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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日兩國的貿易關系對彼此來說都非常重要,雙方貿易互補性極強。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既促進了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了雙贏,使中日雙方的經濟互補關系在雙邊貿易發展中得以充分體現。兩國在自然稟賦、要素相對價格方面的差異、產業結構發展層次方面的差異既是雙邊貿易得以發展的內在機制,也使優化雙邊貿易結構。進一步發展雙邊貿易,具有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潛力。
二、中日兩國貿易現狀
1.雙邊貿易增速有所放緩
從《中國海關統計年鑒》歷年統計數據中可知:中日貿易總額從1980年的只有89億美元發展到2006年的2073億美元,增長了將近23倍。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統計數據2007年日中貿易額達到了2367億美元,首次超過對美貿易額,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將近增長了12%,連續9年更新歷史最高紀錄。1980以來,中日兩邊的貿易額一直呈增長趨勢,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貿易首次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2006年突破了2000億美元大關。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間,日本一直是中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來,美國和歐盟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2005年開始貿易增長速度有所緩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貿易額的增長率分別下降至9.8%、12.4%、11.9%。這其中不乏因為全球或地區經濟動蕩、政治關系多變、國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響,造成了增長曲線中的斷點和增長趨勢的不連續。
2.中日兩國貿易統計上的不平衡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年鑒》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分別對中日貿易額的統計數據表明,中方和日方對中日貿易的統計數據嚴重不平衡。90年代以來,對日貿易收支除少數年份外都是逆差。而日本統計中對華貿易則有巨額的逆差。例如,2000年中國統計的對日貿易收支為1.4億美元的順差,而日本的統計中對華貿易則有247.4億美元的逆差。
2002年以來,中國對日貿易一直呈現逆差,逆差分別為2002年50億美元、2003年121億美元、2004年209億美元、2005年165億美元、2006年241億美元。除2005年略有起伏外,總體呈現逐年擴大態勢。由于統計口徑的原因,日方統計則出現相反的結果,日方在雙邊貿易中一直逆差,逆差分別為2002年219億美元、2003年180億美元、2004年204億美元、2005年286億美元、2006年257億美元。由于中日貿易存在逆差使得日本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斷然認為結構性的貿易不平衡,由此進行反傾銷調查,緊急進口限制,引起貿易摩擦。日本對中國大蔥,香菇等出口產品實行緊急進口限制的背景正在于此。
3.貿易產品結構發生轉移
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日本向中國出口產品主要是高附加值消費品、生產所需的機械設備、成套設備;中國向日本出口產品主要是煤炭等原材料產品和糧食食品等初級產品(80年代中期以前);電機、電器設備、機械設備及紡織品等工業制成品(80年代中后期)。
20世紀90年代~21世紀初,日本向中國出口產品主要是發動機及零件、加工機床、數字程控交換機、集成電路,高級數碼相機和高級轎車等高技術含量產品;中國向日本出口產品多數以冰箱、風扇等家用電器和計算機、計算機顯示器、電話機等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和少數的高技術含量產品(機電)。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不斷增長,這成為中日之間貿易結構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由上面分析可知:中日貿易由原材料、紡織品等低附加值產品為主向機電產品等技術含量高的產品轉移,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貿易結構轉移。
三、對中日貿易的政策建議
為了中日貿易的更進一步的交流,兩國要充分認識以下問題。
1.持續保持中日雙邊貿易增長要確保兩國的政治穩定。中日兩國有諸多敏感問題,如歷史問題,,問題,日美同盟新一輪強化問題等等,往往造成“政冷經冷”,使得中日貿易也受到影響。中日兩國可以經常對圍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交流、加強節能環保合作、加強貿易投資合作和加強多邊和區域經濟合作四大領域展開討論。
2.中日兩國的貿易統計上的不同,往往會引起貿易摩擦。對引起中日統計上的差異不作分析,而斷定為結構性的貿易不平衡,由此進行反傾銷調查,或啟動緊急進口限制,這種做法有失平衡。因該正確認識貿易摩擦的成因并盡早解決。如近年來日本“直接投資型產品進口”急劇增加,由此出現的對華貿易逆差,應該用同過去不同的方法來處理。
3.依據國際分工向優勢產業轉化。在現階段,一般來說,中國的優勢產業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日本是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兩國依據現有的比較優勢,對各自的優勢產業進行正確的定位,并轉化優勢產業的話,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經濟效益。但是,如果以動態的方法來把握優勢產業的話,那么應該認識到他的構成是經常變化的?;诋a業結構長期預測的兩國政策調整,兩國應該從多層次來把握優勢產業,如不簡單的把優勢定在勞動力,技術,資本上,而按照勞動力與技術,勞動力與資本,技術與資本的多層次的定位上,這樣才能更接近于現實。
總之,中日兩國的互補性和互惠性,是面向21世紀中日貿易合作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只要中日雙方都能本著“平等互利,優勢互補,真誠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消除人為障礙,中日經濟貿易合作前景將更加光明。
注:“直接投資型產品進口”是指日本的紡織、服裝企業和電器制造企業在中國設立工廠,從日本或從第三國及中國籌集原材料和零部件進行加工,部分制成品以返銷的形式出口到日本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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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日經貿總量在世界排行第四。中日合作影響巨大,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30周年,是中日兩國經濟關系的機遇年,不僅會影響到亞洲,而且會影響到全世界。本文將以貿易角度,分別對中日貿易的必要性、現狀、政策建議等方面來進行淺析。
一、中美貿易現狀
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二、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一)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二)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三)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
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四)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
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五)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
現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
