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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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知識
同了解任何一個理論體系一樣，首先必須明確構成外匯市場微觀結構理論體系的一些最基本知識點。
（一）微觀方法的兩個特征
1．指令流在微觀理論中，指令流發揮著核心作用，是微觀研究方法的特征之一。
（1）必須明白指令流和交易量不是一回事?！爸噶盍鳌笨梢钥醋魑覀兯煜さ摹皟粜枨蟆备拍畹淖凅w，它測度買方與賣方定單的凈值。它是凈需求的變形，但并不等同于凈需求，因為在均衡條件下，指令流不一定會等于零。
（2）與從觀測值得到預期值的方法不同，指令流是用真實貨幣表示人們的心理意愿。一種典型的指令流分析列示如下：
圖1指令流下的心理預期圖
由于指令流包含那些知悉消息的人士的交易情況，通過指令流分析，交易商可以獲知這些信息，從而給出價格。從這個意義上講，指令流更像一種信息傳遞機制。
2．價差價差是微觀方法的又一個特征。它的受重視來自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研究層次上，價差數據是各種資料數據中的核心內容。其次，市場參與者對交易成本極為關注，這種關注自然反映到價差上。最后，價差對微觀理論脫離完全從貿易機制抽象而來的合理預期理論具有重要的作用。
“指令流”和“價差”類似于宏觀領域的“數量”和“價格”概念，但它們反映的意義具有本質的不同。
（二）三個微觀切入點
有關微觀結構研究的前提假設、研究方法與傳統的宏觀方法有很大的不同，這一特點在外匯領域特別明顯。
在前提假設方面，傳統模型僅僅將外匯看成是宏觀經濟中的一種相對價格，而微觀結構論者則認為公眾信息與匯率有關，外匯市場的主體是存在差異的。也就是說，微觀理論認為所采用的交易機制是十分重要的。在研究方法方面，與傳統方法不同，微觀結構的研究往往著眼分析外匯市場中各個決策主體的行為及其互相影響，而傳統的方法則是先以一系列宏觀經濟關系作為研究的開始，諸如貨幣需求、購買力平價等，然后再用這些關系去分析匯率問題。
一言以蔽之，微觀結構分析關注外匯交易機制的細節，而宏觀經濟方法則一般認為這些細節不重要而忽略它們。
微觀方法不同于宏觀方法，主要體現在它們研究問題不同的切入點上。微觀方法否定了宏觀方法的三個假設，并以此為切入點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
1．假設一：信息具有不對稱性。宏觀方法假定公眾均可獲得同等的信息，而微觀方法則認為并不是每個公眾都能獲得可靠的信息。換言之，微觀方法認為信息是不對稱的，存在著私人信息。
在市場微觀結構理論中最強調的基本概念莫過于私有信息，它被認為是價格形成的關鍵所在。因為私有信息具有以下兩個鮮明的特征：
（1）它不能被所有的人共享；
（2）它比公開信息能更好地預測未來價格的走勢。
私有信息的渠道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關于最終收益的私有信息；另一類是關于價格的私有信息。而且，私有信息影響價格的渠道也不是單一的。不同渠道對價格影響的動態效應（時間上、空間上、程度上）一直是微觀結構理論家和實務者最關心的問題。
微觀理論認為外匯市場的價格波動很有可能是私有信息作用的結果。根據私有信息形成的原因不同，它對價格影響的持續時間也就明顯不同，因此價格的波動程度和頻率也就不同。究竟是哪一種原因造成價格波動，這是一個難度較大的實證分析課題，也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2．假設二：市場參與者顯示出異質性。宏觀理論認為，市場參與者以相同方式影響價格，而微觀理論則認為，市場參與者影響價格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即微觀方法認為市場參與者存在異質性問題。市場微觀結構理論是把這個問題放在了市場交易機制的環境中來探討，而私有信息的作用使得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又進了一步。
對異質性問題的研究，主要是通過三個方面來分析它對價格的影響：
（1）市場參與者的交易動機所造成的影響。即認為投機交易者和保值交易者的目標函數是不一樣的，即使不存在私有信息，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也不會像合理預期模型所闡述的那樣單純。
（2）市場交易者的分析方法所起的作用。即認為市場參與者對信息的處理方法顯示出多樣化，比如有按照基礎面分析的結果進行投資的交易者，也有利用數據的變化結構來預測價格走勢的重視技術面的交易者。究竟哪種預測方法比較準確，就要看市場上哪種性質的交易者占多數。
（3）市場交易者信息不對稱的動態效果。即認為交易者是否掌握私有信息是影響他們投資行為的關鍵要素。雖然做市商提供了流動性，具有設定價格的權力，但是，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的不同戰略和市場參與者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最終將影響做市商的定價機制。
3．假設三：不同的交易機制對匯率的影響存在差異。宏觀方法未考慮交易機制的不同對匯率的作用，而微觀方法則認為不同的交易機制影響匯率。
面對國際金融中心外匯市場發展的現狀，尤其是經歷了全球性金融風暴的襲擊，金融理論家和實務家都重新開始關心如下的問題。
問題一：現有外匯市場的交易機制對匯率的形成是否合理？現有的即期市場上的外匯交易主要是通過三個渠道進行的：一是顧客與銀行間的交易；二是國際金融市場上銀行之間的交易；三是通過經紀人交易。
問題二：市場的透明度如何建立？透明度問題有三個層面上的意思：一是市場的厚度；二是差價的大??；三是市場的恢復力。所謂市場厚度是指單位訂單的變化會引起現有匯率多大的變動。價格波動越小，就代表流動性越高。另外，買賣差價表示一買一賣的轉手后所造成的損失，差價越小，流動性就越大。
問題三：怎樣確保外匯市場的穩定性（流動性）？第三，當意料不到的偶發原因發生后，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回到原來的價格水準?；謴退俣仍娇?，代表流動性越高。這類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權衡透明度和流動性的水準或許能找到一個最佳的市場結構。
總之，外匯市場微觀結構理論無論從研究方法上還是從研究視角上都和現有的以宏觀分析方法為主的匯率理論有著明顯的不同。其特征主要表現在三個以往從未被重視過的微觀層面：一是私有信息；二是市場參與者的異質性；三是交易機制。它接受了實證分析結果和現有理論不吻合的批判，強調在非有效的外匯市場上來自于知情交易者訂單指令流和出自于做市商的買賣差價這兩個關鍵的微觀金融指標是傳遞和反映私有信息的唯一工具，這些信息（比如，資產的低估或高估等）匯集在市場的交易過程中，才是主導匯率和外匯交易量變化的決定要素。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有許多書籍和文章對外匯市場微觀結構理論的重要特征和成果作了很有價值的歸納和評述。其中，O′Hara教授的《市場微觀結構理論》（1995）一書對這個領域的理論研究成果作了非常系統和精辟的概括，并將市場微觀結構定義為“在明確的貿易規則下資產交換的過程和結果”。Madhavan則拓展了O′Hara提出的分析市場微觀結構的理論體系（即存貨模型和信息模型兩大組成部分），將近幾年在實證研究、經驗分析和應用性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論體系的發展結合在一起，作了非常明快的表述，本文不再贅述。關于外匯市場的應用性研究，主要是針對有效市場不能成立的現狀，在三個方面對原來的制約條件作了修正。
（一）私有信息的作用
既然外匯不僅是商品進出口的交換媒介，它的更大的功能是作為金融資產能給人們帶來增值的功能，因此，外匯市場也會具有金融市場的共同特征。PerraudinandVital（1996）發現，做市商為了獲得分散在各個銀行手中的私有信息，會有意地拉開買賣報價，排擠市場上那些出于流動性需求的非知情交易者，因為這些非知情交易者對價格變化的反應是最為敏感的。EvansandLyons（2002）利用日數據、Rime（2001）利用周數據都發現，交易訂單流匯集了各個交易者的私有信息，與幾乎沒有說明力的宏觀經濟指標相比，它能很好地決定國際金融市場上主要外匯的走勢。
（二）非同類市場交易者的影響
FrankelandFroot（1990）曾經指出由于外匯市場并不都是那些只按基礎水平來判斷匯率走勢的交易者（fundamentalist），還有不少是利用歷史數據來分析匯率走勢的職業操盤手———這也是匯率理論的說明能力十分低下的一個原因。這種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市場結構的形成，主要是因為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噪音交易有時能夠獲得更大的收益（Vitale，2000）。
（三）市場交易機制的功能
Lyons（2001）指出，外匯市場是一個二層結構的分散市場，它的特殊結構決定了它的市場設計問題不同于其他金融市場，除了要防范市場風險、減少信息不對稱和廢除市場準入的障礙等因素外，還應該重視在外匯市場中充當主角的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
總之，上述這三大方面出現的市場摩擦問題，實際上是密切相關和互相影響的。沒有分散市場的制約，就無法充分體現私有信息的價值，噪音交易者也就不可能從中謀取投機的利潤。反過來，噪音交易的行為又增加了分散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程度，使私有信息對價格的影響變得更為顯著。
三、前沿課題和難點
在外匯市場微觀結構領域存在一些研究的前沿課題。
課題一：外匯指令流信息反映的是清償信息還是資產平衡信息，還是二者都反映了？對于這個問題，目前應該可以收集足夠的統計信息來實證這項工作。
課題二：在哪種程度上相反的情況才出現，即價格影響指令流？在哪些情況下（例如機構分散）這種情況更敏感。微觀理論的中心議題是那些從指令流到價格的事件情形等。但事情總得一分為二，從價格到指令流的事件必然存在。目前，對于這些事件的研究還處于空白。
課題三：為什么顧客指令流可以不等于零？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論文對這一問題加以說明。
課題四：為什么來自不同類型客戶對價格的沖擊相差如此之大？同上一個問題一樣，這一問題也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還有其他一些課題。如：數據融合問題，取得強型市場效率的時間問題，何時技術分析是合理的，為何1000萬美元成為約定俗成的交易單位，以及信用風險和市場結構等等問題。
最后，還要強調的是，在這個研究領域，運用實驗經濟學的新方法來探討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最優交易機制的設計問題，也是今后不可忽視的研究方向。
當然，由于該項研究在國內剛剛起步，相應的困難接踵而來。首先，只能間接借鑒英文文獻，必須要看英文原文，英語便成為進行該項課題研究的第一個難點。其次，對于外匯市場的研究，對象是高頻數據，而國內銀行及相關機構對外匯交易數據采取了嚴格的措施，數據的采集便成為另一個難題。第三，必須探索一些新的方法或模型來得到更為微觀和實證的研究成果，這也是難點之一。
四、結語
時至今日，外匯市場微觀結構理論似乎在有關問題上具有很大的啟發性，諸如市場參與者的信息傳遞（如客戶指令流、做市商行為等）、主體預期的異質性以及主體對交易量和波動異質性的不同判斷等。目前，外匯理論似乎有一種趨勢，那就是宏觀經濟理論模型能對長期匯率運動起到合理的引導作用。但是，人們現在越來越對嚴格的、隨機的、一般均衡的微觀經濟基礎理論模型感興趣。
論文摘要：本文根據1994—2005年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協整理論，從股融資規模效應視角，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股市融資不但沒能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優化，而出現這種理論和實踐差異的核心原因在于漸進式改革下國家主導型制度變遷對股票市場的定位和制度設計。
一引言
