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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復旦大學名譽校長蘇步青教授在接見自己的弟子時說：“我已經培養 出你們這一代數學家，你們超過了我；而你們還沒有培養出超過你們的數學家，這一點你們還不如我。”因此 ，科學界把“培養超過自己的學生”的教育現象，稱為“蘇步青效應”。一個國家只有擁有“蘇步青效應”系 數較高的科學家群落，才能形成培育諾貝爾人才的“溫床”，進而把這些人才推到世界科學的最前沿[1]。
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后波生[2]。青出于藍勝于藍，這本是人才發展的基本規律。但是，為什么蘇步 青教授的弟子卻沒有培養出超過自己的數學家呢？無論從內因來分析成才的動力，還是從外因來分析成才的壓 力，都值得我們深思。從內因來說，要成為頂天立地的科學家，必須具備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要“安 貧樂道”，心甘情愿“坐冷板凳”，要有敬業、創業的奉獻精神。從外因來說，社會分配不公的沖擊波對科學 家的成長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出國潮、下海風、官本位、炒股熱，導致做學問的人心態不平衡。有些人剛在科 學研究上嶄露頭角，就被“提拔重用”，擔任煩瑣的行政工作，在科學的道路上半途而廢。
愛因斯坦拒絕以色列總統的職務，說自己“只適合于從事與物理學有關的事情”。誰也不能說他無知，但 他天真。這種天真事實上是一種誠實。誠實最接近于天真。[3]在“官本位”體制下，以為把教授、科學家不適 當地“提拔”到院長、校長、部長、市長的“寶座”，表面上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其實往往是用人所 短，適得其反，事與愿違。只有那些在科學上前途不大、后勁不足的學者去改行做“公仆”（必須是真正的“ 公仆”而非“主公”），做“后勤部長”，才是明智的選擇?！皭垡蛩固箓儭笔遣粦敻男械?。
英國哲學家培根(Bacon,Francis,1561～1626)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他在《科學推進 論》第1卷中，重點論述了知識的價值。他認為當時蔑視知識的社會風氣是愚昧的，同時說明了知識與宗教信仰 、政治、人性的關系。他大聲疾呼提倡新方法，使人類籍此樹立起駕馭自然的合法權力。
知識就是力量；但是，知識并不等于力量。知識蘊含著力量，一旦爆發出來，能夠呼風喚雨，推山倒海。 知識成了力量有個轉換過程。知識分子善于把知識深化，但不善于把知識轉化為力量。知識分子只有知識，卻 沒有力量。他們既無政治權力，又無經濟實力。
二、知識，為什么沒有力量？
按理說，經濟學家滿腹經綸，總該是知識的化身了吧！可是，“我們的多數經濟學家，在紙上縱馬馳騁之 時游刃有余，而一將理論用之于實踐則一觸即潰，凡‘下?！叽蠖噫|羽而歸，偏偏是哪些未入流的準文盲在 商海中如魚得水?！盵4]因此，知識分子為什么沒有力量，要從知識分子自身找出原因。本來總說知識分子“清 貧”、“清閑”、“清高”，現在看來也并不“清高”。知識分子的“知識”往往令人生疑。大街小巷有不少 “假冒偽劣”產品，我們的書報雜志上也有不少假話、大話、空話。時下，知識貶值很厲害，為了評職稱而東 拼西湊的“成果”實在不少。號稱經濟學家而確有真知灼見和獨特理論的為數甚少。不要說諾貝爾經濟學獎與 他們無緣，就是國內獲大獎的，也很少有突出貢獻的理論。西方經濟學中有恩格爾定律、格來興定律、洛倫茨 曲線、菲利普斯曲線、蛛網理論、加速理論、創新理論、基尼系數、消費函數、儲蓄函數、需求函數、供給函 數、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怂埂獫h森模型等。西方經濟學家不斷推動經濟理論創新，有的還充當政 府或企業經濟顧問，直接或間接地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社會進步。反觀我們的經濟學界，“這一張張令人眼花繚 亂、以‘對策’、‘建議’名目出現的藥方，大多數都是開給中國的國有企業，如承包制、股份制、破產兼并 、現代企業制度，等等，現在又冒出了一個‘托管’的構想?！@些開藥方者中有不少人甚至對企業走馬觀 花式的‘調查’都沒進行過，但卻并不妨礙他們為中國國有企業開出一張又一張的‘藥方’。然而中國城市經 濟體制改革恰恰就在這些真真假假的經濟學家們出謀劃策最多的領域里‘卡殼’。”[4]相比之下，馬克思用畢 生精力寫的鴻篇巨制《資本論》，影響了人類的命運；亞當·斯密(Smith Adam,1723～1790)研究了勞動的分工 問題，并以制針為例，說明勞動分工對提高生產率的重大意義。他把制針的全過程劃分為18道工序，每人只操 作其中一兩道工序。這樣做的結果，每天的產量達到48000枚針，平均每人每天完成4800枚。斯密指出，如果不 進行分工，所有工序全部由一個工人承擔，他的產量每天最多只能生產20枚針。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在19世 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是以今天的觀點來審視，這一理論依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輝?！翱茖W管理之父”泰勒(F ·W·Tayior,1856～1915)長期在工廠里不斷觀察和試驗研究，才提出了科學管理原理。在人類歷史上，功勛卓 著的經濟學家、管理學家還有許多。人們是從他們的思想、理論和實踐的結果中認知了知識的價值和力量的。
真知灼見植根于現實的生活土壤之中。只有真知灼見才有價值。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發明了蒸汽 機，在原動力方面促成了革命性變革，使機械的運轉不再完全依賴人力、獸力或水力。這是知識轉化為力量的 先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許多發明、發現和創造，都是知識就是力量的體現。
如果說“知識沒有力量”那是因為我們的知識還沒有轉化為力量。據報道，中國文獻館備有20多個國家的 2000萬件專利，每年以40萬件速度遞增，而利用率只有1.2%，可見效率極低。
我國的“科技成果”多，而新優產品少。有人比喻說：只開花，不結果。這似乎是個突出的矛盾。在有些 地方，50年代和60年代出現的產品仍占市場的50%左右，一些明顯該淘汰的產品仍占10%左右，于是國外產品乘 虛而入，國內產品的市場占有率越來越少，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在1993～1994年的專利所引用的科學論文是1987～1988年的3倍，同期的專利總數只增加了30%，這說 明利用率、轉化率極高。專利所引用的科學論文的73%來自科研機構和大學的科學研究，只有27%來自企業。美 國的科學家和大學教授自然也就既不會“清閑”，也不會“清貧”。知識只要是貨真價實的，也就自然而然地 顯得“清高”了。
1.1知識經濟的概念
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于1996年提出的定義,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傳播和使用基礎上的經濟。知識經濟代替工業經濟是一次劃時代的革命,對社會的影響比工業經濟替代農業經濟更深遠,意義更重大。
1.2知識經濟的特征
1.2.1知識成為發展經濟的資本。在經濟活動中,知識作為一種生產投入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知識投入可以代替物質投入,從而達到節約物質資源,提高經濟效率的目的。經合組織的專家提出,體現于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中的知識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
1.2.2知識經濟是以信息為基礎的經濟,知識密集型產品(軟產品)的比例大大增加,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傳播是知識經濟的關鍵因素。
1.2.3知識產品更新的速度不斷加快。在一定程度上說,工業經濟是規模經濟,知識經濟是速度經濟,創新是知識經濟的靈魂。具體到產品上,一是產品自身運行速度正不斷提高(如計算機的運行速度);二是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不斷加快;三是生產過程的節奏越來越快。
1.2.4知識經濟是”低耗高效”型經濟,也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知識經濟的出現,標志著以物質資源的高消耗為基礎的傳統工業經濟的衰落。
1.2.5知識經濟的興起可以說是一場無聲的革命,它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包括經營管理、財務核算乃至領導決策等活動都將產生重大影響。
2知識經濟對會計的影響
2.1知識經濟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2.1.1對會計目標的影響
我國的會計目標是“會計信息應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滿足有關各方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滿足企業加強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企業會計基本準則》第十一條)。當前國際上流行的會計目標理論有決策有用觀和經營責任觀兩種觀點。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使用者所關注的重點,不再是企業的“現金流轉”,而是企業的“知識創新能力”。是“一個企業知識資本擁有量及其增進能力”的信息。
2.1.2對會計基本前提的影響
現行財務會計是建立在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貨幣計量四個基本前提之上,知識經濟的出現對這四個基本前提提出了挑戰。
①會計主體。知識經濟時代,自動化、無紙化、數字化的發展,使會計主體的內涵和外延發生變化。時分時合的臨時性虛擬化的網絡公司(臨時結盟的“虛擬公司”),導致會計主體存在多元性和不確定性,沖破了傳統的會計主體假設,形成一種新型的“相對會計主體”,拓展了以往的有形會計主體假設。②持續經營。在新經濟時代,企業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借助互聯網相互聯系起來,完成一個項目,當項目完成之后,企業就會立即分散。這種臨時性的網絡企業在新經濟時代將十分普遍,使企業持續經營的前提對它們不再適用。③會計分期。會計分期的目的是為了及時提供會計信息,滿足企業內部和外部決策的需要。在新經濟時代,即時的通訊手段帶來了即時的操作和調控,企業內外的會計信息需求者可以在互聯網上動態地得到企業實時的財務及非財務信息。在這種情況下,會計分期已無存在的必要。④貨幣計量。電子商務“網絡銀行”的發展提高了對貨幣計量的要求,將傳統意義上的貨幣計量發展為電子貨幣計量;電子貨幣的出現又加劇了貨幣需求的不穩定性,嚴重影響了控制貨幣量的運作模式,對幣值不變假設提出了嚴峻挑戰。另外,單純采用貨幣計量提供的會計信息越來越不能滿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會計計量將呈現多樣化,可采用貨幣計量和非貨幣計量相結合、計量的精確性和靈活性相兼顧的方法,貨幣計量的唯一性受到挑戰。
