生產和出口企業或者政府提出價格承諾或減少補貼的承諾,以達到進口國認為足以消除損害的程度,而保障措施的執行方式包括修改減讓、提高關稅、實行數量限制或關稅配額等。第五,保障措施的實施期限一般不得超過四年,而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實施期限一般不超過五年。第六,反傾銷措施被許多國家視為保護本國工業部門利益的重要手段被頻繁使用,而貿易保障措施的使用頻率就要低得多,適用條件十分苛刻。
國際貿易慣例一詞的使用頻率日漸增多。但是，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在國際貿易慣例的涵義、國際貿易慣例的法律屬性等問題上認識都較模糊，分歧頗大。
國際貿易慣例要義闡釋。
《辭?！穼ν赓Q易一詞是這樣定義的：一國或一個地區與他國或另一地區之間的商品買賣活動，即國際間的商品交換。對外貿易由進口和出口兩個部分組成，亦稱進出口貿易，而國際貿易則是各國對外貿易的總和。 如果認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無形商品，則這一定義并無不妥。但在國際貿易學界，占主流意見的觀點是，商品專指有形的物質產品，無形的產品即是服務。因此，國際貿易的對象不僅包括有形的物質產品，還包括無形的服務。長期以來，商品買賣一直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而所謂國際貿易慣例大多指有關商品買賣或與商品買賣有關的各類服務的慣例，這也是本文的討論對象。具體而言，本文研究的是從買賣雙方貿易洽商到最終履約(或未能履約) 整個過程的有關國際貿易慣例，由于在這一過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務、交通運輸等所謂服務貿易范疇，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國交換，并為賣方交付商品和買方支付貨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關服務也屬本文的研究范圍。慣例是一個經常使用卻又語義含糊的詞，也是一個在我國學術界備受爭議的用語(國外也有類似爭議) 。學術界對慣例應用的普遍性和實踐性有著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慣例的本質問題方面，則歧見頗大。
（一） 慣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學者認為，慣例需經過民間國際組織或貿易協會的編纂后才會有明確的內容，才能稱之為慣例。而大多數學者則認為，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固然是國際貿易慣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卻又為人所知并廣泛采用的國際商業習慣做法也是國際貿易的慣例。筆者贊同后一種看法。從國際貿易慣例的發展歷史來看，國際貿易慣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貿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實際做法。由于這些公司具有廣泛影響力，以及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減少貿易障礙等方面的作用，這些做法逐漸成為某一行業或某一地區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對同一問題的處理手法或對同一術語的解釋不盡相同，這就難免造成地區間或行業間的貿易障礙。為解決這一問題，一些組織擔當了統一解釋和編纂工作，這就形成了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國際商會編寫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的發展過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廣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沒有載入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如紡織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開即不能退貨的慣例。
甚至還有一些做法曾經被寫入一些組織編寫的國際貿易慣例，后因歧見消失、做法統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慣例。比如，國際商會在1980 年出版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關于CIF 術語賣方責任的表述中認為，賣方應提交清潔提單，但承運人在提單上對貨物的內容、重量、尺碼、品質等無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該提單是不清潔提單。但在1990 年實行的新的《國際貿易解釋通則》里則沒有這句話，這并不表明國際商會改變了看法，相反它正是顯示了貿易界及相關各界已認同了這一點，從而無需再用文字描述了。
（二） 慣例的法律約束力。
80年代以來西方貿易理論界出現一些新現象，強調工業品國際貿易市場的壟斷競爭性和規模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認為國家對貿易的干預可以增加福利，一國應把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結合起來由國家支持形成戰略貿易理論與政策。這些新的理論和政策必然會對當前發達國家的貿易政策有所影響，值得我們加以注視。同時在某些方面也似應考慮我們如何更好地把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結合起來。總之，當前世界的國際貿易既非純粹自由貿易，也非純粹保護貿易，而是西方稱之為的“管理貿易”。這對我們認識當前世界貿易形式也有啟發。以下擬分四部分加以闡述。
一、壟斷競爭與規模經濟
這一理論認為，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上的古典貿易理論假定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一定規模經濟的報酬是恒等的。比如投入增加一倍，產出也增加一倍。事實上現代許多工業具有規模經濟特點，也即報酬遞增、成本遞減。規模經濟愈大生產效率愈高，投入增加一倍，產出可以增加一倍以上。舉一個小例，生產10雙鞋用15小時勞力，生產25雙鞋用30小時勞力，前者投入產出比例為2，而后者為2.5。
從目前大工業看，大規模經濟多半為資本、技術集約的大壟斷公司經營。它們通過機器與勞力的專業化、流水作業大批量生產，又善于利用副產品，并且大量購買原料及部件取得價格折扣等，從而降低了成本，報酬遞增。比如汽車廠、鋼鐵廠每年產量數以十萬、百萬單位計，通過技術革新、流水作業，省工省料，成本自然降低。而大規模生產必須有大市場容納，所以必須打入國際市場才能維持大公司較大而長期的生產規模。據云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一半銷路在國外，如無國外市場則很難彌補其昂貴的固定成本與設計及研究費用。
規模經濟要求每一國家的幾家大壟斷公司生產少數產品，每種產品有差異，從而在國際上進行分工、交易，形成一個國際一體化市場。而通過國家貿易，事實上使市場規模擴大。因為一國生產的品種與規模受一國市場限制。如進行國際貿易形成一體化市場會大于國別市場，可以增加消費品種，降低價格，有利于消費者。比如兩國進行汽車貿易，每一國生產100萬輛在國內消費，如果進行貿易，兩個市場形成一體化，共有200萬輛汽車。在此市場，汽車品種增加，平均成本下降，有利于消費者。即使兩國資源和技術條件差不多，也即要素秉賦相似也可交易，所以制約貿易的因素不是俄林等的要素秉賦相異論，而是規模經濟。
但是這個規模經濟形成的市場是寡頭壟斷與競爭并存的市場。它建立在壟斷與競爭均衡的模型上。在此，壟斷和競爭相互依存，其假定條件有二：（1）每一大公司的產品有差異，因此每一大公司有其一定的市場與消費者。（2）忽視自己價格對別家公司的影響，例如汽車行業中有通用、福特、雷諾、菲亞特、尼森等大公司，產品有差異，各有自己一定市場，但彼此又在競爭。
下面說明壟斷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見圖1）
圖1表明，在壟斷競爭市場上公司數目與價格是由兩方面關系決定：①公司數愈多，競爭愈激烈，工業品的價格愈低。這由PP線表明。②公司數目愈多，每個公司賣的工業品相對愈少，平均成本愈高，由CC線表明。如果價格超過成本，該工業賺利，有更多公司進入該工業。如果價格低于成本，該工業虧損，有些公司就退出該工業。當價格等于平均成本即PP與CC交于E點，價格與公司數達到均衡。
圖1
圖1還表明，如公司數少于均衡點n，為n[,1]，價格為p[,1]，平均成本為AC[,1]，公司賺取大量壟斷利潤，許多公司進入該工業。如公司數大于n，為n[,3]，價格為p[,3]，而平均成本為AC[,3]，有些公司虧損，退出該工業。所以，只有在E點公司數為n[,2]、價格為p[,2]，平均成本為AC[,2]，達到均衡。
通過出口擴大市場后，平均成本下降，公司數增加，品種增加，價格下跌。如前所述形成一體化市場對消費者有利，品種多，價格下降。（見圖2）
圖2
在壟斷競爭工業中，公司數與價格受市場規模制約。
圖2表明市場規模擴大對長期均衡的影響。最初均衡點在A，價格為p[,1]，公司數為n[,1]。當市場擴大，公司銷售多，平均成本下降，即由C[,1]C[,1]降為C[,2]C[,2]，新均衡點為B，公司數由n[,1]增為n[,2]，價格由p[,1]降為p[,2]，公司數增多，產品品種會增加，消費者可以較低價格選擇多種產品。
總之，生產規模擴大，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特別對資本技術集約產品如此，比如鋼鐵、電力、飛機、汽車等。每一大公司必須有最低生產規模方可存在。多少公司能存在，依賴于有效生產規模與市場大小之比例。如果市場規模不足以保證該產品的最低有效生產規模，這就產生不完全競爭的寡頭壟斷競爭。所以壟斷競爭兩要素：其一為產品差異，其二為公司內部的規模經濟。
二、戰略貿易理論和政策
