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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法治化是社會保障實施的法律保證，沒有法律手段就不能從根本上保證公民的社保權利，離開了法律手段，遇到問題就沒有地方討公道；
二是法治化是社會保障實施的前提條件，因為只有具備了這個條件和環境，那些有關社會保障的各種法規條文才能活起來，才可以發揮“良法”的效能；
三是法治化是社會保障實施的實踐檢驗標準，有了它便可以有效地監督和調適社會上的各種違反《社會保障法》的行為，從而有利于保障全體公民、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社保利益不受他者（來自個體或組織）的侵害。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的法治建設和行動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不同程度上法治的失信、失衡和失調情形。比如，老百姓在遇到諸如生病、工傷和養老等生活難題時得不到應有的法律援助，甚至走上艱難的上訪之路，顯然存在著對社保法的不信任感。又比如，我國由于退休待遇在行業和區域差異上過大，這種不公平社會狀態形成的原因也非常復雜，難以在短期內合理解決。
一是需要各級社保組織領導干部進一步提高社保工作的法律意識，并且應適度地放棄一些行政權利，以便還利于民；
二是應大力提倡學習《社會保險法》等法規，并在公民中樹立起對法律的信仰和遵從態度；
三是盡力縮小和解決社保法實踐中的諸多失衡和失調問題，將社會保障的法律行動和民生建設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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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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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及分歧
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問題的研究，理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與政府關注的重點領域基本一致，并伴隨著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推進而發展。目前討論的熱點如下：
1.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在改革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社會保障制度？中國需不需要建設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理論學術界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看法客觀上存在著分歧。不過，絕大多數學者對社會保障制度持肯定態度，認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利國利民的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長期從事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研究的宋曉梧、馮蘭瑞、鄭功成、何平、胡鞍鋼等多數專家、學者均主張中國應當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將中國新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成為一個多層次的體系亦已成為學術界與政策層面絕大多數人的共識；但也有陳平等人對社會保障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認為“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短視國策”。
在贊成建設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前提下，不同學者的具體看法亦不盡一致。劉福垣主張大一統論，即以國家財政為基礎，提出應盡快統一全國社會保障體系，并將農民納入這一體系之中，宋曉梧是城鄉有別論，他將建立城鄉有別的社會保障體系列為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中長期目標；馮蘭瑞主張盡快通過實現省級統籌來過渡到全國統一；何平堅持長期持續發展論，認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一個艱苦的長期過程，這個過程大約需要30-50年”鄭功成則是漸進統一論，他認為需要在化解養老保險歷史債務、降低社會保險繳費率、強化國家財政與勞動者個人的責任并縮小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差距的條件下，積極穩妥地推進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與此同時，在探討社會保障體系問題時，必然涉及到對社會保障制度如何界定的問題。國內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大社會保障論，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等各種保障國民生活系統的總稱，這一界定最早是由民政部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確立的，以后成為官方的正式界定，并為理論學術界絕大多數人所認同；一是大社會福利論，認為社會福利制度不僅不應當納入中國社會保障體系，而且社會福利制度應當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救助體系和社會福利服務體系，這一觀點主要是竇玉沛、尚曉援等的新主張；鄭功成在贊同大社會保障制度論的同時，則提出應當分理論與制度層面來展開討論，即在理論上探討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差別具有必要性，但在制度層面上尊重已經約定俗成的界定并無問題。上述討論并非純學術探討，而是隱含著重新界定中國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政策體系及框架之爭。
2.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優先考慮的領域。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全方位改革，但受各種因素的限制，客觀上不可能全方位推進，因此，優先考慮哪些制度變革是改革進程中必須抉擇的問題，理論學術界已有的成果表明在這一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由于城鎮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改革事業的重心所在，與之相關的社會保險制度改革亦成為最引人關注的問題，它反映在理論學術界就是絕大多數論著均著眼于社會保險制度尤其是其中的養老保險制度，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承辦的書報資料復印雜志《社會保障制度》的備選文章中，研究社會保險改革的論文約占總數的60%以上。在眾多研究者的論著中，社會保險事實上成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這種傾向與國家近十多年來對社會保險改革的特別重視及社會保險改革在整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特殊地位基本一致。
在大多數學者主張優先考慮社會保險改革時，也有部分學者對此并不完全贊同。景天魁、楊團等人在其有關著作及論文中提出基礎整合的社會保障模式，就強調以最低生活保障、社區保障為重點而不是以社會保險為重心來構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唐鈞亦特別強調社會救助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中之重。
鄭功成則從全球范圍出發，將社會保障發展進程劃分為以社會救助為核心的社會救助型社會保障階段、以社會保險為主體的社會保險型社會保障階段和以社會福利為重點的社會福利型社會保障階段，他認為中國正處于一個特殊時期，它既需要著重考慮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又必須以改造和完善社會救助制度為基礎，同時還面臨著如何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社會福利需求問題，從而主張整體協調發展。
