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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十八世紀的近代普通教育初期,自然學科、人文學科被逐步納入課程,形成近代的智育,后發展到體育、美育。但在總體上說,這種教育基本上屬于“文化知識”教育。本世紀以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生產與各種社會職能的技術性質發生變化,技術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以“文化知識”教育為主體的普通教育模式,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挑戰。
當今社會在一定意義上可算是技術社會?,F代技術不僅廣泛滲透在生產、各種工作職能與管理之中,而且已經不可阻擋地進入家庭生活圈子。雖有知識而缺乏足夠技術、技能的人,不僅越來越難以勝任工作和參與社會交往,甚至面臨生活與生存的困難。因此,把以勞動技術為主體的技術教育引進課程,這是學校教改的趨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小學教育(中學教育也有這種情況)的共同趨勢是必須把理論、技巧和實踐結合起來,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不同類型的教學-----普通的、科學的技術的和專業的教學------之間的那種嚴格的區別必須加以廢除;而教育,從初等階段到中等階段必須同時成為理論的、技術的、實踐的和手工的教育?!痹S多國家在小學開設勞動課、手工課,或創建綜合中學,本世紀上半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規模地準備新的合格人才和勞動者。
我國中小學教育在舊經濟體制和文化傳統的影響下,始終沒有突破應試模式,存在著脫離經濟、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弊端。培養的學生無論是心理素質、知識結構還是實踐能力,都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把勞動、技術教育引進教育領域,可以促使年輕一代手腦并用,學用結合,既懂科學知識,又具有一定的技術技能,從根本上改善一代人的勞動素質,以推動物質生產的發展,為現代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實基礎??梢?,勞動、技術教育正是基礎教育由應試教育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軌道轉軌的不可缺少的運行機制。
3.在初等學校里實施勞動、技術教育是實現德智體全面發展目標的重要途徑。生產勞動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主要源泉,是人的神圣義務和培養個性的基礎。學生只有通過親身勞動,體驗創業的艱苦,才能養成熱愛勞動和尊重勞動人民的品質以及自覺的創造性的勞動態度。
為了使未來一代體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發展,還必須通過勞動、技術教育,使青少年學生掌握現代生產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懂得現代生產過程的基本原理。對小學生來說,主要是能學會一些最基本、最初步的生產知識和技能,受到現代化的啟蒙。值得重視的是,現代生產的發展要求新一代人不僅具有科學文化知識,而且具有一定的基本技術和技能。技術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把技術教育與人文教育割裂是錯誤的,非人文的技術教育和非技術的人文教育都不完全,教育應該是既傳授技術又啟迪智慧和理性的。
21世紀的學校教育應該在加強科學教育的同時,加強技術教育,正如《學會生存》一書在談到傳統的科學教育存在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所指出:“傳統的科學教學很少致力于把課堂知識和科學實踐聯系起來”,“這種舊的課程計劃很難啟發科學活動中的創造性、直觀、想象、激動與懷疑的態度,而觀察、搜集數據、歸類以及證明結論的能力都不應只是科學家的任務”。該書還指出,傳統的科學教育存在同技術教學脫離的傾向,科學教育的一個基本目標是強調知識與行為相互依賴的關系,促使科學教學和技術教學兩相結合,就應注重科學研究與實際發展及應用之間的關系。當前“教育體系往往引起了這兩者之間的嚴重分離-----這種分離既損害科學研究,又損害實際發展”,“在普通教育方面,課程計劃過分傾向于重視科學,而忽視技術?!倍箍茖W教育與勞動,技術教育相互補充,可促進手腦并用,充分發揮大腦兩半球的作用,使左腦型教育與右腦型教育結合,理性思維與感性直觀結合,基本理論與應用實踐并重;有助于擴展眼界培養整體思維能力,鍛煉身心的靈活性;能激發學習興趣,培養創造意識和創造思維能力。
我對學校一年級120名學生進行抽樣調查后了解到:學生自己整理書包的占58.2%,早晨自己穿衣服的占2.2%,自己疊被子的占1.6%,用餐時自己盛飯的占14.1%,自己每天步行到校的占5%。
由此引發我的思考:而今中國一大批小皇帝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生活自理能力普遍低下,如此進入充滿競爭的21世紀,將會慘遭淘汰。尤其是當今農村小學生的勞技教育已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角落。如何針對農村實際,對小學生加強勞技教育呢?
1.學習討論,明確意義,形成共識
我們組織全體教師認真學習有關文件及《勞動課教學大綱》,并進行討論,在討論中廣大教師深刻地認識到:第一,不愛勞動的學生并不是天生懶惰,而是“日久成習”,要培養學生真正愛勞動的習慣,要給予熱情地引導、及時地鼓勵、不懈地督促。第二,廣大教師要以身作則,不要讓學生為自己做事,如打掃辦公室、批改作業等。有時還要帶頭勞動,實踐證明教師親自參與學生一起勞動,能空前調動全體學生的積極性。第三,切忌將勞動當作一種懲罰手段用在學生的身上,如犯錯之后罰擦黑板、擺桌子、掃地等,因為這不利于培養學生熱愛勞動的情感。
勞技教育缺少了家長的支持和配合,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因為一方面家長可以在生活中隨時隨地指導學生進行勞技訓練,另一方面家長還可以督促孩子們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培養學生愛勞動的感情。我們通過家長學校舉行家長教育講座等,讓學校和家長形成共識:學生參與勞動,不僅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熱愛勞動、尊重勞動人民、愛惜勞動果實的品質,而且有助于發展學生的智力,在勞動中提高學生的觀察力、創造力,使雙手更加靈巧;不僅有助于鍛煉身體,增強體質,而且有助于學生形成健康的品質,懂得尊重老人、孝敬父母、關心他人、幫助別人。
2.重視勞動課教學,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小學勞動課是對學生進行勞技教育的主陣地,在每學期初,學校就要求教師根據大綱要求制訂教學計劃,并認真組織落實,保證做到:勞技課,課表上有位置,行動上不被占擠。另外還要求廣大教師根據教材的知識點和編排特點,組織實施教學,提高每堂課的教學質量。首先,教師應根據小學生的好奇心理和興趣的不穩定性,挖掘每課內容和思想內涵,創設勞動教育的愉快氛圍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情境,激發學生的思想感情,樹立勞動觀念。如在手工制作時,播放一支精選的音樂,營造一個和諧的音樂氛圍,讓學生隨著優美的旋律進行實踐操作。其次,加強先進導向,進行技能指導。教師在課前先制作幾個精致的手工制作,讓學生進行觀賞,激發學生渾厚的興趣和強烈的動手愿望,然后,指導其手工方法,讓學生自己操練。再次,展示勞動成果,讓學生體會勞動所帶來的快樂,從而樹立勞動最光榮的思想。
3.開發課外勞技教育的渠道
結合農村的實際,努力開辟課外勞技教育的渠道,讓學生到廣闊的天地里去體驗生活,從學習體驗中培養學生堅強的意志,樹立艱苦奮斗、熱愛勞動的思想。在實踐中,我們力爭做到勞技教育的五個結合:
與自我服務勞動相結合要求學生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保持自己學習環境、生活環境的整潔和美觀,培養學生獨立生活的能力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技能,如教育學生自己削鉛筆、包書面、整理書包、洗手洗臉、剪指甲、訂鈕扣、系鞋帶、穿衣服、鋪床疊被等。
與學校服務勞動相結合培養學生熱愛勞動、熱愛集體的思想。組織學生積極參加學校的值日勞動、大掃除勞動,讓學生為美化校園、美化班級出力。如擦窗掃地、布置教室、植樹澆花、沖洗廁所等。