從1993年開始，上市資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條塊切塊下達上市指標和額度，并對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的產業政策進行了規定，如中國證監會《關于1993年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產業政策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鼓勵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企業，暫不受理金融企業，控制房地產企業，商業企業則各省不能超過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辦理配股申請和信息披露的暫行規定》，文件除對配股時限、數量等加以限定外，還強調配股募集資金的用途必須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國家計委2002年1月《“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提出鼓勵符合條件的服務業企業進人資本市場融資；國家經貿委、財政部、科技部和國家稅務局2002年7月聯合《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支持高新技術企業在證券市場融資；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資源部、商務部、環?？偩趾豌y監會2003年12月關于制止鋼鐵、水泥、電解鋁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意見》特別指出證監會不能核準含有此類項目公司的首次公開發行和再融資的申請；2004年1月國務院簽發《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認為資本市場發展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戰略性重組。中國股市中這種特有的上市機制以及各項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使股市的資本配置朝著既定的地區和產業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過程往往就是其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演進過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間，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的股票市場處于發展初期階段，其金融資產證券率僅為12％，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僅為8％，與此相適應，其產業結構則表現為農業國向工業國過渡時期的特征——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50％以上，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僅占25％以上，第三產業極不發達；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述國家的股票市場已經高度發達，這些國家的金融資產證券率已經高達5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也達到了較高水平，比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高達l13％，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也達到了后工業化的水平——無論從就業比重還是從產值比重來看，第一產業迅速下降，第二產業略有上升，第三產業后來居上躍居首位。
綜上所述，無論是我國特有的上市機制，還是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都表明，股市融資具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但是通過對我國股市目前的發展狀況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我國股市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這促進作用是否實際存在?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本文根據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最后對理論上應該而實際上沒有起到促進作用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
二文獻綜述
關于股票市場發展與產業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為代表的新金融發展理論，但是它只是將資本市場納入研究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研究則始終停留在宏觀數據層面，尚沒有導人產業和企業層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將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圍深入到金融與行業增長率的層面，并通過41個國家、36個行業數據，從一個國家內不同行業對外源融資的依賴程度考察了金融與行業成長率的關系，研究發現金融市場的發揮降低了外源融資的成本，從而把企業從內源融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礎上，首先運用跨行業、跨國家的面板數據檢驗金融結構與產業增長的相關性，針對銀行主導和資本市場主導兩種金融體系，檢驗嚴重依賴外部融資的產業在哪種體系中增長更快，主要評價金融機構是否促進資本流向了外部融資依賴性強的產業。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業增長機會概念，并認為導致金融發展效應差異的因素與其說是行業外部融資依賴度，不如說是行業增長機會。他們的實證過程表明，在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增長機會的乘積項或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外部融資依賴度的乘積項時，其系數都是顯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個新方法：以資本形成對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彈性)來衡量資本配置效率，并運用包括28個制造業部門、跨時33年的面板數據，對65個國家進行了實證分析和比較研究。
與國外利用多個國家宏觀數據研究不同，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研究和以國內中觀數據為主的實證研究，研究結論充滿爭議。歸納起來，關于股票市場與產業升級的關系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股市融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如朱建民和馮登艷(2000)、王軍和王忠(2002)、王蘭軍(2003)、楊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弱相關或不相關。殷醒民(1997)通過對1996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業結構分析發現上市公司通過資本市場發行股票來募集資金的實際效果是加劇了制造業資金的分散化，并且認為股票市場與國家的產業政策基本上沒有聯系，蔡紅艷和閻慶民(2004)度量了行業成長性，研究發現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各行業成長性的此消彼長并未在資本市場中得到體現。
上述研究多以理論研究為主，實證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兩種方法。一種是以徐炳勝(2006)為代表的多元統計方法，他主要通過我國資本市場于產業結構有關的經濟數據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另一種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資本配置效率模型，這個模型的出發點是以市場作為配置主體，而且該模型因為缺乏理論依據、關鍵變量的內涵無法做嚴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們的質疑?；诖?，本文將根據1994—2005年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從股市融資規模效應視角，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股市融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一)評價指標體系選取與數據說明
股市融資指標：為了克服異方差和誤差項序列相關，本文采用股票市場各年度籌資額分別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衡量。即：股票融資率SR=股票融資額／GDP。產業結構升級指標：衡量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程度，可以通過計算和比較不同年代第二產業增加值／GDP、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等指標來衡量。本文選取當年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和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進行衡量。即：產業結構優化率IR=(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
產業績效指標：產業結構理論中的“黑箱理論”即“投入——產業結構——產出”，產業結構在這里實質是承擔一種產業轉換器作用，而關于產業結構升級問題研究的核心，同樣是如何促進高效率(績效好)行業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績效差)行業比重的下降，從而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整體績效的提高。而產業績效定義是基于企業集合體的角度，因此，本文選擇產業利潤率來評價，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數為各地區的骨干企業或者高新技術企業，因此在稅收政策方面往往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優惠優勢，所以以稅前凈資產利潤率IP來評價，即：產業績效指標IP=(稅前利潤總額／凈資產X100)?？紤]到數據的完整性，樣本期間選取1991—2005年。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和CCER數據分析系統。論文下載
(二)序列平穩性檢驗
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多數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這些序列的矩隨時間而變化，然而某些非平穩的經濟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不隨時間變化，表現出平穩性。20世紀80年代初Engle與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就是解決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協整關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協整理論并不是對所有非平穩數據都能處理，它所解決的是某些單整序列的關系問題。根據E—G兩步發，為防止偽回歸產生，在進行協整分析前，必須檢驗序列平穩性，即序列單整性檢驗。單整性是指，如果一個序列經過n階差分后才能平穩，則稱此序列為n階單整，記為I(n)。同階單整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如果是平穩的，稱之為協整。常用的檢驗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計量軟件進行實證分析。
首先，作變量SR、GR、IP時序圖，初步判斷序列平穩性，識別變量截距、趨勢特征。從可以看出，各變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項.
