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11 12:52:47
序論：在您撰寫當代科學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1．發揮大學美術教育的主體性價值功能
當代大學美術教育的主體主要集中在教育功能、認識功能和審美功能這樣三個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第一，就起大學美術教育的教育功能來說，“它的根本目標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藝術教育承擔著開啟人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創造力，使人的內心情感和諧發展的重任。”換一種方式說，美術教育必須要做到“以人為本”，即：以人的實際需要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實現人之“主體性價值”。按照魯迅所說：“美術可以輔以道德，美術之目的，雖與道德不盡符，然其力足以淵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輔道德以為治?！笨傊佬g教育功能是陶冶人之情操，凈化人之心靈，讓人們的主體性價值得到積極地發展，從而努力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席勒語）”。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人的主體性包括了兩個方面：首先人是實踐主題，其次人又是精神主體。所謂實踐主體，指的是人在實踐過程中，與實踐對象建立主客體的關系，人作為主體而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動，這時人是實踐的主體；所謂精神主體，指的是人在認識過程中與認識對象建立主客體關系，人作為主體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認識的，這時人是精神主體。第二，就大學美術教育的認識功能來說，主要是指通過以藝術鑒賞為前提，去了解自然、認識歷史、把握現實、體悟人生、擴大人生視野，以便獲得智慧的啟迪和指導生活的價值，不斷向著新的意義攀升。第三，就大學美術教育的審美功能來說，它的目的首先不是為了獲取知識，也不是為了接受教育的思想，而是為了人之身心愉悅，或者換一種方式說，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心身得到積極的休息，暫時擺脫外在社會的牽連，不與外在社會發生任何的功利瓜葛。因此，一件優秀的藝術作品呈現在人們面前的總是一個不與現實社會發生任何利害瓜葛的世界，可以使人擺脫生活的千瘡百孔，體驗不能經歷的冒險、不能得到慰藉。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藝術的最初動機都莫過于此，當然，這也無疑構成了大學美術教育中主體性的作用和重要性。
2．大學美術教育的主體創造性品格
當代美術教育對于創造性品格的強調在很大程度上有著急功近利的情況，從這個立場出發，大學美術教育的創造性品格其主要體現在主體性的不斷超越，即：超越前人、超越同代人和超越自己。超越前人是大學美術教育的首要任務，也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整體所面對的任務，在他們的身后，是長長的過去，前人固然在教育方面有自己的創造，但過后卻成為了過去、成為了傳統。后起的美術教育工作者有權從傳統中吸取養料，但卻無法原本的模仿。所以，如果沒有對前人的觀點、理念和思想的創新，又何來進步，主體性的價值功能何以得到彰顯呢？超越同代人是要求我們加強教育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彼此之間相互學習，并借以啟發靈感，激發主體意識的創造品格。所以，超越自己的是實現大學美術教育中主體性發揮的必要條件，也只有充分發揮大學美術教育的主體性價值功能，才能使大學美術教育的創造性價值和意義得到實現。
二、結論
眾所周知，由于現代科技的強力沖擊，當代美術教育理念及方式的發展方向發生了改變，以視覺文化的審美趣味性和創造性為主題的美術教育正在興起。亦正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影響，美術教育的體制必然會出現相應變化。我國的教育綱要明確指出：“美育對于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觀念和審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泵佬g教育是美育的主要陣地。在當代中國藝術教育體系中，我們對美術教育的詮釋更加科學，如教育概念的界定范疇不僅包含技能上的培訓，還需著重強調“視覺美術教育”或者“視覺文化教育”的價值和意義。如今美術教育的空間范疇大而廣，它包含了各種與視覺有關的藝術作品、藝術現象和視覺圖像等方面，也包含了傳統的繪畫和雕塑以及工藝等方面的知識與技能。當代的美術教育實際上指的是視覺藝術教育，特別是現代科技對傳統美術教育的沖擊和影響表現的尤為突出。首先，現代科技的發展，特別是電腦美術的產生，對傳統藝術具有較大的沖擊和影響。對于當代美術教育的工作者而言，更加需要以開闊的視野和發展的眼光，建立起藝術創造力的主體性意識。電腦美術是以計算機及其配套設備為主要載體的一種新興視覺藝術種類，其設計速度比傳統美術樣式可提高數十倍乃至數百倍。
軟件方面，以Photoshop、CorelDraw、AutoCAD、3DSMax為主的繪圖軟件對傳統紙筆顏料美術繪圖產生著巨大沖擊。每一種電腦制圖軟件的推出都顯示出了微電子科技巨大的數字化魅力，而傳統的美術表現技法，如油畫、國畫、版畫、水彩畫、素描、水粉，必然受到數字虛擬界面的影響，而審美大眾甚至美術教育的主體意識也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其次，攝影技術的誕生，使得對生產生活以至于傳統繪畫存在的必要性發生了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似乎很難分清楚現代科技與視覺藝術教育之間的關系，而作為兩種對世界不同的掌握方式，必然有著各自內在不同的規定性。一般來說，現代科技是理性的思維方式，它往往訴諸概念、原理，強調邏輯性、前沿性，需要主觀符合于客觀，追求真理，是人們對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知識性的給予；美術教育是一種感性思維方式，它以審美體驗為基礎，訴諸形象，強調主體的感受、體悟等形而上的精神表達，要求客觀見之于主觀，追求審美，給予人們的是審美和情感的積極愉悅。雖然攝影技術的革新層出不窮，使人們的視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闊。然而，隨著審美意趣在客觀再現的追求中發生異變，促使現代藝術走向內質與抽象的表達。如今，高科技數字媒體技術的影像時代已經來臨，如何處理其與傳統美術圖像的表現關系，值得考慮?，F代美術教育系統已經充分利用數字媒體技術來處理傳統圖像學知識和技法，這將給予傳統美術教育以巨大沖擊。因此，美術教育這種特殊性的內在特質，決定了現代美術教育中建立起主體意識的必要性，尤其是對于現代科技影響下的當代高校美術教育來說顯得相當重要。
二、現代科技對當代大學美術教育的啟示
【關鍵詞】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反歸納/逆歸納/自悖/元方法論標準/無合理性原則
【正文】