3.政府在新型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責任。有的論者將其提高到憲法所確定的權益保障層面強調政府責任，有的論者則強調個人及家庭應當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主流的觀點則是建立社會保障責任共擔機制，即政府、企業、個人乃至社會均應當分擔相應的責任。例如，劉福垣就認為社會保障是國家責任，它應當通過稅收來解決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何平則認為社會保障不能搞成一個純粹的國家福利和政府行為，主張政府扮演最后出臺的角色，一部分入主張政府財政只承擔社會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時的兜底責任。鄭功成認為無論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政府均肩負著主導社會保障制度的責任。
4.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具體問題。中國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對此，多數學者認為有創新意義，較單純的現收現付式或單純的個人賬戶式制度更能夠適應發展需要。但也有人認為個人賬戶并不適合，如劉福垣基于社會保障是公共物品的原理而反對建立個人賬戶，莫泰基基于經濟、社會乃至個人的客觀風險也反對采取個人賬戶制；在國際上，國際勞工組織也是反對個人賬戶模式的，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經濟組織卻推崇個人賬戶制，這些組織的專家還向中國政府提供專門的政策研究報告。在承認統賬結合模式的專家中，有的人肯定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緊密結合在一體，有的主張實行板塊狀結構（即分開管理），有的主張將這一統賬結合模式改成兩個獨立的支柱。在統賬結合的比例上，亦存在著統賬均等、大統籌小賬戶、小統籌大賬戶之爭；在個人賬戶的繳費責任方面，有人主張雇主分擔，有人主張個人承擔全部責任。還有人從長遠目標出發，提出將其改造成普惠式的國民養老金和差別性的職業養老金結構。
在籌資手段方面，單一渠道的資金來源已經被摒棄，主張多元化籌資方略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但在社會保險籌資方式上，卻存在著費稅之爭。除劉福垣是將社會保障看成是國家或政府的完全責任而自然完全需要依靠稅收外，包括吳樹青等許多學者均主張盡快開征社會保險稅以替代現在的社會保險征費制，唐鈞、楊良初等人甚至對如何開征社會保險稅進行了政策設計；鄭功成則通過對中國現行社會保險統賬結合模式的考察，明確主張社會保險費改稅緩行，并將這一主張提交給決策層；后來鄧子基、厲以寧等從我國財政稅收體制的角度亦認為中國目前不具備開征社會保險稅的條件。
在農民工社會保障方面，鑒于農民工作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與傳統戶籍制度沖突中出現的—個特殊群體規模龐大，在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應當給農民工以社會保障，北京等地甚至制定了專門的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也有一批專家認為農民工因為有土地保障，加之政府承受能力不強而主張不必考慮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上述兩種觀點均較流行；第三種思路則是主張分類分層保障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在肯定農民工需要社會保障的條件下，認為應當優先考慮農民工的工傷保障、特困援助等，養老保險則在其后且應分類展開。
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多數專家主張農村居民應當享有社會保障，但也有人認為農民有土地保障和傳統的家庭保障，現階段可以不考慮。在主張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方面，不同的學者亦存在著觀點分歧，宋曉梧持城鄉有別論，王延中主張分區域推進，鄭功成仍然持分類分層推進的觀點，認為應當承認農村人口不斷分化的現實并采取有區別的社會保障政策。
二、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綜合評論
1.價值評判?；谏鐣Ｕ鲜且越洕侄谓鉀Q社會問題進而達到特定政治目標的制度安排，制度變革的實質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研究并解決這一問題顯然不是單一學科能夠完成的。因此，近十多年來尤其是近幾年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管理學、精算學等學科的專家均有一些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問題，專門的社會保障學者也需要運用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多學科合作與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這一領域的重要取向，它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當前社會科學學科尤其是處于應用層次的學科發展的新趨勢。
從中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歷史來看，社會保障要受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歷史文化等多種國情因素的深刻影響，研究中國的社會保障問題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緊密結合。在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早已成熟但又面臨著一些問題的條件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國家和一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全面變革的國家，有著非常獨特的研究價值，這種價值揭示出立足中國國情來研究并解決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問題，將為各國改革、完善自己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新的啟示和經驗，從而可以對國際社會保障理論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這正是中外學者普遍關注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問題的根本原因所在。
推動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這一制度健康發展是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基本目標。在近幾年的社會保障改革歷程中，可以發現學術界的研究及其成果對這一改革實踐的影響。如1998年以來，國家的重大社會保障改革方案或政策出臺，大多數均有相關的研究成果作為決策依據，決策層對國內外學術界意見的重視，揭示了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日益理性化和極高的應用價值。
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貢獻，還表現在對社會保障學科發展的推動方面。盡管社會保障作為一門學科還缺乏必要的、穩定的內核，但確實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
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研究，因其具體內容（包括國民的養老、疾病醫療、失業、工傷、貧困及各項福利措施等等）均涉及到國民的現實生活，必然促使著學者與學術走出象牙塔，進而推動著理論學術研究更加貼近現實和更富人性與人文關懷精神。
2.值得注意的一些傾向。第一，創新不夠，學風堪憂。盡管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的書籍與文章日益豐富甚至有一片繁榮的景象，但真正具有創新價值的論著并不多見，部分人過于急功近利，在創新不夠的同時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學風問題。
第二，不做深入調查，照搬國外學說。從已有的文獻來看，可以發現相當多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社會調查，一部分研究成果脫離中國的現實國情，或者過分迷信某些國際組織與國外學說，甚至將社會保障政策視同為經濟政策，以至于給社會保障改革的深化帶來負面影響。
第三，對深層次理論問題關注不夠。相當多的研究成果缺乏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宏觀背景及現階段各相關因素的了解與分析，對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制理念的發展和特有的人文關懷精神視而不見，對經濟領域中的效率優先與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公平優先認識不清，只是針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中的局部問題開出“頭痛醫頭”的藥方，這一傾向直接損害了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理論價值與應用價值。
