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12 15:32:27
序論：在您撰寫信貸市場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傳統的SCP范式表達的主要是一種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又決定市場績效的橫向關系[6]。但從長期來看，三者之間相互影響。因此，通過動態的SCP關系，分析哈爾濱銀行企業小額信貸服務下市場績效發展現狀。
1.1哈爾濱銀行的市場結構市場集中度。市場集中度是衡量市場結構最重要的依據[7]，也可作為市場競爭強弱的指標。目前，哈爾濱銀行小額信貸余額達648.92億元，較之去年增長64.44億元，占據全行信貸總額的64.6%。小額信貸業務迅猛發展，成果顯碩，具有較高的市場集中度。產品差異化。截至2013年6月末，哈爾濱銀行形成由45款產品組成的小額信貸服務體系，已累計為6.5萬戶中小企業發放400多億元的融資貸款，為45萬人帶來了就業機會，貢獻巨大。積極拓展同業合作領域，成功發行25億元小企業金融債券。并隨著哈爾濱銀行的成功上市更加表明品牌優勢正在擴大，多元化格局已搭建良好，銀行產品的差異化，實現了市場占有率的提高。進退壁壘。哈爾濱銀行是城市商業銀行，隨著企業小額信貸的問世及快速發展，品牌和信用意識已深入人心，但相比國有銀行，還需進一步加強自身優勢，因此存在一定程度的進入壁壘，使得銀行的金融資源沒有得到良好的使用和配置。
1.2哈爾濱銀行的市場行為價格行為。價格行為是銀行提升競爭力所采取的有效策略之一，哈爾濱銀行為企業提供1萬元到500萬元的貸款金額，企業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在可貸范圍內提出融資需求，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同時也大大提升了哈爾濱銀行的市場占有率。非價格行為。哈爾濱銀行憑借特色“小額信貸”金融服務，實現小額信貸技術輸出，加大市場競爭力。積極面向市場需求，提供人性化金融服務，堪稱地區范圍內金融服務標兵。靈活采用人性化營銷策略，滿足客戶多樣化的需求，加深了市場的認知度和滿意度。
1.3哈爾濱銀行的市場績效市場績效分析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現從哈爾濱銀行經營的“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三個方面來分析市場績效現狀。盈利性。哈爾濱銀行2012年凈利潤達28.73億元，較去年增加11.48億元；實現營業收入76.38億元，較去年增加22.58億元，資產利潤率達到1.21%，盈利能力保持較高的水平。流動性。哈爾濱銀行2012年流動性比率指標實現41.62%，遠高于國家25%的統一監管標準，并且歷年保持比較高的流動性水平，保持了良好的流動能力。安全性。哈爾濱銀行2012年末不良貸款額為5.56億元，不良貸款率為0.64%，小額信貸不良率僅為0.58%，資產質量較上一年繼續保持穩定。撥備覆蓋率達353.52%，資本充足率達13.13%，超過上市銀行平均水平，抵御風險能力在持續增強。
2企業小額信貸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2.1樣本數據的收集本文主要選取哈爾濱銀行2007～2012年的主要財務指標，數據來源于《黑龍江省金融年鑒》及哈爾濱銀行年度報告，可以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和真實性。所選指標包括：凈資產收益率、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撥備覆蓋率、企業客戶授信集中度、每股收益、流動性比率、存貸比、成本收入比、凈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占比、從業人數、研究生學歷占比。上述指標代表著銀行的資產規模、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業務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中間業務收入能力及人力資源狀況，涵蓋面廣，可以充分反映在企業小額信貸金融服務模式下，哈爾濱銀行市場績效情況。
2.2模型的設計經濟運行中各經濟變量間相互影響，表現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8]中一個被解釋變量會受多個解釋變量的影響。哈爾濱銀行的市場績效問題的影響因素反映在多個方面，因此，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法非常適用。采用的回歸模型。模型中因變量定義為凈資產收益率(ROE)，表示哈爾濱銀行的市場績效。自變量定義為企業小額信貸市場績效的影響因素，其中銀行的規模用總資產X1表示；安全性用資本充足率X2、不良貸款率X3、撥備覆蓋率X4及客戶授信集中度X5表示；盈利性用每股收益X6表示；流動性用流動性比率X7表示；經營業務能力用存貸比X8表示；成本控制能力用成本收入比X9表示；中間業務收入能力用凈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占比X10表示，人力資源狀況用從業人數X11及研究生學歷占比X12表示。
2.3模型變量檢驗—多重線性相關性檢驗由于模型所選變量較多，存在相關性可能較大。為避免出現變量的顯著性檢驗失去意義及模型中最小二乘(OLS)估計的參數無效情況，造成自變量不能正確反映與因變量間的相關聯的經濟關系。因此，對本研究模型進行相關性檢驗十分必要，檢驗結果如下表1所示。檢驗結果顯示，一些變量間線性相關性較強，僅從變量X1檢驗結果來看，與變量X11呈現高達99%的線性相關關系。因此，選用逐步回歸法[9]消除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
2.4模型實證回歸過程首先以ROE作為被解釋變量Y，對所有解釋變量分別作一元線性回歸，回歸結果如下表2所示。從上表的回歸結果得出，變量X6的回歸結果具有優勢，比較顯著。t統計量的值大于2，其伴隨的概率為0.0032，符合置信度不超過5%的要求，擬合優度為0.9085，D.W.為2.0098，非常接近標準值2，可以排除變量的自相關性。因此，首先確定引入X6，得到一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其他的變量：X1、X4、X9、X10、X11及X12的t統計量和F統計量的伴隨概率不理想，在下一輪的回歸分析中，繼續引入這些變量，分別與X6進行回歸分析。在第二輪的分析中，得到了較顯著凈手續費及傭金占比X10；接著引入變量X6與X10，進行了第三輪的回歸分析，在這一輪得到流動性比率X7；由此又進行了第四輪回歸分析，得到撥備覆蓋率X4；此后，又進行了第五輪回歸分析，但回歸結果不理想，各變量各統計量不顯著，回歸方程總體的顯著水平也有所下降。綜上，本研究將第四輪的回歸分析作為最終的模型結果，回歸結果見表3，引入的變量為X6、X10、X7、X4，其他變量均予以剔除。在第四輪的回歸結果中，在引入X4后，變量X6的t統計量的伴隨概率為0.0479，變量X10為0.0147，變量X7為0.0088，變量X4為0.0115，在5%的置信水平下，均通過了t檢驗；的值高達1.0000，擬合優度有相當大的提高；F統計量的伴隨概率為0.0052，表明模型整體顯著；D.W.的值為2.2310，可以基本排除變量的相關性。由此，用ROE表示的最終模型為。
商業銀行在實施貸款風險管理過程中自行開展的客戶信用評級和貸款信用評級稱為內部評級。目前，我國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內部評級已相對完善，并廣泛運用于具有較大規模的大中型企業信貸實踐中。然而，針對小微企業的信貸交易，傳統的銀行內部信用評級則顯得效率不足。同時，一些規模較小、技術能力較弱的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仍未完全建立起內部評級體系，使得具有廣闊發展潛力的中小微企業信貸市場始終無法得到有效拓展。信用評級產品批量化買斷的交易模式是指針對中小微企業的借款需求，由評級機構為銀行量身定制批量化處理的外部評級方案，從而與銀行的內部評級進行有效對接，采用由銀行付費并獨家買斷信用評級產品的市場化交易模式，見圖1。在具體的操作中，銀行有權監督評級機構的評級過程，并對存有異議的事項提出疑問，必要時可要求重新評定。評級機構出具的信用等級將作為銀行向借款企業授信的參考依據，或更進一步地將外部信用等級直接與企業的授信額度掛鉤，減化審批流程，提高貸款審批效率。與傳統信貸調查和銀行內部信用評級相比，外部信用評級具有專業化、標準化、中立性等比較優勢，能夠大幅提高銀行審批中小微企業貸款請求的效率，并有利于銀行做出公正的貸款定價。由銀行付費的市場化交易模式徹底改變了由評級對象付費這一錯位的委托關系，使評級結果的客觀性得到保障;同時，對評級機構信用評級產品的獨家使用權也去掉了評級信息這一公共產品的特征，保障了銀行獨家使用該信息的權益，避免了他人“搭便車”的行為。為保證評級產品的質量，雙方還可約定具體條款予以約束，明確評級機構的責任機制。若評級機構出具的評級結果嚴重失真并存在明顯虛假記載和誤導性陳述，銀行有權追究其相關責任;若評級機構在評級過程中不存在失當行為，銀行發生貸款損失時，評級機構可退還該筆評級費用，并有義務協助銀行進行貸款追收，提供追收方案。評級機構是根據現有資料，對被評級對象在未來的償債能力意愿進行預測或判斷，具有時間的有效范圍。由于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評級對象在不同時點上可能符合不同的信用級別，客觀上很難判斷評級結果的對或錯，因此，不能對評級機構采取與會計師相同的追責方式。退還評級費、提供貸款追收支持的責任機制則更有利于發揮評級機構的人力資源優勢，彌補貸款損失，也更有利于形成評級機構與銀行的長效合作機制。這種模式中，評級機構因承擔了借款企業的違約風險，對信用產品的定價應納入風險溢價，以P=r(CH－CL)+CH作為信用評級產品價格的下限。
(二)評級機構民事責任機制構建