80年代一種以工業目標政策和貿易目標政策相聯合的新理論興起。最初由斯賓賽（B，spencer）和布蘭德（J.Brander）等人首創。他們認為，某些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處于不完全競爭情況，市場經濟失靈，需要政府干預。在這些行業中，少數大公司壟斷市場，形成寡頭壟斷，參與有效競爭。他們可以影響市場價格，它們擁有的市場力量可以獲取超額或壟斷利潤。如果政府加以干預和支持，可以將外國公司獲取的超額利潤轉向本國公司，從而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并可取得外部經濟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對本國大公司給予補貼，從而使外國競爭對手推遲或停止投資與生產，使本國公司占領市場獲得超額利潤，其利潤大大超過政府補貼。這樣可以通過補貼獲取外國公司利潤，增加本國國民收入。這稱之“利潤轉移”理論。
這種戰略工業與貿易理論建立在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基礎之上，也建立在報酬遞增與專業化的基礎上。換言之，寡頭壟斷公司隨著專業化產量增加和規模經濟的實現，將昂貴的固定資本分攤在增加的產量上，使成本遞減，報酬遞增。據估算，美國波音公司在銷售一架777噴氣式飛機前須投資30億美元，銷售300架后方可拉平成本與收益。這樣高昂的固定成本需要巨大的規模經濟。而世界需求或世界市場容量只能支持三家這樣的寡頭壟斷公司。據估計，1995年到2005年對波音777噴氣式飛機需求只有1500架，每家公司銷售500架，才能對其投資有較好利潤。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家大公司首先打入市場可以占據市場，阻止其它公司進入。這叫做“首動優勢”（Firstmoveradvantage）。換言之，第一家公司獲得規模經濟之利形成對其它公司的“準入壁壘”（BarrierToentry）。所以目前只有波音（Boeing）、空中客車（airbus）和麥克道尼爾（mcdonnel）道格拉斯三家大公司具有規模經濟而占領該飛機市場，阻止其它公司進入市場。一家大公司如何具有首動優勢？該理論認為須具有發明創造精神、企業家的創業才能和歷史的機遇或幸運等三個要素。波音公司首占市場即具有上述三個要素。但戰略貿易理論的重要一點是政府的干預和支持形成戰略貿易政策。美國通過國防預算對波音公司資助了大量的研究發展費用，有助于波音公司取得首動優勢。
從世界范圍來看，近年來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取得較成功的行業如鋼鐵、汽車、電子等行業，很大程度上得到政府的積極支持與資助。特別是日本政府，這種戰略工業與貿易政策較為明顯。50及6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外匯供應與低利貸款，加以進口限制與保護關稅，支持發展了重化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從而將比較優勢由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轉化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重化工業。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利用對半導體等知識技術密集工業的研究發展費用加以資助，并鼓勵政府和工業聯合研究開發新技術。這種戰略工業和貿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
鑒于日韓等國鼓勵目標工業和貿易的成功，前述的斯賓賽、布蘭德等人根據寡頭壟斷的博奕理論（gamoTheory）提出政府可以支持工業，比如利用津貼等方式可以搶占市場將外國大公司利潤獲取過來，并逼使外國公司退出市場，從而獲取壟斷利潤。例如美國波音公司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競爭生產新型飛機，因市場容量只能允許一家公司獲利，如果兩家公司同時生產，雙方都要虧損。如歐洲空中客車，或波音公司單獨生產可以各得1億美元利潤，如兩家公司同時生產，每家將虧損500萬美元。這時歐洲政府對空中客車每架津貼1000萬美元，即使兩家同時生產，空中客車也肯定賺利500萬美元，而波音公司因恐虧損，則放棄新型飛機的生產。這時空中客車將獨家獲利1.1億美元，歸還政府補貼1000萬美元后仍余1億美元。這就是說把美國利潤轉移到歐洲了。
根據寡頭壟斷博奕理論（gameTheory），戰略貿易理論建立了“利潤轉移”模型，圖3簡略顯示了這一模型。圖3表明歐洲和日本都在競爭美國高清晰度電視市場，企圖取得壟斷利潤。兩方都得到政府科研經費的支持，其結果依存于誰先進入美國市場；政府對壟斷公司有多大資助；和競爭對手的反應。假如歐洲一家大康采恩壟斷公司先進入美國市場，每臺邊際成本3400美元，由Mco表示，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交決定價格在A點為每臺售3800美元，共銷售4臺，壟斷利潤為4×400＝1600美元。美消費者得益AXY，消費者剩余為800美元，世界得益800＋1600＝2400美元。
圖3
現在一家日本大公司也生產高清晰度電視，邊際成本也是3400美元一臺，但政府每臺持久津貼400美元以加強國際競爭。日本公司的邊際成本變為MC1即3000美元。歐洲大公司認為競爭不過日本大公司，從而退出美國市場。這時日本大公司取得獨家壟斷地位，MC1＝MR，價格定為3600元在B點，共出售6臺，獲得壟斷利潤3600美元，扣除政府津貼2400美元，仍得1200美元壟斷利潤。美國消費者得益XBZ共1800美元，世界得益3600－2400＋1800＝3000美元。如果歐洲加以報復，也每臺津貼400美元。其邊際成本也是每臺3400美元，兩國競爭最后導致價格降為3000美元一臺在C點，共銷售12臺，則無壟斷利潤。兩國政府共津貼12×＄400＝4800美元，美國消費者得益XWC＝7200美元，世界得益7200－4800＝2400美元。列表如下：
歐日大公司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16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36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0
歐日政府津貼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24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4800
美消費者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8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18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7200
世界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24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30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2400
這一戰略貿易理論在美國影響頗大，也引起不少爭論。贊成者認為：政府應當資助一些戰略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可以從外國競爭者手中獲取經濟利益，這對美國未來經濟增長與外部經濟有廣泛利益。當前某些工業的世界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少數大公司可以壟斷市場，影響價格，有潛力獲取長期經濟利益。只要政府加以支持，可以對外國競爭者取得優勢，從而把經濟利益轉向本國公司，對本國經濟發展有益。
但反對者認為：（1）為獲得政府資助往往形成特殊利益集團。（2）容易引起聯鎖報復，損害彼此及世界福利。（3）政府往往缺少完整、正確的信息，不知如何更有效地干預市場，如干預錯誤，反而遭受損失。
這一理論是新近發展起來的，尚缺乏有力的實證數據加以檢驗。不過在理論上它已提出不完全競爭下寡頭壟斷競爭存在于某種行業，修正了古典的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理論。此外，它還明確提出了國家干預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的反對國家干預。而且，在事實上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不同程度地實行了這種戰略。它們對某些戰略工業和貿易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國家曾直接、間接地不同程度地加以支持。例如前面引述的歐洲空中客車和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等，以及日本對重化工業和半導體工業的支持等等。
三、波特（Portor）的新國際競爭優勢論
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的M·波特教授（m.chaelportor）及其同事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它們調研10個國家100家大工業的情況，發表了“一些國家的競爭優勢”的報告，以探究為什么在國際競爭中，一些國家的某些工業取得成就，而另一些卻失敗了。
波特認為當前的貿易理論只能解釋部分原因，還不能解釋全部原因。比如為什么日本在汽車工業，瑞士在精密儀器工業，以及美國在化工工業方面比別國生產率更高、更富于競爭力，用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完全加以解釋。
波特認為有四個特征或因素形成一國公司的競爭環境，從而加強或減弱其國際競爭力。
（1）要素秉賦。他把俄林的要素秉賦論加以進一步發展：分為基本要素如自然資源、氣候、地勢、人口等；其次為高級或先進要素，例如通訊設施、技術勞工、研究設備、技術知識等等，高級要素對競爭優勢更為重要。而高級要素往往是國家和公司投資的結果。例如政府對教育和科研的投資會提高一國的技術水平。例如，日本雖然自然資源貧乏，但重視教育，按人均計擁有很大數目的工程師，這對日本許多工業的成就是一個重要因素。