綜觀整個20世紀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一方面，許多不斷涌現的新觀念和新理論，尤其是以波普爾的否證論、庫恩的范式理論為代表的一些科學方法論既為科學哲學本身帶來勃勃生機，同時又表現出強大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成功地應用于數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法理學、接受美學、語言學、歷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領域，使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的分析與境或視野；而另一方面，從整體上看，自20世紀80年代末，科學哲學卻開始走入低谷，成就平平，反響一般，往日的輝煌似乎已不存在?？茖W哲學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蕭條的情況？這已成為當今科學哲學家十分關注的論題之一。
在筆者看來，這種境況的原因，在于科學哲學在20世紀后期的發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時難以擺脫。然而，正是對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學哲學理論變革和發展的新契機，就象19世紀末的物理學危機引發了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一樣。因此，目前關鍵的問題是，困境在哪里？我們應如何認識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對當代科學方法論的五種重要困境加以討論，（注：鑒于學界對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內容比較熟悉，在此僅對這三種困境只作簡要的補充性說明。）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科學家的信念不是武斷的信念，而是嘗試性的信念，它不依據權威，不依據直觀，而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上?！盵1]伯特蘭·羅素的這一精辟論斷道出了標準的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構想，標準的科學方法論，一是含有正統的意思，最符合人們思想中科學方法的“本來面目”或經典模型；二是這種構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論吸引過來，并成為這些方法論所仿效的對象。該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堅持唯科學方法之用方顯科學本色，科學方法是科學活動的標志，是科學合理性的保證。憑借科學方法，科學家的認識活動就可取得成功。這里的科學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規范性的實證法，尤其是歸納推理，在科學發展與科學證明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這種標準的科學方法論（產生于20世紀初）擁有眾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羅素在內的邏輯原子主義者、邏輯實證主義者、邏輯經驗主義者、一些科學家及社會科學家等），并統治了人們的思想近半個世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戰。許多的方法論之爭都是針對這種標準的科學方法論而發的。
困境1：對歸納邏輯的反對與辯護
繼20世紀初“劍橋發明”（注：“劍橋發明”一詞是拉卡托斯用來指在經典的歸納主義之后發展起來的“或然性歸納邏輯”。它始于W.E.Johnson，后來C.D.Broad與J.M.Keynes出席Johnson舉辦的講座，并發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爾納普等邏輯經驗主義者進一步闡發歸納原理對科學方法的重要性。賴欣巴赫說：“這個原理決定科學理論的真理性。從科學中排除這個原理就等于剝奪了科學決定其理論的真偽的能力。顯然，沒有這個原理，科學就不再有權利將它的理論和詩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創作區別開來了。”[2]自20世紀初至50年代，他們建立的概率主義歸納邏輯成為了眾多科學哲學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波普爾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證哲學進行有力的批評，力圖重新解決“休謨問題”（歸納問題）與“康德問題”（劃界問題）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按拉卡托斯的看法，“波普爾的名聲就在于它對歸納法的批判”，但波普爾竟對什么是歸納都從未明晰地說明過，并且前期與后期哲學在歸納問題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認為，歸納邏輯的原始目的是“從懷疑論中拯救科學知識”，存在著某種歸納原則或擬歸納原理可以把“實在論的形而上學與方法論的評價、逼真性與確認性聯系起來”。[3]
自稱是反歸納隊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認為拉卡托斯的歸納進步觀站不住腳，因為確認評價只報道過去業績，而逼真評價僅包含將來業績，我們無法從確認評價推進到逼真評價。他拒絕所有的非演繹推理，認為一切非演繹推理都具有非轉化性?？茖W知識可分為多個層次——層次0（感覺報告）、層次1（簡單陳述）、層次2（經驗概括）、層次3（精確的經驗規律）、層次4（科學理論），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從低級層次到較高層次的“歸納上升”。但從層次0到層次1將包含一個“跳躍”。艾耶爾曾提出，這種“跳躍”可由某種非歸納性的并能為人們接受的推理來實現。沃特金斯把艾耶爾的這種推理稱為“某種擬歸納推理”[4]，并認為波普爾令人遺憾地走向“徹底的”或極端的懷疑論[5]。對于歸納問題，沃特金斯試圖提供一種實用主義的解決方案，并宣稱這種方案要比他在《科學與懷疑論》中提出的論點更為簡單和更好。[6]
為擺脫歸納邏輯的困境，(1)赫斯(MaryHesse)、亨迪卡(JaakkoHintikka)等自20世紀80年代對卡爾納普傳統進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舉邏輯作為科學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它來重新闡釋其它形式的歸納邏輯（如科恩的消去式歸納邏輯）。她堅持一種比卡爾納普允許更多隨條件變化的并處于有限形式中的歸納邏輯，“歸納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種對綜合性理論系統的研究沒有保證獲得實用主義知識的最佳途徑?！盵7](2)科恩(JonathanCohen)提出了非概率主義歸納邏輯。他認為，許多科學哲學家只注意培根歸納的方法論意義，卻忽視了它的邏輯方面——證據的性質及命題之間歸納支持的邏輯關系，他力圖用一種成熟的現代邏輯形式重建培根的歸納。這種新培根式歸納邏輯包含了兩個主要因素：(A)相關變量的方法，該方法表明歸納支持因不同的證據而有不同的等級；(B)一般模態邏輯，“它可以達到對非外延性的多個等級的形式化”，[8]因為二值等級形式捕獲不到非外延性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這種模態邏輯可把歸納支持的等級表示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階梯。
赫斯、科恩等人還試圖為歸納邏輯提供廣泛的成功應用，如科恩出色地將自己的新歸納論應用到如醫學、心理學等一些領域中去，并得出結論：非標準形式的歸納推理也具有與其它歸納相同的結構([8],P.26)。
