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3:16
序論：在您撰寫經濟危機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19世紀五、六十年代，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表現尚很不明顯，直到1929年席卷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爆發，建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基礎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最終暴露出致命的缺陷。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危機是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它的發生有其可能性與現實性。
在簡單商品經濟中，交換僅局限于物物偶然交換，不存在經濟危機的可能性。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成為商品交換的媒介，交換公式由原來的W--W分裂為賣(w—G)和買(G--W)兩個階段。二者的對立商品本身內在矛盾不斷運動、發展甚至激化，最終必然導致商品流通過程中社會供求出現空間與時間上的雙重斷層，預示著商品流通中可能出現供求失衡，為經濟過剩危機的爆發提供了可能性。
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使經濟危機由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的盲目性決定了微觀經濟主體行為選擇的自主性與分散化，導致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微觀運行的沖突與矛盾；生產的無限擴大與以廣大雇傭工人為主體的社會有效需求的相對萎縮，一旦生產普遍超過了工人的有效需求，經濟危機就有了爆發的可能。因此-經濟危機的本質是商品經濟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產物。
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存在上述三個矛盾，也存在投資過度和信用制度不健全等問題，因此，經濟危機在我國仍然有可能性與現實性。2008年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已超過60％，在當前經濟危機中，更要慎重把握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盡可能減少經濟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損傷程度。
2當前經濟危機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使各國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經濟領域的對話與合作更加頻繁，各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合作逐漸增強，貿易摩擦也逐漸升級。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已經跨越美國本土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以極快的速度對全球各個經濟體都產生著日趨嚴重的影響和破壞。
2006年春季美國“次貸危機”逐漸顯現，2007年8月開始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2008年全球性經濟危機全面爆發。一年多來，國際金融危機持續惡化，并進一步蔓延到實體經濟，世界經濟的衰退程度不斷超出世界銀行和IMF的預期。中國杜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李向陽認為。2008年發達國家經濟已經陷入衰退，全球經濟增長率大幅放慢；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2009年全球經濟仍是充滿變數和動蕩的一年，整體形勢甚至可能要比2008年更為嚴峻。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還沒見底的征兆。美歐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破產還在持續增加，而且銀行資產大幅度縮水。已注資200億美元的花旗銀行，目前市值縮水到1／10。另一方面，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還在迅速擴散。去年下半年以來通用汽車為代表的汽車業的虧損、破產和蕭條還在持續蔓延，隨著越來越大的市場風險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相互傳染，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迅速抬頭。一種“去全球化”的逆潮在世界各大主要經濟體間浮現出來。歐淵由于原有的經濟體制問題，近年來GDP的低增長，可能成為全球經濟衰退中最危險的一環。2009年歐洲央行預測，2009年歐元區國家的GDP增長率將為-1％；經合組織預測如果算上所有歐洲國家，實際GDP的負增長可能達2到3個百分點。日本內閣府2月1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GDP在去年第四季度下滑的幅度(12.7％)超過了美國和歐元區，其出口支柱產業電子、家電和汽車受到次貸危機的嚴重打擊。新興經濟體國家，金融危機造成外資撤退，股市縮水。本幣大幅度貶值(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韓國貨幣均大幅貶值，幅度分別為24.8％、20.1％、8.7％、38.7％和31.3％)；亞洲地區出現社會沖突和政治動蕩，即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所說的“西衰東亂”。當前世界市場萎縮，經濟發展的下行壓力趨大，對中國經濟特別是外部需求造成很大的沖擊，尤其是對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造成很大影響，GDP“保八”的目標比較艱巨，就業難度加大。
綜上所述，本次經濟危機嚴重影響了全球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行，各國紛紛出臺各項政策以減弱對本國經濟的沖擊，甚至不惜采用貿易保護主義；對以西方主流經濟學作為理論指導的西方資本主義體系運行來說，經濟大幅度波動和嚴重的經濟危機成為不可避免的噩夢?！顿Y本論》關于經濟危機的分析又在西方社會引發了對馬克思及其著作的狂熱追捧，那么從理論角度來看，本次經濟危機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3當前經濟危機的原因分析
經濟學闡述的經濟危機在當代表現出更深刻的現實性。對經濟的破壞是整個世界經濟史上空前的。三大矛盾依舊存在，各個經濟體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內部的問題也更加復雜，如果我們在實際經濟運行和理論研究中不考慮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情況，經濟危機也必將在我國發生。因此，有必要對當前經濟危機做一個詳細深刻的理論分析。3.1不同理論體系指導下產生的經濟實踐不同
以西方主流經濟學作為經濟運行理論指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下，把人與人的關系物化為人與物的關系，即企業家對勞動這種要素的管理關系，通過各種制度和措施加強勞動利用率，不斷追求利潤的增加和財富的增值，在近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對作為要素的勞動力沒有給予高度的重視，尤其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產品的分配方面，過度追求效率，忽視了公平，僅靠政府推行各種福利政策和提供一些社會保障制度來解決公平問題。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產生的后果就是社會兩極分化嚴重，供求嚴重脫節，物質產品的不斷增加即社會供給的增加與社會有效消費需求的不足并行；而美國對于由于收入低下而無力還貸者賦予較低的信用等級，導致這些人貸款困難，無力擴大生產-盈利困難，還款困難，形成一定程度的惡性循環。因此，與其說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是信用度低下的人們不還銀行貸款導致銀行破產，更深刻的原因應該是由于收入低下導致無力還貸，而政府又為了房地產市場、汽車市場等的繁榮發展，而將無抵押貸款貸給收人低的無力還款者，最終必將導致銀行破產，整個金融體系的主要鏈條斷裂，從而波及實體經濟，引起經濟危機爆發。
按照唯物史觀，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一種集體的交互行為，而不是某個孤立個人的行為。經濟活動包含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兩類不同性質的活動，前者是人們從對自然的交往中獲得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活動，即生產活動；后者是從與他人的交往中獲得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活動，稱為交易活動。
我國經濟實踐在改革開放后，GDP取得了年均9.7％的增長率，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57：1增大到3.28：1，東西地區收入差距2006年擴大到3.25倍。對于如何解決公平與效率問題，傳統看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通過二次分配解決初次分配沒有解決的問題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達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很可能會事倍功半，甚至事與愿違。如果在一次分配中達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而把二次分配作為補充手段，解決初次分配可能會遺留的一點問題，則有可能很好地解決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更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在目前出口嚴重萎縮、投資疲軟的情況下，要實現今年GDP增長“保八”的目標。必須依賴于擴大國內需求，而我國由于社會公平問題長期存在且日漸嚴重，政府從民生工程人手，把投資重點放在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建設上，這給我國實體經濟注入了一劑“強心劑”，拉動內需的刺激政策逐漸發揮出作用。
3.2虛擬經濟所占比重過大，經濟泡沫成分過多
虛擬經濟指經濟活動中，以虛擬資產為對象，通過對虛擬資產的經營，以謀取利潤和報酬為目的的經濟活動，包括對虛擬資產的買賣、中介、咨詢等。其中虛擬資產就是市場經濟中所有沒有價值卻有價格、其價格在本質上是某種收入的資本化的資產。虛擬經濟可以吸納大量的貨幣資金，從房地產炒作到股票市場，從大宗商品期貨市場到收藏品市場-從各種債券的買賣差價到外匯市場，總之，在可以反復交易的各類資產市場之間流動，并隨時從虛擬經濟中流出或流入。虛擬經濟是和實體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活動模式，在實體經濟的運行中起到資金配置、對貨幣資金沖擊實體經濟的緩沖器的作用。但虛擬經濟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使經濟體系的不穩定性增加，個人可以以炒作房地產、股票等虛擬資產增加貨幣財富，但一個社會不能僅僅依靠虛擬經濟的發展來支撐整個經濟體系。
而美國經濟的“去工業化”問題，即美國“實體經濟”的衰落則日漸嚴重。第一，戰后美國GDP占世界GDP的一半左右，而到2004年以后該比重已經低于30％了。第二，從戰后到現在，美國GDP的內部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如果用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批發零售和交通運輸業表示美國的實體經濟(依托于實實在在物質生產和服務的產業)，用金融、保險服務業和房地產服務業表示美國的虛擬經濟(依托于房地產、股票和債券等金融資產炒作的產業)，美國實體經濟創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從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且實體經濟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業，1950年占總GDP的27％，2007年則只占11.7％；而其虛擬經濟創造的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則從1950年的1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美國戰后的三大支柱產業，汽車、鋼鐵和建筑業往日的輝煌已不再，代之而起的支柱產業是金融服務業和房地產服務業。第三，上述美國官方提供的制造業統計數字仍然過高，對制造業依賴金融資產創造和炒作產生的GDP還要大打折扣。