（2）需求情況。國內需求是提高競爭優勢的原動力。公司對國內顧客需求更為敏感。因此國內需求的特征在形成國內產品的屬性與促進發明以及提高質量方面的壓力特別重要。如果一國國內消費者十分精明，對質量規格要求高，這會促使公司生產高質量高水平產品。日本的照像機工業不斷創新和提高質量，多半由于日本顧客的多方要求。
（3）優勢工業的發展需要相關工業的支持。對高級要素的供應工業加以投資，所取得的利益往往滲透到優勢工業本身助其發展，益加強其國際競爭能力。例如80年代中，美國領先的半導體工業是促進美國個人電腦及其它高科技電子產品成功發展的基礎。這一發展過程的結果是，一國成功的工業及其相關工業往往形成一個工業集群（cluster）。比如德國頗有盛名的紡織及服裝部門，實際上包括許多相關工業，如高質量的棉、毛、人造纖維業、縫紉機業、以及一系列的紡織機器行業等，從而形成一個工業集群。
（4）一國公司的組織結構、經營策略、經理才能，都涉及競爭情況。不同的國家往往具有不同的“經理哲學”，從而有助于或有害于其競爭優勢的形成。比如，日本和德國公司的高級主管經理多半是工程師出身，他們重視公司的生產過程和產品設計，而美國公司的高層主管多半為財務專家出身，特別在70和80年代，他們對生產過程和產品設計往往不太重視，而過分強調短期內的最大財務收益，因而美國許多以工程技術為基礎的行業往往喪失競爭能力。
波特同時十分強調國內競爭狀況，這與某些工業的競爭優勢的創立和持久很有關系。因為國內競爭激烈可以產生種種壓力，促使工業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投資于先進設備，提高效率，促進發明創造，從而加強國際競爭能力。日本的情況即是如此。
因此波特認為，如要提高某一工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必須將上列四個特征或因素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個鉆石圈表，這即有名的鉆石理論。
這一鉆石聯合因素會積極影響國際競爭能力，而政府可以積極地或消極地影響鉆石圈形中的任何因素。比如，政府可通過補貼對工業競爭力加以影響；對教育的支持可以影響高級要素秉賦；對產品的規格、標準條例等的規定將影響產品的需求與供應；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可影響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供求與競爭狀況等。
波特的貿易理論很新，尚缺乏實證檢驗，但已具有一定影響。這一理論的主要含意是，企業的最高利益在于投資于高級要素，如職工培訓、加強研究發展等，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政府應采取積極措施支持鉆石中的四因素，特別是教育的普及與提高，科研及發展的鼓勵與支持以及鼓勵國內競爭等。這些都有助于加強國際競爭能力。
四、結論與啟示
當前世界貿易中實際上有兩種趨勢交相影響。其一為戰后形成的關貿協定以至目前的世界貿易組織。它基本上奉行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宣傳自由競爭，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不贊成國家限制與干預貿易，多年來致力于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另一種趨勢是近二三十年來興起的在工業貿易中的新貿易理論。它強調世界市場在工業品方面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與規模經濟是取得競爭優勢的主流，而國家的干預是必要的、有益的，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國家福利。特別是將某些工業（當今主要是高科技工業）的生產與貿易列為國家的戰略目標。國家對這些工業的支持與資助有如古典的“保護幼稚工業論”，也可以稱之為”保護高科技工業論”，是“保護幼稚工業論”的現代翻版。在發達國家爭相提倡這一理論，贊助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貿易。它們是現代化的前沿，工業的靈魂，國家的榮譽。
此外政治與貿易的結合在當今可謂十分密切。一些發達國家元首出訪往往帶著數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往返，以為該國工業打開市場。
總起來看，30年代以鄰為壑惡劣的保護主義，結果“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害人害己經濟損失很大，世界貿易和經濟都遭受嚴重創傷。戰后發達國家總結經驗已不會走向極端保護主義之路，從而推行較自由的貿易政策。然而純粹的古典自由貿易盡管戰后在理論上多方宣傳，但在現實中也很難實行，各國都為自身利益實行一定的保護措施。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興起的如前所述的壟斷競爭與戰略貿易，從理論上闡述了當今工業市場的不完全競爭與寡頭壟斷情況，從而在理論論述上也修正了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明顯地提出國家干預的必要性與有益性。因此當前的世界貿易既非純粹的自由貿易也非純粹的保護貿易，而是西方稱之為的“管理貿易”。這對我們認識當前世界貿易形勢頗有啟發。
我國的外貿在經濟發展中應占何等地位？我國是否也應該有戰略目標工業政策與貿易政策？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資源也相對豐富，國內市場廣博。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發展十分迅速，據報道，進出口貿易已占我國國民產值近40％左右，這對我國經濟建設大有裨益。但是我國畢竟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很難走“外貿帶動型”或“外貿導向型”發展經濟的道路。我認為，我們仍應走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的道路，“發展國內外兩個市場，利用國內外兩方資源，采取多種策略實現四個現代化”。
在這樣一個原則方針下如何確定我國的工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筆者認為，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仍應適當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特別是輕紡工業等，以應付我國眾多人口與廣大市場之需，而且也是出口外匯的重要來源，除發達國家外，中東、東歐，第三世界仍有廣大市場。
其次，我國應重點發展重化工業，包括鋼鐵、機電、能源、交通工具（如汽車、鐵路、飛機）和化學工業，這些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經濟基礎，也應該是我國當前的戰略工業與貿易政策。我國應在世界市場上爭取多出售機電產品以及其他工業品，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
至于高科技工業，我國在某些領域已有一定基礎，但一般而言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距離。目前階段以吸收消化改進為主，國家在財政許可下應多方資助其發展，以期將來走向高科技之國。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布蘭德、斯賓塞、迪克西特、蘭開斯特和諾曼等分析和論述在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的貿易格局及其成因，提出了戰略貿易政策理論模型，開拓了貿易理論研究的新領域。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一國政府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可以憑借貿易壁壘來扶持本國戰略性工業的成長，增強其競爭能力，從而謀取規模經濟之類的額外收益，并借機掠奪他國的市場份額和利潤，即貿易干預能夠增進國家福利。
雖然這類政策主張有悖于自由貿易學說的經典理論，但是給當前風行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辯護。畢竟，人們看到，諸如日本這樣的國家從貿易保護主義和指導性產業政策中獲得重大利益。而與此同時，美國由于其自由貿易政策遭受了損失。那么，我們的問題是，在WTO這樣一個趨向于對貿易干預持否定態度的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的影響向縱深發展的情況下，戰略貿易理論與自由貿易理論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另外，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透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基本內容、實施條件和政策效應能夠得到什么有裨益的啟示？
一、重新審視國際貿易理論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之上，按照這一理論，發展中國家在選擇貿易戰略時順理成章的行為就是以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換取他國的比較優勢產品。然而，這一理論本身的完美卻因其在指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發展中目標的戰略選擇時的不適應性而面臨挑戰。由一系列“完美”假設而推導出的“自由”必須要放入現實重新加以審視。
（一）自由的代價
在人們的觀念中，發展中國家缺少資本和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且價格低廉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資源優勢。因此比較利益的貿易格局是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的產品，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發展中國家則反之。我國目前的進出口結構基本上是這種格局，但是問題在于，我國的這種貿易結構能否長期化，這種低附加值的出口戰略是否會使我國的所謂比較優勢陷入低水平循環的陷阱。
