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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創業法律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二)將使旅游業成為廣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將拉近地處偏僻的民族地區與先進地區的距離。隨著科技革命的深入發展，知識與信息將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旅游業中的科技知識含量將大增，旅游資源的吸引力因素的內涵將更加廣泛，形式會更加多樣，包括在物質因素、精神因素、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等方面都將不斷獲得豐富和創新，使旅游成為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完善結合體，使旅游業成為廣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將促使廣西旅游業進行柔性產品創新。所謂“柔性”主要是指旅游業適應旅游市場變化的一種能力。在經濟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迅速發展的條件下，隨著網絡技術在旅游業的廣泛應用，旅游企業將成為知識型企業，旅游企業智能程度不斷提高，旅游業的管理手段及運作手段日益先進，一方面，要求旅游業必須敏銳地捕捉市場信息，把握市場需求，在旅游產品的設計開發中不斷調整改進。不斷進行產品創新，并通過市場和測試得到的知識以及客戶意見及時融入到旅游產品中，以提高產品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另一方面，隨著旅游者需求的日益多樣化和個性化，要求旅游企業以全新的服務形式，建立完善的服務體系，以適應人們的旅游偏好、價值判斷和內在的需求。
(四)將促使廣西旅游業改變管理模式和競爭方式。經濟的全球化已使旅游市場規模和容量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這一趨勢下，傳統的“金字塔”式的旅游企業管理方式已被新的知識型的、適應于信息時代的“網絡型”的知識管理所代替。所謂旅游企業的知識管理，是指建立在旅游業良好的信息化、網絡化基礎上，為旅游企業實現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共享尋找新途徑，運用集體的智慧提高企業應變和創新能力的管理過程。知識管理重視知識資本的管理和運營，突出人力資源的開發和旅游知識創新，這是一種比較科學與完善的旅游管理。在這種全新的管理之下，旅游業的競爭方式也由傳統的以資源、客源為主的競爭轉化為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的競爭，旅游業也將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來贏得消費者，其結果是旅游業的經濟效益及服務功能得到全面提高，旅游資源的價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
廣西旅游產業的發展有很多有利的條件，如有壯麗多姿的自然景觀；有生動多彩的民族風情文化；有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有分布合理的旅游景點景區。這些年來，廣西旅游業的發展總的發展勢頭是好的，但與世界經濟和科技革命發展要求仍有較大的差距。也就是說，在科技革命深入發展的大趨勢和良好的機遇中，廣西的旅游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有相當部分的旅游企業缺乏有知識價值的旅游資源觀，旅游資源開發粗放；一些地區旅游生態環境繼續惡化，環境質量下降；旅游業創新能力欠缺，旅游產品處于初級品開發，缺乏知識含量；一些旅游企業的管理手段落后，缺乏高素質的管理、經營的服務人才等等，諸如此類問題的存在嚴重地影響了廣西旅游業的快速發展。為了使廣西的旅游業適應國內外經濟發展的要求，必須采取創新的對策和措施：
(一)實施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從廣西旅游業今后的發展要求及國際旅游業發展的趨勢來看，廣西的旅游業仍需在更大的范圍內對外開放，在更深的的程度上與國際市場形成對接，全面參與競爭。因此，廣西旅游業要依托本地的資源優勢，利用新的科學技術手段，吸引國際經濟團體、企業家積極參與廣西旅游資源的開發。其實，廣西在客觀上已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即一年一度的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效應，廣西的知名度已大大提升，中國一東盟博覽會不僅把東南亞各國有名的企業、投資商吸引到廣西，而且還能把世界上更多國家的企業和投資商吸引到廣西，這無疑為廣西提供了一個走向世界的機會。廣西旅游業的前途在于開發，而旅游是以促進人的流動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產業，隨著廣西旅游業的發展，必然會促進橫向的經濟聯合和對外開放的發展。
(二)實施爭創旅游名牌的戰略。廣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造就了廣西良好的旅游環境，無論是享譽國內外的桂林山水還是北海銀灘、德天瀑布等，對國內外的游客來說，特別是對國外的游客來說都會成為很好的賣點，尤其是今后每年都在廣西舉辦中國一東盟博覽會，游客必然會大增。廣西與東盟國家有地緣、親緣、人緣、史緣、人緣等密切關系。東盟國家人口有5億之多，其中祖籍廣西的就有近百萬，東盟各國的廣西籍華僑華人們保留著廣西人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以及祖籍地的血緣關系，地域、風俗接近，文化傳統相似，旅游客源流向周期短，廣西必須牢牢抓住如此巨大的旅游市場和商機。廣西不僅要實現亞洲最佳乃至世界著名的休閑、度假等旅游勝地的目標，還要有若干個在亞洲乃至世界一流的旅游名牌產品來支撐。為此，廣西必須對現有的旅游資源和產品進行整頓、提高，鼓勵開發新的旅游產品，鼓勵出精品、創品牌，建設起一批有特色、有吸引力的旅游景點，形成一批具有國內、國際競爭力的旅游產品。如廣西北海銀灘完全可以通過加大投資建立起風光迷人、多姿多彩的海濱公園，使其成為“東方的夏威夷”。
(三)實施旅游產品綜合開發的創新戰略。廣西的旅游資源豐富，廣西旅游產業的發展有許多得天獨厚的條件，但總體來說，廣西的旅游產業創新能力不足，具體表現為，一方面，旅游產品仍處于初級品開發階段，缺乏知識含量，許多地區的旅游業僅僅停留在以天然風光滿足游客觀光游覽的需求上，未能開發出具有綜合性特征的旅游產品與項目，即奇異獨特的自然景觀與特定的人文景觀融為一體，使人們在一次特定的旅游過程中獲得知識性、娛樂性、享受性等為一體的多重滿足的旅游地及旅游項目。如游客到桂林、陽朔、樂業天坑等景點旅游僅一天的時間就足夠了，如果政府能對一些旅游景點、景區進行
綜合設計，多增加一些文化和知識的含量，游客就會在此地逗留更長的時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的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柳州的奇石節就是旅游與文化、知識聯姻的典型。通過知識與文化的包裝，可以使旅游業從低級到高級，從粗俗到高雅，從原始到現代化。更重要的是游客從旅游中得到了欣賞，得到了啟迪，得到了享受，達到了旅游的最高境界和目的，這應該是廣西旅游業創新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廣西的旅游商品大多仍停留在初級品的開發上，而且這些初級品老化單一，品種偏少。一些地區的旅游商品生產企業生產的主要產品僅有旅游紀念品、珍珠、陶瓷、牛角雕等，而一些老牌的旅游產品缺乏高品位、文化含量高的新產品去替代，顯得旅游產品的后續力不足，嚴重地影響了廣西的旅游市場的吸引力。因此，廣西旅游業需要下大力氣實現商品的創新策略，利用旅游業有很強的產業效應的特點，對旅游產品進行綜合利用、開發，促使旅游商品由初級品向高級品轉化，從而推動廣西旅游業向更高層次發展。
(四)實施旅游企業知識管理的戰略。當代信息科技特別是國際互聯網的蓬勃發展，把全球商業帶進了“電子商務”時代。電腦和網絡已成為最一般的管理系統，旅游業本身及旅游業的各個部門間，國內和國際間基本已實現互聯，這樣旅游業的管理手段和設施不可避免的要與各種網絡聯系到一起。近年來，在國際旅游業中，通過網上旅游銷售、網絡預定來推銷自己產品的旅游接待，向國際旅游市場提供有關旅游信息等已成趨勢，前景非?？春?。但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廣西旅游業的管理手段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仍有差距，一些地區旅游業管理的手段十分落后，目前要在全廣西建立起一個能為公開交流提供完善的基礎設施的旅游信息網絡還有一定的困難。但加快旅游信息網絡的建設，實施旅游業的知識管理，這是推進廣西旅游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五)實施旅游產品的市場營銷戰略。旅游市場不僅是旅游產品交易的場所，更是包括購買旅游產品的消費者(旅游者及旅行商)及生產者、銷售者之間的經濟聯系。旅游產品的市場營銷包括市場調查、預測、規劃、宣傳、銷售等一系經營活動的有機結合。因此，要求旅游行業充分掌握廣西旅游市場的動向及發展趨勢，了解市場信息，制定經營戰略。要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制訂相應的價格，要充分考慮旅游產品的成本價、競爭對手的同類產品及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和產品主要面對的消費群體，按照市場發展變化的規律制訂出合理的旅游發展營銷規劃。同時要加大旅游產品市場的宣傳力度，利用廣告、宣傳品、各種招商洽談會、新聞會等形式，介紹廣西旅游產品的質量、優點、價格，吸引人們對廣西旅游產品的關注與興趣，從而擴大廣西的旅游客源。
(六)實施旅游人才培養戰略。廣西旅游業的發展要依靠人才優勢，新的管理和運作模式要靠大量高素質的人才擔負。因此，建立新的旅游經營人才和專業人員教育培訓模式已迫在眉睫，這種模式必須適應信息經濟、網絡經濟和全球化經濟的模式及與之相適應的旅游業的模式，同時，還要適應日益縮短的知識更新周期的要求。為此，必須加快廣西旅游教育的改革，構建合理的旅游教育結構體系，從而培養出更多更好的旅游人才，為廣西的旅游業發展服務。
當前，盡管法學界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仍未達成統一，但較為一致的認識是，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并以自治為基本理念，但民法的自治難以解決市場的失靈、外部性及公共產品投資問題，因而需要國家權力的監管、調控以及并從新的角度來思考公共產品投資的法律規范形式。由此經濟法至少應包括市場監管法、宏觀調控法、環境資源法、社會保障法等內容。其所調整的不是私人主體之間的經濟行為，而是政府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與調控?；诖苏J識，市場主體法如公司法、市場行為法如合同法，以及物權法、侵權法、婚姻家庭法等均屬于民法的內容，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產品質量法、稅法、環境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等則常被劃歸于經濟法的體系范疇。根據上述關于民法與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基本劃分，可以說，民法和經濟法均調整市場行為，均與經濟關系與經濟活動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但民法側重于市場主體及其自主決定的經濟活動，而經濟法則側重于對市場主體自主決定行為的局限進行政府干預。在很大程度上，民法構成了經濟法的基礎，因為不了解民法所調整的私主體行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公權力干預的正當性。而且，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勞動法與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等被劃入經濟法體系范疇的單行法，其所涉及的侵權關系、合同關系均以民法上的相關理論為基礎。因此，對于經濟法專業的法學本科生而言，民法是必修的基礎課程。由于經濟法與市場監管與調控緊密相關，常常被列為經管類專業的必修法律課程，但受專業課程計劃的限制，不可能為法律課程留下充分的空間。對非法學專業的學生而言，由于缺乏基礎的法律知識背景，他們很難真正理解經濟法的真正內涵。即使學到一些“法律知識”，也很難能在實踐中準確地運用，實際上不能達到教學目的。因此，對非法學類專業而言，單純一門經濟法課程是遠遠不夠的，但是開設更多的法律課程從專業課程規劃的角度又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應受學科意義上經濟法調整對象的限制，而應針對非法學專業的學生，從“經濟法律制度”的視角來進行課程設計。相對于“經濟法”，“經濟法律制度”不僅能夠涵攝民法范疇內與市場經濟活動相關的內容，從而有助于解決經濟法課程前提性法律基礎之不足，而且也便于將相關法律制度根據具體的需要進行系統性的整合。
二、非法學專業法律教學課程設計的三個層次
即使通過經濟法律制度整合民法中有關市場經濟行為的法律，單單這一門法律課程仍嫌不足。因為在學習經濟法律制度之前，學生需要對法律的一般理論，經濟法律制度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經濟法律責任所涉及的刑法、行政法以及訴訟法等問題均需有基礎性的把握。一般而言，經管類專業的法律課程設置應當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基礎課程?；A課程主要介紹法的一般理論、我國法律體系的基本構造、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社會法及訴訟法所調整的基本社會關系及其基本內容。課程教學目標在于讓學生對我國法律的基本體系與內容有個概括性的了解，并在此基礎培養基本的法律思維與法治理念?！妒藢盟闹腥珪P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強調，為全民法治觀念，要將法治教育納入整個國民教育體系，從中小學即設立法治知識課程。據此可以肯定的是，基礎法律課程將成為高校所有專業的必修課程。目前，各高校經管類大多僅開設《經濟法》一門法律課，很少未開設專門的法律基礎課程。盡管思政類課程中涉及法律基礎的內容，但其教學內容的側重點并不在于基礎法律知識的介紹和法律理念的培養，而是將法律作為加強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來對待的，其側重點在于尊法守法意識的樹立，與作為專業類法律課程的基礎以及十四中全會《決定》的要求相差較遠。在這種情況下，專業基礎類課程中的《經濟法學》課程的講授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律知識背景，仍需先行介紹法律的基礎知識，從而嚴重影響了《經濟法學》教學目標的實現。第二層次即經濟法律制度。該課程屬于學科基礎類課程，其內容主要介紹與市場經濟活動相關的法律知識。如果說基礎課程的教學目標主要在于認知和理解，經濟法律制度的教學目標則應適當增加法律的具體應用能力。第三層次為專業類課程。這類課程是根據具體專業方向的需要而有針對性地開設的課程。經濟法律制度由于涉及到的法律領域十分龐雜，只能側重于基礎，而難以具體和深入。更為深入的內容只能就不同的專業方向有針對性地另行開設。比如人力資源方向，需要專門開設勞動法，工程管理專業需要開設建筑工程法，物流專業方向需開設物流法規，而對外貿易專業方向則需要進一步了解海商法的專業法律知識。這一層次的法律課程由于是針對具體的專業方向需要而特別開設的，故在教學目標上應更加注重法律知識的具體運用。上述三個不同層次的法律課程，經濟法律制度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相對于法律基礎課程，它已經較為偏向專業需要，是對有關市場經濟活動的法律的進一步深入。但相對不同專業方向的特殊需要，它又屬于經管類的基礎類課程。