對上述爭論，牛頓-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拋棄歸納的波普爾與勉強使用歸納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們各自的方法論與科學目的之間的紐帶”[9]，在波普爾的體系中存在著一種否證法與逼真性之間的二難困境。牛頓-史密斯著重闡述了包含“在最終檢驗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歸納”(meta-induction)觀。([9],pp.224～225)
困境2：反對方法和方法論危機
科學歷史主義的興起促成了這樣一種新觀念：科學哲學家必須正確對待科學的歷史。這種觀念挑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前兩個最有影響的方法論鋼領（即歸納主義和波普爾綱領）。庫恩本人雖然提出幾種評價標準（精確性、簡單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這些標準“比喻為像‘深思熟慮而后行’之類簡單而無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競爭的理論之間的選擇取決于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的混合，取決于共同標準和個人標準的混合。
費耶阿本德質疑以往的科學方法研究在實際科學中的可行性，認為探求一種指導科學家從事理論選擇的規則系統的努力雖然具有悠久的傳統，但卻是失敗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庫恩更為激進的圖景：(1)“逆歸納”，他認為邏輯經驗論的“證明”式歸納與波普的“證偽”式歸納是歸納這一枚硬幣的兩面，提出了“逆歸納”(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er-意指在與歸納相對立的方向上行進，在此歸納僅是一個參照物而已?！拔覀兛梢酝ㄟ^逆歸納法來推進科學”，這就要求我們做兩件事：一是提出與公認的并得到高度確證的理論不一致的新理論（注：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堅持，新假說必須與公認的理論相一致。費耶阿本德反對這種一致性條件，譬如牛頓萬有引力定律與伽利略自由落體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對前者來說是一個變量，而對后者則是常數。一個科學家要想使自己的觀點包含更多的經驗內容，就必須引進其它的理論觀點，采取理論多元論的立場。），反駁一個理論的證據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實，而在于提出新理論。理論的進步并不是一個一致理論的系列，而是一個“日益增長的互不相容的各種可取理論的海洋”。他認為，專家和外行業余愛好者、誠實者與說謊者一起參與爭論會促進科學的進步和文化的繁榮。二是提出與充分確鑿的事實不一致的假說。一個理論所以與證據相沖突，不是因為它不正確，而是因為證據被污染。要批判這種證據就應當發明一種新的觀念體系?！暗谝徊娇绯鲞@一循環，或者創造一種新的概念體系，如一個新理論，它與極小心確立的觀察結果相沖突，并挫敗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論原則，或從科學之外，從宗教、從神話、從不勝任者的思想，或從瘋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這樣一個體系。這一步又是逆歸納的，可見，逆歸納既是一個事實——離開它科學不能生存，又是科學游戲中一種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動?！盵11](2)說服人的技巧。庫恩曾以“常規科學”意指知識發展中平穩的和邏輯的間歇。費耶阿本德則干脆否定這種“常規科學”的存在，認為科學決定的作出、理論的接受是一種說服人的事情，包括理論支持者的威望、年齡、及參與爭論的技巧等（注：在費耶阿本德看來，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觀察和實驗(在《恒星的使者》中對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遠鏡觀察月球的演示是失敗的)，而在于他宣傳自己學說的技巧，他說：“伽利略這個善于?；^的人比起我們通常對這位肅然起敬的、執著的‘真理探索者’來說是一個遠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實際上是反對科學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堅持各種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論。
此外，奎因、普特南、羅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據各自的理由堅持，人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描述自然科學家所使用的方法，他們認為，根本不存在容許我們去發掘具有規范性特征的方法論的余地。在這一系列質疑之下，標準的科學方法淪陷于危機。
困境3：當代科學方法論家的自悖
科學方法論危機“令人沮喪，但要取消方法論還為時早了點”[12]，科學方法論者們試圖拯救和重建科學方法論，但結果處于自悖的困境中，這里僅以其中三位為例來說明（參見[19]，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拉卡托斯力勸科學家作出新穎的預見：如果預見正確，就認為你的理論是進步的；如果錯誤，就進行拯救理論硬核的活動；如果不能作出長時間跨度的任何成功預見，那么你的研究綱領是退化的，應當拋棄。如何知道哪一種方法論是進步的呢？拉卡托斯認為，一種方法論應說明“偉大科學家的價值判斷”，而要滿足這種說明就必須對方法論作出某種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寫一種歷史性案例研究時，一個人應采用下列程序(1)給出一種理性重建，(2)盡力將這種合理性重建與實際歷史相比較，并批判缺乏歷史性的合理性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實際歷史?！盵13]人們不必關心特殊反常的價值判斷，拉卡托斯更“強調科學研究綱領與方法論研究綱領之間深遠的類比，并且強調像‘經驗陳述’可被一樣，規范的‘基礎論斷’也可被方法論?！盵14]即通過規范的方法論來重建科學史，以便使科學史盡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這里，拉卡托斯強調的是方法論的規范性、重要性和優先性。
拉卡托斯(B)拉卡托斯曾對波普爾的試錯法不屑一顧，但他對研究觀領中硬核的解釋卻是“實際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現就是全副武裝的……它通過長期的預備性的試錯過程而緩慢地發展。”([13]，p.26)這樣，我們如何通過襁褓中的硬核來確立研究綱領的存在？如何理解硬核的無錯的硬性？又如何通過硬核來形成對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規范力量？對于一個研究綱領比另一個研究綱領更進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認為我們無法接受其中一個研究綱領，進步并不意味著接受；相應地，我們無法憑借方法論來得知科學家接受或拋棄哪個理論，因此拉卡托斯的方法論已失去了它的規范能力。
2.勞丹的自悖