曾就不平衡發展進行研究的部分學者發現國際貿易有一種內在的不平衡機制在起作用。世界上總是只有一部分國家率先開始工業化的，不管是由于國家歷史、經濟結構、社會制度發展的必然因素，還是由于諸如個別偉人的偶然因素，也不管工業化的資本是來自“清教徒”式的節儉還是來自圈地運動、奴隸貿易的殘酷的掠奪。不平衡發展在工業國出現即開始。工業品的投資利益率高，導致資本向工業聚積，其規模經濟發展空間遠大于農業，導致工業增長速度高于農業，再加上工業的外部效應遠非農業可比，所以工業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實力迅速改變，并擠占了農業國獨立發展制造業的空間。工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一部分資本將流向少數相對比較具有發展條件的國家，但是不會流向更窮的國家，從而形成一定比例的“中產階級”國家（如“四小龍”等）。這樣以來，工業國、新興工業國和窮國的差距將會越來越大，但新興工業國和工業國的差距將越來越小。這個推導與90年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格局相吻合。在沒有外在因素的時候，這種專業化分工將持續不變，相對的生產率分別按照工業的高速和農業的相對低速不斷地深化發展下去。
并且，由于農產品收入需求彈性低，工業品收入需求背景性大，農業國對工業國的產品需求增加，而工業國對農業國的產品需求不變或變化相對要小，則貿易條件惡化，農業國不得不用更多的農產品換取同樣多的工業品。雖然隨著兩國的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農業國在國際交換中還是能夠得益，但是，第一，它的得益的增加小于工業國得益的增加，長期看來，差距會擴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第二，農業國因片面出口農產品可能導致對外貿易引起的有效需求增加大部分都流向工業國了；第三，農業國的得益是靜態的（與本國既生產工業品又生產農業品相比），但若動態來看，如果放棄暫時的靜態得益，發展本國的工業品，努力降低成本，從長遠來看可提升本國的貿易條件。
（二）自由的挑戰
按一般分類，我們可將產業由低位到高位劃分為資源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其劃分依據主要在于各類產業產品的生產率的增長率和收入彈性分別由低到高，進而決定了各類產品的競爭能力由低到高。產業高度化的國家（在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有競爭優勢的國家）的貿易條件越來越優，其維持固有貿易格局的意愿就越來越強。如果現實按照主流貿易理論的假設運行，那么產業低位化國家的福利日相對縮短小是“自由”的必然結果?？墒牵捎谥髁髻Q易理論的諸多基本假設與現實嚴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釋世界貿易中的如下現象：一是里昂惕夫之謎展現的美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實證分析與該理論不符；二是國際貿易伙伴結構揭示出的國際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而非在要素稟賦不同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進行；三是國際貿易內容主要是資本品與資本品之間的貿易而非資本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資源密集型產品之間的貿易。
于是，經濟學家們日益重視世界經濟中普遍存在的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他們以此為出發點，結合產業組織理論和搏弈論探討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解釋。他們的研究是從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貿易各方的政策及行為對國際市場競爭、貿易獲益、貿易量的影響入手，結合對國內種種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的相互關系以及旨在提高市場績效的各種管制政策的研究，得出如下結論：首先是，一國采取在稱之為“戰略性貿易政策”框架內的多種貿易干預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增加本國企業成本競爭性：第二是，出口補貼可降低本國企業的成本，增加其市場份額和利益；最后是，通過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緊密結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術機會和外在性產業的發展。這意味著，如果國內廠商行為及其后果不能令人滿意，則要求設法糾正即產生了政策干預的可能性，一些產業和壓力集團要求保護的特殊利益與國家的貿易利益有時是一致的，與別國是沖突的。總之，這類經濟學家認為，相對于完全競爭這一最優境界而言，不完全競爭的次優境界并不能保證潛在的收益一定能實現，理論上政府干預能夠改善市場運行的結果，一種貿易政策新思路似乎產生了。
至此，我們看到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兩者的產業結構級別通常不同）的競爭優勢是由產業級別決定的，兩者間的貿易越自由對發達國越有利，而同產業結構的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之間則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并不會使某國自然具有競爭優勢，所以政策主張傾向于干預。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多邊貿易體制致力于減少管制，促進自由貿易，一方面似乎是一種所謂“戰略貿易理論”的形成正掀起為保護正言的逆流。
作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從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得到啟示：接受現有國際貿易格局的產業發展政策會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一種低水平增長，并且在國際貿易利益這塊日益膨脹的“餡餅”中分得的份額越來越小。干預的貿易理論與產業政策的結合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高度化的手段。發展中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的聯合體要么通過資源轉換在高位產業中擁有與發達國家同享貿易利益的競爭優勢（“四小龍”的發展軌跡是一個例子），要么形成對低位產業的壟斷優勢（歐佩克組織因為輸出石油而獲得貿易順差，但國家競爭力并不強），才不致于使貿易條件惡化。
（三）再定義自由
因此筆者認為，所謂自由貿易的目標應該是全球各利益集團（以國家或國家聯合體為單位）致力于盡量“公平”地分享國際貿易得益而達成的使貿易自由度最大化的激勵與約束相交織的貿易制度的形成。這里提到的自由隱含“公平”的前提，已非主流貿易理論中的絕對“自由”。在這種“自由”目標下的國際貿易制度存在一個使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實施其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的邊際區域。所謂“戰略貿易理論”等保護性理論應服務于這一邊際區域。各國只能在這一區域內實施貿易干預，并且通過干預盡快改善市場運行的結果，否則就要落后于自由化的趨勢而陷入被動，自由化的進程是主流。在這樣一個多邊體制下，發達國（工業國與新興工業國）有必要協助發展中國家改善其加入自由化進程的條件。另外，實現這種“自由”的結果也與主流貿易理論的“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的論斷矛盾，因為即使這種貿易制度的激勵和約束使得“自由”的程度越來越大，那也是各國政府作為“謹慎的干預者”（克魯格曼）合力的結果，是努力創造“自由”條件、減少“不自由”的產物。
二、新貿易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
在確定我國的對外發展戰略時，需要明確我國發展開放經濟的目標定位。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對國家貿易依存度與發展中小國不可同日而語。發展中小國的國內市場狹小，其經濟的發展要依賴出口的擴大。我國的國內市場容量和資源條件為其發展專業化和規模經濟提供了必要條件，因此，我國的對外貿易目標不是片面追求外向度，而是在擴大開放和擴大對外貿易中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那么，為了創造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國家要在市場選擇的基礎上，通過在國際市場上以低位資源換取高位資源，引進技術和資金或使兩者結合的機制，有重點地培植一批高位產業，如目前比較切合我國市場需求的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制造、建筑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某些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性產業如計算機、電信、生物技術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同時，對國外資源及國外產業建立一定進入壁壘，鼓勵高位資源和高位產業進入我國。確定目標后，我們可根據我國的市場結構、發展水平的實際并運用戰略貿易理論的基本內容、實施條件、政策效應得到一些啟示。
（一）我國的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與貿易干預
