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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發生的一般原因是資本全球化運動和價值實現過程中矛盾的尖銳化。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不僅同發達國家一樣有生產過剩、金融過度膨脹的問題，還有本國貨幣與國際貨幣之間的矛盾。商品價值、金融資產價值和國際價值的實現這三重矛盾相互交織和日益發展是金融危機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的一般前提。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對稱依賴或中心主導與從屬的經濟體系，則是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產生、發展的現實基礎。在資本主義生產由中心向擴散，中心對資本的壟斷和對商品市場的控制加強時，發展中國家內部生產過剩、金融過剩和與外部聯系中的國際價值實現問題正不斷深化發展。由于歷史造成的經濟脆弱，在國內要求經濟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壓力下，發展中國家極易陷入依賴外部推動、三重矛盾日益發展的狀況。這就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因西方資本流入和出口發展而快速增長，又因對外收支狀況惡化和西方資本回流而爆發金融危機以至金融危機反復發作的原因。
21世紀初期世界金融危機的發展前景最終取決于世界經濟中各地區、各國之間相對經濟實力的變化。前述世界經濟運動的模式已經表明，世界經濟運動的狀況和金融危機的發生與否根本上在于中心與依存關系的發展，從本質上看，這就是兩部分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狀況。市場經濟的競爭法則也就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經濟主體以實力為基礎的博弈。貨幣金融壟斷是經濟實力的集中體現，就是競爭優勢；處于壟斷地位的一方總是支配著另一方和整個經濟運動的方向，這就是世界運動的法則，也就是決定世界金融危機走勢的基本規則。
世界經濟中經濟實力反映為科學發展、生產力水平、經濟規模、金融市場規模和其貨幣是否充當國際貨幣?？萍及l達、經濟和金融規模大、貨幣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從經濟金融到文化都對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產生影響。這種客觀規律決定著世界經濟和金融運動的發展趨勢，也決定著世界金融危機發展的前景。未來世界金融危機問題根本上取決于世界體系中各地區和各國經濟實力的消長變化。
世界金融危機集中于發展中國家這一趨勢將很難改變。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經濟格局不會有大的變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仍將處于嚴重不對稱的地位。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1975-1995年，除東亞少數所謂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中國之外，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相對發達國家的人均GDP都處于連續下降狀態。西方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發展中國整體經濟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又給予東亞經濟嚴重打擊，從而使中經濟全面受挫。目前，發達國家占有世界財富的3/4，最不發達國家則增加到49個。從歷史來看，金融危機發生后，在經濟格局不變、依存狀況總體上不變而作部分調整時，幾乎所有受危機打擊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賴外部資本流入和外部拉動。
其次，許多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債務（見表1），國內經濟結構和社會調整面臨諸多困難，出口創匯又因技術革命發展滯后和西方國家的限制十分艱難，當西方資本流入時，可能導致新的生產和金融失控，而不會產生較多國際收益。這勢必成為新危機的隱患。
表1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和負擔率
年份債務額（億美元）債務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發展中國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東亞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歐洲及中亞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東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亞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經濟全球化將繼續發展。國際資本和國際貨幣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與金融競爭總會對世界金融貿易和資本運動產生難以預料的擾動和沖擊。在世界經濟不對稱結構和發展中國家債務沉重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僅不會緩和或抵御這種沖擊，反而可能嚴重化。如果實行金融和資本自由化，再度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發展中國家認識到這種危險性。
金融危機與經濟周期分離的趨勢進一步加強
傳統的金融危機主要是由經濟危機發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機所反映的是實物經濟嚴重過剩的狀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推動西方經濟長驅直入金融資本主義，也促使一些處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加速發展虛擬經濟，虛擬經濟在所有發達國家和一些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占據重要地位，成為金融危機的主導因素。金融危機所反映的是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后的崩潰。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機和90年代的金融危機都是如此。
虛擬經濟是指以虛擬資本膨脹和交易為特征的經濟，信用發展是虛擬資本膨脹、虛擬經濟興起的推動力量。虛擬經濟形成和發展的客觀基礎是社會生產規模擴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資形式的多樣化、融資范圍拓寬、融資成本降低和融資的便利。虛擬經濟發展表明一國金融活動和經濟貨幣化程度提高，社會生產和社會財富積累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看，虛擬經濟或金融經濟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標志之一，是人類經濟活動發展的一個必經的階段。
但是，同實際經濟的發展一樣，虛擬經濟在一定時期內的發展也不能超出它應有的范圍。雖然人們目前還不能準確地指出這個范圍，不過，從它服務于實際經濟這一點來看，它確實存在發展約束。然而，由于虛擬資本市場脫離實際經濟運動的特性，虛擬經濟又往往出現加速膨脹的勢頭。虛擬經濟逐漸超越實際經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中最活躍最主要的方面，這就造成了金融危機領先實際經濟獨立發生的新趨勢。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西方國家，也促使一些發展中國加速發展虛擬經濟，一方面是因為生產的規模和速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支撐虛擬經濟膨脹的資本來源全球化，使虛擬經濟的膨脹完全可以超出一國國內財富和生產增長的限制。金融危機因虛擬經濟過度發展而發生的條件得到強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虛擬經濟過度發展的問題顯然更為普遍和嚴重。一般來看，西方國家的虛擬經濟是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高收入和大規模對外投資為基礎的，國家信用如國債和貨幣發行是虛擬經濟的主要支撐力量，貨幣金融政策是虛擬經濟的主要調節杠桿，這就是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主義。而在發展中國家，虛擬經濟往往是以工業基礎不完善、出口增長波動、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為前提的，資本流入和被動的貨幣擴張成為虛擬經濟擴張的主要支持力量，貨幣金融政策調節虛擬經濟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虛擬經濟是由外來資本拉動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與易崩潰的特點。起源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直接由虛擬經濟極度膨脹而開始也就十分自然。當然，在發達國家，由于長期向外轉移生產，一些產業已出現“空心化”，加上運用信息技術控制生產，實際經濟過剩問題得到緩解，主要問題仍在虛擬經濟方面。如果貨幣政策不當，國際金融資本在規模流入后急劇轉為流出，仍然會導致虛擬經濟崩潰和金融危機發生，只是在程度上與發展中國家不同而已。21世紀金融危機發展的這一趨勢不會改變。第一，隨著經濟全球化繼續加速，全球資本運動將繼續高漲。由金融危機導致的貨幣貶值將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長，經濟轉為復興，進而吸引西方資本涌入，虛擬經濟將因資本流入而再度高漲。第二，還會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高速增長階段，原有的新興工業化經濟則會躍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虛擬經濟占優勢會是一個經常性問題，而國際國內的不確定因素仍大量潛在，國際投機資本極可能卷土重來。第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經濟基礎是很難改變的，如出口導向的生產結構、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對西方資本的過分依賴，等等。第四，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主義將進一步發展，但發展會不平衡。特別是歐元成為強勢國際貨幣后，將對美國和日本的虛擬經濟發展產生沖擊，美國的貨幣政策可能不會像以往那樣有效，日元資本外流將使日本的金融經濟受到打擊。西方的金融資本主義雖不會發生嚴重的挫折，但出現類似1987年的股市危機還是有可能的，這要看西方金融資本在內部滯留的時間長短。
