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11 14:15:01
序論：在您撰寫經濟地理學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歷史唯物主義最早由經濟地理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現實主義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學者有意識的運用到研究中。兩者是從不同角度對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空間定量革命進行批判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社會批判，對方法的批判受到社會批判的限定。它認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種迷惑性的方式展現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將加強這種誤解。批判現實主義起初是一種文藝思潮和創作方法，后來被西方學者發展為一種社會科學哲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相似，也通過社會關系來理解人。它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將妨礙它為社會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導。20世紀70年代，與空間定量革命相比，歷史唯物主義沒有將空間放在優先地位，而是將其與社會關系同等考慮。激進批判的重點較少關注人們所觀察到的周邊事物的差異，而是注重解釋差異的根本原因，其結論可歸結為空間格局由社會過程所塑造。而在空間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當地約減為“距離”、“局部變化”和“特征”等。實際上，空間應是一種社會建構，而社會關系的建構卻超出了空間，這造成了空間差別。在地理政治經濟理論來源的歷史發展中，批判現實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興盛時期，這一時期可稱為“社會和空間時期”。此時，歷史唯物主義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背景或一種批判的襯托，且兩者也出現過不和諧的聲音。例如，批判現實主義不贊同歷史唯物主義過于注重階級而忽略性別、種族和階層等。早期的經濟地理學者多數有一個特別的方法經歷，即進行過空間定量的經濟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當代地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過類似經歷。空間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當狹窄：技術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實證主義觀念也是有問題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拋棄它。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面臨的困境。尋求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方法的融合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學者們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抽象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基礎，歷史唯物主義雖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贊同抽象這種方法。作為融合的結果，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帶有批判性的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主要方法論。這種轉變意義重大，主要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經濟學研究較少注重空間現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間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隱含的批判觀念在實踐中能夠產生關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平衡?？v觀地理政治經濟學萌芽與形成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我們可以發現：歷史唯物主義較先引入，持續發展，最后成為主要方法；批判現實主義較晚引入，影響漸微，處于輔助補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現實主義研究者興趣轉移的結果，實質上是科學邏輯演變與選擇的必然結果。即便如此，批判現實主義的介入仍有持久影響：“偶然性”進入到主流的詞匯，批判意識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經濟學方法。特別是它的以下兩個結論具有重要價值：一是國家和經濟是兩個獨立的社會關系，它們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連接。二是結構思想，可以被歷史唯物主義有效地利用，通過結構的重建和體制結構的新形式，資本可能緩和總是反復出現的積累障礙，而工人階級也可以發展自己的社會關系以反抗剝削。當前，地理政治經濟學理論甫成雛形，如何利用這兩種方法增強對空間經濟的解釋能力，需要從它們對關鍵性問題的解釋中尋找幫助。
二、兩種方法論對幾個關鍵性問題的解釋對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關鍵步驟是抽象。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抽象的方式有趨同之處。抽象和具體、單面與多面的統一等觀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現實主義。例如，人類首先按性別劃分，然后按階級等等。同類型的層次化也存在于歷史唯物主義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不斷穿梭于歷史無關的和歷史主義之間、一般勞動過程和特定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間、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之間等等。然而，仔細考察，兩者的差異確實存在。抽象可分為兩種形式：第一類是經驗主義的抽象，這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主要方式。第二類是實質的、本質的或系統的抽象，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方式。經驗主義的抽象是從具體或多面抽象為單面。它沿著較少的實在、更純粹的概念的方向遠離現實。當然，任何將世界劃分為對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沒有意識到，從具體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現實主義看來就是形成無內容方式的一種抽象。