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機構的民事責任。美國監管部門開始加強金融監管和強化評級機構的法律責任，這對于我國的信用評級行業民事責任的構建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目前我國涉及信用評級方面的法律法規整體性差，可操作性不強，相關制度僅散見于《公司法》《證券法》《企業債券管理條例》及配套的法律法規中，缺乏專門規范信用評級機構的基礎性法規［5］。于是就出現這樣一個問題:當評級機構的評級信息出現差錯時，該如何認定受損方與評級機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評級機構將為此承擔怎樣的民事責任，受損方又可以獲得哪些損失賠償?因此，評級機構在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合作中，可通過直接簽訂協議明確評級機構民事責任的形式，更好地保護信用評級產品使用者的權益。具體說來，評級機構存在過錯可以分為故意和過失兩種。一旦評級機構提供了瑕疵服務致使產品使用者受損，無論評級機構的過錯是故意或過失，亦無論過失是重大還是一般，評級機構均承擔賠償責任。對于評級機構不存在主觀故意過錯，評級過程和方法嚴格依照雙方協議和評級標準而產生的不良貸款，可依照補償性賠償原則，由評級機構對受損方的實際損失做出補償;對于評級機構未盡合理義務，如評級機構的評級信息存在嚴重失真或明顯虛假記載或誤導性陳述等行為造成的損失，評級機構除做出補償性賠償外，還要接受超出實際受損金額的懲罰性賠償。在這種協議框架下，信用評級機構可能面臨著巨大的法律風險，其運行中的不確定性也隨之增加，甚至面臨破產危機。信用評級機構必須強化風險意識和法律意識，提高執業素質，從而提供高質量的評級報告。這就形成了對建立聲譽資本的投資。
(三)植入保險機制的信用評級責任機制
由于農村信用社一直是最貼近農村的金融機構，在農民心中的認知度也很高，導致了其內部成員有種自成的優越感，從而忽視了加強對客戶的服務意識?，F在絕大多數金融機構都有小額信貸業務，也有一些金融機構早已經看到農村金融市場良好的發展前景，并已慢慢的進軍該市場。農村金融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農村信用社在農民心中的“第一情人”的位置已經開始動搖，對于其他金融機構的獻殷勤行為，一部分不是那么忠實的客戶已經開始倒戈，要想留住已有的客戶同時又吸收新的客戶，只能先培養顧客的忠實程度。要想提高顧客的忠實程度，就得盡量在滿足客戶需求的同時讓其感受到不一樣的待遇，此時一個好的銷售團體需求就產生了。而且由于客戶群體大多為農戶，農戶的知識水平普遍偏低，對于辦理業務的具體流程、產品的特點及其相關法律都比較模糊。這就要求不僅客戶經理，包括所有業務人員在接待客戶時，應該有很好的服務態度去耐心幫助客戶了解并辦理業務。
(二)強化獎懲激勵，促進積極作為
當前，隨著農村信用社信貸管理制度的不斷規范、完善和信貸責任追究力度的進一步加大，部分信用社和客戶經理在信貸管理上產生了“惹不起我還躲不起”的消極思想和不良傾向，嚴重鉗制了增量貸款的拓展。由于存在“畏貸”思想，對“風險”和“責任”因素考慮的過多，在新增貸款管理上有些消極被動，抉擇時優柔寡斷，以致失去許多優良客戶，造成大量資金閑置，影響了信用社的經營效益。同時，具有這種思想的人，對存量資產的盤活消極對待，由于怕責任轉嫁，對他人經辦形成的不良資產，縮手縮腳，甚至束之高閣，致使通過努力本可以清收盤活的資產，長睡高眠，以致于休克、死掉，造成資產損失。解決“惹不起我還躲不起”的問題，促進信貸人員積極作為，可以采取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一是加強正面引導，培養信貸管理人員開拓創新、積極進取意識和正確的績效觀，使他們敢于承擔責任、勇于承擔責任。二是進一步完善信貸管理制度，明確存量資產的管理和清收責任，包括經辦人的直接責任和對他人發放貸款的管理責任，以解決“新官不理舊賬”的問題，盤活存量資產并擴大有效貸款投放。三是根據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點，對信用社及信貸人員適時下達貸款投放計劃，并根據計劃完成情況與考核工資掛鉤，增強其貸款營銷的積極性。四是開展全員大營銷活動。組織信貸管理人員、客戶經理和大學生員工，每兩人組成一個營銷組，采取熟帶生、外勤帶內勤、領導帶員工的方式，深入企業、市場、社區、果園、大棚和養殖場，確定聯系戶，定期進行走訪，并在信息、技術、資金等方面給予扶持，達到拓展貸款市場份額的目的。五是建立有效的行為激勵機制。一方面，設立特殊貢獻獎，對超額完成貸款發放任務、到期收回率達到99％以上、無資產損失的信用社和客戶經理給予重獎，并在干部提拔、評先樹優上予以體現；另一方面，實行末位淘汰制，對貸款發放計劃考核結果連續兩個月倒數第一或連續三個月在后三名的，解除該信用社主任職務。通過獎懲激勵，促進信用社加大貸款營銷組織力度，調動客戶經理貸款營銷的積極性，有效拓展貸款投放空間。
(三)創新服務品牌，贏得客戶青睞
在貸款營銷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的今天，客戶對待各類金融產品的目光愈來愈審視和挑剔，由無條件認可變為要求回報，由單純追求貸款投放變為要求服務質量的提高和利率的降低。然而，這還不夠，真正贏得客戶青睞，還要拿出自己特有的品牌，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強”。創樹品牌是信用社實現自身效益的手段，但更要融入客戶的愿望和要求。品牌是一個承諾，是把產品和服務的定位、利益、個性、價值賦予客戶的一個兌現過程。承諾要適度，要兌現甚至超值兌現承諾，切勿夸海口。唯有如此，才能贏得客戶的信任和好感，并打動其心弦。在一些地方，時?？梢钥吹健笆治帐值姆?，心貼心的承諾”的信合廣告牌，這是情感廣告的一種表現形式，要想與客戶產生共鳴，還需打造情感產品，加強與客戶的情感溝通，實施親情維護。在卡類發行上，信用社推出的“農民工特色取款”服務、“惠農一卡通”等品牌，就深受客戶的歡迎。在政策支持上，2013年4月9日，云南省鼓勵創業“貸免扶補”工作正式啟動，云南省農村信用社作為貸款承辦銀行，面向全省2萬名創業人員提供10億元創業小額貸款，將帶動6至10萬人就業，為大學生、農民工等創業人員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為保穩定、保民生、保增長做出新貢獻。“貸免扶補”工作是云南省學習借鑒孟加拉國小額貸款和中國青年創業國際計劃等國內外先進經驗，結合云南實際創新推出的鼓勵創業新模式，屬全國首創，這樣的機會我們就得重點把握，借此開發出更多的新產品。
(四)細分市場客戶，區別貸款價格
細分市場就是企業的管理者按照細分變量，即影響市場上購買者欲望和需要、購買行為的諸因素，把整個市場細分為若干個子市場的營銷活動。細分市場對于企業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利于企業發現最好的市場機會；有助于企業掌握目標市場的特點；有利于企業制定市場營銷策略；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還可以使企業以最小的經營費用取得最大的經營效益。對于金融市場來說，客戶群體的需求還是存在差異的，若能夠針對性的滿足這些客戶群體的差別化需求，那么這個營銷就是非常理想的。近年來，隨著城鎮一體化、鄉村城鎮化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縣域經濟得到蓬勃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經營模式并存。農村信用社在信貸服務中，要根據面向“三農”、面向社區、面向中小企業、面向縣域經濟的“四個面向”市場定位，結合轄內經濟發展狀況，做好不同客戶的甄別分類，明確優質客戶、一般客戶和不良客戶，并區別不同客戶，針對性地采取貸款營銷方略。對優質客戶，積極爭取，精心呵護，在貸款、結算等方面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務；對不良客戶，采取限制性措施，逐步壓縮貸款規模，最終脫離信貸關系。
(五)實施誠信戰略，優化營銷環境
(1)擔保機構擔保交易模式———以平安集團旗下的上海陸家嘴金融交易所(簡稱“陸金所”)為代表，即“一對多”的模式，陸金所將一份出借人的借款拆成多份，分別匹配不同的借款人，借款利率等均由平臺審核制定。由于大部分的風險是平臺承擔，投資人僅享受無風險利率部分，剩余收益歸平臺所有。這是我國目前最為安全但收益相對較低的模式。(2)債權合同轉讓模式———以“宜信”為代表，即“多對多”模式。出資人通過發放貸款獲得債權，平臺分別將債權與債務的金額、期限等拆分，進而匹配，利用資金與期限的交錯配比，不斷吸引資金，維持平臺運行。(3)大型金融集團推出的互聯網服務平臺———傳統金融行業推進互聯網平臺借貸服務。(4)以交易參數為基點，結合O2O的綜合交易模式———以阿里小額貸款為代表。利用客戶資源、電商交易數據及產品結構取得優勢，并在線下成立兩家小額貸款公司，將線下商務的機會與互聯網結合。
二．P2P對中國信貸市場的影響
1．積極作用。(1)彌補傳統信貸市場空缺，提高信貸效率。一些缺乏有效擔保和抵押，且對貸款產品的需求金額小、高度個性化的借款者通常不被傳統金融機構所接納。(2)新型投資方式。由于中國長期存在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存款人有強烈的動機尋求更高的資金回報率。P2P借貸平臺的年化收益率高達8%～20%，為投資者提供更高收益，在房地產和股市等持續低迷時較受投資者青睞。(3)加速利率市場化。我國利率由政府管制，但在一些P2P平臺上，利率則由借貸雙方根據雙方信用等情況自行決定，這對我國的利率控制是一次不小的沖擊，可能加速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4)有利于征信體系整合。國外信用體系完善，個人信用賬戶中有詳細的借貸記錄和個人信用分數，完全透明公開，節約交易時間，降低交易風險。P2P的出現有利于我國征信體系的融合統一。
2．風險。(1)平臺操作風險。目前大部分網貸平臺承擔墊付責任，單筆交易的的風險可能導致平臺的經營風險。同時各公司為擴大規模，在規模導向的短期目標驅使下，可能忽視風險控制，過于激進。(2)信用風險。P2P網貸平臺業務是一種無抵押、無擔保、純信用模式，主要面對小微客戶的小額貸款服務。(3)法律監管風險。P2P行業引入時間短，并未形成明確的準入門檻以及行業標準，關于該行業的法律更處于空白，造成監管無依據、無標準。從而帶來相應風險，如洗錢風險、非法集資風險等。(4)侵犯隱私風險。在P2P平臺上，借貸雙方為提高交易成功率，通常被鼓勵較多個人信息，從而導致個人隱私易暴露，被他人利用。