2.1.3對會計要素的影響
現行財務會計把會計要素劃分成反映財務狀況的會計要素(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和反映經營成果的會計要素(收入、費用、利潤等)。在知識經濟時代,以各項無形資產為代表的知識資產和人力資產在企業資產中的比例不斷上升,無形資產是企業生存的保障,創新是新經濟的核心,人是保證創新的決定性因素。知識作為一種動態的生產要素和經濟資源顯得日益重要。它要求會計對知識的開發與應用進行嚴密的核算、監督與控制,并對應用知識后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進行準確有效的計量、分析和評價。這就要求對會計要素的劃分更加細密,更有層次,更加準確地反映企業的資金運動狀況。
2.1.4對會計核算程序和會計方法的影響
會計核算程序也就是把會計憑證的填制、賬簿的登記、會計報表的編制等會計方法按一定邏輯順序有機地結合起來,構成一個完整的會計處理流程。當前部分小企業依然采用傳統的手工會計處理流程,已經實現電算化的企業中使用的會計軟件,其會計處理流程基本上還是按照手工會計處理流程進行設計的,即根據原始憑證的業務內容編成記賬憑證輸入系統中,憑證經審核后,據以自動記賬、結賬、生成會計報表等,會計流程基本上是模擬手工核算的流程。這種流程已不能適應新的會計信息系統要求,知識經濟為會計工作提供了先進的硬件和軟件設備,必將加快新型會計流程的構建,促進會計工藝手段的現代化。
2.1.5會計確認和計量
知識經濟條件下,傳統的歷史成本計量模式無法對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知識資產進行公允的計量,因而也就無法滿足“相關性”的要求。因此,需要將知識經濟形態中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的經濟要素納入會計系統加以確認。同時,在會計的計量環節,采用公允合理的計量模式,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但問題在于,何種計量屬性能同時滿足可靠性和相關性的要求?如何協調會計信息可靠性和相關性的要求?如何針對眾多的不確定性事件和難以用貨幣來量化的知識資產設計恰當的計量模式等等,都有待于會計學界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2.1.6對財務報告的影響
現行企業的會計報告,由于受到傳統計量方法、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限制,主要立足過去的交易與事項,滿足所有者、債權人和投資者的需要。知識經濟時代的企業,人力資本創造的現金流量收益、衍生金融工具以現行市價交易發生的現金流量,歷史成本是無法計量的。因此,必須改進歷史成本計量模式,重構會計報告體系,豐富會計報告的內容,做到形式多樣化,表式與圖像化信息并重,以滿足不同使用者的要求。同時,在會計報告中要建立預測信息制度,克服歷史信息的不足,為決策者提供更有價值的相關信息。
2.2知識經濟對會計技術的影響
以計算機技術為平臺的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應用,使會計處理技術發生了重大變化。
2.2.1繁瑣的手工勞動為快速、準確的機器程序所代替,極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2.2.2計算機數據處理功能將改變會計信息系統與生產經營信息相互分割的狀態,通過計算機網絡系統使會計與生產經營活動各系統建立信息聯系。實現信息共享與兼容,同時提高了信息的使用效率,極大地解放了信息系統的潛在能量。
2.2.3在新技術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傳統會計期間的季報,還是半年報都不能適應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及時需求,將被新出現的在線系統、即時系統等新的報告形式和渠道所代替。同時,電子計算機以足夠的容量和功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大量信息的及時處理,能夠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多方面的信息需求。
2.3知識經濟對會計人員的影響
一、知識經濟活動內涵矛盾的特殊性
管理過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穆尼在與艾倫·賴萊合著的《工業，前進！組織原理及其對現代工業的意義》一書中指出：“從形式的意義上講，組織就意味著秩序”，“組織是每一種人群聯合為了達到某種的目標的形式”。系統管理理論認為，組織是由人們建立起來的、相互聯系并且共同工作著的要素所構成的系統。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巴塞爾在其所著的《產權的經濟分析》一書中把組織界定為“對所有權被分割的實體的管理”。概而言之，組織是為實現一定的目標，有序地結合起來的整體。
作為組織，必然具有目的性、系統性、有序性與有機性。目的性，是說任何組織都是為實現一定的目的而設立的；系統性，是說組成組織的各個元素是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有序性，是說組織內部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空間結構與時間順序的；有機性，是說為了協調組織的活動，必然存在著擔負不同職責的職能部門的分化，這就類似于人體的各個器官，既相互獨立，各司其職，又彼此貫通，密切配合。知識經濟組織作為組織無疑具有組織的一般規定性，作為一類特殊的經濟組織，又必然具有區別于其他組織或其他經濟組織的特點。
筆者認為，知識經濟活動的矛盾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內部經濟性與直接外部經濟性的矛盾。在以保密、專利權、特許權等方式對知識要素（僅限于應用性知識）作非公有產權制度安排的場合，產權人通過知識的使用通常能獲得超額利潤，這就是知識的內部經濟性。這種內部經濟性無疑與專利權等非公有產權制度安排相關。之所以要作此類產權制度安排，目的是為了形成對知識生產的有效的激勵機制。然而，就知識的公共性消費可以拓展知識的作用范圍，增加知識的使用價值，提高社會的總福利水平而言，知識又應該是共享的，不應該為私人、少數人所壟斷的，這也就是知識的直接外部經濟性。知識的直接外部經濟性源于知識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同時為眾多人共同消費的性質。知識的內部結濟性與直接外部經濟性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內部經濟性的增強，意味著直接外部經濟性的減弱；內部經濟性的減弱，意味著直接外部經濟性的增強。非知識性資源（公共物品、準公共物品除外）則不相同，其消費本質上是排他的、競爭的，不可能在為某人使用的同時，又供其他人所使用。非知識性資源的消費，除給產權人帶來經濟效益以外，盡管也可能會使非產權人獲得相關效益，但這種相關效益只是間接的外部經濟性，而不是直接的外部經濟性。由于知識的內部經濟性與直接外部經濟性的矛盾源于非公有產權安排所賦予知識的消費排他性與知識本身所具有的消費非排他性的矛盾，因而，也可將其稱之為知識消費的排他性與非排他性的矛盾。
第二，邊際報酬遞增性與遞減性的矛盾。因為通過知識的投入可以不斷開拓出新的投資領域與不斷提供出新的更有利的投資機會，進而提高勞動、土地、機器設備等實體性資源的產出效率，推動生產函數向坐標圖象的右上方移動，因而知識投入具有邊際報酬遞增傾向。然而，這種由知識投入所引起的邊際報酬遞增傾向，只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抵消或抑制實體性經濟資源投入所具有的邊際報酬遞減傾向，卻不可能消除這種傾向。也就是說，在與知識投入相關的邊際報酬遞增傾向存在的同時，與其他經濟資源投入相關的邊際報酬遞減傾向仍然存在，由此便構成了知識經濟活動所內涵的邊際報酬遞增性與遞減性的矛盾。
第三，個體性與群體性的矛盾。在工業經濟活動中，嚴格的工藝流程與環環相扣的流水作業線，突出強調的是統一性、常規性、一致性、整體性，全部經濟活動就類似于一部機器，勞動者個體則相當于這部機器上的一個部件或螺絲釘。在知識經濟活動中，一方面因開拓、創新成為主題與基調而必然強調差異性、獨創性、非常規性與個體性；另一方面因知識的生產有賴于人類知識的積累與多種知識的交融、綜合，又必然強調協作性、互補性、綜合性與群體性。知識經濟活動所內涵的這一個體性與群體性的矛盾，必然要求勞動者個體間的結合方式發生不同于工業經濟活動的變化。在新的結合方式下，勞動者必須具有充分的獨立性、機動性，與此同時，個體之間又必須能夠彼此溝通，相互配合，表現出高度的整體協調性。
第四，有序性與無序性的矛盾。工業經濟活動是嚴格有序的，甚至嚴格到操作者必須按事先設計好的規范與程序來動作。知識經濟活動則不同，雖其整體活動表現出高度有序性，但其個體活動卻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非規范性與無序性。正是因為存在這種不確定性、非規范性與無序性，才使個體有可能去探索、去開拓、去創新。知識經濟活動所包含的這一整體有序性與個體無序性的矛盾，也必然要求知識經濟的組織形式發生不同于工業經濟組織形式的變化。
第五，剛性與柔性的矛盾。在傳統的工業經濟活動中，由于知識的含量較低，技術更新周期較長，活動的內容、方式、手段的變化節奏較慢，所以，某種經濟組織一經形成，便具有較大的穩定性或剛性。而在知識經濟中，知識的高投入必將導致技術更新周期縮短，活動的內容、方式、手段的變化節奏加快，并要求經濟組織形式發生適應性的變化。如果說使經濟組織形式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剛性，是包括知識經濟活動在內的任何經濟活動得以進行的一般前提的話，那么，使經濟組織形式同時又具有較大的可塑性和柔性，則是推動知識經濟持續發展的特殊的條件。
第六，流動性與非流動性的矛盾。除土地、房屋等不動產外，作為動產的經濟資源均含有流動性與非流動性的矛盾。流動性，是指作為動產的經濟資源所具有的空間位移性。非流動性，則是指作為動產的經濟資源發生空間位移時因遇到阻力而導致流動性或部分流動性的喪失。知識作為動產的一類，盡管在流動過程中也會遇到一定的阻力，但相比非知識性動產所遇到的阻力卻要小得多，流動性也要強得多。知識性動產與非知識性動產在流動性方面所具有的顯著差異，也會對知識經濟組織形式產生重要影響。