金融危機的時間間隔規律大體上不會改變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金融危機發展的進程來看，金融危機沒有按某種固定規則周期性出現。1960年在西歐出現戰后第一次美元危機后，間隔7年又出現美元危機，然后緊接著出現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危機，以及1971年開始的布雷頓體系危機。金融危機的頻率明顯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機轉向發展中國家。此后又經過7年，由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開始，隨后實行固定匯率的拉美和東亞發展中國家受到危機打擊，金融危機的頻率又明顯加快。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在當今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經濟運動的中心是資本運動，特別是金融貨幣資本的運動。由于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生產力水平快速提高，它們加速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而由于資本短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資本和開放市場進行工業化，由此形成了資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對稱狀況。這種狀況使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和商品流入中經濟社會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時間），風險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資本內在的追逐利潤和實現價值的行為極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變化。
在發達國家之間，不同的貨幣資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平衡和貨幣金融政策的變化刺激不同的貨幣資本不斷轉換，因而由大規模貨幣資本運動所產生的金融貨幣危機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規則。假若說有規則，那就是危機隨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和利率之間的差異相對變化，并且隨著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國的金融資本膨脹而加速發生。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機正是如此。但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貨幣資本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西方金融資本主要是在西方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進入發展中國家的，高利率、固定匯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是主要吸引因素。盡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經濟形勢變化，或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社會經濟問題暴露，貨幣資本間的差異和矛盾就會顯著激化，中心與之間的資本運動狀況就會改變，所以，在發展中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也不會呈現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統的變化和矛盾、世界經濟系統的不對稱發展是這種非周期發生的客觀基礎。資本循環、復雜系統混沌原理足以解釋這些問題。簡而言之，在一個無規則、內外經濟金融緊密聯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體系中，任一對外收支不平衡和資本耗散能力較強的國家和地區都會隨時隨地發生金融危機，只要存在擾動和資本自由移動的條件。如果說有什么規律，那就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開放的時間長短和資本流入規模，它們決定危機條件是否成熟，決定擾動是否導致資本大量外逃。
危機隨世界經濟和貨幣結構調整發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紀，世界貨幣結構也將發生重大改變，當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結構將為美元和歐元的兩極結構所取代。2002年歐元實體貨幣已正式流通，估計3~5年后歐元將會有力地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并對日元的國際化發展產生抑制作用。在未來10年左右，美元和歐元將平分秋色。還應看到，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正在加速發展并逐步走向區域貨幣合作或貨幣一體化。這也將對世界貨幣結構產生有力沖擊。在這種結構變化、調整和轉變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來源、外匯結構都將經歷大幅度的調整；不同的國際貨幣也將激烈競爭、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沖擊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加大。
就發展中國家而言，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和世界貨幣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除了外資大規模進出產生的金融震蕩之外，還可能集中在資本外逃方面。資本外逃指一國資本所有者向境外轉移資本的行為。資本外逃有多種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貿易融資。通過低報出口合同金額和高報進口合同金額，將多出的外匯資本移往國外，投資國外資產，本國損失外匯資產?；蛘吒纱嗵搱筮M口，騙匯抽逃。（2）推遲和提前貿易結算。對出口該收匯的結算推遲，對進口則在預期本幣匯率下跌時提前結算匯出。（3）轉移價格。有國外分支機構的國內公司或在國內經營的跨國公司，利用內部貿易中的定價機制轉移資本。（4）對外投資。對境外投資時，采用虛報投資、截留投資收益等方式將資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貿易活動轉移資本。資本外逃導致一國外匯資產大量流失，使發展中家外匯資源枯竭、貨幣持續貶值、國際收支和對外債務日益嚴重。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之后拉美國家出現經濟長期蕭條、債務危機反復發作、國內金融近乎崩潰狀況的重要原因就是資本外逃。20世紀90年代東亞、俄羅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機前，國內資本外逃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例如俄羅斯從1992年以來，每年資本外逃達GDP的6%，占國內儲蓄的8%~18%。
從經濟全球化發展和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后世界各國的政策反應看，區域貨幣合作、資本市場開放、浮動匯率和經濟結構調整代表著一種主流趨勢。這種趨勢的發展，完全可能為新的金融危機生成創造條件和時機。
金融危機的范圍和規模將進一步擴大
金融危機由國別性危機演變區域性和全球性危機的基本途徑，是經濟與金融聯系加強的多樣化機制。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則是基本機制。所謂危機的傳染性和傳導性，就是指金融危機由區域內一國向區域整體、進而向其他區域蔓延擴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傳染的第一種機制是區域內和區域之間的貿易聯系。就區域內而言，當一國爆發金融危機后，該國貨幣大幅度貶值，使其貿易伙伴國處于不利的地位。這種狀況極易誘使投機者對其貿易伙伴國進行攻擊并獲得成功，因為貿易伙伴國出口減少、進口增長導致外匯儲備減少和失業率增高，在客觀上和主觀上都難以在投機攻擊中維持固定匯率；區域之間也是如此。金融危機傳染的第二種機制是資本市場聯系。當區域內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時，該金融資產價格大跌，由于區內各國之間的資本聯系，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也遭受損失，流動性受到破壞，相互支撐的力量減弱，因而導致其他國家資本市場和金融狀況惡化，從而也易被投機者攻擊導致金融危機。第三種機制是區外國際信貸者和投資者對區域內各國經濟作相似的判斷和預期。當區域內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時，區域外的投資者困難以獲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認為區域內各國經濟金融狀況基本相似，出于減少資產損失的考慮，不是從區域內其他國家抽回資本就是減少信貸提供，導致整個區域爆發危機。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內容是促進區域內各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資本和金融聯系，縮小相互之間的經濟差異。區域一體化無疑加強著金融危機由一國向另一國的傳遞，區域內各國之間會出現反復震蕩、交叉傳染的狀況，使各國危機不斷深化。區域之間也是如此，某個區域發生金融危機傳遞到其他區域，其他被傳染的區域又會將危機回溯到最初爆發危機的區域，形成遍及各個區域且不斷深化的全球危機。20世紀90年代由泰國開始的金融危機正是如此發展的。區域一體化從最終實現貨幣一體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資本沖擊和抵御金融危機的，但是，在實現穩定的貨幣一體化之前，側重經濟貿易合作的區域一體化對金融危機的傳遞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麥金農（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關于發展中國家金融抑制的理論以及赫爾曼、穆爾多克、斯蒂格利茨等關于金融約束的理論指出，在金融壓抑下，政府按照自己的偏好將金融資源投入到大的項目和國有部門中去，而對中小企業和非國有經濟部門支持不夠。銀行部門雖然擁有較強的激勵和動力支持實體經濟，但由于競爭不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難以滿足。［2］金融體系不健全使得金融市場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經濟生活中存在過多的金融管制措施，而受到壓制的金融反過來又阻滯了自身的發展與進步。