然后，采用ADF方法對各變量進行單整檢驗，得到的結果見。從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檢驗統計值大于臨界值，說明它們是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AIP以90％的置信度通過檢驗，說明AGR、ASR、AIP為平穩序列。顯然，可以判定GR、SR、IP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即I(1)序列。
(三)資本市場融資規模與產業結構優化關系的協整檢驗根據上述單整檢驗結果，SR、GR和IP這些時間序列雖然自身非平穩，但其某種線形組合卻可能平穩。如果存在平穩的線形組合，這個線形組合則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即協整關系。以產業結構優化率GR、產業績效指標IP為被解釋變量，資本市場融資率sR為解釋變量，建立計量模型：，其中1、為隨機擾動項，表示GR、IP中sR無法解釋的其他因素，對GR和sR、IP和sR分別進行回歸，得到模型(1)和模型(2)：
從回歸結果看，模型1的截距項和系數顯著，R=0．560618，調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項顯著，而系數不顯著，其R=0．246154，調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為了檢驗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協整，必須進一步對模型的殘差平穩性進行檢驗。提取模型1殘差，記為e，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3。殘差e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是平穩的。說明GR和SR是協整的，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優化率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股票市場融資率每增長1個百分點，產業結構優化率降低5．523358個百分點，可見我國股票市場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不但沒有起到推動作用，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的優化。
為了進一步確定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長期均衡和短期影響的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誤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該模型能解釋因變量的短期波動是如何被決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取決于誤差修正項(ecm)，即回歸模型1的殘差序列e。將ecm滯后一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誤差模型中ecm(一1)系數為負，說明在短期內或因為政策因素影響，或其他隨機干擾影響，導致股票市場融資率與產業結構優化可能偏離均衡值，但這種偏離是暫時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偏離將因誤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狀態。
四結論
一、市場國際化對市場結構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對外開放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外開放主要包括引進外資、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其結果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逐漸融為一體。因此，對外開放過程實質上也就是市場國際化過程。而市場國際化對決定市場結構的規模經濟、進入壁壘和市場集中這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集中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國際化為企業實現規模經濟提供了巨大的潛力。規模經濟要求企業的生產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并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使單位產品成本下降，收益增加。假如企業只在國內市場上追求規模經濟，就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
1．國內資源可供量的限制。因為一國的資源往往存在相當程度的稀缺性，企業擴大生產規模有可能因獲取資源的代價太高反而使產品的邊際成本上升，甚至有可能根本無法獲得所需的大量資源。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后，就能以較低的價格得到所需的資源，以擴大生產規模，實現規模經濟。例如，目前上?！皩氫摗彼璧蔫F礦石90％以上來自澳大利亞等國，其規模經濟的實現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很大。
2．國內市場需求量的限制。在特定時期內，一國對任何產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企業若一味追求擴大生產規模，往往會造成產品嚴重供過于求，迫使企業又不得不縮小其生產規模。而在廣闊的國際市場上，產品的需求量就會大幅度增加，從而為企業實現規模經濟突破了產品需求的制約。
3．國內技術水平的限制。生產能力的擴大通常是以技術進步為推動力的，企業在擴大生產規模時總是要采用效率更高的新技術。而一國的技術水平不可能在每個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在那些技術水平較低的產業中，企業追求規模經濟就會受到生產技術的限制。這對技術總體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為突出。企業通過國際市場引進高效率的新技術，提高生產能力，就能較充分地發揮規模經濟效益。總之，市場國際化突破了國內市場的種種限制，為企業實現規模經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國際市場的進入壁壘具有多層次的特點。目前，世界上已存在許多不同規模和層次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并大有繼續發展之勢，這意味著世界經濟將進入區域一體化、集團化新階段。歐洲經濟共同體于1993年1月就宣布建立在12個成員國之間的商品、資本、勞務和人員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并設想在21世紀中期，把歐洲經濟區擴展到東歐和南歐的周邊國家，把歐洲建成“全歐洲經濟聯盟”；1992年12月，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簽署了《美加墨自由貿易協議》，標志著“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1989年11月，亞太地區12個國家的部長在澳大利亞的堪培拉舉行首次會議，組成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1992年1月，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達成了“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形成“東盟自由貿易區”。由于“東盟”成員國也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因此，兩者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區域性經濟組織。此外，還有不少新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尚處于醞釀或籌建之中。各種區域性經濟組織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在成員國之間降低甚至消除相互之間的進入壁壘，加強經濟合作，而對非成員國則形成新的區域壁壘，如歐洲共同體（歐盟）達成建立西歐統一市場協議后，先后制定了限制紡織品進口、保護西歐電子產品市場、提高進口產品關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時，從70年代末開始，在80年代普遍化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趨勢，在90年代將繼續發展，世界主要工業國家為擺脫經濟“滯脹”、高失業率和貿易逆差急劇上升的局面，紛紛制定各種國際貿易保護政策和措施，對外國產品進入國內市場設置很高的進入壁壘，從而在國際市場上便形成了“大區域進入壁壘小區域進入壁壘特定國家的進入壁壘”這樣一種多層次、復雜的進入壁壘體系。
（三）國際市場的競爭將是跨國公司寡頭主導型競爭。由于國際市場為企業充分實現規模經濟提供了可能，同時，在國際市場上形成了多層次的進入壁壘，這就使僅靠對外貿易很難開拓國際市場。因此，80年代以來，經濟發達國家紛紛以跨國公司為載體，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設立境外子公司，利用當地資源組織生產，并實行就地銷售，從而使對外直接投資取代了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對外貿易，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主力。就市場集中度而言，據美國《幸?！冯s志的有關資料，早在1990年，世界500家最大跨國工業公司的銷售額為5萬億美元，相當于整個西方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1／4左右。1992年在全球2萬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占主體，僅占1％的大型跨國公司，其對外直接投資額就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0％以上。而世界最大的幾百家跨國公司分布在各主要產業中，特定產業被少數幾家寡頭企業所壟斷，這就意味著國際市場的競爭將是跨國公司寡頭主導型競爭。
二、中國市場結構與市場國際化不適應性分析
