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4 15:18:10
序論：在您撰寫中國三農問題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黨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但是中國農業人口基數大,“三農問題”不但現在困擾著我國,以后在一定時期內依然會是我國關注的首要問題。因此我國必須解決好農民相關問題,為早日實現小康社會掃清障礙。
2產生的歷史原因
2.1農業文明成果包袱過大,又沒有跟上工業文明的步伐
第一生產力主導世界的時候,我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從漢朝的文景之治、漢武盛世到唐朝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再到盛況空前的康乾盛世,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被推到了一個又一個的高峰,無一不使世界其他國家對我國頂禮膜拜俯首稱臣。我國的農業文明成果巨大,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后面的世界技術革新中我國被落在了后面。十八世紀中期,西方開始了技術發展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工業革命。在這次革命中,西方的生產力水平得到了超乎人們想象的長足發展。在隨后的幾十年內,西方國家很快就由以農業和農村為中心的生產方式轉為了以工業和城鎮為中心的生產方式,城市化進程如火如荼的開展。工業總產值大幅上升,是農業總產值永遠也無法比擬的。而此時,中國還沉浸在自我陶醉中,閉關自守以及不接受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使我國沒有跟上西方工業革命的步伐,導致西方列強入侵時中國似手無縛雞之力的弱者。直到現在,中國過于穩固的農業生產方式成為了發展的一個障礙。
2.2農村的文化意識,生育意識,思想觀念落后
認為“人多好辦事”,人多可以提高生產力,但是在某個時間點已經改變了。人越多面臨越貧困的境地?？滴跄觊g實行了攤丁入畝,將丁銀攤入田賦中征收,廢除了沿襲多年的人頭稅。由于沒有了人頭稅的限制,在一定時期內這種制度的推行使得土地和勞動力這兩大生產資料激增,人的擴大再生產推動了農業的發展。但是,當人類發展到另外一個程度的時候,人口增長到生產資料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時,人口的急速增長已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了,反而成了生產力發展上的桎梏。生產資料的增長速度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必然導致矛盾的產生。農民過多,耕地過少,尤其是優良的土地。人地比開始扭曲,地跟不上人的增長了。低成本的人的再生產造成了低素質。農村人口中由歷史沿襲下來的觀念就是“人多好辦事”“養兒防老”等,因此農村多口之家處處可見。但是,素質高的成員給家庭帶來的收益遠大于低素質人口再生產帶來的收益。而且,若僅僅是增加成員數量在當前的國情看來,不但不會使家庭總產出增加多少,反而會因為人均收益的減少而使人均生活水平大幅下滑,家庭負擔與人口數量成同方向變化。
2.3城市化的過程中把農民割據在了農村
城市化本來可以轉移大量的人口,但改革開放30年事實證明只轉移了一兩億左右。產生此種現象的“罪魁禍首”當屬1958年1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這是中國第一次明確的將城鄉居民按照“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略微帶有等級區別的不同戶籍分類。這一條例的頒布實際上就廢棄了1954年的憲法中規定的“公民有遷徙和居住的自由”。固化了農民的進城限制。尤其是農民工,有些人在城市務工長達十多年,雖然他們有一份工作并且常年在城市居住,但是由于戶籍制度,他們的身份根本沒有得到任何認可,待遇也就完全不同。不管在城市呆多久他們始終是農村人口,他們依然享受不到城鎮人口所擁有的養老醫療社會保障等利益。截至現今,中國已經進行了五次人口普查,從下面的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的絕對數與相對數的變化趨勢。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53年的13.26%增長到了2000年的36.22%,雖然從此數據看來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但是從絕對數上看來,直到2000年,農村人口還在八億多這個龐大的數字周圍徘徊。這就表明八億多的人口要共享少量的資源,而數量較少的四億多城鎮人口共享基數更大的一部分資源。若能轉移出來三分之二,城鄉差距就縮小了。
3路徑選擇建議
3.1改革并完善官員的業績評價標準
要看圖說話,即人民總體的生活環境的改變;而非片面的看數字說話,即GDP。從我國現在的情況看來,對農村的支助力度依然較輕。眾所周知,城市支援農村又會降低城市的發展速度,我國近年來對農村的支持口號喊得較多較響亮,但是與之相應的實際行動卻很少,就是因為若把一筆資金拿來支援農村所創造的價值遠遠小于用在城市建設中的價值。而我國評價官員政績的現狀是看數字說話,用他在任期間GDP增長的幅度大小來評判該領導是否合格,造成大多數官員都把“增長是硬道理”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盲目的在主城區上項目,然而對于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就永遠處于資金匱乏階段。而數字上顯示的一個地方的GDP在某時段的增長并不能代表該地區居民的福利水平正相關的變化。因此要改變政績評價標準,多元化其衡量手段。例如可以以當地居住人口的幼兒入學率、高學歷居民人口的比例、人們生活的舒適程度來作為其中的一些評判標準。將標準滲透到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不是簡單的用GDP等數字片面的來展示。
3.2解決好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總水平提高的博弈
當局者應當注意調節好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的平衡性。因為同樣一筆資金,用在城鎮的建設中必然會帶來更多的收益,所刺激的生產與消費的比用來支援農村所創造的價值大很多。因此,當局者從利益的角度當然會把資金撥給城鎮。但是僅僅追求增長不求發展的話,人民的生活狀況是不可能永遠的與之正相關發展下去的。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數年來一直以兩位數增長,即使在世界遭到經濟危機重創的時候中國依然保持了8%的高速度,實際上政策的制定者是時候放緩增速而追求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注重社會福利的總水平,給農村的弱勢群體更多的財力支持。因為,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看來,把一元錢給窮人所得到的邊際收益遠比把這元錢給富人所得到的邊際收益大,因此使農村的弱勢群體收入增加將使社會總體福利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