與家庭服務勞動相結合讓學生幫助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活,讓其感到自己是家庭中的一個成員,應該關心家中的事,做好父母的小幫手,培養孝敬父母長輩的美德。如:洗衣做飯、掃地洗碗、買菜購物等。
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協商,調解,一裁兩審”程序環節過多
傳統的“協商,調解,一裁兩審”程序安排不利于勞動爭議的迅速解決,增加了處理勞動爭議的成本,尤其是加重了勞動者的負擔;還有可能導致矛盾的激化,產生不必要的嚴重后果。同時,在法律援助資源不足,工會組織沒有明確的支持義務的今天,過長的程序安排最終拖垮的是弱者———勞動者一方,而非用人單位一方。雖然曾經基本上被勞資雙方遺忘的協商環節今天被正式寫入法律中,作出了明確規定,但是如果將來在實施過程中沒有得到確實有效落實,這一規定也會像以往的一些法規一樣,成為一紙空文。協商,調解能夠切實有效地發揮攔截案件的功能。如果這兩個環節都不能很好發揮,讓案件進行到下兩個環節,那整個案件處理起來仍然會突顯出程序復雜,環節過多的弊端。
2辦案人員素質能力不高
辦案人員的資格標準直接關系著案件處理的效率與公正,而我國目前的辦案人員水平較低。我國勞動爭議仲裁員只要高中文憑就行,而資格證是由培訓班培訓取得,高通過率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仲裁員水平不足。在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下,勞動關系呈現處多樣性和復雜性,但是這時仲裁員的文化素質的缺陷,很難保證仲裁裁決的公正性。
3案件處理周期長
一個正常程序下的勞動爭議案件,從調解到仲裁,如若仲裁不服,再到法院判決,真正解決這些案件,所需要花費的時間是很漫長的。伴隨勞動爭議案件的復雜程度的提升,使得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只是起到了延緩矛盾激化的作用,浪費時間和精力的同時,也耽誤了這些案件的及時解決。再加上維權意識的提高,勞動爭議當事者往往要求權利的真實利用,也讓仲裁成為了耗費時間的必要程序。
4勞動爭議仲裁時效短
仲裁時效是指當事人應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內,以書面形式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勞動關系也越來越復雜,只有一年勞動仲裁時效期間,對勞動者會產生一定的不利后果。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為了能夠維持的生存,當權益受到侵害時,他們一般不會首先選擇勞動仲裁的方法,通常會選擇協商等比較緩和的方法來爭取他們的權利。而用人單位恰恰是利用了這一點,就以協商的為由拖延時間。當勞動者意識到只有通過提起勞動仲裁才能解決勞動糾紛時,可能勞動時效早已經錯過了保護期限。因此無法請求仲裁委員會保護自己的權益??梢姡F行的“協商調解一裁兩審”,增加了勞動者的維權成本,延長了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周期,最終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
改進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的思路與對策
1借鑒國外“裁審分離,各自終局”
由于現行勞動爭議機制的“協商調解一裁兩審”造成的人員浪費、資源消耗以及勞動者的不滿,可以適當借鑒國外經驗,實行“裁審分離,各自終局”。即或裁或審,勞動爭議訴訟者必須采取仲裁或者法院審判的程序,即只能選擇兩者之一來作為討權方式,如果不服,可以向上一級仲裁或者審判機關提請重新處理。這樣在很大程度上縮短了辦案時間,提高了訴訟解決的效率,減輕了當事者的經濟、精力耗費;也有利于分流案件,減輕勞動部門的壓力,并且可以強化仲裁的責任心,提高處理案件的質量;建議法院設立專門的勞動爭議審判廳,專門審理勞動爭議案件,則可更加高效率地處理此類案件。實行“裁審分離,各自終局”,就是一裁終局,抑或兩審終審,不會造成勞動爭議案件累訴,降低勞動爭議者的訴訟成本,也縮短了維權時間。
2提高仲裁人員素質,保證仲裁公平公正
首先要對仲裁人員的學歷進行要求,讓一些民間因素降到最低,至少應是大學專科學歷,而且有從事仲裁、律師、法官等工作的經驗,或者在法學教育和科研部門,從事經濟部門工作、并有高級職稱的人。還應該嚴格考核,憑仲裁資格證才可上崗處理勞動爭議案件。企業應聘請加強對專、兼職仲裁員的業務培訓,聘請有關專家對疑難案例、統一辦案尺度、案件處理的思路和技巧等問題進行培訓講解。通過培訓,拓展仲裁員辦案思路,提高全員綜合辦案能力,對將來勞動人事爭議處理工作的質量和效率等綜合素質發揮積極作用。
3建立快速處理機制,合理分流案件
配合司法體制改革,調整完善現行勞動爭議處理體制機制,案件合理分流,減少裁審環節,簡化處理程序,使爭議快捷、高效處理,維護勞動關系和諧與社會穩定。針對勞動爭議案件特質,建立快速處理機制。集體勞動爭議案情復雜,處理難度大,矛盾易激化,可由法院直接受理并通過特殊程序進行審理,快立、快審、快結、快執行。建立訴訟與非訴訟調解與和解銜接機制,對勞動爭議調解書、和解書,由法院直接確認其效力,增強對當事人權益保護,強化法院執行能力。加快訴訟內調解機制建設。人民法院可以設立勞動爭議調解庭,專司案件調解,也可以推廣建立法院委托工會等社會組織調解勞動爭議案件制度,利用社會資源,有效化解勞動關系矛盾。在勞動爭議多發地,法院可以設立勞動爭議審判庭、派出庭或巡回庭,就地處理勞動爭議。法院應建立勞動爭議陪審員制度,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要充分聽取陪審員意見,發揮陪審員作用,提高審判工作質量。
論文摘要:目的了解養老機構中老年人的護理級別是否與護理服務需求一致,為照護老年人提供準確客觀的護理等級評定方法。方法將153例等級護理老年人分別按醫囑護理分級、標準護理分級及Barthel指數分級法分為一般照顧護理(自理)、半照顧護理(介助)、全照顧護理(介護)三級,比較不同分級法的差異。結果醫囑護理分級與標準護理分級、Barthel指數分級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均P<0·01),后兩者之間差異無顯著性意義(P>0·05)。結論醫囑分級法較老年人實際需求較遠,改進措施除增加醫護人員和改善相關條件外,可將Barthel指數分級法作為標準分級的補充來替代醫囑分級法,以盡可能滿足老年人需求。
養老機構中,分級護理由醫生根據老年人自理能力和需求,結合其家屬及養老機構行政人員的意見后制定,以醫囑的形式下達,由護工提供護理服務。因此,此護理分級方法受到醫生主觀因素和外界客觀因素的雙重影響。為了解其是否與“以人為本”的護理服務相適應,并探討較為準確的護理分級評定方法,筆者于2005年5月對廣州市2所養老機構護理分級方法和內容進行了調查,同時采用日常生活活動能力(Barthel指數)評定方法對老年人進行了評估和量化分析。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廣州市2所養老機構中的等級護理老年人153例(排除年齡<60歲、語言交流障礙、神志不清及特護老年人),其中男51例、女102例,年齡60~102歲,平均80·2歲。
1.2方法
1.2.1護理分級根據文獻[1-2]將老年人護理分為3個等級:①一般照顧護理。身體健康狀況尚好,個人日常生活能自理者,提供一般照顧護理服務,定為自理。②半照顧護理。身體健康狀況一般,功能減退,活動受限,個人日常生活能力部分喪失者,提供半照顧護理服務,定為介助。③全照顧護理。身體健康狀況較差,功能活動障礙或減退,喪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專人照顧護理者,提供全照顧護理服務,定為介護。
1.2.2護理級別的評定方法2所養老機構現行分級護理資料從其主管業務的行政人員處取得,由筆者和4位經培訓的大三護理本科學生對選取對象的當日醫囑的照護級別(自理、介助及介護)進行登記(醫囑護理分級)。然后,根據《廣州市托老服務工作守則》[1]、《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中的護理分級依據[2],評估老年人實際需要的護理級別,即自理、介助、介護(標準護理分級)。再根據Barthel指數分級法[3],對老年人進行分級,Barthel指數計分≤40分為介護,41~60分為介助,>60分為自理。
1.3統計學方法所得數據輸入計算機,邏輯檢錯后采用SPSS11.5軟件包進行χ2檢驗。
2結果
3種護理分級方法評估結果,見表1。
表1示,醫囑分級與標準分級、Barthel指數分級比較,χ2=10·95、20·43,均P<0·01,差異有顯著性意義;后兩者比較,χ2=1·97,P>0·05,差異無顯著性意義。
3討論