三．建議與措施
1．加快制定相關法律，加強監管。由于P2P屬于金融創新并于近些年加速發展，我國在該方面的法律、監管均處于空白，缺乏行業規范和約束，導致一些非法集資、惡意騙資、隱私暴露等一系列惡性事件出現。因此，只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監管力度，才能使得P2P行業逐漸走向正軌。
2．加強行業自律。2012年12月20日，國內首家網絡信貸服務業企業聯盟在上海成立，但尚未形成全國統一的、正規的行業協會，而P2P業務性質卻是全國性的。這種自律行為應當發展起來，逐步形成P2P行業自律，協調監督行業行為，減少不規范行為的發生，促進行業的健康發展。
在我國，小額信貸的機構分三種:一是正規金融機構;二是非政府機構;三是扶貧機構．真正提供小額信貸產品的正規金融機構僅農村信用社，事實上，農村信用社居于壟斷地位，這是因農村經濟增長相對城鎮緩慢，以營利為目的的大型商業銀行在農村地區看不到發展空間，而退出農村地區．有文獻表明，我國農村信用社并不是實質上和合作組織，它的目的更偏向于盈利性．由農信社的壟斷地位和盈利性，我們假設農村小額信貸供給市場是壟斷的．由此對對該市場做如下假設:(1)市場有N(N＞2)個相同的農信社，并且機構會被有效的排斥在外;(2)每一個現存農信社的成本函數相同，即成本函數為:
2小額信貸市場均衡
大多數學者用博弈論的方法對小額信貸供求進行研究時，只是總體上對小額信貸供求進行分析，并沒有對小額信貸機構之間的博弈進行研究．而本文則是運用擴展的古諾模型對農村小額信貸市場進行分析．(1)當a≤c時，r≤0，此種情況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若農戶能夠承受最高的利率水平低于農信社利率水平，則該農戶無法借到款項．由于Q*＜Q1，貸款供給量要小于競爭條件下的數量．這是因為壟斷條件下，信息不對稱加劇了信貸市場上的信貸配給問題，借款人得不到正規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只能選擇其他替代產品，如民間借貸．但選擇替代的信貸產品會有價值損失．壟斷使某些借款人通過轉向比壟斷信貸產品花費更多社會成本才能產生的信貸產品而滿足其信貸需求，其增加的成本對社會是浪費．①政府可以頒布類似“社區再投資法”的法律條款來約束商業金融機構從農村金融市場的撤出．美國的“社區再投資法案”規定，參加聯邦存款保險的存款類機構“有持續和責無旁貸的責任”滿足整個社區的信貸需求，包括中低收入社區和貧困農戶的信貸需求．僅依靠市場自發力量來改善農村地區對資金的需求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提供一些硬性約束．②實行農村利率市場化，放開貸款利率上限．實施貸款利率市場化后，小額信貸機構之間可充分競爭，不僅使農戶直接從中受益，還可以緩解信貸配給問題．率也就越高．
特殊的，假設某地區小貸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即在Ⅵ式中，當N∞時，r=c=MC，為帕累托最優狀態．此時借款人可以以最低利率c貸款，消費者剩余最大，而信貸機構以最低成本放款，且獲得最大利潤，雙方效用最大．為完善農村金融體系，需要該打破壟斷格局，實現農村金融機構的多樣化以提高市場效率．政府應通過支持和規范農村金融機構、協調傳統金融和非傳統金融的結構等形式來建立多元化的農村金融體系．具體為:①適度降低農村金融進入門檻，發展農村金融市場多元化經營，滿足農戶日益旺盛的資金需求，彌補農信社支農作用之不足．②條件成熟的地區發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比如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農村金融機構．③整合農村金融資源，協調傳統和非傳統農村金融供給主體的經營活動，允許農信社系統內跨區域協作，加強農村金融市場的競爭性．
內部控制質量通過影響信息風險和經營風險，從而影響債權人判斷上市公司債務契約的違約風險或債務人的還貸風險，進而影響上市公司債務資本成本的高低。Schneider和Church（2008）調查搜集了111名信貸員提供的數據，發現他們對公司的信用評級受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影響。研究表明，負面的內部控制審計意見會降低財務報告標準無保留意見的保證程度，且對信貸方的判斷產生負面影響，進而會增加公司債務融資成本。2011年集中出現的三篇實證文章足以說明了這一話題已經成為研究熱點。DhaliwalD.etal（.2011）檢驗了首次執行SOX法案404條款的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與公司債務成本變動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平均來說，如果公司披露了重大缺陷，將會增加其公開交易債券的信用風險。同時，他們還檢驗了信用評級機構或銀行的監管對此產生的影響。Kimetal（.2011）將遵循SOX法案404條款披露內部控制缺陷的借款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比較了有內部控制缺陷和沒有內部控制缺陷公司間債務契約的不同特征。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其他已知的債務契約條款的影響因素后，內部控制缺陷公司的貸款利差要比沒有內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高28個基點。其次，內部控制缺陷更為嚴重的公司要支付更高的貸款利率。第三，債權人強加給內部控制有缺陷公司更嚴格的非價格條款。最后，通過對公司內部的分析發現在公司披露了內部控制缺陷后，銀行會增加貸款利率，而當公司對以前報告的內部控制缺陷補救之后，其貸款利率又會降低。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采用SOX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來度量財務報告質量，研究發現，當公司披露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時，債權人會減少使用財務契約使用和以財務比率為基礎的績效定價條款，取而代之的是采用價格和證券保護及信用評級基礎的績效定價條款。同時，也發現因內部控制缺陷而改變債務契約設計顯著異于財務重述，后者更強調對管理人員行為的嚴密監管。Kimetal（.2011）和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都采用銀行貸款利差檢驗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對企業債務資本成本的影響。與美國強制披露的制度背景不同，至2012年前我國內部控制審計及其披露尚處于自愿性階段。這就為研究內部控制審計信息的自愿披露如何影響資本成本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和數據支持。國內對于內部控制審計信息的自愿披露與資本成本的相關研究剛剛起步。吳益兵（2009）以2007年度A股自愿性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初步得出了內部控制審計信息能夠降低企業資本成本的結論，但其僅僅使用一年的數據為樣本，而且權益資本成本求解中存在對公式理解的某些偏差。方紅星和施繼坤（2011）以2009—2010年滬市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財務分析師盈利預測數據和PEG模型，檢驗在我國資本市場信息披露環境下，上市公司自愿性內部控制鑒證是否會影響權益資本成本。研究發現，上市公司披露的自愿性內部控制鑒證信息能夠發揮信號功能，顯著降低其權益資本成本。張然和王會娟等（2012）以2007—2010年期間深滬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年度報告或獨立公告中披露的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和鑒證報告為對象，研究其披露是否會降低公司的加權資本成本。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披露內控自我評價報告的公司資本成本相對較低，且進一步披露內控鑒證報告的公司資本成本更低。但他們采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度量權益資本成本，進而計算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作為公司資本成本的變量，這可能混淆了內部控制審計信息的自愿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和債務資本成本不同的作用路徑，同時沒有區分由于投資者和債權人在信息搜集和處理能力方面的差異而對資本成本產生的不同影響。通過對既有文獻的梳理分析發現，目前還沒有研究系統地探討自愿性內部控制審計披露對債務資本成本的影響。
二、假設提出