AndrewSayer認為批判現實主義主要是對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關系的抽象，而正確的方法應該是理性的抽象。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間的本質關系的基礎上進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們的貧困，來區分人，而要以其與他人的豐富的關系來區分，例如，作為國家、雇主或家庭的人。從某個角度來看，馬克思也運用了這種形式的抽象，例如，將中世紀以前的古代、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視為階級社會的具體形式。不過，此處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會形態由再生產過程中使用的生產方式所規定。這為理解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之間的區別，以及擴大再生產的特定歷史形式的積累過程指明了方向。馬克思訴諸經驗主義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對把資本主義簡約為歷史虛無或自然形態的做法。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因此是歷史的創造，它所產生的核心矛盾——剝削行為，絕不能被解釋為世界的法則，或某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過程。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導抽象方式是歷史的、系統的或本質的，是通過實踐而進行的抽象。它與實踐的社會歷史的具體形式，與現實以及更具體的、多樣的、整體的歷史階段相符合。例如，對資本抽象后發現，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地理政治經濟學中“區位”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離不開人類生活的具體社會形態。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區位觀念，要早于資本主義初期商品貿易所依賴的區位概念。區位成為生產中重要的考慮因素，如房地產對優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產生的，也許不早于有多個區位可選擇的企業的出現。抽象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抽象層次。經驗主義抽象方式的結果是產生了不同的“水平”，它與越來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層次相符，趨向具體的層次與趨向其他方向的層次相對立。因此，可以通過整合較抽象的概念與其他概念再現具體：從頂端開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決條件。地理政治經濟學者的研究已經吸收了這種抽象層次的概念，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取決于抽象的層次以及在理論概念上與歷史特異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呈現了資本主義社會更具體的形式。歷史唯物主義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種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邏輯與歷史的一致性：本質的一個必要前提是本質。例如，國家不能獨立于使之成為國家的物質條件。生產關系在各個時期各不相同，具體的國家處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在闡明特定時期的國家形式時，要首先闡明生產關系的歷史。這意味著，國家從來都不僅是作為經驗主義抽象的國家，而是特定歷史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或任何其他具體形式。再如，要研究資本，必須首先抽象出剩余價值，然后抽象剩余價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產上能夠被占有的具體形式——租金，利息和企業利潤，而它們處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
（二）內部和外部關系
批判現實主義在抽象問題上的方法核心是一種內部和外部關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確定一種結構，在這些結構中，通過定義使對象成為由該結構所決定的運動模式的內部關系的產物。外部或偶然關系只影響運動模式的表述，而不影響模式本身。歷史唯物主義的內部關系是主體與其存在的客觀條件之間的關系：即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并被進一步看作財產關系。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形態中就被這樣理解。“勞動者把自己勞動的客觀條件看作自己的財產，這就是勞動同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因此，勞動者不依賴勞動就擁有客觀的存在。個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現實條件的主人”。并且“個人把勞動的客觀條件簡單地看作是自己的東西，看作是自己的主體得到自我實現的無機自然?！苯右詡€人作為某一公社成員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歷史地發展了的和變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為部落等等成員的自然形成的存在為媒介”。換句話說，這種財產關系，成為一些社會組織形式（例如家庭）擴大成為部落和公社的先決條件。個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擁有生產的物質條件。資本主義消除了這些關系，使個人自我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和物質的客觀條件表現為與其自身無關：不是作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為必要的決定因素被占有，這就是外部關系。物質生產的客觀條件似乎獨立于任何主觀性，而主體顯得獨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觀條件。生產手段、勞動對象和工具如今表現為資本的社會形式，作為與勞動者無關的事物，它們雇用了缺乏客觀性的勞動者（沒有與土地等相似的客觀存在的形式）。主體和客體在此被主體和客體的逆轉所分離。現在，以資本為形式的客體在實現自己的過程中雇用了主體。資本似乎成為主體而工人成為以抽象勞動力為形式的客體。如果現在以勞動對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現的客觀條件外在于個人、物化于資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們參與其中而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資關系現在表現為馬克思所說的“外在必然性”：從個人的角度來看是必然的，但從工資工作能否被找到來看是偶然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關系表現為自然的、繼承的、個人無論是作為部落成員或在奴性的關系中與生俱來的東西。