第四，研究中的失衡性。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體系構建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面，對同樣重要的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如對規模龐大的貧困人口的救助）與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研究卻較少；對經濟保障研究多，對服務保障與情感保障研究少；對城市保障問題研究多，而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研究多，對非國有單位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改革中出現的農民工或流動人口群體的社會保障更少；對正規就業者的社會保障研究多，對非正規就業者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政府責任的控制研究多，對合理的責任分擔機制研究少；對中央政府的責任問題多，對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障責任以及中央與地方責任劃分研究少；等等。
3.可以預見的走勢。首先，多學科交叉研究中國社會保障研究將趨向深化。多學科交叉融合將既是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內在需要，也將推動著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逐漸走向成熟。當然，在肯定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同時，各學科關注的重點肯定存在著差異，這種格局表明社會保障政策選擇過程中對改革研究成果的取舍是否合理，將取決于決策者的政治智慧與魄力。
其次，價值取向與建制理念的研究將更加引起重視，社會保障改革研究將更富人道主義與人性化。以往的研究多從經濟效率角度出發，忽略了社會保障制度固有的倫理基礎與人文關懷精神。近年來的趨勢表明，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效率至上觀念和慈悲意識遭到抨擊，社會保障公平理念正在回歸，這將使研究成果更加接近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追求，同時更加富有現實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各種社會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關系調整的公平性上。由于社會保障水平過高或過低都會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關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探討，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 他闡述了通過“看不見的手”來推動個體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共同增長。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的自然稟賦、經濟基礎差異造成經濟發展極不均衡，省際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省域層面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到底呈現什么樣的協調關系？是不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高，而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低？為了弄清以上問題，有必要從省域層面開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事實上的參考和依據。
二、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
1.指標體系的構建
社會保障水平是一個質與量相統一的概念，社會保障水平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
本文從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覆蓋水平以及待遇水平3個層面，使用10項指標來反映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其中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保險覆蓋率借鑒了賈智蓮的計算方法。通過社會保障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兩大系統，共同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見表1）。
2.綜合水平計算方法
本文研究的時間序列為2003～2011年，由于這一時期是改革后第三次較明顯的經濟波動期，同時又是社會保障改革全面展開的關鍵時期，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本文的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4～2012）、《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2012）和分省市的統計年鑒等。
為消除數據量綱不同造成的影響，需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公式是uij′=uij/Max（ui），其中uij′為標準化值，uij為實際值，Max（ui）代表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區第i指標的最大值。各指標權重賦值采用德爾菲法，通過征詢不同專家的意見，依據各指標代表的含義及重要性、基礎性程度，綜合權衡確定各指標的權重，見表1。根據各指標的權重及標準化的數據，通過逐級加權求和計算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計算公式為：
三、 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空耦合分析
1.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序耦合
從時間序列角度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變化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兩者相互作用的階段特性。如表3所示，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從2003年的0.45穩步上升到2011年的0.71，協調等級從輕度失調逐漸向良好協調演化，表明2003年以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保持良性互動，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
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變化的重要原因是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2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1.5倍。國家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從2002年的2632.22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1109.4億元，年均增長17.3%。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其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社會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從覆蓋面來看，截至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84億人、3.2億人、4.73億人，比2002年分別增長了246.3%、481.8%、403.2%[20]。從待遇水平來看，2005～2012年，國家連續8年上調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2012年全國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養老金達到1721元，是2002年的2.8倍[21]。由協調等級的變化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斷趨向協調適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得益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居民享受社會保障待遇的高低，因此，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保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根本。