內部控制有效性對于公司財務信息可靠性及經營風險控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林斌和饒靜，2009）。在非強制內部控制審計環境下，高質量公司主動聘請外部審計的行為可以視為一種旨在提高自身內部控制有效性、財務報告可靠性和信息質量披露策略的自愿承諾。內部控制質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基于信號顯示的意圖披露由外部審計師出具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以彌合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與此同時，借助自愿審計的可靠承諾對于外部利益相關者而言是有信息價值的（DiamondandVerrecchia，1991；LeuzandVerrecchia，2000）。在債務締約情況下，自愿內部控制審計可以減輕銀行機構面對的事前信息不對稱并降低事后債務監管和再談判成本，從而有助于債務締約（JensenandMeckling，1976；Bharathetal.，2008；Kimetal.，2009）。一方面，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對企業財務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證，提升信貸決策所依賴的信息質量，有助于銀行機構更加準確地估計公司價值和未來現金流，正確評價公司的還貸風險及履約情況，從而降低銀行面臨的信息風險。已有研究表明，高質量的信息披露能夠有效地降低銀行的信貸風險，緩解公司面臨的債務融資約束。信息質量高的公司更容易獲得銀行借款（徐玉德和李挺偉等，2011）。因此，銀行會降低發放給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公司貸款所要求的風險溢價，進而降低公司的銀行借款成本。另一方面，高質量內部控制意味著公司處于良性健康的運營環境和有效監控之下，有助于公司控制其經營風險并降低管理層濫用或侵占公司現金流的發生概率（Lambertetal.，2007），保證其經營目標的順利實現，有利于實質性地降低銀行對公司還貸風險的估計水平，從而降低這類申貸公司的借款利率。由此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設：假設H1：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與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公司相比，自愿披露正面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公司銀行借款成本顯著較低，即自愿披露正面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從銀行獲得利率較低的銀行貸款，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銀行借款成本間存在負向關系。StiglitzandWeis（s1981）指出在不完全信息市場上存在著信貸配給現象①。在現行的貸款利率下，不是所有的貸款申請人都能如愿地獲得貸款。公司具有良好的政治關聯（politicalconnection）和銀企關系會使其更容易或以更低利率獲得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貸款（LaPortaetal.,2002；Sapienza，2004；KhwajaandMian，2005；杜穎潔，2013）。國有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政府控股的公司通常處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肩負著基于戰略和社會因素考慮的政策性負擔（林毅夫、李志赟，2004）。政府作為這些公司的“父母”，當其陷入困境時，必然會多方救助，以補償其所履行政策性負擔。而所有權結構也決定了國家必須承擔這些公司經營失敗的責任。這就為國有公司的銀行長期借款提供了“隱性擔?！薄Ｒ虼?，產權性質作為上市公司的一個外顯特征，能夠直接為銀行機構所感知，從而正面引導銀行機構對國有上市公司的違約風險水平做出樂觀估計，認為國有上市公司發生貸款到期違約的概率更低，在利率定價上會給予其優惠。而國有產權提供的這種隱性擔?？赡軙魅踝栽概秲炔靠刂茖徲媹蟾嬖趥鶆掌跫s中的信號傳遞作用，使得銀行機構忽視其對國有借款公司內部控制質量的足夠關注。但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缺乏隱性擔保，銀行機構在進行信貸決策時，不得不更加關注上市公司所釋放的內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正常釋放公司內部控制高質量的積極信號。由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假設H2：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降低銀行借款成本的作用更為有效，即國有產權會削弱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銀行借款成本間的負向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銀行借款成本的度量資本成本可以分為事前資本成本和事后資本成本。銀行借款的事后資本成本是指企業為籌集和使用銀行貸款而實際付出的代價，包括籌資過程中發生的手續費用，以及在使用過程中支付的資本使用費（即利息支出）等。ZouandAdam（s2008）采用（利息支出+資本化利息）（/年平均長期借款+年平均短期借款）來表示公司的債務融資成本，Sanchez-BallestaandGarcia-Mec（a2011）采用公司實際支付的利息費用/有息借款總額的比值度量公司的債務成本，姚立杰、羅玫和夏冬林（2010）和Kimetal（.2011）則以利息支出/當年平均債務總額作為銀行借款債務成本的變量。借鑒李廣子和劉力（2009）、PittmanandFortin（2004）、蔣琰（2009）等的前期成果，魏志華，王貞潔等（2012）采用兩個指標來度量債務融資成本：一是利息支出占比，等于利息支出/公司總負債；二是凈財務費用占比，等于凈財務費用/公司總負債，其中，凈財務費用等于利息支出、手續費支出和其他財務費用之和；長短期借款平均余額等于短期借款、長期借款和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的期初和期末的平均額。銀行借款的事前資本成本是指銀行機構對擬貸款企業放款時借貸合同中確定的貸款利率。胡奕明、唐松蓮（2007）在其研究中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報附注中披露的當年每筆新增短期或長期貸款的明細信息（具體包括借款金額、起止時間和年利率水平等），采用公司當年所有新增短期和長期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水平度量銀行借款成本。祝繼高、陸正飛和張然等（2009）也采用胡奕明、唐松蓮（2007）同樣的方式度量銀行借款融資成本，為了保證獲取的樣本借款信息更加完整，他們還將國泰君安（CSMAR）中國上市公司銀行貸款研究數據庫提供的銀行借款公告信息與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銀行借款信息進行整合。從上述文獻的梳理來看，銀行借款融資成本度量方法可以歸納為兩類：一是事后存量計量法，二是事前流量計量法。前一種方法沒有嚴格區分上市公司的負債來源，度量上有失針對性，后一種方法則著眼于動態決策過程。在財務決策中，債務成本指的是新債務成本即新籌債務的增量成本，而不是現有債務的成本。一般來說，新債務的成本均不同于現有債務的成本。由于本文立足于銀行借款私有債務市場，考慮到本文的研究目標及前文分析的信號顯示作用機制，銀行借款的事前資本成本都更符合本文研究需要。另外，從財務學意義上看，資本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資金，即列示在資本負債表右方的長期負債①和所有者權益（劉淑蓮，2012）。因此，在研究銀行借款成本的過程中，本文從資本成本視角出發僅考察上市公司的長期銀行借款成本。本文借鑒胡奕明、唐松蓮（2007）和祝繼高、陸正飛和張然等（2009）的做法，考察銀行在向申請貸款的上市公司發放新增長期貸款的決策中，有無考慮最近一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內部控制信息，是否給予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以較低的利率定價？因此，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銀行借款成本可以由其當年所有新增長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額比重求得的加權平均年利率水平來替代，具體測算方法可以表示為。
（二）模型設計和變量定義在明確銀行長期借款資本成本度量方法后，為了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說，本文構建了如下模型，以考察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對其長期銀行借款成本可能產生的經濟影響，考慮到自愿披露與資本成本間可能存在的自選擇偏誤或內生性問題，我們采用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的技術方法，相信能夠較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選擇偏誤或內生性問題。1.被解釋變量在模型2中，被解釋變量為Cod，表示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銀行借款成本，是以當年所有新增長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額占當期全部長期借款金額之和的比重測算求得的加權平均年利率水平，如式（1）所示。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ICA，表示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啞變量，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取值為1，否則為0。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發揮信號顯示的作用，顯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銀行借款成本，那么解釋變量ICA的系數符號應該顯著為負。