市場國際化把我國企業逐漸推向國際市場大舞臺，而從國內市場競爭到國際市場競爭的轉變，要求相應地調整我國的市場結構。但就企業自身而言，有一個相當時期的適應過程；就國家宏觀管理而言，有一個探索、總結、不斷完善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國市場結構存在著與市場國際化不相適應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企業規模偏小，難以形成規模經濟。這突出地表現在那些規模經濟明顯的重化工、電子等產業中，例如，根據目前的國際標準，汽車工業中單個整車生產企業的最小經濟規模為40萬輛以上，而目前我國整車生產企業有120多家，超過美國、西歐和日本廠家的總和，但年產超過10萬輛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眾3家。據統計，90年代初我國有鋼鐵企業1598家，約占世界鋼鐵企業總數的1／3，而我國的鋼產量只占世界鋼產量的1／10。這些都反映了我國企業分散、規模偏小的現實。不僅如此，我國參與國際化經營的企業又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企業的總體平均規模很小。例如，在1990年我國500家最大的外貿企業中，進出口額在1500萬至1億美元的就有357家，占71．4％。這同經濟發達國家的情況相比較反差很明顯，這些國家為了保證企業擁有足夠的國際競爭力，非常重視“企業規模效應”，其跨國公司的規模往往比國內其它企業的規模大得多?？梢?，我國企業的規模本來就較小，而參與國際化經營的企業又大都是中小型企業，這兩重因素必然導致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因企業規模小，難以實現規模經濟而缺乏國際競爭力。
（二）國內企業間的競爭度過高，內部摩擦大，交易費用高。隨著對外開放的發展，我國的外貿經營權逐漸下放，這對加快我國市場國際化進程的推動作用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國內企業之間競爭激烈，造成很大的內部摩擦。這在出口方面表現為，同類產品在向同一國家或地區出口時，多頭對外，為了搶奪生意而對外競相削價；在進口方面，則多家進口企業競相抬價，相互爭奪貨源，其結果是讓外商從中漁利。在引進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方面也存在類似情況，過度競爭現象十分嚴重。同時，由于我國許多剛開始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企業，過去同國際市場基本處于隔絕狀態，不了解國際市場行情，缺乏國際化經營的基本知識和技能，這些企業單槍匹馬進入國際市場，需要花很大的代價去熟悉市場環境，收集國際市場信息，尋找顧客，簽訂并執行交易合同。而且，由于單個企業的貿易批量小，單位產品的運輸費用和購銷費用就高，因而一筆交易的交易費用很高。
三、市場國際化條件下優化中國市場結構的基本戰略
基于對市場國際化給市場結構帶來的影響和中國市場結構現狀與市場國際化不適應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市場國際化要求我國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企業具有相當的經濟規模，并降低國內企業間的市場競爭度，形成協同競爭格局，以實現規模經濟與競爭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競爭；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卻規模偏小，企業間存在過度競爭，內部摩擦大，與有效競爭相差甚遠。因此，在市場國際化條件下，優化我國市場結構的基本戰略思路是：培育一批經濟實力雄厚、具有國際水平的大型企業，作為跨國經營的主力，以充分發揮國際市場所提供的規模經濟潛力；適當提高進入壁壘和市場集中度，降低國內企業間的競爭度，減少內部摩擦與交易費用，以協同競爭力，沖破國際市場上的多重進入壁壘，增強與國際寡頭壟斷企業的競爭能力。為此，需要研究以下兩個具體戰略問題：一是我國如何形成大型企業；二是在特定產業如何確定國際化經營的核心企業，以協調產業內各企業間的關系。
（一）形成我國大型企業的主要戰略及其途徑。借鑒當代經濟發達國家大型企業的成長經驗，我國可采取水平一體化、垂直一體化和混合一體化戰略以形成大型企業。這三種一體化戰略不僅存在各自的經濟性，而且具有層次性。作為大型企業的發展戰略，水平一體是垂直一體化的基礎。通常，企業規模的擴張是從水平一體化開始的，由于企業可利用原有技術和管理經驗，在原來的業務范圍內擴大其規模，故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但企業通過水平一體化達到一定規模后，要進一步發展成為大型企業，就需要進而實行垂直一體化。如美國，大型企業形成的歷史就是把大規模生產過程和大規模流通過程結合于單一企業中的歷史，到1917年，在資產額為2000萬美元以上的美國企業中，將近90％的企業是經由垂直一體化而形成的。而在經濟波動幅度和頻率日益增加的今天，企業要保持原有的市場地位并持續發展成為大型企業，就要求企業努力分散經營風險，穩定企業收入流量，這就迫使企業采取混合一體化戰略。同時，當今跨國經營的迅速發展，要求實行跨國產業經營的大型企業作為物質載體，這也刺激企業采取混合一體化戰略，以最終形成經濟實力雄厚的國際化大型企業。
就實行各種一體化戰略以形成大型企業的基本途徑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種可供選擇：一是通過企業自身積累以增強經濟實力，逐步擴大其生產經營范圍，實行各層次的一體化戰略，以形成大型企業；二是憑借其經濟實力，通過兼并產業內橫向、縱向企業以及不同產業的企業，以形成大型企業；三是突破部門、地區界限，組建大型企業集團。顯然，前兩種途徑（特別是第一種途徑）形成大型企業需要較長時期，而通過第三種途徑則能在較短時期內形成大型企業。更為重要的是，目前我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中，還受“條條”和“塊塊”限制，造成分散經營、多頭對外的過度競爭局面，而通過組建跨部門、跨地區、經營多個產業的大型企業集團，則有利于消除這種混亂現象。因此，這一途徑體現了我國今后形成大型企業集團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農業保險;SCP范式;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
SCP范式是產業組織理論的主體理論框架,主要用于揭示企業之間關系變化的規律及其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即市場結構制約市場行為進而決定市場績效,其中市場結構中主要包括市場集中度、產品差別化和行業進入退出壁壘。市場行為主要涉及價格策略、產品策略和排擠競爭對手策略。市場績效主要包括產業的資產配置效率、生產規模效率等[1,2]。筆者將從對農業保險的SCP范式研究,結合我國現行農業保險的特點,對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國農業保險業提供建議。
1我國農業保險的SCP范式的市場結構分析
1.1市場集中度
1.1.1農業保險。農業保險是指專為農業生產者在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生產過程中,對遭受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提供保障的一種保險。按農業種類的不同分為種植業保險和養殖業保險。我國開辦的農業保險主要險種有養殖業如生豬保險、養雞保險、養鴨保險、牲畜保險、奶牛保險、淡水養殖保險等,種植業如水稻保險、蔬菜保險、林木保險等[3]。從1982年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恢復辦理農業保險業務至今,我國農業保險經歷了從快速發展到逐步萎縮的4個階段,分別是:恢復試辦期(1982～1990年)、期(1991～1993年)、持續萎縮期(1994～2003年)、深入發展期(2004年至今)。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探索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此后,在政策的鼓勵和保監會的積極推動下,立足于“政策扶持,商業運作”的經營原則,農業保險試點不斷擴大和深化。目前,全國有近90%的省、市、區開展農業保險,并已形成5種模式(上海安信、吉林安華、黑龍江陽光互助制、浙江共保體、外資安盟)、4種形式(保險公司自辦、代辦、與政府聯辦以及保險公司共辦)進行商業性保險公司經營政策性業務的試點,初步改變了1994年以來農業保險持續萎縮的局面,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截至2008年底,我國農業保險保費規模已上升至全球第2位,居亞洲第1位。
1.1.2市場份額。市場份額是衡量產業壟斷程度的有效工具,是指某個企業的銷售額在同一市場或行業全部銷售額中所占的比重。對于保險業來說該數值可以用各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占總保費收入的比重來確定。盡管我國農業保險采取的是“低保額、低保費、低保障”的辦法,但是由于農業保險承保標的的特殊性及廣泛的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的存在使得農業保險業務進展緩慢、盈利微弱,各涉農保險公司經營吃力,收支大抵相當。
2000年以來各涉農保險公司面臨著農業保險入不敷出的窘境。據統計,簡單賠付再加上其他費用,平均綜合賠付率將超過120%,大大高于國際上70%的臨界點。農業保險的經營困難使得多數保險公司退出農業保險領域,至2006年底,全國39家財險公司中僅中國人保、中華聯合和安信、安華、陽光、安盟4家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開辦農業保險業務(其余33家基本不涉足農業保險)。2006年全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8.46億元,其中人保、中華聯合和安信、安華、陽光農業保險公司的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合計達8.42億元,占全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的99%,農業保險的市場集中度非常高。
1.2產品差異化
我國目前現有的農業保險種類較多,但是由于實施困難等因素導致覆蓋面并不廣泛。由于政府的差異化區域與險種的財政補貼使得在農業保險實施范圍內已實現區域農業保險產品結構差異化,具體是區域間建立與各自農業保險需求結構和供給能力相適應的差異化的保險產品結構。補貼與地方收入經營情況的差異性使得農業保險保費及賠付金額呈現出差異化[4]。但是由于經營涉農保險的保險公司及保險標的局限性使得現有的農業保險差異化有待進一步發展。
1.3行業進入壁壘