分級護理是護理工作一項重要的管理制度[4]。養老機構中護理分級制度明確規定了各級護理級別的依據和護理要求,對養老機構中護理工作以及管理起著規范性的作用。因此,落實分級護理制度是規范指導護工的護理工作和提高護理服務滿意度的有力保證。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囑護理分級與Barthel指數分級及標準護理分級均存在顯著性差異(均P<0·01),而Barthel指數分級與標準護理分級比較,差異無顯著性意義(P>0·05)??梢?醫囑分級與老年人的實際需求存在差距。其主要原因可能與在養老機構中護理等級劃分由醫生、行政人員及老年人家屬共同參與有關。調查中發現,醫生的人員配備遠低于實際需求,從而導致老年人的病情變化難以得到及時的監測與治療,老年人的護理等級也就很難根據其實際需求來調整;由于不同的護理等級的收費也有所不同及家屬的參與,使得老年人可以享受何種護理等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庭的經濟狀況及其家屬的意愿。除此以外,負責執行護理工作的護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當護理級別與老年人自理能力有差異時,只能簡單機械的執行,使得需要調整護理等級的老年人不能得到最恰當的照顧
以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為依據的標準護理分級,雖能體現老年人實際需要的護理,為老年人提供滿意的服務,但我國養老機構劃分老年人護理等級的《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2001年才出臺,且全國各地大都依據本地實際情況,各自制定護理等級及護理內容,至今許多養老機構中護理等級的劃分沒有統一的標準和依據。
Barthel指數分級法是被國際上公認的ADL評定方法之一,它評定簡單、可信度及靈敏度高,是臨床應用最廣、研究最多的ADL評定方法之一[5]。臨床上對于護理分級差異性分析,大都采用了中文版Bar-thel指數分級法[4-6],它不僅可以用來評定治療前后的功能狀況,而且可以預測治療結果及預后,體現需要護理程度。本組老年人采用Barthel指數計分法對其生活自理能力缺陷項目進行全面的評估并分級,其結果與標準護理分級評估結果一致,而其評定更簡單。因此,Barthel指數適用于我國的老年人,可用于評定其功能的高低。
綜上所述,不同護理分級方法之間存在差異,尤其是醫囑分級較老年人實際需求相差較遠,因而建議將Barthel指數分級作為現行標準護理分級的補充內容,以完善現行標準護理分級制度,同時應借鑒發達國家“以人為本”的理念、人性化管理和人性化護理的經驗[7],針對老年人的個性差異和不同需求,提供合適的護理設施和護理方式,以充分體現老年人的護理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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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MZ008-2001)[S].民發[2001]24號,2001.
[3]南登昆.康復醫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43-44.
[4]王淑琴,劉雁梅,湯紅梅,等.軍隊醫院病人分級護理差異性分析[J].護理研究,2005,19(6):51-52.
[5]顧敏,顧旭,姚云海,等.早期康復治療對手外傷患者Barthel指數影響探討[J].現代康復,2000,4(1):34-35.
一、有利條件能使較少勞動創造較多價值
為了展開分析我們的問題,首先有必要確切把握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價值的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這看似老生常談,但不少分歧都與此有關。商品的價值,體現的不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市場經濟中一種人與人的關系。按照通常的說法,它是商品生產者之間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但需要明確的是,這種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充滿著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首先表現在同類商品生產者之間,其次也表現在商品的買者與賣者之間乃至買者之間。正是這種競爭關系決定了同類商品一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個別勞動耗費量即個別價值,另一方面卻只能有一個為市場確認的社會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意味著諸多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實際耗費的勞動量與被市場承認的勞動量往往并不一致,正是這種不一致決定著他們的不同命運。競爭迫使他們千方百計降低自己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使它小于社會價值,力爭以較少的勞動(包括活勞動與物化勞動)耗費能夠被市場認可為較多的勞動耗費。作為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的價值規律,正是通過這種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矛盾運動,才能夠發揮優勝劣汰,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持續發展的巨大作用。
那么,商品生產者怎樣才能使其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對商品的社會價值有個全面理解。大家知道,商品社會價值的實體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指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馬克思的這一界定意味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多少,是由兩類標準條件有機結合起來共同制約的。其一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歷史經驗證明,勞動者在勞動熟練程度和強度方面的差異相對說來要小得多,而他所擁有的生產條件的差異要大得多,發展變化的潛力幾乎是無可限量的。而且,如果說在手工勞動時代是活勞動支配物化勞動,那么,隨著機器大工業不斷發展進步,情況就大變了。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當事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這一變化今天更加突出了。隨著科技進步的加快,在制約商品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方面,前一標準條件更加明顯地起著主導作用了。各廠商擁有的生產條件是先進還是落后,從根本上決定了所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量的對比關系。令人遺憾的是過去不少人對這一點是重視不夠的。
應該指出,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條件是多個變量的綜合,包括分工協作、生產組織與管理、生產規模、自然條件與生產技術或生產資料的效能等等。但其中生產技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對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然,技術創新與進步對社會生產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例如可以提高產品質量,可以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產品豐富人們的生活等。但可以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則是它所起的一種最基本最普遍的作用,這種作用也是我們探索技術創新在價值創造中的獨特作用時所關注的焦點。
二、先進技術與商品價值創造的復雜關系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率先使用比社會平均技術優越的先進技術,能使所生產的單位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從而能夠以較少的勞動創造較多的社會價值。這就提出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即先進技術與價值創造的關系究竟應如何認識?