1．金融市場化程度不高。金融缺口從根本上說是中國存在的金融壓抑造成的，實際利率沒有反映真實的資金供求，導致資金的過度需求和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出現金融缺口。信貸市場的利率管制、價格和數量歧視導致企業的逆向選擇、尋租等現象，浪費了信貸資源；資本市場的行政管制則增加了企業的直接融資成本。［3］中國銀行體系、證券市場等建設的滯后加大了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中小企業在中國發展歷史相對來說較短，但是發展速度比較快，而金融體制的改革、證券市場的發展等相對來說要滯后，由于缺乏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金融機構與市場，這導致了中小企業融資渠道過窄。在國內金融抑制和銀行主導型融資的大環境下，中國的資本市場相對于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整體狀況是遠遠落后的，其發展緩慢且滯后于經濟發展。［4］在直接融資方面，中國對股票和債券發行做出規定的條件極力嚴格與苛刻，進入的門檻過高,使得中小企業望而卻步，無法通過直接融資滿足自身經營發展對資金的需求。在國外，中小企業以股票市場、二板市場、企業債券等直接融資為主，美國高達50％以上，中國僅占3％左右。目前，中國中小企業主要以間接融資為主，資金來源主要是自籌和貸款。2004年深圳證券交易所設立了中小企業板塊,為中小企業專設了一個新的融資平臺。但是其發行上市條件和上市程序與主板市場區分度不大。對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講，較高的進入門檻使在中小企業板塊上市依然可望不可及，難以實質上為中小企業提供觸資便利。經國務院同意，2009年10月深圳證券交易所舉行了創業板開板儀式，這意味著醞釀10年之久的創業板開板，也成為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新舉措，有助于中小企業融資。在發行企業債券方面，由于涉及金融風險問題，民營中小企業發行企業債券難以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批準。另外對中小企業來說，其規模小、資信記錄空白、評級機構在對其風險評級時手續復雜，債券的包銷費用高昂，企業難以承受。國家對上市流通債券等級的要求也是一般中小企業所難以達到的，這使得債券自由流動性受到很大影響，投資者對小企業發行債券的信用存在顧慮，缺乏購買信心，［5］中小企業難以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取得資金。
2．金融自由化深度不夠。改革開放以來,銀行業的發展歷程表明，中國的金融體系是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政府金融政策的重點一直是建立一個廣泛而發達的銀行體系。1992年之前，政府對金融部門采取的主要政策是金融壓抑，維持國有銀行在金融部門中的壟斷地位，包括準入限制、規模限制、業務限制等，以便通過國有金融部門來支持經濟增長（主要是體制內經濟的增長）和維持宏觀經濟穩定。這一目標定位使銀行部門的功能性缺陷越來越明顯，導致資本配置效率下降，也難以為快速發展的非國有經濟提供金融支持。而市場結構的壟斷性和產權結構的單一性還阻礙了國有銀行自身效率的提高，使其缺少改善經營管理、提高資產質量和防范金融風險的內在激勵，出現了“大而不倒”的局面。1992年之后，金融政策開始由金融壓抑逐步轉向金融自由化，以滿足不同經濟成分的融資需求。金融政策的轉向有助于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提高中國金融體系的整體效率，并逐步向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方向發展，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但其自由化深度不足，削弱了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功能，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尤其從區域視角來看，政策對地區金融深化過程具有很強的推動作用，但是從沿海到內地的改革次序使得東部地區得到了比中西部地區更多的政策支持，東部地區借此建立起了相對完善的金融體系,而西部地區從西部大開發戰略中逐漸獲得了政策優惠，中部崛起戰略則開始得更晚。無論是從速度還是效率上來看，中部和西部地區的金融深化程度都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區域金融發展不平衡的結果是，本來需要大量投資的中西部地區難以獲得相應資金，而原本擁有充裕資本的東部地區又從中西部地區吸引了資金。投資渠道的單一以及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導致這些資金涌入股市、房市，進一步加劇了實體經濟的資金供需矛盾。區域金融發展不平衡的另一個影響則是加劇了“割裂”性的經濟結構，使得資本報酬率在三大區域間的差異進一步拉大，進而則影響了全國的經濟增長質量。
3．金融創新能力不強。創新是企業競爭力尤其是金融企業競爭力形成的重要源泉，因為現代金融業具有知識密集、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特點，金融業務、金融管理、金融機構以及金融制度的創新成為提高金融績效的必然路徑，現實中富有競爭力的國際金融集團如花旗、匯豐都能通過金融產品和技術等創新，向全球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以求獲得利益增長。中國金融機構由于體制、技術和觀念上的制約，使其金融自主創新意識不強和創新能力不足。外資金融機構由于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早已經通過市場磨練形成創新制勝的觀念,并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創新能力。基于此，外資金融機構可迅速確立在新型金融業務方面的優勢，建立業務競爭優勢壁壘，爭奪優質客戶，建立高端業務，壓縮中資金融機構的經營空間，加大中資金融機構業務競爭能力提升的時間成本。
4．風險管理水平不高。風險管理能力是提升金融業競爭力的重要保證。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以及對金融風險的管理，包括識別、交易和轉移，始終是金融業永恒的話題。從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來看，金融風險的管理和控制仍然是全球金融業面臨的重大問題，金融全球化給全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商業機會，提供了更多的金融融資渠道，但由于金融生態環境的風險，最終會影響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并形成金融行業的風險。面對成因復雜的金融風險，外資金融機構一般都已推行全面風險管理制度，建立涵蓋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在內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擁有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和手段。近年來，盡管中國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水平已有所提高，風險管理能力有所增強，但在風險管理的理念、風險識別的技術和風險處置的方法等方面，與外資金融機構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這樣勢必就會影響到中國金觸機構競爭力的提升。
二、完善金融市場的路徑選擇
目前，世界經濟金融形勢復雜多變，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完全消除，聯合國的《2013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指出，世界經濟增長在2013年很可能會繼續保持低迷，并且在隨后的兩年中全球經濟面臨滑入再度衰退的極大風險。有鑒于此，金融市場應當根據經濟創造的實際需求進行體系建設，充分發揮金融市場的核心作用。根據不同類型的企業需求，兼顧企業的投融資需求、避險需求和國家的宏觀調控需求，為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與國際化準備條件；實現多層次金融市場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因此，加強金融市場創新、金融管理創新和金融監管創新十分重要，以便更好地促進金融市場的規范運行，在提高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的基礎上，提高金融資源的開發利用和再配置效率，提高社會投融資的便利度和滿足度，加大金融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力度，促進金融發展，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1．金融投資創新。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兩個動力———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其中，金融投資將激發企業家的創新激情。同時，金融投資創新也將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創新既是企業家精神的實質，也是創業投資的核心。創業投資是投入到具有巨大增長潛力的創新型企業或項目的一種非公開權益資本，或權益資本連接，它是非公開權益資本的一個子范疇，是一種特殊的非公開權益資本。它是通過積極參與所投資企業建設并最終實現資本增值的、新型的具有生命力的資本運作模式。創業投資與創新的關系不僅在于它對于創新本身的貢獻，更在于它促成創新項目的商品化過程，在于它為創新提供了實現其價值的平臺或渠道。風險投資是通過幫助創業者來建造這些企業，從而使創新實現價值。創業投資不是投入現在，而是著眼未來，機會與風險共存是創業投資的重要特點。創業投資對于風險具有較高的容忍度，是因為它對于機會的不懈追求。為了追逐高額回報，創業投資往往投入那些快速增長的具有巨大市場潛力的企業。創業投資被譽為經濟發展的發動機，這是由于創業投資是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未來的投資，是對于一個國家的新的增長力的投資，是對于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的投資。因此，各國（地區）政府都大力支持創業投資，政府對于創業投資的支持尤其體現在其對于科技企業的投資上。
2．金融監管創新。隨著中國金融業全面對外資開放，如何加強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將是監管部門面臨的挑戰。監管理論的成本收益說不是單純地回答需要不需要監管，監管好還是不好的問題，而是提出應當在成本和收益中權衡，以實現“適度監管”，提高監管效率。精確衡量監管的成本和收益雖然不易，但對單個監管政策進行評價時可以通過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在不同選項之間進行擇優。在不同國家，金融監管的成本和收益具有制度差異。由于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所處的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不同，監管的成本和收益的具體內容可能與發達國家有所不同，這就為探索中國金融業監管的成本和收益分析模式提供了空間。激勵監管理論注重發揮被監管對象的主動性，可以減少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的不必要干涉，還有助于降低監管成本，提升監管者的整體聲譽。在中國強化監管中的激勵因素還有助于改變中國傳統的行政性管制，優化設計金融監管機制。但要在中國金融監管工作中引入激勵監管機制，如事先承諾制，還需要一定的環境支撐，即更新監管技術手段，提高監管者素質；加快銀行會計制度的改革，確保銀行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強化市場約束力量，加大信息披露力度等。