三、非法學專業法律課程設計與創業教育之協調
當前，已出版的各類《經濟法》教材近百種，但大多數是針對法學專業學生而編寫的，雖然部分教材考慮了非法學專業的需要，但并未針對特定專業的自身特點，而是力爭“包羅萬象”，由各專業根據不同需要自行選擇需講授的內容。由于缺乏明確的針對性，這樣的編排內容全面有余，但系統性不足，幾乎毫無例外地均是依照單行法律來設章分節。對于非法學專業的學生而言，這樣的教學內容安排只能使他們掌握一些零散的經濟法律知識，而難以形成體系化的認識，更無需談法律的具體應用。為提高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教育部提出把創新創業教育納入高校專業教育和文化素質教育教學計劃和學分體系，建立多層次、立體化的創新創業教育課程體系，并要求將創新創業類課程的設置要與專業課程體系有機融合，編寫適用和有特色的高質量教材。盡管法律教育并非創新創業教育之重點，但法律課程建設無疑是創新創業——尤其是創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迄今為止，法律專業課程設計還未能充分考慮創業教育之需要。創業法律教育的關鍵是讓學生了解創業過程中所需要的法律知識并能將之運用到創業工作中去，而相關的法律知識——企業的設立、公司治理、投資者內部關系、合同的訂立與履行、市場經營與競爭等等——幾乎均與經濟法律制度密切相關，故此完全可以與經濟法律制度的課程內容設計統一起來。在此基礎上，《經濟法律制度》課程的內容設計可考慮以創業過程為線索，將相關的經濟法律知識貫穿起來。這樣不僅可滿足非法學專業尤其是經管類各專業法律課程教學要求，而且有助于法律知識的體系化理解和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四、結語
創業投資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成
從創業投資運作的內在要求和國際經驗看，完善的創業投資法律體系應當包括五個方面的法律制度安排。
一、與創業投資基金組織形式相關的法律制度
創業投資的主體按其組織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為“非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和“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兩大類。前者系由分散的個人或非專業機構以其名義直接或通過委托方式間接從事創業投資；后者系由兩個以上的多數投資者通過“集合投資”形成新的財產主體，再以新的財產主體的名義進行投資，由于它具備了國內所俗稱的“投資基金”的本質內涵，故本質上即是創業投資基金。在以上兩大形態的創業投資中，通過創業投資基金間接從事“組織化的創業投資”既有利于實現投資運作的專家管理，又有利于形成專業的創業投資市場。根據創業投資的特點，創業投資基金通常必須以公司或有限合伙的形式設立，因此，完善的《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等法律是發展創業投資的首要前提。由于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和創業投資（基金）有限合伙等企業具有區別于一般加工貿易類企業的特點，所以，往往需要根據創業投資（基金）企業的特點，對《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等法律進行適當修訂；有時甚至需要在《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等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制定有關創業投資（基金）企業的特別法。
例如，我國臺灣地區的創業投資業之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即得以快速起步，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臺灣的公司法比較適用于創業投資基金，并于1983年根據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特點，制定了《創業投資事業管理規則》這部專門調整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法令。美國作為最早探索發展創業投資的國家，其創業投資之所以在上個世紀70年代受阻，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投資公司法》這部調整包括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公司在內的特別公司法，主要僅適用于證券投資（基金）公司，卻并不適用于創業投資基金（公司）。按照《投資公司法》及其配套的《投資顧問法》的規定，投資者超過14人的投資公司，不得實行業績報酬。這一限制雖然有利于抑制證券投資基金經理人的冒險投機動機（在證券市場上冒高風險通常能獲得高收益，基金經理也隨之將獲得高業績報酬；而一旦冒險失敗，投資虧損卻完全由投資者承擔），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但對創業投資基金而言，卻是不夠公平的。因為，證券投資基金的單位凈值可以通過市場得到體現，借助于市場本身即可較好地激勵基金經理人（基金業績好時，基金經理可以受托更多的資產；否則，基金經理將很難再管理更多的資產）；然而，對創業投資基金而言，由于它所從事的是長期投資，往往要5～7年后才能體現業績，只好更多地借助于業績激勵來盡可能地解決基金經理與投資者的收益一致性問題。正是這種人為的業績報酬限制及其他法律限制導致美國的公司型創業投資基金的發展受阻。幸虧以有限合伙形式設立創業投資基金可以逃避“投資者超過14人即不得實行業績報酬”的人為法律限制并被視作免稅主體，加之通過數次修訂《統一有限合伙法》使得有限合伙引進了不少公司制度的運作機制；所以，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有限合伙型創業投資基金得以發展起來。
二、與創業投資基金募集方式相關的法律制度
創業投資是一種高風險的且不具有公開信息的長期投資活動，所以，創業投資基金更適合于以私募方式募集資本。因此，完善關于創業投資基金私募方式的法律制度同樣十分重要。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創業投資基金的私募與證券投資基金以及其他類型證券的私募（包括加工貿易類公司通過私下發行股票募集股本）相比，在募集對象、募集方式、募集程序和對募集對象的保護等方面都具有相同點，所以，世界各國均不是通過制定單行的《創業投資基金法》或《投資基金法》來解決創業投資基金的私募問題，而是通過《證券法》來對“私募條款”進行統一規定。
從國際經驗看，為了切實避免并不具有風險鑒別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公眾投資者被卷入各類私募活動中，有關私募活動的法律通常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規定：一是規定私募只能針對“合格投資者”（qualifiedinvestor）；二是投資者不超過一定人數（100人）。其中，關于“合格投資者”的規定通常又是依據不同的國情而采用不同的標準。在財產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通常以個人或機構的已有資產和目前每年可獲得的收入來界定；在財產制度不不夠健全的國家，則通常以投資者一次性以其名義購買相當規模的私募證券（比如100萬美元）來界定。
三、與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相關的法律制度
與創業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的自身特點相適應，創業投資的資本來源只宜定位于具有以下特征的投資者群：一是勇敢而富有耐性，具有長期投資理念，最好是對創業活動也具有一定的興趣；二是具有較高風險鑒別能力；三是具有較強風險承受能力。按照這些要求，創業投資基金的資本來源主要宜定位于：（1）富有個人，尤其是那些曾經創業成功的富有個人；（2）大型企業；（3）人壽基金等各類保險基金；（4）銀行等金融機構。
在以上四大主要資金來源中，人壽基金等各類保險基金作為一種典型的風險資產，隨時處于“理賠”風險中，對“安全保值”的要求高，但由于它們的資金規模大，故以較小比例（如不超過5％）的資金從事創業投資并不會造成整體性風險。銀行資金對“安全性、流動性”的要求較高，所以，一般意義上的銀行資金不適合從事創業投資。但由于銀行具有“資金規模大、資本實力雄厚”的優勢，因此，將少比例的核心資本用作創業投資，并不會對銀行總體資產的“安全性、流動性”構成威脅。但是，由于保險基金和銀行資金的使用往往要適用于特定的行業性法律，因而使得這些行業性法律制度直接影響著創業投資基金的資本來源。所以，在考察創業投資法律體系時，還必須將《保險法》、《銀行法》等行業性法律制度也包括進去。例如，在對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國家，都傾向于禁止商業保險基金（包括人壽基金）、銀行資金直接從事投資業務。而隨著金融業內部系統管理技術、風險控制藝術的提高和金融監管體系的完善，不少國家也正在逐步放開商業保險和銀行運用部分資金從事投資業務的限制，從而拓寬了創業投資基金的資本來源。美國的創業投資基金之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步入新一輪快速發展的，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即是通過兩次修訂《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使得人壽基金能夠進入創業投資領域，并且在受托人是否需要登記為“投資顧問”方面獲得特別豁免。在英國，商業銀行由于可以通過另行成立附屬性創業投資公司或參股社會性創業投資公司的方式從事創業投資，故已經成為僅次于人壽基金的第二大創業資本來源。
四、與創業投資的投資運作方式相關的法律制度
為了分散創業投資過程中的高風險，一家創業投資基金通常必須對多個項目進行組合投資，因此，只有規定創業投資基金具有一定的資本規模，才可能保證創業投資基金具有起碼的組合投資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但創業投資作為一種謹慎而有耐性的投資，通常需要在對擬投資項目進行謹慎調查之后才會決定實際投資，因此，在法律上允許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資本分期到位，對于避免資本閑置具有重要意義。
創業投資的一項重要使命是發揮創業投資家的資本經營優勢，為創業企業提供包括制定長期發展戰略與市場營銷策略、物色戰略合作伙伴和關鍵人才、部署融資安排和重構財務結構等多方面的創業管理服務，以培育和輔導創業企業快速成長和發展。美國和英國的創業投資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它們特別注重在為創業企業提供股權性資本支持的同時，還提供重要的創業管理服務。美國的《投資公司法》修正案之所以將創業投資基金定名為“企業發展公司”（BusinessDevelopmentCompany），并將其界定為“投資于……非公開交易的證券，并且向這種證券的發行人提供重要而有效的管理幫助……”（見“InvestmentCompanyActofl940”修正案第二節第48款），即是為了引導“企業發展公司”能夠為所投資企業提供創業管理服務。為了使“企業發展公司”切實履行提供創業管理服務的職能，《投資公司法》修正案甚至就“企業發展公司”所必須提供的“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的具體內容作出了詳細規定，即：“（A）企業發展公司通過其董事、高級職員、雇員或一般合伙人，向發行非公開交易證券的公司提供，并且經后者同意確實提供了有關管理、運作、經營目標與策略等方面的重要指導與建議；（B）獨自或與其他企業發展公司一起共同控制一家發行非公開交易證券的公司，并對其經營管理與經營策略之制定具有決定性影響；（C）若企業發展公司是一家經小企業管理局批準并依據《1958年小企業投資法》運作的小企業投資公司，則可以向發行非公開交易證券的公司提供貸款”（見“InvestmentCompanyActof1940”修正案第二節第47款）……此外，為了避免企業發展公司所提供的“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流于一般性的咨詢服務，有關條款還就滿足“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的條件作出具體界定。若僅僅只是提供了一般咨詢服務，則仍只能被視為“沒有達到提供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的要求。
創業投資公司應當參與所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為了避免其蛻化為控股公司，有關法律又通常規定其必須按照組合投資方式進行運作。例如，規定創業投資公司對單個企業的投資不得超過其創司總資產的一定比例。這樣，也便于創業投資公司適度地分散風險。
五、與創業投資的投資退出相關的法律制度
創業投資區別于產業投資的顯著特點是，產業投資以投資經營產品（或服務）為手段，以獲取產品（或服務）銷售收益為目的；而創業投資則以投資經營企業為手段，以獲取轉讓企業股權后的資本增值收益為目的。因此，在所投資企業發育相對成熟后，創業投資就一定要適時退出。雖然創業投資退出的方式有推動所投資企業上市、私下轉讓所持股權，整體并購、創業者回購和清算等五種，但通過推動所投資企業上市的方式實現投資退出是最利于投資收益實現的方式，由于傳統的股票交易所主要是為成熟企業提供上市融資的場所，上市門檻較高，通常必須有持續盈利業績，因此，如果僅僅寄希望予主板市場，不僅不利于快速成長的創業企業上市融資，也不利于創業投資比較快地實現投資退出。所以，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在設立有主板市場的條件下，還紛紛設立創業板市場。與創業板市場的上市門檻較低相對應，創業板市場的運行風險也相對較高，故對創業板市場往往需要另行制定專門的運行與監管規則。所以，在構建創業投資法律體系時，還必然地涉及與創業板運行與監管規則相關的各種法律法規。
