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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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廣告效果廣告經濟效果
廣告可以使企業利用較小的成本向更多的消費者傳遞信息，從而促進產品銷售。這樣，就產生了廣告經濟效果。廣告的經濟效果體現在廣告能促進產品銷售，增加企業收入和利潤；擴大產品銷路，推動企業實現規模擴張；提高市場占有率，為企業奠定穩固的市場地位；樹立優良的品牌形象，使企業獲得高于一般產品的銷售利潤率。研究廣告經濟效果測評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廣告效果的含義
所謂廣告效果，是指廣告通過媒體傳播之后所產生的作用，或者說媒體受眾對廣告的結果性反應，亦或說廣告活動中通過消耗和占用社會勞動所產生的有用結果。狹義的廣告效果就是指廣告活動所獲得的經濟效益；廣義的廣告效果，是指廣告活動所帶來的綜合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心理效益和社會效益。本文研究的是廣告的經濟效果。
傳統的廣告經濟效果測評
廣告的經濟效果，是指在投入一定廣告費用及廣告刊播之后，廣告引起的產品銷售額、利潤、市場占有率等經濟指標的變化狀況。經濟效果集中反映了企業在廣告促銷活動中的營銷業績，是廣告投入與產出的比較，是評價一項廣告活動成敗的關鍵指標。
廣告的經濟效果測評，也稱廣告的銷售效果測評，它是指在廣告以后用產品銷售量增減的幅度作為衡量標準來測定廣告效果，銷售額和利潤額是衡量廣告經濟效果的兩個基本指標?；诖耍瑐鹘y的廣告經濟效果測評用廣告費用指標、廣告效益指標和市場競爭力指標等來反映廣告經濟效果。
（一）廣告費用指標
廣告費用指標用以表示廣告費與銷售額之間的對比關系，包括銷售費用率和利潤費用率：
式中E1，E2分別表示銷售費用率和利潤費用率，C為本期投入的廣告費用，Y、L為廣告后產品銷售額和利潤額。銷售費用率和銷售利潤率反映獲得單位銷售額或單位利潤額要支出的廣告費用，可以用來評價企業的廣告總支出對產品總銷量(或總利潤)的影響，該指標的值越小，廣告銷售效果越好。
（二）廣告效益指標
廣告效益指標用以表明廣告計劃期內，每支出單位價值的廣告費能使銷售額或利潤額增加的數量，包括廣告銷售效益（單位費用銷售增加額）和廣告利潤效益（單位費用利潤增加額）：
式中E3，E4分別表示廣告銷售效益和廣告利潤效益，ΔY和ΔL分別表示本期廣告后銷售額和利潤額的增量，其它符號同上。廣告效益指標反映廣告費用與廣告后銷售增加額或利潤增加額的對比關系，其值越大，廣告銷售效果越好。
（三）市場競爭力指標
市場競爭力指標一般通過市場占有率和市場占有率提高率來反映。市場占有率是企業某種產品在一定時期內銷售量占市場同類產品銷售總量的比率，即：
式中E5表示市場占有率指標，∑Y表示一定時期內本企業產品銷售量，Y總表示一定時期內行業同類產品的銷售總量。企業市場占有率的提高，意味著產品競爭能力的增強和產品銷售量的增加，因此還可以用市場占有率提高率來評價廣告的銷售效果：
市場占有率提高率E6是一相對評價指標，它表示單位廣告費用銷售增加額與行業同類產品銷售總額的比率，市場占有率提高率取值越大，說明廣告的市場拓展能力越強。
長期目標的廣告經濟效果測評
從廣告的，到消費者看到廣告、理解廣告，到最終決定購買產品等一系列的過程是需要一段時間的，而且前期的廣告也有可能影響到本期的銷售量，因此單純的以本期銷售量來計算，將會使計算出來的結果失真。因此為了真實地反映出廣告的效果，本文引入了修正系數λ、θ來修正上述公式，這樣公式變為：
其中：λ代表了前期廣告對本期銷售量的影響；θ代表了本期廣告對后期銷售量的影響。
在這里本文規定λ、θ都是大于0小于1的數值，具體數值的確定根據產品的屬性、媒體的屬性、廣告作品的內容以及本期、前期廣告的強度不同而不同。例如對工業用品和日常消費品來說，工業用品的λ、θ的數值較日常消費品的數值要大，從媒體方面來說電視、報紙、廣播、因特網的λ、θ的數值較雜志的λ、θ的數值要小，而λ、θ與廣告的強度成正比關系，一些具體的數值可根據行業的具體數據而得。
隨著品牌意識日益深人人心，對廣告的品牌效果測評也成為廣告投放者關心的重要問題。所謂品牌意識，是指消費者通過接觸到廣告或產品而加深的品牌印象。而品牌根本價值在于其聯想的集合，即對消費者的利益和價值，聯想常常代表著消費者決定購買的基礎。消費者是否因這種差異化的利益和價值而產生或增加了品牌忠誠和偏好就是品牌態度。
形象的提升是長期的效果，形象力提升對銷售額的影響也是遠期的，因此本文中形象力提升對銷售額的影響可通過上述各個指標進行計算。
（一）品牌知名度提高率計算
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銷售額計算可以通過上述公式和調查問卷共同計算得出，計算公式如下：
A=B×C
其中：A表示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銷售額的比率；B表示品牌知名度提高率；C表示與品牌知名度提高有關的銷售率。
關于C的計算可以通過企業長期的數據跟蹤得出。假設，通過計算可以得出B=10%，通過調查問卷了解到通過品牌知名度提高10%之后打算以后購買的比例是20%，則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銷售額的比率A為：
A=B×C=10%×20%=2%
這就是說，通過廣告提高了品牌知名度，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對后期的銷售額的提高應該是2%，其實在這里本文應用的2%并不是非常確切，真正的對后期影響的比率應該是在后期購買的數量比上一后期的總銷售量，因為后期的銷售量是個未知數，所以在這里我們只是為了計算方便而采用。
（二）企業知名度提高率計算
企業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銷售額，其計算可以通過上述公式和調查問卷共同計算出來，計算公式如下：
D=E×F
其中：D表示由企業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銷售額的比率；E表示企業知名度提高率；F表示與企業知名度提高有關的銷售率。
關于F的計算可以通過調查問卷的形式得出來，F的數值是在調查廣告引起品牌知名度提高的人當中有多大的比率打算以后購買的。
假設，通過計算可以得出E=20%，通過調查問卷我們了解到對企業知名度提高20%時，打算以后購買的比例是30%，則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銷售額的比率D：
D=E×F=20%×30%=6%這就是說，通過廣告提高了企業知名度，企業知名度的提高對后期的銷售額的提高應該是6%，同樣的在這里應用的6%并不是非常確切，真正的對后期影響的比率應該是欲在后期購買的數量比上一后期的總銷售量。
（三）企業美譽度提高率的計算
企業美譽度提高率引起的銷售額，其計算可以通過上述公式和調查問卷共同計算出來，計算公式如下：
G=H×I
其中：G表示由企業美譽度提高率引起的銷售額的比率；H表示企業美譽度提高率；I表示與企業美譽度提高有關的銷售率。
關于I的計算可以通過調查問卷的形式得出來，I的數值是在調查廣告引起企業美譽度提高的人當中有多大的比率打算以后購買的。
假設，通過計算可以得出H=30%，通過調查問卷了解到通過廣告增進了對企業的評價打算以后購買的比例是40%，則由企業美譽度提高率引起的銷售額的比率G：
G=H×I=30%×40%=12%
這就是說，通過廣告提高了企業美譽度，企業美譽度的提高對后期的銷售額的提高應該是12%，同樣的在這里應用的12%并不是非常確切，因為真正的對后期影響的比率應該是欲在后期購買的數量比上一后期的總銷售量。
這樣，通過計算出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銷售額的比率A、企業知名度提高而引起的銷售額的比率G以及由企業美譽度提高而引起的銷售額的比率G，計算出來這三個比率我們就可以計算出總的比率，總比率應該為三者之和。即：
λ=A+E+G=2%+6%+12%=20%
本文認為，以滿足受眾需求為目的品牌建設、渠道推廣和內容的精益求精，通過媒體品牌的建設，可以在公眾中形成優秀的口碑和影響力，讓受眾各取所需，方便、深切地感受到品牌的力量，這是企業必須予以重視的。
本項研究旨在補充業內目前通用的量化測評體系，建立一套系統、科學的媒體廣告銷售效果測評體系，但這種測評體系要想成為具有普遍認同性的價值指標還需要不斷地深化與摸索。
參考文獻：
1.郭子雪，張強.廣告銷售效果的評價指標體系[J].工作視點，2007
2.丘曉暉.廣告效果評估淺析[J].廈門科技，2006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關鍵詞：區域經濟差異理論研究
一、主要的區域均衡發展理論簡介與評述
1．賴賓斯坦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主張發展中國家應努力使經濟達到一定水平，沖破低水平均衡狀態，以取得長期的持續增長。不發達經濟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經濟發展的努力達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臨界規模，那就不能克服發展障礙，沖破低水平均衡狀態。為使一國經濟取得長期持續增長，就必須在一定時期受到大于臨界最小規模的增長刺激。
