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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質的區別,但它畢竟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必然具有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所以市場經濟中影響公平的各種因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同樣會發揮作用。
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機制的運作帶來了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也出現了百姓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造成較為普遍的不公平感。由于傳統體制及信用觀念的慣性作用，不少國有、集體企業仍把從銀行借款及發行債券籌集的資金當做“國家資金”使用，政府部門仍然熱衷于干預金融機構的資金運用，而且都不愿或不必對借貸資金的償還承擔嚴肅的責任。這時市場的發展對平等提出了愈來愈高的要求?？倳浽谥醒朦h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作重要講話時，把平等提得很高，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強調公平的位置。他說：“要在繼續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在市場經濟如果談不到平等經濟活動就無法健康發展。
二、制約市場經濟平等發展的原因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同樣存在,并會導致分配上的差距。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同樣是無情的。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生產者,由于資金、技術、質量、服務等方面的差距,其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的狀況必然是不同的,因而所得利潤、可供分配的個人消費品都不可能相同,有時差距還十分巨大。
2．當前我國還沒有建立一個競爭機會平等的機制,真正做到競爭活動的參與、競爭規則的公正、競爭過程的透明、競爭結果的有效。作為市場主體的不同企業在市場中法律地位不平等,權利義務不一樣。我國目前的企業立法首先有涉外、國內之分,其次有不同所有制之別。與此相配合,則是在人、財、物生產要素的配置上和產、供、銷安排的待遇上的區別對待。從而造就不同等級企業在競爭起點,待遇和機會上的不平等。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建立平等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比西方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艱巨。
3．政府部門過多強調行政管理,滋生了行政權力的膨脹和濫用。行政權力的隨意干涉,造成了部門、行業分割和地區封鎖。各部門、各行業唯我獨尊,利用權力資源對市場實行封鎖和壟斷,剝奪了非本部門、本行業的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機會,制造了本部門、本行業經營者與非本部門、本行業經營者經濟條件的不相同,嚴重損害了公平競爭。[1]
三、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公平競爭的對策研究
市場經濟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是承認市場主體作為商品生產者和交換者獨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場經濟發育的基礎,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它必然要求市場競爭的前提、過程和結果都必須遵循一定的公平原則,以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有的平等性。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大變革時代,應當摒棄傳統的狹隘平等觀念,樹立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平等觀點,即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如果要正常運行,就必須保證交換者的平等地位,交換行為的意志自由,以及交換的等價性[2],使全社會造成一種普遍的機會平等的氣氛。具體說來,理解下面幾點是特別重要的1．從市場經濟的前提來看,當資源參與市場的分配,那么誰占有的資源越多,所獲分配也必然越多,從而與他人形成一定的差距。如不同地區擁有的不同自然資源、政策資源,不同分工形成的不同的智力資源、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的不同的機會資源、企業主與雇工擁有的不同的資本資源等等,參與分配時得都會形成較大的差距。所以首先要解決不同市場主體所占有資源的不同會導致分配結果的差距問題。
2．市場經濟條件下，平等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礎上的，需要法律和制度作保障。恩格斯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最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后來變成了法律?！盵3]環境公平是市場機制順利運行的條件，是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保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新所說：沒有合適的法律和制度，市場就不會產生任何體現價值最大化意義上的效率。[4]