3．金融制度創新。中國金融體制一直依附于經濟體制,在傳統體制下，金融體制以為國家趕超戰略集聚資金為目標。在體制轉軌中，金融體制一直是作為促成實現轉軌的資金保障起作用的。由于金融體制本身改革的滯后性，并沒有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提供“制度環境”，金融始終未發揮其先導作用。因此，必須從金融制度創新入手，進行改革。一是進行金融體制改革，進行國有銀行的治理結構改革，推動國內銀行之間的競爭。二是資本項目的對外開放，創新金融市場在市場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的方式，完善股票市場，改變企業單一融資結構，以減少企業融資對銀行系統的依賴，讓金融市場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性發展的最大助力。
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強國，金融業發展和貿易行業的發展更是遙遙領先，進一步證明了馬太效應的科學性。從商品的結構來分析，倘若一個國家的金融行業越發達，從而對該國的技術密集型企業和貿易的發展越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樣就可以生產出充足的產品；然而對于那些金融行業較落后的國家，對該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貿易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優勢。顯而易見，金融行業的發展可以有效地促進該國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以便完善出口貿易結構。近年來，隨著我國不斷加強金融市場的開放，社會經濟得到了顯著發展，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我國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
美國在2008年由于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了嚴重影響，信貸危機由美國擴展到了全球很多國家。當時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華盛頓互惠銀行倒閉、美林銀行被賤賣等等，從而向我們證實了金融危機的危害性。隨后美國的次貸危機對世界上國際貿易的發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加大了世界經濟的衰退。由于美國很多銀行瀕臨倒閉，在經濟一體化的現狀下，國際貿易的結算也不能夠獨善其身。美國經濟地位的變化嚴重影響到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關系。
一般而言，國際貿易風險、國際結算以及國際貿易融資都是國際貿易金融服務的范疇內。通常，國際貿易的金融服務不但能夠促進國際貿易業務的發展，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企業之間的融資成本，與之相伴隨的風險和損失也大大降低，從而就有效地提高了該國貿易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關鍵詞:金融監管;全球化;中國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1-0046-02
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勢出現的新變化,以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頻繁爆發,中國金融監管改革問題也成為中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呈現的新趨勢、新特點要求中國在順應國際金融潮流變動的同時,應盡快著眼于本國金融業現狀,以確保金融安全為目標,穩健運營為宗旨,大力健全和完善金融監督體制,為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更堅實的基礎與保障。
一、國際金融監管新發展
美國的金融危機,暴露出全球金融監管在風險防范、協調合作等方面存在著問題,金融危機呼喚著國際金融監管改革。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彌漫,美英率先進行了金融監管改革,從而引領和昭示了全球國際金融監管發展的新理念和新趨勢。
第一,金融危機的不確定性、隱蔽性、易變性和復雜性、危害性增加,波及范圍擴大,蔓延至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及全球范圍。影響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銀行、保險、證券、金融機構等許多相關行業,使許多國家、地區的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遭受重大損失,導致銀行、金融機構破產,進而影響該國的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其破壞性和危害性極大。國際金融危機的復雜化客觀上要求豐富國際金融監管方式,實行靈活多樣,務實高效的金融監管。所以必須改革監管模式。實現廣泛的國際協調,進行合作監管。第二,國際大型復雜銀行合并和跨行業業務的發展及大型復雜銀行合并浪潮的未來持續,勢必在日益動蕩不定的國際金融市場上開展復雜的金融業務活動,提供復雜的金融服務和產品,其技術和操作難度增加。監管方式運用應具有針對性、適用性、安全性與效率性,以適應混業經營的安全需要。要求金融體制的組織結構體系向部分混業監管或完全混業監管的模式發展。第三,隨著金融國際化的發展及不斷深化,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和依賴也不斷加強,金融機構及其業務活動跨越了國界的局限。由于各國監管政策的不一致,為跨國銀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逃避各國監督,從事高風險甚至非法經營活動創造了條件,同時金融風險在不同國家之間相互轉移、擴散,單靠一國或一家銀行控制金融風險已變得力不從心,需要將各國獨特的監管法規和慣例納入一個統一的國際框架中,提倡各國銀行聯合監管,保持合作與交流。各國對跨國銀行的監管趨于統一和規范,因此金融監管法制應逐漸走向國際化。第四,由于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金融業的創新和變革,金融創新產品的層出不窮,如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網上銀行交易等創新業務,它們在增加收益的同時也增大了風險,且更易擴散,對金融市場的沖擊也更加直接猛烈。最后,國際金融監管的另一個重要趨勢是完善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監控水平。監管強調外部控制與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機統一,監管當局通過審查銀行內部的風險和資本管理程序,保證資本充足性和自己對風險的評估,建立完善的內部評估和管理系統。
總之,在金融國際化的發展下,國際金融監管的方向將是國際協調與合作,并不斷向集中統一、全面靈活、公開透明、務實高效的方向發展。
二、中國金融監管面臨的問題
第一,中國已加入WTO,隨著外資金融機構的不斷涌入,中國將在更大范圍內、更大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金融業將進一步融入國際金融體系中,這對中國的金融監管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正視中國金融監管的國際差距和存在的問題。從金融業長期穩定發展出發,深入研究如何建立既符合中國國情,又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金融監管體系,是目前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金融問題。與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相比,中國目前金融監管存在著許多現實問題:如1998年中國進行了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形成了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分別監管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分業監管體制,這種體制適應了當時中國分業經營的金融體制結構。但隨著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分業經營的模式逐漸顯現出不相適應的方面。突出表現在銀行資產項目過于集中,券商融資渠道不暢,保險資金投資效益低下,于是管理層逐漸放松了管制。如允許券商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允許保險基金以購買投資基金形式進入股市以及允許券商股票質押貸款等,呈現出混業經營趨勢,近年來事實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如:光大集團、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及加入WTO后外資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出現都需要對純粹的分業監管進行完善。中國目前需要加強人民銀行、證監會及保監會三大金融監管合作就是適應這種要求的變革,這項改革是未來金融監管發展的長期趨勢。
第二,中國金融監管偏重于對金融機構經營進行合規性檢查,這種檢點主要集中在規范經營和規范操作上,對金融機構潛在的資產風險重視不夠。而資產質量的風險是金融業深層次的風險,它的產生和發展將危及金融機構安全。同時金融監管內容存在漏洞,對金融創新業務的監管滯后,一些新的金融業務未及時納入監管視線,一些準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未納入監管范圍。
第三,監管缺乏創新理念,監管手段落后,管理人才缺乏。中國金融監管缺乏主動性,依法監督的觀念不強; 同時監管手段落后,仍以直接監管為重,大量運用行政手段,而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運用較少;監管方式不科學,現代化的監管方式運用得少,監管方法跟不上業務發展的需要;還有監管人員中掌握現代金融業務的人少,從事金融監管研究的人少,復合性人才缺乏,尤其是既熟悉國際慣例又懂計算機、法律及國內金融業務的綜合型監管人才十分缺乏。
第四,中國信用環境被破壞,道德風險嚴重。監管新體制運行以后,沒有其他機構可以對三個專職監管機構開展工作的合規性和效率進行監督和制約,監管缺乏合作和統一性,失去應有的制約機制。監管責任不十分明確,對監管者缺乏必要的責任約束,構成監管機構自身的腐敗和監管行為的非規范性運作。在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中國的監管模式,無法消化大量的不良資產,業務面窄,監管內容狹小,出現了許多監管真空、盲點和重復監管問題,降低了監管運作效率,并導致信用環境差、道德風險產生。