在資本主義關系中，一方面，個人從被認為從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關系中解放出來，并通過勞動力市場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會關系表現出物化的、個人必須適應的東西。因此，雖然個人可以選擇他的工資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絕這種選擇。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個人的客觀條件在當代社會表現為外在于主體的外部關系。如果與主體有關，則是自給自足的、沒有必要前提條件的，因此沒有歷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經濟學的。無對象的主體和客體似乎獨立于任何主觀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觀控制的資本的邏輯而存在，因而產生了矛盾，例如，沒有買者的賣者和沒有賣者的買者、未投資的資本、無力支付的債務、沒有原材料的工廠等。簡言之，資本的限制必然產生，如果生產要繼續發展，就必須緩和這種限制。歷史唯物主義是典型的歷史主義主張：人及其存在的客觀條件之間的內部關系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表現為”那種沒有歷史前提的事物之間的外部關系。批判現實主義則是歷史無關的，具有自然主義（科學主義）的性質，它主張內部和外部可以直接應用而與主體和客體無關。
（三）整體性和多樣性
歷史唯物主義從整體上來認識世界，整體的組成部分憑借其與整體的關系才成其為部分。整體性就是應對處于變動中的“離心力”關系的問題，即部分和整體之間的張力不斷重復出現。因此，通過一個整體的整合的力來緩解離心力，整體以其自身具體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組成部分的形式而變化。批判現實主義對世界的看法是本質上的多元論，也可表示為分化的或多樣性的：由眾多關系的結構所組成，每種結構都反映組成它的要素之間獨特的因果特征，并且這些關系可能包括偶然關系。例如，將勞動分工視為具有因果聯系的獨立結構，并有別于資本分工。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探討整體性有兩個限定性條件。第一點，這并不意味著對世界的決定論的理解。未來仍然是開放的也是無法預測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夠以相對獨立的方式發展，但僅是“相對地”。整體化的沖動，一致的必要性，或稱之為“社會秩序”，起源于生產，一切都開始并歸結于生產，并且生產始終是社會的生產。在資本中，產生的必要性表現為積累的必要性。整體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產的條件或關系。同時，整體性不是靜態的，而總是在整體化的過程中不斷變化。發展的自主性產生了矛盾，這些矛盾又可能產生新的機會。第二點，這是一個集合的整體，不僅是與生產有關的整體性，而且是關于生產參與者的具體活動的整體性。生產的參與者帶來了整體的連貫性并重塑整體性，同時整體性又重塑了參與者。例如，人們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斑@種生產方式不僅應當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人們生產了自己的世界：不僅包括他們的生活資料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的手段，也包括他們的社會關系、文化、政治等等。將世界當作一個整體是把生產及其客觀條件、物質和社會、政治、話語權、空間等都看作是生產的瞬間，如同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條件都被視為獨立的、物化的、有著自身的邏輯，以自己的方式發展。
（四）矛盾和變化
批判現實主義認可變化的世界。沒有變化，它的系統開放性的概念，它對人性的批判，都將變得毫無意義。然而，它無法解釋變化產生的原因。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矛盾產生變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間經濟研究中也很突出。歷史唯物主義中矛盾概念的核心是對立統一：生產性的個人，或社會意義上的、不能簡化掉社會關系的個體與生產條件的對立統一。生產條件可能促進、破壞或抑制生產活動，通過生產條件（制度，技術等）的變化來緩解矛盾，使生產進一步發展，但是，新的生產障礙會不斷產生。例如，社會勞動分工的發展、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國家形式的出現，都是以剩余產品的生產為前提并促進了剩余的擴張。但是，社會勞動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漸產生獨立的運動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壞生產。資本主義中的直接生產者將貨幣工資作為其生產的必要條件，且是外在的條件，或“外部必然性”。這種外在性有一個歷史過程，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形態中的“自然統一”，在那里勞動者將他的客觀條件看成屬于他的，作為他的“無機的身體”，這些關系的瓦解讓位于資本和勞動的對立統一：勞動力和生產手段被生產關系用貨幣財富聯結起來。勞動通過工資工作有效地實現了自身的再生產。然而，資本也自我驅動去再生產自身，隨后產生工資下行壓力以及機器對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產的能力被削弱。在歷史上，這是勞工運動的發展、抵抗工資削減和推動建立福利國家的原因，即矛盾的產生與緩解。與此同時，資本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是勞動力。如果將勞動力逐出勞動過程，也就排除了能夠產生比成本更多的價值因而能夠產生資本家的利潤的生產條件之一。這反過來，迫使資本需要緩和由其優勢（包括其向任何空間的擴展）所造成的矛盾?！熬徍汀钡荒芸朔安荒芤驗橘Y本把每一個這樣的界限都當作限制，因而在觀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結論說，資本已在實際上克服了它，并且，因為每一個這樣的限制都是同資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是在矛盾中運動的，這些矛盾不斷地被克服，但又不斷地產生出來”。批判現實主義承認變化，但沒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論下的對立統一，如個人與社會、文化和經濟、經濟和政治等，其目標是彌合它們的差異并探索、定義、闡述它們組成二元論的兩部分之間的互相依賴關系。用批判現實主義的術語來講，就是探討它們是如何內在聯系起來的：在脫離獨立的因果力量的條件下，它們如何能夠被歸入單一的結構?！拔幕c經濟的辯證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對這種二元論的歷史、先決條件的考察。
（五）因果關系