(六)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
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
三、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一)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二)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三)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
有效的反傾銷預警機制包括三個部分:市場預警,政策預警和政企溝通。一個完善的預警機制,需要加強三個主體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關部門要跟蹤一些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進口與出口激增,進口與出口價格急速變化的產品駐國外新聞記者也應具備極強的經濟意識,及時跟蹤和報導國外反傾銷或限制進口的動向性信息,特別是對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一切限制進口措施要進行詳細報道。2、建立對政府有影響力的全國性行業協會組織,以發揮其協調,談判和行業約束及服務的功能行業協會,積極主動地應對,指導、協調涉案國內企業參與應訴,力爭取得對我有利的結果。3、國內企業不但要學會規則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更要學會如何避免摩擦。我國應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濟體系,健全應對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
關鍵詞:巴西;中巴貿易;貿易結合度;顯示性比較優勢
一、中巴貿易的快速發展與存在的問題
中國和巴西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經濟發展各有特色。從20世紀90年代起,兩國經過多年的努力,雙邊經貿關系取得了穩步發展。巴西成為中國在拉美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于2009年4月成為巴西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巴于1993年確立了“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之后兩國經貿關系保持穩定增長。1993年,雙邊貿易額僅10.55億美元,到2000年,雙方貿易總額翻番,上升到28.45億美元;之后又以加速的態勢猛增至2008年的480多億美元,創歷史新高。0中巴間的貿易在20世紀90年代平穩增長,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經濟始終保持著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巴西也在逐步擺脫經濟危機困擾的情況下,步入經濟增長周期。在此背景下,中巴經貿關系不僅持續增長,而且呈現直線上升的增長態勢。
但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到,在中國與巴西的雙邊貿易中,中國始終處于逆差。2001年以來,中對巴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其原因一是和巴西貨幣大幅貶值有關,貶值后其出口競爭力增強,進口相應下降;二是反映了中國對巴西產品的需求加大,巴西出口也更加有賴于中國這一巨大的市場;三是同巴西的貿易保護較為嚴重有直接關系,巴西對中國產品頻繁采取反傾銷措施已成為雙邊貿易中一個突出的問題。
二、中巴兩國貿易的商品結構分析
下面我們分析一下中巴兩國貿易的商品結構。一般來講,雙邊貿易的商品結構能夠反映雙方產品供求,尤其是產品需求的狀況,而把握這一點對于調整國家對外貿易產品、制定符合市場需求的進出口策略至關重要。我們將用結合度指數分析中國和巴西進出口貿易的結合緊密程度,用集中度指數分析兩國各自出口的重點產品類別,最后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比較中巴兩國不同類商品,并得出結論。
1雙邊貿易結合度分析
貿易結合度指數主要用于分析兩個國家或地區之間貿易聯系的緊密程度。雙邊貿易的結合度分析是通過計算一國對另一國的出口額占本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以及另一國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之比,了解兩國貿易關系是密切還是松散。
貿易結合度的計算公式如下:1ij=Xij/Xi/Mj/Mw×100其中爭表示Xij/i國對j國出口占i國出口的百分比,MjW表示j國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百分比。該指數以100為基準,超過100表明兩國貿易關系比較密切,小于100則表明兩國貿易關系較為松散。
表1測算了1998-2007年十年間中國和巴西的貿易結合度。指數表明,中巴兩國相互貿易結合度是不平衡的,這與中國對巴西貿易一直處于逆差的狀況相吻合。1998-2007年,中國對巴西的貿易結合度平均小于100,這表明巴西市場對中國出口商品而言關系較弱;2001年以后,中國對巴西的出口結合度不斷增長,至2006年貿易結合度指數突破100,說明中國企業對巴西市場的開拓卓有成效。多年來,巴西對中國的貿易結合度遠遠超過100,說明巴西出口貿易與中國市場結合緊密;2004年后結合度指數一度出現下滑,主要是2003年巴西已基本度過金融危機,貨幣貶值帶來的出口競爭力增強效應減弱所致。
總之,上述結合度指數說明,第一,巴西出口貿易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遠遠超過中國對巴出口的依賴度,這從數據上說明了為什么中國是巴西在全球最主要的貿易伙伴,而巴西尚未進入我國貿易伙伴前十名的原因;第二,中國對巴西市場的開拓較為欠缺,對巴貿易仍有較大空間;第三,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與巴西的雙邊貿易得到較快發展,雙邊貿易聯系日益緊密,相互貿易結合度不斷提高。
2雙邊貿易商品結構的集中度分析
進出口商品集中度是指一國進出口商品集中于某類商品的程度。這里采用經濟學的市場集中度測量指標赫芬達爾一赫希曼指數(HHI)來表示,這一指數主要用于判斷產品的市場集中度和壟斷程度,同樣能夠用來分析商品貿易結構的問題。該指數在0-1之間,越接近1說明商品的集中程度越高,越接近0則表明商品集中程度越低。這里將進出口商品按照聯合國的《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計算,得出中國與巴西進出口商品的集中度指標。
從表2來看,近幾年中國對巴西出口商品的集中度低于進口商品,這說明中國從巴西進口商品的多樣化程度相對較低,進口種類比較單調,偏向于集中在某幾類行業;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也可以說巴西某幾類商品在中國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比較而言,中國出口巴西的產品較為多樣化,近年來主要對巴西出口計算機、通訊技術、電視機、無線電訊設備零附件、焦炭及半焦炭、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零附件、電子技術、生命科學技術、鋼鐵板材、DVD機、針織服裝、摩托車及自行車零件等商品。同時數據也表明,中國在出口商品的種類選擇上,仍有改善和調整的較大空間,可進一步開拓巴西市場。中國和巴西貿易產品的集中度分析有利于在中巴貿易過程中做出更加準確的市場判斷,從而制定有針對性的、符合市場需求的進出口策略。
3雙邊貿易的顯示性比較優勢分析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是指一國某種商品的出口額占國家出口總額的份額與世界該類商品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份額的比率。該指標反映了一國某產品的出口與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較的相對優勢。由于它能夠較好地反映該產品的相對優勢,因而是衡量一國產品或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具有說服力的指標之一。RCA的計算公式如下:RCA=Xki/Xi/Xkw/Xw。
其中,Xki為國類產品的出口額;置為i國所有類別產品的出口總額;Xkw,為世界k類產品的出口總額;XW為世界所有類別產品的出口總額。若根據日本振興協會所制訂的標準,出口競爭力可區分為四個等級:RCA大于2.5以上,代表該類產品具有極強的出口競爭力;RCA介于2.5與1.25之間,代表具有次強出口競爭力;若RCA介于1.25與0.8之間,代表具有中等出口競爭力;若RCA小于0.8,代表出口競爭力較弱。這里我們采用聯合國的《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方法,將所有進出口商品分為0-9共十個類別進行分析。