2．納爾森的低水平陷阱論：以馬爾薩斯理論為基礎，說明發展中國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復輪回的現象。不發達經濟的痼疾表現為人均實際收入處于僅夠糊口或接近于維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狀態；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儲蓄和投資受到極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國民收入來提高儲蓄和投資，又通常導致人口增長，從而又將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狀態中，這是不發達經濟難以逾越的一個陷阱。在外界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須使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人口增長率。
3．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論。主張發展中國家在投資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規模持續作用于各產業，從而沖破其發展的瓶頸。此論在發展中國家較有市場，原因在于它的三個“不可分性”的理論基礎即社會分攤資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儲蓄供給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經濟效果具有更能說服人的證據。
4．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資本缺乏是阻礙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因素，是由投資誘力不足和儲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這兩個問題的產生又是由于資本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存在惡性循環：但貧困惡性循環并非一成不變，平衡增長可以擺脫惡性循環，是擴大市場容量和造成投資誘力的一種必須的方法。
上述理論應用在區域經濟中就形成了區域均衡發展理論，它不僅強調部門或產業間的平衡發展、同步發展，而且強調區域間或區域內部的平衡（同步）發展，即空間的均衡化。認為隨著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趨于收斂（平衡），因此主張在區域內均衡布局生產力，空間上均衡投資，各產業均衡發展，齊頭并進，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
均衡發展理論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對于一般區域特別是不發達區域來說，不可能具備推動所有產業和區域均衡發展的資本和其他資源，在經濟發展初期很難做到均衡發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因素，似乎完全競爭市場中的供求關系就能決定勞動和資本的流動，就能決定工資報酬率和資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實上，市場力量的作用通常趨向增加而不是減少區域差異。發達區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服務和更大的市場，必然對資本和勞動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從而產生極化效應，形成規模經濟，雖然也有發達區域向周圍區域的擴展效應，但在完全市場中，極化效應往往超過擴展效應，使區際差異加大。另外，技術條件不同也會使資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時的資本要素流動會造成不發達區域資本要素更加稀缺，經濟發展更加困難。
區域均衡發展理論顯然是從理性觀念出發，采用靜態分析方法，把問題過分簡單化了，與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現實距離太大，無法解釋現實的經濟增長過程，無法為區域發展問題找到出路。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非均衡發展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合理性和現實指導意義。
二、主要的區域非均衡發展理論簡介與評述
按發展階段的適用性，非均衡發展理論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無時間變量的，主要包括循環累積因果論、不平衡增長論與產業關聯論、增長極理論，中心—論、梯度推移理論等；另一類是有時間變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論為代表。
1．岡納·纓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該理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并不是同時產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一旦這些區域由于初始優勢而比其他區域超前發展，則由于既得優勢，這些區域就通過累積因果過程，不斷積累有利因素繼續超前發展，從而進一步強化和加劇區域間的不平衡，導致增長區域和滯后區域之間發生空間相互作用，由此產生兩種相反的效應：一是回流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不發達區域向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經濟差異不斷擴大；二是擴散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發達區域向不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發展差異得到縮小。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回流效應遠大于擴散效應，即發達區域更發達，落后區域更落后?；诖耍姞栠_爾提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主張。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應當優先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以尋求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通過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也要防止累積循環因果造成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政府必須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來刺激落后地區的發展，以縮小經濟差異。
2．艾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論。該理論認為經濟進步并不同時出現在每一處，經濟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將使經濟增長圍繞最初的出發點集中，增長極的出現必然意味著增長在區域間的不平等是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他提出了與回流效應和擴散效應相對應的“極化效應”和“涓滴效應”。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極化效應占主導地位，因此區域差異會逐漸擴大；但從長期看，涓滴效應將縮小區域差異。
3．佩魯的增長極理論。法國經濟學家佩魯首次提出的增長極概念的出發點是抽象的經濟空間，是以部門分工所決定的產業聯系為主要內容，所關心的是各種經濟單元之間的聯系。他認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各部門，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部門，然后通過不同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終極影響。顯然，他主要強調規模大、創新能力高、增長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進其他部門發展的推進型單元即主導產業部門，著重強調產業間的關聯推動效應。布代維爾從理論上將增長極概念的經濟空間推廣到地理空間，認為經濟空間不僅包含了經濟變量之間的結構關系，也包括了經濟現象的區位關系或地域結構關系。因此，增長極概念有兩種含義：一是在經濟意義上特指推進型主導產業部門；二是地理意義上特指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應指出的是，點—軸開發理論可看作是增長極和生長軸理論的延伸，它不僅強調“點”（城市或優區位地區）的開發，而且強調“軸”（點與點之間的交通干線）的開發，以點帶軸，點軸貫通，形成點軸系統。