美國的“虛擬性”在不斷加深。美國債券(其中就包括次貸)、股票、外匯、期貨、金融衍生品市場、大宗商品期貨市場、房地產市場成為美國人創造貨幣財富的機器。根據國際清算銀行保守估計，2006年底美國境內的股票、債券、外匯、大宗商品期貨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約為400萬億美元，為2006年美國GDP的36倍左右。而其他國家最多只有十幾倍，如日本是16倍左右、中國是10倍左右(2006年中國虛擬經濟發展報告)，充分說明美國經濟已經具有了一定的泡沫性。
虛擬經濟的不斷擴張使美國人趨之若鶩，放棄傳統制造業去經營金融業，放棄產品和技術設計去專供金融產品創新的復雜設計。美國特殊的經濟運行方式使得美國人在國內將幾乎所有能夠資本化的收人流都納入了其創造貨幣收入的洪流，一旦虛擬經濟泡沫破滅，社會各個階層資產大幅度縮水，必然影響到實體經濟的信心。
南開大學虛擬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劉駿民說，“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匹配良好時，虛擬經濟將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為廣泛的融資渠道，轉移市場運作的風險，從而有效保障實體經濟的發展。然而，當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時，就會產生泡沫經濟或者金融危機?！币虼?，我國既要積極利用虛擬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的保障作用，又要堅持適度發展的原則。防止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引發過多的泡沫經濟。
3.3西方經濟分析過于模式化，對實際經濟運行缺乏有價值的理論指導
近年來，大量經濟學者采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將各種經濟問題都試圖用經濟模型來做以解釋，經濟學研究逐漸數學化。雖然經濟學研究領域很多有爭議的問題經過嚴格的數學模型的論證得以解決，但對于實際經濟運行的理論指導作用卻越來越小。理論指導最應該發揮的作用是對實際的指導，理論必須要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能確認其正確與否，并且理論有客觀的時間、條件限制，不同條件下的經濟理論不能直接拿來指導實踐。對于經濟學家可能只是理論研究的失敗，對實際經濟運行則意味著一個社會錯失發展良機，人們遭受巨大經濟損失。采用西方主流經濟理論進行激進式改革的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慘痛教訓即是最好的佐證。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將近20年的時間基本完成了漸進式改革，但市場經濟改革的不完善性導致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我國應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綜合利用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學的有關理論，逐漸在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創立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既不能將西方經濟學理論模式化，也不能將經濟學教條化。
有關經濟危機論文范文一：經濟危機經濟學論文
一、經濟學危機的表現
我們知道，經濟危機的出現給各個國家的發展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即使是經濟異常發達的一部分西方國家也不能抵擋經濟危機帶來的危害。經濟危機的來勢異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家也沒有預測到經濟危機的發生時間以及它所帶來的損失。當經濟危機首次出現時留給部分發達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并且許多國家并沒有找到應對經濟危機的有效措施。隨著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密切，經濟危機漸漸的蔓延到了其他國家，并且嚴重地阻礙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進程。經濟危機的出現不僅僅影響了市場的發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國的失業率，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較大的壓力。
二、應對危機的經濟學的措施
(一)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
隨著我國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進步，我國相關政府漸漸的開始輕視實體經濟的發展，這也是經濟學出現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知道實體經濟是一個國家經濟的主要來源，實體經濟直接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綜合國力。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減少國家經濟的損失，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實體經濟發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并且還應該預測我國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情況，最后還應該借鑒國外部分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發展策略。另外，相關政府還應該頒布一些與實體經濟發展有關的政策，并且要將這些政策應用到實際中。
(二)國民經濟收入分配應該適當的向城鄉居民傾斜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貧富差距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比較明顯，在我國一部分地區，人們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也無法解決，這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我國，大部分的國民經濟收入都用在了工業的發展方面，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發展方面，盡管近幾年來，我國大部分城鄉的經濟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與工業方面的經濟收入相比，城鄉的經濟收入就顯得特別微薄了。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我們必須要合理分配國民經濟收入，將國民經濟收入適當的向城鄉居民傾斜，從而大大的減少我國的貧富差距，提高我國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進而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以及綜合國力，最終極大的降低經濟危機發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而我們知道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場經濟體制，確定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的經濟才可以發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們必須要始終相信市場，相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恢復我國的綜合國力，我國相關政府必須要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不斷改革和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加大市場的監督力度，不斷規范市場的秩序，從而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另外我們還應該充分利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優勢。
三、小結
經濟危機的出現給各個國家帶來了較大的損失，極大的降低了人們的生活水平，阻礙了經濟的發展進程。但是，經濟危機的出現也迫使各個國家審視自己國家經濟發展的現狀，并且認識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然后根據實際問題采取相對應的解決對策，從而促進經濟更好的發展。眾所周知的是，經濟危機是國家走向富強的必經之路，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對待經濟危機，并且根據自己國家發展的實際情況采取相對應得解決對策，那么我們不僅可以消除經濟危機，而且還可以促進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進步。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正確的認識經濟危機，并且采取相對應的解決對策，那么我們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危機而且會使得國家的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
有關經濟危機論文范文二：經濟危機背景下公共產品供給問題
一、關于世界經濟危機下對我國經濟問題的幾種看法
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次貸危機迅速變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全球范圍內眾多的基金公司、投資銀行、商業銀行紛紛倒閉，全球經濟進入嚴冬。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中央出臺了4萬億救市的計劃，制定了十大產業振興計劃，采取多種措施鼓勵消費、刺激內需。各地方也積極配合政府的號召，各種刺激內需的方法紛紛出臺。然而中國經濟問題是否只是單一的內需不足問題，這種內需不足是否只通過簡單的刺激就可以解決?關于如何看待經濟危機背景下我國經濟發生的問題，目前有幾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是，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是由世界或美國的經濟危機引起的，持這種觀點的人數是最多的。第二種看法是，在美國經濟危機發生前，中國經濟就已經存在問題了。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就持這種看法。在他看來，由于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舊發展方式中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因此，即使沒有這場經濟危機，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會出現問題。第三種看法是，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與世界經濟危機沒有什么太直接的關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難的原因與其說是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如說是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社會學界的孫立平教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第四種看法，即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外因即經濟危機導致的世界經濟整體下滑，外部需求減少，出口困難;內因則是我國處于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過程，而這個轉型卻遲遲轉不過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縮的情況下，國內市場消化不了如此多的產能，整個中國經濟進入嚴冬時期[1]17。我個人基本同意孫立平教授關于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論述，但認為，這種內因更是城鄉二元結構這一結構性硬傷造成的畸形的國內需求市場。從這樣一個角度看目前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可以得出：盡管我們目前的問題是由美國的經濟危機引起的，但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其實更類似于傳統經濟危機中的問題。故中國目前發展遭遇的困境，與其說是經濟問題，不如說是社會結構問題，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體制造成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位以致農村市場需求發育不足的問題。