歷史唯物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因果關系概念非常相似。它們反對原子論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響結果而不改變對象或結果的性質，都堅持因果關系的行為理論，即變化因人們的行為而發生。兩者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批判現實主義的因果關系中，根本的真實性和經驗世界被區分開來，它從關系結構及其運行的偶然環境中來闡明經驗現實。應該指出，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現實主義所闡釋的內部和外部關系之間的區別。歷史唯物主義也認為世界具有層次性，但不是經驗和實在之間的區別，而是形式和內容或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實在、形式和本質、表象和本質以及表現形式和隱含聯系之間的區別。雖然表象和實在可能讓人聯想到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和實在之間的區別，但是馬克思說的卻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識形態的形式，與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導地位的、歷史的、社會的生產關系，它們是“實在”的形式，雖然有時是虛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顛倒了我們生活的世界，這僅僅是因為起作用的社會關系本身已經顛倒。例如，工資形式掩蓋了勞動者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聯系到內部和外部關系，那么，外部關系是表象，是內部關系這個實在的歷史發展結果。這種表象被理解為生產的社會條件和所有生產關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歷史軌跡，因此，正如馬克思敏銳指出的，成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這種矛盾導致人們不斷重申生產的中心性，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就是以積累為中心。表象還包括國家、家庭、空間、文化和勞動分工等，它們通過前面提到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主義的抽象得以再現。批判現實主義將低層次的抽象而產生的表象作為關系的構建物。批判現實主義對因果關系的解釋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會關系的結構為形式的實在，這種實在需要特定的因果關系性質，并且是經驗世界的必要條件；然后指出它與偶然條件的結合是如何作為觀察事物的起點。例如，DoreenMassey對企業的新的勞動空間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現之間關系的分析。換句話說，人們需要運用前面所述的經驗主義抽象方式，抽象出關系結構，以便從表象返回到實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認為，確實可能從一些經驗的形式開始，如同在批判現實主義中一樣，例如對地域發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變化的研究。但是，這必須被置于資本和它的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中來考慮。批判現實主義分析中被認為是偶然的條件現在表現為構成一個矛盾整體的條件，這個矛盾將要被調動起來、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積累過程中的障礙?？此婆既坏臈l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組合成新的關系，以便能夠使單個資本或資本整體來應付它們所面臨的挑戰。
三、結語
金融地理學的產生與發展
金融地理學屬于地理學龐大體系的一個分支，更準確地說，它是經濟地理學科的一個子集。金融地理學家Leyshon和勞拉詹南均認為金融地理學是由經濟學衍生而來的。國外很多學者將經濟地理學分為舊經濟地理學和新經濟地理學，并認為金融地理學的學術淵源應該在于新經濟地理學。經濟學家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與地理學家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顧朝林等，2002)。經濟學家認為，“新經濟地理學”基本包括兩個重要主題，即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區域增長集聚的動力分析。另外，作為主流經濟學分支的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模型分析的方法。地理學家卻對經濟學家認為的“新經濟地理學”持批評態度，他們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更多地考慮了區域的個性，文化、社會、歷史、制度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視。國內的學者一般更加關注作為主流經濟學分支的“新經濟地理學”，而國外研究金融地理學的學者則格外推崇地理學家的“新經濟地理學”。我們可以從Yeung(2003)對新經濟地理學的定義看出這一點：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特征包括對經濟行為的社會根植性(embeddedness)的理解；對社會主體變動性身份的描繪；探討耗散背景在塑造經濟行為方面所起的作用。
金融地理學的研究現狀與研究內容
金融地理學的研究是繁雜、瑣碎和不系統的，本文只是嘗試對其目前的研究工作做一梳理。
一、關于在金融學研究中是否納入地理要素的爭議。
傳統的觀點是以O′Brien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觀點。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間作用，實際上，情況可能是“可替代的貨幣仍將繼續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離現存地理條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學者從不對稱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見。Porteous(1995)認為，盡管存在當今的電訊革命，借貸雙方的物理距離仍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響因素。Zhao(2002)則將信息分為標準化信息和非標準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質，金融部門需要更接近信息源。更多的學者則從社會和背景等軟性要素出發，轉向了“缺失的地理學”，認為需要對全球金融系統的多元化地理學認真看待。
二、強調地理因素在金融現象實證分析中的作用。
Beaverstock & Doel(2001)分析了東亞金融機構的空間體系結構，指出危機的空間性和由這場危機產生的關于全球金融系統的地理學上的爭論。Clark & Wojcik(2003)對德國的資本市場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歐洲一體化水平及資本市場有效性低，一些職業投資者仍然可以從搜尋信息、分析信息中獲利，因此需要離信息源近一些。對德國的研究表明，不僅國家邊界而且區域邊界對市場透明度和有效性至關重要。Maurseth(2001)利用空間回歸分析法介紹了歐洲經濟的收斂性，同時凸顯了地理因素的作用。較為系統的實證研究是Labasse在1995年寫出的關于里昂地區金融地理學的博士論文，勞拉詹南對其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三、關于貨幣地理學的研究。