保監會對于保險公司業務經營范圍實行嚴格的許可制度,對于中資保險公司的經營設置了重重限制。2006年起經營農業保險的6家保險公司市場集中度高,雖然農業保險保費規模逐年增大,但是收益增速并沒有保費增速快,加之我國農業保險采用“政府引導、政策支持、市場運作、協同推進”的原則,使得新進入企業競爭成本過高,形成進入壁壘。
2我國農業保險的SCP范式的市場行為分析
2.1政府補貼與保險公司的博弈分析
由于農業本身存在的弱質性,加之我國是一個自然災害多發的農業大國,使得農業保險成為一項重要的規避風險的手段。由于這項保險存在著保險標的損失的難度量性、風險的廣泛性及不確定性、保險收益人的廣泛性等因素使得其存在較大的正外部效應,需要政府提供財政補貼以保證實施。政府對農業保險實施補貼以促進農戶參與農業保險的積極性,這些補貼將會在盈余之年在保險公司之間進行利潤分配。這不符合政府在提供這一財政補貼時的初衷。同時,財政補貼資金來自于消費者的稅收,補貼的增加相應導致消費者福利減少(見圖2)。
最初的農業保險供給曲線為S1,需求曲線為D1,在A點達到均衡,此時的社會總剩余為OAB。政府實施補貼后,保險公司供給增加,供給曲線向右移動到S2,社會福利相應增加到OFCB。然而由于政府用于補貼的資金來自于稅收收入,稅收的增加使得消費者個人可支配收入減少,需求曲線相應的向左移動,與S2交于E。社會福利變為OFEH。最終要使得社會福利增加,就需要使四邊形OFED的面積大于四邊形HDAB的面積。
2.2保險產品銷售行為
目前我國農業保險業存在著廣告效應不佳、售后服務不完善等缺陷,沒有給廣大農戶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農業保險的廣告宣傳力度不夠,許多農戶不清楚存在這樣的保險,即便有心要投,也無從得知投保渠道[5]。同時,我國農業保險發展不完善,不同地區參保率相差甚遠,保險設置大有不同。然而共有的問題是,售后服務制度不完善,事故鑒定及保險理賠過程繁瑣,使得許多參保農戶對農業保險信心不足。
3我國農業保險的SCP范式的市場績效分析
3.1社會福利
2008年我國保險業承保了各類農作物3546.67萬hm2,參保農戶達9000萬戶次,為農民提供了2397.4億元風險保障,分別比2007年增加了130.0%、80.7%和113.0%。涉農保險保費收入24.4億元,提供風險保障1.3萬億元,支付賠款19.2億元。2009年1～9月,保費規模已超過2008年全年,全國農業保險簽單保費收入120億元,同比增長31%,為廣大農民提供了3300多億元的保險保障,承保種植業逾5333.33萬hm2,承保畜牧、家禽5.1億頭,覆蓋1.2億戶。
3.2保險深度
保險深度是指年保費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數值越大表明保險發展越完善。我國保險業的發展較為完善,保險深度約為4,但是農業保險作為其中一項,單獨研究保險深度使得這一測算值偏低,因此采取將國民生產總值縮小1000倍的數值來計算保險深度。
4建議
一是完善農業保險市場。我國的農業保險許多項目仍處于試點時期,需要逐步發展完善。補貼及保險金的不確定性使得農業保險存在供給與需求雙冷的現象需要政府盡快制定和出臺《農業保險法》,對農業保險的組織形式、保險金額的確定、財政補貼份額、保費厘定依據等作出明確規定。標準化農業保險市場上參與者的行為,消除農業保險進入壁壘。二是發展農業保險再保險。我國是一個自然災害多發的國家,從而使得農業保險保險標的的損失具有多發性及廣泛性。目前沒有再保險公司為農業保險提供再保險,使得農業保險風險分擔出現困難,增加了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通過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再保險公司,有效分擔市場風險,可以將原保險人的賠付金額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促使更多的保險公司加入到這一市場中。三是提高服務質量,提高產品競爭力。及時的賠付、合理的保費、優質的服務是吸引農戶投保的重要因素。目前保險市場上存在對保險標的要求苛刻、損失確定困難、給付環節繁瑣、難以到戶等缺陷,使得許多農戶不愿意投保。如何做好農業保險服務,吸引更多的農戶投保,是涉農保險公司發展的關鍵。因此,各保險公司在科學的內部管理的基礎上,應努力提升服務質量,恪守合同信用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在激烈競爭的行業中占有一席之地[6]。
5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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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證券市場,退出機制,證券公司
前些年,我國股市持續低迷,不少證券公司陷入經營危機,使得構建證券公司退出機制成為關注的焦點｡目前,相關文章主要集中在學習國外經驗,然而,在借鑒的同時,應更多地考慮我國證券市場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更為合理的退出機制｡
縱觀境外,相對完善的投行退出機制可以概括為:在完善的法規和合理的退出程序的前提下,以監控流動性風險為核心,以較完備的中小投資者保護為基礎,實現投資銀行自主､平穩退出｡而國外自成一體的投行退出機制的基礎就是,高度市場化､相對成熟的證券市場｡
反觀我國,“新興+轉軌”的經濟特征突出:一方面,作為一個證券市場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風險難以得到有效分散;另一方面,處于計劃到市場的轉型經濟當中,又極易受到各種因素的沖擊｡這種特殊的環境下,投資銀行的退出具有特有的緊迫性和特殊性,只有在了解這一特性的基礎上才能構建出真正適應我國證券公司的退出機制｡
1.歷史困境與“倒逼”現狀:證券市場對投行退出迫切性的影響｡
長期以來,我國并沒有建立證券公司退出機制,面對處于危機的證券公司,我國不是從正面､市場的方式解決,而是不斷采取增資擴股的手段,以期望維持證券公司的經營｡但是,證券公司“零資金”的困境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反而使得政府對于證券公司的約束日益軟化,各種激勵措施的邊際效應逐步遞減｡
另一方面,由于一味避免證券公司破產,政府或監管者的行為變得可以預見,使得其在與證券公司的博弈中,始終處于劣勢｡證券公司挾公眾風險以令政府,促使政府或監管者被動地提供再貸款等諸多方面的支持,形成了一個“倒逼機制”,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在這種機制下,即使出現個別證券公司退出,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持和有效地實現途徑,證券公司風險轉嫁的現狀仍無法得到根本改善,形成“漠視風險——政府埋單——再生風險”的怪圈｡
例如:央行向鞍山證券的15億再貸款,南方證券的80億再貸款,新華證券的14.5億再貸款等等,而再貸款收回的希望十分渺茫｡建立硬約束,實現金融風險處置的制度化,真正建立證券公司的退出機制,已經成為我國證券市場的當務之急｡
2.證券市場結構對投行退出機制特殊性的影響｡
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以及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加之民眾投資選擇渠道的多樣化,的確推動了證券相關行業的繁榮,但也著實掩蓋住了不少的矛盾和問題｡不完善的證券市場,使得與國外成熟､規范的投資銀行相比,我國的證券公司在許多方面還處于非“常”態,也使得我國投行退出機制的建立具有相當的難度｡
第一､市場過于“壟斷”,減弱了證券市場的流動性,增加了投行退出的難度｡
我國政府從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出發,對證券公司一直采取較為嚴格的市場準入機制,逐漸證券公司的經營特許權產生了名義市場溢價,形成了一個相對壟斷的市場,且是“單向擴容的半封閉式的市場,即只有單一的吸納功能,而尚未真正有效地發揮排放功能”｡從數量上看,證券公司一直保持穩定增長,從1998年到2002年,證券公司的家數分別是84家､87家､94家､102家､125家(2004年6月30日為130家)｡盡管市場發生變化,社會資本仍穩定地進入證券行業,即使是市場低迷時期,也沒出現大規模的證券公司退出｡
結果,壟斷使得證券公司缺乏退出的動機｡壟斷租金的存在,使得投資銀行不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競爭中失利的證券公司不愿被兼并收購或破產清算,不能及時止損退出市場;同時,證券業過度擁擠,規模經濟難以實現,嚴重影響了市場的流動性,惡性競爭更增加了公司退出的難度｡
第二､業務過于單一,抗風險性弱,給退出機制的時效性提出更高要求｡
通常,證券公司利用自身在價值發現､評估,交易執行等方面的技術優勢和規模優勢,以較低的成本､提供一系列優質的金融媒介服務｡因此,證券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是不斷推出保值､增值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然而在我國,證券公司的業務集中在一級市場的承銷､二級市場的經紀和自營業務,買方業務(單筆利潤率低,資金缺口大)過度膨脹;而證券公司的賣方業務(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及出售,比如批股式發行和做市商交易)因為種種管制無法拓展,形成了極不對稱的業務格局｡換言之,在相當程度上,我國的證券公司只能利用可侵占的資金,通過杠桿效應,投機獲利｡在這種盈利模式下,證券公司的經營狀況對于市場波動異常敏感,市場的輕微波動都會使得一個看上去還算穩健的公司迅速陷入困境｡
結果,證券公司不平衡的業務架構,使得公司經營變得相當脆弱,這就要求我國證券公司的退出機制,特別是預警系統的指標選擇必須有很強的市場先行性,能夠更快､更準確地反映市場價格､供求的變化以及發展趨勢,否則,即使構建了退出體系,其產生的結構調整效果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第三､基礎制度過于薄弱,退出機制缺乏必要外部環境支持｡
退出機制的外部建設包括:完善的法律法規,健康的民眾投資心理｡國外,成熟､理性的投資者更重視長期的投資回報,相反我國,投資民眾更趨向于短期投機獲利,對證券公司“倒閉､破產”的風險缺乏足夠的認識;同時,我國特有的“政策市”造就了證券市場“只會賺,不會賠”的認識怪論,使得人們不愿承認既定損失的存在;加之長期受計劃經濟的影響,當證券公司陷入危機時,普通投資者往往寄希望于政府買單,減少損失,而不是選擇市場化退出｡
結果,這種非理性的投資心理使得大眾投資人不愿接受證券公司的退出行為,同時,又進一步加劇了政府或監管者在與證券公司博弈中的被動局面,投資銀行的退出機制很難得到真正的實施和推行｡
第四､操作風險過于集中,且影響面大,退出機制應更具謹慎性｡
經粗略估算,證券公司的資金涉及客戶保證金､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委托理財資金､托管國債或企業債券等｡與國外成熟的投行相比,我國證券公司缺乏有效的內控機制,違規操作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其中,違規挪用客戶保證金､法人名義的個人集資委托理財資金､挪用托管的國債､企業公司債券進行回購交易占了絕大部分｡