二、以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構筑走出經濟危機的堅實基礎
一直以來我國的主要目標就是建構一個現代國家所必需的現代工業體系。為實現這一國家目標，大量從農村汲取資源，通過農業稅、剪刀差等形式將大量的農業積累轉為工業積累，并采取城鄉分治的管理體制，即以戶籍制度為核心在城市和農村分別采取不同的政策和體制，實施城鄉不同、工農有別的國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從而形成了迄今為止還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這種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義務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產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經普及的醫療保障，農民居民卻只是最近兩年才享受到農村合作醫療的照顧，并且還沒有普及。另外，農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項重大支出就是教育，義務教育經費的不足，使農村居民自己承擔大部分的教育費用。這種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失衡，使農村居民、尤其是農村貧困群體難以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由此嚴重限制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提高。這種由于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內需不足，需要通過社會改造、社會改革、社會進步才能有所改變，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我們國家的今天就是要通過完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來完善社會結構、構筑走出經濟危機的堅實基礎。
第一，利用經濟危機的機會加大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是與農業生產過程直接相關的各類生產性消費，農業生產嚴重依賴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是農業和農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是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還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產品的邊際投資產出，農民可將節省的資金投入到其他生產經營活動中以增加收入，從而提高農民的消費能力，擴大市場的有效需求，進而刺激和拉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據測算，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對農業總產值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產出彈性系數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農業總產值將增加0.64元。并且，這個貢獻具有長期邊際收入效應[2]59。但是，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投入卻嚴重不足，就拿對農業生產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設施來說，改革開放30年來幾乎沒有進展。據水利部統計，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相繼建設各類水庫827座。而數據顯示，從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間，我國共建成大、中、小(10萬立方米以上)型水庫8.6萬座。截至目前，全國已累計建成大中小型水庫87085座。827對比87085，30年來我國農田水利一直處于吃老本的狀態[3]256。且這些水利設施多數年久失修，幾乎不能使用，每年數千萬畝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這一情況?，F在農村居民大多數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購買水泵、水管、電纜等設備，這一套下來要花掉兩千元左右，使種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區出現拋荒現象。這不僅嚴重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影響了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加大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短期就可見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決大量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問題，避免失業危機，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費能力。金融危機發生之初，農業部調查給出的失業民工人數為2000萬。如此大數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為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而使他們被迫離開的鄉村，如果再沒有工作，就更惡化了他們的生活。如果利用這支龐大堅實的勞動力隊伍大力進行農村生產性基礎設施的建設，不但可以為農村以后的發展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還可以解決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另外，他們通過建設工作獲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費能力。有了工作，人們就可以對未來有一個穩定的預期，這客觀上也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平穩恢復。
第二，利用經濟危機的機會加大農村社會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農村社會性公共產品供給主要包括義務教育、文化、衛生、醫療、體育等社會事業、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以及計劃生育、行政法律等。與生產性公共產品相比，農村居民享受到的社會性公共產品供給更是少之又少?？蓱z的九年義務教育到了農村地區也大打折扣，不僅教育條件差，而且農民自己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教育費用。其它的文化、衛生、體育、社會福利更是沒有。其次，在其它國家都是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我國卻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億農民只能自己攢錢自己保障。幾十年來農村居民一直懷著有啥別有病，沒啥別沒錢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處境里，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別有病，否則一人有病、全家致貧。另外，大多數農民沒有可以依靠的社會養老體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勞作和子女的供養。農村居民懼怕變老，懼怕生病。上學、醫療、養老成了農村居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使他們不敢花錢，也沒有錢可花。這不僅使農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更嚴重制約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在出口嚴重受阻，內需尤其是廣大農村市場的需求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支撐的情況下，建立惠及廣大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成為下一步經濟發展的關鍵。通常我們都會以為，社會保障要花錢，必須等到經濟繁榮、政府財政收入比較多的時候才有能力進行社會保障，這也是我們在社會保障領域經常聽到的聲音。然而，在30年代大蕭條中，美國的經濟狀況也很糟糕，政府財政收入狀況也不好，然而卻堅定的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結果社會矛盾不但沒有激化，反倒為走出大蕭條和美國之后的迅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什么會這樣?其直接原因是窮人借此度過了經濟危機，人們建立起了對未來的穩定預期，人們可以花錢了，這就解決了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問題，而這恰恰是傳統經濟危機的重要問題。這同樣也是目前我國經濟危機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知道，經濟危機的出現給各個國家的發展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即使是經濟異常發達的一部分西方國家也不能抵擋經濟危機帶來的危害。經濟危機的來勢異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家也沒有預測到經濟危機的發生時間以及它所帶來的損失。當經濟危機首次出現時留給部分發達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并且許多國家并沒有找到應對經濟危機的有效措施。隨著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密切，經濟危機漸漸的蔓延到了其他國家，并且嚴重地阻礙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進程。經濟危機的出現不僅僅影響了市場的發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國的失業率，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較大的壓力。
二、應對危機的經濟學的措施
(一)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
隨著我國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進步，我國相關政府漸漸的開始輕視實體經濟的發展，這也是經濟學出現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知道實體經濟是一個國家經濟的主要來源，實體經濟直接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綜合國力。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減少國家經濟的損失，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實體經濟發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并且還應該預測我國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情況，最后還應該借鑒國外部分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發展策略。另外，相關政府還應該頒布一些與實體經濟發展有關的政策，并且要將這些政策應用到實際中。