我國雖然在世界上屬于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但我國疆域遼闊、人口龐大、目前經濟增長較快，顯示了市場容量潛力巨大的前景，我們是完全有可能依托國內市場需求發展規模經濟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已建立的部門比較齊全的現代工業是在國家的高度保護下建立起來的，有著規模小、生產效率低下、工業布局不合理的特點，行政區劃導致的地方主義和國內交通運輸通訊的落后從主客觀造成市場的分割，在高額關稅保護下，廠商所獲得的高額利潤驅使國內重復建設（如汽車、醫藥行業）。所以盡管從全國來說，市場潛力很大，但無論是在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方面，還是在企業的外部規模經濟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通常高位產業由于擁有巨大的外部效應而產生聚集經濟，由于規模經濟而要求最小有效規模，在我國卻因為國內市場分割和過高的保護而導致現實的反差。并且，信息失靈、地方割據、要素流動不暢使得我國的不完全競爭也大大有別于發達國家的同類行業的不完全競爭。因此，相應的對策是：對目標發展行業實施行業進入壁壘，對行業的關稅保護要適度，使國內廠商由于高關稅壁壘的存在而僅憑小規模就能享有地方市場的壟斷租金減小到剛好能使外國廠商放棄阻止我國廠商進入該行業。否則，高度保護導致的壟斷租金會扭曲廠商的行為，盲目進入該行業，導致該行業持續處于需要高度保護的幼稚狀態。另外，打破行政壟斷和地方封鎖，促進企業聯合兼并，成立大型企業集團，保持行業內競爭活力，并規范市場行為，給行業施加競爭壓力，使企業通過自發的市場行為和競爭實現最優生產規模。
一
要探索傳統貿易理論（或比較優勢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或新貿易理論）在中國現階段的適用性問題，首先必須從一般理論意義和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實踐歷程分析這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一）兩種國際貿易理論前提假定
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質是自由貿易論，其基本理論立足點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思想，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比較優勢論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這是一種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盡管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在理論史上遭到了眾多的批評，但其理論大廈歷經100多年的風雨卻從來沒有被摧毀過。比較優勢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國際范圍的延伸，它所倡導的是基于國際分工基礎上的貿易互利論。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種國際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可以達到整體世界經濟的帕累托最優。因此，比較優勢理論具有堅實的理論根基。從理論的應用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較客觀地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但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不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作用空前加強、產業的規模經濟明顯等現象。
新貿易理論正是抓住了比較優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對其進行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以古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其精髓和要義集中體現在規模經濟理論中。規模報酬遞增意味著廠商存在內部規模經濟，也即大廠商比小廠商有成本優勢，從而可形成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在這種前提下，同行業廠商數目少，各廠商生產有差異產品，從而每個廠商一定程度上都是價格制定者而不是價格接受者。這就是說，假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是異質的，那么即使在資源稟賦相似的情況下，各國出于規模經濟考慮來專業化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也必然產生國際貿易。即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成為國際貿易又一獨立動因，通常用來解釋行業內貿易現象。由新貿易理論必然邏輯推演出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有限保護政策。
單純就理論本身的適用性而言，兩種理論的主要分歧點在于對國際商品市場結構的把握和判斷上。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比較優勢理論就是絕對成立的；反之，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攫取壟斷租金必然成為各國或各經濟主體追求的目標，因而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有其合理性。為此，我們需要從國際貿易歷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效果來進一步分析。
（二）從國際貿易歷程看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反對比較優勢論的觀點主要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比較優勢論的完全競爭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具體來說，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普雷維什，1950）。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情況看，確實出現了各國經濟差異越來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行有限的貿易保護政策存在合理性。問題是，實行有限保護政策是否就意味著完全否定比較優勢論的適用性？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較優勢論，并作為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基礎？我們認為不可。
第一，盡管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沒有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產生實質性影響。相反，國際貿易規模變得更大了，各國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了。以1996年為例，低、中、高收入國家外貿依存度分別達到了43%、52%和40%（世界銀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來，在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有關的各經濟指標中，要數出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最高；而且，至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長期使其經濟增長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長率的水平上（瑟爾瓦爾，1983，第351～360頁）。這說明，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表明，盡管各國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程度不同，但均從中獲益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第二，盡管國際市場存在不完全競爭因素，但商品的競爭程度一般大于國內市常一方面，世界經濟的自由貿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各國間貿易壁壘的解除，自由競爭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對眾多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某一經濟主體要想在一個廣泛的國際市場上長期控制某一類產品的價格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戰略上更具有適用性。
第三，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在理論上有助于發展中國家改善貿易條件，但實施的難度很大。從理論上看，
這一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但發展中國家往往既面對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又面臨條塊分割的國內市場結構；而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日本在鋼材業實施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國的報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不存在招致報復性的問題，它是一種“雙贏”政策。