勞丹(A)在《進步及其問題》(1977)中，拉里·勞丹提出了與吉爾(A)不同的觀點。當在闡明歷史與方法論的相互關系時，勞丹采取了一種直覺主義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接受牛頓力學、拒斥亞里士多德力學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廣義相對論是合理的；……我將要主張的是存在著一組廣泛的人們所堅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規范判斷，這組判斷構成了我將稱之為我們偏愛的關于科學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覺(PI)。我們關于這類情形的直覺可用作評價不同的規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試金石。”在勞丹那里，這種前分析知覺的標準是固定不變的，它成為方法論的一種根基。
勞丹(B)前分析直覺本身畢竟是變化的，受制于一些歷史條件。勞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拋棄他的前分析直覺標準，宣稱我們必須完全擺脫對直覺的任何依賴；而致力于建構一種聯結規范性與描述性的規范自然主義(normativenaturalism)。
3.吉爾的自悖
吉爾(A)自20世紀60年代歷史學派興起以來，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實的斗士。吉爾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堅持科學的哲學與科學史之間的關系不是緊密的，而是一種基于利害關系的結合(amarriageofconvenience)。他提出了許多反對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密切相連的觀點，譬如，他認為循環性問題對理論選擇標準的任何歷史途徑而言都帶有尖銳的挑戰性。他說：“設想……歷史對理論的理性選擇提供經驗證據。在這一情形中，這一說明本身就是一種經驗的結論，或廣泛地說是一種理論。但要在歷史證據的基礎上選擇一種關于理論選擇的理論，一個人就必須總是具有某些理論選擇的標準。”[15]這里，吉爾堅持從歷史中獲取準則就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論證，結果只能導致一種惡性循環。
吉爾(B)進入20世紀80年代，自然主義激流勇進，吉爾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為歷史反對者的吉爾現在卻是歷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爾在《走向一種統一的科學理論》(1984)一文中明確指出，方法論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就是理論模型與經驗證據之間的這種標準關系”[16]。按吉爾的自然主義，科學對經驗世界建構理論，哲學則對科學世界進行理論化。這兩種理論化遵從相同的方式，都具有歷史性的特征。
對上述的自悖，科學哲學家大多采取了批評的態度。拉卡托斯在(A)中對歷史的理性重建無疑受到許多科學歷史主義者的反對，如霍爾頓(GeraldHolton)認為拉卡托斯的這種觀點令人難以接受。庫恩則稱這種觀點“一點也不是歷史，而是制作實例的哲學?！倍ㄍ兴乖?B)中對方法論規范能力的取消無疑是較(A)更加遠離科學方法論。
羅伯特·布朗(RobertBrown)認為，勞丹、吉爾提出的自然主義經不起推敲，因為自然不會欺騙，不會犯錯誤。而科學家卻不然，他完全可能這么做。再如，引力理論不允許一個真實的逆實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確理論之下卻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為，正如在我們正確的道德信念（即謀殺是錯的）之下仍存在著謀殺者的謀殺活動一樣。吉爾從(A)到(B)的轉變表明他從對科學方法論的堅持變為對歷史因素的側重。與吉爾相反，勞丹從(A)到(B)的轉變則說明他進一步疏遠歷史而親近（方法論的）規范性。
困境4：元方法論層次上的困境與無合理性原則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方法論的重心開始向元方法論轉移。
什么有資格構成科學方法的標準？這一問題是促成科學方法論重心轉移的核心問題之一。西格爾認為，要為科學方法尋求一種確定的唯一程序是錯誤的，不存在確?？茖W合理性的程序，而只有對證據的承諾。[17]多數當代科學方法論者對元方法論研究的必要性確信無疑。但出人意料的是，勞丹否定元方法論存在的價值。他認為，歷史主義學派的元方法論是，對一種科學方法的評價要依據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過去科學家的選擇再現為合理的，而這種元方法論沒有正確對待這樣的事實：科學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異，尤其在不同于我們的科學時期時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學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隨時間發生變化，我們就沒有理由希望用我們的方法去衍涵關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動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東西。無論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動者與特定與境。勞丹認為，元方法論就是方法論的認識論，它如果存在則不應視為絕對命令，而應看作假言命令，我們在競爭的方法論中進行選擇的方式與我們在競爭的經驗理論中選擇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們不需要關于方法論的一種特殊認識論。([12]，pp.19-31)勞丹雖然宣稱否定元方法論，但事實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法論（注：對此許多科學哲學家都給予了肯定。西格爾(1990)、沃勒爾(1988)、多普爾特(Gerald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對勞丹的元方法論作出了各自的評論。）。勞丹建立的網狀模型理論本身就是對一種元方法論理論的建構，并引起了元方法論層次上的一系列爭論。沃勒爾尖銳地指出，勞丹的網狀模型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二難困境：“或者存在著一個方法論原則的不變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變動的。有這樣的一介M[*]，網狀模型則是舊的塔式模型的一種精致論述或注釋性變換；若沒有這樣一個M[*]，該模型陷入相對主義。無論那一種方式，勞丹的‘第三’選擇都作為一種獨立的、具有競爭性的立場而被排除?！盵18]
羅伯特·布朗認為元方法論至少包含兩方面的內容：“(1)公正地對待歷史，(2)公正地對待概念性東西?！盵19]他認為，勞丹與拉卡托斯的科學哲學都試圖對(1)給出必要而充分的條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驗的方法論者集中于(2)。他們都是片面的?；诳茖W的實際歷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種規范的元方法論標準(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論使其理論性重建與規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學史片段，同時與相關的獨立的社會理論相諧調，那么該方法論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認為，上述標準作為評價相互競爭的方法論提供了一種元標準。這種標準具有許多值得我們贊賞的優點：首先，這一元標準體現了這樣一種精神，即科學史必須在某種意義上被認為是理性的。該標準使科學史中的合理性擴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稱該標準(R)克服了勞丹的前直覺觀點的所有弱點，如，非比較性、基礎主義、對直覺的依賴性、歷史在檢驗中的無地位性。第三，這種元標準在形式上相似于寬容性原則(principleofcharity)。寬容性原則試圖最大程度地擴大真理性，而(R)則試圖最大程度地擴大合理性。第四，這種元標準被一種無合理性原則所支持。