(二)國民經濟收入分配應該適當的向城鄉居民傾斜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貧富差距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比較明顯，在我國一部分地區，人們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也無法解決，這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我國，大部分的國民經濟收入都用在了工業的發展方面，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發展方面，盡管近幾年來，我國大部分城鄉的經濟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與工業方面的經濟收入相比，城鄉的經濟收入就顯得特別微薄了。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我們必須要合理分配國民經濟收入，將國民經濟收入適當的向城鄉居民傾斜，從而大大的減少我國的貧富差距，提高我國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進而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以及綜合國力，最終極大的降低經濟危機發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而我們知道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場經濟體制，確定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的經濟才可以發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們必須要始終相信市場，相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恢復我國的綜合國力，我國相關政府必須要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不斷改革和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加大市場的監督力度，不斷規范市場的秩序，從而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另外我們還應該充分利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優勢。
三、小結
關鍵詞：經濟危機
論文正文：
我國經濟危機對策
一、經濟環境影響
如今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很大，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無疑對我國造成巨大的沖擊。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迅速惡化，這使我國內部在投資、消費、出口這三方面本身固有的問題更加突出了。為此，很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世界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的這些問題，進而及時尋找出緩解經濟危機的辦法，使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降到最小。
二、世界經濟危機下的中國
經濟問題投資、消費、出口，這三者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問題最終會體現在這三方面上。所以，這里就從這三個角度出發對世界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問題進行分析。
1.投資問題。
拿投資來說，我國的投資比例是不平衡的。由于受世紀經濟危機的影響，一直作為我們的產業重點的制造業的發展停滯不前，出口受阻，其結果必是帶來巨大的損失。目前的投資需求以政府公共投資及其派生的引致性投資為主，市場性投資需求仍然沒有恢復，民間投資意愿不強，在政府投資計劃完成后，投資增長的持續性和經濟回升的穩定性還存在一些不穩固的因素?？梢哉f，這些使我國的投資環境迅速惡化了。
2.消費問題。
消費的問題不僅僅是收入高低的問題，它還涉及到醫療、教育、住房、商品物價水平等一系列的問題，對內消費的不足會使我們在經濟危機中處于更加被動的狀態。目前在我們的制造業大國里，顯然消費水平是不足的，這樣造成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更為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讓我們的老顧客們大大減少了對我們商品的進口，加之我們自身的消費又不足，這時產能過剩的問題就出來了，商品積壓，生產萎縮，以至一些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產能過剩帶來的后果勢必是資源消耗、貸款劇增，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繼續下滑?？梢哉f，在發生世界經濟危機的今天，我們是否有足夠大的內需對于我們能否抵抗住經濟危機的波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為此，在這方面必須加強重視程度。
3.出口問題。
出口問題，它一定程度上牽涉了我國制造業。我們的制造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制造業，沒有掌握專利和技術，在人民幣升值與生產成本提高的壓力下我們并沒有權利提高銷售價格?，F在全球經濟危機一來，我國制造業的出口量必定是銳減，我國制造業受到巨大打擊。作為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產業制造業出現了問題，我國經濟是無法實現平穩發展的，我國的經濟結構也一定會出現問題。綜合上述，由于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極大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諸多問題，同時這些問題又相互影響，導致我國經濟無法實現平穩發展。所以，下面就對世界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的應對策略進行探索和思考，積極的嘗試解決，以此來幫助我國逐步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穩定國內發展。
三、世界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的應對策略
1.大力改善投資環境，以恢復我國經濟元氣。
惡化的投資環境使大家都把錢緊緊握在手里，不敢拿出來投資了。這樣顯然是不利于我國經濟恢復元氣的。因此，在歐美發達國家市場需求萎縮的情況下，我們應積極開辟其他的國際潛力市場，不斷改善投資環境。比如，廣東就已經提出在粵澳港的區域基礎上加強與東盟的經濟合作，為我們的制造業創造更多的出口渠道。此外，政府直接出手扶持制造業，鼓勵制造業都是改善投資環境的積極措施。
2.實現有力、公平的金融監管，使我國經濟走向正常發展軌道。
這次美國的次貸危機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家放松了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導致大量的住房抵押債券在全世界泛濫。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本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一旦離開嚴格的監管，各種違規現象就會發生，違規的操作一定會打破市場的平衡。所以，強化金融監管十分重要。我們要杜絕一切非法資金流動污染市場，合理引導資源流向有需要的企業，這樣我國經濟才能正常發展。此外，也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金融信用體系，促進市場的公平、公正，有序競爭，并實現經濟、人口、環境間的和諧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源動力和可持續力。
3.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提高國民消費水平。
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對提高國民的消費水平是極為關鍵的。我們應建立一個包括政府福利、社會保險和社會慈善的全方位、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并不斷加大這些方面的投入，減少消費者對未來的不確定。這對于提高我們百姓的消費水平，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是具有深遠的意義的。消費水平提高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就能大大緩解，出口阻礙對我們制造業的打擊也減輕了，我們整個社會的資金流動就會更加暢通、更加合理。另外，為了緩解經濟危機，幫助我國逐步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還要提升產業結構。尤其是面對現在的狀況，提升產業結構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這項策略主要針對我國的制造業。要加大技術改造投資，積極采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保護好我們的專利，掌握定價權，以使我們在國際貿易中處于更加主動有利的位置。
(一)煤炭價格大幅調整
受需求增長、供應結構調節以及成本推動影響,2004年-2007年煤炭價格穩步上漲,2008年上半年,煤炭價格上漲加速,澳大利亞紐卡斯爾港煤炭價格7月初達到歷史最高的190美元/噸。但是,在國際經濟危機的沖擊下,隨著國際油價的進一步回落,煤炭價格一路下跌,尤其是2008年11月,紐卡斯爾港煤價從月初的104.02美元/噸一路回落至12月初的76.09美元/噸,月度跌幅達到26.85%。煤價下跌的原因主要是:
1.經濟衰退引發下游產業需求減少,是煤炭價格下跌的核心原因。經濟危機爆發以來,鋼鐵、電力等煤炭下游產業發展形勢嚴峻,2008年鋼鐵行業業績大幅下降,電力行業全行業虧損。鋼鐵產量的走低,火電發電量的下降,高能耗產品價格降低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已經造成國內煤炭市場需求趨緩。同時,水電發電量增加,以及可再生能源如風能、核能的快速發展也對煤炭需求產生不利影響。另外,電力行業海外購煤對煤炭需求的分流作用同樣不容忽視。
2.匯率變化是導致煤炭價格變化的重要原因。國際市場煤炭價格以美元計價,在2008年煤炭價格暴跌的同時,作為煤炭主要出口國澳大利亞對美元的匯率也在大幅貶值,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煤炭價格。
3.經濟危機導致波羅的海綜合運價指數(BDI)由高點11689點(2008年6月5日),大幅下跌至最低671點(2008年12月8日),目前雖有上漲,但仍然低位運行,意味著海運費用的低位運行,這同樣對煤炭價格產生拉低作用。
國際煤炭價格的下跌,引發我國煤炭價格下跌,大幅壓縮了煤炭企業的利潤空間,煤炭企業業績在過去幾年高速增長后,不得不放慢腳步。
(二)企業籌資面臨困難
經濟危機引發的煤炭價格下降、需求減少,導致煤炭企業現金流的減少,而職工工資、材料采購、設備更新以及安全費用、三項基金的上繳等現金剛性支出,使煤炭企業不得不面臨現金短缺的財務狀況。在經濟危機下,銀行貸款和發放企業債券籌資變得更加困難,資本市場暴跌也使股權籌資難以實現,煤炭企業籌資前景堪憂。
(三)企業對外投資受到限制
在過去的幾年中,煤炭價格的不斷上漲使煤炭企業的利潤大幅增加,積累了雄厚的資金實力,同時煤炭主業的巨大利潤空間,也使煤炭企業在主業上不斷擴張。部分較有實力的煤炭企業在穩步提高職工收入的基礎上,逐步走上購買資源,兼并擴張之路,我國逐漸出現了一批大型煤炭企業集團,這對于做強做大煤炭企業好處頗多,也是國家政策引導方向。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一方面煤炭需求銳減,產能擴大后導致庫存大幅增加,又導致煤炭價格下跌,陷入惡性循環;另一方面,資金緊張,籌資困難使得煤炭企業的擴張之路舉步維艱。
二、煤炭企業經濟危機應對措施
(一)調整企業發展戰略,有效面對市場挑戰
企業發展戰略是指圍繞企業未來的生存和發展確立的遠景目標以及為實現既定目標而選擇的發展方向、發展模式、競爭策略等。煤炭企業發展戰略對持續發展和做強做大具有重要意義。面對經濟危機產生的巨大經營困難,煤炭企業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發展戰略,并根據自身特點調整發展戰略。首先,在煤炭市場價格滑落、需求減弱的市場環境下,重新確立自己的市場定位,優化煤炭產品結構,在保證安全生產的前提下,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保證并適度擴大市場占用份額,對于市場暫時不需要的煤炭產品減少生產,最大限度創造企業價值。其次,調整產業結構,在堅持做強做大主業的同時,發展多元化產業鏈,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發展煤-焦-化,煤-電等多元化產業鏈條,對于在市場中缺乏競爭力的輔業,要果斷處理,使煤炭企業將有限的資金、人才資源有效地使用到對企業發展最有利的產業中去。
(二)利用有利政策,做好資源整合