3.3地方政府應大力發展鄉鎮企業
在我國人地比極度扭曲的人多地少矛盾越來越尖銳的同時,農村卻出現了另一個奇怪的現象,即大肥沃的土地因無人耕種而閑置成了荒地。大量年輕力壯的勞動力進城務工,留在農村的都是勞動能力較弱的老人和兒童,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能力耕種所有的土地,因此大量的土地不得不被迫閑置下來,使得本就很嚴峻的人地問題矛盾更為深重。若鄉鎮企業能得到有效地發展,其帶來的效益將是多元的。首先,農民不必千里迢迢離家到沿海城市找工作,沒有了大量涌向城市的農民工城市的交通、環境、住房壓力會就有適度的緩解,城市安全也會有較大的保障。其次,鄉鎮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對就業問題的解決也較為有效。有勞動能力的農民既有了穩定的工作收入來源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同時也留在了農村,離土地近有時間經營土地,使其不再閑置荒蕪。再次,鄉鎮企業因地制宜可促使當地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差距,使農民在養老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逐步與城鎮人口享受同等待遇,最終實現城鄉統籌一體化。
一、可持續發展的村鎮規劃建設價值取向
在發達國家村鎮規劃中，判斷可持續發展有2個不同的角度：一個是以生態為中心；一個是以人為中心的?！吧鷳B中心論”以環境可承受和環境得以改善為前提來判斷可持續發展，如決定人口和經濟增長的限度：“人本論”以滿足當前人的需要但不損害后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為前提來判斷可持續發展。兩個不同的立足點的差異之一是尺度不同：“生態中心論”的尺度是區域的或全球的，而“人本論”的尺度是地方的，一個村、一個鎮和一個城市。用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去規劃設計社區時大都采取“人本論”的立場。
英國的《21世紀地方發展綱要》從4個方面考慮可持續發展的村鎮規劃設計：
（1）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應采取生態學的方式去考察社區，重新研究社區與它的背景的關系，如自然景觀、生態系統、水和能源等。
（2）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應盡可能強化地方社區的獨立的和綜合的功能。一個地方對汽車的依賴會產生環境污染、交通設施使用不平等、過量使用土地和能源等問題，因此，避免地方社區的區域功能衰退，減少對汽車的依賴，是用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去規劃設計社區的重要內容。
（3）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采用人的尺度、土地與空間的混合使用、人群的混合居住、維護地方的社會資本等基本準則。
（4）調動各方面積極參與社區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使每個人都能負起盡可能減少對生態系統干擾的責任。
按照這些準則設計的社區有如下理想特征：有適當的住宅、工作機會、當地生產的農產品、穩定的能源和水源；不同年齡和收入的人們形成一個和諧的社區；人們在那里生活、工作、參與各類社區活動；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不需要每天為了工作而長途奔波；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自己屬于那里。這些描述可以歸納為6大設計原則：
（1）獨立性：無論從技術上、社會上還是環境上講，村鎮居民的日常需要應盡可能在當地得到滿足。例如，居民在村鎮里能夠得到就業或得到基本的社會服務，減少出行，從而減少在交通上的能源消耗，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2）混合性：在設計上給村鎮里不同的社會階層、經濟收入、年齡特征的人們以選擇的機會，包括出行方式、住宅、工作、服務和開放空間等，盡量采取居住混合，功能混合，適宜步行等基本設計手法。
（3）地方性：村鎮規劃與設計應順其自然，如地理環境、自然景觀、水系、生態系統、小氣候的條件，不僅增加了每個社區的個性，也保護了環境。
（4）綜合性：充分考慮人們在地方社區內的各種各樣的空間聯系，如公共場所使用的多樣性，道路使用的多功能性。
（5）開放性：村鎮規劃與設計應盡可能對未來開放，如公共建筑用途的變更，住宅的擴大，基礎設施的增容，多功能的開放空間。
（6）自我管理：村鎮規劃的決策應放到盡可
二、村鎮規劃建設要注意鄉村的特點
（1）非農業使用的土地疊加在多倍于它的自然開放空間上；
（2）人的尺度與鄉村自然尺度的巨大反差；
（3）鄉村空間基本保存著原有自然地理形態和多樣性的相互聯系；
（4）土地和空間的非農業化會對生態循環鏈發生影響；
（5）開放空間與其他使用在土地分配上的比例和在空間布局上存在特殊規律；
（6）村鎮居民的資源供應能力和廢物吸收能力是確定的；
（7）農用地的保護與對農用地調整的生態約
（8）居民點自然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混城市規劃并不涉及這8大特征，而村鎮規劃設計如果忽略它們，后果就是失去農業生產空間，失去自然的開放空間，失去良性的生態循環鏈，失去村鎮居民點的各種自然特征，失去地方文化特征。但是，反對套用城市規劃的方式、去指導村鎮規劃，并不意味著拒絕采用城市規劃的技術和手段。相反，它僅僅意味著在規劃村鎮居住區的形體時應用城市規劃和設計手段，同時，還必須再加上對鄉村自然開放空間、鄉村自然尺度、鄉村自然地理形態及其聯系、鄉村生態循環鏈、鄉村生活與生產的混合等因素的考慮。
三、按照鄉村發展趨勢合理規劃村鎮布局
1.都市區和非都市區不同地區鄉村的變化前景是不同的。比如，都市區的鄉村（郊區）與一般農業地區的人口變動會有不同趨勢，鄉村居民點的生命力也會有不同情況。美國有都市區和非都市區的統計定義。都市區（也譯為“大城市統計區”），由5萬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和在其影響下的城市和鄉村組成。在80~90年代，美國有268個都市區，人口1.98億人，占總人口78％，面積占15％。在都市區中，郊區人口占一多半。非都市區包含其他中小城市和大部分鄉村。鄉村指居住人口在2500人以下、不屬于城市區的居民點。非都市區的村鎮，1980年有2443個，1992年有2304個。鎮有多種形式，比如農業鎮、工業鎮、礦業鎮、退休人員鎮、官員鎮等。