第七，自主性與控制性的矛盾。在工業經濟活動中，勞動者個體從屬于機器體系，其活動處于完全的受控狀態，不具有自主性。而在知識經濟活動中，一方面勞動者個體的自主性大大增強，另一方面為保證系統目標的實現，又需要對自主進行的個體活動進行有效的調節與控制。使個體自主性與整體控制性這一矛盾得到妥善解決，同樣是進行知識經濟組織設計時必須重視的。
二、知識經濟組織代化原則
基于對經濟組織優化一般要求的認識與對知識經濟內涵特殊矛盾的分析，筆者認為，在進行知識經濟組織設計時應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高運行效率原則。判斷某一知識經濟組織形式是否合理，首先應看其是否有利于知識經濟活動高效率運行。知識經濟活動效率的高低主要取決予以下因素：一是實現知識資源與其他資源在系統內外合理配置的機制是否健全；二是促使各種資源充分發揮其潛能的機制是否健全；三是管理體制、管理方式、曾理機構的設置是否合理；四是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是否協調。
第二，低運行成本原則。某項經濟活動的高效率如果是以高成本來支撐的話，那么這種高效率則可能是無利可圖甚至是得不償失的。因而在進行知識經濟組織設計時，不僅要堅持高運行效率原則，還要堅持低運行成本原則。知識經濟運行成本，主要包括以下項目：一是各種經濟資源在結合過程中所發生的內耗；二是管理、協調費用；三是激勵、監督成本。在上述3項成本中，第一與第二項通常是此消彼長的。堅持低運行成本原則，并不是說應使知識經濟活動運行成本的各個組成部分均處于最低點，而是說在知識經濟活動效率既定的前提下，應使其總運行成本最小，亦即使知識經濟活動的凈產出最大。
第三，主體性原則。在傳統的工業經濟活動中，人從屬于機器，主體受制于客體。因而在進行工業經濟組織設計時，首先考慮的是機器體系與工藝流程的需要，而不是主體的需要，對物的組織被置于第一位，對人的組織則服從于對物的組織。從這種意義上說，工業經濟的組織原則是客體性原則，而不是主體性原則。而在知識經濟活動中，主體的創造性、自主性、個性發揮著主導的、關鍵的作用，是主體支配客體，而不是客體役使主體。因而在進行知識經濟組織設計時，首先考慮的應是如何才能滿足主體進行自主性、創造性工作的需要，如何才能為主體充分展現其個性的魅力與進行多樣化的工作提供廣闊的空間。也就是說，知識經濟組織設計遵循的原則應是主體性原則，而不是客體性原則。
第四，彈性原則。如前所述，知識經濟包含著有序性與無序性、剛性與柔性的矛盾。為使這些矛盾得到妥善解決，必須使知識經濟組織具有較強的彈性。具體說來，一是要使其具有較大的自由度與包容性；二是要使其具有廣泛的適應性；三是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可調整性；四是要使其具有較大的靈活性。
第五，開放性原則。知識經濟領域是高度開放的領域。與物質、能量通常是單向直線式流動不同，知識的流動通常是雙向并呈輻射狀的，知識經濟網絡由此交織而成。知識經濟網絡不存在固定的邊界，隨著認識的深化與新認知領域的開辟，其網線必然越來越密集，其邊界必然越來越拓展?；谶@一特點，在進行知識經濟組織設計時必須堅持開放性原則，應使所設計的組織具有不斷拓展自身邊界與最迅速、最充分地與外界進行知識信息交流的能力。
三、知識經濟組織架構特點
知識經濟活動是知識的生產活動、流通活動、分配活動與消費活動的總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對知識生產的組織主體與組織形式作—剖析。首先探討—不知識生產的組織主體安排。
知識包括基礎知識、應用基礎知識與應用知識3大類。與其對應，知識生產也包括基礎知識生產、應用基礎知識生產與應用知識生產3大組成部分。因基礎知識生產只具有外部經濟性，不具有內部經濟性，其產品是典型的公共產品，故只能由國家出資舉辦研究機構按非商品生產的形式來進行。
應用基礎知識，一方面因其消費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故可被歸入公共產品之列；另一方面因其應用范圍與應用者集合可大體確定，從而可借助一定形式將其外部經濟內部化，故又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應用基礎知識的這一雙重屬性便決定了對其生產組織主體安排可作如下選擇：或者由國家出資設立研究機構作為公共產品來生產，或者由私人出資設立研究機構作為私人產品來生產，或者同部門、同行業的企業共同出資作為準公共產品來生產。
第一種形式的不足之處在于：一是應用基礎研究資金全部由國家來提供，難免使國家財政不堪重負；二是應用基礎性研究成果的使用者一般是特定部門或特定行業，此類事業若由國家來舉辦，便可能因無法清楚地把握需求及其變動狀況，使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難以吻合。
第二種形式的不足之處在于：一是研究成果的需要者有可能因自身財力限制而無法取得研究成果的使用權；二是某些耗資巨大的應用基礎研究項目有可能因舉辦者財力不足而無法進行。
第三種形式，既不存在第一種形式的不足，也不具有第二種形式的缺陷，它可以靈敏地適應應用基礎研究的需要及其變化，可以在不加重國家財政負擔的情況下保證應用基礎研究有充足的資金來源，還可以使研究成果得到廣泛的利用，因而，在筆者來看，不失為一種最適合于應用基礎研究進行與發展的組織主體安排。
應用知識，可進一步被區分為常規知識與非常規知識。與此相應，應用知識的生產也可被分為常規知識生產與非常規知識生產。因常規知識是在某實踐領域被普遍應用與反復應用的知識，故可通過數據化與編程將其轉換為計算機語言，對象化為計算機功能，使其得到更為廣泛、更為經濟的利用。非常規知識生產包括非常規技術生產與非常規經驗、技能生產兩部分。其中的非常規技術生產，或可由獨立于企業之外的研究機構來進行，或可由企業成立研究機構或組織專職研究人員來進行。作何選擇為宜，則主要取決于企業的財力與其對非常規技術的需求狀況。財力雄厚且對非常規技術需求量大的企業，一般可自行設置研究機構或安排專職研究人員進行非常規技術研究；財力單薄且對非常規技術需求量小的企業，則直通過外購方式或吸收無形資產投資的方式來滿足自身對非常規技術的需要。非常規性經驗與技能，因只能通過勞動者干中學來獲得，故其生產無法通過設置研究機構或安排專職研究人員來進行，而只能通過優化勞動組織形式，充分調動與激發勞動者于中學的熱情來進行。
關于知識生產的組織形式或組織方式。按照雷蒙德·e·米爾斯與查爾斯·c·斯諾的觀點，工業經濟時代最具典型意義的經濟組織形式是出現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功能型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的基本特征是等級制，通過專業分工系統逐層向上，從一種標準化工作過渡到另一種標準化工作，再通過自上而下的命令鏈，對整體活動逐級進行指揮、控制與協調。隨著知識尤其是特殊性專業知識成為企業資源的核心，功能型組織經過部門型組織、矩陣型組織的短暫過渡，于20世紀80年代演變為網絡型組織。筆者認為，網絡型組織區別于功能型組織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以團隊為基本組織單位。現代知識經濟活動是以團隊為基本組織單位來進行的。這些團隊相互關聯，按照若干基本組織原則，通過靈活的、強大的交流網絡彼此協調，不存在集權控制，其團隊的組合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工作目標、工作任務的轉換而變動的，故團隊組合又被稱為不規則型企業。在不規則型企業中，每一個組成部分都是獨立的，能夠自主決策的，同時又在更大的范圍背景條件下存在，并須遵守這種背景條件，以達到自治與協調的高度統一。這種以團隊為基本單位的網絡型組織顯然能最有效地利用知識，最迅速地積累與創新知識，最大限度地調動組織成員的積極性與創造力，最充分地展現個性的特點與最迅速地對外界變化作出反應。
第二，職位權威讓位于知識權威。維娜·艾莉在其所著的《知識的進化》一書中談到，在與功能型組織共生的官僚制度中，你擁有的職位決定了你的權力，存在的是職位權威。但在網絡型組織中，權力來源于你所掌握的知識與所了解的人，存在的是知識權威。這種權力結構的變化，意味著知識開始在經濟活動中占據支配性地位，成為主導性力量。
第三，組織邊界可以無限拓展。在功能型組織中，由于權力體系是按照等級層次構造的，所以組織的規?；蜻吔绫厝灰艿胶侠砉芾矸鹊南拗啤Ｔ诰W絡型組織中，不存在集權控制，因而組織的規?；蜻吔缫簿筒粫艿胶侠砉芾矸鹊南拗疲S著新的知識供給單元或知識消費單元的出現，網絡的邊界必然向外拓展與獲得不斷遞增的知識規模效益。
第四，聯合成為主流。在采用功能型組織形式的場合，競爭往往以獲勝企業兼并失敗企業而告終，被兼并者喪失了它的獨立性。而在采用網絡型組織形式的場合，競爭的結果則通常是競爭雙方達成聯合的協議。與兼并不同，聯合意味著在繼續保持雙方獨立性的前提下實現雙方的相互配合與協同動作，這無疑是實現競爭雙方知識資源交流與共享的一種最有利的組織形式。
第五，信息主要是橫向流動。在以等級制為特征的功能型組織中，為滿足集權式管理的需要，信息主要是縱向流動或縱向傳遞的。而在網絡型組織中，由于團隊之間主要通過彼此的溝通對話來協同動作。所以信息主要是橫向流動或橫向傳遞的。以信息橫向流動為主的網絡型組織可以使信息知識資源得到更為迅速、更為充分、更為經濟的利用。
關健詞：知識經濟研究設想
農業經濟時代產生了燦爛的農業文明，工業經濟時代產生了輝煌的工業文明。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將為人類帶來文明的新形態─知識文明。知識文明是一種比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更先進和更具現代性的文明形態。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知識文明，顯示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但是，每一種文明既有其越性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知識文明與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相比，是一種進步，但其本身也是一種過渡形態，也有其不足的一面。所以，當我們在張開雙臂熱情迎接知識經濟的到來之時，應當保持一種冷靜和謹慎的態度，應當從更長遠的角度來把握和研究知識經濟問題。