這方面的文獻相對來說是最多的。如Marx, Weber & Simmel對貨幣支配模式的研究；Douglas, Polanyi & Zelizer對貨幣社會含義的研究；Dodd對貨幣網絡的研究；Thrift對國際信用貨幣網絡的研究；Leyshon & Thrift對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排斥性的研究等等。從相關文獻可以看出，有關貨幣、貨幣網絡和金融網絡的研究有著濃重的哲學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關歷史和社會人類學的。如Zelizer(1989;1994)對傳統社會關于貨幣的作用與效果提出了批評。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論貢獻突出體現在其貨幣網絡的概念上。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網絡的研究。這三位學者在研究貨幣地理學的過程中，都堅持貨幣是比政治經濟學所指的復雜得多的多元化現象，在分析過程中，應更多地關注社會結構和具體化過程。還有一部分學者致力于研究貨幣交換與信用和債務的地理學。另外，貨幣地理學的相當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政治經濟方面。如Leyshon(1998)特別研究了金融的排斥性(Financial exclusion)；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金融經濟，在研究經濟因素的同時，也強調了世界城市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從目前的研究來看，貨幣地理學的研究開始由一般性轉向特殊性，由對系統、網絡研究的關注轉向對主體的關注。如Wills(1996a;1996b)關于財經服務社工會的地理學；Allen & Pryke(1994;1995)關于倫敦金融市場的空間表示；Clark(1997a;1997b)關于信息、知識與金融決策的研究。所有這些研究目前處在關于經濟、文化、空間和位置關系爭論的最前沿。
四、關于金融流動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Clark(2003)論述了全世界時空范圍內金融的流動。Leyshon & Thrift(1997)以及Martin(1998)對貨幣怎樣流動、如何將遠距離的地區聯系在一起、如何成為資本主義運轉之輪的劑等問題做了深入的分析。很多學者都是從信息以及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討論金融的流動。Portes & Rey(2000)主要從信息地理學的角度探討了股權資本跨界流動的決定因素。金融中心問題同樣是金融地理學家研究的熱點。Gehrig(1998)利用市場摩擦理論和大量的實證分析，證明了某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聚集趨勢與另外一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分散趨勢并存。他同時論述了金融市場的離心力與向心力，探討了金融中心的未來。將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理論應用到金融地理學領域中，并探討中國金融中心的演化，這方面的工作由Zhao、Smith & Sit合作完成。
關鍵詞：經濟地理學；教學內容；教學方法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基本學科之一，在教育部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地理學類包括地理科學、地理信息系統、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三個專業，經濟地理學也自然成為三個專業的主干課程。從2009年開始，中國科協開展了學科發展研究。在地理學學科發展研究中，我國著名地理學家指出，“明確人文-經濟地理學學科具有重要意義”，標志著經濟地理學的科學地位得以進一步明確和鞏固，這既體現了地理學學科結構的客觀要求，也充分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別是高師院校在課程設置、課程內容體系、教學方法、實踐環節等方面并未真正凸顯人文-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地位，而經濟地理學教學在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經濟地理學科發展、學生綜合素質與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明顯薄弱，同時，高師地理科學專業更因為中學新課程教學內容改革的現實，加強高師經濟地理學課程建設及其教學內容體系與教學方法改革顯得尤為迫切。
一、經濟地理學教學內容與方法改革的基本原則
國內高師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存在如下問題：課程體系設置重自然輕人文-經濟；課程內容選擇與學科根基有偏離傾向、重國際輕國內、與中學地理新課程改革脫節；教學環節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教學方法選擇與學科綜合性特點及應用創新型人才培養不適應；等等。要解決國內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存在的諸多問題，順利實現地理科學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教學內容體系改革優化和教學方法改革是目前國內經濟地理學教學改革面臨的當務之急。我們以為，經濟地理學教學改革必須立足學科根基——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即經濟活動地域布局體系研究，凸顯學科特色，并遵循經典與現代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國際與國內結合、高師教育與基礎教育結合、學科內容與教學方法相結合等原則對經濟地理學教學內容與方法進行整體優化改革。近年來我們主要圍繞科學制定培養方案、優化理論教學內容、創新實踐教學、探索綜合性教學方法等方面進行了系列改革探索。
二、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內容體系的優化
1.修訂地理科學專業培養方案，科學架構經濟地理學課程體系。修訂高師地理科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確立經濟地理學作為地理科學專業的核心課程地位，應明確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分為理論和實踐教學兩大部分，以突出課程的實踐教學地位。鑒于課時及經費等實際情況，經濟地理學課程實習可與人文地理學系列課程聯合進行，并在培養方案中以“人文-經濟地理課程實習”課程的設置來體現。同時，在理論課程設置上，增加區域分析與規劃、中國區域發展論、可持續發展概論等必修或選修課程，適當時候還可以設置農業與工業地理、城市經濟地理、鄉村經濟地理、第三產業經濟地理、現代服務業地理等選修課程。
2.改革優化理論教學內容，創新經濟地理學內容體系。針對目前流行的主要教材內容選擇的缺陷，在經典與現代、理論與實踐結合、國際與國內、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結合等原則指導下，經濟地理學理論教學內容改革優化的邏輯思路是：