我國創業投資法律體系存在的問題
與創業投資業發達國家與地區都建立有完善的創業投資法律體系不同，盡管我國已制定有與創業投資相關的《公司法》，《合伙企業法》、《證券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等法律，但由于在制定這些法律時沒有考慮到創業投資的特點，導致現行法律體系并不適應創業投資業發展的要求，不僅較難為創業投資提供特別法律保護，反而在若干方面構成法律障礙，具體表現為：
一、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構架、資金募集以及創業投資運作與退出等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構架、資金募集及創業投資運作與退出等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不利于創業投資（基金）公司采用多樣化的委托管理方式。創業投資公司所體現的法律關系是一種委托—關系，這種委托—關系既可以體現在董事會與其經理班子之間，也可以體現在公司董事會與另一個專業的投資顧問公司之間。尤其是隨著創業投資家隊伍的發育成熟，一些規模較小的創業投資公司完全可以委托別的創業投資公司或創業投資顧問公司代為其管理資產。這樣，既可以避免因為自身資本規模小、難以請到一流的創業投資管理團隊的問題，又可以提高創業投資管理的規模效應。但現行《公司法》卻僅僅為董事會與經理班子之間的委托—關系提供了法律依據。
（2）多重公司行政機關可能導致創業投資（基金）公司過高的制度成本。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世界各國的公司法律都已實現權力結構中心從傳統“股東大會中心主義”向現代“董事會中心主義”的轉變。為了更好發揮經理人員的專家管理的積極性，在完善法人治理機制的前提下，正在賦予經理人員更多的經營自。為了提高運轉效率、降低運作成本，可以授權股東大會自行決定精簡不必要的公司行政機關。例如，當公司委托其他機構管理資產時，公司董事會在很大程度上就同時起著監事會的作用，因此，自然可以不再設監事會。但是，按照現行《公司法》，創業投資（基金）公司一律必須同時設立董事會和監事會，這不僅增加了運營成本，也不利于提高投資決策的高效率。
（3）缺乏對經理人員或其投資顧問公司的激勵機制安排。激勵機制是解決創業投資基金管理過程中信息高度不對稱性問題的必要制度安排，而現行《公司法》并未為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可以實行業績報酬提供法律依據，從而使得許多國有控股創業投資公司很難實行國際通行的業績報酬機制。
（4）缺乏促進創業投資公司建立責任約束機制與成本約束機制的條款。創業投資公司除了建立起激勵約束機制外，還通常必須建立起嚴格的約束機制。例如，通過設立有限的存續期（通常為10—15年），存續期一到便予以清盤，使得經理人員的經營業績很快就水落石出，從而強化出資人對經理人的責任約束。通過規定固定的“管理運營費用”，約束經理人員將開支控制在一定幅度，從而建立起成本約束機制。但現行《公司法》卻缺乏針對創業投資公司特點的類似條款，從而使得一些創業投資公司有可能通過做假賬的方式將虧損無限期地掩蓋。一些創業投資公司剛剛成立，首先想到的就是購買豪華寫字樓和汽車，肆意揮霍投資人的錢。
2.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的資金募集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如前所述，創業投資（基金）公司通常只能以私募方式設立，但按照現行《公司法》，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卻無法以私募方式設立。盡管《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募集方式”設立，但這里所謂“募集方式”特指“公開募集”；除“公開募集”外，股份有限公司就只能按“發起方式”設立。對有限責任公司，則只能采取“出資方式”設立。就加工貿易類企業而言，只能以“發起方式”、“出資方式”設立倒也并不構成大的法律障礙。因為，加工貿易類企業通常可以先由少數幾個創業者以共同出資方式或共同發起方式設立后，再逐步增資擴股。然而。對創業投資（基金）公司而言，在設立伊始通常就需要一定的資本規模，而僅僅靠少數幾個投資者以共同出資方式或以共同發起方式設立則較難形成規模，所以，往往還需要由更多的并不參與具體設立事宜的投資者的投資。但由于這兩類不同投資者在公司設立過程中所實際擁有的權利并不完全相同（具體參與設立事宜的投資者擁有更多支配權，不參與設立事宜的投資者的權利則較易受到侵害），因此，如果不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如參與設立事宜的投資者應受到必要的監督并履行更多義務）來均衡這種權利上的不平等，就很難吸引更多投資者的參與?，F行《公司法》正是由于對出資方式和發起方式的規定過于籠統，才導致難以吸引民間資本加盟。目前已經設立的各類創業投資（基金）公司主要僅限于少數幾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共同出資或共同發起，其原因即緣于此。
3.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的投資運作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沒有為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資本最低限額提供法律依據。為了保證公司擁有一定的責任能力并達到一定的經營規模，現行《公司法》按照公司的不同性質，對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資本限額做了規定。特定行業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限額需要高于所定限額的，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創業投資公司作為一種專門從事資本經營的特殊類型的公司，顯然屬于需要對其最低資本限額另行做出特別規定之例。但由于目前沒有相應的法規來對其最低資本限額做出特別規定，導致目前一些地方性創業投資公司的資本規模過小。有些創業投資公司只有幾百萬的資本，由于抗風險能力極低，很難進行有效的組合投資，只能做一些短平快的項目。
（2）實收資本制度造成創業投資公司的資本閑置。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實繳的出資額”。按照第七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實收股本總額”。應該說，在中國現行社會信用狀況與法律制度環境下，這種實收資本制度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盡管它有可能導致資金閑置，但對于一般加工貿易類公司而言，這個問題并不是很突出。因為加工貿易類公司完全可以以較小資本金注冊，然后再慢慢增資。然而，對于創業投資公司而言，一方面需要一定的資本規模才具有抗風險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現行的實收資本制將所有資本在注冊時一次性注入，就必然導致資金閑置問題。
（3）對外投資限制與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設立宗旨相違背?，F行《公司法》第十二條所規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边@一規定不僅不適合于大型公司開展“公司附屬創業”活動，更不適合于創業投資公司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投資能力。因為，創業投資公司通常是以自有資本對外投資，即使對外少量借款也能控制在適當范圍；而且創業投資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通過對外投資來獲取資本增值，而不是如加工貿易類公司那樣對外投資只是副業，主業仍是從事產品經營。所以，要求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對外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不僅沒有必要，也有違其設立的初衷。
（4）沒有為以特別股票方式投資創業企業提供法律依據。與創業投資能夠以可轉換優先股等特別股權方式進行投資相適應，創業企業應當可以向創業投資機構發行特別股票。但我國現行《公司法》目前還只是為公司發行普通股提供依據。盡管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公司發行除普通股以外的股票可以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迄今為止，國務院并沒有就公司發行特別股票作出過規定。在這種法律環境下，如果創業投資公司以可轉換優先股等形式進行投資，就必然面臨缺乏法律保護的問題。
（5）沒有為創業投資公司的組合投資方式提供法律規范。由于《公司法》未能針對創業投資公司制定組合投資規范，導致了不少創業投資公司在實際運行中演變成了投資控股公司。
4.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的投資退出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按照1999年《公司法》修改前的有關條款，公司只有具備了3年持續盈利業績后方可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這種高門檻顯然既不利于高速成長中的創業企業通過公開上市的方式融資，也不利創業投資快速實現退出。盡管1999年底在修改《公司法》時規定“高新技術企業可另行規定”，但由于無法對“高新技術”進行準確的法律界定，也不宜以科技含量作為公司能否上市的標準，所以，這種修改并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有關部門不得不決定分兩步建成創業板，即第一步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的框架內推出“中小企業板”，待《公司法》修改后再降低門檻建成真正意義上的創業板。
二、《合伙企業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結構和資金來源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結構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目前國際上的合伙企業立法紛紛借鑒公司的三大機制來實現合伙企業的自我完善：一是賦予合伙企業以法律實體的地位，便于合伙企業更好地行使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二是允許合伙人會議在一定程度上發揮類似公司股東大會的作用，從而使所有合伙人都能在一定條件下參與合伙事務的重大決策；三是允許合伙人對合伙進行派生訴訟，從而更好地保護各類合伙人的權益。但我國現行的《合伙企業法》還僅僅停留于為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和小作坊式的加工貿易類企業提供法律規范的地步，無法滿足創業投資基金對企業組織結構的要求。
2.在創業投資基金的資金來源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按照現行的《合伙企業法》，創業投資基金如果按合伙形式設立的話，就只能按普通合伙企業形式，而無法按有限合伙企業形式設立。由于合伙人僅僅限于自然人，從而使得最適合創業投資基金特點的機構投資者無法參與創業投資合伙基金。由于《合伙企業法》要求所有合伙人必須對合伙企業承擔無限責任，使得并不具體參與合伙事務的合伙人由于懼怕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而不敢投資于合伙企業。
三、《證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的資金募集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私募作為一種與公募相對應的直接融資方式，在西方資本市場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半壁江山。由于私募市場上的投資者通常具有較強風險承受能力和較高風險鑒別能力，所以，只需規定投資者的資格，以確定誰是“合格投資者”，投資風險就完全可以由投資者自行承擔。對發行主體，則通常是豁免審查。由于通過私募發行的證券仍然屬于證券范疇，因而在國外普遍通過《證券法》等法律一方面規定“合格投資者”的條件，另一方面設立“發行主體豁免審查”條款。這樣，既充分發揮成熟投資者的風險自擔作用，又能回避政府的行政干預，而且還能確保正常的市場秩序。但在我國，由于出臺較早的《公司法》沒有為公司私下發行股票等票券提供法律依據，導致后來出臺的《證券法》也僅限于對公開發行證券進行相應的規定，對包括創業投資（基金）公司股票在內的各類證券的私募則未能設置任何規范性條款。因此，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私募得不到《證券法》的法律支撐。
四、《保險法》、《銀行法》等法律法規在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根據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二款規定，“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限于在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盡管根據“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這一活口，經國務院批準，目前保險資金可以部分地通過證券投資基金間接投資于證券市場，但要使之能夠通過創業投資（基金）企業間接從事創業投資，則又受第三款“保險公司的資金不得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向企業投資”的限制。盡管2002年我國對保險法作了一些修訂，但修訂后的保險法依然禁止保險資金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保險業以外的企業。
依據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股票業務，不得投資于非自用不動產……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2003年，該條雖然被修訂為“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證券經紀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然而，由于目前并沒有為商業銀行可以向創業投資（基金）企業投資制定特別規定，使得商業銀行還無法成為創業投資資本的現實來源。