3．我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進行的。這就是說,它不是在政權發生更迭的條件下急速地進行,而是在原有的執政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逐步實現。政府通過制定法令、制度、標準等形式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確保市場交易的效率與公正性。但轉型時期的政府既必須保持相當大的權力,又必須高度重視來自政府內部的反對改革或假借改革之名謀取私利的行為。[5]避免指政府部門始終以“超人”自居。強調機構改革的重要性和要求政府職能轉換,政府部門是為企業和全體公民服務的“仆人”并非無它經濟就無法運轉。打擊在“放開搞活”幌子下行政權力進入市場、權錢交易、大肆“尋租”等問題。使不同所有制經濟，不同行業和產業部門、不同經濟區域之間規則統一、待遇相同、機會均等，使經濟運行規則和政府的管理行為真正規范化。
和諧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它是由物質方面向精神文化乃至倫理道德層面擴展的社會狀態。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要求經濟發展和社會平等必須相互適應，兩者的關系猶如自行車中的兩個輪子，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論文關鍵詞]市場經濟平等政府法律
[論文摘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道德，法律和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系方式。市場經濟得以形成和發展前提是市場主體的平等。平等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
參考文獻
[1]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律主體的重新架構[J]，劉繼峰，當代法學，1997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3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539頁
縱觀歷史，我們容易看出，資產評估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經濟越發展，評估越重要；資產評估行業越發展，經濟活動就越加規范有序和充滿活力。資產評估與市場經濟有因有果，相互促進。當前，經濟全球化趨勢發展迅速，各國經濟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流動頻繁。在這種背景下，資產評估行業既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也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
1.1服務經濟發展，擴大國際交流，全面開創資產評估行業發展新局面①資產評估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國的資產評估行業在改革中產生，在改革中發展。隨著市場發育的成熟和市場體制的完善，資產評估行業發生著顯著的變化：評估范圍繼續拓展，從對原來的生產經營性企業的資產評估，擴展到資源型資產、金融資產、公共資產等領域的評估；評估方法不斷改革和創新，從單一的成本法發展到以市場法、收益法、成本法和價值類型相匹配的多種評估方法。②中國政府積極培育并推動資產評估行業的發展世界的繁榮離不開中國，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只有勇于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中國和世界資產評估行業的發展道路才會更加寬廣。需要我們攜起手來，為了開創與中國評估界和諧發展、互利共贏和諧的新局面而共同努力。
1.2適應形勢服務市場做規范職業的典范大中型資產評估機構決定著中國資產評估市場的質量，也決定著或者影響著中國上市公司和一些大中型企業在市場中的表現。大中型資產評估機構應該成為模范遵守國家法律，應該成為深受社會尊重、享有誠信聲譽的機構。需要在評估質量上下功夫；要加強機構內部管理，要樹立品牌意識；要加大培養人才。我國應與國外的評估專家及名牌機構交流，建立一種廣泛的聯系，能夠經常溝通，使我們的評估理念、方法、意識，使我們整個的人才素質能夠和國際融為一體，這樣才有可能使資產評估行業，做到無愧于市場經濟。
1.3打造無愧于市場經濟的資產評估行業通過努力，大大加快了評估立法的進程。作為一個行業，最基本的依據就是這個行業的法律。需盡快制定一部屬于本行業的法律。評估準則建設，不斷拓展資產業務領域以及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都將是我們打造資產評估行業所需要努力的方向。在從事資產評估、財務工作和會計工作時，應該認真地去研究那種不完全成本下的狀況，將來要在這個領域里使企業的成本內部化。只有這樣，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才能改變。應該認真研究中國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時資產評估的地位和作用。
2資產評估在市場經濟下的作用和地位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要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由單一公有制經濟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因此，就要加快本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要對國有企業進行深化改革；要堅定對外開放，建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型經濟。所有這些，都離不開資產評估的發展。因此，在改革開放中，資產評估是必不可少的。