2.中國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省際格局
（1）經濟發展水平空間分布 特征。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東部、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區域間差距不斷擴大。從圖1可以看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實力明顯高于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出從東部向中西部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2011年全國人均GDP達到35181元。其中，天津、上海、北京3個直轄市位居前三，分別達85213元、82560元、81658元。東部沿海地區顯示出強勁的經濟實力，江蘇、浙江、廣東、遼寧等省份緊隨之后，人均GDP水平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為62290元、59249元、50807元、50760元。山東和福建的人均GDP水平也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省份的人均GDP大多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西部地區占了6席，分別是廣西、西藏、四川、云南、甘肅、貴州；中部地區占了3席，分別是河南、江西、安徽。其中貴州省人均GDP水平最低，僅為16413元，約占天津市的1/5。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呈現出極不均衡的特點，不同省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
（2）社會保障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中國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了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東部、東北和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較高，而中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從社會保障水平指數來看，東部地區平均值為0.547，東北地區為0.572，西部地區為0.505，而中部地區平均值最低，為0.458。其中，上海、北京、青海
社會保障
水平指數列居前三，達0.776、0.771和0.672。按照社會保障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中。社會保障水平的空間分布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經濟落后的地區，其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一定低，比如西藏、甘肅等省區（見圖2）。
從社會保障支出來看，2011年，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最高的是經濟不發達的青海，其次是西藏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則是廣東、浙江、江蘇等東部沿海發達省份；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最高的也是青海，其次是遼寧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仍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浙江、江蘇、廣東等。鑒于中西部地區財力較弱，中央對中西部省份社會保障投入力度遠遠大于東部地區。2005年以來，中央財政對全國社會保障的投入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保持在80%左右[22]。從養老金支付水平指標來看，區域之間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2011年，全國人均養老金為18700元，有一半省份的養老金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5個省份中，除由于近年西部大開發帶動的人均養老金水平快速提高的新疆、青海、西藏、內蒙古、陜西五省份和中部省份山西外，其余9個省份都位于東部地區。從省際的比較來看，江西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低，為13831元。西藏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高，達到33106元，是江西的2.4倍。按照人均養老金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1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內。
總體來看，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在全國表現出不平衡性。經濟最為發達的東部地區，社會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養老保險制度已基本成熟。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水平偏低，財政供養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業集中在政府部門，因而，養老保險待遇水平較高。而中部的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成“塌陷”態勢。
（3）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類型劃分。
將社會保障水平指數（SSL）和經濟發展水平指數（GDPP），采用Zscore法標準化處理，生成兩個新變量數據列ZSSL、ZGDPP，ZGDPP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GDPP 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ZSSL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SSL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那么符號正負實際表征的就是兩者偏離程度的協同性。以ZGDPP為X軸，ZSSL為Y軸，繪制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和社會保障水平的象限圖，如圖3所示。
根據象限圖，將全國內地31個省級單元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劃分為4種類型，具體來看：①第Ⅰ象限，即高級協調型，以北京、上海為代表，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水平都比較高。②第Ⅱ象限，即社會保障過度型，包括青海、新疆、西藏等8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較高。③第Ⅲ象限，即低級協調發展類型，包括除山西外的所有中部省份、廣西、貴州、云南等13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保障水平也較低。④第Ⅳ象限，即社會保障滯后型，包括廣東、浙江等5個東部沿海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
從象限圖來看，我國一些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出現了不相匹配的現象，為了能夠對我國各區域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聯系有更深入的了解，進一步選取典型指標進行對比分析。總體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低于經濟落后地區，尤其在社會保障支出比重和財政社保支出比重兩項指標上，以青海和上海為例，2011年青海省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為14.6%，財政社保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為16.9%，分別高于上海市5個百分點和6.2個百分點。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發達省份經濟發展水平高，GDP和財政支出總額大，導致了社會保障支出占比相對偏??；二是由于國家近幾年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提高了經濟落后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當然，經濟落后省份的財政支出中用于