尤其是在利用外資來我國設立中外合資創業投資公司方面，更是存在許多的障礙。本來，國外資金通過創業投資公司來我國從事創業投資，在性質上已經不同于外商直接來我國投資辦廠或是設立以投資辦廠為目的的產業投資控股公司。后者是一種直接投資行為，可能直接控制國內企業，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前者卻只是一種財務性投資，即投資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從財務上獲得資本增值，一旦所投資企業發育成熟不再具有高成長性時就會立即撤出，因而不會造成對所投資企業的控制，不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就此而言，以創業投資方式吸引外資可以說是引進外資的一種最佳方式，但是，由于我們對外資以創業投資方式來中國投資的意義缺乏足夠認識，導致不僅沒有任何鼓勵性政策，反而對其存在著種種歧視。例如，在我國設立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享受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但根據2003年出臺的《關于外商投資創業投資公司繳納企業所得稅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卻“不得享受稅法規定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的有關稅收優惠待遇”。
建立健全我國創業投資法律體系的對策
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實際，當前應當從以下五個方面加快建立健全創業投資法律體系。
1.盡快出臺《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部分解決創投基金的設立與投資運作問題。
從根本上講，必須對《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進行全面修訂，才能徹底解決以公司和有限合伙形式設立與運作創業投資基金的法律問題。但是，由于全面修訂《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非一日之功，比較現實的選擇便是根據《公司法》中的“國務院另行規定”條款，另行制定《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以部分解決創業投資基金按公司形式設立與運作的法律依據問題。
為適應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對組織結構的要求，一是可以在現行《公司法》框架下，制定允許創司可以聘請投資顧問機構等法人擔任“經理”的條款，以實現創司的委托管理。二是在《公司法》的基本原則下，分清董事會和經理班子（或受托管理的投資顧問機構）的權利義務，通過賦予后者更多的經營權來提高投資決策效率。三是規定創業投資公司實行業績報酬的條件與方式，幫助創業投資企業建立激勵機制。四是規定創業投資公司可以事先設定固定的存續期限和管理運營費用比例，從而為創業投資公司建立有效的風險約束機制和成本約束機制提供法律依據，由于《公司法》并沒有禁止可以設定如上規定，所以，通過制定《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來設置如上條款，并不違背《公司法》。
同上道理，為適應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募集資本的要求，可考慮創業投資公司在發起設立和出資設立過程中，由“主要發起人”和“主要出資人”對創業投資公司的設立承擔主要責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補“主要發起人”和“一般發起人”、“主要出資人”與“一般出資人”存在權利義務不對稱性的問題。
為了適應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投資運作要求，一是可以依據“國務院另行規定”條款，設定創業投資公司在設立之初即要求一定規模的資本額，從而確保創業投資公司具有起碼的抗風險能力。二是實行與實收資本制并不必然沖突的認可資本制，即允許創司在設立之初必須注冊一定規模資本的前提下，可以在運作過程中隨時增資擴股，每一次增資擴股之后只需報管理部門認可，而無需經管理部門審查批準。這樣，既減少了審批環節，又不至于導致資本閑置。三是可以依據現行《公司法》所設置的“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可以不受對外投資比例限制的條款，明確“創業投資公司可以以全額資本對外投資”，從而更充分地發揮創業投資公司的投資功能。四是根據《公司法》的“國務院可以對公司發行本法規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種類股票，另行作出規定”條款，明確創業投資企業所投資的企業可以對創業投資企業發行“可轉換優先股”，“特別投票權普通股”等特殊類型的股票，以促進創司以股權形式進行投資，并為所投資企業提供增值服務。五是在組合投資規范方面，以創業投資公司對單個企業的投資不得超過創司總資產的15％較為合適。這樣，既避免其蛻化為產業投資性質的控股公司，又使創業投資公司能夠相對集中地投資。
2.積極穩妥地推進《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相關條款的修訂工作。
如果《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能夠盡快出臺，則可以比較從容地在《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實施過程中，結合創業投資的特點，研究如何修訂《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在修訂《公司法》時，應積極研究借鑒國際公司立法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立”原則，適當下放董事會的權力，以便更充分地發揮基金管理人的作用。對于另行委托專業性管理顧問公司管理的創業投資公司，創業投資公司可以不再設立監事會，而是由董事會代行監事會之職，從而降低創業投資公司的制度成本。在修改《合伙企業法》時，應當借鑒國際社會有限合伙立法的經驗，允許新創設的有限合伙制度從起步伊始即可借鑒公司的制度優勢來實現自我改造，從而較好地克服傳統有限合伙制度的弊端。一是明確有限合伙的法律實體地位，以便有限合伙企業能夠獨立行使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和責任。二是強化合伙人會議制度，使之有條件地發揮類似公司股東會議和董事會的作用，以便有限合伙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合伙事務，三是借鑒美國的“有限責任有限合伙”經驗，在特定條件下允許普通合伙人也只需承擔有限責任。四是借鑒引進美國公司的“派生訴訟”制度，允許有限合伙人對合伙企業進行訴訟，從而更好地保護有限合伙的權益。
3.修訂《證券法》，從根本上解決創業投資基金的私募問題。
在適當時機修訂《公司法》，允許公司可以私募股本的同時，借鑒國外制定《證券法》的經驗，在我國的《證券法》中規定各類證券的私募方式和募集對象，以切實保護投資者權益。在國內尚未建立起個人財產登記制度的情況下，可以考慮通過設立最低投資額度（比如500萬元人民幣），來確保只有相對富有的個人或機構成為私募對象，為了避免私募范圍過大，還可設定投資者人數不超過100人。
4.進一步修訂保險法、銀行法，拓寬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
隨著國內保險資金運用越來越成為突出問題，以及保險機構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應不失時機地進一步修訂《保險法》，允許保險公司可以以不超過5％的比例，將資金投資入股到創業投資公司或通過委托創業投資公司、創業投資顧問公司運作。在國內銀行體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后，還應進一步修改《商業銀行法》，允許商業銀行可以將它的資本金投資入股到創業投資公司或通過委托創業投資公司、創業投資顧問公司運作。在《商業銀行法》未進一步修訂前，可考慮通過《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這種特別行政法規，允許銀行以不超過5％的資本投資于創業投資企業。此外，應盡快修訂有關外商投資的規定，鼓勵外商以創業投資方式來我國投資。
5.結合“分步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的進程，修訂《公司法》中的公司首次公開招股條件款項，為建成真正意義上的創業板掃除法律障礙。
在“中小企業板”試運行一段時間后，應及時總結經驗，研究制定一個比較適宜的創業板上市資格標準，并基于該標準修改《公司法》，以便更多具有成長性的創業企業能夠通過創業板融資，并更充分地發揮創業板市場對于創業投資退出的作用。
我們相信，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工作，我國的創業投資法律體系一定能夠扎扎實實地構建起來。至于國內不少人士正在呼吁制定《風險投資法》，則既不具有可行性，也沒有必要性。一方面，由于任何一部法律的調整范圍都只能限于可以準確界定的對象，所以將包括“非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在內的各種形態創業投資都囊括進《風險投資法》就勢必無法操作。另一方面，除了對創業投資基金這種組織化的創業投資需要通過制定《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之類的法律法規來調整它的組織結構外，對各種“非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則只需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就足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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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投資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成
從創業投資運作的內在要求和國際經驗看，完善的創業投資法律體系應當包括五個方面的法律制度安排。
一、與創業投資基金組織形式相關的法律制度
創業投資的主體按其組織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為“非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和“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兩大類。前者系由分散的個人或非專業機構以其名義直接或通過委托方式間接從事創業投資；后者系由兩個以上的多數投資者通過“集合投資”形成新的財產主體，再以新的財產主體的名義進行投資，由于它具備了國內所俗稱的“投資基金”的本質內涵，故本質上即是創業投資基金。在以上兩大形態的創業投資中，通過創業投資基金間接從事“組織化的創業投資”既有利于實現投資運作的專家管理，又有利于形成專業的創業投資市場。根據創業投資的特點，創業投資基金通常必須以公司或有限合伙的形式設立，因此，完善的《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等法律是發展創業投資的首要前提。由于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和創業投資（基金）有限合伙等企業具有區別于一般加工貿易類企業的特點，所以，往往需要根據創業投資（基金）企業的特點，對《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等法律進行適當修訂；有時甚至需要在《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等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制定有關創業投資（基金）企業的特別法。
例如，我國臺灣地區的創業投資業之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即得以快速起步，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臺灣的公司法比較適用于創業投資基金，并于1983年根據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特點，制定了《創業投資事業管理規則》這部專門調整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法令。美國作為最早探索發展創業投資的國家，其創業投資之所以在上個世紀70年代受阻，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投資公司法》這部調整包括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公司在內的特別公司法，主要僅適用于證券投資（基金）公司，卻并不適用于創業投資基金（公司）。按照《投資公司法》及其配套的《投資顧問法》的規定，投資者超過14人的投資公司，不得實行業績報酬。這一限制雖然有利于抑制證券投資基金經理人的冒險投機動機（在證券市場上冒高風險通常能獲得高收益，基金經理也隨之將獲得高業績報酬；而一旦冒險失敗，投資虧損卻完全由投資者承擔），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但對創業投資基金而言，卻是不夠公平的。因為，證券投資基金的單位凈值可以通過市場得到體現，借助于市場本身即可較好地激勵基金經理人（基金業績好時，基金經理可以受托更多的資產；否則，基金經理將很難再管理更多的資產）；然而，對創業投資基金而言，由于它所從事的是長期投資，往往要5～7年后才能體現業績，只好更多地借助于業績激勵來盡可能地解決基金經理與投資者的收益一致性問題。正是這種人為的業績報酬限制及其他法律限制導致美國的公司型創業投資基金的發展受阻。幸虧以有限合伙形式設立創業投資基金可以逃避“投資者超過14人即不得實行業績報酬”的人為法律限制并被視作免稅主體，加之通過數次修訂《統一有限合伙法》使得有限合伙引進了不少公司制度的運作機制；所以，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有限合伙型創業投資基金得以發展起來。
二、與創業投資基金募集方式相關的法律制度
創業投資是一種高風險的且不具有公開信息的長期投資活動，所以，創業投資基金更適合于以私募方式募集資本。因此，完善關于創業投資基金私募方式的法律制度同樣十分重要。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創業投資基金的私募與證券投資基金以及其他類型證券的私募（包括加工貿易類公司通過私下發行股票募集股本）相比，在募集對象、募集方式、募集程序和對募集對象的保護等方面都具有相同點，所以，世界各國均不是通過制定單行的《創業投資基金法》或《投資基金法》來解決創業投資基金的私募問題，而是通過《證券法》來對“私募條款”進行統一規定。