顯然，無論從兩種貿易理論的假定前提還是世界貿易實踐來看，比較優勢理論對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具有更強的適用性，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前景并不樂觀。更具體地說，探討一種理論政策在某個國家的適用性問題，就是要研究這個國家是否具備這種理論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設與實施條件。我們認為，中國現階段尚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前提和條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業及企業規模經濟不明顯。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實施的行業要求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征，這就首先要求這些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地理集中度偏低，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不足以與國外同類部門相抗衡；另一方面，企業“遍地開花”，重復生產，過度競爭嚴重。國內市場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這些行業的規模不經濟。
其二，容易導致新的市場扭曲。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對自由貿易的干預，它可能帶來兩種市場扭曲。第一，扭曲微觀經濟主體。中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許多重要產業多屬于國有企業，尚未完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內部轉制，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帶有行政色彩，企業現有的壟斷地位是一種行政性壟斷，而不是由市場競爭中自然產生的，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和壓力，無法實現規模收益遞增，因而不能勝任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微觀主體角色。在這種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強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業或企業產生更多的政策依賴性，甚至引發大量的非生產性尋租行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全面實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補貼或經濟支持，這往往過多用稀缺經濟資源，導致過高的機會成本，從而削弱我國比較優勢產品的出口。同時，對戰略性貿易產業或企業進行壟斷性保護，讓其在“溫室”中成長，也犧牲了市場競爭的效率，不利于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
除了以上制約條件及招致外國報復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戰略性貿易政策還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條件及應用領域限制。比如，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國現階段不宜采用戰略性貿易政策，不但是經濟理論邏輯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國現實經濟利益保護所必需。
二
（一）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現階段對外貿易地位相適應
第一，中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發達國家?？唆敻衤?1998)認為，“行業內貿易、行業間貿易的相對重要性取決于國家之間的相似性”，而國家之間的相似性可以用資本勞動比率這一指標來衡量。他的基本觀點是：國家之間若資本勞動比率非常相似，則行業內貿易占據統治地位；相反，若國家之間資本勞動比率截然不同，則所有的貿易都會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有資料顯示，與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與我國資本勞動比率差別大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中國香港、日本、美國、歐盟是我國的四大貿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為例，當年我國出口額為1837億美元，對上面四大貿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國出口總額的73.3%，而對其他10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及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出口所占比重還不到27%。由此可見，我國的對外貿易理應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第二，中國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臨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控價能力差。根據微觀經濟學理論，判斷市場結構是否屬于完全競爭類型關鍵在于兩點：一是進入市場的生產廠商數目；二是廠商是否為價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產者甚眾且產品之間差異不大的屬于完全競爭市場，最典型的例子是農產品市場；反之，生產者較少且產品之間差異大的歸于非完全競爭市場，比較典型的如汽車業、飛機制造業等。雖然我國在“八五”期間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結構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我國目前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絕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輕紡產品和一般機電產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產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復，1999），這意味著我國大多數出口產品仍屬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不具備生產資料的獨占性、規模收益和專利技術等形成壟斷的因素，在國際市場上沒有控價能力。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中國的主要出口行業如紡織、服裝、制鞋、加工裝訂業務等諸多產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產品雷同、產業相似、競爭角逐日趨激烈，但還是具有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而這些產品都屬于比較優勢產品。我們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站穩和拓展國際市常
（二）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現階段仍具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逐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比較優勢理論伴隨著這種轉型而得以在外貿領域貫徹和適用?？梢哉f，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外貿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較優勢而取得的。具體現現在：第一，外貿結構逐步反映了要素稟賦。從進口品的結構變化看，農業密集型產品大幅度下降，資本密集型產品增長最快；在出口結構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較快增長，雖然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份額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產是對進口原料和零部件進行加工、組裝，其中進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這類出口實質上仍屬勞動密集型（張軍，1998）。第二，加工貿易充分利用了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將我國勞動力同外商的資金、技術、市場相結合，貫徹和體現了比較利益思想。近些年來，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比重不斷上升。由是觀之，我國已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初步建立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模式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進口模式。