2.1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中，資產評估在以下幾點中體現其作用①有力地引導了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在經濟轉型中，中國資產評估行業為國有企業的改制、兼并、拍賣、重組、破產、擔保等涉及產權變動的經濟活動提供了相關的價值鑒證服務，有利于國有企業改革順利進行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②堅定了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發展資本市場是中國政府推進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措施。按照中國政府的相關規定，企業在改制上市前，需要對其全部資產進行評估，以評估后的凈資產額作為老股東的投股依據。③有利于多種經濟成分的和諧發展。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的資產評估行業踴躍的為各種經濟成份提供評估和其他咨詢服務的平臺，有效地保障了各類企業的合法權利。④保障了市場經濟秩序。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規定商品的交易特別是資產的交易一定要公平，公正，交易價格基本符合它的內在價值。資產評估正是以中介的身份為交易的雙方提出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咨詢意見，降低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因此，維護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⑤加快了高新科技成果的轉化。通過對專利、專有技術、商標、計算機軟件等相關無形資產的評估，保護了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加快了高新技術成果的轉化。⑥有助于支持中國的對外開放。通過對中外合資，合作企業的建立、境外投資及其各種設備的進出口業務中相關資產的評估，維護了各類資產產權主體的合法權益，加快了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進程，促進了經濟合作。中國經濟先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快速轉變，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因此中國資產評估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帶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的痕跡。二是資產評估的方法和準則體系正在完善中。
2.2資產評估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一步一步的建立，在經濟、金融、財政、外貿等領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使投資建設的政策、環境條件等方面發生了顯著變化。①資產評估是建立市場體系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市場經濟下企業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通過市場，在市場競爭中利用價值規律經營，出現了適者生存的局面。②資產評估是資產保值價值、鞏固經濟基礎的必要條件。一按大幅度低于現值的賬面原值提取折舊。二由于折舊額高于實際提取的折舊額，反映到產品成本的物化勞動費就失實嚴重，造成企業利潤虛增。三由于通貨膨脹的影響，流動資產的價格飛速上漲，如果仍按原始成本計算，造成利潤不實。③資產評估是理順產權關系，完善國有資產管理的基礎。保障國有資產完整不使其流失，確定產權關系。因為歷史和認識的因素，我國產權關系比較迷糊，這非常不利于資產優化配置。④加強國有資產評估是保護所有者、經營者和交易雙方的合法權益。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發展，出現聯合經營、承包經營、企業兼并及股份經營等形式，完善和深化企業改革，需要明白企業資產的準確數量和現實價值。所以，必須進行資產評估。
3結論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傮w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關鍵詞:典型市轄區;經濟綜合競爭力;因子分析法;廣西
市轄區是縣級行政單位,是城市化進程中已形成一定規模的地級市區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市轄區經濟在廣西經濟體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對廣西縣域經濟發展起帶頭示范作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廣西市轄區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但總體競爭能力不強本文選取廣西13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的典型市轄區(包括防城港市防城區,欽州市欽南區欽北區,貴港市港北區港南區覃塘區,玉林市玉州區福綿區,百色市右江區,河池市金城江區,賀州市八步區,來賓市興賓區,崇左市江州區)作為研究對象,通過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運用因子分析法,對各市轄區的經濟競爭力水平進行比較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廣西市轄區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對策和思路
1廣西市轄區經濟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1構建的基本原則
(1)實事求是的原則市轄區是廣西重要的縣域經濟發展區域,其經濟的發展具有本身的獨特性,因此,設計時要因地制宜,要考慮區域自然區位條件及其發展的實際情況
(2)系統全面的原則全面和客觀地反映市轄區的綜合競爭力,指標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企業狀況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選取,概括和衡量市轄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3)適用統一的原則即從現行統計報表制度出發,選擇能采集可比較的評價指標,要求口徑統一,方便對比[1]
1.2指標體系的設計
經濟競爭力指標體系包括3個層次第一層次為目標層,包含1個指標即綜合競爭力總得分第二層次為要素層,包含4個指標,每個要素指標又包含多個基礎指標,構成基本指標層具體4個要素層及基本指標層構成情況如下:
(1)經濟發展力:包含地區生產總值(X1)人均地方財政收入(X2)人GDP(X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農民人均純收入(X5)城市化水平(X6)非國有經濟比重(X7)GDP增長率(X8)人均儲蓄存款(X9)共9項指標