從國際經驗看，為了切實避免并不具有風險鑒別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公眾投資者被卷入各類私募活動中，有關私募活動的法律通常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規定：一是規定私募只能針對“合格投資者”（qualifiedinvestor）；二是投資者不超過一定人數（100人）。其中，關于“合格投資者”的規定通常又是依據不同的國情而采用不同的標準。在財產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通常以個人或機構的已有資產和目前每年可獲得的收入來界定；在財產制度不不夠健全的國家，則通常以投資者一次性以其名義購買相當規模的私募證券（比如100萬美元）來界定。
三、與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相關的法律制度
與創業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的自身特點相適應，創業投資的資本來源只宜定位于具有以下特征的投資者群：一是勇敢而富有耐性，具有長期投資理念，最好是對創業活動也具有一定的興趣；二是具有較高風險鑒別能力；三是具有較強風險承受能力。按照這些要求，創業投資基金的資本來源主要宜定位于：（1）富有個人，尤其是那些曾經創業成功的富有個人；（2）大型企業；（3）人壽基金等各類保險基金；（4）銀行等金融機構。
在以上四大主要資金來源中，人壽基金等各類保險基金作為一種典型的風險資產，隨時處于“理賠”風險中，對“安全保值”的要求高，但由于它們的資金規模大，故以較小比例（如不超過5％）的資金從事創業投資并不會造成整體性風險。銀行資金對“安全性、流動性”的要求較高，所以，一般意義上的銀行資金不適合從事創業投資。但由于銀行具有“資金規模大、資本實力雄厚”的優勢，因此，將少比例的核心資本用作創業投資，并不會對銀行總體資產的“安全性、流動性”構成威脅。但是，由于保險基金和銀行資金的使用往往要適用于特定的行業性法律，因而使得這些行業性法律制度直接影響著創業投資基金的資本來源。所以，在考察創業投資法律體系時，還必須將《保險法》、《銀行法》等行業性法律制度也包括進去。例如，在對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國家，都傾向于禁止商業保險基金（包括人壽基金）、銀行資金直接從事投資業務。而隨著金融業內部系統管理技術、風險控制藝術的提高和金融監管體系的完善，不少國家也正在逐步放開商業保險和銀行運用部分資金從事投資業務的限制，從而拓寬了創業投資基金的資本來源。美國的創業投資基金之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步入新一輪快速發展的，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即是通過兩次修訂《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使得人壽基金能夠進入創業投資領域，并且在受托人是否需要登記為“投資顧問”方面獲得特別豁免。在英國，商業銀行由于可以通過另行成立附屬性創業投資公司或參股社會性創業投資公司的方式從事創業投資，故已經成為僅次于人壽基金的第二大創業資本來源。
四、與創業投資的投資運作方式相關的法律制度
為了分散創業投資過程中的高風險，一家創業投資基金通常必須對多個項目進行組合投資，因此，只有規定創業投資基金具有一定的資本規模，才可能保證創業投資基金具有起碼的組合投資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但創業投資作為一種謹慎而有耐性的投資，通常需要在對擬投資項目進行謹慎調查之后才會決定實際投資，因此，在法律上允許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資本分期到位，對于避免資本閑置具有重要意義。
創業投資的一項重要使命是發揮創業投資家的資本經營優勢，為創業企業提供包括制定長期發展戰略與市場營銷策略、物色戰略合作伙伴和關鍵人才、部署融資安排和重構財務結構等多方面的創業管理服務，以培育和輔導創業企業快速成長和發展。美國和英國的創業投資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它們特別注重在為創業企業提供股權性資本支持的同時，還提供重要的創業管理服務。美國的《投資公司法》修正案之所以將創業投資基金定名為“企業發展公司”（BusinessDevelopmentCompany），并將其界定為“投資于……非公開交易的證券，并且向這種證券的發行人提供重要而有效的管理幫助……”（見“InvestmentCompanyActofl940”修正案第二節第48款），即是為了引導“企業發展公司”能夠為所投資企業提供創業管理服務。為了使“企業發展公司”切實履行提供創業管理服務的職能，《投資公司法》修正案甚至就“企業發展公司”所必須提供的“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的具體內容作出了詳細規定，即：“（A）企業發展公司通過其董事、高級職員、雇員或一般合伙人，向發行非公開交易證券的公司提供，并且經后者同意確實提供了有關管理、運作、經營目標與策略等方面的重要指導與建議；（B）獨自或與其他企業發展公司一起共同控制一家發行非公開交易證券的公司，并對其經營管理與經營策略之制定具有決定性影響；（C）若企業發展公司是一家經小企業管理局批準并依據《1958年小企業投資法》運作的小企業投資公司，則可以向發行非公開交易證券的公司提供貸款”（見“InvestmentCompanyActof1940”修正案第二節第47款）……此外，為了避免企業發展公司所提供的“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流于一般性的咨詢服務，有關條款還就滿足“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的條件作出具體界定。若僅僅只是提供了一般咨詢服務，則仍只能被視為“沒有達到提供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的要求。
創業投資公司應當參與所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為了避免其蛻化為控股公司，有關法律又通常規定其必須按照組合投資方式進行運作。例如，規定創業投資公司對單個企業的投資不得超過其創司總資產的一定比例。這樣，也便于創業投資公司適度地分散風險。
五、與創業投資的投資退出相關的法律制度
創業投資區別于產業投資的顯著特點是，產業投資以投資經營產品（或服務）為手段，以獲取產品（或服務）銷售收益為目的；而創業投資則以投資經營企業為手段，以獲取轉讓企業股權后的資本增值收益為目的。因此，在所投資企業發育相對成熟后，創業投資就一定要適時退出。雖然創業投資退出的方式有推動所投資企業上市、私下轉讓所持股權，整體并購、創業者回購和清算等五種，但通過推動所投資企業上市的方式實現投資退出是最利于投資收益實現的方式，由于傳統的股票交易所主要是為成熟企業提供上市融資的場所，上市門檻較高，通常必須有持續盈利業績，因此，如果僅僅寄希望予主板市場，不僅不利于快速成長的創業企業上市融資，也不利于創業投資比較快地實現投資退出。所以，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在設立有主板市場的條件下，還紛紛設立創業板市場。與創業板市場的上市門檻較低相對應，創業板市場的運行風險也相對較高，故對創業板市場往往需要另行制定專門的運行與監管規則。所以，在構建創業投資法律體系時，還必然地涉及與創業板運行與監管規則相關的各種法律法規。
我國創業投資法律體系存在的問題
與創業投資業發達國家與地區都建立有完善的創業投資法律體系不同，盡管我國已制定有與創業投資相關的《公司法》，《合伙企業法》、《證券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等法律，但由于在制定這些法律時沒有考慮到創業投資的特點，導致現行法律體系并不適應創業投資業發展的要求，不僅較難為創業投資提供特別法律保護，反而在若干方面構成法律障礙，具體表現為：
一、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構架、資金募集以及創業投資運作與退出等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構架、資金募集及創業投資運作與退出等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不利于創業投資（基金）公司采用多樣化的委托管理方式。創業投資公司所體現的法律關系是一種委托—關系，這種委托—關系既可以體現在董事會與其經理班子之間，也可以體現在公司董事會與另一個專業的投資顧問公司之間。尤其是隨著創業投資家隊伍的發育成熟，一些規模較小的創業投資公司完全可以委托別的創業投資公司或創業投資顧問公司代為其管理資產。這樣，既可以避免因為自身資本規模小、難以請到一流的創業投資管理團隊的問題，又可以提高創業投資管理的規模效應。但現行《公司法》卻僅僅為董事會與經理班子之間的委托—關系提供了法律依據。
（2）多重公司行政機關可能導致創業投資（基金）公司過高的制度成本。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世界各國的公司法律都已實現權力結構中心從傳統“股東大會中心主義”向現代“董事會中心主義”的轉變。為了更好發揮經理人員的專家管理的積極性，在完善法人治理機制的前提下，正在賦予經理人員更多的經營自。為了提高運轉效率、降低運作成本，可以授權股東大會自行決定精簡不必要的公司行政機關。例如，當公司委托其他機構管理資產時，公司董事會在很大程度上就同時起著監事會的作用，因此，自然可以不再設監事會。但是，按照現行《公司法》，創業投資（基金）公司一律必須同時設立董事會和監事會，這不僅增加了運營成本，也不利于提高投資決策的高效率。
（3）缺乏對經理人員或其投資顧問公司的激勵機制安排。激勵機制是解決創業投資基金管理過程中信息高度不對稱性問題的必要制度安排，而現行《公司法》并未為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可以實行業績報酬提供法律依據，從而使得許多國有控股創業投資公司很難實行國際通行的業績報酬機制。
（4）缺乏促進創業投資公司建立責任約束機制與成本約束機制的條款。創業投資公司除了建立起激勵約束機制外，還通常必須建立起嚴格的約束機制。例如，通過設立有限的存續期（通常為10—15年），存續期一到便予以清盤，使得經理人員的經營業績很快就水落石出，從而強化出資人對經理人的責任約束。通過規定固定的“管理運營費用”，約束經理人員將開支控制在一定幅度，從而建立起成本約束機制。但現行《公司法》卻缺乏針對創業投資公司特點的類似條款，從而使得一些創業投資公司有可能通過做假賬的方式將虧損無限期地掩蓋。一些創業投資公司剛剛成立，首先想到的就是購買豪華寫字樓和汽車，肆意揮霍投資人的錢。
2.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的資金募集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如前所述，創業投資（基金）公司通常只能以私募方式設立，但按照現行《公司法》，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卻無法以私募方式設立。盡管《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募集方式”設立，但這里所謂“募集方式”特指“公開募集”；除“公開募集”外，股份有限公司就只能按“發起方式”設立。對有限責任公司，則只能采取“出資方式”設立。就加工貿易類企業而言，只能以“發起方式”、“出資方式”設立倒也并不構成大的法律障礙。因為，加工貿易類企業通常可以先由少數幾個創業者以共同出資方式或共同發起方式設立后，再逐步增資擴股。然而。對創業投資（基金）公司而言，在設立伊始通常就需要一定的資本規模，而僅僅靠少數幾個投資者以共同出資方式或以共同發起方式設立則較難形成規模，所以，往往還需要由更多的并不參與具體設立事宜的投資者的投資。但由于這兩類不同投資者在公司設立過程中所實際擁有的權利并不完全相同（具體參與設立事宜的投資者擁有更多支配權，不參與設立事宜的投資者的權利則較易受到侵害），因此，如果不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如參與設立事宜的投資者應受到必要的監督并履行更多義務）來均衡這種權利上的不平等，就很難吸引更多投資者的參與?，F行《公司法》正是由于對出資方式和發起方式的規定過于籠統，才導致難以吸引民間資本加盟。目前已經設立的各類創業投資（基金）公司主要僅限于少數幾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共同出資或共同發起，其原因即緣于此。
3.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的投資運作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沒有為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資本最低限額提供法律依據。為了保證公司擁有一定的責任能力并達到一定的經營規模，現行《公司法》按照公司的不同性質，對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資本限額做了規定。特定行業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限額需要高于所定限額的，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創業投資公司作為一種專門從事資本經營的特殊類型的公司，顯然屬于需要對其最低資本限額另行做出特別規定之例。但由于目前沒有相應的法規來對其最低資本限額做出特別規定，導致目前一些地方性創業投資公司的資本規模過小。有些創業投資公司只有幾百萬的資本，由于抗風險能力極低，很難進行有效的組合投資，只能做一些短平快的項目。
（2）實收資本制度造成創業投資公司的資本閑置。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實繳的出資額”。按照第七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實收股本總額”。應該說，在中國現行社會信用狀況與法律制度環境下，這種實收資本制度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盡管它有可能導致資金閑置，但對于一般加工貿易類公司而言，這個問題并不是很突出。因為加工貿易類公司完全可以以較小資本金注冊，然后再慢慢增資。然而，對于創業投資公司而言，一方面需要一定的資本規模才具有抗風險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現行的實收資本制將所有資本在注冊時一次性注入，就必然導致資金閑置問題。