我們認為，目前，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貿易模式在我國還遠未發揮其潛力，仍有很大增長空間。從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貿易形式的轉換過程來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勞動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轉換成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特別是對我國這樣一個勞動力充裕、就業壓力巨大的大國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們運用巴拉薩顯示比較優勢指標進行衡量，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具有明顯比較優勢。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約為3.5，遠遠高于系數值為0.5的資本密集型產品。而香港地區、韓國、臺灣地區1980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分別是6.98、4.95、5.24，這就說明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長空間。
當前，世界經濟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只有用比較優勢理論來指導各國的對外貿易實踐，才能順應這股國際潮流。要言之，無論是從經濟理論的邏輯推演還是從貿易實踐看，以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現階段貿易戰略的理性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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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瑟爾瓦爾.增長與發展，金碚、李揚等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3]世界銀行.1998/1999世界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一、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歷來被經濟學家所關注。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的“剩余產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體現了他對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認識。李嘉圖在其比較成本理論中同樣闡述了國際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思想。約翰·穆勒關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論述啟發了人們從新的視角認識貿易的作用。D.H.羅伯特森在30年代提出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EngineforGrowth）的命題，50年代R·納克斯豐富和發展了這一學說。納克斯認為中心國家經濟迅速增長引起的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大量需求引發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指出了具體傳遞途徑。馬克斯·科登則提出了貿易的收入效應、資本積累效應、替代效應、收入分配的效應及要素加權效應理論，并認為這些效應都具有累積性，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隨經濟的發展逐漸強化。哈勃勒（Haberler）完善了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他把貿易的促進作用概括為：（1）貿易促使欠發達國家資源得到充分利用；（2）通過市場的擴大促使勞動力流動及規模經濟獲得；（3）國際貿易傳輸新觀念、新技術、先進的管理及其他技巧；（4）貿易刺激資本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5）新設備的進口刺激國內需求；（6）國際貿易同時又是最好的反壟斷的武器。80年代中期以后，以羅默（Romer）、盧卡斯（Lucas）等人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把創新作為推動生產率增長的核心因素，同時認為貿易促進了創新活動，創新活動推動經濟增長。
二、作為外生變量、內生變量的技術與貿易
傳統貿易理論中早已注意到技術進步的作用，但是直到80年代后期國際貿易理論才把技術變動、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按著李嘉圖的模型，仍然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類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研究技術變動怎樣影響貿易和經濟增長，同時把技術發展作為科學研究投資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
——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馬庫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差異說明發達國家之間和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他們研究證明在兩國資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相同、產品生產需兩種以上生產要素投入及不具有規模經濟的條件下，技術的某種差別就會導致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在兩國貿易中，各國都將出口其要素生產率相對高的產品。
戴維斯（Davis）以兩個國家兩種產業研究了技術的變動的影響。他假定第一種產業只生產一種產品，而第二種產業生產兩種不可完全替代的產品，其中一國在第二種產業的生產中與國外技術上略有不同，在其中一種產品的生產技術比另一國略勝一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要素價格的相等將導致該國生產和出口這種產品，而另一國則會生產出口另一種產品。
馬庫森、斯文森及戴維斯的研究說明，即使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技術上的差異亦可引起同行業產品間（Intra-Industry）的貿易。
克魯格曼則研究了技術進步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福利的影響。他證明了如果技術進步發生在發達國家，其結果是中性的。對發達國家來說，技術進步使其產品更加先進，不會受到別的國家的威脅，也不威脅別國；對落后國家也沒有壞處，技術差距拉大使后進國家有更大的空間發展和趕超。因此技術進步對兩類國家都有利。如果技術進步發生在后進國家，它將縮小兩類國家間的差距，對原來先進國家是一種競爭，對他們不利，后進國家會因自己有能力生產這類產品而減少進口，從而導致該類產品價格下降，對先進國家不利。如果這種產品需要密集使用后進國家本來就稀缺的資源，則對后進國家也不利。
——內生變量的技術與貿易
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進行分析是當代國際貿易理論一大熱點，主要研究技術變動的原因以及技術進步作為生產和貿易的結果對貿易模式與社會福利的影響。技術變動有兩種情況：第一，從經濟行為中學習而獲得的（Learningbydoing），第二，技術革新，通過研究和發展（R&D）而獲得的，前者是被動行為，后者是自己創造的、主動行為。
技術進步很多情況下表現為對別人先進技術（包括思想、管理）的學習，也可以說它是從事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的副產品。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其技術而是在貿易、投資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這種技術進步被稱為“技術外溢”?！案芍袑W”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亞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途徑傳播技術及其影響的國際技術外溢，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問題，而鮑爾均和塞克曼（BodlrinandSheinkman，1998）以及格魯斯曼和赫爾曼（GrossmanandHelpman）則系統研究了行業間和同行業內部技術的外溢及其作用。
技術進步的另外一種形式是技術創新（Innovation），它是投資、開發和研究的結果，是一種新技術，表現為（1）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即用有限的資源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或保證產量的情況下，使用更少的資源；（2）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開發。這種形式的技術進步需要大量的投資，只有保證投資能夠獲利、企業才會研究新技術。因此，技術進步是有條件的：（1）對知識產權的保護；（2）鼓勵對科研投資。
技術創新與國際貿易存在一種互動關系，貿易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通過各國努力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給各國互相啟發的機會，新技術開發不再是個別國家的行為，而成為各國的共同努力。
三、戰略貿易與國際競爭力