(2)政府能動力:包含財政收入/GDP(X10)1項指標
(3)產業結構力:非農產業比重(X11)工業總產值(X12)共2項指標
(4)企業競爭力: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X13)規模工業企業結構(X14)外商投資比重(X15)共5項指標
2廣西市轄區經濟綜合競爭力評價方法分析
2.1因子分析方法
因子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過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內部結構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變量的少數幾個隨機變量去描述多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這少數幾個隨機變量是不可觀測的,稱為因子然后根據相關性的大小把變量分組,使得同組內的變量之間相關性較高,不同組的變量相關性較低[2]
本文選用15個評價指標,根據《廣西統計年鑒2006》,利用SPSS11.0統計軟件對廣西13個典型市轄區經濟競爭力評價的因子分析,步驟如下:
第一步,對原始數據矩陣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消除量綱的影響
第二步,建立指標間的相關系數陣R,求R的特征值和累計貢獻率
第三步,建立因子載荷陣由于一般初始因子載荷矩陣并不滿足“簡單結構原則”,各因子的典型代表變量并不突出,意義也不明確,所以要使因子更易于解釋,就要將因子載荷陣實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可得正交因子表[3]
第四步,提取兩個主成分,變量比重分別為48.316%和35.537%,其累計貢獻率達83.943%,說明2個因子能概括絕大部分信息由正交因子表,可以看出第一因子對X2X3X5X6X9X11X13X14有絕對值較大的負荷系數,并將它定義為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因子;第二個因子對X1X4X7X8X10X12X15有絕對值較大的負荷系數,并定義為縣域經濟發展活力因子
第五步,計算因子得分因子變量確定以后,對每一樣本數據,它們在不同因子上的具體數據值,就是因子得分根據回歸算法計算出來的因子得分函數的系數,即因子得分矩陣根據這個矩陣可以得到下面的F1和F2因子得分函數:
F1=0.051X1+0.138X2+0.085X3-0.076X4+0.127X5+0.139X6+0.022X7-0.016X8+0.144X9+0.101X10+0.116X11+0.069X12+0.124X13+0.092X14-0.027X15
F2=0.141X1-0.036X2+0.096X3+0.174X4-0.023X5+0.083X6-0.121X7+0.178X8-0.068X9-0.143X10+0.042X11+0.121X12-0.019X13+0.075X14+0.184X15
第六步,綜合判斷為了對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類和綜合評價,需要對各市轄區在2個因子上的得分以及因子的貢獻率加權求和得到綜合得分值Y,即:
Y=(48.316F1+35.537F2)/83.943
最后,按照級差標準化模型,將綜合得分Y轉化為標準分F:
經計算并按標準分F排序,可得廣西13個典型市轄區的經濟綜合競爭力排名(見表1):
2.2聚類分析
聚類分析方法的思想是在不知研究的一批樣本應該分為幾類的情況下,依據各樣本自身的特點,通過定量測算各樣本之間的相似程度和親疏關系,將性質比較相似綜合差異比較小的樣本分別聚合成類,而將性質相似性比較小綜合差異比較大的樣本區分為不同的類,從而將整個研究對象分成若干類[4]本文選用歐氏距離來度量類與類之間的相似程度,以標準分作為依據進行聚類分析,把廣西13個典型市轄區的經濟競爭力分為3類,并結合實際情況選取各類型6個經濟指標的平均水平進行比較分析(見表1表2):
第一類:得分在0.7-1.0之間,包括玉州區右江區和金城江區,這3個區的經濟實力和產業競爭力較強,基礎設施與招商引資的環境較好,人力資源豐富,二三產業比較發達,經濟發展活力較大,但農民收入水平偏低,城鄉差距過大
第二類:得分在0.3-0.5之間,包括欽南區江州區八步區興賓區港北區,這5個區經濟發展基礎較好,但經濟綜合競爭能力一般
第三類:得分在0.3以下,包括防城區欽北區福綿區覃塘區港南區,這5個區的二三產業發展不足,城鄉結構與產業構成不合理,開發程度偏低,人力資源條件和基礎設施有待改善,綜合競爭力較弱
總的說來,廣西13個典型市轄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綜合競爭力差異不是特別懸殊,但相對于我國東部經濟發達縣市來說,總體競爭能力不強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戰略與政策時充分考慮各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具體質量,根據其具體的地理位置,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進行廣泛的區域合作,增強市轄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其對整個廣西縣域經濟發展起帶頭示范及拉動作用
3提高廣西市轄區經濟競爭力的對策與建議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這對壯大縣域經濟,提升縣域經濟綜合實力是一次新的重大機遇市轄區作為各個地級市的經濟中心,必須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快發展,率先發展,為實現廣西縣域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作出貢獻
3.1著力解決“三農”問題,全面繁榮農村經濟
3.1.1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從根本上實現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新跨越,把農業產業與市場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走農業產業化即集約經營專業經營規模經營加工增值之路,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