在法國，位于城市附近或位于工業和城市人口聚集區（ZPIU，類似于中國所謂城鄉結合部地區）內的鄉村人口，以及部分邊遠鄉村的人口也有增加的趨勢；也有1／3的村鎮人口在減少，比如在科西嘉中部、南阿爾卑斯和布列塔尼中部，主要是一些人口密度很低（20-30人／km2）的地區，一直存在著荒蕪化、人口外流和老齡化。
2.村鎮布局調整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
“三農問題”[1]是我國當前建設中面臨的最大問題和挑戰，它與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西部大開發問題緊密相連。這一問題不解決，我國的現代化就難以真正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就不能真正的實現。故此，歷屆政府高度重視，并在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中作了特別強調。學界對這一中國當前最大的現實問題也極為關注，研究成果不勝枚舉，研究內容更為廣泛，成為當前經濟學理論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在眾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有幸逢閱了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家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受益匪淺，感觸頗深，誠然此作之說可為我國農民問題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一、《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簡介
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兩次在中國發行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以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學術魅力，在我國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2]。該力作集中反映了科斯理論闡釋與個案分析相結合的實證主義研究特色，從現實出發來考察東南亞農民生存倫理和反叛邏輯。通讀此作，我們很容易發現作者深厚的人文關懷主義情操，他是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深入農民的心理行政管理畢業論文，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說話的學者。書中大膽采用了經濟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從理論上構建了“生存倫理”對農民經濟活動的重要意義，肯定了其規范性和道義，并實證了“安全第一”原則的決策性和普適性。正如譯者所言，本書是一部真正從農民的角度出發，更為現實的考察農民生存和反叛問題的力作。它對研究亞洲乃至世界其它國家的農民問題，都有著極為現實的借鑒意義。
二、啟示――“三農問題”
透過此書看當今中國社會的“三農問題”，啟示重重。筆者認為 “三農問題”要根本的解決，也要深入農民的心理，站在農民的立場解決問題，而不是紙上談兵。雖目前國家已投入人力、物力來改善農村環境、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業產值，然大量問題尚未解決，大部分農民的貧困問題依然存在，這將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進程，必須高度重視。筆者在接受詹姆斯????C?斯科特思想與理論的基礎上，綜合國內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成果以及部分個人調查結果，依據現象學的部分理論，對當前我國的“三農問題”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切實發揮政府的援助機制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指出：“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網絡和機構，在農民生活陷入經濟危機時常常起到減震器的作用。一個男性親屬、朋友、村莊、有力的保護人，甚至包括政府（雖然較為罕見），都會幫助度過疾病或莊稼歉收的難關。”這就是斯科特所說的援助機制。但顯而易見的是，作者對政府援助行為的可靠性難以置信，認為“傳統的國家和現代國家都能幫助農民生存下去。然而國家的援助，如果說總會有的話，也是很難靠得住的”。當然這只是作者的主觀理解，不管怎樣，政府的援助還是存在的。尤其就我國當前的社會而言，政府對“三農問題”極為重視和關心，但重視關心的效果如何，就需要考究了。因此，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切實發揮其最基本的援助職能。然當下中國農民的基本生存已不是問題，政府的資助已漸趨落實并明朗化，如農村教育、鄉村交通建設及農稅取消等等。話雖如此，但我們政府一直所倡導的建設新型農村并沒有實現（只有小部分），農民只是暫時滿足了基本生活，而在廣大農村，子女上學及醫療問題依然很嚴重，貧困依舊是農民的心病?？傊?，農民脫貧的目標遠遠沒有實現，治富就更不用談了。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民于危難之中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切實發揮其援助機制，盡可能地縮減貧富差距，實現共同脫貧，共同富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的發揮其援助機制呢？《農民》[3]在對“剝削”進行了現象學分析時指出，“為了達到剝削農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的目的，精英階層可以有極為不同的方法。雖然農民對任何此類索要都會感到不滿，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剝削的最為嚴重的是那種最經常的威脅其生存要素的、最經常的使其面臨生存危機的索要。在農民詢問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問的是還剩下多少，他要問涉及農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為消費者的基本需要。”從這段闡釋我們可了解到，農民真正需要的是維持基本生存的安全感?；貧w到政府的援助問題上來，我們發現農民需要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簡言之，政府保證了農民的安全感，自然就保住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們經常宣揚，現代社會農民要治富，就要發展副業，創辦自己的企業。