一、有可能產生的問題1.知識體系的不均衡發展將會成為一個重要問題。一般來說，知識體系的各個學科及各個組成部分應當保持一個合理的結構，這樣從整體上會有利于推動知識體系的健康快速發展。如科學與技術之間、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之間、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都應當保持一個協調的關系。只有協調的發展才有可能達到快速健康的發展。知識體系的各部分及各學科之間本身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知識體系的成長過程，也就是人類思維的成長過程。一般來說，思維分為“理性思維”(或稱“邏輯思維”、“概念思維”)與“非理性思維”(或稱“形象思維”、“悟性思維”、“靈感思維”)。由于“理性思維”具有推理嚴謹、定量分析精密等特點，因此而產生的理性至上的思潮使“科學主義”、“技術主義”一直占統治地位。但“理性思維”并不是萬能的。實際上，那些能一生保持其創造活力的科學家，都不僅具有發達的“理性思維”，同時也具有發達的“非理性思維”。而“非理性思維”又同一個的人文素質有直接的聯系?！叭宋乃刭|也可稱文化素質，它包括語言文字修養、文學藝術修養、倫理道德修養、文明禮儀修養、歷史和哲學修養等。人文素質是一個人外在精神風貌和內在精神氣質的綜合表現，也是一個現代人文明程度的綜合表現?！?楊德廣：《加強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文匯報》1997年12月9日)自然科學家或工程師，他們的人文素質越高，必然思路越開闊、思想越活躍、感悟能力也越強，從而越能激發思維的創造能力，不斷取得獨創性的豐碩成果。所以，自然科學技術是不可能脫離社會科學而孤立的發展的，它需要從社會科學聰明的海洋中不斷汲取文化營養和精神力量。所以，知識體系的各學科之間及各組成部分假如不能協調均衡的發展，有可能會抑制知識體系整體的健康發展，從而影響人類熟悉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及水平。但知識體系的發展又離不開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與知識的發展二者是一個互動的關系。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與經濟的關系將更加密切，知識在經濟增長中將起到核心要素的作用。所以，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對經濟將有著巨大的制約作用，經濟對知識也將有著巨大的作用力。而經濟對知識的作用力對整個知識體系并不總是均勻的，其中作用力最強的是知識體系與經濟結合的最緊密的部分。這就有可能造成知識體系中一部分知識的相對發達，而其它部分知識的相對不發達。在整個知識體系中，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比，自然科學與經濟聯系更緊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相比，應用研究與開發研究與經濟聯系更緊密；科學與技術相比，技術與經濟聯系更緊密。所以，在知識經濟時代，有可能使人文科學、基礎研究等方面知識的生產相對不足。這是不恰當的。知識體系的健康和協調的發展，不僅是知識本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自身發展的需要。人類生產知識，不僅僅是為了“利潤”，它有著更深遠的作用，對人類自身的把握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說，根本意義也在于此。所以，在知識經濟時代，如何解決好知識體系的均衡發展，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重要問題。2.有可能面臨普遍性的失業問題。知識經濟的局部效應和整體效應是不同的。局部的效應有時與整體的效應是相反的。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率先踏進知識經濟門檻的國家將受益無窮。1997年5月19日，美國《時代》周刊發表?？死铩て绽奈恼?，題目是《好得難以置信？》。文章說，目前美國經濟和社會狀況是25年來最好的。人們壽命更長，呼吸的空氣更干凈，飲用的水更清潔，犯罪率直線下降。經濟增長已持續七年，經濟所有要素似乎都在密切配合。失業率低于5％，通貨膨脹率穩定在3％左右。消費者信心接近八年來的最高水平。80％的工人不擔心失業，各階層收入大幅度提高，最窮的人提高幅度最大。美國經濟這些年持續增長并且出現“一高兩低”現象，使得一些經濟學家感到困惑不解。其實主要原因是得益于知識經濟的局部效應。在美國，技術進步已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經濟學家羅伯特·索羅、愛德華·丹尼森等提出了一個經濟增長核算公式：經濟增長的％＝3/4(勞動增長的％)＋1/4(資本增長的％)。他們將美國1948年～1984年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代入公式進行核算，發現美國實際的經濟增長大大地大于理論計算出來的增長。也就是說，實際的增長比資本和勞動力投入所應該引起的增長大的多，大約多增長了66％。經過認真的分析認為，額外增長的66％，來自科技和教育。也就是說在美國，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已大大超過資本和勞動力，占2/3以上。但是，這里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只所以能起到2/3的貢獻，根源在于比較優勢。因為在一國或幾個國家率先擁有某種先進技術的情況下，這些國家可在經濟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基礎上，通過比較優勢再加上知識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遞增特性，可出現經濟持續增長并伴隨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現象。假如這些國家能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住這種優勢，則仍可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保持高的就業率。但是，隨著全球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隨著各個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發展水平的逐漸縮小，比較優勢效應將會消失，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程度的機器排擠人的現象。知識經濟將有著比工業經濟更高的生產效率，從而需要生產的人數會更少。知識經濟時代可能會產生許多新興行業，但這些新興行業并不能完全容納從“夕陽行業”或傳統產業釋放出來的工人，因為這些新興行業也有著高的生產率同時僅需要較少的人數。同時，知識經濟時代將對人的知識和素質都會有更高的要求，這時崗位缺人與人缺崗位現象的解決較之工業經濟時代需要更長的時間過程。所以，從短期和局部來看，失業并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從長期和全局來看，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失業將會成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發展水平的限制，失業會成為一個需要面對的長期問題，并且有可能會越來越嚴重。在一個具有眾多人口的中國，失業有可能會上升為第一大社會問題。3.會產生新的分配不公現象。財富的分配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權力的分配，而權力的分配取決于經濟行為人所把握的生產要素的重要與稀缺程度。新制度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認為，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由于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不同，成為最難獲得或最難替代的生產要素是不同的，由此決定社會權力的中心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在漫長的農業經濟時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人類的生產主要表現為人與土地的關系，這時決定了土地是最重要或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以，這時誰把握了土地所有權，誰就把握了社會財富的分配權，土地所有者成了農業經濟時代的最富有者。在工業經濟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土地生產要素的地位逐漸下降，而貨幣資本、機器設備等物質資本的地位不斷上升。社會財富的生產主要依靠資本，資本成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資本的多少決定了財富分配額的多少。馬克思說，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隨著工業化的深入，社會財富越來越向資本所有者集中。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誰擁有了知識，誰就可以獲得財富?！爸R＝財富”將是知識經濟社會的一條基本公理，知識的擁有者將是社會的最富有者。這里不管是農業經濟時代的按土地分配，還是工業經濟時代的按資分配，或是知識經濟時代的按知識分配，本質上都是不公平的，是分配不公的不同表現形式。理想的社會運行機制應是各要素均能取得合理利潤，而不是主要集中于一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知識經濟時代的分配不公問題必然最終會被一種更先進的財富分配形式所代替，但我們仍應要積極地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分配不公出現極端化。一旦分配不公走向極端化，就有可能引發大的社會震蕩，造成生產力的大破壞，這也是歷史的教訓。4.社會經濟系統蘊藏著更大的不穩定性。首先，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其能量越大，其破壞性也越大。在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使得社會經濟系統蘊藏著巨大的能量系統，一旦運用不慎，有可能會造成比農業經濟或工業經濟時代更大的危害。計算機在廣泛應用的同時，也為犯罪者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蚬こ痰目焖侔l展使得人類對自身的作用力提高到極高的水平，同時也埋下了危險的種子。核能的應用也是如此。所以，生產力每前進一步，人類的謹慎程度就應增加一些。其次，在知識經濟時代，投資高科技領域成為普遍現象，由于高科技領域具有高風險特征，所以，這時經濟生活中的投資風險會變得比以往更大，這也是構成社會經濟系統不穩定性的一大因素。再次，由于社會經濟生活的全球化將不可避免，從而也增大了危害性作用的范圍。第四，知識經濟的到來必將進一步推動市場化的深入，市場化的深入使人們的經濟生活越來越互相依靠，越來越相互間聯系緊密，這為危害性的傳播提供了更加廣泛的途徑。上述情況表明，知識經濟時代是一個應引起人們非常謹慎的時代，人們應非常小心，一旦出現問題，后果將不堪設想