3.1.2創新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在穩定的基礎上,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按照因地制宜和“自愿有償合法有序”的基本原則,逐步推廣土地集中連片市場流轉制度,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
3.1.3創新農業產業化組織形式要以龍頭企業為依托,以經濟利益為紐帶,形成集產銷貿工農為一體的鏈式產業群體;培育農產品市場,特別是專業批發市場,帶動區域專業化生產和產銷一體化經營;從利用當地資源發展特色產業和產品入手,多種經營起步,形成區域性主導產業和拳頭產品[5]
3.2加快城鎮化建設,增強城鎮的經濟輻射功能
3.2.1積極探索城鎮化發展的模式通過發揮城鎮對郊區的輻射帶動作用,把城鎮中的第二三產業向郊區轉移;通過改善原有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立和培育市場,壯大其經濟實力,吸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居住;通過利用區位和資源優勢,開發港口資源旅游區經濟開發區等,興辦工商業項目,形成新的高起點的現代城鎮,帶動區域經濟發展
3.2.2創新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機制運用市場機制,積極探索多元化的投資體制,逐步建立國家集體企業個人或獨資合資合作等多層次多形式的投融資體制,注意發揮民間投資的作用,參與城鎮化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和經營,走出一條在政府指導下主要依靠社會資金建設城鎮的路子
3.2.3大力發展城鎮經濟政府要綜合運用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和扶持更多的企業到城鎮安家落戶;要搞好鄉鎮企業的二次創業,引導鄉鎮企業推進結構調整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要依據當地優勢和特色,發展集貿市場和專業商品批發市場;要充分利用風景名勝及人文景觀,發展觀光旅游業,為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3.3堅持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改革導向,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3.3.1轉變政府職能,服務民營經濟按照“三個有利于”標準,轉變觀念,銳意改革,服務優質,支持各類人才進入民營經濟,鼓勵民營經濟向外向型科技型集團化發展,實現軟環境硬環境同步改善,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優良的發展環境,使之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吸納社會就業的主要渠道,繁榮市場的主體成分,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3.3.2努力打造民營龍頭企業要依托經濟開發區工業園區的基礎設施優勢資本融合優勢和政策優勢,吸引民資依靠民力,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發展和引進一大批市場潛力大核心競爭力強經濟效益好的重點民營企業,從多方面給予扶持,培育龍頭企業,充分發揮龍頭企業的產業關聯活躍市場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6]
3.4以提升經濟核心競爭力為中心,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3.4.1以特色資源支撐工業化新型工業化必須同區域特色資源開發相結合,發展特色產業,通過深加工引導種植業特色化市場化,建立“一區一色一鄉一業一村一品”的特色經濟體系;將鄉鎮工業同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緊密結合起來,加大鄉鎮工業投入,培育規模經濟,壯大新型工業化的區域基礎
3.4.2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信息技術提升傳統產業,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總量增長壯大區域經濟總量,按照區域特色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方向和本質要求,全面推進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4.3以招商引資促進工業化積極招商引資,內引外聯,以此彌補區域資源技術資金的不足,為新型工業化發展開創空間;通過擴大開放,把當地土地勞動力資源電價及旅游配套加工等優勢轉化為招商引資城市建設承接產業轉移和發展地方經濟的優勢,有效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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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人才、組織流程、客戶關系、學習成長等無形資產作為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核心資源已被企業提升到戰略的高度。我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引進平衡記分卡，至今已經歷了十幾年的發展，效果如何，筆者進行了認真分析。
關鍵詞：平衡記分卡企業績效管理實感應用
1992年，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卡普蘭(RobertS•Kaplan)教授和波士頓資訊公司的咨詢顧問諾頓(DavidP•Norton)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文章《平衡記分卡――驅動績效的評價指標體系》，提出了一種“兼顧長短期目標、財務和非財務指標、滯后和先行指標以及外部和內部績效”的新型績效衡量方法，這就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管理思想之一——平衡記分卡(簡稱BSC)。如今，在經歷了十余年的競爭環境和管理實踐的巨大變革之后，BSC仍然保持著創新的活力，并在更為廣泛的領域內得到了應用。截止2007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有70%以上的使用了平衡記分卡，并取得了成功。其中著名的例子有美孚石油，可口可樂公司。我國企業也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開始嘗試實踐平衡記分卡。