分別測算了中國和巴西2001年到2007年出口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0類(食品和食用活動物):巴西RCA遠遠大于中國。可以看到,2001年到2007年巴西的RCA大都在3.4以上,屬于具有極強競爭力;而中國都在1.0以下,差距十分明顯。1類(飲料和煙草):巴西的比較優勢也較中國明顯,巴西的RCA始終徘徊在1.7左右,具有次強比較優勢;而中國為比較劣勢。2類(非食用原材料,燃料除外):巴西的RCA每年均遠遠領先于中國,一直在5.0上下,有非常顯著的比較優勢;而同期中國卻屬于比較劣勢。3類(礦物燃料、劑等):雙方RCA均不具優勢,但巴西較高于中國。4類(動植物油、脂和蠟):巴西的比較優勢超過了2.5,且2001年到2005年都在3.3以上,比較優勢極強;而中國一直處于劣勢。5類(化學品及相關產品):雙方情況大體相當,中巴均處于比較劣勢,RCA偏低。6類(以材料分類的制成品):兩國比較優勢相似,屬于較有競爭力的商品,巴西相比中國有較微弱的優勢。7類(機器和交通設備):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在逐年遞增,成長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而巴西這類產品的競爭力明顯較弱,且長期維持在同一水平。8類(包括房屋裝飾用品、家具寢具、箱包容器、服裝、鞋帽、各種儀器和自動化設備等各種制成品):中國產品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而巴西處于明顯弱勢地位。9類是STIC未分類的貿易產品,這里不再比較。
綜上可見,巴西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主要是食品、煙草、飲料、原材料(非礦物燃料)、動植物油、脂和蠟;而中國的優勢產品是機器交通設備、房屋裝飾用品、家具寢具、箱包容器、服裝、鞋帽、各種儀器和自動化設備等各種制成品。兩國除了5類和6類產品類比大體相當,其他類產品兩國的相對優劣勢較為明顯。由此證明,中巴兩國貿易產品具有較強的互補性,這對于進一步發展雙邊貿易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強中巴雙邊貿易的途徑選擇
1加大我國對巴出口,充分挖掘兩國貿易的合作潛力
從對中巴貿易結合度的測算明顯看出,盡管中巴貿易往來的密切程度在整體上呈上升趨勢,但是在市場開拓方面,巴西比中國做得要充分得多,中國對巴西市場的貿易結合度較弱。對于巴西這樣一個擁有實力基礎的拉美發展中大國,我國應當在市場開拓上多下些功夫,從而使長期對巴西貿易逆差的狀況得到改善,使中巴進出口貿易趨向合理。而兩國貿易的顯示性比較優勢分析恰恰說明,在出口商品種類上,中巴雙方的互補性是大于競爭性的。這一點在客觀上為我國發揮自身產品優勢,有計劃、有選擇地加大對巴貿易出口提供了可能。這與中國和另一“金磚四國”之——印度之間的經濟情況不同,中印經濟互補性較弱,商品競爭性明顯,因此相對而言,中巴兩國能夠尋找到更多的合作空間。
比如,巴西能源礦產資源非常豐富,而我國雖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但人均占有量不足,因此與巴西開展貿易及投資合作,進口包括石油和天然氣在內的能源礦產資源,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兩國在此方面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礎。此外,在生物能源的開發和應用方面,中巴之間也存在廣闊的合作空間。巴西是全球的酒精生產和出口大國,而這種生物燃料是汽車燃料的很好替代品,其應用將使汽油的緊缺狀況得到有效緩解。同時,中國在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輕工產品上也具有明顯的優勢,擴大此類產品的出口是我國的強項,并有助于拉動國內其他產業的發展。
2優化商品結構,有效應對反傾銷,促進中國在拉美地區的市場多元化
從中巴進出口商品的集中度來看,巴西出口品種相對較為集中,某些種類的產品,如鐵礦石、大豆等原材料,對中國市場的開拓富有成效,占巴西對中國貿易的76.5%。中國出口巴西的產品相對多樣化,品種較為豐富,其中工業制成品占97.7%。鑒于2008年我國對巴西貿易逆差已經達到100億美元的現實,中國需要大力優化商品結構,不斷實現出口結構的升級,加大出口力度。目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較強,輕工業、家電等產品大量進入國際市場,雙邊貿易磨擦時有發生,同時也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一定影響。巴西近年來對我國的反傾銷產品大多為工業制成品,我國可以根據巴西市場的需求情況,結合自身的比較優勢,有選擇地增加互補性產品的輸出,并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而對非互補型的低端產品的輸出加以限制,對中巴雙方具有相似性的輕工產品降低出口量,以削弱對方反傾銷的意愿或動機,減少雙邊貿易摩擦和我國的損失。
[關鍵詞]新貿易保護FTA美國337條款社會責任壁壘貿易救濟
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經選擇,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作為一對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面對自身經濟發展和對外競爭時必須要考慮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選擇經濟發展的原則往往取決于多個因素,如一個國家或地區自身的發展水平、自身與外界的相互關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選擇往往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實踐中不斷調整、修正,在競爭中不斷升級、完善。
相對于經濟自由主義而言,貿易保護主義更關注外界因素對自身的消極影響,其主要是通過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商品競爭。作為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上世紀末期,新貿易保護主義方興未艾,保護的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商品經濟的范疇,通過綠色壁壘、社會責任壁壘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達到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進而保護本國就業,維持本國在國際分工和交換中的支配地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既有競爭加劇、經濟理論發展的推動,也有多邊貿易體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護的相互交織必然貫穿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而后危機時代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作為自上世紀90年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一方面保留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
一、后危機時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所謂的后危機時代,一方面是區別于暫時已經過去的全球金融危機,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世界經濟并沒有明顯脫離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經濟的反復隨時可能出現,因此,此階段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更多的是對之前新貿易保護方式的延續和精細化。具體而言,有如下特征:
1.實施主體的全球性和區域性