（1）人類經濟活動必然面臨區位選擇：經濟地理學就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的結合關系，即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布局體系或經濟活動的區位與空間組織的學科。明確經濟地理學發展歷史、研究對象、學科特點與內容體系等基本問題。（2）經濟活動區位因素分析：經濟活動區位因素的影響分析是經濟活動區位選擇與空間組織的基礎。（3）區域產業部門結構與布局：產業部門差異與區位因素時空變化的交互作用導致產業結構演變和產業部門布局差異，該部分內容包括產業結構及其演變規律、第一產業布局、第二產業布局、第三產業布局。（4）區域經濟發展與空間結構：產業部門差異與區位因素時空差異及其演變必然導致區域經濟發展的時空差異，該部分內容可以包括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與模式、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模式、區域空間結構演變規律等。（5）經濟區劃與區域發展規劃：經濟活動區域分異必然導致區域分工及經濟區域形成發展，經濟區域劃分、區域發展規劃、區域分工與協調則成為必要的內容。（6）經濟活動全球化及區域影響：全球化發展使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空間擴大，主要包括經濟全球化的地理特征以及區域影響等內容。（7）經濟地理學的方法論。
3.注重課程教材選擇與建設，提高經濟地理學教學效率。目前比較通用的經濟地理學教材主要有：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經濟地理學》（李小建等編）和國家教委重點教材《經濟地理學導論》，這兩部教材均為國家重點教材，但根據學科發展背景和基礎教育實際，這兩教材都不能很好地滿足高師地理科學專業之需。鑒于《經濟地理學導論》教材符合教學大綱和人才培養的要求，內容豐富且與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結合緊密并與現行中學地理新課程標準內容銜接較好，通過教師優化更新教學內容，該教材更適合師范大學教學需要，因此，可以選擇使用《經濟地理學導論》（修訂四版）作為本科教學的主教材，而將《經濟地理學》作為輔助教材。當然，也可以將這兩部教材的教學地位互換，還可以參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區域經濟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原理、方法與應用》等。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能唯教材是從，必須集思廣益，博采眾長，在充分突出科學性、理論性、系統性的前提下創造性地利用和開發教材。教師要力求實現經濟地理學教學內容體系經典與現代、國內與國際、高師教育與基礎教育相結合，從而發揮教材在實現人才培養目標中的科學高效的引領作用。
什么是低碳經濟?能源白皮書并沒有給出明確定義，只是描述性地將其解釋為低排放、高增長。由此，國內學術界的不少專家學者基于各自的觀察視角和研究需要提出了關于低碳經濟概念的種種說法。以潘家華(2010)、付加鋒等(2010)等學者為代表，提出:“低碳經濟是指碳生產力和人文發展均達到一定水平的一種經濟形態。”他們認為，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形態，并在這一形態上加入人文約束，通過發展碳生產力來實現。付允(2008)、朱四海(2009)、金樂琴(2009)等一批學者則將低碳經濟視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經濟模式”，“一種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過渡的經濟發展模式”。還有學者認為，低碳經濟是國際新規則的形成。楊丹輝、李偉(2010)撰文指出:“低碳經濟的背后是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一樣，是規制世界發展新格局的又一個新的聯合國，一個國家低碳經濟戰略的制定，……關乎一個經濟體在未來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國家循環經濟立法小組組長馮之浚教授則將低碳經濟視為:“低碳發展、低碳產業、低碳技術、低碳生活等一類經濟活動的總稱”。以上種種觀點，盡管都意識到低碳與經濟存在密切聯系，但僅僅是從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某一角度，如社會人文要求、社會發展路徑、制度建設等方面來定義低碳經濟，是從側面對低碳經濟的描述和刻畫，盡管在本質上與低碳經濟發展需求并不矛盾，但并未能揭示低碳經濟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聯系以及低碳經濟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與此同時，近年來，國家關于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的相關政策相繼推出。由于這幾個概念頗為接近，加之頻繁出現在我們的生產、生活和學習中，不僅使大眾困惑，對學術研究也形成不小的干擾，特別是在厘清低碳經濟概念、低碳發展重點和任務時，容易與其他概念的內涵和發展任務產生混淆，反映在實際領域中，低碳經濟有被泛用的趨勢。在低碳經濟研究中，目前，圍繞碳排放驅動因素和碳足跡的研究，大多是從能源領域獲取數據并建立分析模型，進而將結論推廣至整個經濟系統，這種方式忽略了能源行業與工業過程、農業林地、廢氣物等其他領域具有的不同的碳排放特征，其結論的嚴謹性有待推敲;關于國際貿易中碳排放的歸屬問題，大多數的定量研究忽略了上游中間產品生產排放的間接影響，并采用投入產出方法對截面數據進行靜態估算，造成了全球產業分工對“貿易內涵排放”(EmbeddedCar-boninTrade)影響的顯著低估;關于低碳經濟發展的評價，主要以國家宏觀層面研究較多，并形成以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低碳資源和低碳政策為維度的指標體系對策研究，針對區域或行業低碳發展需求的微觀領域評估體系則相對較少;圍繞各種模擬模型的使用，主要以實現各種減排模式的減排情景預測為目標，較少考慮經濟是否平穩增長以及如何保持宏觀經濟的總體增長最優等問題。綜上，國內不同領域的學者對低碳經濟研究已取得了不小成績，但仍然存在諸多不足和困惑。理論研究進展的緩慢，既不能滿足國內低碳實踐領域的發展需求，在面對全球低碳經濟領域業已出現的激烈利益博弈時，也難以及時跟進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觀點。因此，盡快構建低碳經濟學發展平臺，完善低碳經濟理論框架體系，成為當前推動低碳經濟研究向縱深發展以及滿足我國低碳經濟發展實際需求的最為現實和迫切的問題。
二、基于范式理論的低碳經濟學理論框架
1．“范式”理論與經濟學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這一概念是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他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系統闡述了以范式概念為核心的科學發展的動態結構的理論。庫恩對“范式”的理解有3種:一是科學共同體“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二是“一定時期內開展研究活動的基礎”;三是指“在科學實際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論以及儀器設備在內的范例———為某種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了模型”。庫恩(2003)認為，規則、屬性這些東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極其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而它的形成須要仰賴于“范式”。因此，按照庫恩的理解，“范式”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從學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開展研究活動的基礎”。