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很大，表明社會保障支出的財政負擔也很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造成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從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看，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大力發展經濟，為社會保障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3.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空間耦合
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社會保障水平也不盡相同，為進一步明晰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的空間分布規律和特點，從機制上揭示社會保障與區域經濟耦合的規律性，本文以中國內地31個省份為研究對象，對2011年的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做了進一步研究。
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出2011年各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并繪制出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分布圖（見 圖4）。由圖4可知，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具體特征如下。
第一，東部地區，除河北、福建、海南輕度失調外，其余各省均實現了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但協調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達到良好協調發展類型；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屬于基本協調發展類型。
第二，東北地區除了遼寧達到基本協調發展外，其余省份輕度失調；中部地區全部處在輕度失調發展階段；西部地區多數省份屬于失調類型。除了內蒙古為基本協調，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類型外，其余均為輕度失調。
第三，從協調等級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其中，良好協調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度失調的只有貴州和云南；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其中，屬于輕度失調的省份個數最多，達到20個，基本協調的個數次之，有6個省份。從地域分布來看，基本協調及以上類型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屬于輕度失調。
總體來看，2011年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不容樂觀：超過2/3的省份處在失調狀態，除了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外，其余都為輕度失調；兩者協調的省份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北京、上海、天津處于良好協調發展，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達到基本協調。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及耦合協調度模型，從時空角度研究了我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狀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在不斷提高，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第二，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從東部向中部、西部逐漸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而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第三，經濟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會保障水平也相對較高，如北京、上海等地區，但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如青海、甘肅、西藏等，盡管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低。第四，從耦合協調度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即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且東部地區協調度明顯優于中部、西部地區。
雖然我國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整體處在協調發展階段，但從區域來看，大部分省份仍然處于輕度失調狀態。長期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兩大系統的失調，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通過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以及兩者的演變關系，本研究為各省份認識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因地制宜地推動社會保障與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本研究對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形成的機理尚未進行分析，還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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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保障；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時空特征
中圖分類號：D6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4）04-009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10
An Analysis on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YANG Liang1，2， DING Jinhong2， GUO Yongchang3
（ 1.Department of Geography，Xingtai University， Xingtai 054001， China； 2.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3.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epartment，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structed coupling index system reflec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study the coordination of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time using method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time perspective show，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tained a positive interaction since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gradually moving from the amelioration phase to coordinated adapt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pace perspective show，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between