3.控制變量首先，借鑒PittmanandFortin（2004）、Kimetal（.2011）、李廣子和劉力（2009）、蔣琰（2009）、姚立杰、羅玫和夏冬林（2010）以及魏志華和王貞潔（2012）等關于上市公司債務資本成本的研究文獻，本文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負債比率（Lev）、固定資產擔保比例（Sec）、成長機會（Growth）、盈利能力（ROA）、資產周轉率（Turnover）、現金流量（Cash）、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One）、年報審計意見（Ao）等因素對上市公司債務融資成本的可能影響。其次，深圳證券交易所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2001）》規定，自2001年以來持續對上市公司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進行考評，形成A（優秀）、B（良好）、C（及格）和D（不及格）四個等級，并納入上市公司誠信檔案在其網站上公開。國內一些學者將這一信息披露考評作為信息質量的替代變量，考察其對債務融資約束和融資成本的影響并獲得了經驗數據支持（徐玉德、李挺偉和洪金明，2011；魏志華和王貞潔等，2012）。因此，為了控制其他信息披露對銀行貸款決策的可能影響，本文對深市信息披露評級（Is-core）也進行了控制。最后，考慮到宏觀環境和行業差異可能對銀行進行貸款定價決策的影響，在該模型中本文也對行業和年份設置了虛擬變量加以控制。具體的變量定義與預測符號詳見表1。
（三）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創業板）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數據篩選的具體過程如下：第一，首先確定銀行長期借款成本。對于銀行借款明細（主要包括借款金額、起止時間和年利率等）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予以剔除；在銀行長期借款信息整理過程中，若采用浮動利率、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確定貸款利率的均以當期中國人民銀行的對應年限的貸款基準利率為準，若采用SHIBOR、EURIBOR、HIBOR或LIBOR①加基點確定貸款利率的，由于相關基準數據難以獲得，同時為保證數據間的可比性，對此均予以剔除。第二，由于ST公司在監管政策和披露要求上與其他上市公司不同，因此本文剔除在此期間被ST的上市公司，以保證樣本性質的一致性。第三，由于本研究需要用到上一年度的財務數據和內部控制信息，故剔除IPO當年的上市公司。第四，由于研究過程中需要公司2007年—2010年的財務數據，故剔除在此期間財務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第五，為消除極端值影響，對主要連續變量指標進行上下1%分位數的剔除處理。經過上述篩選和整理過程，最終得到949個公司/年樣本，其中，研究期間樣本的各年分布依次是：2008年186個，2009年278個，2010年250個，2011年235個；從是否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來看，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有265個，占樣本總體的27.9%，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有684個，占樣本總體的72.1%；從樣本公司的產權性質來看，國有產權公司樣本有558個，占樣本總體的58.8%，非國有產權公司樣本有391個，占樣本總體的41.2%。本文采用SPSS17.0、STATA11.0和Excel2003等統計分析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回歸分析。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全部來自于萬德（Wind）資訊金融數據庫，銀行借款公告信息和實際控制人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君安（CSMAR）數據查詢系統。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審計信息通過閱讀上市公司2007-2010年財務年報、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和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等進行手工搜集、整理而獲得。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取自于巨潮咨詢網，深市信息披露評級來自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的上市公司誠信檔案。值得特別說明的是，根據本文的研究目標和數據需要，筆者手工收集整理了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創業板）非金融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的每筆當年新增長期有息銀行貸款的起止時間、利率水平、借款金額以及借款條件。由于國泰君安（CSMAR）數據查詢系統中的中國上市公司銀行貸款研究數據庫搜集匯總了上市公司的銀行借款公告，為了盡可能獲取較為完整的上市公司銀行借款信息，本文將該數據庫中提供的銀行借款公告信息與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銀行長期借款信息進行整合，并剔除重復的信息①。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2報告了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組和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組各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銀行借款成本Cod來看，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公司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5.760和5.605，低于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公司的均值5.990和中位數5.760，這說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可能會發揮信號釋放的功效，降低其銀行借款成本。從控制變量來看，與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其有形資產的擔保比率（Sec）、盈利能力（ROA）、資產周轉比率（Turnover）、成長能力（Growth）和現金流量（Cash）的均值和中位數都顯著較高，表明這類公司有相對較強的償債能力和抵御風險能力。為進一步驗證被解釋變量銀行借款成本Cod按照ICA分組的組間差異的顯著性，本文著重對其進行了全樣本組間差異檢驗，具體包括獨立樣本T檢驗和Mann-WhitneyU檢驗。如表3所示，在獨立樣本T檢驗中，兩組的均值之差為0.230（5.990-5.760），且在1%水平下顯著；在非參數檢驗Mann-WhitneyU檢驗中，兩組的中位數之差為0.155（5.760-5.605），且也達到了1%水平下顯著。上述分組差異檢驗的結果表明：自愿披露正面意見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其銀行借款利率顯著低于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這說明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發揮信號顯示的作用，顯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銀行借款成本，因而假設H1得到了初步驗證。
（二）相關性分析表4列報了各變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關分析矩陣結果。從相關系數分析來看，不難發現：（1）對于解釋變量來說，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否（ICA）和銀行借款成本（Cod）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091和-0.070，并分別在1%和5%水平下顯著；（2）對于控制變量而言，Stat（e產權性質）、Siz（e公司規模）、Se（c擔保比率）、Turnove（r資產周轉率）、Cash（現金流）和Iscor（e信息披露考評）與Cod（銀行借款成本）之間都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說明在回歸模型中有必要對上述變量加以控制；（3）從相關系數數值大小來看，各個變量之間的Pearson和Spearman相關系數均小于0.5，因而多元回歸中的多重共線性影響可以忽略；另外，從多元線性回歸結果表4中的VIF值均不大于2來看，本文構建的模型也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從整體來看，單變量分析結果基本與理論預期相符，但由于尚未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故還需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才能得到更穩健的經驗證據。