4．弗里德曼的中心—論。在考慮區際不平衡較長期的演變趨勢基礎上，將經濟系統空間結構劃分為中心和兩部分，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中心區發展條件較優越，經濟效益較高，處于支配地位，而區發展條件較差，經濟效益較低，處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各生產要素從區向中心區的凈轉移。在經濟發展初始階段，二元結構十分明顯，最初表現為一種單核結構，隨著經濟進入起飛階段，單核結構逐漸為多核結構替代，當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隨著政府政策干預，中心和界限會逐漸消失，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一體化，各區域優勢充分發揮，經濟獲得全面發展。該理論對制定區域發展政策具有指導意義，但其關于二元區域結構隨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而消失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5．區域經濟梯度推移理論?；A是美國的跨國企業問題專家弗農等的工業生產生命循環階段論。認為工業各部門甚至各種工業產品都處在不同的生命循環階段上，在發展中必須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老四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將由興旺部門轉為停滯部門，最后成為衰退部門。區域經濟學者把生命循環論引用到區域經濟學中，創造了區域經濟梯度轉移理論。根據該理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處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現一種新行業、新產品、新技術都會隨時間推稅由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傳遞，威爾伯等人形象地稱之為“工業區位向下滲透”現象。
無時間變量的區域非均衡學派雖然正確指出了不同區域間經濟增長率的差異，但不能因此而斷定區際差異必然會不可逆轉地不斷擴大。因為各種非均衡增長模型片面地強調了累積性優勢的作用，忽視了空間距離、社會行為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意義?？姞栠_爾和赫希曼的理論動搖了市場機制能自動縮小區域經濟差異的傳統觀念，并引起一場關于經濟發展趨同或趨異的大論戰。但是在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提出之前，論戰缺乏實證基礎。他的研究使討論向實證化方向邁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論也成為有時間變量的非均衡發展理論的代表。
6．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威廉姆遜把庫茲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了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無論是截面分析還是時間序列分析，結果都表明，發展階段與區域差異之間存在著倒“U”型關系（如圖1所示）。這一理論將時序問題引入了區域空間結構變動分析。由此可見，倒“U”型理論的特征在于均衡與增長之間的替代關系依時間的推移而呈非線性變化。
縱觀上述兩類非均衡發展理論，其共同的特點是，二元經濟條件下的區域經濟發展軌跡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經濟必然會向更高層次的一元經濟即區域經濟一體化過渡。其區別主要在于，它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述均衡與增長的替代關系，因而各有適用范圍。在關于增長是否不論所處發展階段如何都存在對非均衡的依賴性問題上，這兩類理論之間是相互沖突的。增長極理論、不平衡增長論和梯度轉移理論傾向于認為無論處在經濟發展的哪個階段，進一步的增長總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論則強調經濟發展程度較高時期增長對均衡的依賴。
[關鍵詞] 十七大報告； 經濟發展； 新思路
黨的十七大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針對現階段我國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圍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進行全面規劃和部署。在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很多創新思路，概括地講主要是“一個轉變”、“三個格局”、“六個體系”。
一、“一個轉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報告》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提出，并進一步明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
一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保持經濟協調發展，必須協調好投資、出口與消費的關系。近年來，投資、出口增速較快，而消費增速相對緩慢。要保持經濟協調發展，必須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尤其是要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一要堅持走內需主導型發展道路。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不可能把發展的基點放在外需上，尤其是在當前世界經濟復雜多變、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擴大內需具有突出的戰略意義，關系到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二要不斷擴大國內消費需求。要以增加居民消費特別是農民消費作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尤其是要走好新農村建設這一著“活棋”。通過新農村建設增加農民收入，擴大農村消費需求，啟動農村市場，從而帶動內需和消費。三要拓寬消費領域和改善消費環境，促進消費結構升級。
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我國仍處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仍呈規模發展之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在鞏固發展第一、二產業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其中要把發展服務業放在優先地位，從加工業優先發展逐步轉向服務業率先發展。一要圍繞現有產業來延伸，促進現代制造業與服務業加快融合、互動發展。二要圍繞需求發展現代服務業，積極拓展新型服務領域。三要發展農村服務業。加快構建和完善包括生產銷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務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四要培育充滿活力的服務業市場主體，優化服務業組織結構。
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我國經濟增長仍然是通過大量消耗能源資源實現的。2006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僅占世界的5.5%，卻消耗了約占世界50%的水泥、30%的鋼材、15%的能源。大量消耗的能源資源主要是不可再生的礦物資源，絕大多數需要進口，大量進口我們又缺少價格話語權。因此，必須加快增長方式轉變，實現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低代價增長。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從目前的不足30%向發達國家的70%以上提升，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這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關鍵因素，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環節。管理創新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也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重要條件。
二、形成“三個格局”
形成“三個新格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這三個格局涵蓋了城鄉、區域、社會經濟結構，是更新、更深層次的改革。
（一）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報告》指出，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這是我國發展新階段提出的新任務，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應當明確認識到，中國現代化的“短板”在農村，只有農村實現小康才能實現全面小康，只有農村實現現代化才能實現全國的現代化。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農民居民化趨勢明顯，為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創造了條件。