我們知道,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活勞動才創造價值,物化勞動在生產中只轉移自身的價值而不創造價值。馬克思還明確說過“自然力本身沒有價值”,“它們進入勞動過程,卻并不進入價值形成過程”馬克思的這些論斷,如果單從商品的個別價值來說,或者單從商品的社會價值來說,都是不難理解的。在分別考察的場合,由于單位商品的價值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因此,個別廠商使用先進技術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所生產的單位商品的個別價值當然會相應降低。同樣,如果這種先進技術在市場競爭中已被普遍采用,已經成為社會平均水平的技術,用它生產的單位商品的社會價值當然也會相應降低。所以,在分別考察單位商品的個別價值或社會價值時,只有活勞動創造價值,物化勞動只轉移自身的價值而不創造價值的原理是一目了然的;同時,自然力本身不但沒有價值,而且技術越先進,利用自然力的水平越高,單位商品的價值不但不會相應提高,反而只會相應降低,從而根本談不上它會創造價值。但是,如果從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矛盾運動中進一步分析,問題就顯得比較復雜。比如,某個廠商率先使用了一種先進技術,能夠把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降低到社會價值以下,但在市場上卻仍能按同一價值出售,具有同一(社會)價值,就好比它包含了實際上并不包含的同一勞動時間。那么,如何進一步分析說明這一現象呢?如何解釋上述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的差額部分的成因呢?對于這個問題,理論界存在著不同的思路。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認為仍應歸因于操作使用先進技術的工人或“總體工人”的活勞動。理由是先進技術本身在這里已經是物化勞動,如無活勞動啟動操作,它就無法在生產中發揮作用;同時,它在活勞動操作使用于生產時,既然只能轉移自身的價值而不能創造價值,因此,上述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部分的源泉也不在它那里。為了自圓其說,這種觀點進一步強調隨著科技不斷進步,操作使用勞動資料的勞動者的素質必然不斷提高,其活勞動的復雜程度也日趨增高,認為這才是產生上述差額部分價值的源泉,至少也是這部分價值的來源之一。筆者不能茍同這種觀點。我感到這種觀點無論從歷史事實看還是從邏輯分析看,都未必恰當。
先從歷史事實看,近200年來先后經歷三次重大科技革命。在此期間技術進步突飛猛進,生產中使用先進技術的活勞動與使用正在被淘汰的技術的活勞動相比,從總的發展趨勢看,勞動的復雜程度在逐步提高;雖然如此,仍要看到在有些重要場合情況并非這樣,甚至恰恰相反。比如馬克思在分析機器大工業逐步淘汰工場手工業的過程時曾深刻地總結說:“使用機器的基本原則,在于以簡單勞動代替熟練勞動,……把勞動力的生產費用減低到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的水平。”他引用了大量資料,指出英國當時紡織品等重要部門機器生產中,作為簡單勞動力的童工、女工已占工人總數一多半,于是“從事各種不同形式活動的比較復雜的勞動消滅了,代替它的是簡單的機器勞動”馬克思還多次指出由于大批女工、童工等更簡單的勞動力被資本雇傭,使熟練的男勞動力也貶值了,從而直接間接地促使相對剩余價值乃至絕對剩余價值的增加。這就說明上述觀點并不能全面概括豐富的歷史事實。即使在今天,就勞動復雜程度的提高說,勞動密集型產業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之間,傳統第三產業與新興第三產業之間也有重大差別,需要具體分析,不宜一概而論。
再就邏輯分析說,上述觀點無法擺脫這樣一個悖論:操作先進技術的勞動越復雜,它所生產的單位商品的個別價值不但不會進一步降低,反而會相應提高,從而只會縮小而不會擴大這一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的差額。而且,如果它過于復雜,以致使這一差額趨于消失,就會出現類似馬克思所說過的那種情況,即它只不過是一種勞動變換而已,生產力卻并未發展。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這一技術的先進性和必要性。進一步分析還會看到,當這一先進技術被普遍使用時,這一個同樣的活勞動所生產的商品的社會價值就會降低到上述個別價值的同一水平。這也說明了上述活勞動復雜程度有所提高這一點,雖然在許多場合的確是事實,但它只能制約或影響上述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差額的大小,而不是產生這一差額的根源。
看來上述觀點失誤的原因在于未注意區分馬克思所說的兩種不同的勞動所起的自乘勞動的作用。應該明確復雜勞動所起的自乘勞動作用與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所起的自乘勞動的作用是不同的。拙作《生產力高的勞動創造更多價值的成因》對此曾作了分析,這里再強調一點:前一種自乘作用在分別觀察商品的個別價值或社會價值時,或在觀察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矛盾運動時,都是存在的,都會產生增加相關價值的作用;后一種自乘作用卻不同,它在分別觀察商品的個別價值或社會價值時都并不存在,只是當觀察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關系或矛盾運動時,它才存在,才會起到自乘勞動的作用。這是因為前者產生的根源就在于活勞動本身的特點,后者產生的根源則在于活勞動使用的技術的特點。因此,對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問題來說,真正需要進一步分析的不是活勞動的復雜程度是否提高及提高多少,而是本身復雜程度既可能提高也可能沒有提高的活勞動何以能夠具有特別高的生產力,這種特別高的生產力為什么能夠使這種活勞動起自乘勞動的作用。下面為了在純粹形態上分析我們的問題,不妨運用馬克思常用的方法,暫且舍象活勞動復雜程度的變化這一變量。
三、馬克思的提示:機器的生產率
關于上述勞動的為什么具有特別高的生產力,以及特別高的生產力為什么能夠使這一活勞動起自乘勞動作用的問題,馬克思有一個提示對解決這問題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這就是他關于機器的生產率的提示。馬克思指出利用機器進行生產的“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接著他對生產一臺機器本身所費勞動與使用該機器所可節省或代替的勞動之間的量的關系作了分析,強調“物化在機器本身中的勞動,總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勞動少得多”。他并強調指出“機器所費的勞動和它所節省的勞動之間的差額或機器生產率的高低,顯然不是由機器本身的價值和它代替的工具的價值之間的差額來決定的。……機器的生產率是由它代替人類勞動力的程度來衡量的?!?/p>
從馬克思這些論斷中可以梳理并引申出幾點重要思想:(1)作為人類進行物質生產所使用的勞動資料,不論是手工工具還是機器,都具有一種利用自然力以節省或代替人類勞動力支出的功能,從而能夠不同程度地提高勞動效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并不否認這一點,而是肯定了這一點。因此,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正常的或平均的生產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在社會生產中,通過勞動資料的使用所可達到的節省或代替人力的平均水平。而使用先進技術于生產則意味著節省或代替人力的水平已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從而才導致用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這一結果。需要明確指出,馬克思這里所說的機器可以節省或代替的勞動,主要指的并不是形形的具體勞動,而是抽象勞動。否則他就不會在機器所費勞動與所代替的勞動之間進行量的比較。鑒于今天科學技術又比馬克思當時有了驚人的發展,它在生產中的應用不僅更有效地節省或代替了各種體力勞動,而且還在節省或代替腦力勞動方面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因此還需要明確指出,在商品世界,各種生產技術的應用在節省或代替人類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方面所采取的形式雖然各種各樣,但實質上都可歸結為對人類抽象勞動的節省或代替。(2)機器所以能夠在用于生產時具有節省或代替人類勞動的功能,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這就是制造機器所耗費的勞動一定要比它在用于生產時所可節省或代替的勞動少。否則就沒有必要制造和使用機器了。應該指出,這一原理同樣適用于當代各種生產技術。(3)機器這種所費勞動與所可節省或代替的勞動之間的差額,馬克思又把它稱為“機器的生產率”。這是兩種既相通又有所不同的表述。我們假設這一所費勞動為A,所可節省或代替的勞動為B,那么,馬克思所說的差額就是指B減A的結果,而機器的生產率則為B/A。一個是絕對差額,一個是相對比率。兩者可以互相換算。從分析我們要討論的問題說,采用B/A更簡便適用一些。這種機器的生產率,實質上體現著使用機器于生產時所可被生產者無償利用自然力以代替人力的水平。技術越先進,這一水平就越高,于是用它生產的單位商品的活勞動消耗就越少,從而其價值也就越來越小了。
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這就是馬克思在提出機器的生產率后,還從商品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矛盾運動的角度對有關剩余價值的問題所作的分析。他說:“機器生產相對剩余價值,不僅由于它直接地使勞動力貶值,使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商品便宜,從而間接地使勞動力便宜,而且還由于它在最初偶爾被采用時,會把機器所有主使用的勞動變為高效率的勞動,把機器產品的社會價值提高到它的個別價值以上,從而使資本家能夠用日產品中較小的價值部分來補償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在機器生產被壟斷的這個過渡時期,利潤特別高”。他接著又說:“隨著機器在同一生產部門普遍應用,機器產品的社會價值就降低到它的個別價值的水平,于是下面這個規律就會發生作用:剩余價值不是來源于資本家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力,恰恰相反,是來源于資本家雇來使用機器的勞動力。……可見利用機器生產剩余價值包含著一個內在矛盾。
馬克思在這里的提示值得深思。他一方面把超額利潤或超額剩余價值當作相對剩余價值的一個特殊部分,另一方面又對二者的成因有所區分,并未簡單等同起來。從上下文可以看出,這里他把超額剩余價值的成因歸為機器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并被壟斷使用,從而即使是女工、童工更簡單的勞動也能因而具有特別高的效率;而當機器在生產中普遍采用時,商品的社會價值下降到這一個別價值的水平了,這時這同一個工人的同樣的勞動就不能繼續起自乘勞動的作用了,從而超額剩余價值就消失了只是在這種條件下他才說于是“這個規律就會發生作用”。這是因為這時機器生產率不論多么高,它都只等于社會平均達到的同一水平,因此誰都不再能夠靠使用這種機器就比別人節省更多的人力。于是,機器除了照舊在生產中轉移自身的價值外,不會再為個別曾經壟斷使用它的企業繼續帶來超額利潤了;但與此同時,相對剩余價值卻普遍增加了,這種增加意味著資本家對“雇來使用機器的勞動力”剝削的加深。