近幾年,國務院正在大力整合煤炭資源。按照全國建設13個大型煤炭基地的產業規劃,必須加快形成5000萬噸級或億噸級以上規模的大型煤炭集團。山西省政府通過《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將全力推進山西煤炭產業整合和兼并重組的力度,加快煤炭循環經濟項目建設。計劃于2011年在現有2600座煤礦基礎上壓減60%煤礦數量至1000座,同時投資約300億元將一批中小煤礦改造提升為年產120萬噸以上的大型礦井。在這樣的有利政策支持下,煤炭企業應當積極運作,尋找契機,通過資產重組、收購兼并等方式收購資源,擴大產能。一方面,在國家產業政策的支持下做好接續能源的儲備;另一方面,通過產能擴大,釋放產能,降低煤炭成本,同時擴大市場占用率。資源整合方式可以采取多元化方式,如:兼并地方煤礦,設立新公司,兼并資金通過新公司運作分紅方式解決;或者通過向銀行借貸、資本市場籌資等方式籌集收購資金,收購地方煤礦。
(三)做好預算管理,降耗節支創效益
預算是一種系統的方法,用來分配企業的財務、實物及人力等資源,以實現企業既定的戰略目標。企業可以通過預算來監控戰略目標的實施進度,有助于控制開支,并預測企業的現金流量與利潤。煤炭企業搞好預算管理,加強經濟活動分析,對企業的生產經營資料全面管控,加強材料、電力以及其他生產資料的管理,對非生產性支出嚴格控制,通過“無紙化辦公”、壓縮可控費用等措施節約開支。做好修舊利廢和生產復用工作,杜絕積壓浪費現象,通過內部挖潛,降耗節支來降低煤炭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
(四)加強資金管理,確保企業良性運營
資金是企業的血液,一旦資金流轉出現問題,企業將面臨巨大生存危機。受經濟危機影響,煤炭企業銷售收入大幅減少,資金籌措渠道也并不像企業效益好時通暢,加強資金管理顯得尤為重要。首先,要通過擴大適銷對路的煤炭產品銷售及積極的貨款回收政策,從主源頭上增加資金供給;其次,要通過合理的籌資策略,如銀行貸款、資本市場籌資、發行企業債券,以及使用企業信用延遲貨款支付等,多渠道融資,有效降低資金使用成本;第三,切實加強現金流管理。通過設立財務公司、內部銀行等部門,實行資金集中管理。加強資金管理的信息系統建設,運用信息化手段實現對所屬各級子、分公司資金的實時監控和管理。要實行穩健的資金管理戰略,保持必要的現金流量,嚴格控制大額資金的流向,確保企業正常運行。
(五)實施科學管理,提高企業運作效率
管理是企業永恒的主題,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建立適合企業特點和富有效率的管理方式有助于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我國的煤炭企業集團,大部分脫胎于原來的國有大型煤礦。隨著企業辦社會產業的分離,以及機構體制改革的發展,這些煤炭企業集團逐漸向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邁進。但是,這些煤炭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仍存在粗放經營的現象,最近幾年的做強做大主要是受益于國家產業調整政策以及煤炭價格的大幅上漲。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機構臃腫僵化,市場反應遲緩,成為煤炭企業發展的瓶頸。這些企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管理層次多、管理鏈條長的問題,這種狀況不及時改變,勢必會降低企業的管理效率,影響企業的競爭力。為了提高企業運作效率,要形成一套科學的管理模式,健全有利于自主創新的用人機制,加快建立以保護知識產權為核心的激勵制度;構建權責清晰、運轉有效的企業創新管理體系,明確企業內部各層次之間的創新職責和分工,整合各類創新資源,不斷提高管理效率,確保企業良性運營。
國務院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十項措施中,有六項措施與固定資產投資密切相關,國家4萬億投資中有95%投資與固定資產投資有關。從產業鏈角度來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啟動內需的措施,將扭轉目前電力、鋼鐵、建材和化工行業增速快速下滑的趨勢,使煤炭產業鏈下游行業保持平穩的增長,使煤炭行業也保持平穩增長,從而維持較高的景氣度。目前,全球經濟刺激計劃和我國國家產業振興計劃效用初顯,煤炭價格已經止跌企穩,煤炭庫存開始下降,盡管煤炭企業的發展仍將面臨一定得困難,如資源稅從價計征將加大煤炭企業負擔,但我們堅信,煤炭企業快速發展的春天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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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法作為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其價值理念將對經濟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判例商法和成文商法國家的制度特性差異，決定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發展格局，積極創新與相對保守的理念給不同的國家帶來了不同的經濟命運。通過對美國次貸經濟危機的研究，認為商法的價值理念將直接影響經濟發展觀念，對安全和效率兩大價值的抉擇便是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觀念的選擇。反思中國商法的價值誤區，認為中國商法應當在安全和效益兩大價值中作出科學抉擇。防止在過分追求安全價值中喪失創新利益和金融。
關鍵詞：經濟危機；效益；安全；金融監管；制度價值
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人們較多地從經濟、金融和公共道德層面對經濟危機中的現象進行評述，很少從法律制度，尤其商法制度的角度探尋引發經濟危機的制度根源。其實，在現代法制相當完備的狀態下，如果沒有制度安排上的機會和漏洞，社會經濟行為的異常是很難持續和久遠存在的。眼下由美國引發，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有著商法制度安排的歷史偶然和必然。本文力圖通過對不同商法法系司法原則、方法、價值觀念等差異的分析，研究現代商法制度對社會經濟的安全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的重要影響。
一、商法：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
中世紀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興起，促進了商事貿易繁榮、商品經濟的發達和社會關系的變化。商業的復興使西部歐洲改變了傳統的建立在人和土地關系基礎之上的社會組織，動搖了歐洲社會的靜止狀態，商業與工業不再處于從屬于農業的地位。在多元化力量的競爭中，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商人隊伍不斷壯大。他們利用在工商業城市中所占據的地位，爭取城市自治權，導致了以商人革命為實質內容的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商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制定了相對便捷和公平的商事習慣，創造了商事法院，并進一步促使商事習慣由商人的自治自律上升為由政權強制保障實施的法律，商事習慣轉變為商法規范?，F代商法制度由此得以建立。
隨著商事活動的不斷創新和發展，商事法律規范的成文化得到了有力推動。地中海沿岸各國和歐洲一些內陸國家都先后制定了成文商法，涉及商號、商標、公司、銀行、倉儲、寄托、營利保險等諸多領域。這些商事法律規范實現了社會經濟生活從無序走向有序、從偶然調整到一般調整的轉變，并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法國商法法系、德國商法法系和英美商法法系。商法的成文化和體系化充分顯示了商法的發達，為“平等”、“權利”、“自由”等價值觀念在“塵世”的落實奠定和提供了經濟上的制度基礎和法律依據，保障了現代經濟活動的可行性、有序性、安全性和規范性，并直接或間接地對社會經濟體制的運轉、民族和國家的統一產生了具有深遠意義的作用。
作為調整經濟活動的主要法律制度，商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經濟活動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市場總的交易成本，并維護市場的公正。從全球經濟發展歷史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有其經濟發展周期的。經濟學家一般將經濟周期劃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四個階段。在不同的經濟階段，商法發揮的作用不盡相同。經濟周期的演變，在商法中便表現為商法價值理念的演變，以及商法規范性質的調整。
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法規范對“效益”這一價值理念的追求。20世紀20年代以前，美國政府為了創建和維持一個高效率的金融體系，竭力推崇商法的“效益”和“效率”理念，鼓勵自由競爭，“存貸業務與證券業務相互滲透，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都同時從事證券投資業務與商業銀行業務”。由于該階段，在商事立法和司法的整個理念中，人們忽視對商行為中“安全”的關注，導致了經濟泡沫愈演愈烈。當隱藏在繁榮經濟背后的不安全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經濟便開始出現衰退。經濟危機的出現，充分暴露出當時商事法律制度的不足和問題，于是商法的價值理念便開始有所調整，“安全”這一價值的地位驟然上升，一批新的商事制度或商法規則得以誕生。1929～1933年經濟危機后，美國頒布了《1933年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1933年聯邦存款保險法》等一大批商事法律，加強了對商行為絕對自由的適度干預，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危機的壓力。當然，對“安全”的追求只能阻止不安全因素的繼續涌現，卻不可能挽救急劇下滑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經濟蕭條。于是，在追求“安全”價值的同時，商法仍然不可能放棄對“效益”的追求，只是開始力求在“安全”和“效益”之間尋求兩者的完美集合。在反復的博弈之中，商法的“效益”與“安全”理念得到了有效配合，社會經濟開始出現復蘇跡象，并再次達到了繁榮狀態。不幸的是，面對經濟繁榮時期巨大的利益誘惑，政府和商事主體再次被經濟泡沫沖昏了頭腦，在追求“效益”的時候又忽視“安全”的維護，于是社會經濟再次出現波動，并不斷循環。由此可見，商法在經濟周期的演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經濟周期的演變也推動了商事法律制度的調整和變革，一大批新的商事法律制度得以創立和完善。
二、成文法與判例法下的商法制度差異與經濟發展的得與失
近一百年來，全球經擠現象表明，英美國家經濟發展快，商行為創新多。原因在于英美國家的商事法律制度存在大量的判例法，有利于商事活動的創新，在這些國家往往由商主體先創造商行為，然后通過判例界定其合法性和公正性，并尋求制度的規范。盡管美國也存在諸多商事領域的獨立法案，如《美國統一商法典》，然而它僅僅“在某種意義上是法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陸法系法典……，它是向各州的立法機關推薦的一個建議性法律文件?！币虼耍绹纳淌路杀举|上仍未脫離判例法的特點，在美國的商事法律實踐中，只有判例法規范才被視為正規的法。
20世紀以來，美國在經濟創新方面引領全球，無論在公共基礎建設，如20世紀初的鐵路全國化、化工、電子、能源、計算機等產業的創新方面，還是在金融、證券市場的創新方面都創造了經濟奇跡，這與商法制度中商行為規則的開放性不無關系。以金融、證券領域為例，在判例法開放式的法律環境下，資產證券化得以在美國萌發并獲得蓬勃發展。一開始。為了解決長期貸款和短期存款，即資產和負債期限結構不對稱這一矛盾，美國創造了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此后，這種金融創新產品一發不可收拾，證券化的資產范圍不斷擴大，從一般性的信貸資產到信用卡信貸，再從信貸資產到非信貸資產，包括應收賬款、收費權等也都成為證券化的對象，近年來，連知識產權也被納入證券化的資產范圍之中?！白C券化的資產之所以能夠不斷擴大，不僅因為許多資產具有可預見的現金流，還因為用這種方式融資，能夠滿足投融資各方對于信用安全、投資收益、融資成本等方面的要求”。除此以外，美國的證券類金融產品創新不斷，權證、可轉換公司債券、金融互換交易、結構化的金融衍生產品等層出不窮。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解決美國投資者買賣國外優良證券時地域上不方便的問題，J.P.摩根創設了美國存托憑證(ADR)，這樣持有外國某股票的投資者就可以把外國股票交給摩根指定的在美國和該外國都有分支機構的一家銀行，再由這家銀行發給各投資者美國存托憑證，這種存托憑證可以在美國證券市場流通，原來持有外國股票的投資者就不必再跑到國外去拋售股票，而需要投資該外國股票的投資者也不必再跑到國外去購買該股票，而可以直接在美國證券交易所購買該股票的存托憑證。美國《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對存托憑證予以認可和規范，并將之劃分為無擔保存托憑證、一級有擔保存托憑證、二級有擔保存托憑證、三級有擔保存托憑證和144A私募存托憑證，足見美國法律對金融創新的支持。