（3）對外投資限制與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設立宗旨相違背?，F行《公司法》第十二條所規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边@一規定不僅不適合于大型公司開展“公司附屬創業”活動，更不適合于創業投資公司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投資能力。因為，創業投資公司通常是以自有資本對外投資，即使對外少量借款也能控制在適當范圍；而且創業投資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通過對外投資來獲取資本增值，而不是如加工貿易類公司那樣對外投資只是副業，主業仍是從事產品經營。所以，要求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對外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不僅沒有必要，也有違其設立的初衷。
（4）沒有為以特別股票方式投資創業企業提供法律依據。與創業投資能夠以可轉換優先股等特別股權方式進行投資相適應，創業企業應當可以向創業投資機構發行特別股票。但我國現行《公司法》目前還只是為公司發行普通股提供依據。盡管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公司發行除普通股以外的股票可以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迄今為止，國務院并沒有就公司發行特別股票作出過規定。在這種法律環境下，如果創業投資公司以可轉換優先股等形式進行投資，就必然面臨缺乏法律保護的問題。
（5）沒有為創業投資公司的組合投資方式提供法律規范。由于《公司法》未能針對創業投資公司制定組合投資規范，導致了不少創業投資公司在實際運行中演變成了投資控股公司。
4.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的投資退出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按照1999年《公司法》修改前的有關條款，公司只有具備了3年持續盈利業績后方可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這種高門檻顯然既不利于高速成長中的創業企業通過公開上市的方式融資，也不利創業投資快速實現退出。盡管1999年底在修改《公司法》時規定“高新技術企業可另行規定”，但由于無法對“高新技術”進行準確的法律界定，也不宜以科技含量作為公司能否上市的標準，所以，這種修改并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有關部門不得不決定分兩步建成創業板，即第一步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的框架內推出“中小企業板”，待《公司法》修改后再降低門檻建成真正意義上的創業板。
二、《合伙企業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結構和資金來源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結構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目前國際上的合伙企業立法紛紛借鑒公司的三大機制來實現合伙企業的自我完善：一是賦予合伙企業以法律實體的地位，便于合伙企業更好地行使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二是允許合伙人會議在一定程度上發揮類似公司股東大會的作用，從而使所有合伙人都能在一定條件下參與合伙事務的重大決策；三是允許合伙人對合伙進行派生訴訟，從而更好地保護各類合伙人的權益。但我國現行的《合伙企業法》還僅僅停留于為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和小作坊式的加工貿易類企業提供法律規范的地步，無法滿足創業投資基金對企業組織結構的要求。
2.在創業投資基金的資金來源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按照現行的《合伙企業法》，創業投資基金如果按合伙形式設立的話，就只能按普通合伙企業形式，而無法按有限合伙企業形式設立。由于合伙人僅僅限于自然人，從而使得最適合創業投資基金特點的機構投資者無法參與創業投資合伙基金。由于《合伙企業法》要求所有合伙人必須對合伙企業承擔無限責任，使得并不具體參與合伙事務的合伙人由于懼怕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而不敢投資于合伙企業。
三、《證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的資金募集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私募作為一種與公募相對應的直接融資方式，在西方資本市場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半壁江山。由于私募市場上的投資者通常具有較強風險承受能力和較高風險鑒別能力，所以，只需規定投資者的資格，以確定誰是“合格投資者”，投資風險就完全可以由投資者自行承擔。對發行主體，則通常是豁免審查。由于通過私募發行的證券仍然屬于證券范疇，因而在國外普遍通過《證券法》等法律一方面規定“合格投資者”的條件，另一方面設立“發行主體豁免審查”條款。這樣，既充分發揮成熟投資者的風險自擔作用，又能回避政府的行政干預，而且還能確保正常的市場秩序。但在我國，由于出臺較早的《公司法》沒有為公司私下發行股票等票券提供法律依據，導致后來出臺的《證券法》也僅限于對公開發行證券進行相應的規定，對包括創業投資（基金）公司股票在內的各類證券的私募則未能設置任何規范性條款。因此，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私募得不到《證券法》的法律支撐。
四、《保險法》、《銀行法》等法律法規在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根據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二款規定，“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限于在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盡管根據“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這一活口，經國務院批準，目前保險資金可以部分地通過證券投資基金間接投資于證券市場，但要使之能夠通過創業投資（基金）企業間接從事創業投資，則又受第三款“保險公司的資金不得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向企業投資”的限制。盡管2002年我國對保險法作了一些修訂，但修訂后的保險法依然禁止保險資金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保險業以外的企業。
依據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股票業務，不得投資于非自用不動產……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2003年，該條雖然被修訂為“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證券經紀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然而，由于目前并沒有為商業銀行可以向創業投資（基金）企業投資制定特別規定，使得商業銀行還無法成為創業投資資本的現實來源。
尤其是在利用外資來我國設立中外合資創業投資公司方面，更是存在許多的障礙。本來，國外資金通過創業投資公司來我國從事創業投資，在性質上已經不同于外商直接來我國投資辦廠或是設立以投資辦廠為目的的產業投資控股公司。后者是一種直接投資行為，可能直接控制國內企業，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前者卻只是一種財務性投資，即投資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從財務上獲得資本增值，一旦所投資企業發育成熟不再具有高成長性時就會立即撤出，因而不會造成對所投資企業的控制，不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就此而言，以創業投資方式吸引外資可以說是引進外資的一種最佳方式，但是，由于我們對外資以創業投資方式來中國投資的意義缺乏足夠認識，導致不僅沒有任何鼓勵性政策，反而對其存在著種種歧視。例如，在我國設立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享受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但根據2003年出臺的《關于外商投資創業投資公司繳納企業所得稅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卻“不得享受稅法規定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的有關稅收優惠待遇”。］
建立健全我國創業投資法律體系的對策
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實際，當前應當從以下五個方面加快建立健全創業投資法律體系。
1.盡快出臺《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部分解決創投基金的設立與投資運作問題。
從根本上講，必須對《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進行全面修訂，才能徹底解決以公司和有限合伙形式設立與運作創業投資基金的法律問題。但是，由于全面修訂《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非一日之功，比較現實的選擇便是根據《公司法》中的“國務院另行規定”條款，另行制定《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以部分解決創業投資基金按公司形式設立與運作的法律依據問題。
為適應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對組織結構的要求，一是可以在現行《公司法》框架下，制定允許創司可以聘請投資顧問機構等法人擔任“經理”的條款，以實現創司的委托管理。二是在《公司法》的基本原則下，分清董事會和經理班子（或受托管理的投資顧問機構）的權利義務，通過賦予后者更多的經營權來提高投資決策效率。三是規定創業投資公司實行業績報酬的條件與方式，幫助創業投資企業建立激勵機制。四是規定創業投資公司可以事先設定固定的存續期限和管理運營費用比例，從而為創業投資公司建立有效的風險約束機制和成本約束機制提供法律依據，由于《公司法》并沒有禁止可以設定如上規定，所以，通過制定《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來設置如上條款，并不違背《公司法》。
同上道理，為適應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募集資本的要求，可考慮創業投資公司在發起設立和出資設立過程中，由“主要發起人”和“主要出資人”對創業投資公司的設立承擔主要責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補“主要發起人”和“一般發起人”、“主要出資人”與“一般出資人”存在權利義務不對稱性的問題。
為了適應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投資運作要求，一是可以依據“國務院另行規定”條款，設定創業投資公司在設立之初即要求一定規模的資本額，從而確保創業投資公司具有起碼的抗風險能力。二是實行與實收資本制并不必然沖突的認可資本制，即允許創司在設立之初必須注冊一定規模資本的前提下，可以在運作過程中隨時增資擴股，每一次增資擴股之后只需報管理部門認可，而無需經管理部門審查批準。這樣，既減少了審批環節，又不至于導致資本閑置。三是可以依據現行《公司法》所設置的“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可以不受對外投資比例限制的條款，明確“創業投資公司可以以全額資本對外投資”，從而更充分地發揮創業投資公司的投資功能。四是根據《公司法》的“國務院可以對公司發行本法規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種類股票，另行作出規定”條款，明確創業投資企業所投資的企業可以對創業投資企業發行“可轉換優先股”，“特別投票權普通股”等特殊類型的股票，以促進創司以股權形式進行投資，并為所投資企業提供增值服務。五是在組合投資規范方面，以創業投資公司對單個企業的投資不得超過創司總資產的15％較為合適。這樣，既避免其蛻化為產業投資性質的控股公司，又使創業投資公司能夠相對集中地投資。
2.積極穩妥地推進《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相關條款的修訂工作。
如果《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能夠盡快出臺，則可以比較從容地在《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實施過程中，結合創業投資的特點，研究如何修訂《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在修訂《公司法》時，應積極研究借鑒國際公司立法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立”原則，適當下放董事會的權力，以便更充分地發揮基金管理人的作用。對于另行委托專業性管理顧問公司管理的創業投資公司，創業投資公司可以不再設立監事會，而是由董事會代行監事會之職，從而降低創業投資公司的制度成本。在修改《合伙企業法》時，應當借鑒國際社會有限合伙立法的經驗，允許新創設的有限合伙制度從起步伊始即可借鑒公司的制度優勢來實現自我改造，從而較好地克服傳統有限合伙制度的弊端。一是明確有限合伙的法律實體地位，以便有限合伙企業能夠獨立行使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和責任。二是強化合伙人會議制度，使之有條件地發揮類似公司股東會議和董事會的作用，以便有限合伙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合伙事務，三是借鑒美國的“有限責任有限合伙”經驗，在特定條件下允許普通合伙人也只需承擔有限責任。四是借鑒引進美國公司的“派生訴訟”制度，允許有限合伙人對合伙企業進行訴訟，從而更好地保護有限合伙的權益。
3.修訂《證券法》，從根本上解決創業投資基金的私募問題。
在適當時機修訂《公司法》，允許公司可以私募股本的同時，借鑒國外制定《證券法》的經驗，在我國的《證券法》中規定各類證券的私募方式和募集對象，以切實保護投資者權益。在國內尚未建立起個人財產登記制度的情況下，可以考慮通過設立最低投資額度（比如500萬元人民幣），來確保只有相對富有的個人或機構成為私募對象，為了避免私募范圍過大，還可設定投資者人數不超過100人。
4.進一步修訂保險法、銀行法，拓寬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