一、平衡記分卡產生的原因及背景
卡普蘭和波士頓指出“傳統的財務業績考核方法在工業時代備受歡迎，但是今天有些落后了。”純粹由財務指標構成的傳統的績效評價體系在工業經濟時代曾經對企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那個時代，企業在經營上的成功主要依賴于規模效應所帶來的利潤；實物資產在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它引導其他類型資產的配置，資本回報率等綜合性財務衡量指標，既能引導公司內部資源的合理配置，又能監督各經營部門使用資金和實物資產，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所以，在當時財務指標體系能夠較綜合、全面、系統地反映企業的經營業績和市場競爭狀況，符合經營者決策和管理的要求。
20世紀80年代以后，人類社會逐步邁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知識經濟的時代。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企業內部經營條件和外部經營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企業所面對的是一個新的充滿變化的操作環境：同類產品商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經濟貿易的全球化、客戶需求的多樣化、產業鏈上下游的新型關系都需要企業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實物資產對于公司的相對重要性已經遠遠降低，它們僅僅是公司經營的必要條件，諸如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等無形資產已成為企業創新的源泉，在企業的生產經營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成為公司成功的充分條件。而此時，傳統的財務衡量方法無法評價企業的無形資產。企業需要一種新的評價模式去評價其擁有的無形資產，平衡記分卡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
二、平衡記分卡的原理及結構
平衡記分卡最初是以一種績效評價工具出現的，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它在管理和實施戰略方面有著巨大的潛力。在知識經濟時代，無形資產作為企業創新與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無疑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沖鋒陷陣的關鍵資源。因此，如何開發和利用企業的無形資產已經成為企業重要的戰略議題。而平衡記分卡在開發企業無形資產方面有其特有的優勢。
平衡記分卡的基本原理是：根據組織戰略從財務(Financial)、客戶(Customer)、內部流程(Internalprocess)、學習與成長(Learing&growth)四個維度定義企業組織的績效目標；每個維度又包括戰略目標、績效指標、測量指標以及實現目標所需的行動方案。平衡記分卡保留了傳統上衡量過去績效的財務指標，同時兼顧了促成財務目標的績效因素的衡量；在支持企業追求業績之余，也監督企業的行為、兼顧了學習與成長，并且通過一連串的由組織戰略驅動的互為因果關系的關鍵績效指標(簡稱KPI)，把產出和績效驅動因素聯系起來，把復雜、籠統的戰略轉化為可操作的關鍵流程。它的四個方面的評價維度使一系列的平衡得以建立，這就是財務與非財務衡量方法之間的平衡；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之間的平衡；外部與內部的平衡；結果和過程的平衡；管理業績和經營業績的平衡，硬的客觀目標和軟的主觀目標的平衡等多個方面。
平衡記分卡的創始人在1996年發表了一本名為《平衡記分卡：一種革命性的評估和管理系統》(TheBalancedScorecard：TranslatingStrategyIntoAction)的書，書中強調平衡記分卡是一個管理系統。傳統的業績評價指標財務指標作為這個管理系統中的結果性指標(即滯后性指標)，是由客戶、內部流程、學習成長這三個方面的過程性指標(又稱驅動性指標)推動達成的。任何經濟時代，企業追求資產回報最大化的本質沒有改變，財務目標作為企業的最終目標的地位就不會改變。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單純的關注財務指標已經不再適合企業的發展與創新，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勝就必須制定適合企業特點的長遠戰略，但是，不是所有的長期戰略都能很快產生短期的財務盈利的，而是通過各方面的過程性指標在因果關系的驅動下完成的。因此，在強調財務性指標的同時，我們必須同樣關注非財務性指標的平衡發展，從而形成一種多維的戰略管理系統。下面我們就從平衡記分卡的四個方面維度之間的關系來分析其組成結構。
財務維度：其目標是解決“股東如何看待我們?”這一類問題。讓企業管理者明確他們的努力是否對企業的經濟收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因此財務方面是其他三個方面的出發點和歸宿。對于不同的企業，財務考核指標因其所處企業生命周期、市場環境的不同而不同。
客戶維度：其目標是解決“顧客如何看待我們?”"這一類問題。通過顧客的眼睛來看一個企業的經營活動，從時間(交貨周期)、質量、服務和成本幾個方面關注市場份額以及顧客的需求和滿意程度。客戶方面體現了企業對外界變化的反映。
內部流程維度：其目標是解決“我們擅長什么?”這一類問題，報告企業內部效率，關注能提升企業經營水平的關鍵流程，特別是對顧客滿意度有重要影響的企業過程。內部過程是企業改善其經營業績的重點。
學習和成長維度：其目標是解決“我們是在進步嗎?”這一類問題，將注意力引向企業未來成功的基礎，涉及人員、信息系統和市場創新等問題。它是平衡記分卡其他三個方面宏大目標的基礎，是驅使其獲得卓越成果的動力。
三、平衡記分卡在我國企業實踐中的問題