然而，斯科特給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農民行為――規避風險行為。并引用了生存農業經濟著作的話作為解釋，即“對于勉強生存的農民來說，可惡的風險會相當厲害，因為高于期望值的利潤也許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報所造成的嚴重損失”，如此就需要政府來解決農民的風險問題。筆者認為，政府應發動群眾挖掘地方特色資源，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并首先由政府在本地創辦企業，作為示范點。這一方面可以給農民提供就業崗位，保障其“安全第一”的生存；另一方面可以吸納技術人才，尤其是大學生，也就相應解決了部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在政府的引導之下，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農民看到創辦企業的益處，也就必然加入到創業的行列中來。長此以往，毋庸置疑，整個農村的經濟就會慢慢發展起來，農民的基本保障和治富問題也就相應的解決。
（二） 加強農民的專業知識教育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指出：“安全第一原則并不意味著農民屈從于習慣：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風險也不敢承擔。當旱季作物、新種子、新種植技術以及市場生產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確的、實質上的收益并且對生存安全沒有風險或風險不大時，人們會看到農民們是沖到前面的。”如此說來，農民需要進行一定的革新[4]，只要不是高風險的革新，但是“大量農民的革新行為具有孤注一擲的特征，這使得農民不得不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經濟背景同其常見的懷疑主義謹慎態度”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因此，農民要通過革新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要承擔一定的經濟風險，而這種經濟風險只要不是很大，農民就可以堅持下去，不幸的是風險超過預期目標就必然中途放棄甚至破產。在安全第一原則的限制下，農民不會去冒險，只會選擇投資少而風險也小的革新，慢慢改善。
鑒于上述一系列農民自身的主觀和客觀原因，要設法改變農民的生活境遇，降低經濟風險，在保證安全第一原則的基礎上轉變農民的思維，達到投資少風險小的經濟目的，同樣需要政府這一強大支柱。從長遠利益考慮，解決本質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加強農民的專業知識教育，把新的技術、新的經營理念、新的作物品種、新的行業選擇等定期傳授給他們（當然初期是針對農民中的精英階層，因為他們有對新事物的優先和樂于接受能力），使農民掌握更多的專業技術（如防蟲、播種、育苗等技術）。這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并減少風險，以增加利潤。當農民真正看到教育帶來的現實利益時，必然會全身心地投身于農業生產。如此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率，最主要的是農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全保障，政府的作用也就真正的發揮出來了，其形象也相應的提高了。并且，通過接受教育，農民的個人素質也相應提高，并更能深刻體會到知識的作用，這就對教育在農村的普及起到催化作用，。如此良性循環，相信我國的農村、農民、農業問題就會穩步、良好的解決。
當然筆者的觀點有一定的空想成分，這一政策要真正實行是不容易的。由于廣大農民同胞知識水平非常有限，認為教育只是年輕一代的任務，他們多年的經驗積累是不需要進行教育的，而且可能對農業知識教育有排斥心理（不懂其中的摘要農民中的精英階層的支持，然后再將其經驗傳授給其他的農民。等農民看到了新技術的成果時，自然就投身于學習及實踐中去。
（三）整合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引用了S?愛潑斯坦的一句話：“賤民階層之所以樂于接受這種給予這種固定報酬的制度，是因為即使遇到災年它也給予安全保障”。對農民而言，穩定的安全保障比市場經濟利潤等重要，而土地就是農民最穩定的保障。因此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對土地的優化分配和合理利用是關鍵。當然，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然而現代科技日新月異，以家庭為主的小塊土地已不能適應現代科技社會發展的要求。在調查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小塊土地的效率低下問題。由于整塊的地被分成若干個小塊頭，尤其是在平原地區，本來大型的機器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作業，但是由于地形問題或是面積問題，導致大型先進的機器作業很難實施，只能進行小機器作業，效率相對底下，而且耗時耗力。再者其農產品（如小麥）在市場上進行銷售時，必然會因為量少且質不高而廉價出售，如此，農民的經濟收入就明顯降低，若遇上災年后果不堪設想。因此，很多農民覺得發展本業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農民作為一種特殊的群體進入城市，搖身變為農民工，并成為現代城市一道新的風景線。他們的生活狀況、心理健康成為近年來社會關注的熱點?？梢娡恋貙ΜF代的中國農民而言已經不是最穩定的收入了（當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提高和改善農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就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農民的本業――土地出發，對其進行優化管理及合理利用。
那么怎樣施行此項任務呢？筆者認為應重新整合土地，即全部沒收農民的土地，并將土地轉讓給承包商，再由政府發給農民固定的生活補助（當然是要滿足農民的生存），這樣農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穩定的收入，可以像產業工人或公務人員一樣，每月有固定的工資。如此農民為了生活的更好，外出務工，就可得雙份的工資，社會上存在的看不起農民的思想也就慢慢的消失，農民的待遇提高了，整個社會也就和諧了。再回到土地上來，承包商可以利用大片土地進行大機器作業，不僅效率高，省時、省力，而且經過專業技術的指導（承包商有條件雇傭農業專家進行技術指導），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也就隨之提高。這種上下兼顧的政策才是解決三農問題之道。