一方面,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有所變化,世界各國和地區由于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影響著世界各國和地區,通常一國對他國采取保護貿易措施,會引起他國“報復”,這樣一來會引發貿易保護“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新貿易保護向雙邊化、集團化和區域化方向發展。為了緩解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世界各國紛紛利用雙邊協調和FTA,區城性經濟集團,集團成員國內要素自由流動,實行自由貿易,對外構筑貿易壁壘,以此保護成員國的市場,提高整體競爭力,共同應對外部國家的報復行為。當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使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區城化的趨勢。對于中國而言,目前,中國迄今共加入了9個自貿協定,同時,官方和民間機構也在不斷推動更多FTA的構建。
2.保護措施更加復雜和隱蔽
一方面,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層出不窮,日趨復雜,其超出世界貿易組織現有協定與協議的約束范圍。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開始由貿易政策延伸到對方國家的經濟甚至社會政策,主要表現為:要求對方國限制國內商業行為,管制對方國家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妨礙競爭的行為和干預對方國家經濟政策等。此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對象從傳統工業品和農產品轉向高級工業制成品和勞務,并且開始進人高技術產品領域,以上這些方面也使得我國應對和解決其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新舊貿易保護主義區別的根本點在于舊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采用關稅壁壘,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手段以非關稅為主。其中新貿易保護主義所采取的明顯性的非關稅措施主要是進口許可證制度、自動出口配額、出口補貼和進口配額等,而世貿組織規則對以上這些非關稅措施的約束越來越嚴。在這種情況下,新貿易保護主義國家更多的采用更為實用的隱蔽性的技術壁壘如技術標準,質量認證,檢驗程序,環境保護與國民健康等。
3.保護措施表面日趨合法化
如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在WTO規則的約束下,經濟發展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可現在的多邊貿易體制還是存在一些漏洞,這樣貿易保護主義總是設法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保護本國的利益,這就為各國以“公平貿易”為由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騰出了余地。另外,當前,WTO規則保留各成員國的經濟自主性,不僅包括發達國家,而且還包括發展中國家。因此,采取與WTO不直接沖突的各種保護措施,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形態。此外,各國同樣通過自身立法來繞開WTO規則的規制,如美國337條款,337條款是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的簡稱,它主要規范的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對進口貿易中的不公平競爭方法和不公平行為進行調查的行為,337條款并不要求實際損害為前提。若ITC裁決原告勝訴,ITC可向美國公司提供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等救濟措施,但實踐中,337條款更多起到的是一種敲山震虎的作用,往往程序一經啟動,未等裁決,出口國方面即會規范自身行為以達到相應標準。此外還有以SA8000為代表的社會責任壁壘,它是一種以保護勞動環境和勞工權利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標準體系,以勞動者勞動環境和生存權利為借口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是全球首個道德規范國際標準,其宗旨是確保供應商的產品符合社會責任標準。目前,全球的一些大采購集團都非常青睞有SA8000認證企業的產品,這促使很多企業去申請與維護這一認證體系,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我國目前也正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并積極爭取參與如ISO26000等相關規則的制定,以保護本國權利??傊?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日趨表面合法化,可其實質并沒有改變。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化主義的發展,全球競爭必然不斷升級,對于中國而言,其工業自1949年后經過了幾十年的保護發展,自改革開放后開始逐步面對國內外競爭,在這些競爭下中國的多數行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競爭力。從歷史的角度看,今日中國面對的挑戰跟19世紀初英國面對的類似,一方面要繼續開發海外市場以擴大出口,另一方面需要不斷從國外進口各種資源。此外,由于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必須保證極大的海外市場以解決就業問題,同時也必須通過外資繼續引入外來競爭,避免由于發展初期對國內經濟的過度保護而導致的現階段國有企業的壟斷對經濟帶來的傷害。當今,中國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1.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貿易
2009年我國整體出口市場受到阻礙,據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22072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貨物出口12017億美元,下降16.0%。從統計數字可以看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非常明顯。其中,2009年美國政府對我國輪胎增收35%進口附加稅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極大的影響了我國輪胎行業產品的出口,還使得我國其他行業出口產品也遭遇到同樣的待遇,總的來說,出口企業訂單直線下降,利潤嚴重下滑,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部分企業倒閉,失業率提高,還帶來一些社會問題。繼輪胎案之后的中國玻璃、無縫鋼管等都遭遇無辜調查,影響惡劣,甚至于其他國家也都紛紛效仿,對我國產品不斷的采取變相抵制措施,這些行為對外貿依存度高達70%的中國影響是極為負面的。此外,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摩擦頻發不僅使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損害了“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不利于中國出口的可持續增長。
2.我國的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
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增加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在我國與美國的經濟往來中,中美貿易的巨額順差影響著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美國對我國實施新貿易保護主義,正是為了調整兩國間的貿易順差,維護其在世界市場的支配地位。美國不僅對對中國產品進行貿易制裁,而且在人民幣匯率、對華投資、技術出口等領域對我國進行全面的施壓,影響著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歐盟也對中國產品頻繁設限,激化了當地企業與中國相關企業的矛盾,發生了砸店、燒貨等事件,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也影響著中國相關企業的正常經營,而且在歐盟各國家開始形成針對中國產品的“民間壁壘”。再者,中日“政冷”的常態化對兩國經貿關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兩國在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方面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難度。