二、相應對策針對知識經濟時代可能存在的上述問題，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才能防患于未然。1、加強國家干預，促進知識體系的健康均衡發展。在市場領域，遵循的是“自然法則”，“優勝劣汰”，以效益為中心。所以，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必須加強國家干預，以彌補市場缺陷。為了促進整個知識體系各部分的協調均衡發展，國家應加大對人文科學、基礎所究等的投入；應制定具體可行的規劃措施。國家干預的核心應是建立和健全利益補償機制，使得從事經濟效益差而社會效益好的知識生產者能有足夠的動力，這是最關健的。2、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大力開拓新的就業領域。從短期來看，一個國家可以通過采用更先進的技術等手段，來增強比較優勢，促進經濟增長，減少失業。但從長期來看，比較優勢的效應會逐漸減弱，尤其隨著知識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普遍來臨，知識、機器排擠人的現象將日益突出。所以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大力開拓新的就業領域是根本之舉。為此，世界各國應聯合行動，有規劃、有組織的控制人口數量，發展中國家更應非凡重視。同時，要注重提高人口質量。要改革教育制度，適應知識經濟發展需要。要提倡終身教育，要注重素質和能力的培養的提高。國家應采取積極措施開辟一些新的就業領域，同時應注重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協調發展。3、應不斷調整和改革分配制度，使社會財富的分配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分配制度取決于生產制度，但分配制度對生產制度又具有反作用。合理的分配制度將對生產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在知識經濟時代，分配向知識要素傾斜是不可避免的，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自身要求。一定程度傾斜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但必須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正如封建社會分配向地主傾斜和資本主義社會分配向資本傾斜一樣，傾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積累，有利于擴大再生產，有利于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但假如傾斜過度，則會引發尖銳的社會矛盾，造成生產力的大破壞。合理的分配制度應體現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原則。為此，⑴要探索改革稅收體系，增強累進功能；⑵要進一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⑶要建立健全具有知識經濟時代特點的立法，如知識產權法等；⑷要防止知識完全壟斷現象的出現；⑸要注重保護非知識生產者的合法權益。4、要健立健全國家和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知識經濟時代是一個高效率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具有更大不穩定性的時代，為此，建立健全國家和社會安全保障體系意義非凡重大。對此，筆者認為：⑴在知識生產和應用上應持謹慎態度；⑵建立健全知識生產和應用的監督和評估體系；⑶建立健全應急系統，以防不測；⑷加大對知識生產者和應用者的規范教育力度；⑸健全懲治規則。
三、若干設想知識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既是生產力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同時也是一種過渡形態。1、知識經濟應向知識社會過渡。這里的知識社會概念不同于1993年美國學者f.德魯克在《后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提出的知識社會概念，他們說的知識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這里筆者將知識社會看成是知識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是一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它不僅包括知識與經濟的緊密結合，而且知識已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整個社會運行狀態體現為高度“知識化”。知識經濟為知識社會的到來將提供各方面的預備：⑴為社會提供大量的知識和有知識的人；⑵為社會提供更先進的生產力。2、假如我們將知識社會劃分為初、中、高級三個階段，*可能就是知識社會的高級階段。3、結合當前社會發展和知識經濟的現狀，未來*可能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⑴生產是極度有效率的；⑵流通是極有效率的；⑶分配不再是單純的按資分配或是按勞或按知識分配，而是各參于生產的諸要素平等的按貢獻分配；⑷社會經濟運行體現可持續發展理念；⑸人類普遍知識化，具有高素質；⑹具有強有力的社會安全系統，能防止任何不測事件，能預先將社會不穩定狀態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⑺由于仍然會存在個人違犯社會公眾利益的情況，所以懲治規則仍然存在，并且是高效率的；⑻公有與私有不再嚴格區分，而是財產的不同權利互相交溶，互相歸屬，產權既是清楚的，又是不清楚的；⑼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將體現為高度計劃基礎上的市場化和高度市場基礎上的計劃化，計劃與市場作為調節經濟的工具都達到了精致的水平；⑽人類本身的許多弱點將被極大地克服，并被制約在合理的限度內；⑾人類將更多的注重人類自身的完善，將更注重于精神家園的建設；⑿國家仍然存在，但國家的職能會發生重大變化，單個國家將與世界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⒀由于生產率極高，所以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生產將占小頭，消費將占大頭，整個社會總體上是一種屬于消費型的社會；⒁具有高度組織效率，很多人將完全聽命于機器；⒂社會經濟系統運行將進入一種超穩狀態。
參考文獻：1、張守一：“知識·知識經濟·知識產業”，《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8年第6期。
2、李京文：“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8年第6期。
3、陳昌勝：《知識經濟專家談》，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
首先必須澄清這個副標題里面“批判”的涵義，因為在
“知識經濟”，把知識與經濟聯在一起使用，我以為始自德魯克(peter druker),至少經過他1994年出版的《后資本主義 社會 》而獲得廣泛認可。德魯克定義的“后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是階級沖突的形態從古典的“有產階級—無產階級”的沖突演變為“知識階級—無知識階級”的沖突。他把這一社會形態叫做“知識社會”。在我看來，“知識”作為一種經濟物品，固然表現出特殊的技術屬性(例如“規模收益遞增”)，但當它被當成經濟物品時，它的基本屬性仍然是“資本品”。換句話說，作為“知識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改變知識的“資本”性質。其實只要存在謀利動機，就永遠存在著將知識轉變為商品的動機，從而永遠存在著以“知識”為手段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資本化”的過程。但是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知識被納入經濟 發展 的范疇。換句話說，只要“資本”還具有積極意義(除非我們不要經濟發展)，作為“資本品”的知識也就具有積極的意義。
把知識與經濟發展聯系起來，在
三、“知識救國”嗎？
人們通過分工制度的協調來獲取大量的知識。因為在分工制度下，每個人都可以專業化為某一狹隘知識領域的專家，而后通過與他人“交換”知識而獲得生活與生產資料。心 理學 研究 自19世紀初已經發現， 學習 一項知識所花費的平均時間總是隨著學習者在該項知識上投入的學習時間總量的增加而下降。而這一發現在當代腦神經研究與認知 科學 中又獲得了新的神經 網絡 理論 的支持(神經網絡均衡點的穩定性與學習時間之間的關系)。 歷史 觀察表明，那些更加依賴于分工制度來獲取知識的 社會 比那些主要依賴于傳統方式(例如師徒制度、家族傳承、個人探索)來獲取知識的社會，表現出高得多的知識積累速度，從而可以在短短幾百年或幾十年時間里獲得傳統社會在幾千年時間里所積累的知識存量。
理解了分工制度對獲取知識的重大意義之后，我們就可以討論分工的協調 問題 了。協調分工是一個制度問題，不是單純的知識論問題。制度問題的本質特征在于：收入分配的方式決定性地 影響 到分工條件下生產出來的產品的數量和質量。也因為這一特征，當 經濟 學在90年代以來進入“博弈論”理性主義階段時[5]，它才真正開始接觸到制度問題。
對于可供選擇的各種各樣的協調分工的“制度”——我還沒有定義“制度”概念，如果我們僅僅從經濟學角度考慮問題，即僅僅考慮效率問題，那么我們可以把各種制度按照它們的經濟效率排列出來。所謂“效率”，就是節約經濟資源的程度。如果我們把知識列入稀缺的經濟資源的話，那么對于“知識經濟”極端重要的制度問題就是尋找那些最小限度地閑置知識的協調分工的制度。而這是很難很難的，因為知識存儲在每個人的腦子里，以“觀念” 的方式運行著，任何違反了知識主體的主觀意志的制度都很難避免巨大的知識浪費。我們不難想象一個處于奴隸地位的知識主體與一個處于 企業 家地位的知識主體之間可能表現出的巨大的知識運用能力的差異。
在沒有給出“制度”定義之前，讓我先提出協調分工的最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一個判據：生產的效率越是取決于要素投入主體的主觀意志與主觀努力，協調生產的制度的效率就越是依賴于“自愿原則”。
讀者或許已經想到，“市場”機制(與傳統的中央計劃機制相比而言)是一個比較尊重自愿原則的制度，所以應當表現出高得多的協調分工的效率。這個判斷，或者上述判據的這一運用，大體上是正確的。不過，我愿意指出，即便是“市場”制度里面，也存在著嚴重的壓抑主體意志的現象，典型如“壟斷”，或者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某些事情，等等。