綜上所述行政管理畢業論文，要真正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和政策轉變，在保證農民“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則之下，通過一定的援助機制及智力支持幫助農民脫貧治富，協助農村發展事業、推進農業進入現代化軌跡。
三、結語
詹姆斯????C?斯科特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這部力作對農民問題進行的深刻剖析對于我們解決“三農問題”有很大的啟示，無論是理論闡述還是個案分析，都本著客觀的原則，聚焦于農民的切實感受和切身利益，這種替弱者說話的個人主義情操實為可貴。中國作為農業大國，處理好農民問題是重中之重，而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就是要理解農民，滿足農民的心理需求，從農民的切實感受和切身利益出發，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上，而《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就是很好的理論與實踐教材，從中汲取營養，才是治“三農問題”之本。然該力作是以東南亞農民為例進行的考察研究，是否符合中國農民的實際尚存爭論，但筆者認為其理論（如生存倫理，安全第一原則）是完全可以解釋中國乃至亞洲所有農民的實際狀況的?；诖耍P者在粗淺理解該作的基礎上，對我國的“三農問題”提出一點看法，意在對此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美]詹姆斯????C?斯科：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 ，譯林出版社，2004. 5
[2]馬遂：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國時政經濟出版社，2003.3
但是，在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教授文貫中看來，官方的城市化率有很大的水分，2億多農民工并未真正城市化，未來的城市化道路并不平坦?！叭绻S持現行的不合理的土地和戶口制度，后果必然是推高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阻礙中國的城市化進程?！?/p>
文貫中曾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的一員，目睹了農民生活的艱辛和農村經濟的凋敝。“”后他考入復旦大學，1983年負笈美國芝加哥大學，以中國土地制度為題的博士論文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的精心指導，而后在美國大學執教至今。
作為一名研究中國土地制度的經濟學家，文貫中對于中國現實深表憂慮，“舊‘三農問題’沒有解決，又衍生出新‘三農問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子還在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
文貫中認為，農民進城定居的問題解決不了，中國就必定滑進“中等收入陷阱”，因為這意味著大多數人無法分享城市繁榮。
文貫中呼吁，“給予農民第三次退出權”。在他看來，“回到歷史的原點，給予農民退出權利。不管是保存現在的集體所有制，還是重組或者完全單干，都由農民自己來決定。這是中國走出‘三農問題’困境的唯一選擇?！?/p>
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
《財經》：全世界有將近200個國家，但是真正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不到15％，其余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國家，那些進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國家，基本停滯在“中等收入陷阱”里?，F在中國也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作為一位經濟學家，你認為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貫中：既然已經有30來個國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就說明這種陷阱不是必然的。但是從現實來說，中國又確實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并沒有解決農民進入城市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只要中國農民以及已經進城的農民工不能融入城市，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說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危險。
1978年以前的30年，中國沒有走出“三農”問題，可以怪罪于閉關自守，怪罪于計劃經濟體制。最近這30年，中國經濟獲得了高速增長，卻沒有把農民和農民工融入到現代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去，就只能怪政府錯失很好的歷史機遇。
《財經》：在你看來，中國本來可以順勢而為，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讓農民更好地融入現代城市生活。但是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人為壓低勞動力的成本可能恰恰是這30年中國經濟能夠高速增長的原因？
文貫中：中國不需要人為壓低工資，因為中國只有18億畝耕地，卻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每個農民所能耕種的土地極為有限，所以有大量過剩人口，這就決定了中國的低工資優勢是真實存在的。現在有些地方的民工荒反而是人為的，因為房價過高，民工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完成正常的人口再生產。中國的低工資優勢是敗在了地價和房價上了，所以是敗在自己手里，敗在土地制度手里。
《財經》：問題在于，如果農民既沒有戶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束縛，又能夠順利地分享繁榮的話，是不是會抬高工資水平，從而使中國很快就喪失掉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不可能有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呢？