馬克思的這一提示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我們可以從中體會到超額剩余價值同具有更高生產率的先進技術被壟斷使用密不可分。在這種條件下,用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就會小于社會價值,但在市場上卻好象仍然耗費了與社會價值所代表的同樣多的抽象勞動。這樣看來,正是由于所使用的先進技術以它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生產率,在生產中相應節省或代替了更多的人類勞動,才既創造又填補了商品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當然,一旦這種先進技術普及了,商品的社會價值降到上述個別價值的水平了,這種在價值創造中利用自然力“冒名頂替”人力的西洋景就被揭穿了;同時,超額剩余價值也消失了。但新的更先進的技術又會出現,新一輪在更高水平上利用自然力“冒名頂替”人力的現象又會產生,并繼續被激烈競爭的市場所默認。
四、技術創新勞動自身的價值創造
先進技術具有更高的生產率,這是創造和填補用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部分的根源所在。但是,先進技術并非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而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并且不是一般勞動的產物,而是創新型復雜勞動的產物。因此,歸根到底,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又是這一根源的根源。因此,以上所說的先進技術在創造價值中的特殊作用,實質上正是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的特殊作用的體現。在市場經濟中,這種技術創新勞動通過作為它的智慧結晶的先進技術所起的特殊作用,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機制,在商品世界普遍存在著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矛盾運動中,永不停歇地起著拉動各種商品的社會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社會價值不斷降低,社會財富迅速增長的歷史火車頭作用。技術創新勞動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這一無可替代的貢獻,也從一個側面展現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規律的豐富內涵與主導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
那么,技術創新勞動本身的價值創造又應如何認識呢?由于技術創新勞動結晶在它所發明的具有更高生產率的先進技術上,因此,問題可以歸結為先進技術本身所費勞動或它的價值應該如何估量。
在這個問題上,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先進技術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混為一談,不要用它的使用價值去估量它的價值。當然,各種先進技術的使用價值是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但從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問題的角度看,其使用價值可以說正好集中體現在它所具有的更高的生產率上,即體現在用它生產時所可無償地代替人力的更高水平上。事實上,率先買進它用于生產的廠商所看中的也正是這一點。這正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值。馬克思在原則上明確肯定了這一點。他說機器“代替人的勞動就是它的使用價值”。但是,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機器所費勞動要遠遠小于它在使用中所可代替的勞動一樣,先進技術也必然具有這一特點。而且,先進技術既然比社會平均水平的技術具有更高的生產率,那么它的B/A必然更大一些。這意味著它所費勞動增加的幅度一定比它可代替的勞動增加的幅度小一些。這正是一切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必須具有的共同特點。因此,如果以先進技術所可代替的勞動量去估計它的價值,就會偏高了,甚至會否定用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的事實,從而否定了這種技術的先進性。
由此可見,先進技術的價值仍應從發明創制它所費勞動的角度去分析。不過,這里會遇到一個問題,即先進技術既是技術創新勞動的成果,那么它在一定時期內就具有獨家生產的特點,還只有個別價值,缺乏完整意義上的社會價值。但它的個別價值又不能過高,以免率先購買使用它的廠商不能使自己產品的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從而喪失購買它的必要性。與商品社會價值相比,這種僅只體現在個別價值上的實際勞動耗費量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某些不確定性,波動的幅度比較大。盡管如此,我們在交代了這一點后,下面還要對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耗費量作些探索。
首先,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當然是一種復雜勞動,但又與那些可以由許多人同時分別重復進行的一般復雜勞動有所不同。它以在不同領域內與不同層次上率先成功實現了某種從人類未知到已知的獨創性為特點,別人一時都還未能取得相同或相似的成果。
其次,如果說一般重復進行的復雜勞動需要以一定的教育培訓為基礎,勞動者有了這個基礎就可以從事某種相關的重復性復雜勞動,并相應地進行商品價值創造,那么技術創新勞動則有所不同。他們雖然需要接受甚至更多的教育培訓,但有了這個基礎還很不夠,更重要的是還必須進而從事艱巨的創造性的探索,并率先取得創新成果。只有這樣,他們的艱辛勞動才能創造價值,被市場承認。因此,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在價值創造上所要冒的風險就比一般重復進行的復雜勞動所冒的要大得多。這正是這種創新勞動的特點之一。
再次,技術創新勞動雖然一時還只形成個別價值,但它仍是一種市場需要的社會勞動,因此,還需要從整個社會著眼去估量這種勞動的耗費。事實上技術創新勞動雖僅由某人或某單位率先取得創新成果,但在此之前與在此同一期間往往還有其他若干探索者在從事類似的研究。他們的研究雖還未開花結果,但他們探索中取得的某些進展與經驗教訓都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失敗是成功之母。率先成功者往往因善于借鑒他們的經驗教訓才少走了彎路而拔得頭籌。因此,社會地看,這種率先成功的技術創新所耗費的勞動中,還應該包括其他尚未成功的探索者的復雜勞動的一個合理部分。如果缺乏這一部分,該項技術創新的成功就可能相應推遲,需要繼續付出的創新勞動反而可能更多。
根據以上分析,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可以看作是某種倍加的復雜勞動。
總之,作為技術創新勞動的產物,先進技術的個別價值必然是比較高的。不僅如此,由于這種先進技術在市場上一時還處于獨家壟斷的有利地位,因此還可以在一定幅度內以高于自身價值的壟斷價格售出。這就涉及先進技術的發明與使用所帶來的利益(首先體現在用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上),如何在不同人群中進行瓜分或分享的問題,對此筆者擬以后另文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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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圍繞勞動價值論的討論從未停歇,話題不斷更新,層次逐漸深入,氣氛愈加熱烈。這是一場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念碰撞,體現了政治經濟學在新形勢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眾說紛紜,或針鋒相對,種種糾纏不清的爭論,多因兩大理論體系相對獨立,概念語言不通的緣故。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一味辯論的結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還亂,無果而終。只有站在更大范圍的經濟學比較的基礎上,才能看清這場爭論的實質和意義,從而理清思路,得到有價值的成果。
以最近爭論的焦點“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為例。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辯題了,因為學界已經基本上肯定了“服務業創造價值”的觀點。大家爭論的只是,這個觀點馬克思已經說過了的呢,還是馬克思沒說但可以從他那兒引申出來的,還是馬克思根本就是反對的。由此引發的另一個比較熱鬧的辯題,就是我國的私營業主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大家都認為我國的私營業主是應該存在的,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爭論的只是他們是否在剝削,這種剝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馬克思那里尋找根據加以印證。
總之,學界對命題的態度基本是一致的,與目前的經濟學大方向并無二致,差異的只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態度。這個態度,總結起來,又不外乎有三種:一種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完全正確的,現在之所以有這樣那樣的疑惑,都是源于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不夠深刻的緣故,所以應該加深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一種認為勞動價值論的確有不足和偏頗之處,應該被發展和革新,其內涵和外延都應該進行新的拓展;一種則認為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堅持勞動價值論會走回階級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產力發展,所以它應該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閣。