以戰略為邏輯起點和核心的平衡記分卡有利于實施企業的發展戰略，并幫助企業明確戰略方向、監督和管理戰略實施，最終實現戰略目標。我國企業很早就在嘗試著實踐平衡記分卡，其中有許多成功的案例，如中外運—敦豪公司和萬科房地產公司。但是，也有相當多的企業實施平衡記分卡的效果不顯著，甚至失敗了。研究發現其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對平衡記分卡價值的認識不足
在很多企業里平衡記分卡僅僅被當作是一種績效考核的工具，或者是績效管理的工具，而不是一種戰略管理的工具。所以，制定實施平衡記分卡大多是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而不是公司的最高層。平衡記分卡的指標是一系列內部邏輯相關的評價公司各個方面績效的指標，它的邏輯起點是公司戰略。因為公司戰略是最高層制定的，只有公司的高層才能調動各方面的資源和下達指令。所以，如果讓人力資源部門去制定和執行平衡記分卡，由于人力資源部門對企業的戰略的理解較公司高層要大打折扣，同時也難以正確的選擇評價指標，所以，由人力資源部門實施平衡記分卡，其結果可能偏離企業的戰略目標，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2.企業的遠景、目標和戰略不清晰
許多企業缺乏符合組織發展的戰略，戰略目標不清晰，或者戰略目標的指定缺乏依據，脫離企業實際。當企業沒有戰略目標或者戰略目標不清晰時，就沒有辦法根據戰略目標來進行指標分解，此時應用平衡記分卡，無異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脫離企業實際，經驗式的戰略本來就是不能實現的，圍繞這樣的戰略應用平衡記分卡，效果可想而知。
3.非財務性指標難以量化
卡普蘭和諾頓在他們的文章中指出“Ifyoucan’tmeasureit，youcan’tmanageit.”(若您無法衡量企業經營績效，您便無法有效管理企業)在企業管理中，沒有計量就沒有真正的管理。因為只有通過計量才能有效實施控制并克服業績評價的主觀隨意性，使其在客觀公正的狀態下進行。在平衡記分卡中，客戶、經營過程、學習和成長方面的指標大多為非財務的指標，指標計量屬性的選擇、計量標準的確定大多依據統計的方法，信息收集處理的成本較高，此外有些主觀性較強的指標如員工受激勵程度、客戶滿意程度等一般不容易量化。
4.企業的組織架構、業務流程不支持平衡記分卡的應用
在使用平衡記分卡的一些組織中，其組織架構存在問題。如權責不清，溝通不暢，定位不準，甚至部門之間職責重疊或出現“真空”地帶。在權責不清，定位不準的情況下，要想為一個部門設定指標并去評價這些指標的實現情況，顯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另外，還有的企業業務流程存在問題，比如流程管理部門具備的功能不完全，管理脫節等。前面已經提到，平衡記分卡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不同維度之間的因果關系，強調前后指標的邏輯連貫性。流程不連貫，無疑會加大平衡記分卡的實施難度。
5.企業內部對平衡記分卡的宣傳、溝通和培訓不夠
很多企業之所以不能使較好的使用平衡記分卡，是因為對平衡記分卡的認識不充分。平衡記分卡是實施戰略的工具，需要全體員工的參與，并需要各個部門之間的密切配合。只有通過對包括高層管理者、中層管理者以及普通員工在內的所有人員進行有效的宣傳、溝通和培訓才能讓他們充分了解和正確認識平衡記分卡的重要性。由于平衡記分卡是站在戰略的高度執行業績的評價，因此不同組織層次和部門也不能單純的只從自己的角度理解平衡記分卡，這樣容易造成理解片面、觀點狹義，甚至在執行時產生糾紛。
平衡記分卡的應用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和研究的過程，不同的企業面臨不同的競爭環境，需要不同的戰略，進而設定不同的目標。每個企業在運用平衡記分卡時要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建立指標體系。正如卡普蘭和諾頓所言，“平衡記分卡不是一塊適用于所有企業或整個行業的模板。不同的市場地位、產品戰略和競爭環境，要求有不同的平衡記分卡。各單位應當設計出各有特點的平衡記分卡，以便使之與自己的使命、戰略、技術和文化相符?！蔽覀円谔剿髌胶庥浄挚ǖ倪^程中不斷地完善和改進它，才能使它更好地為中國企業的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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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偤蜕蕪?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傮w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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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質的區別,但它畢竟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必然具有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所以市場經濟中影響公平的各種因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同樣會發揮作用。
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機制的運作帶來了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也出現了百姓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造成較為普遍的不公平感。由于傳統體制及信用觀念的慣性作用，不少國有、集體企業仍把從銀行借款及發行債券籌集的資金當做“國家資金”使用，政府部門仍然熱衷于干預金融機構的資金運用，而且都不愿或不必對借貸資金的償還承擔嚴肅的責任。這時市場的發展對平等提出了愈來愈高的要求。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作重要講話時，把平等提得很高，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強調公平的位置。他說：“要在繼續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痹谑袌鼋洕绻劜坏狡降冉洕顒泳蜔o法健康發展。