一是要城鄉規劃一體化。打破城鄉界限，從整個行政區域范圍進行整體規劃，以節約土地、優化資源配置為原則，統籌城鄉發展。二是要城鄉市場一體化。統籌城鄉市場發展，建立完善城鄉一體的市場體系。完善商品流通市場，構筑城鄉一體的流通體系；完善各類要素市場，促進生產要素和資源要素在城鄉之間互動交流；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三是要產業發展一體化。要根據資源、環境、土地和勞動力條件，統籌城鄉產業發展。四是要公共服務一體化。建立城鄉共享的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五是要交通一體化。建立覆蓋城鄉的交通體系，建設城鄉之間人員往來、資源流動的通道，加強城鄉之間的互動交流。六是要社會管理一體化。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主線，促進城鄉人口合理流動。
（二）優化國土開發格局
《報告》提出把優化國土開發格局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任務。這是從我國資源開發與區域發展的實際出發，按照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要求，統籌區域發展的新思路。優化國土開發格局，就是要在調整國土開發格局的基礎上，按照資源、環境與人口、經濟相均衡的原則，統籌規劃，優化開發，合理布局。引導人口相對集中居住，產業相對集聚發展，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構建均衡、和諧、效率和可持續的國土開發格局。當前，優化國土開發格局的重點，一是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同時，還要促使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些特殊政策優勢逐步均等化。按照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思路，“加快形成主體功能區”。按照主體功能區的規劃，完善區域政策，調整經濟布局?；驹瓌t就是“尊重自然、有限開發”。二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形成若干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三是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首先，要從國情實際出發，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其次，要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
（三）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
《報告》明確指出，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和堅持平等保護物權的前提下，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這是基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實踐，對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新闡釋，對于完善所有制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報告》明確提出，要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進一步實現平等競爭、相互促進。
一是要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通過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通過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使國有資本向關鍵領域集中，進一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通過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促進競爭主體機會平等，創造充滿活力的競爭新局面。通過加快建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促使國有企業像其他企業一樣，稅后利潤中的相當部分要回報給出資人，而不是任由企業支配。在各項改革的基礎上，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使國有資本得到有效監管和經營。同時，通過推進集體企業改革，發展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合作經濟。
二是提升非公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競爭能力。與國有企業相比，個體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處在競爭弱勢地位，要消除體制障礙，從全局的高度重視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必須破除一切不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推進公平準入，改善融資條件，采取更加積極有效的措施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
三是要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所有制經濟都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但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產權制度基礎上，要通過股權合作、戰略投資等現代產權形式，進一步增強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內在聯系。三、建立和完善“六個體系” 建立和完善“六個體系”，是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大舉措，也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格局所進行的重大戰略調整。
（一）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報告》明確指出，要深化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當前，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要突出三個方面的重點。
1.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要以突出公共化為重點，不斷拓展和充分發揮財政調控、收支、管理的重要職能作用。完善公共財政體系，一方面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拓寬公共財政覆蓋領域，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全社會。另一方面，要根據主體功能區建設的要求，進一步豐富和拓展公共財政的內涵和外延，使公共財政手段更加靈活，作用更加積極有效。
2.完善現代金融體系。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各類金融市場，形成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形式、結構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現代金融體系。建立現代金融體系涉及金融機構體系，重點是提高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競爭力；金融市場體系，主要是優化資本市場結構，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金融監管體系，主要是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3.完善國家規劃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國家規劃體系是一個創新概念，主要包括發展規劃，如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和區域性、行業性的發展規劃；發展計劃，主要是促進經濟協調發展的各項計劃；產業政策，這是國家規劃的重要內容和保證，其實施是落實國家規劃的重要過程。完善國家規劃體系對于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十分重要，特別是把計劃列入規劃體系中，更有助于規劃的完整性、可行性。
（二）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