分析資金的來源,可以看出絕大部分屬于個人投資者,數額巨大,且要求即時兌付,一旦市場行情不好,公司決策失誤,很容易造成“虧庫”,而無法再向投資者兌付,進而引起整個社會的恐慌｡
結果,由于內控機制的薄弱,證券公司積累大量的操作風險,且極易擴散和傳染成社會性風險,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震動;因而,要求證券公司的退出設計(包括規則的設計､程序的設計)則更需要謹慎和細致,以避免市場和社會的劇烈波動｡
我國的證券市場折射出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發展和不成熟的特征,在增加市場風險,催生投行退出機制的同時,也帶來了我國投行退出的特殊性,我們只有在充分分析這一特性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建立起科學､合理的投資銀行退出機制｡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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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國旺等.我國證券公司退出機制研究,
εP=需求變動%/價格變動%=ΔQ/ΔP·P/Q=LimΔQ/ΔP·P/Q=dQ/dP·P/Q
ΔPo
糧食如果漲價，人們對它們的需求量不會減少很多，如果降價，人們對它們的需求也不會增加多少。糧食的價格比較低，即使上漲一倍，人們對需求量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因為這筆支出在人們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漲價不會影響個人總的經濟狀況。糧食保護價格在一定時期可以促進糧食經濟的發展，一些國家使用這個政策也起到了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種一定時期的經濟政策。
糧食支出在人們收入中所占比重比較小，價格彈性就小。糧食作為商品，從長期看，其價格彈性就大；如果是短期，價格彈性就小。糧食漲價，短期看，人們會注意節約糧食，但不會節約得太多，從長期看，這種節約對糧食需求量可以進一步減少。時間長，消費者就有可能有足夠的時間來改變他們的愛好和技術條件去使用替代品，其價格彈性就大。反之其價格彈性就小。
2.糧食定價時必須考慮產品的價格彈性
不能把價格定在非價格彈性需求上，如果定在非價格彈性需求上，就不能實現企業利潤最大，這個時候應當提高價格，提價不僅不能增加總收入，還能因產量減少總成本支出，從而使企業的支出相對穩定。糧價連百價，糧食價格每漲0.01元，全社會商品價格漲0.20~0.26元，導致糧食經濟的馬太效應。
恩格爾系數的研究告訴我們：當社會人均達到2000美元時，人們對糧食和食品的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變化，已趨近等于零，糧食和食品的支出相對穩定。
糧食行業的社會特征和壟斷方式，決定了完全壟斷的行業和企業的弊端：高價格。完全競爭企業只能獲得正常利潤，完全壟斷價格高于平均成本，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產量不足。完全競爭的企業，它的產量從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角度來說，是最優的，在壟斷的行業和企業，產量未達到最優，企業產量不足，再增加產量還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福利；生產效率低。企業利潤最大化，產量并不在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規模經濟未被充分利用，缺乏競爭，缺乏技術創新和強化企業管理，資源浪費。
糧食壟斷市場結構的特點：一是行業中的企業數量比較多；二是進入這個行業是自由的，長期看，企業的經濟利潤會趨于消失；三是各個企業生產同種產品是有差別的。
3.市場結構的主要類型
市場結構是影響糧食流通效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所謂市場結構，是指由于市場主體（在微觀經濟學中稱為廠商）數量的多寡和行為的差異而導致競爭程度不同的市場類型。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由于需求曲線的差異，市場供求均衡點與價格的決定是不同的。
微觀經濟學按照競爭程度這一標準，從廠商數量、產品差異程度、進入市場的難易程度以及廠商對產量和價格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將市場劃分為四種結構類型：完全競爭、純粹壟斷、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競爭市場結構，我們假定廠商是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的獨立生產或經營單位。廠商對自己的決策承擔風險和享有利潤。我們將會發現，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廠商行為和市場均衡點是不同的。
完全壟斷寡頭壟斷壟斷競爭完全競爭
強控制價格的能力弱
少賣者的數量多
大產品差異程度小
大進入市場的障礙小
3.1完全競爭市場?，F代經濟學規定，具有以下特征的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①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買者和賣者，由于他們單個的交易量在供求總量中占很小的比重，因而任何單個的買者和賣者都不能影響市場價格，而只能是既定價格的接受者；②任何廠商都可以自由地并且非常容易地進入市場；③所有賣者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或服務都是同質的，對買者來說沒有任何差別；④生產和經營某種商品的所有資源都可以自由進入或退出市場。
3.2純粹壟斷市場。微觀經濟學將壟斷定義為一個廠商控制一個全部供給的市場結構。在壟斷市場下，不存在產品相近的代替品的競爭，也就是說，市場上只有一個賣者，而又沒有其他替代品的競爭對手在純粹壟斷市場結構下，廠商與行業（或市場）是完全重合的兩個概念，行業中唯一的廠商就是壟斷企業，這個壟斷企業也就構成了一個行業或市場。
3.3壟斷競爭市場。完全競爭和純粹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現實中普遍存在的是所謂壟斷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又叫不完全競爭，是指一種既有壟斷因素又有競爭因素的市場結構。微觀經濟學對壟斷競爭市場有如下的假設：①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賣者和買者，以致于某一賣者（或買者）可以忽視其他賣者（或買者）的行為對自己利益的影響；②賣者（廠商）的產品存在著差異，但同屬一類產品，相互間有著密切的技術替代關系（指它們都滿足同樣的需求）和經濟替代關系（指它們有類似的價格）；③一個生產集團中各個廠商具有相同的需求曲線和成本曲線；④廠商能夠比較容易地進入或退出市場（生產集團）。
當壟斷競爭廠商和其生產集團在短期內獲得超額利潤時，除了原來的廠商會擴大生產規模外，新廠商也會進入市場。競爭的結果使價格下降。價格從短期內大于平均成本下降到長期內等于平均成本。同們當廠商在短期內出現虧損時，價格會因為廠商縮減生產規?；蛲顺鍪袌龆岣?，一直到價格等于平均成本為止。
4.市場結構與經濟效率
微觀經濟學認為，不同市場結構，經濟效率是不同的。這種經濟效率上的差別，源于市場競爭程度的不同。競爭程度越高，經濟效率越高；競爭程度越低，經濟效率也就越低。因此經濟效率最高的是完全競爭市場，其次是壟斷競爭市場，再次是寡頭市場，效率最低的是壟斷市場。
一個行業到底適合何種市場結構，取決于對如下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由產品的自然屬性決定的行業對社會化程度的要求。有些產業或行業，如鋼鐵、汽車工業等，對經濟規模的要求較高。在這些行業，保持一定的產量規模是企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一些達不到社會平均規模的企業在競爭中被淘汰或兼并，而新企業的進入往往因為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約束而成為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此這些行業適合于壟斷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相反，對另外一些行業（如服裝、食品加工業等）來講，對經濟規模的要求較低，社會需求變化較快且呈現多樣性特征，企業進入的障礙較少，因此適合于競爭程度較高的市場結構。二是社會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不同最終體現為產權關系以及由此決定的分配關系的差異。顯然，在一個倡導公平與效率兼顧或共同富裕的社會里，不會允許壟斷者對大部分行業的支配。而在一個單純強調效率及允許收分配差距無限擴大的社會里，壟斷者對經濟生活的支配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我國糧食市場選擇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現實的。首先，完全競爭市場的長期均衡是純粹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來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頻繁而劇烈的市場波動。糧食生產周期較長以及糧食消費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質，決定了社會無法容忍糧食市場過于劇烈的波動。其次，市場交換關系在我國糧食流通中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糧食市場的發育尚處在較低層次，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放任市場對糧食流通的調節，必然會引發過度的市場投機行為，其結果是少數人從中漁利，而廣大的生產者、消費者和經營者則深受其害。1993年糧食經營和價格放開后糧食市場出現的混亂局面足以說明這個問題。第三，完全競爭市場對經營者（廠商）行為和市場信息的傳播等方面有極其嚴格的假設和要求。當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市場的效率將大打折扣。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這些要求現在達不到，恐怕將來也達不到。即使是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里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