在經濟學領域，“庫恩的范式理論得到經濟學者的高度重視，范式理論被用來解釋、評價重要經濟理論的形成，以及它們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作為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錢穎一提出，現代經濟學“由3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耙暯恰笔墙洕鷮W中研究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設: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參照系”的建立對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極為重要，是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問題的標尺，包括一系列公認的理論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論中的阿羅－德布羅定理(Arrow－DebreuTheorem)，產權理論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論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經濟學家用作分析經濟問題時的基準點;經濟學還提供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種圖象模型和數學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如供需曲線圖象模型、薩繆爾森的重疊代模型、所有權－控制權模型、非對稱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見，“視角”———基本假定、“參照系”———理論術語體系以及“分析工具”，這三部分是構成現代經濟學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經濟學家們正是運用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來認識和揭示各種經濟行為和現象。
2．低碳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
根據經濟學范式的要求，筆者認為，低碳經濟學是基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空間有限這一基本假定，針對溫室氣體排放空間配置過程中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進行研究的經濟學下面的一門學科分支。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額”(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時間、空間條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如何配置的整個過程及其影響因素，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發展的綜合性事件，后者強調的結果，是一個靜態的概念。這里所指的溫室氣體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氣體，隨著自然科學的深入，還包括已經發現并證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種氣體，主要來源于經濟社會中的5個方面:能源行業、工業工程和產品用途、農業、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廢棄物、其他領域和途徑等，低碳經濟學的研究也主要圍繞這5個方面展開。
(1)低碳經濟學的基本假定
低碳經濟學承認經濟學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資源稀缺”假設，在學科本質上歸屬于經濟學。同時，低碳經濟是在全球溫室氣體容量有限，溫室效應對人類產生巨大威脅的情況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溫室氣體容量有限”共同構成了低碳經濟學作為經濟學范式下一門學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經濟強調經濟發展不能以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為代價，追求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相對脫鉤，解決這一問題主要靠經濟手段，即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解決全球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高排放之間的矛盾。所以，經濟系統是低碳經濟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其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持續和高效的經濟系統，以滿足人類的生存發展需要。
(2)低碳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低碳經濟學是一門研究溫室效應與人類社會發展之間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規律的學科，即一切與溫室效應有關的人類經濟活動都是低碳經濟的研究對象，低碳經濟學的目的在于找到并運用其中的規律。在現實中，通過對大量低碳經濟現象的觀察，可以將其從4個維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經濟成分、形態、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經濟成分，凡是與低碳有關的各種經濟活動，我們都可以稱之為低碳經濟成分，它是低碳經濟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構成低碳經濟的基本單元。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見到的各種低碳經濟行為，如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資源利用率、植樹造林等具體行為都是低碳經濟的一種成分。低碳經濟形態，是指低碳經濟各種成分的總和，是各種低碳經濟現象的總和。潘家華、莊貴陽、付加鋒等學者的研究，就是從低碳經濟現象的總和出發，將低碳經濟視為一種經濟形態，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指低碳經濟的發展過程及其最終形成的結果，它是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獨具特色的低碳經濟發展路子，包括在這一過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經濟秩序，代表著國際社會一種新的規則的形成，溫室氣體問題導致氣候成本與收益在不同群體和個體之間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經濟內在運營的要求，這一秩序的形成不僅將重塑全球產業結構的形態和布局，而且將決定各國在未來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3)低碳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低碳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配置問題，即通過對溫室氣體(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間的配置，實現經濟高增長和低排放的目標?