戰略貿易是當今盛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一種保護主義貿易理論。戰略性貿易理論認為一國政府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可以憑借生產補貼、出口補貼或保護國內市場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國戰略性工業的成長，增強其國際競爭力，謀取規模經濟的額外收益，并借此劫掠他人的市場份額和工業利潤。實施這一貿易政策，可以提高自身經濟福利。
布朗德和斯潘塞（JamesBranderandSpencer）建立了“以補貼促進出口”模型，并證明了政府運用補貼鼓勵出口生產能夠起到改善福利的作用。他認為，本國實施補貼而擴大的產品生產，使本國在國際市場上占有較大的份額，而本國多占的市場份額就是外國廠商喪失的市場份額。因此本國的福利增加是以他國福利減少為代價的。
克魯格曼建立并運用“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模型說明在寡頭壟斷市場和存在規模經濟條件下，對國內市場的保護可以促進出口的擴大?？唆敻衤J為，一國政府通過貿易保護，全部或局部封閉本國，賦予本國企業在特定市場上的特權，受到保護的企業的銷售會增加，邊際成本將隨生產的擴大而降低，外國企業因銷售減少、邊際成本隨生產縮小而上升。進口保護措施為本國企業提供了超過其國外競爭對手的規模經濟優勢，這種優勢將轉化為更低的邊際成本和更高的市場份額，結果提高了本國企業的競爭力。在動態規模經濟條件下，當某產業處于研究開發牽引增長或邊干邊學的動態發展過程時，規模經濟表現為生產的邊際成本隨研究開發支出的增加或生產銷售經驗的積累而趨于下降，本國市場的保護有助于實現本國企業邊際成本的降低和外國企業邊際成本的相對增加，從而達到擴大出口目的。
[關鍵詞]逆差 貿易方式
近年來,不斷上升的貿易順差使得我國企業在出口貿易中的貿易摩擦增多,許多國家常常針對中國出口企業提出反傾銷指控,阻礙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隨著最近中美貿易戰的升級,不得不使我們再一次重視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尤其是在當前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
一、中美貿易關系的基本特征
1.中美貿易持續增長。中美兩國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雙邊貿易額每年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4年更是達到了34.27%的高增長率。到2005年,美國略低于歐盟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國;中國也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貨幣、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場
2.中美經濟結構互補性強。目前,制造業產值占美國總產值的比重不到15%,相反制造業卻是中國的比較優勢產業。憑借勞動力資源優勢,中國擁有紡織品、服裝、家電產品、筆記本電腦、信息技術產品以及大量消費品等一大批產業部門,對美出口商品的70%以上是紡織品、服裝、玩具、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主要從美國進口農產品、礦產品、化工產品,以及包括飛機、尖端集成電路、電信設備、自動化數據處理機械在內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在這些領域,中國處于落后或短期狀態。此外,美國的金融和零售業企業也開始不斷地從對華商務合作中受益。這種貿易機構說明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和他們各自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不同地位。
二、影響中美貿易平衡的主要因素
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包括基本經濟和制度因素,不當的原產地統計原則以及中美合理的國際分工和地區產業調整等,本文主要是基于貿易方式的角度分析產生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
1.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影響中美貿易平衡。隨著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增長,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目前已占到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半以上。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和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轉入生產和銷售階段,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和進口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而外資企業在貿易方式的選擇的突出特點是更傾向于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
2.服務貿易被忽略對雙邊貿易平衡的影響。美國2002年的服務貿易出口額達到2726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額的17.4%,服務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的支柱產業。然而,在談到中美貿易逆差時,美方卻往往只強調貨物貿易而忽略服務貿易。事實上,過去十年間美國對華服務貿易一直保持盈余,如果把服務貿易計算在內,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將會減少。特別是隨著中國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具有強大實力和競爭優勢的美國對華服務貿易出口將會獲得更大增長。根據USTR的統計,2004年美國服務貿易對華出口增長20%,而其總體增長僅為11%,中國已成為美國第10大服務貿易出口市場,2004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16億美元。
三、 正確處理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思考
對美出口的快速增長為提高我國經濟實力,解決國內就業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雙方不對稱的貿易依存關系也帶來了負面影響,使中國在處理與美摩擦時總是處于被動地位。為此,中國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以確保中美貿易向著良性的方向發展。
1.努力擴大國內需求。中美貿易現時的不平衡并非一個值得糾纏不休的問題,需要雙方共同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來緩解這種不平衡。對我國而言,應把經濟增長的立足點放在擴大內需上,減少對外貿易依存度,加快本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經濟運作體系。同時,增加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建立相互信任、互惠雙贏的合作機制,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減緩和消除中國對美國貿易的出超。
2.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注重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努力改善進出口不平衡狀況。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營銷為重點,引導企業增強綜合競爭力;支持自主性高技術產品、機電產品和高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積極開拓非傳統出口市場,推進市場多元化;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政策,適度擴大進口,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及零部件和國內短缺的能源、原材料進口。
3.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按照國際通行規則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以優勢產業為主導,如家電、輕紡和成衣、食品加工和輕工業產品、一些質量價格比有明顯優勢的機電產品,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設立企業和機構,把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原材料及零部件出口到國外市場,發揮我方比較優勢。
四 、結語
在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今天無論是對外資企業的限制還是對加工貿易的限制都會對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產生影響,甚至會喪失一些比較優勢。若要在根本上解決我國貿易不平衡難以調節等問題就必須大力發展一般貿易方式下的貿易,使之在貿易順差中所占比例不斷擴大。只有當國內企業的比較優勢層次得到提高時這一目標才能逐步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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