現在我必須澄清兩個概念：(1)“自愿”，(2)“制度”。 哲學 家們長期以來討論不清楚“自愿”這個概念的實質。我甚至可以聲稱，自從西方人獲得了神學(始自摩西)，他們就不得不在自由意志的自愿性與上帝的秩序的必然性之間糾纏不清[6]。
當我們說到“自愿”這個語詞時，它指涉這樣兩方面的情況：(1)被指涉的主體必須是免于明顯的外力強迫的。注意，我使用的語言：“強迫”在語義上明顯地不同于“控制”，后者可以包括受控主體“間接地施加影響”(通過語言、感覺、意識)。在這一點上，你可以爭辯說“市場”經濟制度其實是很虛偽的，它表面上尊重你的自治權利，實際上控制你的主觀意志。對此我表示同情的理解，卻無法為此而修改我對“自愿”原則的定義。(2)被指涉的主體必須在主觀上意識到他所做的事情及其各種可能的后果。這一條件可以有效地減弱上述的“控制”所施加的影響，因為主體明白他在做什么，這意味著外界施加的“間接的影響”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主體意志的選擇。這兩個條件意味著兩個推論：(1)主體對自己的行為負有道德責任，因為他事前意識到了他所做事情的各種后果并且他是主動地(不受外力脅迫)從事這件事情的；(2)主體有知的權利，因為不如此便無法承擔道德責任。這就是為什么在一個自由社會的憲法里面，在確立了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之后，第一項重要的補充條款就是“新聞自由”條款(公眾對信息的權利)。
現在可以定義“制度”了。事實上，對制度的定義需要整整一門“制度 分析 基礎”課程作為定義的展開。簡單地說，制度就是群體內部有自由選擇權利的成員之間就協調分工所達成的均衡的從而是可預期的和穩定的行為模式。這一行為模式包括兩個方面的 內容 ：(1)可見的行為。很明顯，不可見的行為是別人難以預期的；(2)對可見行為的公認的闡釋。關于這一點我要補充兩條：(a)人們盡可以對行為作出極為不同的闡釋，但只要這些闡釋沒有得到公認，它們就難以獲得制度力量。任何制度條款都是在獲得多數人的公認理解下發生其協調人群行為的效力的。典型的例子如 交通 規則，只有當人群的多數成員對規則作出統一的理解時，規則才可能實現其協調交通的功能；(b)對行為模式的新的闡釋對制度創新是極為重要的。假如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居然對其既有行為模式作不出任何新的闡釋，那么這個社會的創新和演進的力量必定已經消失了。觀念的力量對制度發生作用，通過制度演變而轉化為物質的力量。制度是“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之間辯證關系的關鍵環節，是合理性展開其自身的“中介”。
只是在這一節的結尾處，我才具備了回答這一節主要問題的條件：“知識救國”嗎?我回答是：技術性的知識與一般意義上的“救國”無關。更進一步，如果沒有協調分工的有效制度，技術性知識甚至無法轉化為生產力，從而即便在“實業救國”的意義上也與“救國”無關。所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里最關鍵的字眼不是“科學技術”，也不是“第一生產力”，而是那個“是”字。在完成了上面這樣冗長的論證之后，我們有資格詢問：科學技術在什么樣的制度條件下才可能轉化為生產力?
顯然，自愿原則是那些有可能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制度的第一個特征。這一特征的 政治 學意義就是“自由”。我們固然可以對“自由”作出許多不同的理解，卻不能閹割了自愿原則里面討論過的對“自由”這一概念所概括的人們的行為模式的基本理解，這一基本理解應當、而且為了具有制度效力必須是公認的。讓我補充兩點：(1) 公認的理解要求知識的“本土化”，這是很顯然的，非本土的知識難以達成本土成員間的共識。一個眼下的例子是北約在科索沃事件中采取的強力干預，我很懷疑這一干預所依據的制度知識(哪怕它是關于“自由”制度的知識)能夠被本土成員的大多數所理解和認同；(2)公認的理解要求闡釋與事實的基本一致，這也是很顯然的，那些明顯地具有脅迫性質的規則不能被闡釋為“自由”。沒有人會認為限制了他呼吸通暢的某種外力是使他“自由”的力量[7]。
現在讓我提出(在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意義上)可以“救國”的制度的第二個特征：協調分工的制度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制度下個人的努力是否與其回報緊密聯系著。換句話說，權力與義務是否緊密地聯系著。關于這一點我似乎完全沒有必要補充任何東西，因為讀者十分清楚傳統中央計劃體制是怎樣失去創造力和效率的?；蛟S我應當補充一點：即便是市場體制，也時刻面臨著并且時刻在解決著如何改善激勵機制和激發人們的創造力的問題。我們注意到一個成熟的市場社會可以逐漸失去創新力量，例如70年代以前的英國。另一方面，有效地解決了創新機制問題之后，僵化了的市場社會可以重新獲得生命力，例如當代的英國。
最后，而且在操作意義上最重要的，是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三個特征：協調分工的制度的效率每時每刻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由于 自然 環境變動和由于人群心態變動導致的)新的情況下創造出新的制度安排使得權利與義務之間的緊密聯系能夠以最小成本實現。這句話或許涉及較多的技術語言，需要進一步解釋。讓我引用我喜歡的張維迎舉過的例子(經過修改)來說明這里涉及的條件。設想兩個人分工的社會，假定其中一人在月光下挖土，另一人在樹影下挖土。當這兩個人談判他們之間的社會契約時，最關鍵的條款之一是“由誰來負責監督全體人員的勞動，從而負責制定每個人的勞動報酬?”如果社會推舉那個在月光下挖土的人來監督群體和制定每個人的報酬，那么，由于他必須花費很大精力才可能準確測算和監督那個在樹影下挖土的人的勞動努力，他的最優行為模式將逐步演變為：減少他所支付的監督努力，按照那個在樹影下挖土的人的總產出來決定他的報酬。這是因為挖土的總產出比較容易觀察和測量。而對于每個人的總產出的測量歸根結底要參照社會平均產出來決定其高低。換句話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只能參照他自己的(此處代表“社會平均生產率”)總產出來決定支付給在樹影下挖土的人的報酬。但是在這一“ 權利—義務”關聯之下，假如那個在樹影下挖土的人原本比那個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具有先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例如天才或特殊技能者)，我們可以預言，這才能多半是要閑置的。因為按照社會平均生產率來決定每個人的報酬必定導致“平均主義”的報酬法則。這一法則的另一種說法就是“劣幣淘汰良幣”法則。綜上所述，一個效率高得多的制度安排是讓那個在樹影下挖土的人負責監督群體和制定每個人的報酬。道理很簡單，由他來監督那個在月光下挖土的人的勞動，監督成本小得多，測算也準確得多，從而以很小的成本實現了權利與義務的緊密聯系。關于這類制度安排的經濟學分析，大多包括在針對“信息不對稱”情況的“機制設計經濟學”里面了。
上面討論的制度有效率的第三個特征，其最重要的推論在于：一個制度的效率不能夠靠任何一套普遍原理來保證，而只能依靠千百萬社會成員追求效率的日常努力來保證。因為如上面的例子所表明的，命名權利與義務在較低成本下緊密聯系起來的制度安排，隨著環境與人群的變動而處于永恒的變動中，沒有任何普遍原理可以事前把握這些具體的制度安排。制度性知識里面的這類知識，按照亞里士多德對“技術”定義，具有技術性知識的特點，因為它們只針對具體的個別的事物，不針對普遍的一般的事物。在我的理解中，韋伯所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支撐體系 ”，不是別的，正是這里所說的技術性的制度性知識。沒有這些知識的大規模積累和不斷創新，就沒有“可 計算 的資本主義”在西方社會里作為一種有效協調分工的制度的 發展 。
由于有效率的制度的效率依賴于大眾的日常的追求效率的努力，我愿意以下面的命題來強調我在這一節里提出的三個特征在制度經濟學意義上最為關鍵的環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必須最大限度地激勵每一個社會成員在每一個可能方向上追求效率的努力和創新。注意：這一命題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完全“自恰”的，因為它所追求的效率依賴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依賴于制度安排是否最大限度地激勵了對效率的追求。在這樣一個純粹關注效率的環節里面，制度的“好”與“壞”不是我們關心的主題，盡管我們必須詢問一個制度的好與壞。仔細閱讀我在這一節里的討論不難發現，這些討論其實已涉及了制度好壞問題。例如，我討論了“自愿原則”與“自由 ”的含義。但是對制度作道德判斷畢竟已經超出了這一節的主題，應當放在另外的章節里討論。
四、“人力資本”與人的“異化”
一旦以勞動者為載體的知識成為謀利的資本，勞動就開始轉化為“人力資本”。也就是說，投資人以勞動者的知識積累過程(例如正規學校 教育 、在職培訓、自修)為投資目標，期待著將來從這一知識存量中獲得大于投資額的回報。最早提出“人力資本”概念的 經濟 學家們估計過就美國 社會 而言的這一“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大約為20 ％～50％，依樣本結構而有巨大差異。不過，這一比率的下限仍然大大高于美國經濟在常規情況下物質資本的投資回報率(10％左右)。由于這一超高回報率的吸引，成熟市場經濟(美國、德國、甚至香港)的投資結構在1970年代以來明顯地向人力資本方向傾斜。
下面我希望在我提出的“知識互補性”概念體系中解釋一下，人力資本為什么比物質資本具有高得多的投資回報率。首先應當界定“資本”概念，這一概念曾經和仍然在引起廣泛的爭論，著名者如龐巴沃克與費舍之間的論戰[ 8]，以及后來的“兩個劍橋之爭”[9]。
龐巴沃克以及整個奧地利學派資本 理論 的出發點是把“資本”看做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迂回生產方式(the round－about method)?！皶r間”在這一生產方式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迂回所用的時間越長，理性投資人所要求的回報率就越高。因此從實證角度看，一項投資的資本周期越長，就說明該類迂回生產方式所帶來的回報率越高。教育通常比物質資本投資具有長得多的周期(常規學校至少需要12年才完成中等教育，而最大的鋼鐵基地建設周期不過是5年左右)。從奧地利學派的角度看，這意味著教育投資具有比通常物質資本投資高得多的回報率。