《報告》明確提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為此，必須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
1.建設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區域創新體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創新效率，降低創新成本，使創新所需的各種資源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利用，各種知識和信息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各種服務得到及時全面的供應，是大幅度提高區域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根本途徑，也是把國家目標與區域發展結合起來，提高國家整體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大力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2.建立技術創新體系。一是優化研究結構，支持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為自主創新提供技術支撐。加大對自主創新的投入，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二是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3.完善創新體制與機制。一是加強創新管理體系建設。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優化科技資源配置，完善鼓勵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法制保障、政策體系、激勵機制、市場環境。二是完善企業創新機制。企業技術創新機制通常分為決策機制、運行機制、調節機制、擴散機制。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主要是由于技術創新機制不完善。
4.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于鼓勵自主創新、優化創新環境具有重要意義。要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加大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落到實處。
5.充分利用國際科技資源。在經濟全球化和擴大開放的背景下，要正確處理引進與創新的關系，利用好全球科技資源，繼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擴大和深化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6.激發創新主體的活力。一是調動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大企業是自主創新的主力軍，要繼續發揮創新的表率作用。中小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中小企業，是最具創新活力的企業群體，是科技創新的生力軍，要在科技政策和經濟政策上給予更大支持。二是造就創新人才。進一步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培養造就世界一流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使創新智慧競相迸發、創新人才大量涌現。
（三）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發展現代產業體系。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競爭力的重要標志。
1.完善產業體系結構。第一，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先進制造業是現代產業結構的核心，是產業競爭力的具體體現。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意味著我們將從“加工型經濟”向“制造型經濟”轉變。為此，要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振興裝備制造業，淘汰落后生產能力；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產業。第二，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服務業是現代產業中最具成長力的產業，也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依托。加快發展服務業既符合現代產業發展的趨勢，也符合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實際。第三，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體系。加快解決我國能源供給和需求的矛盾，根本出路是要加快新能源開發和產業化，要在優化能源結構的基礎上，加快發展現代能源產業。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對交通運輸體系建設提出新的要求，要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和經濟結構的變化，進行合理布局，做好各種運輸方式相互銜接，發揮組合效率和整體優勢，形成便捷、通暢、高效、安全的綜合運輸體系。第四，協調發展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隨著現代經濟技術的發展，知識資源“成為先進經濟的核心資源”，推動建立在知識資源基礎上的虛擬經濟快速發展，虛擬經濟正在“取代實體經濟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的動力”。在這一大背景下，產業選擇和結構調整必須要兼顧物質資源和非物質資源開發，協調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發展，堅持在提升實體經濟水平的同時，注重發展虛擬經濟，以使我們在新的競爭中贏得主動。
2.強化體系功能，提高體系化程度。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的重點，要放在努力提高產業體系化程度上，圍繞重點企業和核心技術，完善產業體系，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整體競爭力。一是加強優勢產業。對于比較優勢產業，重點是加強體系建設。以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為核心，加強產業聯系，促進合理分工，形成優勢互補，利益共享。二是調整弱勢產業。對比較弱勢產業，要加大調整力度，促進產業向區外轉移，包括部分具有加工優勢的產業以投資合作方式向境外轉移。三是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四是推動資源向優勢產業、企業和產品集聚，建設一批規模實力強、核心競爭力明顯、產權結構合理、創新能力突出的大型企業集團，作為產業體系的龍頭。五是加強產業平臺建設。建立創新型工業區，作為資源集聚、產業集群、經濟集約的重要平臺。六是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增強產業體系的活力。
（四）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
《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的新要求，這是落實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的關鍵環節，關系到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因此，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落實到每個單位、每個家庭，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當前，經濟發展與能源資源緊缺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發展的能源資源約束已近極限，并且正在擴大為全球性問題。解決能源資源緊缺問題，增加供給是重要的，但關鍵還在于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國際能源機構估計，假如全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取節能措施，那么2030年前，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長將由1.6%降至1.2%，年均增速將低于過去30年的2%。我國正處在工業化的重化工業階段，對能源資源的需求仍然要持續增長，能源短缺將是長期現象。因此，加強能源資源的有效利用，促進節約發展，是緩解能源供求矛盾的重要途徑。目前，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能源資源利用效率還很低。我國每單位能源消耗生產的GDP，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4左右；單位資源產出水平僅相當于美國的1/10，日本的1/20。為了保證資源的有效利用，必須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就是要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在推進發展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資源和環境的承受力，統籌考慮當前發展和未來發展的需要，既要重視經濟增長指標、又要重視資源環境指標；既積極實現當前發展目標、又為未來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為此，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標準，加快技術進步，加強體系建設。通過建立完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實現能源資源有效利用的科學化、體系化。