但是，在此種創新不斷的環境中，經濟波動幅度也相對較大。英美等國家每隔幾十年就要經歷一次影響廣泛的慘重經濟危機。1929～1933年的大蕭條已經成為近百年中損失最為慘重的經濟危機之一；20年后的50年代，美國出現了商品滯銷、投資過剩、出口競爭力下降；1973～1975年出現美元貶值、GDP下降、固定投資縮減、企業和銀行倒閉、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經濟又一次面臨慘重的危機；直至2007年開始，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更是被稱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每一次經濟危機都給美國乃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損失。
相比較而言，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發展要相對平穩，商行為創新相對較少。金融領域的諸多創新產品大多都不是從大陸法系國家產生。其原因在于大陸法系的商事法律采成文法形式，商主體是否可以從事某種商行為以及如何從事該種商行為，一般都需要在商法上先行加以規范，在商法沒有明確規范之前，商行為的操作方式及其法律效力都處于不明確的狀態，法律風險較大。以中國這個成文商法國家為例，對于商事領域的新鮮事物便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近年來諸如管理層收購、資產證券化、董事責任保險、證券私募發行、金融控股公司、私募股權投資等國外出現的、新鮮而先進的商事實踐括動，盡管引起了商法實務界和學術界的熱情關注，但是對于這些全新的領域，我國商事立法始終保持著十分謹慎的態度。以資產證券化為例，從1992年有學者首次在國內介紹美國的資產證券化業務，到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組織的一次房地產金融制度研討會上實踐工作部門開始了解資產證券化概念，再到2004年根據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強烈要求，并經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的聯合請示，國務院同意這兩家銀行進行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直至2008年5月底，共有八家金融機構發行了343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我國的資產證券化研究歷經十余載，實踐中基本還是局限于信貸資產的證券化，對于其他資產的證券化問題還沒有較為廣泛的實踐。究其原因，在于我國尚未有法律法規較為全面詳細地規范資產證券化問題。目前，我國規范資產證券化的規范性文件主要局限于《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2005]第7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6]5號)、《資產支持證券信息披露規則》(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05]第14號)、中國人民銀行[2005]第15號、[2007]第16號、[2007]第21號公告、《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工作的通知》(銀監辦發[2008]第23號)，尚不存在有關資產證券化的法律法規。
在成文商法國家相對封閉的法律環境中，商行為的實施受到很強的約束，商主體習慣于采取保守穩妥的交易行為，缺乏創新的動力和激情。于是，在大陸法系國家不太可能爆發因大膽嘗試新鮮事務而產生的經濟風險，經濟發展相對比較平穩。盡管在美國暴發經濟危機的同階段，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同樣會出現危機和波動，但相對美國而言，無論從波動幅度、波及范圍和領域，還是損失大小來看，大陸法系國家的危機程度都要小一些。
三、商法制度的價值理念與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
(一)現代商法的價值理念：效益與安全
傳統法律尤其是民法所遵循的價值理念是公平公正、機會均等和契約自由。梁慧星先生在《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一文中指出“近代民法的理念是形式正義，追求法的安定性。現代民法的理念是實質正義，追求法的妥當性?！彪S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基于商事活動的營利和營業特性，法律對商事活動的調整逐漸區別于傳統民事活動。商事活動作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其目標在于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以追求最大經濟效益，而資金及商品的流轉頻率與其所獲得的效益成正比，商主體在利益的驅動下力求頻繁的交易活動和加速運轉資金，整個社會經濟也希望在高速運轉的經濟關系中不斷快速發展和繁榮。于是時間成為資產，速度成為效益。但是，在利益驅動下便會產生過度的利己行為，伴隨著商事活動的高速性和頻繁性，諸多不安全的因素便會滲透到商業活動中來，追逐的利潤越高，危險越大。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商事主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彼此間的依賴日趨增強，社會化的生產迫切需要一個安全的交易環境。因此，“效益”和“安全”這兩個理念便成為了商法應當具有的價值。在“效益”這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商事自由和商事便捷的原則，并運用大量的任意性規范來激發商事主體的創造力，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創新性要求，為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而在“安全”這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法定強制和公示外觀的原則，并運用適當的強制性規范，以標準型的技術規范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維護商事交易和社會經濟的安全。
追求效益的商法已經突破了傳統民法的價值理念，從而使得商事法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顯得更為密切。很大程度上，商法的價值理念便是體現了經濟發展的觀念。商法對價值理念的選擇，決定了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這是商法作為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的基本體現。
(二)美國商法的價值理念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1從美國證券法看美國商法的價值理念
從美國《1933年證券法》的立法簡史中，我們知道美國在制定《1933年證券法》的過程中發生了一場爭論。這場爭論的焦點就是：在聯邦的證券立法中是應該進一步加強政府干預，還是應該堅持私法自治、堅持市場經濟的貿易自由和競爭?從當時的背景來講，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使人們對當時各州的藍天法不再信任而要求進行聯邦立法，認為聯邦立法應作進一步強有力的干預，來防止欺詐行為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但信奉凱恩斯經濟政策的羅斯福總統卻恰恰相反地反對對證券市場的過分干預。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當時由托馬斯先生起草的、以加強政府的干預和管制為特色的第一部草案就沒有獲得通過。而改由山姆·雷本起草了美國現行的這部證券法。該部證券法沒有規定一種證券必須在質量上達到何種規格才能上市，而只是要求發行者對證券的質量進行充分合理的披露。美國整個證券規范體系都建構于其聯邦證券法所確立的發行交易注冊制?！跋硎茏曰砻猓饕谔岣哔Y本市場效率的考慮，在應用中也確實取得了這樣的效果”，“美國聯邦證券法采用注冊制，放棄實質監管，即拒絕大包大攬式的全方位保護，傾向于盡可能將市場買賣雙方置于同一條船上，通過信息披露要求來幫助投資者對融資項目進行評估，以及防止欺詐迷惑的行為”。政府主管部門有權取消證券的登記，但是所依據的理由必須是披露不夠或者有誤導的傾向，而不能是因為證券的質量有問題。也就是說，買賣還是自由的，不管某種東西的質量多么糟糕，它的主人都有權把它拿到市場上去出售，政府無權干涉。但是由于證券這種商品的特殊性，政府要求你把它的質量充分地公開，以防止欺騙，使市場健康運行。這種思想是堅持以市場為主，政府只在不得已之處進行干預，起一種輔的作用，作為對自由經濟的補充。據此可以看出，《1933年證券法》充分體現了尊重私法自治的精神，堅持了市場經濟的貿易自由，只是從法律上嚴格規定了證券發行的可靠性和真實性，以便投資者在證券市場上能夠作出理性的選擇，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所以該法又被稱之為“證券真實法”。1999年美國再次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允許金融業混業經營，進一步放寬金融監管。
正如有學者所歸納的那樣，美國證券法“以寬泛的證券定義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從有利于投資者保護的角度，將不斷推陳出新的金融創新產品納入監管范圍；以非實質性審查的注冊登記制度為證券發行提供沒有法律障礙的市場準入，為金融創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環境；以完全信息披露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借助規范的證券信用評級，引導投資者自由決策并培養其成熟的投資理念，不斷地為金融創薪產品提供良好的投資群體來源；以眾多的但明顯偏重于機構投資者的立法豁免，培養機構投資者投資群體，形成穩定的資本市場；以松弛得當、權利義務配置相均衡的公募發行和私募發行法律框架，促進兩個市場的取長補短，共同繁榮，為金融創新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以主營機構SEC充分的執法權限和遵循先例的法院務實的司法操作，進行法律的及時立、改、廢以及以市場為價值取向的法律解釋，有效保證法律的時代性和靈活性?！泵绹C券法這種注重市場主體自律、鼓勵商事主體創新的立法理念，正是美國商法的一個縮影。追求“效益”價值，這是美國實用主義商法的目標，體現了自由經濟的優點。在商法的這一理念指引下，美國經濟充滿了活力，各種創新型產品不斷涌現，使美國在很多領域占據世界巔峰。對于這一成就的取得，美國商法功不可沒。
2經濟危機：美國商法之所失
盡管此前很多學者認為美國證券法權利義務配置比較均衡，既注重發揮商事主體的創造力，又注重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然而，相對寬松的美國商法在促進金融創新的過程中，卻逐漸有失偏頗，重效益輕安全的立法理念，隱藏了巨大的不公平和欺詐的隱患，最終釀成了大禍，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席卷而來。
在美國商事法律中，住房抵押貸款大致可以分為五類：(1)優級貸款，對象為消費者信用評分最高的個人，月供占收入比例不高于40％及首付超過20％以上；(2)Alt－A貸款，對象為信用評分較高但信用記錄稍弱的個人；(3)次級貸款，對象為信用分數較差的個人；(4)住房權益貸款，對已經抵押過的房產，若房產總價扣減凈值后仍有余額，則可以申請再抵押；(5)機構擔保貸款，指經由政府住房按揭貸款支持機構擔保的貸款。1995年以來，由于美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同時貸款利率相對較低，導致金融機構大量發行次級按揭貸款。同時，在商法認可信貸資產證券化這種金融創新工具的背景下，金融機構便將按揭貸款打包，并據此發行不同等級的按揭支持證券，這些按揭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從AAA級、BBB級一直到權益級均有。一些金融機構再行購買按揭支持證券，將之形成新的資產池，進行下一步的證券化操作，如此一直進行下去，在資產支持證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出新的資產支持證券。隨著層層疊疊不斷衍生的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杠桿作用不斷拉大。如果作為原始基礎資產的按揭貸款不出現大量違約，則收益就比較可觀；反之，若原始基礎資產池出現惡化，則后續多次衍生的資產支持證券就將面臨極大的損失。從2005年起，美國利率水平開始逐步提高，房價從2006年起出現回落，貸款不良率開始上升，進而導致證券化資產質量惡化，持有大量資產支持證券的金融機構出現巨額虧損，美國經濟遭受重挫。
3金融危機所暴露的美國商法的缺陷