無合理性原則(arationalityprinciple)是一種類似于寬容性原則的方法論原則，即從人類活動的可能選擇性解釋中選擇一個更好的解釋。無合理性原則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當面臨在一項活動的合理解釋與其它解釋（如心理學與社會學說明）之間進行選擇時，我們應選擇合理性的解釋。好的解釋就是一種活動原因，是一種好的理由，譬如，對為何愛因斯坦在1905年拋棄牛頓的理論，我們有兩種相互競爭的解釋：一是認為愛因斯坦這樣做是因為他的狹義相對論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證據；二是認為愛因斯坦拋棄牛頓理論是因為他要反叛他的前輩，并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間、代代之間沖突的情景。對這兩種解釋，無合理性原則告訴我們應選擇理性的那一種，即愛因斯坦依據第一種理由去活動。第二層，無合理性原則并非堅持惟有心理——社會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說人們通常對一定活動找不到理性的解釋，在這樣的情形下就必須訴諸于心理——社會（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來，元標準(R)與無合理性原則都試圖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這是兩者的共同之處。因此，元標準(R)可以從無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兩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標準(R)是一種在相互競爭的方法論之間進行選擇的標準，無合理性原則卻假設了一種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質疑“評價規則的恒定性論題”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繹邏輯的有效不變的通則一樣，20世紀初卡爾納普等邏輯經驗主義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國約定論者都極力尋求歸納邏輯的不變原理或統治科學理論評價的恒定規則。這種規則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爭論的關于世界本體的形而上學假設，同時又必須是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論性的。無論是歸納推理還是演繹推理，都可能有時是無效的，科學評價有時也是錯誤的，甚至某種不正確的評價可能貫穿于整個歷史過程之中。但這些無效的推理過程卻不能危及到推理規則本身的合理性，同樣這些不正確的評價過程也不能危及評價規則的正確性。評價理論的方法論規則是先驗的，并不因經驗的不同、過程的不同、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這就是在標準的科學方法論構架之下的理論評價規則的恒定性論題。
針對這一恒定性論題，亨普爾(C.Hempel)提出質疑。他認為，某些方法論規則在時間上是相對的。譬如，正如已擯棄宇稱守恒定理一樣，我們也應拋棄麥克斯韋關于時空定位缺少因果效用的原理，這些準則及其時間相對性取決于我們的世界觀。亨普爾得出結論：“必須拋棄合理性理論選擇的一切標準都無時間的觀念?！盵20]勞丹在《科學與假設》(1981)中通過追溯假說方法的歷史演進，批評了科學方法永恒不變性觀念，他既堅持科學方法的共時性，又堅持科學方法的歷時性（即可變性、歷史性）。
綜上所述，上述科學方法論的五種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層面或在不同的理論進程中與科學合理性的“二難困境”[23]發生著某種關聯。譬如，困境1是科學合理性的“二難困境”呈現的必要前奏，困境5則是這種“二難困境”在科學的理論規則與歷史之間關系上的一種反映，沒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現就沒有科學合理性對歷史因素的內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這種科學合理性的“二難困境”在科學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內在邏輯與歷史之間關系（不諧調的、矛盾的）上的一種體現。以上概述的五種困境僅僅是對科學哲學困境的初步探討，有待于更為深入的研究。
論點摘編
科學的“真”與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國社會科學》/2002.1
以西方現性精神為基礎的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福祉，尤其是發展到20世紀，這已成為深刻影響人類生活的全球性現象。這表明，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確立的現性主義思想方式，向人類敞開了對人類生存極具意義的一個方面，即科學的“真”是人類能夠更好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證，體現出可貴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學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智慧，它雖然給人類帶來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卻不能為人類提供這種生活何以值得過下去的理由。從這一意義上說，啟蒙運動的任務尚未完成。今天人類面臨的困境表明，一方面，科學技術已不可抗拒、無可避免地成為人類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啟蒙之光的核心也有一片黑暗，當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務就是不懈地揭示這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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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善博：“科學合理性：在轉向與困境之間”，《自然辯證法通訊》，1997年第4期，第19頁。
文學經典能給人們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穩定的人文情懷、高尚的道德信仰、寶貴的人生經驗和非凡的審美趣味,經典文學作品的力量無窮無盡，能夠撐起人們的精神世界?，F當代文學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先理解閱讀作品。學習者對于那些貼近生活，與自身經歷有著直接聯系的文學作品感受和理解會尤為深入。現當代的許多作家的作品都描述了當代中國人所熟悉的生活環境和社會環境，這樣一來，大學生讀起來就有一種親切感，進而愿意去接受和感知作品精神思想和文化內涵。在大學語文教學中，教育工作者如果引領大學生們體味貼近其生活，靠近其精神樂趣的作品，大學生必定樂于接受，繼而能使大學生開始對現當代文學的學習感興趣。在優秀文學作品中大學生們可以從作品發現自己和社會以及自然的影子，進而將影子變為形象，開始進入作品理解、認識和欣賞的程度，文學作品所承載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價值,將會逐漸擴充學生的精神世界，開拓學生文化視野。這樣一來，學生也會逐漸從中國文學作品的殿堂進一步邁向世界優秀文學作品殿堂，開始將視野放大到對于人類歷史的感受、欣賞和理解上。教育工作者應善于發掘出現當代作品的獨特精髓，運用自己的經驗知識,在課堂上引導學生接觸和理解這樣的作品,并與學生交流閱讀理解后的心得，不但利于學生更好的理解文學作品，更能對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內涵提升起到積極作用。