勞動價值論是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F在大家對命題的基本態度一致,卻對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的態度出現差異,這只能說明對理論的整體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現了分歧。在實際爭論過程中,爭論的核心也的確不斷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無法再討論下去。于是如“什么是價值”、“怎樣的勞動創造價值”、“非勞動生產力是否創造價值”、“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等問題又重新被提了出來,但是進一步的爭論卻沒有結果。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認為,這是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基本范疇和理論出發點相混淆的緣故。把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來分析西方經濟學的命題,自然要出問題,反之亦然。二
勞動價值論雖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問題。這個“勞動”還有許多的規定,比如“抽象勞動”、“生產性勞動”等,這個“價值”也有自己的定義,它的經典表述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我們就來看看實際爭論中的一些情況。
首先是關于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問題。
有的學者說:
在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實際上不再把勞動分為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他看來,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存在,勞動是計劃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去我們沒有注意到馬克思這方面的論述?!鞣絿覅s從實際出發,不拘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認為第三產業也創造國民生產總值……使第三產業得到空前發展,所占比重已超過70%?!瓰榱烁蠒r代的發展,與國際慣例接軌,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也采納了三次產業的分類,也承認第三產業創造國民生產總值。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們已經跳出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凡是對社會有效用的勞動。都視為生產勞動,都創造價值。[1]
這段論述的邏輯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三產業屬于非生產勞動,不創造價值,但實際情況是第三產業的比重迅速擴大,所以第三產業也是生產勞動,也創造價值。首先,這個邏輯的因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著它就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嚴密的理論體系中,這只能說明第三產業的發展使第一、二產業的效率提高,創造了更多的價值,并且第三產業分割價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國民生產總值”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從來都是以具體的貨幣來表達的,無法用“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來衡量。第三產業創造了國民生產總值,并不能說明它創造了價值。最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與馬克思所設想的也不一樣,以之佐證,頗為牽強。這是想證明勞動價值論仍然正確的。再看另一種論述:
從今日展望,停留于原來的勞動價值論,已不能充分解釋新的經濟現象、市場現象與企業現象。在新經濟條件下,傳統的生產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以及資本和傳統技術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經營創新及其載體或稱人才。……僅從第三產業的不斷成長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漸居首位看,所謂非生產勞動和服務勞動創不創造價值,多年來引起爭論,確有其時代意義。否則,就勞動價值觀,生之者寡,分之者眾,主客易位,道理上說不通。[2]
這是想說明勞動價值論需要發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卻很奇怪。難道某種東西“稀缺”了就會引起它的質變嗎?技術不“稀缺”,就不創造價值,“稀缺”了,就創造價值了嗎?“稀缺”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仍然無法與“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直接相聯。再看一個: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我國學術界一致認為黨政部門的勞動屬于非生產性勞動,主要理由是黨政部門屬上層建筑領域的范疇,它們并不參與價值的創造?,F在看來,這是忽視了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及其經濟職能,其實黨政部門為此而付出的勞動,理應屬于生產性勞動。這種勞動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創造高倍數的價值。[3]
“為人民服務的性質”以及“經濟職能”就可以證明一種勞動創造價值了嗎?前一個證據明顯與結論無關?!敖洕毮堋币彩俏鞣浇洕鷮W的概念,它指的是對經濟運行發生作用。影響了經濟為什么就是創造了價值,還“創造高倍數的價值”?論者沒有交代。就筆者所知,在馬克思那里,非生產性勞動也對經濟產生影響,可是它不創造價值。
可以看出,上述說法的邏輯漏洞都出現在同時使用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概念之時。并不是說不可以在兩大理論體系間做溝通工作,只是做的時候要慎重,不能拿來就用,直接組接。否則,這樣的理論探討不僅不令人信服,而且沒有意義。
其次,關于生產要素問題。如有的學者說:
我們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的源泉。和傳統的把其歸結為人的抽象勞動,即與人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體力和腦力支出不同,我根據我的價值定義認為:價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結合,白手是不會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并且,各種生產要素在不斷增加,它們之間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最初由土地和勞動起主要作用,到資本、經營管理加入價值創造,再到二十世紀中期科學技術又加入,并且成為第一生產力。從而在新經濟環境中我要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或財富論。我認為這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根據我對價值及源泉的重新認識,我進一步認為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斷變化,從而我們又說新的意義上的勞動是價值主要源泉,這就是我的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4]
論文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來自
從生產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到“加入價值創造”的推理,也就是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為什么比重大一點,它的性質就會變化呢?很簡單,因為這“比重”和“性質”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正如作者把“價值論”混同于“財富論”一樣。在兩個理論中,生產要素的“性質”本來就不一樣,這與“比重”的變化無關。我們看到,為了確立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殺歷史,提出資本、經營管理、科學技術以前從未“加入”的說法。這是想要改革勞動價值論的。
再次,關于我國私營業主的剝削問題。
有的學者傾向于不存在剝削或是剝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產資料或資產作為商品生產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雖然不是同勞動相并列的價值源泉,但在商品價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說毫無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所以,在現代條件下,所有者的投資所帶來的回報,并不全是剝削,其中包含生產資料這種物的社會使用所帶來的增值?!^去我國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投資饑渴癥”、無數損失浪費等等,都同否認資產能夠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有關。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這種觀點的謬誤。[5]
資本對商品價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說明不全是剝削,這也是一連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為什么就是“帶來一定的價值”?后文說的清楚:“帶來的回報”--這就對了,不是“價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馬克思早就澄清過,此與“價值”無關。其次,資本“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為勞動可以帶來價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币来送评?,如果全部使用資本,沒有勞動,價值創造照樣進行。資本和勞動屬于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是它們之間存在這么簡單的替代關系,那就不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經濟學中大量的理論假設是基于資本和勞動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的是資本參與生產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資本本身可以“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