（五）健全現代市場體系
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就明確提出過，在十七大報告中再次加以強調，可見其對于體制完善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當前，健全現代市場體系的重點有：
1.推進現代市場體系建設。適應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要求，圍繞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打破行政壟斷和地區封鎖，健全全國統一開放市場，使各種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同時，要加強市場現代化建設，利用信息化手段，發展經銷、采購和配送網絡；提高市場組織化程度，變小市場為大市場，變小物流為大物流，發展運輸、倉儲、加工、配送一體化的大型市場組織；發展連鎖經營，采用統一采購、集中配送、購銷分離等現代流通方式。
2.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如發展土地、技術、產權和勞動力等要素市場，促進資源通過市場實現最優配置。同時，要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不斷培育新的要素市場，進一步增強市場體系的活力。
3.完善價格形成機制。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的形成，要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同時要把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作為價格形成的重要參數，適當增加其在價格形成中的權重。這有利于引導經濟向節能環保和效益方向發展。
4.規范發展行業協會和市場中介組織。各類中間機構是市場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越發展，各類中間機構越重要。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中間機構發展同時存在著總量短缺與結構過剩、定位不準與服務不規范的問題。隨著發展空間的擴大、發展機會的增多，各類機構會越來越多。所以，在不斷擴大規模的同時，必須加強規范發展。
5.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只有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才能保證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要加快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
（六）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
《報告》強調提出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這是全面提升我國開放經濟水平的重大戰略措施，對于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具有重要意義。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包含三層含義：
1.內外聯動。就是要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起來，實現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首先要在對內對外開放上體現公平互利的原則，并在開放中相互促進。其次要在積極引進來的同時，推動我國企業走出去，要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加快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傮w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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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關鍵詞】低碳經濟經濟評價氣候變化
一、低碳經濟的起源
在國際社會上,關于低碳經濟的起源,筆者認為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五個階段:
1.氣候變化引發國際社會關注
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上,氣候變化首次作為一個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聯合國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以監測和報告全球氣候變化。
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主席布蘭特蘭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從一個地球到一個世界》拉開人類重新評價西方工業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張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序幕。
2.初步建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體系規則
1992年6月,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150多個國家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其宗旨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不對氣候系統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規則
1997年12月,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大會上,參加國通過了《京都議定書》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補充條款?！毒┒甲h定書》提出了采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思路,并規定了《公約》附件一國家(發達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量化減排指標;即在2008～2012年間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減5.2%。
4.低碳經濟的正式提出
“低碳經濟”這一概念是由英國首相布萊爾于2003年2月24日發表的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的白皮書中提出的,并且英國政府為低碳經濟發展設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那就是英國將到2050年將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減60%,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的國家。
5.低碳經濟的發展時期