them in China present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lays obviously decreasing tendency from the East to the Midwest， while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displays the shape of “U”. Looking from the coordination level， the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nt the shape of “the rugby”， the provinces belonging to the better coordinated and the serious imbalance are few， while most of provinces are intermediate types， such as the mild imbalance and basic coordination. The coordinated degree in Eastern provinces obviously surpassed the Midwestern provinces.
Keywords：social security；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各種社會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關系調整的公平性上[1]。作為社會“穩定器”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調節收入分配和縮小貧困差距中承擔著極其重要的責任，是調節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的基本杠桿[2]。由于社會保障水平過高或過低都會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關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探討，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 他闡述了通過“看不見的手”來推動個體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共同增長[3]；庇古根據邊際效應基數論，提出國民收入總量越大，社會福利越大的基本命題[4]。國內關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晚，但也取得了豐碩成果。穆懷中提出了社會保障水平發展曲線假說，指出社會保障水平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先是上升較快，達到一定高度或超過適度水平上限后開始放慢增長速度，持續一段時間后將會逐漸回落并接近其適度水平[5]；楊翠迎、何文炯提出了社會保障發展系數（CSS），闡述了社會保障水平同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6]；鄭智峰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研究了社會保障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作用，進而闡述了社會保障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7]；譚偉、吳永求認為城市化水平、人均社會保障財政支出額、所有制結構是社會保障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因素[8]。陳壽江、李小建提出上行及下行概念，以縣域尺度研究了中部六省經濟發展水平與福利水平之間的關系[9]。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的自然稟賦、經濟基礎差異造成經濟發展極不均衡，省際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省域層面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到底呈現什么樣的協調關系？是不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高，而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低？為了弄清以上問題，有必要從省域層面開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事實上的參考和依據。
二、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
1.指標體系的構建
社會保障水平是一個質與量相統一的概念，社會保障水平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10]，既不能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否則就發揮不了其應有的作用；也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否則阻礙經濟發展。社會保障體系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就是社會保障的總體水平既充分體現經濟發展成果，又不超越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11]。從投入產出角度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是指相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保障支出的多少，體現了經濟發展（GDP、財政等）對社會保障的投入水平；同時，社會保障的覆蓋水平和待遇水平最為直接地反映出政府及社會在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的進展，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經濟發展對社會保障的產出水平?；诖耍疚膹纳鐣Ｕ习l展水平的三個維度――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覆蓋水平和待遇水平出發，在遵循目的性、科學性、可操作性等原則的基礎上，從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出發，并在借鑒眾多學者研究的基礎上[12～14]，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
本文從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覆蓋水平以及待遇水平3個層面，使用10項指標來反映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其中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保險覆蓋率借鑒了賈智蓮的計算方法[15]。人均GDP是一個包含綜合信息的指標，能表達出多個經濟相關的維度信息，用人均GDP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是較常用的方法[16～18]。通過社會保障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兩大系統，共同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見表1）。
2.綜合水平計算方法
本文研究的時間序列為2003～2011年，由于這一時期是改革后第三次較明顯的經濟波動期，同時又是社會保障改革全面展開的關鍵時期，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本文的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4～2012）、《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2012）和分省市的統計年鑒等。
為消除數據量綱不同造成的影響，需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公式是uij′=uij/Max（ui），其中uij′為標準化值，uij為實際值，Max（ui）代表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區第i指標的最大值。各指標權重賦值采用德爾菲法，通過征詢不同專家的意見，依據各指標代表的含義及重要性、基礎性程度，綜合權衡確定各指標的權重，見表1。根據各指標的權重及標準化的數據，通過逐級加權求和計算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計算公式為：
三、 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空耦合分析
1.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序耦合