有的學者認為存在剝削: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企業管理二重性的理論,同樣適合于對我國私營企業的分析。
隨即作者在引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我國的私營業主的勞動進行了分析之后,承認存在剝削,于是說:
經典作家曾多次講過: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剝削?!F階段允許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企業剝削的存在和發展,顯然不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長遠目標,但它卻可以成為我們實現目標的手段?!谏鐣髁x初級階段,雖然也存在一定范圍的剝削,但它并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漫無邊際,而且這種剝削還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引導、監督、控制和調節。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公有制經濟占統治地位和起主導作用的經濟制度不會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存在的剝削,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不能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制度同日而語。[6]
看起來作者十分正確,但細想卻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說明這種剝削應該存在,那么那是我國的政策如此,不是勞動價值論證明如此。作者運用勞動價值論的結論只是承認了剝削的存在,所謂目的好,規模小,這些都不屬于勞動價值論。整篇文章最后的結論是勞動價值論正確,剝削也應該存在。我可以接受這兩個結論,但不能接受這兩個結論之間有因果關系。沒有因果關系,這樣的研究又有什么意義?理論研究的目的應該是指導實踐,現在變成了實踐指導理論,生拉硬扯,結果只能是牽強附會。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以上只是擇其要者,篇幅雖少,但其代表的態度卻具有普遍性。為什么出現這些現象?我認為這與理論界的躁動情緒有關。政治經濟學遇到了挑戰,的確需要應戰,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與性質。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來就是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理論分工,更有不同的獨立的理論框架和體系。政治經濟學是規范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實證經濟學,前者探討的是公平問題,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討的是效率問題,是財富的增加。兩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經濟學指導營銷,恐難如意,以西方經濟學爭取人類的自由平等,也是無力。三
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里,生產性勞動創造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不創造價值,非生產性勞動的報酬是從生產性勞動創造的國民收入中再分配而來的,即從生產性產業工人創造的價值中分割而來的??墒邱R克思并沒有說非生產性勞動分割生產性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有什么不正當。從理論上說,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與它是否正當毫無關系。既然如此,大家為什么要急著給非生產性勞動正名?
這是因為大家都感覺到了“價值”這個概念所包含的社會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創造的價值比分割來的價值似乎更優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這種意識,那是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里的確貫穿著這種意識。
換個角度來看。既然在理論上創造的價值與分割的價值同樣正當,那區分它們還有什么意義?直接研究價值分割后的形態不是更簡潔了當嗎?馬克思在年青的時候也曾試圖像他人一樣如此表述價值,但是他之所以后來發明了“勞動二重性”理論,又區分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都是為了導出剩余價值理論。沒有勞動價值論就沒有剩余價值論。在馬克思看來,如果不從價值的本質而是從價值的現象開始研究,以價值的最終呈現狀態為研究依據,就無法區分勞動與剝削。換句話說,剝削的部分將很容易與非生產性勞動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經濟學就是這么做的。當時的經濟學家們對這一點也很清楚。馬克思曾轉引一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話說:“關于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的學說,看來既是錯誤的,又是危險的,因為它不幸給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們可以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別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從工人階級那里搶來和騙來的。”[7]當然勞動價值論并沒有斷言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也沒有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但在這個理論中的確突出了生產性勞動的地位,從而特別反襯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剝削。
因此,勞動價值論是一種特別從社會公平價值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與之相反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特別從增加財富的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現在學界很多人在爭論的問題,是要用勞動價值論去談增加財富問題。這也不是不能談,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談。在馬克思那里,公平與財富的問題是他早在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已經解決的問題了。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財富,但人不是機器,工人仍在怠工,因為他們的人性得不到實現,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不會充分發揮。人類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實現對象性的人性了,經濟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那時研究如何提高經濟效率的經濟學才會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勞動創造的價值與報酬相當。因此,界定剝削和剝削量非常重要,這就需要區分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
再進一步說,馬克思所關注的對象比普通的經濟學更高更遠。他本來就是從哲學研究轉入經濟學研究的。他的哲學研究的是人性為什么受到壓迫的問題,他的經濟學也是為了揭示這個問題。他之所以要研究經濟學,是因為他在研究哲學和政治的過程中發現,人性受到壓迫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要揭示的是在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剝削和壓迫的問題,剝削是經濟問題,是生物性問題,壓迫是政治問題,是人性問題。工人們被剝削走剩余價值,不僅僅是吃不上飯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性壓抑的問題,是做人像做動物的問題。所以相對于貧窮,馬克思更重視的是異化--人于動物性。之所以要反對剝削,因為那是異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敵。
我們都知道,經濟的發展并不能解決人性解放問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經濟的發展。所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個不同導向的學問,即是不同社會價值判斷的學問,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確有沖突,基本理論相悖,但那是因為它們分別處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里,對基本的社會價值判斷不同造成的。他們的關系并不是同一個窩里的死對頭。他們之間的爭論,只能是一種基本價值判斷的爭論,如討論財富增長重要還是公平重要,或者剝削的標準和意義等等,而不應是各自理論體系中的某個具體問題,更不應用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解釋另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或是干脆相互混雜,因為從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去看,對方的理論都大謬不然。