3.“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由于中國在宏觀管理和調控上存在一些問題,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另外,發達國家提出的“中國”也是中國遭受到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原因。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的發展,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引來許多發達國家提出“中國”,認為中國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他國的發展及世界市場上的支配地位。發達國家希望借以中國廣闊的市場發展其經濟,使其成為其成熟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另外,又擔心中國不斷的發展壯大,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的提高,會使得發達國家自身遭受經濟發展的障礙。如今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新的表現形式,“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三、我國應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對策
在全球經濟危機、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情況下,僅2010年第一季度,就共有10個國家對中國發起19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直接涉及中國出口金額12億美元。而回顧2009年,共有22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116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調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額126億美元。據WTO統計,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被發起反傾銷最多的成員。此外,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高筑綠色貿易壁壘、技術壁壘等新貿易壁壘,出現了主要針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保護主義傾向,限制對基礎設施、高新技術、能源、金融等領域的投資,甚至把經貿問題政治化。針對以上新情況,我國應在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尋求經濟發展之策,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1.宏觀層面--政府
(1)我國應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必須聯合世界各國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首先,中國應利用各種國際組織和對話機制,如聯合國、WTO協商機制、G20峰會,與其他經濟大國進行充分溝通,堅決反對少數國家以鄰為壑的短視政策,遏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逐步推進貿易自由化,爭取形成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其次,在制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及采取相關的行為中,應把國家整體利益放在首位,盡可能保護我國企業,帶動整體國民經濟發展。這樣也會在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變得更有力量。最后,參與多邊貿易規則的制訂和修改,爭取改變現有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與金融制度安排,推進符合各國利益與多邊貿易體制的WTO多哈回合談判,通過制定和修改多邊貿易規則來約束和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2)發揮主導作用,盡快調整、制定與國際標準相一致的國家標準。我國政府應強化職能部門的管理功能,利用其在人才、技術和信息上的優勢,加強理論研究,再者考慮到中國的產品質量標準種類多、門檻低、不規范,在當前有關法規大調整的有利時機下,力使自己的思想脈絡與國際思潮保持一致。
(3)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中形成的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新貿易保護主義,雖歷史不長,但其比舊貿易保護主義有很大的發展,無論在其形式的多樣性,手段的有效性還是在技術法規的合理性方面,其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負面影響更為巨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應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完善和提高體制的系統性、規范性和差異性,加強政策的藝術性,進一步地提高技術手段的多樣性。我國應爭取通過規則的不斷創新,力促國民經濟健康、有序、快速地發展。
(4)加強我國的區域經濟合作與FTA建設。當前,區域性貿易集團使貿易保護措施添上了集團的色彩,其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和要素自由流動,有利于區域內國家經濟發展,而對區域外國家則實行貿易歧視,不利于區域外國家發展。針對以上情況,我國自身也應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去,爭取在貿易自由化的世界浪潮中擴展國家利益的實現范圍和方式,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另外,我國還應積極參與和發展雙邊及多邊FTA,在區域一體化中發揮積極作用并獲利。
(5)完善貿易保護主義立法。在我國企業應對反傾銷等訴訟中,應認識到我國貿易保護主義立法還存在很多不完善之處,而只有我國熟練掌握了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及技巧,貿易保護立法更加完善,才能在其他國家向我國提出貿易保護主義訴訟時應對自如,及時采取相應的對策,以便于保護我國涉訴企業的利益。
(6)引導我國企業認識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實質。我國企業應認識到新貿易保護主義又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是隨著世界經濟競爭加劇,最初由發達國家為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通過貿易保護,達到保護本國就業,維持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的支配地位而對發展中國家采取的一系列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保護貿易的措施。我國企業應一方面檢討自身的傾銷行為,另一方面應主動參與到貿易保護主義訴訟中,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使得自身在國際市場上能夠受到公正的待遇。
2.中觀層面—行業
中國應該轉變觀念,要充分重視行業協會的作用,一方面,對行業協會的定性決不應僅僅將其定義為政府的“二機關”,應該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獨立性與中立性,這樣行業協會作為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便能更好地發揮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作用,另一方面,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連接企業與企業的紐帶作用,充分代表本行業,為規則的制定,行業自身利益的保護和救濟等貢獻力量。
3.微觀層面——企業
(1)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我國企業應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以使在應對和應訴他國企業時,可以避免遭受各種傳統的和現代的貿易壁壘打擊。如今新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呈現出新的特征,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更趨復雜性和隱蔽性,我國企業只有通過認識和掌握這些新貿易保護手段和有關貿易調查的相關知識,才能在對方采取一些不利于我國的保護手段時,在最短的時間內積極應對和應訴,合理、合法的保護自身權益。