二、加強現當代文學教育的措施
（一）注重啟發教學
現當代文學的思想與當今的大學生的思想已經漸行漸遠，現當代文學教學的改革迫在眉睫，學者及相關教育者們對現當代文學也進行了諸多改變。比如對現當代文學課程名稱進行更改、增加現當代文學相關的實踐教學活動等。無論教學怎樣改革，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忘記文學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對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進行加強，培養學生人文關懷精神提升思想境界。雖然現今教學環境惡劣，但是現當代文學教學的根本任務并沒有改變?，F當代文學不是技能，是文化思想和精神力量，文學教育應該與時代情況相結合，但不應過多從技能處尋找突破口，教師應使現當代文學與學生的現實生活或當今時代思想文化緊密相連，而不是沿著作家介紹，主題思想和藝術特色的傳統教學套路講授枯燥乏味的課程。對現當代文學進行作品分析時，教師在指導學生將文學作品的精神世界中結合現今時代思想的同時，還應該加強學生對文學作品的理解，進而引起學生對于歷史的追問，發散學生思維，借文學作品和相關文學歷史來引導學生對當下這個時代進行思考。教學過程中注重文學和時代精神結合，教師應帶動學生從文學作品中展開對生命的思考，加強與當今踐踏生命、無視生命價值的現象聯系起來，讓學生對生命產生敬畏，學會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珍惜[3]。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教師不要用過多時間講解作家個人的人生經歷，不要在作品的藝術風格上花費太多的時間，這容易讓學生產生反感。而應該將文學作品與時代精神結合，加強文學與歷史的契合，使學生在作品中尋找自己的人生，激起大學生對于現當代文學學習的樂趣，在現當代文學中充實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情趣，最終實現文學教育對學生人格的培養。
（二）高等師范院校教育應與中學語文教育接軌
師范院校承擔培養未來初高中教師的任務，師范生的教育好壞直接影響到未來的初高中教育。但是直到今天，還沒有能作為師范院校標準的現當代文學教材出現。這種教材建設的缺失導致現當代文學教育與師范培養的特性不能很好的結合，畢業的師范生很難將所學知識在當前中學語文的教學環境中進行施展，甚至直接會與當前中學語文教學脫節的情況。因此，應該及早出版具有師范特性的現當代文學教材，這對于師范院?，F當文學教育的師資培養具有重要價值。高等師范院校在現當代文學教學的教學內容上不能與中學語文教學緊密結合，這當中教材占了很大原因，師范院校選用的教材與當今中學語文教育脫節，直接導致兩者在教學內容上的脫節，這種脫節不僅會給學生造成學習困惑，而且會加速教學內容上的巨大差異。在培養師范生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結合中學語文的教學對現當代語文教學進行多方面闡釋，讓學生把握兩種截然不同的教學體系，理解兩種教學的差異性。師范院校教師不能輕視中學語文的教學難度，對中學語文的解讀不能簡單地理解成是對文本的淺閱讀。高等師范院校應在現當代文學教學方法上與中學語文教學接軌，如今，為了加強現當代文學教育，教育工作者們不斷轉變教學理念、革新教學方法、調整教學目標取得了良好的進展，但是針對高等師范院校關于現當代文學教育的改革和創新卻不多，高等師范院校對中學語文和大學現當代文學的銜接上有著重要的作用，必須引起相關專家學者的重視。筆者認為，想讓中學語文與大學現當代文學教育緊密相連，必須改變當今中學語文課堂對知識死記硬背的傳統教學模式，中學教育者應學習和運用科學先進教學理念，對中學生實現性化教學，增加其創造性。在電子時代中，應注重中學生寫作表達能力的培養加強文本分析能力。
三、結論
深入原著理解馬克思哲學的精神實質
近20年來，我國哲學研究的可喜進展之一，是認真解讀原著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因此，向原著提問和通過原著提問理應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取得進展的基本路徑，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讀馬克思文本"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當代有一些爭論。其焦點大致可歸結為三個問題。
第一，應該不應該在解讀馬克思文本時保持價值中立？不戴意識形態眼鏡來研究馬克思在當代學界已經成為一種很時髦的觀點。我個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一方面，在現實中，除非把自己封閉起來，否則所謂保持價值中立是極為困難的。另一方面，價值中立及其認識論上的旁觀者立場本身就已經被20世紀的學術進展證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關理論的進展，我們便能夠認識到所謂價值中立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學的名義提出的非意識形態性質的學術要求，在一種貌似公允的立場上把馬克思固定在19世紀的語境中，把貶抑于與資產階級科學沒有差異的中立的學說，在任何時候對馬克思哲學來說都是一種危險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的中心視角？文本研究當然具有基礎性地位，這種地位不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歷史認識上，它實際承載著史的意義。這應該成為學界的常識。今天在馬克思研究中重新強調這一點是針對過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條的地位。所以，我認為，無論是廣義的文本解釋學，還是狹義的文本考證學，在當代學術中都可以有其獨特的地位，但哪一種都不能替代問題研究，更不能以此來否定其他哲學的創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釋時如何處理“史"與“論"的關系？這一點在當前學界爭論較大，不僅哲學，而且歷史研究等領域也都存在著這個問題。我個人的意見是，哲學具有特殊性，不能簡單地以史論二分來描述文本及其解釋結果。這是因為，一方面哲學詮釋學已經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種能夠成立的解釋必然是讀者與作者視域的歷史性融合，換句話說，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義的“史"；另一方面，除了哲學等少數思潮外，幾乎全部哲學之“論"同時都是“史"的凝結和創造性再現，但這個史不是文本，而是貫穿于不同文本中的問題。因此，在比喻的意義上通過強調史論關系來提倡讀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與“論"的對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絕對標準的地位恐怕是難以成立的。特別是，以讀馬克思本人著作與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來衡量學術水平，這是一種極為可笑的做法。