對于此次金融危機，美國商法干預不力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具體而言，此次金融危機源于以下商事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1)法律制度的價值導向被扭曲。美國1977年的《社區再投資法》(CommunityReinvestmentAct，CRA)旨在鼓勵商業銀行和信貸機構對借款人提供服務，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加強了CRA的實施，事實上構成了對銀行發放高風險貸款的鼓勵；1980年《儲蓄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DepositoryInstitutionDeregulationandMonetaryControlAct)取消了對存款利率和某些貸款利率的限制，擴大了存款機構的資金來源業務范圍，放松了對金融的微觀控制；1982年《可選擇抵押交易評價法》(AlternativeMoagageTransactionParityAct)廢除了各州關于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只能發放串通固定利率貸款，促成了很多新型貸款種類的誕生，客觀上縱容金融機構發放高風險貸款；1986年《稅改法》(TaxReformAct)取消了對消費信貸利息的所得稅扣減，但保留了抵押貸款的利息扣減，為鼓勵消費信貸向抵押信貸的轉向創造了法律環境，客觀上導致次級貸款規模擴大；1992年《聯邦住宅企業財務安全和穩健法》(TheFederalHousingEnterpisesFinanoialSafetyandSoundnessAct)規定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最低資本，但由于公司資本杠桿率過高，導致核心資本與持有抵押和擔保的MBS總值之比常常不足2％，這意味著一旦公司遇到風險，公司股本不足以彌補虧損，就會將風險損失轉移給投資者和相關金融機構；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提出金融法律發展環境的“效率與競爭”觀念，促進銀行、證券和保險之間的聯合經營，加強金融機構的競爭，由此便刺激金融機構在完全市場導向的環境中忽略了對自身風險的控制。
(2)監管黑洞大量存在。盡管美國被認為是世界上金融監管相對比較完善的國家，但是仍然存在諸多監管缺失。首先，在銀行放貸環節，投資銀行、評級機構和按揭貸款機構通過收取前端的放貸手續費而獲取了暴利，卻無需接受任何人對放貸環節的監管，以致放貸機構在利益的巨大誘惑下忽視了對放貸質量的控制；其次，在風險控制上，諸多金融衍生產品都被置于表外，而沒有被納入表內計算，極大地偽裝和掩蓋了杠桿的真實水平，低估了市場所需的流動性水平，監管部門很難詳實地把握這些創新性產品的風險程度；再次，很多創新性金融產品都被置于場外交易市場，相對場內交易市場而言，監管相對寬松，以致這些產品的風險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控制；還有，今年的金融創新超越了監管系統能夠衡量和控制風險的能力，這些金融創新大多利用了“杠桿作用”，少量的資金通過杠桿作用便可以進行十幾倍甚至幾十倍上百倍的交易。杠桿交易在可能帶來巨額收益的同時也面臨著極其巨大的風險，然而監管當局控制杠桿風險的能力極為有限，一旦證券化底層資產情況惡化，系統的漏洞便會放大潛在損失的不確定性，加劇危機所帶來的壓力。諸如此類監管黑洞，大量地分布于美國的金融監管之中，而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3)諸如信用評級制度之類規范中介機構的規范存在重大缺陷。作為美國資產證券化中保護投資者的一個重要舉措，信用評級制度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對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投資者得以知曉某一資產支持證券的質量。但是，在信用評級時，評級機構是使用信貸資產歷史上的違約率來評價這一資產的質量。然而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數據未必能反映未來的情況，某一信貸資產目前及將來可能發生的違約率極有可能偏離歷史數據。此外，信用評級機構是對委托人的資產進行評估，評級費用由委托人承擔，必然在評級機構和委托人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評級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真實性值得懷疑。歸結起來，美國的注冊制要得以有效運行，必須建立在類似信用評級機構等中介機構客觀中立的基礎之上，而這又依賴于相應商事法律制度的保障。
總的來看，一方面，由于美國商法一貫堅持的注冊制，因而金融機構在發行按揭支持證券時，程序相對簡便，商法對于層層建立起來的資產支持證券的杠桿風險估計不足，未能施以有效的干預措施，在一味追求效益的過程中忽略了安全的維護；另一方面，對手商事主體不斷創造出來的新型商事活動，商法未能及時予以應對，在鼓勵創新的同時，配套的風險防范措施未能及時跟上，這也是法律固有的滯后性弱點所致。
(三)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徘徊于政府與市場之間
從這場經濟危機中我們發現：自由經濟自有其優越之處，商事主體的創造力得到最大的激發，社會經濟生活充滿活力，整個社會獲得巨大的經濟收益。商事法律制度堅持“效益優先”的價值理念，必然能夠促使高效益和高回報的商行為的誕生。然而，高收益和高回報也必然伴隨著高風險，尤其是杠桿交易能夠將一般交易中的風險放大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給社會經濟造成難以彌補的重創，這是自由經濟的本質所在。
只依靠市場力量而不加任何約束，經濟活動就會擔當起巨大的道德風險：即在高杠桿率的經濟游戲中，某些個人或一部分群體通過不透明的交易活動獲取巨額利潤，而在此期間所積聚的風險卻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且風險暴露，所造成的損失卻是由整個社會來承擔。因此，零約束的經濟活動與完全約束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后果將十分相似，都是以犧牲社會整體利益為代價來獲取部分群體的收益。在高效益、高風險和低效益、低風險之間，人們一直在探求“黃金平衡點”，即如何在利用市場力量實現效益的同時，又能夠對高效益背后的高風險加以有效控制，從而防止經濟生活的大起大落，維持經濟發展的穩定和持續。這是政府與市場關系中難以把握之處，政府干預太多是壞事，但過于放任同樣不是好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如何保持效率與安全的平衡，則是一道哲學難題。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或者效率與安全的關系，絕對不是一時之事。面對這場金融危機，目前人們大多是從經濟手段上尋求解決途徑。然而經濟手段只是權宜之計，不可能得到穩定和長久的實施。筆者認為，要真正挽救危機，防止危機不定期地出現，維持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還是應當從完善商事法律制度著手，糾正目前商事領域過于追求風險利益的價值導向，適當加大監管力度，尤其是將那些監管黑洞納入法律制度規范中來，規范中介機構的不良行為，以維持商事交易的公平和安全?；诜芍贫鹊姆€定性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只有在法律制度上有效解決了效益與安全兩大價值理念的關系，才算徹底解決了這一世界性難題。筆者相信，效益與安全之爭將止于法律制度上的有效解決。
四、從中國商法的制度價值思考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一)中國商法的價值誤區
建國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極其巨大。政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充當了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市場主體缺乏有效競爭，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習慣了通過政府的力量來安排經濟發展的進程。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被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完全認同。中國政府面對這么一個人口大國、經濟大國，向來都提出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穩定是大局。這種思維直接決定了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觀念，并在一系列法律制度中體現出來，中國的商法也不例外。
以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為例，我國商法重視安全的價值理念喟然可見。我國《證券法》第153條規定“證券公司違法經營或者出現重大風險，嚴重危害證券市場秩序、損害投資者利益的，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對該證券公司采取責令停業整頓、指定其他機構托管、接管或者撤銷等監管措施。”2008年4月23日公布并實施的《證券公司風險處置條例》規定了停業整頓、托管、接管、行政重組、撤銷、破產清算與重整等處置方式。從這些處置方式的性質來看，盡管較之過去已經在盡可能地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問題證券公司的問題，但是仍然體現出較強的行政干預色彩。正如《條例》第37條所規定的，“證券公司被依法撤銷、關閉時，有《企業破產法》第二條規定情形的，行政清理工作完成后，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其委托的行政清理組依照《企業破產法》的有關規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對被撤銷、關閉的證券公司進行破產清算?！陛^之于《保險法》第86條“保險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債務，經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產”的規定，《條例》并未明確要求經證監會同意證券公司才能破產，應當認為是一種進步。然而，整體而言，中國問題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依然表現出以下特點：
其一，過分注重政府行政手段的運用。我國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運行表現出無微不至的關懷，從市場準人的審批，到市場退出的行政干預，監管部門習慣于用行政手段處理金融機構的問題。諸如撤銷、行政清理、行政接管。、行政重組到形似市場化的托管，都是行政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的主要手段。這與西方先進國家以市場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的處理方式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別。“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通常堅持多購并重組、少破產原則，但對于問題嚴重的金融機構決不姑息遷就，堅決實施破產清算、逐出市場?！狈从^我國，監管部門似乎對問題金融機構存在姑息遷就之嫌，希望通過托管、接管等方式化解金融機構已經出現的市場風險，而不是嚴格、及時地促使其退出市場并在所有金融機構之間形成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雖然托管后，托管方可以對被托管方實施兼并重組，但是此種兼并還很難實現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的效果，因為監管部門在選擇托管方時，并非采用市場化的競爭機制，托管方的確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監管部門的態度，因此托管方對被托管方的兼并重組只是托管的后續結果，并非市場競爭的效果，這樣出現“以弱并弱”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二，金融機構退出后的損失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承擔。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先后爆發了中銀信托投資公司、中國農村發展信托投資公司經營失敗，海南34家城市信用社危機，海南發展銀行關閉以及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廣州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破產等事件，除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外，都是由國家保證個人的存款。“這種所謂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退出，實際上就是等于銀行在經營中把營利留給自己，把風險交給國家來承擔，這也正是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北M管我國尚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但是我國實際上并不缺乏“金融公共安全網”，我國政府對存款人進而對金融機構的保護程度實際上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每當出現金融風波時，中國人民銀行總會對問題銀行提供大量的緊急救助款，或者對收購方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以渡過金融風波的難關?！?004年，南方證券、漢唐證券先后爆發風險，人民銀行分別提供了約70億元和10億元的金融穩定再貸款，收購兩家公司的個人債權和彌補客戶保證金缺口，而這些再貸款最終會轉換為全社會的隱性負債，使全社會為這些治理失敗的證券公司買單?！?/p>