2006年10月,由英國政府推出、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牽頭的《斯特恩報告》(Stern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N1%的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GDP5%～20%的損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了“巴厘島路線圖”,明確了氣候變化談判機制和時間表,確定了2009年12月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締約方第15次會議將成為“后京都時代”談判的最后關口,制訂出一項新協定,該“路線圖”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至40%。“巴厘島路線圖”為全球進一步邁向低碳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在此背景之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傳統的高碳經濟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轉型逐漸的被世界各國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國集團峰會提出,到2050年,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應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礎上減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減少50%。實現這個目標,全球經濟就必須轉型到低碳經濟。這預示著從現在到2050年的未來40年,低碳經濟將是國家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二、國外低碳經濟理論和低碳經濟評價的綜述
1.國外低碳經濟理論研究文獻綜述
首次出現低碳經濟(LowCarbonEconomy)術語的官方文件,是2003年2月24日由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發表的《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的白皮書。白皮書指出,英國將在2050年將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減排60%,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的國家[1]。
萊斯特·布朗(2003)掀起了一場“A、B發展模式”之爭?！癆模式”即以化石燃料為基礎、以破壞環境為代價、以經濟為絕對中心的傳統發展模式。“B模式”則是以人為本,以利用風能、太陽能、地熱資源、小型水電、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的生態經濟發展模式。
2006年10月,由英國政府推出、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牽頭的《斯特恩報告》(SternReview),它是以氣候科學為基礎,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對歐盟提出的全球2℃升溫上限加以論證(進行學術和方法論闡釋),呼吁各國迅速采取切實可行的行動,盡早向低碳經濟轉型[2]。
巴里·康芒納(2006)認為,環境危機的根源,不在于經濟增長本身,而在于造成這種增長的現代技術。這種技術往往是從單一的追求生產效率的角度,或從單一的消費使用的目的出發,而發明出來的。它忽略了整體,忽略了這種技術賴以發展的基礎—生態系統,從而粗暴地破壞了不斷循環運動的生命之圈。因此,要克服危機,首先要克服這種技術上的缺陷;要做到這點,則必須樹立生態學的觀點。
2.國外低碳經濟評價研究文獻述評
當前國際對低碳經濟評價指標是“脫鉤”指標評價,以及關注如何提高生態效率的對策與途徑。
在脫鉤研究方面,sturiuson(2002)認為脫鉤指標雖然有很多缺點,諸如缺乏與環境容量的自動聯系,難以兼顧各國國情以及受環境壓力的最初水平和使其選擇的影響等,但脫鉤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2)研究了環境壓力與經濟增長脫鉤指標的國家差別,發現環境與經濟脫鉤的現象普遍存在于OECD國家中并且環境與經濟的進一步脫鉤是有可能的,從而得出結論:在OECD國家,環境與經濟的沖突,己經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在繼續向好的方面轉化。可以預計,在不遙遠的將來,環境與經濟的沖突,可以得到滿意的解決方案[3]。
TaPio(2005)利用“脫鉤彈性”(decouplingelasticity)的概念,進一步將脫鉤指標由原有的初級脫鉤(經濟增長與資源利用即能源與GDP的脫鉤)、次級脫鉤(自然資源與環境污染即CO2與能源的脫鉤)、和雙重脫鉤(同時達到初級脫鉤和刺激脫鉤)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分為連接、脫鉤和負脫鉤三種狀態,再依據不同彈性值,進一步細分為弱脫鉤、強脫鉤、弱負脫鉤、擴張負脫鉤、擴張連接、衰退脫鉤與衰退連接等類,使得脫鉤指標進入新階段。該指標的優點在于對環境壓力指標與經濟驅動力指標的各種可能組合給出了合理的定位。
此外,國外許多學者都對本國及世界溫室氣體排放與經濟發展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行了檢驗。Panayotou(2003)認同對部分環境污染物(如顆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總量與經濟增長長期關系呈倒“U”型關系的論斷,并從人們對環境服務的消費傾向角度解釋了原因: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人們的消費結構也隨之產生了變化。此時,人們開始關注環境的保護問題,環境服務成為正常品,環境惡化的現象逐步減緩乃至消失[4]。
綜上所述,國外有關低碳經濟的理論與評價研究為我們對低碳經濟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由于國家差異的影響,我國低碳經濟發展評價尚無法直接套用國際上通用的評價方法。
三、國內低碳經濟理論和低碳經濟評價的綜述
1.國內低碳經濟理論研究文獻述評
國內對低碳經濟的研究起步較晚,自21世紀以來,有關低碳經濟的研究才逐漸增多?？傮w而言,國內學者對低碳經濟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低碳經濟的內涵方面。付允(2008)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為基礎,以低碳發展為發展方向,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鮑健強(2008)指出,碳排放量成為衡量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的新標識,碳減排的國際履約協議孕育了低碳經濟,表面上看低碳經濟是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做努力的結果,但實質上,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新變革,它將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礎之上的現代工業文明,轉向生態經濟和生態文明。金樂琴(2009)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是一致的,與當前大力推行的節能減排和循環經濟也有密切聯系。
第二,發展低碳經濟的必要性和意義方面。黃棟(2009)認為,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出于以下考慮:首先,當前中國正處于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伴隨工業增長所帶來的能源和資源消費會大幅度增加。其次,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隨著中國的崛起,國際社會也要求中國承諾更多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低碳產業是一個潛力無窮的朝陽產業。馮之浚(2009)認為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我國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資源能源使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的需要,也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增強國內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出口以及緩解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上所面臨的國際壓力的需要。這既符合我國現代化進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對來自國際上的挑戰。
第三,發展低碳經濟的條件方面。(2009)指出,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探索低碳發展之路不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發展趨勢,而且也與我國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落實節能減排目標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一致性。從另一角度看,中國如果不能盡快實現包括低碳化在內的發展方式的轉型,將會面臨更多的風險。金樂琴(2009)認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諸多不利條件:一是發展階段。二是發展方式。三是資源稟賦。四是貿易結構。當然,中國發展低碳經濟也有許多有利條件:一是減排空間大。二是通過結構調整、技術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徑,實現節能減排的余地較大。三是減排的成本低。四是技術合作潛力大。