中國金融監管存在上述諸多問題,有歷史的沉淀、體制的原因、金融機構自身自律性不強、脆弱性增加、經營管理能力低下、社會經濟因素等多種原因造成。為此,根據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和中國的金融監管現狀,應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研究和重視。
三、中國金融監管的策略選擇
1.改革金融監管框架。經濟全球化要求中國金融業必須遵循國際規則,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也必須實行跨越式改革,目標定位也應在世界金融業發展和監管的最新趨勢上:成立金融監管委員會,保留現有三大監管體,適應混業經營要求,專門負責管理、協調三大監管體制主體的監管工作。建立分合自如,目標一致,運行高效的金融行政監管委員會,對從事混業經營的內外金融機構實行聯合監管。這種新的金融監管組織體制模式既能滿足實行混業經營后金融業對監管體制的要求,也能適應現階段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過渡期對監管的要求,因此是一種較為理想的選擇。
2.將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相結合,以合規性檢查為前提,風險性監督為主,二者并重;建立銀行信用評級制度,進行合規性和風險性評級,以強化銀行對其經營和風險程度的識別和管理,增強自我約束力,同時便于中央銀行準確掌握銀行經營狀況,并根據不同等級銀行采取不同監管措施;加強銀行創新業務的監管,如網絡銀行業務應正式列入金融機構管理范圍,建立專門的網絡銀行準入制度,制定網絡安全標準,建立安全認證體系等。應注意加強監管不能扼殺和阻礙金融創新,運用現代科技對金融運行實施動態、實時、持續的風險監管,以便及時化解風險,提高監管效率。
3.提高監管對象的自律性,要提高監管工作的效率,就要倡導、幫助、督促銀行機構建立健全內控制度,客觀地評價其在防止舞弊,消除風險,嚴守監管法規方面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加強對內控部門的獨立性、人員素質等方面的檢查力度。及時督促修訂有缺陷的內控制度并考核其執行情況,負責檢查評價的部門應當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合理設置內控機構,建立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稽核評價制度。使金融監管體制逐步向功能型監管轉變。
4.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金融監管應以法規為依據,并嚴格依法監管。抓緊修改、整理、完善各項金融法規,取消分業經營的限制,允許各金融機構擴大業務范圍,建立統一的會計規則,統一會計科目,報表格式和信息披露制度;借鑒國外經驗和國際通行的監督規則,根據金融電子化和信息化業務迅捷發展的要求,及時制定和調整金融法律法規,事先進行規范性監管程序設計,建立獨立的金融司法體系,重塑信用秩序。
5.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加入WTO后,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加深,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必須與各國金融監管當局開展有效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建立定期的磋商和交流制度,加強對金融機構的跨境監管,這既包括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也包括中國在外國設立的分支機構。同時,還應該積極參與國際性和區域性金融監管組織,如巴塞爾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活動,積極參與有關國際監管規則的制定,以便更好地維護中國金融業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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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戶金融；金融需求；農村金融體系
為更客觀細致地反映當前山東省農戶金融需求狀況，考察山東省農村金融需求的特點，設計了農戶金融需求狀況調查問卷，并利用2009年7、8月份高校大學生暑假返鄉的機會，共發放調查問卷300份，實際收回有效調查問卷261份，范圍覆蓋到了山東省東、西、中部的17個縣市。在此期間就農村金融問題奔赴全省各地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研，直接與農戶進行訪談。本文在統計調查問卷數據的基礎上，分析了山東省農戶金融需求的現狀，總結了現階段山東省農戶金融需求的特點，并提出了滿足山東省農村金融需求的措施和方向。
一、有效調查樣本農戶基本情況分析
有效調查樣本農戶戶主平均年齡45歲，戶均人口3.9人，戶均勞動力2.5人，戶均家庭總收入24225元，人均收入6523元，戶均務農收入9688元，戶均打工收入11368元，戶均其他收入2916元。為了更清晰地分析各農戶間的特點，按照農戶間人均收入分成6個組(見表1)。人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農戶，占有效調查樣本的9.2％，其戶均家庭收入最低，戶均年齡和戶均人口最高，戶均勞動力最低，因此其人均收入也最低，且戶均受教育程度不高，稱之為貧困型農戶，多分布于山東省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在2000—8000元的農戶有3個組，占有效調查樣本的70.2％，其戶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逐漸增加，其中戶均務農收入占戶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遞減趨勢，而戶均打工收入和戶均其他收入占戶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遞增趨勢，且其戶均年齡和戶均人口較貧困型農戶低，而戶均勞動力和戶均受教育程度也較貧困型農戶高，稱之為維持型農戶，多分布于山東省中東部地區；人均收入高于8000元的農戶，占有效調查樣本的20.6％，其戶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最高，他們或者是勞動力較多，有較高的打工收入，或者是專業種植大戶，經營效益比較高，稱之為市場型農戶。
二、有效調查樣本農戶金融需求的現狀和特點
(一)借款需求強烈
從表2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需要借款的農戶占63.2％，說明農戶生產生活中借款需求強烈，而實際獲得借款的農戶占61％，說明有借款需求的農戶基本上都可以獲得借款。其中，有借款需求的貧困型農戶占62.5％，維持型農戶占68.8％，說明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的借款需求較為強烈，是農村借貸需求的主體，其借款需求百分比與各自實際獲得借款百分比相等，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的借款需求看似都能得到滿足；市場型農戶中，有借款需求的農戶占44.5％，實際獲得借款的農戶僅占33.3％，說明仍有11.2％的市場型農戶的借款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從戶均實際借款筆數看，有效樣本的借款筆數為1.3，其中貧困型農戶、維持型農戶和市場型農戶的借款筆數分別為1.25、1.44、0.83，說明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的借款次數多于市場型農戶，這也證明了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是農村借貸市場的主體。
(二)親朋好友借款是主渠道
一般來說，農戶借款渠道主要有兩種：一是從正規農村金融機構借款，包括從農村信用社和從其他正規金融機構借款；另一種是從非正規渠道借款，包括從親朋好友借款和從民間金融組織借款。從表3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從非正規渠道借款占77％，其中從親朋好友借款占71.3％，是農戶借款的主要渠道，從民間金融組織借款比例非常小，僅占5.7％；從正規金融機構借款占25.2％，其中從農村信用社借款占24.1％，是農戶從正規金融機構借款的主要渠道，從其他正規金融機構借款僅占1.1％。
從不同農戶類型看，盡管從親朋好友借款比例最高，其中市場型農戶更是達到了88.9％，但相對而言，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從農村信用社借款的比例較市場型農戶高，分別占到了37.5％和29.5％，是其獲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而市場型農戶則沒有從農村信用社借款，但從民間金融組織借款占11.1％，是其獲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調查還發現，農戶生活性借款更多的來自非正規渠道，而生產性借款則較多的由正規金融渠道提供，但即使是生產性借款，也有較大的比例由非正規渠道提供。
(三)借款用途日益多元化，但教育、建房、醫療等生活性借款仍占較大比重
農戶既是一個生產經營單位，也是生活消費單位，既需要生產性借款，又需要生活性借款。農戶生活性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醫療、婚喪嫁娶、建房、購買家電、日常開支等；生產性借款主要用于購置農機、購買農資、發展養殖業、發展工商業、外出打工等。從表4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借款最主要的用途依次是子女教育、建房、醫療、購買農資、發展養殖業和婚喪嫁娶，分別占47.1％、37.9％、22.9％、14.9％、13.8％和10.3％，可以看出，農戶生活性借款的比重要遠遠高于農戶生產性借款的比重。此外，由于農戶的生產性需求具有較大彈性，一旦面臨資金約束，生產性資金需求首先被壓縮，因而可能會嚴重影響未來的收入狀況。
從單個項目看，教育支出成為農戶借款的首要原因，醫療支出成為農戶借款的第三位原因，這反映出由于城鄉差距的快速拉大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缺失，農戶家庭內部難以平抑特殊消費支出所造成的沖擊，農戶為了孩子的學費和家人的醫療費用四處籌錢的現象較普遍。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對居住條件的要求越來越高，住房已經成為農村居民改善生活條件最舍得花錢的項目，農村建房熱始終高居不下。農民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住房條件無疑是件好事，但其中不容忽視的是農民的盲目攀比之風，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農民消費的不合理性。
從不同農戶的類型看，貧困型農戶借款的用途相對比較少，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醫療、建房等生活性支出上，而且歸還借款的壓力比較大，占37。5％；維持型農戶借款用途和有效調查樣本基本相似；市場型農戶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建房、發展養殖業，分別占38.8％、38.8％、22.2％，其區別于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的顯著特點是，市場型農戶借款發展養殖業的比重較高，表明市場型農戶生產性需求相對較為強烈。