糧食市場選擇純粹壟斷結構也是不可取的。首先，壟斷必然會導致低效率。壟斷者的供求均衡點往往較大幅度地偏離最佳交易規模，從而無法協調糧食的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目前我國國有糧食企業主宰糧食市場的狀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壟斷市場結構。多年來的實踐證明，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糧食企業很難靈敏地適應市場供求的變化，無法使糧食市場達到平衡狀態。其次，壟斷者會通過調整壟斷價格，占有一部分消費者剩余，獲得高額利潤，從而侵犯消費者利益。我國糧食的消費者價格與生產者價格之間差額（即購銷差價）在大多數情況下超過了一般的商業利潤。近年來在糧食定購價上升的同時，銷價上升幅度更大，農民認為“吃虧”，消費者感到“不劃算”，而財政負擔過重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場壟斷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流通不暢和低效率。
糧食市場結構的現實選擇應該是壟斷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從效率上講，介于完全競爭與純粹壟斷之間，可以發揮競爭和壟斷兩個方面的優勢。一方面，通過適度的競爭，可以使糧食市場充滿生機和活力，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發揮市場機制對糧食生產、流通和消費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市場上數量有限的糧食經營者以及對進入糧食市場設置一定的條件或障礙，可以避免市場過于劇烈的起伏動蕩和過度投機。壟斷競爭市場效率的高低取決于經營者數量的多少以及政府對進入糧食市場的管制程度。政府往往需要根據一定時期的糧食安全形勢和市場發育狀況在效率與公平或穩定之間做出某種權衡。但從改革的方向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或市場穩定”應該成為確定市場結構的基本原則。基于這樣的一種認識，并充分考慮到壟斷競爭市場的運行特點和我國糧食生產、消費的特點我們認為，作為改革取向的中國糧食市場結構的雛形，應該具備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市場上存在較多的經營者，且經營者之間公平競爭。但為避免過度競爭和壟斷，經營的數量和每個經營者的規模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每個經營者都是獨立的經營實體都對自己的盈虧負責。政府對每個經營者實行同樣的待遇和政策，經營者效率的高低唯一地取決于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三是價格唯一地由市場決定，政府對價格的影響是通過對市場的干預而不是通過直接的價格管制來實現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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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時忠.《淺談糧食市場化與糧食市場建設》［J］長沙：糧食科技與經濟，2002(07)摘要：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廢除“雙軌制”，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用市場化的手段實現對糧食生產的支持和對糧食消費的保障。在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市場結構、市場規則、企業戰略、政府職能等方面進行體制性和機制性的改革，建立企業完全市場經營，政府適當調控的運行體制；建立自主經營，自我約束的國有糧食企業經營機制；并配套建立市場化的農民利益保護機制，糧食安全保障機制；糧食產業化引導機制和糧食企業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機制。我國糧食市場選擇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現實的，糧食市場結構的現實選擇應該是壟斷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從效率上講，介于完全競爭與純粹壟斷之間，可以發揮競爭和壟斷兩個方面的優勢。
關鍵詞：糧食經濟市場結構糧食流通體制
一、關于銀行市場結構的爭論
1.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Pagano(1993)在一個經濟增長模型中，展示了在壟斷性的銀行結構中，銀行會向借款人索取較高的貸款利率，向儲戶支付較低的儲蓄利率，從而減少了市場中可用信貸資金的均衡數量。并且當政府出臺促進經濟增長的利率政策時，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還會阻止利率的下降，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Guzman(2000)在關于資本積累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通過假定存在兩個同樣的經濟體，其中一個經濟體的銀行處在壟斷性的市場結構下，另一個則處在競爭性的市場結構下，證實了壟斷力量的負面影響。Guzman認為在信貸配給存在的條件下，壟斷性的銀行會比競爭性的銀行更多采用配給的方式來貸款，從而得出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會對資本積累產生壓制效應的結論。他指出，在沒有信貸配給的情況下，由于壟斷勢力的作用，企業的貸款利率會更高，考慮到道德風險的存在，企業違約的可能性也相應提高了。壟斷性的銀行不得不維持監督企業的高額費用，浪費了本可以被用于借貸的資源，銀行的壟斷能力導致了銀行業的無效率。
Shaffer(1998)分析了1979—1989年間美國各大城鎮家庭收入增長的統計數據，發現在排除了對收入增長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后，在擁有較多銀行的城市中，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也較快，從而暗示了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Black和Strahan(2000)調查了銀行市場結構對企業活躍程度的影響，通過對美國跨州以及跨行業數據的分析，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銀行壟斷勢力較高的州，新興企業和新商業社團的數量較少。Jayaratne和Stranhan(1996)估計了美國廢除限制銀行分支機構的規定對各州收入增長的影響，一般認為，廢除此類限制應該被視為增強競爭。發現該規定實施后，各州個人收入以及產量均呈現加速增長的現象，由此預示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但是Collender和Shaffer(2000)發現，美國大都市地區，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家庭收入的影響在1973—1984年間為負，而在1984—1996年間卻轉變為正，這一結果顯示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的影響尚無定論。
2.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產生的正面影響。關于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在新興企業融資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方面，Petersen和Rajan(1995)所進行的開創性研究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他們的研究表明，在一個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中，沒有以往借貸記錄的新生企業實際上可能會以更低的利率獲得更多的信貸：具有壟斷力量的銀行可以通過“試銷性”(introductory)的低貸款利率來吸引新生企業，并在新生企業獲得成功后索取較高的貸款利率，以此抽取租金。由于具有壟斷市場的能力，銀行不用擔心會有其他競爭性銀行與之搶奪企業資源，因此，這種“先補貼新生企業，后分享成功企業利潤”的策略是可行的。反之，在一個競爭性的市場中，銀行不能指望日后能夠對成功的企業收取較高的貸款利率，因而也就不會在新生企業的初創階段通過降低貸款利率來促進其發展。所以，在沒有銀行壟斷的競爭性市場環境下，新生企業的貸款利率較高并且其信貸額度被部分配給。