（三）多元回歸分析為了驗證假設H1，本文選擇全樣本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在回歸過程中，由于ICA和Iscore都可能成為銀行進行貸款決策考慮的信息因素，這里采用逐步進入回歸方程的方式以便于更加細致地考察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通過該表可以看到：首先，將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虛擬變量ICA加入到回歸模型中，回歸結果列（1）顯示ICA的回歸系數為-0.129，且在10%水平下顯著。這說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向商業銀行機構傳遞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質量可靠的積極信號，有利于銀行更準確地估計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和違約風險，從而降低銀行機構信貸決策面臨的信息風險。因此，銀行機構會給這類公司發放利率更低的長期銀行借款。其次，將深市信息披露評級Isocre也加入到回歸模型中。回歸結果列（2）顯示，ICA和Iscore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21和-0.085，且都在10%水平下顯著。這說明，銀行機構在進行貸款決策時會全面考慮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況，對能夠傳遞上市公司信息質量的自愿披露和官方評級都會給予定價，該回歸結果與本文的理論預期相一致。自愿披露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對稱，進而向外界傳遞自身高內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質量可靠的積極信號，從而降低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假設H1得到驗證。從控制變量來看，產權性質（State）在全樣本回歸分析中的系數分別為-0.166和-0.165，且達到5%水平下顯著，說明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國有上市公司承擔了顯著更高的銀行借款成本，這一結論與李廣子、劉力（2009）及魏志華和王貞潔等（2012）的實證研究相一致；年報審計意見在上述全部回歸分析中均不顯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從對財務報表審計意見的統計分析發現，949個樣本總體中只有28個公司/年樣本獲得了非標準無保留意見，不到樣本總體的3%。這說明除年報審計意見外，銀行在進行貸款決策時還會綜合考慮其他有助于顯示和判斷上市公司質量的信息來源。模型在兩個回歸方程中的調整后R2分別達到34.1%和34.5%，說明該模型擬合優度較高，具有很好的解釋能力。為了驗證假設H2，借鑒方紅星、施繼坤和張廣寶（2013）的做法，本文將樣本進一步劃分為國有上市公司組和非國有上市公司組，分別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測試進行組間回歸系數差異檢驗。從表6的列（1）和（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銀行借款成本之間都呈現負向相關關系，但在顯著性水平上卻存在差異，國有上市公司子樣本組中ICA的回歸系數為-0.091，沒有通過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水平測試；而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子樣本而言，ICA回歸系數達到-0.130，且在10%水平下顯著。但兩組回歸系數差異僅為0.030，經由Bootstrap測試得到的經驗P值為0.126，沒有達到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水平。這說明本文的經驗結果并不支持產權性質對于兩者之間負向關系的顯著影響。這可能與銀行機構對借款人信用和還貸風險的評價能力有關，還有待于今后大樣本經驗分析的進一步驗證。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本文采取以下三方面穩健性檢驗：一是，本文選擇有息長期銀行借款為研究對象，由于銀行長期借款利率沒有小于零的情形，是典型的“刪失數據”（CensoredData），因而借鑒魏志華和王貞潔（2012）的做法采用Tobit回歸分析重復前述研究，經驗結果基本不受影響，具體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ICA（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系數在全樣本及非國有上市公司的三個回歸模型中均與Cod（銀行借款成本）達到10%水平下的顯著負相關。二是，以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公司為研究樣本，按照所屬行業、資產規模等指標，采用1:1匹配方式進行配對研究（回歸結果略），經驗結果基本沒有變化。三是，由于949個樣本總體中僅有28個公司/年樣本的財務報表審計意見獲得了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為防止某一特征所帶來的樣本構成差異對本文研究結論產生的影響，將獲得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28個樣本予以剔除，并重新進行了回歸分析（回歸結果略），研究結論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通過上述敏感性測試發現，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巴羅（Barro，1976）較早地將擔保問題納入經濟學和金融學的討論范疇。巴羅根據大量信貸配給的理論文獻提出了一個完整的信貸融資擔保模型，該模型直接把擔保和利率聯系起來，說明了擔保在決定貸款市場利率中的作用。施蒂格利茨和韋斯（Stiglitz和Weiss，1981）提出了信貸配給中的逆向選擇理論。銀行與申請貸款的企業存在信息不對稱，理性的銀行會努力控制信貸風險以使收益最大化。若提高貸款利率，雖然一方面使銀行收益增加，但另一方面也使成功申請貸款企業的最低風險水平上升，部分申請貸款的低風險企業選擇退出信貸市場，申請貸款企業的整體風險上升，這可能會降低銀行的預期收益，使銀行處于兩難選擇的境地。郝蕾和郭曦（2005）分析了在利率管制下的賣方壟斷型信貸市場中不同擔保模型對企業融資的影響，結果表明互助擔保比政府擔保更具有優勢?；ブ鷵２粫鹄娴闹匦路峙?，而政府擔保會引起風險轉嫁，導致收益在企業內部、銀行與企業之間重新分配。楊勝剛和胡海波（2006）分析了信用擔保機構的兩種風險控制手段——比例擔保和反擔保的不同組合對中小企業信貸市場上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同影響。當中小企業提供的反擔保品價值大于貸款本息時，擔保機構擔保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當中小企業不提供反擔?；蚍磽＝痤~不足時，擔保機構為貸款提供較高比例的擔保會加劇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付俊文和李琪（2004）運用數理模型分析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與逆向選擇的問題。結論是在中小企業無任何抵押擔保品的前提下，雖然擔保機構部分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但并未解決由此產生的逆向選擇問題。黃亮等人（2005）通過對比中美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和結構，對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進行分析，并進一步通過模型解釋了資金借貸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問題和銀行被迫采用的信用配給制度?？紤]到中小企業融資難除自身資質差等內部因素外，還受到非對稱信息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在現實中，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得銀行觀測不到企業的真實風險類型，導致部分企業無法得到貸款，因而采用信息不對稱框架分析該問題是合理的。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考慮了不同市場結構下，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抵押對于企業信貸的作用。本文擬將其研究抵押機制的框架借鑒到融資性擔保機構的研究中，二者具有一定的共性。本文與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及施蒂格利茨和韋斯（Stiglitz和Weiss，1981）的不同之處在于：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等主要研究了信貸市場中銀行與企業間博弈均衡的抵押貸款合同，只涉及銀行和企業兩方的靜態博弈過程。而本文開創性地將其研究抵押機制的框架應用到融資性擔保機制中，討論存在信息不對稱情形時有無擔保機構對企業信貸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包含銀行、企業與擔保機構的動態博弈問題。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第一部分描述所研究問題的背景；第二部分對已有文獻進行總結；第三部分對引入不同類別擔保機構的作用進行對比分析；第四部分考慮壟斷和完全競爭兩種信貸市場結構下，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對企業融資的影響。并做進一步附加分析，討論考慮稅收政策及引入再擔保機構的影響；第五部分總結全文，并提出政策性建議。