從時間序列角度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變化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兩者相互作用的階段特性。如表3所示，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從2003年的0.45穩步上升到2011年的0.71，協調等級從輕度失調逐漸向良好協調演化，表明2003年以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保持良性互動，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
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變化的重要原因是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2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1.5倍。國家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從2002年的2632.22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1109.4億元，年均增長17.3%。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其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社會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從覆蓋面來看，截至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84億人、3.2億人、4.73億人，比2002年分別增長了246.3%、481.8%、403.2%[20]。從待遇水平來看，2005～2012年，國家連續8年上調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2012年全國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養老金達到1721元，是2002年的2.8倍[21]。由協調等級的變化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斷趨向協調適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得益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居民享受社會保障待遇的高低，因此，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保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根本。
2.中國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省際格局
（1）經濟發展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東部、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區域間差距不斷擴大。從圖1可以看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實力明顯高于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出從東部向中西部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2011年全國人均GDP達到35181元。其中，天津、上海、北京3個直轄市位居前三，分別達85213元、82560元、81658元。東部沿海地區顯示出強勁的經濟實力，江蘇、浙江、廣東、遼寧等省份緊隨之后，人均GDP水平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為62290元、59249元、50807元、50760元。山東和福建的人均GDP水平也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省份的人均GDP大多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西部地區占了6席，分別是廣西、、四川、云南、甘肅、貴州；中部地區占了3席，分別是河南、江西、安徽。其中貴州省人均GDP水平最低，僅為16413元，約占天津市的1/5。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呈現出極不均衡的特點，不同省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
（2）社會保障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中國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了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東部、東北和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較高，而中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從社會保障水平指數來看，東部地區平均值為0.547，東北地區為0.572，西部地區為0.505，而中部地區平均值最低，為0.458。其中，上海、北京、青海
社會保障
水平指數列居前三，達0.776、0.771和0.672。按照社會保障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中。社會保障水平的空間分布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經濟落后的地區，其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一定低，比如、甘肅等省區（見圖2）。
從社會保障支出來看，2011年，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最高的是經濟不發達的青海，其次是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則是廣東、浙江、江蘇等東部沿海發達省份；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最高的也是青海，其次是遼寧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仍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浙江、江蘇、廣東等。鑒于中西部地區財力較弱，中央對中西部省份社會保障投入力度遠遠大于東部地區。2005年以來，中央財政對全國社會保障的投入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保持在80%左右[22]。從養老金支付水平指標來看，區域之間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2011年，全國人均養老金為18700元，有一半省份的養老金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5個省份中，除由于近年西部大開發帶動的人均養老金水平快速提高的新疆、青海、、內蒙古、陜西五省份和中部省份山西外，其余9個省份都位于東部地區。從省際的比較來看，江西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低，為13831元。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高，達到33106元，是江西的2.4倍。按照人均養老金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1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內。
總體來看，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在全國表現出不平衡性。經濟最為發達的東部地區，社會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養老保險制度已基本成熟。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水平偏低，財政供養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業集中在政府部門，因而，養老保險待遇水平較高。而中部的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成“塌陷”態勢。
（3）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類型劃分。
將社會保障水平指數（SSL）和經濟發展水平指數（GDPP），采用Zscore法標準化處理，生成兩個新變量數據列ZSSL、ZGDPP，ZGDPP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GDPP 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ZSSL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SSL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那么符號正負實際表征的就是兩者偏離程度的協同性。以ZGDPP為X軸，ZSSL為Y軸，繪制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和社會保障水平的象限圖，如圖3所示。