(2)優化出口產業結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第一,我國企業應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優化出口產業結構,改善自身存在的技術含量低、結構單一、附加值低、產業組織分散、企業規模經濟性差等狀況,改變中國商品低價的形象,并努力創建自主出口品牌,真正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飛躍,從而占領新興市場國家的高端市場。第二,我國企業應該正確的看待新貿易保護主義,專注于自己的核心業務,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實現從以量取勝向以質取勝的轉變,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從數量為目標向效益為目標的轉變。第三,我國企業應著眼未來,努力拓寬出口途徑、靈活選擇生產和銷售等,在品牌培育、營銷、保護等方面要舍得投入,帶動企業出口及長遠發展。
(3)團結應對和應訴,避免同行業企業間的“惡性競爭”。當前,在我國行業遭受反傾銷指控時,往往只有一小部分企業能夠積極應訴,結果也并不令人滿意。事實上,企業若能夠團結應對,做好充分準備,勝訴率也應該會有所提高,自身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維護。另外,隨著國際市場的競爭加劇,存在一些出口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以低價競銷謀取利潤,而這樣做卻使得進口國找到了借口,向我國整個出口行業提訟,使其遭受嚴重打擊。我國出口行業應加強行業自律、規范行業行為、充分發揮各種行業協會和商會的協調組織作用,避免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惡性競爭”,共同促進行業發展。
綜上所述,對于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而言,保護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的行為究竟應視為貿易保護還是貿易救濟,由于標準的選取不一往往不容易得到正確的答案,因此對于正處于轉型階段的中國而言,不必太糾纏于他方的貿易保護,而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認真的學習并掌握世界游戲規則,積極參與游戲規則的制定,以便在這個適者生存的競爭世界里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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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內貿易是在一個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同一個產業部門的產品既進口又出口的現象。產業內貿易具有雙向性、多樣化、消費的互相替代性、要素的投入、生產過程與方法的相似性、同類產品的相互交換等。20世紀中葉以后,第三次革命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世界經濟,大大促進了使國際分工的深度和廣度,由產業間和垂直型變化為產業內和水平型,不斷促使國際貿易由產業間的貿易轉變為產業內貿易。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一些工業化國家在產業內貿易中占整個貿易比例呈現增加的態勢,如1970—1980間,澳大利亞、美國、法國分別增加了5.4%、1.4%、3.6%;當然,伴隨經濟增長,發展中國家在產業內貿易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與此同時,一些新興的國家也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制定相關政策,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有力地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發展。
(一)世界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分析
縱觀世界貿易的發展,經歷了從產業間貿易,伴隨著世界經濟發展,區域化分工的進一步提升和細化,面對市場的消費需求,在產業內貿易,推進了同質和不同質產品發展,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各不相同。對于發達國家,在戰后不斷升級了產業結構,為世界經中心發展打下了基礎,也影響和決定了在產業內貿易中的主導。近年來,在制成品貿易中,據世界銀行相關統計,發達國家占有重要地位,如國外一些發達國家產業內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如圖1所示,國外一些發達國家2012年的年制成品產業內貿易指數;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角色中處于邊緣地位,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產業政策,大力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從世界產業內貿易縱向時間序列看,一些工業化國家產業內貿易所占比都呈現增加態勢。
(二)中國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突飛猛進,不斷提高了人民收入水平,積極加強了與國外的聯系,增強了對外貿易,也增加了產業內貿易發展,從地區分布來看,我國亞洲主要的貿易伙伴是日本、香港、韓國、新加坡,歐盟的主要貿易伙伴為德國、俄國、英國,北美達是美國和加拿大,非洲較少。近年來,我國產業內貿易發展進步,與法國、馬來西亞、韓國等產業內貿易指數較高,大多是亞洲國家,歐盟、北美較少。在制成品貿易中,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主要貿易對象是美國和德國,產業內貿易有一定發展,但未居于主導地位。
(三)產業內貿易動因分析
本文根據研究視角,從規模經濟、產品差異、收入水平分析產業內貿易動因。
第一,規模經濟與產業內貿易發展
從全球經濟發展來看,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都進行國際貿易,這是主要基于國家與國家之間不能相互分割,在資源稟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都會選擇具有自身優勢的產品;在國際的國與國或地區之間進行貿易時都會選擇自己具有優勢或專業化的產品,進行產業之間的貿易。在貿易中,一個企業的生產規模越大,越會提高生產效率,會存在一定的規模經濟效應,在一些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發展行業中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某種產品或生產規模都有一定市場限制,在更廣闊在市場中促進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產。當然,消費者在市場中對產品的差異化需求會促使產業內貿易發展,一個國家或地區會生產具有差異性產品,獲得規模效益。
第二,產品差異與產業內貿易。
產品差異是制造和銷售中基于質量、知名度等所形成的產品的差異性,不僅僅在質量、性能等方面存在差異性,在產品的售后服務、廣告等方面也存在差異性,一般具有水平、垂直和技術差異性。水平差異性是同一類產品但一些不同屬性會產生組合,產生產業內貿易差異性,不僅是由于消費者對產品差異需求,也是由于不同國家產品消費的差異性。垂直差異是在檔次上產品具有一定的差異性,不同層次的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性不同,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需求不同,對不同階級在市場上會有不同檔次的需求,國家之間會產生貿易,發達國家會進口低檔次產品,低收入國家會進口一些高檔次產品。技術差異是基于技術水平差異而帶來的差異性,也由于產品生命周期差異,在產品的創新階段、產品的成熟階段、產品成熟化階段而不同,在產品的創新時期,擁有充足的資金不斷研發新的產品,滿足國內外市場需求,以產品出口為主;在產品成熟時期,市場上會出現競爭對手,為維持市場,企業需要維持自身的優勢,擴大市場優勢和范圍,保持技術的優勢,會不斷驚醒對外投資;在產品標準化時期,在產品規范化基礎上,在相對優勢上不僅是技術優勢,更是勞動力優勢,企業會不斷投資,降低成本,研究開發新的產品,在需求的多樣性方面轉向差異化需求,形成產業內貿易。