西方經濟學的蛋糕理論就是說把蛋糕做大是至關重要的事,財富增長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再去兼顧公平,而他們同時又認為效率(增長財富)與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剝削不是他們要討論的問題,只要財富增長就完事大吉。政治經濟學則是首先把公平問題放在首位,研究生產中的人與人的關系是首要的,而經濟增長以及如何增長則不是它要探討的主要問題。因而不管我們是搞何種經濟理論的研究,必須能沉進去也能浮上來,只有我們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學科的立足點和局限性,才會更深刻地發現它們各自的意義,珍視它們各自的價值。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勞動價值論在當代是否還有用?當然。是否需要發展?當然。只是,討論歸討論,發展歸發展,但要沿著它本來的軌跡討論和發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則只叫。勞動價值論既然指向的是剝削問題,研究的是公平標準,目標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當代,在改革開放突飛猛進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還少嗎?就像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的命題,實在沒有什么意義,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服務業所得到的價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營企業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也是早有定論的,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剝削了多少的問題。而且,我們需要的是像馬克思那樣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剝削是不是對經濟有利,也不是我們的課題,我們可以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說一聲“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聲疾呼反對剝削。實際上,不僅是這些具體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論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著原來的方向推展,研究在當代人性是如何受壓迫的,為什么經濟這么發達,人們仍然感到不自由?隱藏在那些丑惡和荒謬的社會政治現象背后的是什么樣的經濟根源?經濟的不斷增長為什么會帶來新的異化現象?所以,我們要繼承的是馬克思在過去做過的工作。
社會需要各方面的理論,反對不平,關注人性是我們的任務。在我國,西方經濟學可以用來指導經濟,當然還需一邊研究和創新,而政治經濟學是我們用來把握整個國家方向的理論,因為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國民的幸福和未來的發展當然是比經濟的增長更遠大的任務。
注釋:
[1]何偉《重新認識勞動價值論》,《經濟學家》2002年第1期第12頁。
[2]沈立人《勞動價值論的理念創新與政策整合》,《經濟學家》2002年第2期第23頁。
[3]何煉成《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經濟學家》2001年第6期第47頁。
[4]晏智杰的論述,張興明《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探索--訪經濟學院院長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學校報》2001年12月。
[5]董德剛《如何看待我國現階段的剝削現象》,《前線》,2002年第2期第13頁。
2.農業比較效益低。據湖南省2000年農業生產效益調查:每畝水田種糧食獲得的純收入僅150.7元(不含勞動力成本),若扣除用工作價,每畝的純收益只有16.6元。養豬的純收入也不高,平均每頭只有43.3元。農業效益如此低下,所以農民說“辛辛苦苦種養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一個月”。
3.鄉鎮企業不景氣,促使農民外出務工。近幾年來,關并“五小企業”,大部分鄉鎮企業轉制,鄉鎮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減少,迫使農民外出尋找工作。僅攸縣就有近1萬鄉鎮企業職工北上南下尋求新的就業門路。
4.外出打工收入相對較高是主要的拉動因素。目前,農民外出一般是到縣城、大中城市,城市收入明顯高于農村,棄農進城轉入二、三產業符合人口流動總是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的規律。據調查測算,2000年湖南省外出務工農民(含季節性外出人員)人均勞務收入達4339元,比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高出一倍多。外出從事勞務,如能找到比較固定的工種,每月收入少則400-500元,多的達到1000元左右,月平均工資為600元左右,比在家務農的收入高得多。因此,農民總結說,“早外出早富,遲外出遲富,不外出不富”。
5.城鎮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有較大的勞務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發展,經濟快速增長,尤其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快,近幾年來各地更加大了城鎮化建設步伐,經濟增長和各項建設投資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較大的勞務市場。
6.城鄉差別也是導致農村勞動力外出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生活條件相對較差,文化生活相對貧乏;而城市較高的工資和生活水準、娛樂和文化上的優勢以及較好的發展前景,吸引著農民尤其是年輕一代農村居民,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愿望比較強烈。
二、現階段“勞務經濟”呈現的主要特征
1.外出勞動力規模比較大。據2000年抽樣調查,湖南省農村外出從事勞務者達842.3萬人,占全省鄉村勞動力總數的30%。其中,到外鄉的人數92.7萬人,到外縣的人數110.1萬人,到外省的人數403.3萬人,在本地從事勞務的人數為236.2萬人,分別占全部外出勞務人數的11.0%、13.1%、47.9%和28.0%。
2.“勞務經濟”增勢強勁。據510個農戶調查結果表明,今年1-5月,調查戶共有常住人口1966人,勞動力1343人,其中,勞動力外出人數為436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5人,增長8.7%;外出勞務天數為41066天,比上年同期增加5226天,增長14.6%,平均每個外出人員在外時間為3個月以上。在外勞務者中,出省人數為201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4人,增長5.9%。由此推算,今年湖南省農村外出勞務人數將達到915萬多人,其中到外省的人數將達到455萬多人,分別占農村勞動力的32.6%和16.2%。
3.外出勞動力以青壯年為主。調查的436名1-5月外出務工的人員中,男性約占65%,女性約占35%。30歲以下的占55.3%;31歲-45歲的占31%;46歲以上的占13.7%。
4.外出勞動力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由于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較低,外出從事勞務的一般是文化素質相對高一點的和有一技之長的人。據攸縣農調隊調查,目前攸縣在外縣、外省從事勞務打工的勞動力中,大專文化的約占2.1%,中專文化的約占7.2%,高中文化的約占14.4%,初中文化的約占58.8%,小學文化的約占16.9%,文盲或半文盲占0.8%。外出務工人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遠高于全省農村勞動力的平均水平。
5.外出勞動力分布較廣。據調查,目前湖南省農村外出勞務人員中,有49%在外省,主要分布在廣東、海南、福建,其次是浙江、江蘇、上海、北京,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陜西、新疆、也有湖南農村的打工者;有13.1%外出勞務者分布在省內各個城市;有18%的分布在外縣外鄉中;還有19.9%外出勞務者在本鄉鎮范圍內,在當地鄉鎮企業勞動的人員有8.7%。
6.外出勞務主要靠“三緣關系”,存在明顯的自發性。目前農村勞力外出主要是靠“血緣、人緣、地緣”關系,家庭成員帶領,親朋好友介紹,本地外出人員的示范,以及自行外出闖世界等方式。有關部門和鄉(鎮)村培訓和組織農村勞動力輸出的也有,但比重不大,農民自發組織十幾或幾十個人打工的較多。有的外出打工人員由于沒有熟人介紹和門路,在外地轉了10多天,找不到工作,只好打道回府,不但沒有賺到錢,反而賠上幾百元。
7.外出勞務者大多以“非正規就業”方式從業,并具有兼業性和“候鳥型”的特點。目前,湖南省農民外出勞務大多是非正規就業,從事的行業比較廣泛,但以體力勞動和經商為主;多數外出勞務者一年以內從事過多種職業。農村外出勞務者絕大多數仍然保留或種植責任田,有50%以上外出勞務人員一般只在春節回家一次;如果家庭缺乏勞動力,責任田則轉包給他人,個別地方也存在拋荒現象。有40%以上的外出勞務者是農忙在家,農閑外出的“候鳥型”打工。
三、“勞務經濟”的作用和影響
1.從事勞務是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途徑。近幾年農業比較效益下降,農業收入下降,農民收入之所以還有所增加,主要是得益于勞務收入的增長。湖南省作為一個農業大省,在農產品價格下跌階段,也正是依靠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從事二、三產業,走進小城鎮和大城市,在脫貧致富、增加收入方面闖出了一條新路,2000年湖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197元,其中勞務性收入就占了1/3以上;農民農業純收入下降15.5%,人均純收入還增長了2.3%,主要是由于勞務收入增長了13.5%。
據對510戶調查,今年1-5月外出勞務人員人均勞務總收入為1919.5元,比上年同期的1785.4元,增加134.2元,增長7.5%。如按常住人口計算,農民人均勞務收入有425.7元,比上年同期的365.7元,增加60.1元,增長16.4%。這充分反映勞務收入的增長對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2.外出從事勞務是緩解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壓力的重要方式。湖南省目前農民出省勞務人數達400多萬人,相當于全省城鎮就業人數的一半,并且已經超過了全省鄉村從事非農產業人數的一半,出省勞務已經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個重要途徑,是緩解全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壓力的重要方式。
3.有利于發揮城市的“擴散效應”,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外出打工擴大了視野,增長了見識,學到了技術,積累了資金,熟悉了市場,轉變了農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許多典型事例也說明,一些農民工在經過幾年的打工生活后,積累了一定的資金、技術和經驗,他們回鄉后興辦企業,帶動了一方農村脫貧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