(四)借款期限以中短期為主
從表5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內的占29.8％，在一年之內的占55.1％，在兩年之內的占82.7％，在兩年以上的僅占17.3％，說明農戶的借款期限以中短期為主。其中，貧困型農戶或者需要1—3個月的短期借款，或者需要一年以上的中長期借款，這源于貧困型農戶收入較低，或者需臨時陛周轉資金，或者需較長時間才能歸還借款；維持型農戶借款期限的特點和有效調查樣本基本相似，借款期限以中短期為主；市場型農戶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內的占51.9％，在一年以上的占23.9％，這主要是因為其收入較高，因此僅對短期臨時資金需求較多，而對中長期資金需求不大。
(五)實際借款數額以小額資金借款為主
從表6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5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占54.2％，1萬元以上實際借款僅占13.2％，說明農戶實際借款數額以小額資金為主。其中，貧困型農戶實際借款以小額資金為主的特點更為明顯，5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占62.5％，而且沒有萬元以上借款；維持型農戶實際借款數額的特點和有效調查樣本基本相似，實際借款數額以小額資金為主；市場型農戶實際借款數額也以小額資金為主，3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就占到了50％。調查還發現，山東省中東部地區由于經濟比較發達，農戶對非農產業投入較大，對資金的需求相對較高；而山東省西部地區由于經濟欠發達，農戶的非農產業投入較少，戶均實際借款數額較低。
(六)小額資金需求基本能得到滿足，大額資金需求不能完全滿足
前已述及，從表2看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的借款需求似乎都能得到滿足，但按借款金額細分后其期望借款額和實際借款額之間的差距就顯現出來了。從表7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49.4％，而5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占54.2％，表明農戶期望借款數額仍以小額資金為主，且期望小額資金借款需求都能得到滿足。不過值得注意的是，8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40.2％，而8000元以上實際借款占34.9％，前者高于后者5.3個百分點；特別是萬元以上期望借款占20.7％，而萬元以上實際借款僅占13.2％，前者高于后者7.5個百分點，說明農戶中有相當一部分大額資金借款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從不同農戶類型看，貧困型農戶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0％，低于實際借款12.5個百分點，萬元以上期望借款占12.5％，但這部分需求卻根本未得到滿足，說明由于貧困型農戶還債能力不強，大額資金借款需求往往得不到滿足，而是轉為小額資金借款；維持型農戶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2.4％，5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占52.5％，不可忽視的是萬元以上期望借款占到了23％，而萬元以上實際借款僅占16.3％，說明維持型農戶的小額資金需求能得到滿足，但大額資金需求不能完全得到滿足；市場型農戶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38.8％，而5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占61.1％，而5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61.2％，5000元以上實際借款僅占38.9％，說明市場型農戶的小額資金供給遠大于小額資金需求，但其大額資金需求卻不能完全得到滿足。
(七)農村信用社借款手續繁瑣、利息高、抵押擔保要求高
從表8看，貸款手續繁瑣占有效調查樣本的54。9％，是阻礙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款的首要原因。向農村信用社借款手續復雜、審批時間長，有些借款審批下來后已經貽誤農時，因此借款手續繁瑣是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款面臨的首要困難。
利息高占有效調查樣本的41.7％，是阻礙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款的次要原因。農業生產周期長，自然災害多，成本高，效益普遍低于其他產業，農業收益率相對較低，而且農村信用社更是可以在一年期借款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50％～100％。2005年末山東省農村信用社的農戶借款加權平均利息率高達9.93％，較2003年高2.59個百分點，遠遠超過了大多數農戶所能承受的范圍。因此，過高的利息率給農戶帶來了很大的經濟負擔。
抵押擔保要求高占有效調查樣本的30.2％，是阻礙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款的重要障礙。農民向農村信用社借款需要提供可供抵押物，然而農民可供抵押的財產卻“身無長物”。其土地、房屋沒有產權證而無法抵押，至于農機具等用品，金融機構也不會接受。在農村，農民通常通過連保等模式獲得借款，但是要獲得連保也十分困難，因為條件很嚴格，對于許多農戶并不適用。因此，農民通過抵押擔保獲得借款并不容易。
從不同農戶類型來看，貧困型農戶面臨的主要困難是利息高和手續繁瑣；維持型農戶去農村信用社借款困難原因和有效樣調查本基本相似；除手續繁瑣外，抵押擔保要求高是市場型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款面臨的主要難題。
三、解決山東省農戶金融需求的對策分析
通過以上對山東省農戶借款需求、借款途徑、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實際借款數額、期望借款數額、向農村信用社借款困難原因的總體及分類型分析，對山東省農戶金融需求的特點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農戶借款需求較為強烈，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是農村借貸需求的主體，應是重點服務對象，資金需求以中短期為主，農戶尤其是對大額資金借款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滿足。為此，應強化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郵政儲蓄的支農責任，培育開放、多元化和多主體競爭的農村金融市場，滿足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對金融服務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
(1)調整商業銀行的金融供給，加強對農村經濟的服務力度。山東省農業銀行要扭轉近年來出現的“非農化”傾向，通過機制和體制的轉換，充分發揮農業銀行作為大型商業銀行的系統優勢，利用資金、網絡和專業等方面的傳統優勢，把其在農村吸收的存款的相當比例用于農村信貸，切實提高對農業產業化、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城鎮化建設的信貸支持。同時商業銀行應該根據市場需要；實行更大范圍的利率浮動，以適應在農村金融市場上從事金融活動的需要，提高商業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的生存能力，推動商業性金融機構更好為農村服務。
(2)完善政策性金融的支農功能。各級政府部門應列出一部分預算，向有政策性金融業務的機構提供貼息資金和彌補呆壞賬損失，用少量的財政資金引導社會資金流向農業和農村經濟，繼續拓展其業務范圍，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學技術推廣和市場信息等服務體系建設，以及以農村能源、生態農業示范工程和生態資源保護工程為主體的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支持力度。
(3)發揮郵政儲蓄銀行的積極作用。郵政儲蓄銀行從其網點分布、業務種類等方面來看，與農村信用社的擬合程度均較高。郵政儲蓄銀行的建立可以成為一個可以與農村信用社形成良性競爭態勢的競爭主體，在滿足農村金融需求的同時，能夠打破農村信用社在農村金融市場“一枝獨大”的壟斷局面，啟動與農村信用社的競爭意識，而這種競爭也無疑將會啟動農村金融市場，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的品質、提高服務效率。一是引導郵政儲蓄資金以協議存款、購買金融債券等方式向農村信用社、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以及農業銀行提供資金，支持農產品收購、農業扶貧、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及農村社會事業。二是充分發揮郵政儲蓄銀行在廣大農村的網絡優勢，郵政儲蓄銀行可以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在農村地區的業務以及地方政府扶持農村地區項目的業務。
2從親朋好友借款是農戶借款的主要渠道，農戶去農村信用社借款難，其中手續繁瑣、利息高、抵押擔保要求高是三大主要原因。所以，應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引導民間金融發展，鼓勵、支持農村金融組織創新。
(1)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加強合作金融功能。農村信用社改革作為山東省農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應該牢牢把握為“三農”服務的經營方向，進一步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平，提高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的效率。
(2)引導民間金融發展，充分發揮其支農特殊性。農村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之間是相互補充的，民間金融對農業增效、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具有的積極作用是無可置疑的，民間資金進入農村金融領域不但能有效增加金融資金的供給，而且可以通過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的競爭來打破農村信用社對農村金融的壟斷，促進農村正規金融組織不斷深化改革，改進服務質量，使農村金融市場真正按照市場經濟機制運行，以構建競爭性的農村金融體系。因此，應放寬農村金融行業的準入政策，監督和規范民間金融活動，彌補正規金融機構的服務空白。
(3)鼓勵、支持農村金融組織創新。農村金融組織形式單一，基層金融機構除農村信用社外，基本沒有其他金融組織形式。因此，既要穩步推進農村信用社改革，又要根據農村金融需求多樣性的特點，在加強監管、防范風險、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鼓勵和支持適合農村需求特征的金融組織創新。