Shaffer(1998)則從篩選的角度論述了壟斷性銀行市場結構的益處，反駁了銀行競爭會對經濟產生正面影響的觀點?，F代商業銀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甄別的功能，通過對那些具有不同品質的借貸企業加以篩選，來鑒別那些具有潛質的企業。Shaffer發現美國金融市場中，隨著市場中銀行數量的增加，銀行借款人的總體質量反而會下降這一有趣的現象。認為銀行的篩選技術還不足以準確揭示借款人真實特性，當銀行不能完全甄別借款人的類型時，會有某些高品質的企業被鑒定成低品質企業，反之亦然?？紤]到銀行很難區別信貸申請是屬于已被其他金融機構拒絕的信貸申請，還是屬于客戶新的貸款申請，被一家或多家銀行拒絕的申請人可以繼續向其他銀行申請。這類曾被拒絕的申請人既可能是高品質的企業，也可能是低品質的企業。如果市場中存在較多數量的銀行，且借款人頻繁的貸款申請是無成本或低成本，低品質企業獲得貸款的可能性就會大幅提高。這種“逆選擇”的存在，會導致銀行貸款質量下降，貸款銀行陷入“勝利者的禍害”(Winner’sCurse)而喪失利潤。Cao和Shi(2000)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也得出競爭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反而會使貸款利率更高、信貸數量更少的結論。Manove，Padilla和Pagano(2000)通過觀察銀行的借貸策略，考慮了不同市場結構下銀行在采用篩選還是作為篩選替代的抵押之間的權衡。銀行通過篩選來鑒別高品質的企業，并減少低品質企業的違約風險。因為篩選是耗費成本的活動，如果一家企業提供足額抵押，企業一般不會發生違約并損害到銀行的利益，銀行就不會有進行費時費力篩選的動機?？紤]在高品質企業和低品質企業同時存在的現實世界，高品質企業雖然有更高的概率從事好的投資項目，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只有企業家知道自己是高品質的還是低品質的企業，而銀行卻并不知情，它只有通過篩選才能鑒別出項目的好壞。在競爭性的銀行市場結構中，銀行將給兩類企業提供貸款，一類是那些愿意提供足額抵押品的企業：由于高品質企業從事好項目的概率更高，因項目失敗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較低，所以愿意提供足額抵押品；低品質企業從事好項目的概率較低，如果低品質企業模仿高品質企業的做法，也給銀行提供抵押品，因項目失敗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就很高，這將給低品質企業造成更大的損失。因此，“提供抵押品以顯示自己是高品質企業”這一顯示信號，是低品質企業無法模仿的信號。愿意提供足額抵押品的企業將被銀行視為是高品質企業；另一類是不愿意提供抵押品，需要經過精心篩選才能給予貸款的企業。為了彌補篩選費用，向通過篩選的企業所要求的信貸利率要高于向提供抵押品企業所要求的信貸利率。此時，提供抵押品的企業會有部分項目失敗，雖然通過抵押品，銀行本身并沒有損失，但項目的失敗會對社會資源造成一定的浪費。在壟斷性的信貸市場中，由于能夠分享項目成功后的剩余，所以銀行并沒有接受高品質企業抵押品的意愿，而偏好于對所有項目都進行篩選。與接受抵押相比，篩選排除了向部分企業的失敗項目分配資源的可能，將能給銀行帶來更高的信貸回報。從這一點上來看，壟斷性的銀行結構更有利于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對經濟的影響也更為積極。
Dell’Ariccia(2000)研究了銀行對企業篩選的情況，發現隨著銀行數量的增加，銀行篩選企業的可能性降低了。這可能是由于篩選的過程將耗費大量時間，企業會在此期間失去獲取利潤的機會；或是由于企業并不愿意暴露項目的真實信貸價格，所導致的被觀察企業不情愿被篩選。在銀行競爭的格局下，銀行有可能會遷就企業不愿被篩選的意愿。在經濟衰退期或緩慢增長期，申請信貸的企業很可能是低品質的企業且其信貸申請曾經被其他銀行拒絕過，此時銀行對企業進行篩選是較佳的策略。然而，在經濟擴張時期，由于存在著較多高品質且未經甄別的新生企業，基于獲取市場份額角度考慮，銀行可能會向未經篩選的企業提供貸款。銀行在經濟循環周期的上升階段承擔了較高的風險，一旦經濟循環周期落人不景氣階段，銀行就有可能陷入貸款難以收回的困境。反之，在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中，壟斷銀行一般不會遷就企業的意愿，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銀行信貸隨經濟周期波動的風險。
Petersen和Rajah(1995)在對美國處于具有不同銀行集中程度的市場中，代表性的小型商業企業信貸可獲得性的實證分析中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的市場中，小型商業企業的信貸較易獲得；并且，較為年輕的企業在具有更高銀行集中度的市場中，支付的貸款利率更為低廉。Shaffer(1998)也發現在銀行數量相對較多的大城市中，銀行能夠索取更高的貸款利率。Bonaccorsi和Dell’Ariccia(2000)分析了意大利各省以及各行業數據，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的省份，新企業的誕生率也較高。對那些信息更為不透明產業中的新興企業來講，銀行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篩選甄別企業的品質，銀行集中度與新企業誕生率的正相關性尤為顯著。
二、對銀行市場結構的權衡
鑒于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可能產生正負兩方面影響，Cetorelli和Peretto(2000)針對兩者之間的權衡進行了研究。他們通過一個古諾模型，來說明N家銀行在個人儲蓄以及向企業借貸資金等方面的相互競爭對經濟的影響。假定那些擁有篩選技術的銀行，能夠花費一定的成本區分開高品質及低品質企業。雖然銀行甄別的結果不會被第三者所觀察到，但其他銀行作為競爭者，能夠通過觀察這家銀行是否會擴大或否決貸款來獲取被篩選企業的信息。信息的外溢產生了搭便車問題，導致銀行篩選成本的上升，削弱了銀行以信息為基礎的有效借貸策略。Cetorelli和Peretto進而把他們的模型從論證肩負著甄別企業成功率任務的銀行最佳借貸策略問題，擴展到既有被篩選過的“安全”貸款，又有未被篩選過的“風險”貸款時銀行借貸最佳策略。在此模型下，信貸市場是內生分割的：一部分低品質的企業一直被篩選且信貸僅向那些高品質的企業擴展，而其他剩余的企業則無視其品質特性，不予區別地實施信貸配給政策。信貸市場中這兩部分相對規模的發展變化，反映著經濟發展的路徑。在這一理論框架中，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有兩種：一方面，銀行數量越少，信貸市場中的總體信貸規模也越少；另一方面，銀行數量越少，對于銀行來說甄別項目的激勵越大，更多的資金因而能夠被有效地分配給高品質的企業，銀行資金的使用效率將得到提高。
所以，銀行的數量決定了信貸市場總體信貸規模及其效率間的權衡。反過來，信貸市場的規模和效率又決定了資本積累的回報，進而決定了儲蓄。由于這種權衡的存在，銀行市場結構與單位資本的穩態收入間可能不會是單調的關系。換言之，最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銀行市場結構既不是壟斷的市場，也并非完全競爭的市場，而是一個對信貸存在著過度需求的市場。由此可得出以下建議，由于政府政策會影響到銀行市場結構，作為監管者的政府可以通過控制銀行間的競爭程度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三、政府直接控制的銀行對經濟的影響
在現實世界中，各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中普遍存在著由政府控制的銀行。LaPortaetal.(2000)調查發現，在信貸市場中，國有銀行壟斷程度越高的國家，人均資本收入和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也越低，從而證實了國有銀行的效率較低，難以實現資本的最佳配置。此外，他還發現國有銀行壟斷程度高的國家金融市場發展也較為緩慢。Cetorelli和Gambera(2001)對政府控制銀行的強弱程度能否影響銀行在產業增長中的作用進行了檢驗后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且政府對銀行控制程度較高的國家，銀行高集中度對于高度依賴于外部融資產業的發展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消失了。實證結果顯示，由政府所控制的銀行市場壟斷只能導致銀行效率的降低。他們也沒有發現國有銀行對市場的壟斷力量能夠導致銀行更有效地篩選企業，并且國有銀行也不存在與貸款企業建立并保持良好借貸關系的意愿。他們認為，這種政府高度控制的壟斷性銀行之所以沒有對經濟起到其應有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因為國有銀行更樂于從事政治目標最大化活動，偏離了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
四、銀行業結構對其他行業結構的影響
產業組織理論認為在決定行業市場結構的因素中，銀行的市場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外部融資的可獲得性，起到了進入壁壘的作用，從而對其他產業的市場結構會產生影響。然而，無論銀行壟斷程度的增加會導致各行業部門壟斷程度的增加或是減少，即不管它是提高或是降低了進入壁壘，都無法事先得知。
從實證上看，一方面，更具有壟斷性的銀行能夠提高企業早期的發展速度。隨著企業的成熟，它會產生向那些潛在的新進入企業借貸的偏好。這與.Petersen和Raian(1995)所描述的銀行理是一致的。驅使壟斷性銀行向新興企業融資的動力，在于獲得企業成長后從企業利潤流中抽取租金的機會。考慮到在行業發育更為成熟的階段，新企業的進入會增加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而這將削弱原先銀行所扶持企業的利潤。因此，在成熟的產業部門，銀行也會有限制新企業獲得信貸的激勵。此外，銀行也會考慮它在其他方面的某些既得利益：維持銀行在市場的高集中度，會有助于銀行參與到現有客戶的經營中去，從而與現有客戶建立更為密切的關系；銀行還可能會通過犧牲從新的進入者身上所獲取的利益，來換取現有企業的信任，從而引導這些企業的戰略決策。此時，銀行的目標就不僅僅只是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會導致銀行偏好新的市場進入者，因為新興企業一般都具有更高回報的項目以及更為新穎的技術，能夠保證銀行更高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業的集中將導致競爭性的產業結構，不利于形成具有市場壟斷能力的大型企業。
總之，新興企業在壟斷性銀行市場結構下信貸的可獲得性，對新興企業所在行業未來的成長性影響較大。在某種程度上，銀行將面臨著新企業進入引發企業競爭對銀行原有收益的影響與新企業進入給銀行所帶入的新的利潤之間的權衡，銀行最終的權衡結果將影響到該行業的市場結構。
Cetorelli(2001)使用從17個OECD國家中所獲取的包括35個制造行業的數據，對上述觀點加以判斷。發現在企業規模高度依賴于外部融資的部門中，銀行業更為集中的國家，企業規模確實更大。他同時根據已有的實證結果考察了外部融資規模對行業的影響，發現無論銀行集中對行業壟斷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對于更依賴于銀行融資的企業來說，影響程度更深。
五、對中國銀行業的啟迪
1.關于發展金融機構。長期以來，中國的銀行市場是四大銀行壟斷絕大多數市場份額及金融資源的市場結構。但由于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大量問題，四大銀行并不能有效解決關于中小企業項目融資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限制了向中小企業的貸款。根據本文的分析，大量金融機構的存在，會導致有貸款意愿的企業之間缺乏競爭，而眾多銀行在激烈競爭中，貸款質量難免下降。如果完全放開銀行業的準入限制，銀行數量會快速增加，這將導致借款人總體質量的下降，反而會使信貸市場陷入貸款利率升高和信貸數量減少的惡性循環之中，不利于銀行資金的有效分配。因此，政府應該適當控制信貸市場中金融機構的數量，適度發展民營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