二、制約市場經濟平等發展的原因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同樣存在,并會導致分配上的差距。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同樣是無情的。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生產者,由于資金、技術、質量、服務等方面的差距,其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的狀況必然是不同的,因而所得利潤、可供分配的個人消費品都不可能相同,有時差距還十分巨大。
2．當前我國還沒有建立一個競爭機會平等的機制,真正做到競爭活動的參與、競爭規則的公正、競爭過程的透明、競爭結果的有效。作為市場主體的不同企業在市場中法律地位不平等,權利義務不一樣。我國目前的企業立法首先有涉外、國內之分,其次有不同所有制之別。與此相配合,則是在人、財、物生產要素的配置上和產、供、銷安排的待遇上的區別對待。從而造就不同等級企業在競爭起點,待遇和機會上的不平等。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建立平等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比西方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艱巨。
3．政府部門過多強調行政管理,滋生了行政權力的膨脹和濫用。行政權力的隨意干涉,造成了部門、行業分割和地區封鎖。各部門、各行業唯我獨尊,利用權力資源對市場實行封鎖和壟斷,剝奪了非本部門、本行業的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機會,制造了本部門、本行業經營者與非本部門、本行業經營者經濟條件的不相同,嚴重損害了公平競爭。[1]
三、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公平競爭的對策研究
市場經濟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是承認市場主體作為商品生產者和交換者獨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場經濟發育的基礎,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它必然要求市場競爭的前提、過程和結果都必須遵循一定的公平原則,以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有的平等性。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大變革時代,應當摒棄傳統的狹隘平等觀念,樹立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平等觀點,即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如果要正常運行,就必須保證交換者的平等地位,交換行為的意志自由,以及交換的等價性[2],使全社會造成一種普遍的機會平等的氣氛。具體說來,理解下面幾點是特別重要的
1．從市場經濟的前提來看,當資源參與市場的分配,那么誰占有的資源越多,所獲分配也必然越多,從而與他人形成一定的差距。如不同地區擁有的不同自然資源、政策資源,不同分工形成的不同的智力資源、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的不同的機會資源、企業主與雇工擁有的不同的資本資源等等,參與分配時得都會形成較大的差距。所以首先要解決不同市場主體所占有資源的不同會導致分配結果的差距問題。
2．市場經濟條件下，平等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礎上的，需要法律和制度作保障。恩格斯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最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后來變成了法律?！盵3]環境公平是市場機制順利運行的條件，是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保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新所說：沒有合適的法律和制度，市場就不會產生任何體現價值最大化意義上的效率。[4]
3．我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進行的。這就是說,它不是在政權發生更迭的條件下急速地進行,而是在原有的執政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逐步實現。政府通過制定法令、制度、標準等形式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確保市場交易的效率與公正性。但轉型時期的政府既必須保持相當大的權力,又必須高度重視來自政府內部的反對改革或假借改革之名謀取私利的行為。[5]避免指政府部門始終以“超人”自居。強調機構改革的重要性和要求政府職能轉換,政府部門是為企業和全體公民服務的“仆人”并非無它經濟就無法運轉。打擊在“放開搞活”幌子下行政權力進入市場、權錢交易、大肆“尋租”等問題。使不同所有制經濟，不同行業和產業部門、不同經濟區域之間規則統一、待遇相同、機會均等，使經濟運行規則和政府的管理行為真正規范化。
和諧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它是由物質方面向精神文化乃至倫理道德層面擴展的社會狀態。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要求經濟發展和社會平等必須相互適應，兩者的關系猶如自行車中的兩個輪子，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參考文獻
[1]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律主體的重新架構[J]，劉繼峰，當代法學，1997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3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539頁
[4]布坎南，《自由、市場和國家》，第79頁
[5]吳敬璉，《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河北學刊2004年7月第24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