3農戶借款用途雖然日益多元化，但子女教育、醫療、建房等生活性需求占較大比重，生產性需求比重較小。因此，政府可以考慮加大財政資金投入力度，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步伐，以緩解農民的后顧之憂，同時引導農民合理消費，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生產性消費領域。
關鍵詞：金融混業、模式選擇、發展方向
一、金融混業和分業的概念
所謂金融混業，是相對分業而言的，實質上是指金融業內部的分工與協作關系。金融業的功能是以金融工具為載體實現的。依據金融工具的不同特點，在金融業內部可劃分不同的子行業，如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基金業、信托業等。不同的金融工具可實現同一金融功能，因此，金融業內的各子行業在功能上有重合之處，正由于金融本身的這種行業分類的特點，所以在金融業就形成了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的概念。金融分業、混業既涉及經營層面又涉及到監管層面。就經營層面而言，即人們所說的金融分業經營與金融混業經營問題，這是金融業經營模式的內核；就監管層面而言，即分業監管與統一監管的問題，它涉及金融監管體制的選擇。
而金融分業經營是從機構職能方面理解的，與混業經營是相對的，指的是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信托業各自經營與自身職能相對應的金融業務。這種模式下，法律上禁止銀行與證券業務的混合，一個金融機構不能同時經營兩種業務。其出發點是維護貨幣銀行體系的穩定，把存款保險及央行最終貸款者的功能限定在銀行業內，手段是通過法規隔離來防止證券業的風險傳遞到銀行體系。
二、美國金融業經營模式的轉變歷程
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的金融服務是通過“全能銀行”即混業經營來提供的。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一場空前的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共有11000多家金融機構宣布破產，信用體系遭到毀滅性的破壞。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銀行、證券的“混業經營”是引發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為防止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對金融體系造成更大范圍的破壞，美國國會于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將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業務嚴格分離。規定任何以吸收存款業務為主要資金來源的商業銀行，不得同時經營證券投資等長期性資產業務；任何經營證券業務的銀行即投資銀行，不得經營吸收存款等商業銀行業務。商業銀行不準經營證券發行、包銷、零售、經紀等業務，不得設立從事證券業務的分支機構。這一規定迫使絕大多數商業銀行退出了股市。接著，美國政府又先后頒布了《1934年證券交易法》《投資公司法》以及《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進一步加強了對銀行業和證券業“分業經營”的管制。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美國金融業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階段。
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期，是美國金融業的逐步融合階段。大型金融機構在推動混業經營上積極性最高，它們推崇“金融超級市場”、“金融百貨公司”，認為這種超級復合體既能分散風險，又能增強金融競爭實力，提高市場效率，同時也能給消費者帶來實惠。至于金融監管當局迫于國際競爭壓力，也不斷改變對金融管制的態度，或明或暗來鼓勵金融機構的多元化經營，在嚴格限制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的同時，已開始允許商業銀行可以對美國政府及其他聯邦政府機構發行的債券進行投資或買賣，也可以動用一定比例的自有資金進行股票、證券的投資和買賣，還可以為客戶的證券投資進行活動。經過“80年代金融改革”，美國金融業“分業經營”的經濟基礎逐步消失，“分業經營”的制度也已經不斷被現實所突破。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美國金融業開始進入完全意義上的“混業經營”時期。
三、金融混業經營的優勢
1.信息優勢
在與企業建立聯系的過程中，在做出貸款決定之前，銀行會大量收集與企業及其投資機會有關的信息。貸款決定做出后，銀行會進一步收集相關信息以便對于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管。在這種體制下，全能銀行比專業銀行有優勢。全能銀行可以比專業銀行提供更多的金融產品，同時從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收集企業的相關信息，并在此信息優勢的基礎上與企業建立起更為廣泛和長期的聯系。這種銀企關系的加強可能給雙方帶來極大的利益，它使銀行通過觀察企業與更多種金融工具有關的行為，對企業作更深入的了解；同時利用收集到的信息，以多種業務形式而不僅僅是貸款的形式對企業的活期存款帳戶進行監管。而且由于提供的服務種類更多，在設計金融合同時，全能銀行可以使用更多的工具對企業的管理決策施加更多的影響，從而節約了成本。
2.規模經濟
全能銀行的規模經濟，可以從金融服務的生產中產生，也可以從金融服務的消費中產生。從服務的生產來看，全能銀行可以將管理與某一客戶關系的固定成本（物資與人力）分攤到更廣泛的產品上；其次,它們可以利用自身的分支機構和其他全部銷售渠道以較低的邊際成本銷售附加產品；再次，全能銀行可以通過調整系統內部財務結構，更容易地發現和面對產品需求狀況的變化；最后，由于信譽外溢效應的存在，它可以利用在提供一種服務時獲得的信譽向客戶推薦它的其他服務。從服務的消費來看，與向不同提供者分別購買相比，向單個提供者購買一定數量的服務組合，可以使購買者節省研究和監管成本。
四、我國目前金融分業經營存在的問題
(1)金融分業經營制度不利于金融業的規模經營、國際競爭力提高及傳統金融企業向現代金融企業的轉變。現行制度對銀行業務、證券業務經營的嚴格區分和限制，抑制了市場資金供給來源，人為地割裂了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融通渠道，不利于資金之間的相互融通。銀行、證券、保險的業務品種有限而單調，使行業素質及競爭力不斷下降。
（2）入世后，外資銀行的進入對中資銀行形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其業務涉及銀行、保險、證券、信托等多個領域。資金實力雄厚，管理經驗豐富，人才儲備全面，服務產品齊全，創新能力強，具有許多中資銀行短期內無法比擬的優勢。中國銀行業將面臨生存的威脅。
(3)現行金融分業經營制度限制了金融創新。在分業經營制度下，由于銀行參與證券業務受到限制，一些具有轉移風險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無法在市場立足，由此影響到證券機構的市場運作及策略，表現出很強的短期投機性和不穩定性。銀行業和證券業都缺乏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
五、中國金融業現階段經營模式的選擇
雖然金融混業經營是大勢所趨，但我國金融業目前尚未取得混業經營的“資質”。從美國金融混業經營制度發展看，要實施混業經營必須滿足以下基礎條件：一是金融機構必須具備有效的內控約束機制和較強的風險意識；二是金融監管能力較強，有完備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和較高的金融監管效率。
而目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還沒有完成，商業銀行的內控制度還不完善，自我約束能力較差；我國金融監管的政策法律不健全不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不完備；混業經營所需要的優秀的復合型監管人才十分缺乏。正如中國銀行副行長華慶山在2002年11月的“世界資本論壇”上發表演講時所強調的，如果不順應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模式轉變的趨勢，中國金融業服務質量、競爭力就難以提高，如果順應這種趨勢，又可能由于巨大的系統風險及道德風險而使整個經濟面臨危機，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正面臨著“兩難境地”。因此,在一種重要的制度選擇面前，現實性是重要條件。對于中國金融業而言，分業經營是現階段的權宜之計。
六、中國金融業未來經營模式的走向
綜上所述，金融混業經營制度的比較優勢及其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發展狀況，說明該制度是金融業經營制度變遷的最終選擇。但是，中國金融分業經營制度是宏觀金融政策需求和金融市場穩健發展內在要求合理作用的結果。所以在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國金融業必然是混業和分業經營并存的“交叉經營”模式，突出表現為銀行業、信托業、證券業、保險業之間的業務劃分日益模糊。
第一、目前，商業銀行可以進行包括金融衍生業務、各類投資基金托管、證券業務、保險業務等。這些業務與證券、保險業務密切相關，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同時，證券公司股民保證金賬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銀行儲蓄存款的功能。此外，在保險業方面，新的險種不斷涌現，諸如投資連結保險、養老金分紅保險等。這些保險業務，既具有投資功能，又具有儲蓄功能。銀行、信托、證券、保險之間業務的趨同性和可替代性，削弱了分業經營的業務基礎。
第二、盡管我國實行分業經營的模式，但是部分企業集團公司控股下的銀行、信托、證券、保險之間的業務往來，形成了事實上的混業經營。如光大集團控股光大銀行、光大證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險公司、光大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這些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之間業務關聯非常密切，事實上已經存在混業經營。此外，中國金融業的主力——四大銀行也加緊了構建金融控股公司的步伐。早在1995年，中國建設銀行就和境外投行摩根士丹利合資成立了中金公司，如今中金公司的多項指標已居國內證券公司首位，很多大型國企海外上市都有中金公司的參與。中國銀行在1998年用10億美元在香港注冊中銀國際，從事投資銀行業務；收購英國信誠保險公司，從事壽險業務。去年4月，中銀國際“返鄉”，中國銀行高層在不同的場合也表明，中行的目標就是金融控股，最終實現混業經營。
第三、雖然全能性銀行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方向,但并不是所有的商業銀行都要向全能發展,一些中小銀行尚不具備發展多種業務的能力,也可以集中專項發展為特色銀行。全能性銀行與專項小銀行協調發展，互為補充，構建完善的金融體系，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
參考文獻：