轉換思維方式，提高研究主體的提問水平和理論意識
圍繞文本解讀的爭論事實上超出了對待文本的理論態度，而是提出了整體思維方式的轉換問題。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與整個人類的理論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這種理論進步可能使得我們能夠領悟在馬克思哲學中沒有被充分重視的有價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為重要問題，故而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再次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這表明，關于馬克思哲學的當代價值的追問，受到條件和理論家們提問水平的直接，也就是說，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建構需要研究主體自覺地轉換思維方式，提高自身理論水平和理論意識。
20世紀傳播和史的經驗和教訓是值得認真的。雖然諸多失誤并不應該由理論來承擔，但是理論本身卻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這些工作涉及歷史，我們在這里不好展開。僅以盧卡奇的例子，以強調這種反思本身應該直接指向理論認知的方法。當他以《歷史與階級意識》實際開創了西方之異端道路時，必須承認，他是真誠地希望從“人"、“主體性"角度來拯救第二國際重要失誤的。但沿著這一路徑走下去恰恰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怪圈，后來的阿多諾曾悲愴地指出了這一點。當然，阿多諾指出這一點并非因為他比盧卡奇多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而盧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論發展過程中，在其后期《關于存在的本體論》中，向馬克思立場和觀點的接近，也不是因為自己在后期接觸到的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較為自覺地清算了自己的主體性哲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作為德國哲學思維方式的意識哲學）。同樣，我們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如果以為自己讀了一些馬克思的書就夠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國哲學研究事實上長期忽視了一個基礎性問題，即評估西方學者解讀馬克思的成果絕不是拿這些學者的判斷與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對照，而是自己在對馬克思的理解上必須高于他們。只要研究者缺乏對自身理論方法論的自覺關注，就會面臨一些基本的難題，就會產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
事實上，在當前馬克思中，從體系取向到取向、從宏觀到微觀、從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這些轉換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圍繞馬克思哲學的當代解釋產生了諸種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對解讀的不同理解，這些都為進一步深化和拓展馬克思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而在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通過理論家們對自身思維方式的自覺審理，提高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實際水平，馬克思哲學的創新或與時俱進便會獲得更加生動的局面。
關注重大主題，尋求馬克思哲學新的生長點
馬克思哲學與舊哲學有著本質差別，它的旨趣不在純粹的思維馳騁，它的全部落點是生活和。因此，文本研究和提問水平是基礎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時代主題上的發言，這也是弘揚哲學精神和實現它的歷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這一點而言，它仍然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基本理論建設和對現實重大事件的參與。在基本理論層面上，我們需要構建新的學術平臺，這個平臺應該以當代生活實際展開的邏輯為底蘊，同時又必須站在整個20世紀思想的高點上面向世界歷史發展，從而為穿透當代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提供一個思維構架。而參與層面，雖然在當代學術建制和社會分工的意義上，學者或知識分子應該有自己的獨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須以關注人生切要、社會生活具體環境變遷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對各類問題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參與熱情。
深入原著理解馬克思哲學的精神實質
近20年來，我國哲學研究的可喜進展之一，是認真解讀原著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因此，向原著提問和通過原著提問理應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取得進展的基本路徑，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讀馬克思文本"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當代有一些爭論。其焦點大致可歸結為三個問題。
第一，應該不應該在解讀馬克思文本時保持價值中立？不戴意識形態眼鏡來研究馬克思在當代學界已經成為一種很時髦的觀點。我個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一方面，在現實中，除非把自己封閉起來，否則所謂保持價值中立是極為困難的。另一方面，價值中立及其認識論上的旁觀者立場本身就已經被20世紀的學術進展證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關理論的進展，我們便能夠認識到所謂價值中立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學的名義提出的非意識形態性質的學術要求，在一種貌似公允的立場上把馬克思固定在19世紀的歷史語境中，把貶抑于與資產階級科學沒有差異的中立的學說，在任何時候對馬克思哲學來說都是一種危險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的中心視角？文本研究當然具有基礎性地位，這種地位不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歷史認識上，它實際承載著文獻史的意義。這應該成為學界的常識。今天在馬克思研究中重新強調這一點是針對過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條的地位。所以，我認為，無論是廣義的文本解釋學，還是狹義的文本考證學，在當代學術中都可以有其獨特的地位，但哪一種都不能替代問題研究，更不能以此來否定其他哲學的創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釋時如何處理“史"與“論"的關系？