隨著國內保險資金運用越來越成為突出問題，以及保險機構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應不失時機地進一步修訂《保險法》，允許保險公司可以以不超過5％的比例，將資金投資入股到創業投資公司或通過委托創業投資公司、創業投資顧問公司運作。在國內銀行體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后，還應進一步修改《商業銀行法》，允許商業銀行可以將它的資本金投資入股到創業投資公司或通過委托創業投資公司、創業投資顧問公司運作。在《商業銀行法》未進一步修訂前，可考慮通過《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這種特別行政法規，允許銀行以不超過5％的資本投資于創業投資企業。此外，應盡快修訂有關外商投資的規定，鼓勵外商以創業投資方式來我國投資。
5.結合“分步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的進程，修訂《公司法》中的公司首次公開招股條件款項，為建成真正意義上的創業板掃除法律障礙。
在“中小企業板”試運行一段時間后，應及時總結經驗，研究制定一個比較適宜的創業板上市資格標準，并基于該標準修改《公司法》，以便更多具有成長性的創業企業能夠通過創業板融資，并更充分地發揮創業板市場對于創業投資退出的作用。
我們相信，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工作，我國的創業投資法律體系一定能夠扎扎實實地構建起來。至于國內不少人士正在呼吁制定《風險投資法》，則既不具有可行性，也沒有必要性。一方面，由于任何一部法律的調整范圍都只能限于可以準確界定的對象，所以將包括“非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在內的各種形態創業投資都囊括進《風險投資法》就勢必無法操作。另一方面，除了對創業投資基金這種組織化的創業投資需要通過制定《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之類的法律法規來調整它的組織結構外，對各種“非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則只需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就足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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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業銀行法律規避金融創新
俗諺云：“強龍不壓地頭蛇”，然而面對進入WTO的競爭與挑戰，中國金融業尤其各商業銀行并不由于自身豐富本土資源、服務網絡優勢而輕松幾許?！袄莵砹恕?，怎么辦?政府旨在提升商業銀行競爭力的若干政策相繼出臺，諸如發行特種國債充實資本金，剝離不良信貸資產，股份制改組以及上市等等，但是如何縮短與外資銀行之間創新差距的措施不多，因為行政手段在該問題上是束手無策的。本文與大量關于金融產品、金融市場、金融組織結構等技術層面研究不同，嘗試為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規劃一個新思路——法律規避型創新。
一、法律規避型金融創新的經濟學與法學理論基礎
“創新”（Innovation）這一概念，最早是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于1912年出版《經濟發展理論》（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一書中首先提出。熊彼特觀點，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生產函數，即企業家將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到社會生產體系的活動，“新組合”包涵以下內容：⑴引進新產品；⑵引用新技術；⑶開辟新市場；⑷控制原材料供應新來源；⑸實現企業的新組合。①熊彼特認為創新是理解資本主義體系以及發展的核心概念，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經濟發展的原因，更是經濟發展的本質。上述創新理論，在上世紀50年代引起廣泛的重視，并首先應用于工業領域，技術創新成為一個流行詞語。發韌于70年代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金融創新浪潮，促使傳統金融業發生深刻變革，金融創新（FinancialInnovation）的概念應運而生，面對眼花繚亂的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方式、金融技術、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及金融衍生產品，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探求金融創新原始動力，形成諸學派的創新誘因理論，而西爾柏（W·L·Silber）的約束誘導金融創新理論、?？怂梗↗·R·Hicks）和涅漢斯（J·Niehans）的交易成本創新理論、戴維斯（S·Davies）和塞拉（R·Silla）的制度學派創新理論以及凱恩（E·J·Kane）的規避型創新理論影響較大。②
上述創新理論都不同程度觸及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互動性，凱恩理論認為當外在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與機構內在要求相結合，尋求回避各種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就會產生金融創新。政府管制是有形的手，規避則是無形的手，許多形式的政府管制與控制實質上等于隱形稅收，阻礙金融業從事已有的盈利性活動和利用管制外的利潤機會，因此金融機構通過創新來逃避政府管制。金融機構對各種規章的適應能力較強，因為需求增長會促進貨幣供給，擴大貨幣供給的過程可以采取許多“替代品”的形式完成，但是當金融創新危及到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不能按預定目標實施時，政府又會加強管制。同時，不同于傳統工具的替代品又會為規避而不斷生成，這樣管制又將導致新一輪創新。管制與規避引起創新不斷地交替過程，凱恩稱之為“管制辯證法”（RegulationDialectic）。
法律學者對“法律規避”問題，基于不同的法系理念而持有不一致的態度，普通法系賦予規避者較大的自由空間，“非法律明文禁止的都是允許的”，因此英、美等國是金融創新的主要策源地；相反，大陸法系僅在國際私法以及稅法的避稅問題上進行探討，而且相當學者認為法律規避是一種法律欺詐，所謂“欺詐使一切歸于無效”，對之持否定觀點。在我國“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漸成共識下，法律規避問題似乎不合適宜，僅有朱蘇力學者從民間法與國家法沖突③，以及法律規避在社會轉型階段的制度創新作用的角度④給予肯定性的論證，筆者認為金融領域的法律規避型創新具有以下合理性：
（一）法律規避型創新是對法律弊端的調適。任何法律不應以“良法”或“惡法”作以簡單評價，因為法律利弊可視為一枚銅板的兩面，所謂“有光的地方，就有陰影”。法律存在且不限于以下缺陷：⑴守成傾向，即法律是一種不可朝令夕改的規則體系；⑵法律規范框架中固有的剛性因素，法律具有地一致性與普遍性使解決個別案件面臨困難；⑶規范的控制和約束的擴張性。⑤寬容對待法律規避創新是矯正法律自身負面影響有效途徑之一:例如，法律規避型創新是在發展變化客觀環境中對穩定的法律制度的新解釋或修正,使之在動與靜、保守與變革、僵化與無常的彼此力量之間謀求和諧統一；法律規避型創新給予資質相異的個體在法律的原則性下進行不同回應，獲取適己所需自由空間；法律規避型創新是對法律控制的反作用，法律的約束限制愈大，個體進行法律規避創新的動機也愈強，總之法律不能盡善盡美的客觀存在，是規避型創新存在的合理依據之一。（二）法律規避型創新促使金融監管優化。凱恩理論認為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機構好似蹺蹺板做游戲的兩方，它們不斷彼此適應和作用。管制的理由不外公共產品、外部性、信息偏在等市場失靈，然而管制固化形成特定利益集團，也不可避免引致管制失靈，既限制競爭、減損效率和剝削消費者選擇機會等，而規避監管則可以打破舊利益分配格局，從而拋棄原管制不合理部分，繼承其合理成分，增添新內容產生新管制，再管制實質上是對原管制的否定之否定。該認識也適用于金融領域，我國金融監管內容強調合規性，即金融業務經營是否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規，但在金融市場逐漸開放，金融業務日趨復雜，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勢必向風險性監管轉變，即觀察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及其業務活動是否在合理風險范圍之內，確認經營風險所在，并督促金融機構控制風險。風險性監管為金融機構實施規避型創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將與之相適應的不斷完善。
（三）法律規避型創新提升銀行業的經營競爭力。在我國舊體制下銀行業務可以用存、貸、轉予以簡單概括，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深入，證券、保險、信托等逐步構成對銀行業的全面挑戰，這也與世界金融業發展趨勢是相符的，商業銀行只有不斷發展新業務，開辟新增長點，才能立于不敗，其過程中也必然伴隨突破舊框架束縛的法律規避性創新，我國《商業銀行法》第四條規定商業銀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和自我約束，商業銀行應以市場為中心，在經濟利益內在驅動下，在競爭中求得生存發展，以法律規避型創新的方式不斷在更高層次實現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的平衡。在此應強調，帳外經營，變相拆借資金等違規活動絕不是法律規避型創新，不突破法律秩序性要求是其底線，實現商業銀行在法律框架下利潤最大化追求是其內容。
二、美國銀行業的法律規避型創新實踐
美國銀行業在世界金融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在過去四十余年的競爭中，進行了金融工具、金融技術、金融體制等大規模創新，其中某些創新成果現在或將來會被我國商業銀行廣泛應用，因此針對美國若干案例的剖析，可加深對法律規避型創新的認識與理解。
美國金融從自由走向全面管制是以經濟大蕭條時期（1929—1933）為分水嶺，盡管1864年《國民銀行法》（TheNationalBankAct）以及1913年《聯邦儲備法》（TheFederalReserveAct）授予了聯邦政府一定的監管職責，但截至20年代后期美國金融制度基本上是自由競爭而不受管制，因此不存在規避監管的金融創新動機與實踐。1929年一直牛氣沖天的華爾街股市暴跌，并引出全球范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至1933年美國已有9000家銀行破產，整個金融業癱瘓。檢討經驗教訓，人們普遍認為華爾街應對這場災難負責，于是以《1933銀行法》（TheBankActOf1933）為代表限制銀行經營法律相繼出臺，到70年代構成全面監管法律體系，相應地法律規避型創新隨之出現，形成金融自由化的浪潮，80年代后至今美國順應潮流又放松監管，筆者在此僅從以下三方面對美國金融監管與規避型創新之間博奕進行擇要分析：
（一）對利率限制的規避型創新?！?933銀行法》授權美聯儲理事會對其會員銀行利息率制定最高限，并規定商業銀行不準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其后《聯邦儲備系統Q條例》（RegulationQ）進一步予以明確，1935年立法將Q條例擴大到非會員銀行機構，1966年通過利率管制法進一步將該限制擴大到所有金融儲蓄機構。⑥由于1933—1978年間利率較低，存款人的機會成本小，銀行等存款機構仍保持較穩定資金來源。但70年代末名義利率大幅度上升，以致商業銀行和儲蓄機構存款大量流失，即“脫媒”（disintermediation）。同時一些投資銀行設計了能提供安全和高收益的投資以及享有開支票便利的貨幣市場共同基金（MoneyMarketMutualFunds，MMMFs），引發銀行業危機，為了爭取存款，存款機構創設種種規避管制的方法：例如商業銀行通過銀行持股公司大量發行商業票據（CommercialPaper，CP）；商業銀行發行具有固定期限和一定利率，并且可以在二級市場流通的存款證（CertificateOfDeposit，CDs）；儲蓄機構開發一種創新工具——可轉讓支付命令（theNegotiableOrderofWithdraw，NOW）帳戶以及類似的超級可轉讓支付命令（SuperNows）；存款機構在電話轉帳服務基礎上開辦將活期帳戶與儲蓄帳戶相結和的，針對個人的自動轉帳帳戶（AutomaticTransferServiceAccount，Ats）與針對工商企業的SweepAccount；此外與MMMFs性質類似并與其直接競爭的貨幣市場存款帳戶（MoneyMarketDepositAccount，MMDAs）等，大量規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創新由量變積累到質變，1980年國會通過《對存款機構放寬管制與貨幣控制法》，從而開始分階段取消Q條例對活期存款和儲蓄存款利率限制，1986年3月存款利率的最高限制解除。（二）對分業經營的規避型創新?；诖笫挆l是商業銀行在證券市場投機而引起的認識，《1933銀行法》第16、20、21和31條確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業經營的原則，規定投資銀行不再接受存款或設立收存款的分支機構，商業銀行除可以進行政府債券投資以及用自有資金和盈余的10%購買等級較高股票和債券外，不能經營長期的證券投資，不得證券發行、包銷、分銷和經紀等業務，這些條款被單獨稱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或稱“格拉斯——斯蒂格爾墻”（Glass—SteggallWall）。⑦70年代開始，人們開始對銀證分業經營進行反思，認識到其實質是由政府支持的金融服務業市場分割協議，而且金融自由化浪潮對銀行業務發生地顯著影響以及來自外國銀行從事綜合經營的挑戰，促使美國金融業競相采用創新手段規避管制，進行證券、保險、信托和銀行的交叉經營，其內容即包括投資銀行通過以上介紹的MMMFs進入商業銀行業務領域的金融工具創新，也有銀行持股公司形式的金融機構創新。銀行持股公司是指這樣一類公司，它們直接或間接擁有、控制一家或多家銀行25%以上的投票權或控制該銀行董事會選舉并對銀行經營決策施加決定性影響，根據《銀行持股公司法》銀行持股公司獲準在其他行業設立與銀行業務有“密切聯系”的子公司，如財務公司、信用卡公司、證券信托公司等。雖然法律上持股公司擁有銀行，但實際上持股公司是由銀行建立，并受銀行操縱的一種組織，僅為滿足《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規定的設立“防火墻”（Firewall），規避法律的銀行持股公司逐漸成為美國銀行業主要組織形式，幾乎所有大銀行都歸屬銀行持股公司，格拉斯——斯蒂格爾墻搖搖欲墜，1999年國會通過《金融現代化法案》結束了1933年銀行法和1956銀行持股公司關于分業經營的限制。