資本理論的另一個方面是費舍的“投資機會決定投資回報率”的理論。在費舍看來，一切事物，只要可以產生未來收益，就都可以成為“資本”。投資的回報率由投資項目及各個投資項目的收益率決定。假如我們把全部可能的投資項目(機會)按照回報率從高到低排列出來，那么最優的投資選擇將從那些回報率高的項目開始投資，只在用盡了較高回報率的投資機會以后才逐次向更低回報率的項目投資。這樣的投資安排一直可以進行到融資成本(例如向銀行貸款所必須支付的利息率)等于投資回報率時為止。而融資的平均成本由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在現時與未來一切時點間的一般均衡決定。由這一均衡決定的融資成本也叫做“真實利率”，它的大小歸根結底要取決于一個經濟所提供的投資機會的多寡以及這些投資機會可能產生的回報率的高低。
在運用費舍的資本理論時，一個重要的 問題 是判斷“投資機會”及其“回報率”。例如，一般來說“教育”被認為是一種投資機會。可是如果受過教育的勞動與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具有同樣的收益，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這樣的教育是“投資機會”。又如，當投資是在一個不穩定的社會 政治 環境里進行從而所涉及的風險非常高的時候，投資的帳面回報率就顯得毫無意義，相當于接近于零的投資回報率。由于這些理由， 發展
注釋：
[1]轉譯自j.b.schneewind編譯moral philosophy from montaigne to kant，vol.ⅰ，“leibniz”，pp.313—33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方括號內 英文 及中文為我所加。
[2]參見例如“知識沿時間和空間的互補性以及相關的 經濟 學”，《在經濟學與 哲學 之間》。
[3]詳見《在經濟學與哲學之間》各篇有關“知識”定義的文章。
[4]詳見我寫的“近年來經濟 發展 理論 的新進展及反思”，《經濟 研究 》1994年。
[5]參見我寫的“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基礎”，《 社會 學研究》1997年2月。
[6]關于這一論題的權威的和冗長的討論，參見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vol. ⅱ，“willing”，harcourt brace, 1971；以及robert nozick,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chapter 4,“free will”, and chapter 5, “foundations of eth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7]為了“最終的自由”而實行強迫，這是很值得懷疑的論證方式，不過這里無法展開討論，讀者可以 參考 哈耶克的著作。
[8]參見bohm－bawerk,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1889；irving fisher,the theory of interest,1930。
[9]參見mark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ospect，5th ed., 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 1996。
[10]參見我寫的“面向綜合的 時代 ”，《回家的路》。
[11]參見上引“近年來經濟發展理論的新進展及反思”。
[12]參見《我思考的經濟學》，三聯書店1996。
全球企業都在尋找成功之路，但是它們通常都忽視了知識產權的潛在商機。這些公司沒有察覺到這個快速增長的商機：知識產權是全球"硬通貨"，可以買、賣、授權、聯營或交換。這一新市場是知識經濟的核心命脈，而其繁榮則需要政府與公司的通力合作。
為什么要與政府合作？因為政府也致力于發展一個更加完善的知識產權市場。更多的技術商品化，會加快歐洲、北美和亞洲的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同樣也會促進中國、印度之類國家的經濟發展，因為到時一些擁有高尖端知識產權的公司就會敢于把技術轉讓給一些子公司，或者授權。據我所知，現在大多數公司的CEO要做出這樣的決定都有些顧慮。
要發展知識經濟，我們需要一個健康的合作性競爭機制。每個公司都想憑借自己的發明創造和最好的產品取勝于人，但是在一些事情上，公司與政府必須同心協力。
任何公司都不可能源源不斷地開發出新技術，并加以推廣。所有公司都得通過借鑒他人的一些理念、技術和設計來完善自己的知識產權，以求生存和發展。像我們飛利浦公司，就不僅賣技術，也買進。我們與一些知名公司，如日立、三洋、索尼和IBM都有合作。
即使是在發達國家，也存在如何保護知識產權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優先權"專利問題，一些公司或個人固守著一些專利，根本沒有打算將其出售或是授權。一旦其他公司也開發出類似新產品并獲利，他們就會以"侵害專利權"為名索賠獲利。要想在知識經濟領域建立一種公正、平等的機制，首要問題就是解決如何將這種訴訟機制轉化為商業機制。
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建立一個更加協調的國際專利制度。目前，美國和歐洲的專利制度迥然不同。美國的專利制度注重保護發明者，而歐洲則更注重迅速推廣新發明。我們贊成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專利機構多溝通交流。目前在專利合作方面，國際社會已取得一些進步，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的《專利合作條約》得到推廣，近來歐洲開始采用《社會專利》制度。
關鍵詞：旅游業；知識經濟；文化經濟；創意經濟
中圖分類號：F59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4－0202－03
21世紀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建立相應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旅游業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業并顯示出廣闊的發展前景。進入新世紀以后怎樣使旅游業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具有的多重積極功能得以充分發揮，使中國旅游業將以更加成熟的姿態進入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并進一步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是旅游界共商的主要話題。我們必須首先找準21世紀旅游業目標定位，筆者認為，21世紀旅游業經濟學定位是體驗經濟、協同經濟、循環經濟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闡述21世紀旅游業經濟學目標定位是知識經濟、文化經濟、創意經濟。
一、21世紀旅游業是知識經濟
知識經濟是個新名詞，1997年后越來越多地被國人所熟悉和引用。我們知道21世紀的經濟是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的經濟，是以知識決策為導向的經濟。因此，知識經濟簡單地概括為以知識決策為導向的經濟。
1.從OECD對知識經濟的定義看，旅游經濟是知識經濟的固有成分
知識經濟的悄然興起，可以說是一場無聲的革命，對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對現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正在和將要產生重大的影響。當然，對于旅游業來說也不例外，國家統計局普查中心《中國與發達國家知識經濟發展比較分析》指出：
所謂知識經濟，按照OECD（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定義，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這里所說的知識包括人類迄今為止所創造的所有知識，其中科學技術、管理和行為科學的知識是最重要的部分。歸納起來知識可分為四類：一是知道是什么（Know-what），即關于事實方面的知識；二是知道為什么（Know-why），即關于自然科學原理和客觀規律方面的知識；三是知道怎么做（Know-how），即所具有的技術和操作能力，包括技術、技能、技巧和訣竅等；四是知道誰有知識（Know-who），即能夠及時有效地利用有關專家的知識。按照這一定義，OECD組織依據《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第三版），提出了知識經濟產業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The knowledge-based industry,簡稱KBE）的產業標準，具體如下（見表1）
從圖表中可以看出旅游業是典型的服務業，按照OECD知識經濟的產業標準推斷21世紀旅游業必將是知識經濟。
2.從21世紀旅游創意、目的、規劃、策劃、開發上看，必須以知識作背景和支點
在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作為一種獨特而無限的資源將成為旅游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知識，包括文化、信息、科學等“軟”資源越來越成為旅游經濟增長、結構演進的引擎，旅游實物資源、旅游資本等硬資源的流動、重組會變得更加快速和頻繁，旅游經濟中各種地域、政策、組織壁壘將不斷減少，人們可以在更大的空間地域范圍自由地籌措、配置各種旅游資源。知識經濟時代的旅游企業競爭，將是圍繞爭奪高智商頭腦、高知識人才的激烈角逐。旅游企業資源排序無疑將把稀缺的具有創新意識的高智商頭腦資源放在第一位。旅游企業經濟的增長將從依靠資本的積累轉向知識的積累和更新，知識的全方位管理與創新將成為旅游企業旅游創意、規劃、策劃、開發致勝的法寶。
21世紀旅游業無論從旅游的創意、旅游的目的，還是從旅游的規劃、策劃和開發上都體現了知識經濟的內在性。體現了旅游創意中知識與旅游、知識與經濟的絕佳配對。
二、21世紀旅游業是文化經濟
1.21世紀文化產業本身成為了旅游產品和服務項目