從我國問題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來看，我國商法相對保守。國家和監管部門對商事主體的干預較為頻繁，干預的領域也較為寬泛。對于類似于金融這樣尚無把握的領域，習慣給與政府的特別關懷。盡管近年來我國越來越強調商主體的市場化，但是從市場準入到市場運營再到市場退出，依然保留著大量政府干預的痕跡，這無不反映出我國商法追求“安全”的價值理念。
(二)中國商法應當防止在過度追求安全價值中喪失創新效益
考察當前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盡管中國的進出口受到巨大影響，金融機構損失較為慘重，國內金融市場的信用也受到重創，但是我們依然慶幸中國經濟所受的影響較之美國而言相對較小，甚至有媒體稱“中國率先走出金融危機大有可期”。對于此種局面的出現，中國商法的“功勞”也是不可低估的。在“安全”理念的指引下，中國商法相對保守，體系較為封閉，資產證券化業務未能充分展開，國內機構所能投資的證券種類和范圍相對有限，因此也躲過了滋生于資產證券化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然而，正如學者所指出的，“中國之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巨大的直接沖擊，并非是由于中國的金融體系非常嚴密，金融監管和金融立法非常完善，而恰恰是中國金融市場尚不足夠發達，還沒有完全對外開放、完全融入全球經濟中，才使得我們沒有趕上金融泡沫的破滅。事實上，面對金融危機的到來，我們還有許多監管與立法空白處，如果不及時加以彌補，我們將無法從容應對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后續、深遠的影響?！睂Υ?，我們需要深刻反思。偏重安全價值的中國商法在經濟危機時刻表現出來的抵抗能力，究竟是禍還是福?中國商法在經濟危機中的所得是否足以彌補其所失?中國商法將安全價值凌駕于效益價值之上，在經濟危機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害的。
首先，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將限制商主體的市場競爭，不利于培養商主體的市場創新意識。比如，對證券公司、銀行等金融機構采取行政指定的托管方式，很有可能無法化解金融機構的風險，反而加劇風險的積累，因為在行政指定托管機構時，并未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被指定的托管機構未必具有并購和重組被托管金融機構的市場需求，其接受行政指令對問題金融機構開展托管，很有可能將問題金融機構的風險橫向轉移到托管機構身上，拖垮原來經營穩健的托管機構。相反，對于那些有并購重組的需求卻未被指定開展托管的金融機構，則喪失了一次較好的發展機會，不利于金融機構在競爭中壯大自身實力。通過行政化的方式化解的金融風險，只是短暫的表面風險，其實質很有可能只是延緩了系統性風險的爆發時間，不利于整個金融行業的發展壯大。
其次，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固守傳統觀點，將喪失諸多發展機會。比如，在職工持股會能否作為管理層收購主體這一問題上，我國商法未明確職工持股會的法律地位和性質，原外經貿部曾《外經貿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內部職工持股試點暫行辦法》，另外北京、上海等地方也出臺了關于職工持股會的相關辦法，均規定職工持股會得以法人形式運作，有些地方明確規定職工持股會為社會團體法人，但鑒于職工持股會的社會團體法人性質，其開展管理層收購的適用范圍、融資方式、對外投資等均受到限制，事實上排除了職工通過職工持股會這種形式參與公司收購的可能性，弱化了職工參與公司治理的激勵機制，不利于在公司與職工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也不利于公司的持續發展。再如，我國目前以獨資、合伙和公司的組織形式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比較單一，人們選擇企業形式的范圍較窄。盡管我國社會實踐中出現了“合作社”這種組織形式，但是因為其法律地位不甚明確，也常常被作為私營企業或公司企業來對待。在這樣的法律環境中，人們無法通過“合作社”這種創新組織形式，探索適合中國社會的商事活動模式。
再次，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將導致行政職權的膨脹，不利于提高商主體的國際競爭力。當安全和效益這兩種價值發生沖突時，立法者和監管者習慣性地強調安全的重要性，盡管他們也知道“經濟發展才是最穩定、最可靠、最持久的經濟安全”，但是從實驗經濟學的“易得性”來看，易感受到的是危機，而不是穩定。畢竟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波動和經濟危機不是常態。如同照顧病人一樣，要多休息少運動，要服用抗生素，從而戰勝病魔，但這種特別的護理措施只能短期使用。如果對于一個正常人，一直采用限制運動、服用藥品的方法，則必將害及健康。因此，中國商法長時期地保持限制、謹慎、重安全輕效益的價值理念，為行政職權在商事領域占據一片天空，容易導致行政職權的進一步擴張，習慣性地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交易，不利于商主體適應市場化的競爭環境，從而必將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被淘汰。
曾有一位著名學者說過：當看到美國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時，我們不應當慶幸自己躲過了此種重大事故，因為我們依然處于馬拉車的時代。同理，在美國爆發慘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應為中國商法的過分保守感到悲哀。英美發達國家通過商事創新活動所獲取的巨大經濟效益，正是我國商法最大的缺憾。經濟危機未在中國發生，給中國所避免的損失是十分有限的，中國在經濟危機之前未能積極參與經濟創新活動所喪失的效益才是更為巨大的。中國商法有必要反思自身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以便在下一輪全球經濟發展中充分分享發展收益。
(三)中國商法應當在安全和效益兩大價值中作出科學抉擇
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平均每隔5到10年就要出現一次經濟波動，如何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一直困擾著我國的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從商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來看，應當深刻反恩我國商法的立法價值理念。
筆者認為。偏重安全價值的我國商法，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行政干預的方式來作用于社會經濟生活。在此種商法環境中，商主體和商事交易的自治程度遠遠不夠，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和監管部門的意愿。政府通過制定經濟發展目標，強制性地向商主體下達發展指標，商主體在實施商行為時，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行政的干預。因此，商事活動很有可能偏離了本應遵循的發展軌道，在行政干預的作用下被強行拉升、畸形發展，一旦行政干預在某個環節出現障礙，商主體及其商行為都將受到牽連，于是便出現了較大的經濟波動。
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和穩定發展，避免大起大落，我國商法應當注重協調效益與安全兩大價值的關系。從本質上講，效益與安全具有共同的目標，即都是為了實現經濟生活的持續和穩定發展。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以效益價值主導的自由競爭機制，能夠提高商主體及其商行為的效率，形成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對于商主體無法自身解決或者解決成本過高的領域，則由國家通過適當的干預來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因此，總的來看，效益價值應當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忽略安全的維護。兩者的關系說來簡單，要真正落實卻存在很大的難度。商法理論和具體商事制度的研究，都應當著眼于兩者的這種關系，在具體的商事法律制度的語境中，將權利義務配置得當，兼顧效益與安全的實現。
從2006年《公司法》的修改來看，新《公司法》的立法體系與法律結構有了很大的改觀，立法理念體現了鼓勵投資、簡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諸多不必要的國家干預條款，廢除了股份公司設立的審批制，減少了強制性規范，強化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構建作用，為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對股東權益的保護提供了制度保障，對于保護自由市場和鼓勵投資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應當認為，新《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效益與安全的關系，開始注重商主體的自治，提高了效益價值在公司法中的地位。當然，這種轉變還只是一個開始，《公司法》中仍然存在諸多有待改善之處。
相比之下，我國現存的商事法律中尚有諸多未能體現商主體自治的制度，監管過嚴的問題還十分嚴重。在商法的發展方向上，應當注意尊重商主體的自治，同時也不能放松對市場的監管，但無論如何，監管只是自治的有效補充，絕不能以監管來犧牲自治。在現階段，我國的商法理論研究應當稍微側重對效益價值的強調，只有這樣，社會經濟才能按照其固有的規律持續穩定地發展。
(四)中國商法應當關注中國的金融問題
從2008年開始，席卷世界的新一輪經濟危機來襲，美國由于信貸金融的泡沫式發展，率先成為本次金融危機的源頭和重災區，隨后，世界性的經濟萎靡狀態愈演愈烈，盡管中國也深受本次危機的影響，但隨著我國政府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力度不斷增強，使得我國成為全球碩果僅存的經濟增長體，而在這種經濟危機背景下，國與國之間原本激烈的經濟競爭關系逐漸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政治間的博弈和微妙關系”①。以中美為例，2007年之前，中美兩國經濟發展中一直以美國為優勢主體，除國債外，美國在經濟結構、經濟依賴度等方面全面領先中國，因此美國在對中國的經濟貿易中長期擁有不對等的“特權”；而在2008年之后，美國經濟持續低迷，高失業率和房地產市場泡沫的斷裂使美國經濟陷入了重重困境當中，由此帶來的美國社會情緒、社會結構的動蕩更給美國帶來了相當棘手的“麻煩”，而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美國不得不在面對主要競爭對手，同時也是重要貿易對象的中國時主動低下了頭，美國甚至開始在兩國經貿往來中主動讓出部分利益，希望中國能在美國經濟危機的時期拉自己一把，進而帶動美國經濟的進一步復蘇。
在這種經濟背景的刺激下，中美兩國政治關系也開始出現了新態勢。一方面，美國希望中國能不斷買進更多美國國債，并在世界經濟復蘇中扮演更強有力的角色，從而帶動本國經濟的逐步好轉，美國為此向中國展開了多種形式的友好外交行動，以2014年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訪華為例，在奧巴馬“缺陣”的情況下，米歇爾帶著兩個女兒和母親到訪中國，與中國的第一夫人展開了頗具魅力的“夫人外交”活動。這不僅傳達了美國向中國示好的信號，更體現了中國“大國崛起”策略的成功和中國在美國領導層心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美國對中國崛起有著相當嚴重的恐懼，美國對中國日益成長的軍事力量一直頗具微詞，并以多種形式干擾中國外交和內政，如在和對售等問題上，美國無不表現出一種破壞者的姿態，試圖以其“霸權”對中國的發展和崛起進行阻撓。
二、中美兩國關系發展的趨勢
在中美經濟、文化、政治交流日益密切的當下，中美之間將長期處于“斗爭+合作”的新常態。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是美國的頭號經濟合作伙伴，但同時也將被美國視為軍事、政治上的重點防御對象，因此，從我國自身角度考慮，我們應當對這種“斗爭+合作”的新常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我們既要清楚美國在經濟上對我們的迫切需要，同時更應注意到美國在文化、政治等方面對我國的滲透和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