文貫中：這種解釋可能過于簡單了。首先，如果沒有戶籍制度的限制，并且允許土地自由流動的話，廉價土地和廉價勞動就會促進百業興旺、普遍就業，中國的低工資比較優勢可以維持很長時間，直到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F在農村還有幾億剩余勞動力，說中國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這是需要一個嚴格的前提的，就是維持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不變。
不過，城市工資上升的同時，繼續存在農村的普遍失業。這種并存局面的出現，也就意味著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阱的關鍵是土地由市場來配置，使土地價格不至于過速上升，不會到處是天價樓房，農民就容易在城里定居下來。
將農民在城市里的工作時間限制在十幾歲到三四十多歲之間，然后就將他們送回農村去，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做法?？墒?，中國政府限制土地供應，人為抬高地價和房價，獲取高額的“土地財政”。農民工的工資低，房租高，又不能享受城里人的社會福利，所以中年以后只能“逃離城市”。即使政府想提高城市化率，地價和房價已經炒成這么高，如此昂貴的城市又怎么能夠安置農民工呢？
《財經》：辦法是讓農民回到各地的農村就地消化，不過這樣一來又必然造成城市勞動力供應的緊張。
文貫中：對，本來中國可以保持更長時間的勞動力比較優勢，現在被自己的土地制度葬送了機會。中國的增長速度近幾年在滑落，歐美一時走不出目前的困境，以后的增長也不樂觀，中國的出口前景也因此不樂觀。世界通過大量進口中國產品、幫助中國吸收勞動力的能力飽和，內需又不足，中國今后的困難很大。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亞其他經濟實體，包括日本、韓國和臺灣等都只用30年左右的時間就解決了“三農問題”。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這些經濟實體實行市場經濟和出口導向的貿易政策，農民可以自由流動，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工業化需要源源不斷的農民，房價也沒有炒成天價，農民得以進城工作并定居下來。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被普遍消化后，出現工資相對資本的成本上漲，這些經濟體按照新的比較優勢才實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升級，并用服務業吸收從勞動密集型企業中精簡出來的非熟練工，因此農民階層沒有像一些拉美國家那樣被拋棄在現代化的進程之外。
將大多數人排斥在外的現代化應該反思
《財經》：中國的麻煩在于，人口比較優勢的潛力還沒有窮盡，就出現了“用工荒”；農業的剩余勞動力還沒有消化完，某些地區就開始了產業升級。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么，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于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碌摹叭祟悓W”的范疇之中，并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兜柁r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并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之后，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于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對于70年代末的那場，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于“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產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產權——財產所得，而這種財產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產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產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產權可能是副產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為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為，自建國之后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李昌平）。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持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于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里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2002）。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2002）。而在一項更為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于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后者“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為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為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敖o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為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吁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為，“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為正是“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并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后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為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驴磥?