二、不同類別擔保機構的作用比較
（一）模型假設1、基本假設假設在一個不完全信息的經濟中，存在銀行、企業和擔保機構三方參與者。其中，銀行為風險厭惡；企業和擔保機構均為風險中性，其收益值即為其效用值。2、銀行經濟中只有一家銀行，其效用函數設定為二次型：2uxxx/2。其中，x為其收益值。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貸款利率為r，貸款額度為D。銀行無法觀測到企業的風險類型，只能通過制定固定的貸款利率使得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3、企業經濟中有多種不同類型的企業，每個企業均可投資于一個風險項目，成功時可獲得回報R，失敗時為0；同時，企業也可以投資一個無風險項目，獲得的收益為b（即為投資風險項目的機會成本）。假定企業先期沒有足夠的項目投資資金，需向銀行貸款，但其可自由選擇是否進入信貸市場。企業所投資風險項目的成功概率為，服從上的均勻分布，即。借鑒施蒂格利茨和韋斯（Stiglitz和Weiss，1981）的假設，假定所有企業風險投資項目具有相同的期望收益I，則IR10R，即“高風險高收益”：項目成功的收益R越高，成功的概率越低，企業的風險類型越高。為簡化分析，假設企業只有在項目成功時才能支付銀行的本息和擔保費用，而項目失敗時只損失反擔保物。①4、擔保機構擔保機構為企業貸款提供擔保，當企業項目失敗無法還貸時，擔保機構承擔的風險分擔比例為，即此時擔保機構需要支付給銀行。①此外，擔保機構要求企業提供一定的反擔保比例，并支付擔保費率0,1，即企業提供給擔保機構的反擔保物為D，擔保費用為D。這里主要考慮兩類擔保機構：政策性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1）政策性擔保機構政策性擔保機構是由政府扶持的、旨在幫助企業融資的中介機構。政策性擔保機構的目標為最大化企業的貸款規模，其不以盈利為目的，表現為微利運營。（2）商業性擔保機構商業性擔保機構以盈利為目的，目標為最大化自身的期望利潤。為了簡化分析，不考慮擔保機構制定因企業類型而異的擔保費率，即假定擔保機構提供給所有企業統一的擔保費率iiG,C，但這兩類擔保機構各自收取不同的擔保費率，即GC。進一步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并未考慮銀行的抵押機制，這是因為實踐操作中擔保機構對抵押物（反擔保物）的認可程度（如抵押物品種、折扣比例等）遠高于銀行。相對銀行僅接受土地、房產或某些設備等而言，擔保機構對抵押物（反擔保物）的品種范圍要求則更為寬松。如某些銀行不認可的股權、礦權等，擔保機構經調查研究后均可接受。下面分別考慮無擔保機構、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以及商業性擔保機構對企業信貸活動的影響。
（二）無擔保機構情形下的信貸市場分析類型為的企業期望利潤函數為假設滿。由上式可得，由于市場存在不對稱信息，銀行無法觀測到企業的風險類型，因而只能制定統一的貸款利率r，導致部分低風險類型的企業退出市場，此時信貸市場出現逆向選擇。且/r0，若銀行出于收益最大化的目的提高貸款利率，這會導致申請貸款企業的最低風險水平上升。部分申請貸款的低風險企業選擇退出信貸市場，而高風險企業則繼續留在信貸市場（即企業投資項目的風險水平普遍較高），進一步加劇了信貸市場的逆向選擇問題。由Bur的表達式可得，若銀行提高貸款利率：一方面，貸款給單個企業的期望效用呈先增后減的倒“U”型；另一方面，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類型有所減少，進而使得銀行的總效用下降。因此，貸款利率r對于銀行期望效用的影響不確定。由于Bur對r求導后無法得到關于最優貸款利率的顯示解，下面我們將對模型中涉及的參數在合理范圍內賦值，使用數值模擬方法進行分析。從數值模擬標準化方法出發，并結合實地調研，將貸款額度D標準化為1，企業的期望收益1.1iiIR，企業投資于無風險項目的收益b0.05，擔保機構的風險分擔比例為，反擔保比例為0.7，①所有參數的取值如下表1所示。將具體參數賦值代入后，應用Matlab軟件，可得到銀行的期望效用Bur關于貸款利率r的數值模擬圖，如下圖1所示：由上圖1在無擔保機構且不考慮抵押機制時，銀行的期望效用Bu與貸款利率r呈現出先增后減的倒“U”型關系。即當貸款利率較低時，隨著銀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期望效用會先增加，但隨著貸款利率繼續提高，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類型開始大幅減少，在貸款利率達到一定水平后，銀行的總體期望效用會逐漸下降。進一步可求得此時最優貸款利率的數值解為r0.70，因此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風險類型的臨界值為，即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風險類型。因此，由于銀行無法觀測到企業的真實風險類型，從風險規避及收益最大化出發，銀行一般會制定較高的貸款利率，導致只有風險類型偏高的部分企業才能進入信貸市場并獲得銀行貸款。
（三）引入擔保機構后的信貸市場分析本部分分別討論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后對企業信貸的影響。兩類擔保機構的主要差異在于：經營目標不同，且收取的擔保費率也不同。結合擔保機構不同的擔保費率水平，銀行通過選擇貸款利率r以最大化期望效用。下面分別分析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后的最優貸款利率及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類型。1、政策性擔保機構由于政策性擔保機構不以盈利為目的，奉行微利運營，其目標為最大化貸款企業的規模，因此政策性擔保機構的最優化問題為由上式可得，政策性擔保機構的擔保費率隨銀行貸款利率的增加而增加，與風險分擔比例呈正比，與反擔保比例呈反比。進一步將*G的表達式代入（4）式中，可得到銀行期望效用關于貸款利率r的表達式，由于無法得到顯示解，仍然通過數值模擬的方法進行分析。根據表1所取參數值，銀行的期望效用與貸款利率之間的關系如下圖2：2、商業性擔保機構商業性擔保機構的目標是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由（3）式可知，擔保機構期望利潤隨擔保費率單調遞增，因此商業性擔保機構會選擇最高的擔保費率，即*1C，再結合表1所取參數值對引入商業性擔保機構后的情況進行數值分析。當引入商業性擔保機構時，銀行期望效用與貸款利率之間的關系如下圖3：如上圖3所示，在引入商業性擔保機構后，銀行的期望效用Bu與貸款利率r同樣呈現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關系，此時最優貸款利率的數值解為r0.358，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類型臨界值為，即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風險類型為0,0.21。與無擔保機構時的情況相比，由于商業性擔保機構收取的擔保費率高，導致企業信貸成本增幅較大，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類型反而有所減少。因此，引入不同類型的擔保機構會對企業貸款起到不同的作用。由于政策性擔保機構微利運營，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可以使企業承擔較低的擔保費率和貸款利率，從而使全部類型的企業均可進入信貸市場；而引入商業性擔保機構后，由于擔保機構以盈利為目的，導致企業承擔的擔保費率過高，從而抑制了企業進入信貸市場，由此可得到如下命題2。命題2：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可增加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規模，而商業性擔保機構由于收取過高的擔保費率，導致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規模減少。因此，政策性擔保機構可有效緩解信貸市場中的逆向選擇問題，而商業性擔保機構則會進一步加劇逆向選擇問題。政策性擔保機構的引入分擔了銀行所承擔的企業違約風險，這使得銀行更加注重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數量，而不僅僅關注單個企業的收益函數，銀行開始追求“規模效應”，相應收取較低的貸款利率，從而大大增加了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數量，有效緩解了信貸市場中的逆向選擇問題。而商業性擔保機構的引入雖然也會降低銀行的貸款利率，但由于擔保費率過高，導致企業信貸成本不降反增，進一步加劇信貸市場中的逆向選擇問題。
三、政策性擔保機構的作用分析