（三）規避銀行業務地域限制的創新。1927年《麥克菲登法》（McfaddenAct）限制銀行跨行設立分支機構，形成美國特色的單一銀行制，其結果正如美國紐約克肯塞咨詢公司金融分析家洛威爾·希萊思所說：“美國銀行在全球金融巨人中只是侏儒，雖然我們有最大的金融經濟，但我們只有最小的銀行?！币虼嗣绹y行業為突破地域限制，形成多種金融創新，最有趣的是圍繞自動柜員機（ATM）以及銷售終端（POS）的法律爭議，貨幣監理署和法院先后判定ATM和POS機不是《麥克菲登法》第36條下的分支機構。⑧于是銀行業通過ATM的設立實質跨區域經營的分支機構，增強銀行競爭力，也削弱了限制設立分支機構的法律效果，并且利用1956年、1966年《銀行持股法》對銀行的定義，設立多種經營形式的機構，例如非銀行持股公司的分支機構、貨款洽談處、非銀行的銀行、國際銀行業務分支機構、信用卡業務、對失敗機構的跨行業兼并和存款人等打破跨行設立分支機構，80年代的立法盡管尚未明確解除跨州設立分支機構限制，但實際上有關規定在執行中已經放棄，1994法律取消關于跨州設立分支行的限制。
三、我國商業銀行法律規避型創新分析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銀行法律體系雖然剛剛建立，但迅速發展地經濟現實以及WTO競爭環境作用，使某些法律規范形成制度障礙，壓抑了商業銀行的進一步發展，正如上述理論與實踐證明規避型創新必然會產生。但與各國商業銀行內在驅動型創新不同，我國創新類型是政府指導，即在政府推動或引導下，商業銀行規避銀行法若干不適形成的金融創新，筆者在此對近期爭議較大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和金融集團兩種規避性創新進行深度分析：
㈠資產管理公司（AssetManagementCorporation，AMC），從1999年4月至今信達、長城、華融、東方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先后成立，對此金融界、法律界給予廣泛的關注，尤其“債轉股”政策爭議較大，一些學者擔憂這會成為國有企業的“免費午餐”。筆者認為AMC實際是在銀行法律體系下商業銀行債務重組手段的規避型創新，我國國有銀行不良貸款比例過高，據估計約25%，各別商業銀行更高，在世界銀行業中不良貸款比例排名居于前列，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但政策性和歷史性的因素是主要的，因此政府有責任在加入WTO之前降低其不良貸款比例，以增強其競爭力，化解金融風險。債務重組是解決問題有效途徑，然而債務重組方式除核銷本金、豁免利息等債務減讓之外，諸如債權轉股化、資產清償債務以及證券化等都與《商業銀行法》規定第二條、第四十三條不符，第二條規定“商業銀行是指依照《公司法》設立吸收公共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結算業務等企業法人”；第四十三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國境內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而AMC業務上屬于金融企業，但無相應法律法規約束，可以自由接收、管理、處置國有銀行劃轉不良貸款。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為例，其可以綜合運用出售、置換、資產重組、債轉股、證券化等方式對不良資產進行有效處置；對債務人可以提供管理、咨詢、收購兼并、分立重組、包裝上市等綜合服務，可以對確屬資不抵債需要關閉的企業申請破產清算，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向境外投資者出售債權和股權。這些債務重組手段和資本市場業務都是法律限制商業銀行運作的，而AMC則綜合運用，實現最大限度的回收資產，挽救損失。㈡金融集團，80年代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初期，由于制度建設缺乏長期規劃，“摸著石頭過河”，以及體制轉軌時期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中的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利益沖動，形成金融混業經營，例如：銀行辦信托、證券及保險；保險公司發行信用貸款，并設立證券營業機構；信托、投資公司超范圍回收存款，超比例發放貸款，辦理銀行業務；證券公司收取客戶交易保證金，代辦儲蓄，變相吸收存款，滲透進入銀行業務。1993年初商業銀行的大量資金直接或間接投入證券、信托和房地產領域，一方面造成股票市場和房地產虛假繁榮，另一方面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流動性和安全性受到威脅，影響金融系統的安全和穩定。因此1993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決定》規定銀行業與信托業、證券業、保險業“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1995年《商業銀行法》第四十三條、《保險法》第六條、1998年《證券法》第六條進一步明確分業經營原則。1999美國《金融現代化法案》出臺，我國成為世界上僅有的法律規定嚴格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國家，隨著金融業的發展，競爭加劇，尤其是進入WTO后與“金融大鱷”抗衡現實，要求商業銀行綜合化經營的呼吁高漲，盡管我國金融當局一再否認混業經營前景，但事實上政府始終默認規避分業經營的金融集團的創新形式，例如以信托公司名義注冊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并列控制16個直屬子公司，10個地區子公司，7個海外子公司，3個香港上市公司以及4個下屬公司，涉及境內外銀行、證券、保險、信托、融資租賃、實業、房地產、旅游以及貿易等全方位行業；光大集團北京總部和香港總部各自獨立法人分別直接交叉控制境內外銀行、證券、信托、實業等涉及各行業的上市以及非上市19家子公司，間接控股孫公司幾十家之多；以保險公司名義注冊平安保險公司全資擁有平安信托投資公司，又以61%比例控股平安證券公司。⑨目前金融集團這種創新形式在WTO的沖擊下，又有新的發展，例如：二月份光大集團受讓上海財政局的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并正與外資保險接洽成立中外合資保險公司；已獲中央銀行批準，申報國務院的中信集團重組方案明確將成立三家附屬公司，即中信實業銀行、中信證券以及與保誠共同成立中外合資保險公司；眾多國有、私有企業已單獨或聯合控股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山東電力集團的產業資本已成功控股英大信托投資公司、魯能金穗期貨公司、蔚深證券，并且是湘財證券第一大股東與華廈銀行第二大股東，這些都是證明金融集團作為分業經營法律限制的規避仍在一定期發揮著重要作用。
加入WTO，是中國的第二次開放，面對國際銀行業同行的挑戰，中國銀行業必須“創新圖存”，而創新內容除營銷方式、服務手段以及金融工具的創新之外，法律規避創新也是商業銀行的理性選擇。
【作者簡介】閆海，（1976-），西南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E-MAILsea.yan@
①[美]J·A·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p73
②楊衛紅：商業銀行監管比較[M].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1998.pp206-209
③蘇力：法律規避和法律多元化[J].中外法學,1993年（6）.pp20—26
④蘇力：再論法律規避[J].中外法學,1996（4）.pp12—17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及其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pp402—406
⑥俞喬、邢小林、曲和磊：商業銀行管理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p43
⑦易綱、吳有昌：貨幣銀行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p199
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用于調整創業的法律法規，現有大學生創業的優惠政策也都集中體現在國家和各級政府出臺的相關文件中。例如，2009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加強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2010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關于實施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的通知》及教育部于2010年公布的《關于大力推進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和大學生自主創業工作的意見》、2013年公布的《國家鼓勵普通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政策公告》等。這些政策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鼓勵和促進了大學生的自主創業，但從政策實施的長效性看，相關政策還缺乏執行效力。各級政府針對中央文件出臺的地方政策不夠細致，許多措施流于表面化，操作性不強，并不能解決大學生在創業過程中的實際困難。這需要國家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對現有各類相關政策進行系統而全面的整合，為大學生的創業活動提供政策導向，增強政策的權威性和法律體系效力。
二、完善財政扶持政策，切實解決創業資金困難
1.健全融資政策，解決創業資金需求目前針對大學生創業資金不足的優惠政策主要體現為向大學生提供小額擔保貸款、政府貼息扶持及創業資金等方面。但由于貸款申請審批手續復雜，政府貼息扶持也僅面向微利項目，因此，實際獲得貸款的人數并不多，資金規模也不大。至于申請創業資金，我國大多數各地政府都根據中央文件的要求設立了專門針對大學生創業的創業基金，但由于各地財政支持力度并不高，與資金的實際需求相比差距較大。以吉林省為例，2009年吉林省啟動了大學生科技創業引導資金項目，當年共有38個大學生創業團隊提出申請，但通過審核的只有19個。盡管自2009年以來，吉林省已累計為高校畢業生發放小額擔保貸款13174萬元，省政府于2011年專門設立了創業專項資金8000萬元，2010年用于支持大學生創業園區的創業資金3800萬元，但這對于大學生創業所需要的資金而言仍是杯水車薪。為解決此問題，除了進一步加大對大學生創業的資金扶持力度，同時降低大學畢業生申報項目的門檻，力爭將更多的畢業生全部納入扶持范圍。此外，還應積極拓寬融資渠道，探求更多的資金支持方式?？梢钥紤]通過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吸引民間風險資本參與大學生創業。如2009年，徐州市成立了針對大學生創業的“徐州市風險投資公司”首期，資金額度為5000萬元其中市財政局投入2000萬元、，對符合條件的大學生創業企業投入風險資金。
2.完善稅收優惠政策，加大稅費減免力度在現有稅收優惠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大學生自主創業企業所得稅的減免額度，延長稅收減免年限的同時拓寬稅收減免惠及的行業范圍。稅收的優惠可以從企業所得稅延伸至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等。此外，也可以借鑒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促進創業的稅收優惠政策。這些國家在鼓勵創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優惠主要以所得稅為主，具體優惠形式往往不局限于一種或兩種，而是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通常以間接優惠為主，同時輔之以直接優惠。直接優惠方式表現為定期減免所得稅、采用低稅率等；間接優惠方式通常包括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虧損結轉、提取科研開發準備金等。
3.強化政策的連續性，將各類優惠貫穿于創業的始終創業活動是一個長期、持續的系統性過程，而針對創業的各類優惠政策，都僅服務于創業初期，這使得各類政策在執行中嚴重缺乏長效性。企業在設立之初會面對很多困難，但是隨著經營活動的開展，企業在成熟和壯大期間也將迎來更多的挑戰和風險。對于缺乏管理經營經驗的大學生而言，更需要能夠貫穿創業活動始終的扶持政策。這類政策應當包括新企業經營風險保障、新企業發展再投入優惠等。
三、建立大學生創業監督評估體系，防止政策漏洞
培養創業人才必須以課程體系為核心，并將創業法律教育作為整個創業教育課程體系中的基本框架，致力于課程教學改革，促進教學教育工作的改革和深化，促進學生創業法律水平的提升。具體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1科學的確立課程目標
雖然高職院校創業教育的開展面向全部學生，促進了學生創業意識與能力的提升，但是由于社會需求的多元化和學生個體的差異化，使得每個學生不可能完全成為創業者。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應對創業法律教育目標進行科學的確定，并對目標進行科學的分層，一般應將教學目標分成兩個層級，第一層級，應將其面向所有的學生，并利用創業法律教育課程的開展，為全體學生創業法律基本知識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礎；第二層級，主要是利用實踐活動中找尋具有創業意愿和創業特點的高職生，利用創業法律平臺和實踐對學生進行針對性和科學性的法律教育，從而更好地滿足不同層級學生的需求，確保有效資源得到最大化的配置。
1.2科學的進行創業法律教育課程的設置
對于全體學生的創業教育，在課程設置上，應以培養學生基本的創業法律知識和良好的法律意識，作為創業課程教學的核心內容之一，并在所開設的課程中增加法律方面的比重。若學生的創業特質較強，或者具有較強的創業意愿，并通過一定的培訓后，使其系統全面的掌握創業法律知識，選用具有較強實用性、基礎性的創業法律讀本，并從創業準備、經營到糾紛解決和企業社會責任等對教材的內容進行科學合理的選取，將其針對性和專業性體現出來，并以選修的方式促進學生法律知識與能力的提升，從而更好地促進學生創業精神和法律意識的有機結合和全面培養，使其創業過程中始終按照法律框架進行。
1.3注重知識傳授的同時加強實踐教學的改革
在日常教學中，教師不僅要注重基礎知識的傳授，還應加強實踐教學改革。剛入學的高職學生，應以基礎教學為主，著重培養學生的創業法律意識，經過基礎知識學習后，就應引導學生將所學的專業基礎知識應用于專業實踐教學之中，注重創業主體的培訓和實體經營的管理，并在整個創業實踐過程中注重法律知識的應用，以促進高職院校的創業法律教育得到有效的改革。
2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