第四,發展低碳經濟的基本途徑和戰略對策。鮑健強(2008)認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一是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具有低碳特征的產業,限制高碳產業的市場準入;二是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走有機、生態、高效農業的新路子;三是發展低碳工業,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設低碳城市,開發低碳居住空間,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統;五是通過植樹造林、生物固碳,擴大碳匯。郭萬達、劉藝娉(2009)認為未來40年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鑒于氣候變化的國際外交談判問題比較復雜,我們應“內外有別”,對外要本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進行國際談判,“對內”,則要抓住機遇,積極主動地發展低碳經濟。吳昌華(2009)指出低碳經濟涉及政府、企業和公眾等相關利益群體,是政策、制度安排、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的大變革和結構重構。任力(2009)認為發展低碳經濟的措施:如實施低碳發展戰略,調整產業與能源結構,加強低碳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建立碳交易市場,促使企業承擔低碳社會責任等。超級秘書網
2.國內低碳經濟評價研究文獻述評
張雷(2003)運用多元化指數方法分析了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認為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費結構的多元化會導致國家從以高碳燃料為主轉向以低碳為主。趙云君等(2004)通過選擇多個單一國家的不同樣本,發現有些指標的實證結果相互矛盾,從而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只是一個客觀現象,而不是一個客觀規律”的論斷。趙一平(2006)根據“脫鉤”和“復鉤”的思想,提出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相對“脫鉤”和“復鉤”的概念模型,并對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的響應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對我國能源弱“脫鉤”現象背后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及主要矛盾進行識別與分析。脫鉤指標研究初步顯示出其重要價值。譚丹,黃賢金,胡初枝(2008)首先測算了我國工業各行業近十兒年來的碳排放量,并總結了我國工業行業碳排放的特征,進而運用灰色關聯度方法分析了我國工業行業碳排放量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產值與碳排放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通過測算工業各行業單位GDP碳排放量的變化,分析了工業行業產業結構與碳排放的關系。
四、總結
國內對低碳經濟的研究正悄然興起,但低碳經濟的指標體系與評價體系研究尚未得到足夠重視,尤其是有關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的研究文獻則鮮有見到;二是現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對低碳經濟的指標體系進行設計完善,而并沒有應用指標體系對區域或者城市低碳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實證評價,設計出來的指標體系與實踐應用操作尚有一段差距;三是在低碳經濟評價方面,多限于某一個城市或一個地區低碳經濟發展狀況的評價,缺乏對多個城市或地區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沒有體現出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可比性。
參考文獻:
[1]DTI(DepartmentofTradeandIndustry),EnergyWhitePaper:OurEnergyFuture-CreateaLowCarbonEconomy[M].London:TSO,2003.
[2]SternN.SternReviewo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
[3]OECD.IndieatorstoMeasureDecouplingofEnvironmentalPressurefromEconomicGrowth[R].SummaryReport,OECDSG/SD,2002.
[4]付允.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3):14-19.
[5]朱守先.城市低碳發展水平及潛力比較分析[J].開放導報,2009(8):10-13.
高等學校經濟責任審計評價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有關法規對經濟責任審計的范圍等有所規定，但并未細化。在實施經濟責任審計過程中，由于各種困難造成了經濟責任審計評價不規范等問題，影響了審計質量，增加了審計風險。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內容不明確。在經濟責任審計評價細則規定中只說明了什么可以評價，并沒有規定不可以評價或不可以過多評價的內容。因此，在部分高校經濟責任審計中，為使審計報告更容易得到被審計對象的認同，往往存在審計評價內容過于全面化的傾向。表現為：一是充分肯定責任人的成績，對存在的問題只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這種對成績、問題避重就輕的評價，不利于審計目標的實現；二是把被審計單位的社會效益、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把被審計單位可持續發展納入評價內容，增加了審計評價的難度，加大了審計風險。
2、審計內容過多，造成審計評價目的不明確。許多審計單位將經濟責任審計同一般的財政財務收支審計、內部控制制度審計等合并進行，把經濟責任審計建立在單位財務收支審計的基礎之上，經濟責任審計涉及內容過多，這就產生了審計評價目的不明確的問題。為了避免矛盾，審計評價往往就事論事，泛泛而論，只談事實，對經濟責任的歸屬采用回避的態度，違背了審計評價的重要性原則。特別是不能區分被審計領導的個人責任和單位集體的責任。
3、經濟責任的不確定性和審計對象種類的復雜性，給審計評價帶來困難。在高等學校中，經濟責任審計對象的種類非常復雜，涉及院校職能部處、院系所、教輔單位和后勤產業等不同經濟運行模式的單位，以后還有可能涉及到校級領導。有些干部上任后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經濟責任，學校沒有直接授權。有些院長、系主任和所長是專家學者型的人物，他們甚至不直接分管其單位的財務和行政工作。審計對象的經濟責任不明確給評價帶來困難。
4、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指標和標準體系未能建立，審計報告文本非標準化。評價最大的困難是沒有指標和標準。雖然經濟責任審計工作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但是審計評價指標和標準體系未能建立，審計人員在審計評價過程中缺乏標準，比如對重大經濟事項、重大經濟損失的判斷標準不一致，對審計責任大小的評判就難免存在偏差。
此外，高校經濟責任審計的審計報告并未采用嚴謹的、規范的標準文本。在實際評價中沒有嚴格遵照經濟責任審計有關文件規定，往往帶有主觀隨意性，評價用語不夠準確規范，使人難于理解或產生歧義，有些評價結論過于絕對化。
5、審計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審計評價質量難以保證。經濟責任審計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審計工作政策性強、責任大，要求審計人員具備較高的政策水平、較強的業務能力和綜合分析能力。然而，審計工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被重視，審計人員地位不高，造成人員素質不高。審計人員的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差異較大，不能滿足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