上面從理論上證明了政策性擔保機構可以有效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下面將針對政策性擔保機構做進一步深入研究。借鑒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本文在類似的逆向選擇框架下研究擔保機制對于信貸配給的影響。不同的是，我們引入了政策性擔保機構這一第三方參與主體，同時在模型中增加了一個博弈階段：首先由擔保機構提供擔保合同，而后再由銀行制定貸款合同。在不改變經濟中信息結構的框架下，研究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有無擔保機構對企業信貸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包含銀行、企業與擔保機構三方的逆向選擇問題。為了著重刻畫市場中的信貸合同和擔保合同如何隨企業風險類型的不同而變化，本文將模型簡化為只包含兩種風險類型企業的情況，以便更好地分析存在不對稱信息時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對企業信貸行為的影響。考慮一個包含銀行、企業、政策性擔保機構的不完全信息經濟，三方均為風險中性。這里假設銀行為風險中性主要是基于如下兩點原因：第一，由于經濟中只存在兩種類型企業，故不必考慮企業是否自由進出信貸市場，這種情況下風險厭惡與風險中性的假設并不影響模型的主要結論；第二，在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的框架下，銀行風險中性的假設可以得到更為直觀簡便的顯示解。因此，本文參考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假設所有參與方均為風險中性，收益值即為其效用值。企業可以投資于一個有風險的項目，成功時可獲得回報R，失敗時為0（假設企業向銀行貸款時不提供抵押品，且項目失敗時無其它損失），項目成功的概率為。有高風險和低風險兩種類型企業，項目成功的概率分別為1和2，且1201。企業也可以投資于一個無風險的項目，獲得的收益為b（即投資風險項目的機會成本）。企業由于資本金不足，需向銀行借貸。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銀行無法觀測到企業的風險類型，但知道經濟中高風險和低風險企業的比例分別為。銀行貸款給這兩類企業的概率分別為1和2，貸款利率分別為1r和2r，銀行的存款利率為br，銀行給企業的貸款額為D。政策性擔保機構是由政府扶持的、旨在幫助企業融資的機構，故不以營利為目的，在模型中假設其利潤為0。①擔保機構要求企業提供一定的反擔保物（反擔保比例為）并支付擔保費率。由于為企業提供擔保前需深入企業進行調研，這里假設政策性擔保機構能夠觀測到企業的類型，其為兩種類型企業提供差異化的擔保費率，分別為12,。當項目失敗無法還貸時，擔保機構的風險分擔比例為，即此時擔保機構會支付給銀行D。②本部分將分別在信貸市場為壟斷和完全競爭兩種市場結構下，討論存在信息不對稱情形下的企業信貸問題。首先，在信貸市場壟斷的情形下，分析經濟中無擔保機構和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對企業貸款及社會福利的影響；其次，在信貸市場完全競爭的情形下，研究有無政策性擔保機構對企業貸款和社會福利的影響；最后，附加討論一些其它問題，如引入政府稅收政策對模型的影響、引入再擔保機制對企業信貸行為的影響。
（一）壟斷的信貸市場本節討論信貸市場中銀行處于壟斷地位的情形，即經濟中只有一家銀行，通過制定貸款合同以最大化自身利潤。1、無擔保機構在無擔保機構時，銀行貸款給企業的期望利潤B為2、有擔保機構在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當企業投資項目失敗無法償還貸款時，政策性擔保機構和銀行會各自承擔一部分風險。假設擔保機構要求企業提供一定的反擔保比例，即企業提供給擔保機構D的反擔保物。當企業無法還貸時，企業的反擔保物歸擔保機構所有。由于政策性擔保機構能夠觀測到企業的真實風險類型，故可提供不同的擔保合同。此時博弈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政策性擔保機構觀測到企業的類型并為兩類企業提供不同的擔保合同，這里首先討論內生選擇擔保費率,，而外生給定風險分擔比例及反擔保比例的情形。由于政策性擔保機構的目標是最大化企業的利潤以扶持企業發展，故而奉行微利運營；第二期，企業進入信貸市場，此時銀行仍無法觀測到企業類型，銀行選擇提供給企業不同的貸款合同以最大化利潤。此外，假設項目成功時企業需支付銀行貸款本息和擔保機構的擔保費，若項目失敗則只損失反擔保物。運用逆向歸納法求解，首先考慮博弈的第二階段，即銀行和企業間的信貸合同。在得到最優的貸款概率和貸款利率后，對擔保機構的最優化問題進行求解，得到最優擔保費率。進一步通過比較引理1和引理2，分析在無擔保機構與有擔保機構時對企業融資的影響，可得到如下命題3。命題3：在壟斷的信貸環境中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銀行對高風險企業授信要求進一步提高。但當高風險企業得到貸款時，高低風險兩類企業的貸款利率均下降，且高風險企業的利潤不變，而低風險企業的利潤增加，銀行利潤減少，經濟總體福利保持不變。①在壟斷的信貸市場中，擔保機構的引入提高了高風險企業得到貸款的準入門檻，而高風險企業一旦可以獲得貸款，則貸款利率會有所下降。進一步地，擔保機構的存在降低了銀行的利潤，并等額提高了低風險企業的利潤，總體社會福利不變。
（二）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這一部分討論信貸市場中銀行完全競爭的情形。此時市場中存在多家銀行，每家銀行同時宣布各自的貸款合同，由企業來選擇銀行進行貸款，這里假設每個企業只能選擇其中一家銀行來貸款。由于銀行間是完全競爭的，因此各銀行的利潤為0，在這種情形下，企業更有議價能力。根據羅思柴爾德和施蒂格利茨（Rothschild和Stiglitz，1976）及威爾遜（Wilson，1977），不完全信息下逆向選擇的結果不可能只存在一種合同。因此，在完全競爭的框架下，銀行仍會提供兩種不同的信貸合同。下面分別對無擔保機構與引入擔保機構后對企業融資的影響進行討論。
1、無擔保機構在無擔保機構且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中，企業通過選擇信貸合同使得期望利潤最大化，同時滿足銀行利潤為0。由于均衡時經濟中存在兩種不同的信貸合同，故還應滿足企業各自的激勵相容約束。此時，企業的最優化問題為。2、有擔保機構引入擔保機構后，與壟斷有擔保機構時的討論相似，此時的博弈同樣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擔保機構觀測到企業類型并為兩類企業制定不同的擔保費率；第二期，企業進入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選擇不同的貸款合同來最大化自身利潤。這里同樣假設企業項目成功時才可支付銀行貸款的本息和擔保機構的擔保費，項目失敗則無法支付。由引理6可得**1ˆ小于**2ˆ，即擔保機構會選擇給低風險企業制定更高的擔保費率。這主要是由于此時高風險企業的貸款利率更高，為最大化兩類企業的總利潤，擔保機構會對低風險企業征收更高的擔保費率，以此平衡兩類企業的利潤，使二者利潤和最大。同樣地，對于低風險企業，項目成功概率2越高，擔保費率越低；擔保機構的風險分擔比例越高、反擔保比例越低，則擔保費率越高。進一步通過比較引理4和引理5，在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中，比較無擔保機構與有擔保機構對企業融資的影響，可得到如下命題4。命題4：在完全競爭的信貸環境中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兩類企業的貸款利率均下降；高風險企業得到貸款的概率不變，低風險企業得到貸款的概率提高；低風險企業利潤增加，高風險企業利潤不變，政策性擔保機構的存在有助于低風險企業獲得信貸支持。通過比較命題3和命題4可知，隨著信貸市場結構的完善，高風險企業可以確定性地得到銀行貸款，并且擔保機構對企業制定的擔保費率也有所改變，擔保機構會轉而向低風險企業征收一定的擔保費，此時擔保機構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中，引入擔保機構后有效提高了低風險企業的貸款概率，并使得社會總體福利增加。這是由于在信貸市場中，如果銀行處于壟斷地位勢必會掠取企業的剩余，而擔保機構通過承擔一部分的風險分擔比例，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貸款環境，將一部分銀行利潤轉移給企業；如果銀行間完全競爭，則企業更有議價權，此時銀行不再有正的利潤，引入擔保機構可以更加有效地促進貸款和擔保合同的設計，從而使得社會總體福利增加。
（三）附加分析本部分討論兩個附加問題：一是政府的稅收政策，即由政府向銀行和企業征稅，之后再將稅收轉移給擔保機構進行財政補貼，在此種模式下討論對模型結果的影響；二是討論引入再擔保機制對企業信貸行為的影響。1、稅收首先，我們分析政府稅收政策對信貸市場的影響。以壟斷的信貸市場情形為例，①研究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對企業信貸的影響。假定政府對銀行和企業所得的利潤部分征稅，所得稅稅率均為，類似于壟斷有擔保時的討論，此時銀行的最優化問題為。因此，引入稅收措施補貼擔保機構雖然有助于放松擔保機構的預算約束，使擔保費率下降，但由于對企業征稅會直接導致其利潤減少，稅收扭曲了利潤在銀行和企業間的分配。直觀上來說，政府不應該為了給政策性擔保機構補貼而對中小企業征稅，雖然對政策性擔保機構進行補貼有利于降低擔保費率，但稅收的存在最終會使得中小企業的收益下降。2、再擔保下面將進一步對政策性擔保體系進行補充和完善，分析再擔保結構的引入對經濟中信貸及擔保活動的影響。所謂再擔保，是指當擔保人不能獨立承擔擔保責任時，再擔保人將按合同約定比例向債權人繼續剩余的清償，以保障債權的實現。在本文中，再擔保機制具體表現為引入一個政策性再擔保機構，為政策性擔保機構提供擔保，當企業項目失敗需要擔保機構代償時，再擔保機構會承擔一部分的再擔保風險分擔比例，同時擔保機構也需要向再擔保機構支付一定的再擔保費用。假設再擔保費率按擔保費率的一定比例收取，即再擔保費率為。需要說明的是，再擔保機構根據零利潤條件內生選擇再擔保風險分擔比例。由于引入再擔保機制只會對擔保機構的行為產生影響，因此信貸市場完全競爭下的結果與壟斷情形相似。下面以壟斷的信貸市場為例，分析引入再擔保機制對信貸及擔?；顒拥挠绊憽Ｒ朐贀C制后，擔保機構的收入包括企業支付的擔保費用、企業的反擔保物、項目失敗后再擔保機構承擔的風險分擔部分；支出為再擔保費用和企業項目失敗后的風險分擔部分。因此，擔保機構的期望利潤函數為。命題5表明政策性再擔保機構并不會改變經濟中的信貸及擔保行為。這是由于再擔保機構的設立相當于將原來的擔保機構拆分為兩個子擔保機構，擔保風險比例在兩個擔保機構中進行分攤，但由于最終的擔保費率不變，故對企業和銀行的信貸合同也無影響。因此，若再擔保機構為政策性，則引入后并不會對經濟中的信貸行為產生影響。
四、結論及政策性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