這一點在當前學界爭論較大，不僅哲學，而且歷史研究等領域也都存在著這個問題。我個人的意見是，哲學具有特殊性，不能簡單地以史論二分來描述文本及其解釋結果。這是因為，一方面哲學詮釋學已經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種能夠成立的解釋必然是讀者與作者視域的歷史性融合，換句話說，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義的“史"；另一方面，除了現代分析哲學等少數思潮外，幾乎全部哲學之“論"同時都是“史"的凝結和創造性再現，但這個史不是文本，而是貫穿于不同文本中的問題。因此，在比喻的意義上通過強調史論關系來提倡讀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與“論"的對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絕對標準的地位恐怕是難以成立的。特別是，以讀馬克思本人著作與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來衡量學術水平，這是一種極為可笑的做法。
轉換思維方式，提高研究主體的提問水平和理論意識
圍繞文本解讀的爭論事實上超出了對待文本的理論態度，而是提出了整體思維方式的轉換問題。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與整個人類的理論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這種理論進步可能使得我們能夠領悟在馬克思哲學中沒有被充分重視的有價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為重要問題，故而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再次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這表明，關于馬克思哲學的當代價值的追問，受到時代條件和理論家們提問水平的直接影響，也就是說，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建構需要研究主體自覺地轉換思維方式，提高自身理論水平和理論意識。
20世紀傳播和發展史的經驗和教訓是值得認真總結的。雖然諸多失誤并不應該由理論來承擔，但是理論本身卻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這些工作涉及歷史，我們在這里不好展開。僅以盧卡奇的例子，以強調這種反思本身應該直接指向理論認知的方法。當他以《歷史與階級意識》實際開創了西方之異端道路時，必須承認，他是真誠地希望從“人"、“主體性"角度來拯救第二國際重要失誤的。但沿著這一路徑走下去恰恰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怪圈，后來的阿多諾曾悲愴地指出了這一點。當然，阿多諾指出這一點并非因為他比盧卡奇多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而盧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論發展過程中，在其后期《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向馬克思立場和觀點的接近，也不是因為自己在后期接觸到的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較為自覺地清算了自己的主體性哲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作為德國哲學思維方式的意識哲學）。同樣，我們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如果以為自己讀了一些馬克思的書就夠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國哲學研究事實上長期忽視了一個基礎性問題，即評估西方學者解讀馬克思的成果絕不是拿這些學者的判斷與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對照，而是自己在對馬克思的理解上必須高于他們。只要研究者缺乏對自身理論方法論的自覺關注，就會面臨一些基本的難題，就會產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
事實上，在當前馬克思哲學研究中，從體系取向到問題取向、從宏觀理論到微觀科學、從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這些轉換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圍繞馬克思哲學的當代解釋產生了諸種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對解讀方法的不同理解，這些都為進一步深化和拓展馬克思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而在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通過理論家們對自身思維方式的自覺審理，提高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實際水平，馬克思哲學的創新或與時俱進便會獲得更加生動的局面。
關注重大時代主題，尋求馬克思哲學新的生長點
馬克思哲學與舊哲學有著本質差別，它的旨趣不在純粹的思維馳騁，它的全部落點是生活和歷史。因此，文本研究和提問水平是基礎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時代主題上的發言，這也是弘揚哲學精神和實現它的歷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這一點而言，它仍然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基本理論建設和對現實重大事件的參與。在基本理論層面上，我們需要構建新的學術平臺，這個平臺應該以當代社會生活實際展開的邏輯為底蘊，同時又必須站在整個20世紀思想發展的高點上面向世界歷史發展，從而為穿透當代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提供一個思維構架。而政治參與層面，雖然在當代學術建制和社會分工的意義上，學者或知識分子應該有自己的獨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須以關注人生切要、社會生活具體環境變遷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對各類問題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參與熱情。
【正文】
[中圖分類號]G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2]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3]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4]。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5]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7]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8]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v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