第三,收入水平與產業內貿易。
產品的差異性、不同國家的需求結構多樣性、消費者收入水平、購買結構、為產業內貿易創造了可能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收入水平越高,消費者的結構就會越加復雜,反之也亦然,消費者不僅注重了產品的差異性,也會關注產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當然,對于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需求結構也很復雜,進而影響了產品的貿易差異性。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關注產品藥店相異,高收入國家關注產品的使用價值而低收入國家關注產品的價值性,也會影響產業內貿易。因而,產業內貿易的動因也因收入水平的差異性,不同層次的人群需求偏差性相異,引起產業內發生貿易。
二、中國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影響因素分析
結合上述文獻,根據本文研究內容,本文變量因素選擇如下:
第一,GDP,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Havrylyshyn等(1983)認為一國經濟發展會對產業內貿易產生影響,實踐證明發達工業化等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內貿易指數經過檢測都表現較高,非新興工業化國家產業內貿易指數不高,如美國59.4%,相比泰國為17.3%,本指標用GDP的增長速度表示,預計與產業內貿易呈現正方向關系。
第二,FDI規模,可擴大一個國家的市場份額,一個國家或地區為降低成本會利用當地的原料就地生產,進行專業化分工,不斷提升了產業內貿易水平,這可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同種產品不同生命周期生產廠商,就產品的初始階段和成熟階段,公司會不斷擴大投資水平和規模;一種是以跨國公司額生產網絡而增加,伴隨生產網絡和對外投資,對外投資規模越大,產業內貿易水平越高。
第三,HTME,高新技術產品發展,技術進步在對產業內貿易起重要作用。Dixit,A.(1984)認為一國技術水平主要表現在高新技術產品,如美國,本文認為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具有正方面的影響。
第四,TI,貿易均衡,根據Aquino(1978)等相關文獻研究,本文假設一國貿易越不均衡,會對產業內貿易的負影響大。
第五,FED,要素稟賦結構,Dixit,A.等(1977)認為如存在不完全競爭等,一些國家如果生產要素稟賦相同,會產生產業內貿易;杜楊(2005)也對此進行了相關分析,以兩國資本總量占GDP的比表示,認為兩國的要素稟賦差異大,產業內貿易指數越低。
根據上述變量和本文研究對象:以t為時間,我國與國家j的產業內貿易指數用IITjt表示,借鑒樊雅琴(2006)等相關文獻,構建模型為:IITjt=α+β1GDPGRjt+β2FDIjt+β3HTMEjt-β4TIjt-β5FEDjt+ηjt其中,α為常數項,βi(i=1,2,3,4,)為回歸系數,η為誤差項。本文的數據選擇為《中國統計年鑒2013》,是與我國貿易額較多的國家,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可測算性,根據本文選擇視角,本文選擇2000年、2007年,2012年數據,根據國際貿易標準進行產業分類,根據需要,本文在SITC第二位數層進行計算,以前二位為一個產業,進行產業內貿易指數計算,為了進一步確保研究的精確性,產品介于SITCRev.3中的5-8類之間。根據上述實證結果,得到回歸方程為:IITjt=60.120-3.940GDPGRjt+0.007FDIjt+1.130HTMEjt-0.352TIjt-0.801FEDjt+ηjt對上述實證分析可知,自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回歸結果顯著,擬合度較好,存在自相關的可能性也不大。高技術產品比對產業內貿易具有正向關系,伴隨高新技術產品與制成品比的擴大,產業內貿易指數呈上升的發展態勢,要素稟賦差異與產業內貿易負相關;對外投資與產業內貿易呈現正相關,雖然前者對后者較為模糊;經濟發展速度與產業內貿易具有密切關系,兩者之間具有顯著的影響,與預期相反,結果表明存在負相關,說明經濟發展速度不是產業內貿易的主要原因,也可能在統計方面具有一定的偏差,或許當兩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較大的偏差時,需求不一致,雖然發展速度較高,但產業內貿易可能性小。
三、結論與對策
通過上述的實證分析,充分說明我國的產業內貿易發展遠遠沒有達到很大的發展空間,雖然我國的外貿發展大力促進了產業內貿易,但影響遠遠不夠,主要是由于對外投資在國際間的貿易發展還較小,也由于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結構、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從我國的高科技發展水平來看,還是低技術、低附加值,當然產業內貿易程度較低。結合本文研究,說明高科技水平、資源稟賦對產業內貿易發展的重要性,對未來我國產業內貿易發展具有意義。
第一,我國應該優化制造業結構,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我國政府應該積極制定相關政策,積極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出口,大力優化我國制造業結構,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不斷提高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同時,我國要不斷摒棄低技術和低附加值的產品,積極提升技術創新能力,不能一味滿足于加工組裝,要提升自主創新意識和能力,在對外出口結構的調整中,優化出口結構,追趕發達國家。
第二,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增強我國的競爭實力和能力。
論文關鍵詞:中國-東盟,雙邊貿易,制造業,CGE模型
一 引 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進一步改變了全球資源配置的方式,使得世界經濟競爭出現了許多新形式和新內容,東盟①就是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結果,他是東亞地區為實現本區域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聯合起來在本區域內優化資源配置的形式,這是東亞自身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東盟作為中國重要的鄰居,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自然非同一般。加強與東盟國家的政治經濟交往實踐,努力發展與東盟關系,對中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首先,東盟國家快速發展的經濟,將進一步拉動我國的經濟發展。在1997年的前30年里,東盟平均經濟增長率為6.2%,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亞洲金融危機過后,東盟各國采取積極措施,經濟步入復蘇。2000-2004年東盟經濟整體的年均增長率恢復至5.0%,至2006年東盟GDP達到5.8%的增長率,東盟10國GDP總額已達10643.69億美元,外貿總額14426.57億美元,占GDP的135.5%。無論從其經濟規模還是從其貿易規模來看,東盟已相當于一個經濟大國。其次,東盟是一個擁有10個國家經濟論文,5.67億人口的地區組織,可以成為中國理想的銷售地,也是中國最具希望的經濟合作伙伴;東盟國家大量的華人華僑對中國的投資,不僅可以為我國提供大量的資本,還可以為我國引進大批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再次,東盟國家可以成為中國急需的資源供應地。隨著中國經濟現代化步伐的加快,中國對于自然資源和能源的需求越來越大。東盟國家不僅自身擁有豐富的木材、橡膠等戰略物資,而且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論文服務。中國海上石油和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離不開東盟國家的支持與合作。所以,中國小康社會的建設離不開與東盟國家在能源方面的配合;另外,東盟國家與我國的地緣優勢,有利于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推動我國西南地區經濟的發展。現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議的談判正在加緊推進,談判的主要目標是在2010年以前建立起包括中國13億人口和東盟5億人口在內的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通過加強與東盟國家的貿易往來,是我國經濟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保障。由于制造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處于主導地位,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行業,所以本文的分析集中在制造業方面,著重分析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對我國制造業的影響。