[1]蔡浩儀，《抉擇：金融混業經營與監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6
[2]陳越峰《關于金融混業經營的一個綜述》，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2004.3
一、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從根本上說，金融市場和金融體制是實物經濟發展的結果和需要，是為實物經濟服務的，我國發展金融市場、設計金融體制也必須從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F代經濟增長的途徑有三個：一是通過要素積累，增加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項或多項；二是經濟結構轉移、產業結構由低級向高級轉換；三是技術變遷.每個國家的要素、稟賦中自然資源是先天給定的，在生產中大規模增加自然資源比較困難。勞動力的增長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國、勞動力變動的差異不大，一般年增長率在：1％一3％之間。唯一對經濟增長率有大的影響的是資本積累的變化，各國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異就：是資本積累率的不同、經濟增長還可以通過經濟結構升級的方式實現。將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門向高效率的部門重新配置，同樣數量的投入要素的產出能在此而增加。在經濟增長的的三大源泉中技術變遷是最關鍵的。技術創新使得資本的邊際效率不會下降，從而維持經濟長期增長。單純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擴大再生產遲早會停滯下來的，而且市場競爭會使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在資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產業結構的升級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則是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產出更多、更有競爭力的產品，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技術變遷與資本積累關系密切?，F代技術創新從科學研究、控制實驗到新產品試制、投產，需要花費大量的資本投入，同時，許多先進的技術需要資本設備作為其載體，技術創新往往體現在資本設備性能改良上。技術的升級實質上是通過資本積累來實現的，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兩者相互促進。相互依賴。而一個社會資本的積累和配置效率決定于資本市場的效率；資本積累的速度和規模與資金的投資回報率正相關。資本積累的高回報取決于資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F代金融體系存在的基本價值就是積累資本，配置資本，資本的配置效率依賴于金融體系。的效率。我國目前的金融改革出發點必須定位于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使其能夠很好地動"員資本、配置資本，服務于經濟發展。
二、我國金融市場的現狀；落后與混亂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長期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金融體系是為實現這一戰略服務的，由于我國是個落后的農業國，資本極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本，資本價格就會非常高昂。而重工業一般是資本密集型的，投資周期長，風險大，需要從國外進口機器設備。這樣，在市場機制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會落空。為了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國家只好人為壓低利率和匯率，以便降低資本價格。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資本。這種計劃體制可以保證處于優先發展地位的重工業獲得足夠的資本支持；但是卻犧牲了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資本沒有配制到生產率最高的部門。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為了調動各方面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對經濟的控制逐漸放松。即遵循所謂"放權讓利式"改革。隨著資源配置、的計劃控制減弱，鄉鎮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發展起來，由非政府部門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來，加上國有企業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擴大，因此客觀上產生了對金融服務的需要。國家為了重建金融體系，開始改變資本分配體制，對國有企業的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先后重建了四家專業銀行，90年代初又恢復了證券市場，外匯管理也逐漸放寬。人民幣大幅貶值。但是，在國有企業完全市場化以前，金融市場化會導致國有企業的資本成本大幅大升。國有企業因為有政策性負擔，沒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場化必然使大部分國有企業無力負擔資本成本而無法生存。為了保護國有企業，國家并沒有讓金融體系市場化，而是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四大專業銀行80%以上的貸款給了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很難得到銀行貸款。其它融資渠道如有企業無緣。改革開放以來，非國有經濟發展很快，是中國量。但是，非國有經濟缺乏正常的融資渠道，進入正式的金融體系楊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極大地限制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除了銀行以外，國家也陸續開始恢復或新建成保險、信托、證券等金融市場，這些非銀行金融部門發展很快，對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國有企業改革滯后，國有企業仍然承擔著政策性負擔，國家也仍然要對國有企業的經營負一定責任，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不能在產品市場上開展公平的競爭。這在金融市場上則表現為金融市場缺乏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場十分混亂，非市場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動作，沒有起到為技術創新呼經濟增長積累、配置資歷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技術變遷對維持長期經濟增長起著關鍵作用，而技術變遷又與資本積累關系密切，正是經濟發展對資本積累和配置的需要才產生了金融市場，因此，金融市場的發展目標只能是為經濟發展高效率地籌集和分配資本。為了實現這個大目標，金融市場發展出兩大類，一類是直接融資，另一類是間接融資，兩者各有優勢，互相補充。直接融資方式主要有發行股票、債券等，資金供需雙方直接進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機構幫助下實現直接交易。間接融資主要是銀行貸款，資金供給著將錢存到銀行，銀行再把集中起來的資金貸放給資金需求者，實現社會剩余的動員和資本化。在直接融資中，由于資金需求者和資金供給者之間往往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監督技術問題，相對來說，資金供給者，特別是小額資金供給者，很難控制資金需求者的資金運用，面對的投資風險很大。作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資金供給者的監督，直接融資的資金需求著可以較為自由地使用籌集到的資金，一旦經營失敗，也不必負償還責任，因此籌資風險小而且還可以利用信息不對稱，在發行股票或債券時進行炒作，以獲得溢價發行的好處。但是，間接融資的情況恰恰相反，資金供給者只要將錢存到銀行即可，由于商業銀行受到中央銀行的監管，有存款的再保險機制，投資風險完全由銀行承擔，因此資金供給者面臨的風險微不足道。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企業或其他資"金需求者卻必須面對銀行的嚴格監督，從貸款申請到使用、還款，都受到專業水準很高的銀行監督，在相當大的長度上保證了貸放資金的安全。在間接融資中，投資者的資金回報比較穩定可靠，銀行承擔了投資風險，并負責資金經營，所以要分離一部分投資收益，資金所有者得到的回報比較直接投資少。但是直接投資者面臨很大的投資風險，一旦投資失敗，連本帶利一概虧蝕。對于資金需求者來說，由于信息不對稱，為了說服資金供給著購買本企業的股票或債券人需要做許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給投資者的報酬也較高，因此直接融資成本高昂。但是，如果通過間接融資，因為資金的直接供給者只是一家或數家銀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資成本就會大大下降。
從資金擁有者和資金使用者的角度來說，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現實經濟中，金融市場是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結合，最有效的金融結構取決于企業、生產的性質。如果一個經濟中的企業以資金密集型的企業和產業為主，其融資渠道以從大銀行貸款和發行股票、債務為主。如果一個經濟中的企業是以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為主，則有效的融資方式應以中小銀行貸款和企業自有資金為主。
上述金融體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費用和信息成本決定的。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需要的資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銀行等大金融機構獲取其經營和信用狀況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業難以得到大銀行的資金支持。即使想用間接融資，也因為規模小，承擔不起股票、債券的發行費用，更不易取得公開發行上市的資格，因此中小企業一般不依賴間接融資。大銀行天生喜歡為大企業服務，因為無論銀行貸款的數額大小，一筆交易的信息費用和其它成本相關無幾，大企業資金需求量大，銀行發放一筆大額貸款所需花費的平均成本比小額貸款低許多。中小銀行因為資金規模小，無力經營大的項目，只好以中小企業為主到E務對象。而且，中小銀行與中小企業一樣，分散在各地，對當地的中小企業資信和經營情況比較了解，信息費用不高，因而中小銀行也愿意為中小企業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