文化產業是21世紀的新興產業，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產業都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自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戰略目標以來，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紛紛制訂“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文化產業也因此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在這種大背景下，積極研究、培育和發展我國文化產業，并使其盡快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對我國經濟發展有著特別現實的意義。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由于文化在產業經濟中的經濟附加值不斷提高，世界范圍內人們開始從資源的角度來重新認識文化的價值，對發展文化產業的認識也有了跨時代的飛躍。文化與城市發展和旅游開發有著密切的關系，文化資源的開發在其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歷史文化是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核心資源和基礎，也是城市發展，尤其是旅游文化產業成功的深層因素。世界上有許多著名的文化名城，并沒有首都或中心城市的顯要地位，但是仍然利用自己某些特有的因素來塑造一個整體的城市文化形象，拓展出一個獨具特色的品牌。文化產業將達到鼎盛時期。
2004年，國家統計局為規范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工作，出臺了《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標準，為社會發展指標中的文化指標提供了統一、規范的范圍和口徑。2005年，國家統計局進一步研究與其他幾個部委聯合完成了《文化及相關產業指標體系框架》的制定，將“文化產業”這一概念定義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
文化及相關產業涉及的范圍包括：提供文化產品、文化傳播服務和文化休閑娛樂活動有直接關聯的用品、設備的生產和銷售活動以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活動，具體可劃分為“核心層”、“層”和“相關層”三個層次和九個大類。以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化藝術為主的行業為文化產業核心層，以網絡、旅游、休閑娛樂、經紀、廣告會展等為主的新興文化服務業為文化產業層，以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生產和銷售為主的行業為文化產業相關層。
無論從文化產業的核心層，還是從文化產業的層、相關層，都能夠找到21世紀旅游業所依賴的痕跡。有的甚至成為旅游產品和服務項目。
2.21世紀旅游資源潛力的深度挖掘需要文化作靈魂
文化在旅游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全球旅游業的發展趨勢來看，進入21世紀以來，旅游目的地之間、旅游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經上升為文化的競爭。文化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傳統、藝術、文字，更體現在現代人的生活、生產、生存之中；既包括固化的部分，也具有活的載體。誰能夠從現代人的需求出發，充分利用本地的文化特色，結合現代化的表現手段，誰就能夠贏得市場的青睞。因此，發展旅游需要從文化這個內涵豐富、古今兼容、動靜結合的寶庫中尋找能夠吸引現代旅游者的要素，在本地區的文化資源中選擇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開發能讓他們有說頭、有聽頭、有看頭、有玩頭的旅游產品，提供能讓他們有獨特體驗、有新鮮感受、有無盡回味的旅游服務。
進入21世紀,文化旅游已不僅僅是一種理念、認知、目的，而是一種方法、手段和創意，對于很多文化型的旅游目的地來說，經常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景點景區分散，沒有形成一個主題。大量的旅游景點猶如散落的珠子，缺乏一根主線將其串起來；分散的旅游資源猶如散兵游勇，缺乏一個靈魂將其統領起來。因此，有必要用文化這根主線來統領其旅游的整體發展。所謂文化主線，就是旅游發展的靈魂，用來統一其旅游產品、要素，以此作為未來旅游產品設計、產業布局、目標市場定位、市場營銷等各項工作的指針。
3.21世紀文化所衍生的具體的旅游產品形式更為明顯
21世紀的旅游業目標定位之一是文化旅游，文化旅游可定義為：通過旅游實現感知、了解、體察人類文化具體內容之目的的行為過程。由此定義可衍生出旅游經營者的旅游產品創意和旅游者由于對文化認知的期望所采納的旅游方法這兩個方面，文化旅游不是一個獨立的旅游產品，而是一種觀念意識反映，是旅游經營者設計旅游產品時的一種創意思維，是旅游者從事旅游活動的一種方法。我們開展文化旅游的目的在于為旅游者提供富含文化特色的觀光、度假、商務等形式的旅游產品服務，使旅游者以文化審美、文化鑒賞的心理去從事旅游活動，從而獲得一次更有意義的旅游經歷。這樣做不僅可以提高旅游質量，增強旅游對旅游者的效用，而且有利于旅游業界形成一類以強化文化感受為特征的產品設計思路，從產品創意、設計到導游功能及其業務素質要求等方面形成一個以文化意識為基礎的實踐操作體系。
21世紀文化旅游的需求趨勢更為明顯，根據國家旅游局對美、日、英、法、德五國訪華動機的綜合調查表明，排在第一位的是為了了解當地民眾的生活文化,占100%；第二位的是了解歷史文化,占80%；第三位的是游覽自然風光,只占40%。（見表2）各國去歐洲的旅游者中,65%是進行文化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也因其獨特的文化底蘊和特有的文化氛圍而受到廣大旅游者的青睞。
文化旅游是現代旅游的發展趨勢。文化旅游是在觀光旅游的基礎上, 去體驗社會風俗, 感悟歷史痕跡, 追尋文化時尚的深層次旅游。它以多樣的形式、深刻的內涵而表現出強大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逐漸取代自然觀光旅游而成為世界旅游業發展的新潮流。當前, 隨著旅游業的蓬勃興起, 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文化旅游正呈現出迅猛發展的勢頭。據專家調查, 英、美、日、德、法、澳等國的旅游者無一例外地“把與當地人交往, 了解當地文化和生活方式”作為出境旅游的三大動機之一。有資料表明, 在歐洲各國的入境旅游者當中, 65%的人是進行文化旅游，在美國人中, 27%的人每年要花數十億美元在文化旅游上。而日本人來華旅游的興趣分類大體是：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古跡的占49%；體察民俗風情的占22%；觀賞文藝美術的占7%；品嘗風味佳肴的占17.5%；其他占4.5%。（見表3）可見, 吸引國際游客的主要是中國獨特的文化魅力。
從1992年開始,國家旅游局每年都組織專家研究推出一個特色鮮明的主題旅游年,全國各地根據國家旅游局提出的主題,組織和營銷本地個性鮮明、特色突出的旅游產品,其中大部分主題年的主打旅游產品都體現了中國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彰顯了民族文化的魅力,如“94’中國文物古跡游”、“95’中國民俗風情游”、“94’中國文物古跡游”、“2002中國民間藝術古跡游”、“2004中國百姓生活游”、“2005紅色旅游”、“2006中國鄉村游”,都是以中國的民族文化為依托和載體的,中國在21世紀的旅游也必須要打文化品牌才能實現世界旅游強國的偉大目標。
因此，21世紀旅游業經濟學定位是文化經濟。如下圖：
三、21世紀旅游業是創意經濟
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是一種在全球化的消費社會的背景中發展起來的，推崇創新、個人創造力、技巧及才華，強調文化藝術對經濟的支持與推動的新興的理念、思潮和經濟實踐，是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具有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行業。它包含廣告、建筑、藝術和文物交易、工藝品、設計、時裝設計、電影、互動休閑軟件、音樂、表演藝術、出版、軟件、電視廣播等。創意為王，表明當代文化產業不同于過去物體或物質產業的產業形態，而更注重精神和文化的創新，并將這種創新視為產業發展的動力與核心。
在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國旅游業競爭經歷了從資源競爭到產品競爭、產業競爭再到目的地競爭的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對地區旅游競爭的認識經歷了以上四個階段的變化。
在我國旅游發展之初，旅游業的競爭主要表現為資源競爭。一個地區、城市旅游資源稟賦（包括旅游資源的知名度、壟斷性、豐富程度、結構組合等）構成其旅游發展的核心競爭力。而我國以大力發展入境旅游作為旅游業成長的切入點，而對于廣大海外游客而言，中國5 000年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對他們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因此，當時的資源競爭更多地側重于人文旅游資源方面。例如，西安等一批資源型城市，其旅游得以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具有較高壟斷性和知名度的旅游資源。在這個階段，大部分地區發展旅游的關注點集中在尋找、發現本地區的名勝古跡、歷史遺存、文物資源，認為擁有了這些資源，就擁有了發展旅游的絕對優勢。
第二個階段是產品競爭階段，即主要依靠幾個影響大、知名度高的旅游產品（或旅游景點）來吸引旅游者，地區間的旅游競爭主要體現為產品類型、市場知名度的競爭。在此階段，人們認識到旅游資源只是構成旅游產品的“毛坯”、原材料，旅游者購買、消費的是旅游產品。因此，對于那些擁有豐富旅游資源的地區而言，要將旅游資源轉化為旅游產品，需要經過一個挖掘、策劃、開發、展示、包裝的過程；即使不具備傳統旅游資源的地區，也能夠通過開發出符合市場需求的旅游產品在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例如，深圳等一批市場型城市，其旅游得以快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具有市場吸引力的旅游產品。在此階段，一個地區發展旅游的主要關注點在于進行產品開發。
第三個階段為產業競爭階段，即依靠旅行社、飯店、旅游交通、旅游購物等與景點開發所形成的產業優勢進行競爭。地區間的競爭除了旅游產品（景點）本身的競爭以外，也體現在食宿、服務、交通等方面，也就是所謂的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購、娛――的競爭。在此階段，地區旅游發展的主要關注點在于構造完善的產業供給體系。
在上述三個階段中，發展旅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接待人數，提高旅游收入，旅游業的功能主要表現為經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