，它們都是屬于一種“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福柯通過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為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產生了，并適合于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為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范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為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產生，人才能作為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為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產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并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愿望。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么，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于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福柯的“人類學”的范疇之中，并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兜柁r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并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之后，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于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對于70年代末的那場，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于“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產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產權——財產所得，而這種財產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產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產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產權可能是副產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為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為，自建國之后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持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于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里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而在一項更為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于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后者“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為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為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敖o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為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吁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為，“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為正是“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并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后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為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驴磥?，它們都是屬于一種“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峦ㄟ^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為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產生了，并適合于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毖酝庵?，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為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范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為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產生，人才能作為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為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產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并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愿望。
【關鍵詞】新聞報道農民話語權權益保障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涉及多方面措施，除了要解決好政策、資金、科技等方面的問題以外，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農民權利保障
大眾傳播媒介作為一種“點對面”的社會化傳播手段，在傳承社會文化遺產、充當社會“守門人”、使社會各部分為適應環境而建立和不斷調整相互關系，承擔教育、告知等社會責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進程中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具體到農業信息傳播，農民形象建構，農民社會地位改善等多方面，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但現實是，大眾媒介往往忽略了如何讓農民說話和怎樣為農民說話這個課題，使農民未能真正擁有媒介話語權。
所謂話語權，簡言之就是說話的權利。它反映了一種信息傳播主體的潛在的社會影響力。而媒介話語權則進一步指該信息傳播主體借助于大眾媒介將自身的價值觀和意見傳達給受眾，并以此掌握控制社會輿論走向的主動權。話語權既是公民重要的權利同時也是其他權利得以保障的基礎之一。它不僅潛在地影響社會意識形態，更直接影響到傳播主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現代意義的媒介話語權所強調的不僅僅是說話和發言的資格,它還指通過話語傳播影響輿論,塑造形象和主導公共事務的能力。媒介話語權的強弱是決定社會地位的重要力量。要解決媒體農民報道與農民話語權保障的問題，需要評析現有研究成果中各種觀點與爭議，澄清誤會與失誤，為未來的研究厘清思路。
關于農民新聞報道研究現狀
目前我國對于農民問題的討論大部分被社會學領域所囊括，包括農民的教育與管理問題，農民的社會心理的分析、農民的群體角色的分析。當然也有部分論及農民的權益保障問題，但把農民置于大眾傳媒中進行考察的文獻相較于農民問題的其他方面則顯得過于單薄。
從關于農民問題和媒介的相關文獻資料來看，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農民形象建構的研究，尤其是針對農民群體中的農民工媒介形象的研究。如《電視媒介對農民形象再現的偏差》、《女性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現象研究》、《大眾傳媒與農民工的關系研究――以人民日報對農民工的報道為例》、《重塑農民形象的思考》等。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媒介對農民形象的再現大都是一種誤現或低度再現。農民形象再現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民群體選取方面。媒介報道多選取中年、男性農民群體或農村干部。二是對農民生活現狀再現片面。農民報道中的這些問題使得農民形象有明顯模式化趨向和刻板印象且不準確，不完整。
農民報道實務分析。如《誰為誰設置議程――從農民工問題的報道看議程設置》、《從失地農民看媒體作為》、《農民工報道中屬性議程設置的變化》、《農民工和市民作為受傳者的信息傳播內容之分析――北京市民與農民工之間信息傳播內容的實證研究》等，主要是對農民報道的傳播技巧、主題、思路、立意、創新等具體實務操作的研究。
大眾媒介與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關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南京師范大學方曉紅教授主持完成的“蘇南農村大眾媒介與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互動關系”課題。其成果《大眾傳播與農村》以蘇南農村受眾調查數據為依據，用數據說話，詳細論述了大眾媒介與蘇南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關系，提出了“農村的變革是媒介發展的動力”，以及“大眾媒介構建了農村與城市文明對話的平臺”等觀點。大眾媒介有力地推動了農村信息交流，這不僅僅體現在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它對農村受眾觀念的影響。
對農民受眾的研究。如《論農民工的媒介素養教育》、《從受眾與媒體關系考察農民的媒介素養――以中部地區調查為依據》等一批研究農民受眾媒介素養和媒介接觸情況進行實證研究的成果。
農民話語權研究現狀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以“農民”為篇名進行檢索，得到數據顯示，2000年至2009年共有相關論文3208篇，再以話語權為關鍵詞進行二度檢索得到數據顯示有相關論文僅95篇。
如《試論傳媒中的農民工話語――以報紙為例》、《當代和諧社會視閾下的“農民話語權”研究》，《如何為農民分發“擴音器”――略論農民話語權的實現途徑》、《關于報紙中農民工報道的調查――兼析農民工話語權》等，這些研究成果從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角度來探討媒介農民話語權，描述了農民話語權在大眾媒介中的的缺失狀態以及農民話語所承受的媒介話語歧視，初步探討了農民話語權實現的途徑。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資源中以“農民”為題名搜索到2330種書目，但以“權力”為關鍵詞進行二度檢索有11種。
從以上書目的題名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學者主要從憲法學、行政法學、社會學、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農民平等權的保護問題，涵蓋農民的平等權、農民的生命權、農民的人身權、農民的遷徙自由權、農民的結社權、農民的參政權、受教育權、發展權、環境權等，其中也包括農民的表達自由權，但沒有一種專門論述農民話語權的專著。
農民報道中的農民話語權保障研究存在的問題
無論是從研究的數量上還是研究的質量上來看，中國農民報道與農民話語權保障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各項研究都有待深化。反映在問題上，主要有以下幾個層面：
研究語料和數據選取范圍有限。以上研究主要以中央級黨報或專業性報紙，尤其是《人民日報》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反映出的農民話語權問題，而相對于中央級黨報和專業性報紙，以地方省級黨報農民報道為研究對象探討農民話語權保障的研究并不多。
研究理論單一。語言并不是一種客觀透明的中立傳播媒介，而是一種社會實踐，是社會秩序的介入力量，語言不單純反映社會，它通過再現意識形態直接參與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的構成。以往的大眾媒體和農民話語權研究理論雷同，大多數采用福柯的話語理論或是戈夫曼的框架理論，而運用批評話語分析理論，采用文本分析、內容分析，同時避免材料加觀點加結論問題的研究還很少，也不夠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