根據象限圖，將全國內地31個省級單元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劃分為4種類型，具體來看：①第Ⅰ象限，即高級協調型，以北京、上海為代表，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水平都比較高。②第Ⅱ象限，即社會保障過度型，包括青海、新疆、等8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較高。③第Ⅲ象限，即低級協調發展類型，包括除山西外的所有中部省份、廣西、貴州、云南等13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保障水平也較低。④第Ⅳ象限，即社會保障滯后型，包括廣東、浙江等5個東部沿海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
從象限圖來看，我國一些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出現了不相匹配的現象，為了能夠對我國各區域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聯系有更深入的了解，進一步選取典型指標進行對比分析?？傮w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低于經濟落后地區，尤其在社會保障支出比重和財政社保支出比重兩項指標上，以青海和上海為例，2011年青海省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為14.6%，財政社保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為16.9%，分別高于上海市5個百分點和6.2個百分點。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發達省份經濟發展水平高，GDP和財政支出總額大，導致了社會保障支出占比相對偏小；二是由于國家近幾年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提高了經濟落后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當然，經濟落后省份的財政支出中用于
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很大，表明社會保障支出的財政負擔也很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造成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從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看，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大力發展經濟，為社會保障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3.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空間耦合
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社會保障水平也不盡相同，為進一步明晰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的空間分布規律和特點，從機制上揭示社會保障與區域經濟耦合的規律性，本文以中國內地31個省份為研究對象，對2011年的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做了進一步研究。
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出2011年各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并繪制出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分布圖（見圖4）。由圖4可知，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具體特征如下。
第一，東部地區，除河北、福建、海南輕度失調外，其余各省均實現了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但協調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達到良好協調發展類型；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屬于基本協調發展類型。
第二，東北地區除了遼寧達到基本協調發展外，其余省份輕度失調；中部地區全部處在輕度失調發展階段；西部地區多數省份屬于失調類型。除了內蒙古為基本協調，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類型外，其余均為輕度失調。
第三，從協調等級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其中，良好協調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度失調的只有貴州和云南；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其中，屬于輕度失調的省份個數最多，達到20個，基本協調的個數次之，有6個省份。從地域分布來看，基本協調及以上類型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屬于輕度失調。
總體來看，2011年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不容樂觀：超過2/3的省份處在失調狀態，除了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外，其余都為輕度失調；兩者協調的省份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北京、上海、天津處于良好協調發展，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達到基本協調。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及耦合協調度模型，從時空角度研究了我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狀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在不斷提高，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第二，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從東部向中部、西部逐漸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而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第三，經濟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會保障水平也相對較高，如北京、上海等地區，但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如青海、甘肅、等，盡管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低。第四，從耦合協調度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即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且東部地區協調度明顯優于中部、西部地區。
雖然我國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整體處在協調發展階段，但從區域來看，大部分省份仍然處于輕度失調狀態。長期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兩大系統的失調，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通過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以及兩者的演變關系，本研究為各省份認識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因地制宜地推動社會保障與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本研究對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形成的機理尚未進行分析，還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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