二 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的現實基礎
中國和東盟都是發展中或新興的工業園,國際貿易是中國和東盟的長期對外策略和戰略目標。國際貿易對于中國和東盟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國際貿易的發展有助于雙方產業結構的調整,在雙方進行產業競爭以增進本國貿易額的同時,產業間的互補性也進一步增強了各自的國際競爭地位。
(一)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情況
從貿易總量上看,雙邊貿易持續穩定增長。1975年中國與一些東盟國家陸續簽訂了貿易、航空、海運和投資保護協定,相互給與最惠國待遇,到1988年雙方貿易額年平均增長18.8%。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中國和東盟各國家之間的貿易額以平均24.98%的增長速度穩步攀升。從表1中可以看出,1993年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額僅88.64億美元,到1997年達到226.51億美元,比1994年翻了一番。1997年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額在歷史上第一次突破200億美元,此后幾年雙邊貿易額基本穩定在200~300億美元之間。2000年,中國與東盟各國家的雙邊貿易大幅度攀升,全年貿易總額達323.1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47.41%,2002年雙方貿易總額突破400億美元,10年間,中國與東盟國家貿易總額增長了4倍。2005年雙方貿易額更是達到了1133.94億美元,同年,中國成為東盟的第四大進出口國,東盟成為中國的第五大出口國,第三大進口國,中國和東盟互為第四大貿易伙伴(見表2)。
表1①1999-2005年東盟與中國雙邊貿易情況(單位:億美元)
項目
年份
進出口
出口
進口
金額
增長(%)
金額
增長(%)
金額
增長(%)
1993
88.64
——
45.28
——
43.36
——
1994
110.63
24.81
53.04
17.14
57.59
32.82
1995
133.31
20.50
62.01
16.91
71.30
23.81
1996
166.92
25.21
74.74
20.53
92.18
29.28
1997
226.51
35.70
91.68
22.67
134.83
46.27
1998
204.15
-9.87
92.03
0.38
112.12
-16.84
1999
219.23
7.39
95.91
4.22
123.32
9.99
2000
323.16
47.41
141.79
47.84
181.37
47.07
2001
319.15
-1.24
145.16
2.38
173.99
-4.07
2002
427.6
33.98
195.48
51.94
232.12
33.41
2003
553.16
29.36
270.44
38.35
282.72
21.80
2004
818.58
47.98
386.47
42.90
432.11
52.84
2005
1133.94
38.52
522.58
35.22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運用貿易引力模型,考慮到中韓兩國的貿易現狀,加入人口規模、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中韓FTA等變量,建立模型如下:lnTij=α+κln(Yj)+γln(PiPj)+δln Dij +ρln CPIj+ηEA+λAPEC+μij(1)。其中,Tij表示兩國雙邊貿易總額,Yj 代表伙伴國的GDP總量,其越大,該國潛在的進口需求量越大,從而促進兩國雙邊貿易流量的增長。PiPj代表人口總量,即一國國內的市場規模,以往研究表明兩國的雙邊貿易流量與人口規模呈負相關關系。Dij代表兩國間的距離,即兩國的運輸成本,兩國間的距離與兩國的雙邊貿易流量呈負相關關系。CPIj代表消費者物價指數,即一國市場價格的基本動態,與居民的購買力相關。伙伴國的CPI越大,居民的購買力越小,需求降低,從而影響兩國的雙邊貿易流量。EA代表中韓兩國的一體化組織,理論上認為制度安排會促進兩國的雙邊貿易流量。由于中韓兩國的貿易伙伴國主要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APEC),所以APEC必定對中韓兩國各自的貿易流量產生積極影響。
二、回歸結果及分析
(一)中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伙伴國的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
中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伙伴國的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見方程1、2)韓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伙伴國的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見方程3、4)
由方程1的結果顯示,該方程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調整后的R2值為0.64,對于截面數據來說,擬合優度尚好。D-W值為1.988,說明不存在自相關。就各個變量具體來看,回歸系數符號均與預期符號相同。除伙伴國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兩國的人口規模未通過檢驗之外,其他變量都達到了5%的顯著性水平。部分原因在于,影響一國國內居民對商品需求大小的因素有很多,CPI不能完全反映出伙伴國對進出口商品的需求狀況。鑒于此,本文依次對方程1中不顯著的變量進行剔除。為了分析EA變量對中國貿易流量的影響,最后在回歸中加入EA變量進行測量,得到方程2。從方程2可以看出,伙伴國的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中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伙伴國的雙邊貿易流量將增加0.44%。APEC的促進作用較大,系數達到0.74。同時,EA變量的影響系數超過APEC,達到0.87。而兩國的人口規模、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影響卻不顯著。也就是說,如果中韓兩國建立FTA,將對中國的雙邊貿易流量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并可能會大大超過APEC對中韓貿易影響的力度。這進一步說明,中韓兩國間區域貿易協定簽訂的必要性和簽訂的長遠意義。
(二)韓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伙伴國的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
利用同樣的方法,對韓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國的相關數據進行逐步回歸,得到表1中方程3、4。由方程4可知,韓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國的雙邊貿易流量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伙伴國的GDP總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雙邊貿易流量將增加0.41%;兩國的人口規模乘積每上升一個百分點,雙邊貿易流量將減少0.38%;兩國間距離每增加一個百分點,雙邊貿易量將減少0.61個百分點。這說明中韓兩國對距離變化反應敏感。值得注意的是,變量EA的引入,使得距離系數的絕對值下降0.1個百分點。同時,回歸結果顯示,EA變量對韓國對外貿易的影響非常顯著,系數達到1.78,說明中韓簽訂區域貿易協定后,會大大增加韓國的對外貿易量,促進其對外貿易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李秀敏,李淑艷.東北亞國家貿易引力模型實證檢驗及潛力分析[J].東北亞論壇.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