；跍厥覛怏w排放空間的配置，國際社會形成了以下共識:低碳經濟發展與經濟持續增長、消費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在自然系統最大可排放溫室氣體這個客觀尺度的剛性約束下展開。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遏制全球氣候暖化是世界各國共同承擔的責任。通過對溫室氣體排放空間的合理配置，降低經濟發展對生態系統碳循環的影響，維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實現以碳生產力為核心的碳中性經濟，即經濟發展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與通過人為措施吸收的溫室氣體實現動態均衡。低碳經濟要求人類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發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潔利用、開發可再生能源基礎之上的低碳經濟社會。
(4)低碳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分析工具
低碳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分析工具主要來自于經濟學以及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能源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目前，已經提出的低碳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包括市場失靈理論、產權理論和政府管制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生態足跡理論、“脫鉤”理論、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城市礦山”理論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關聯度方法、簡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適應權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脫鉤指標、對數平均權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數據包絡分析(DEA)技術、投入產出結構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論等;模型分析工具則形成了以能源所開發的IPAC系統為核心的能源經濟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術模型(IPAC－AIM)，中國科學院引入的經濟分析和預測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隨著低碳經濟研究的深入，低碳經濟學的理論和分析工具將進一步發展并完善。
3．低碳經濟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區別與聯系
作為經濟學范式下的一個新興理論分支，低碳經濟學與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能源經濟學之間既有聯系也有區別。這4門學科都是自工業文明以來人類在對經濟行為與自然關系不斷反思過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過設定理性人選擇、資源稀缺兩大假設，研究人和環境之間的各種關系，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不同之處來看，環境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同環境的相互關系和變化規律的科學;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的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能源經濟學是研究能源開發利用的經濟規律以及能源與國民經濟發展關系的科學;低碳經濟則是近10年出現的概念，針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低碳經濟學是研究溫室效應與人類社會發展之間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規律的交叉學科。同時，低碳經濟學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門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如環境經濟學中的外部性理論、產權交易理論、公共選擇理論，生態經濟學的生態價值、生態均衡理論等，能源經濟學中的能源替代與轉換、能源利用技術等。
三、中國低碳經濟研究的目標和重點任務
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國際金融危機，“低碳經濟”成為越來越多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選之路。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在全球低碳經濟發展中取得了技術領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導權。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發達國家的低碳發展道路并不適合中國:能源結構上，中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占60%以上，這一局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根本轉變，在降低單位能源碳排放強度上中國面臨比其他國家更大的困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中國是處于工業化初期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呈現加速發展，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必然還會持續增長;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上，中國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國際貿易規則以及“鎖定效應”影響，中國總量減排的壓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發展道路是中國低碳經濟研究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1．中國低碳經濟研究目標
國際層面，為中國經濟爭取更多的發展空間。如何讓中國爭取到更多機會參與國際氣候制度體系的建立，如何為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爭取應有的發展權和必要的排放空間，是國內低碳經濟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對減排問題，探討是否參加減排或者什么時候以何種方式參加減排，研究減排的真實成本和社會經濟風險，提出明確符合國家利益的減排指標和目標。國內層面，提供低碳經濟發展戰略和路徑選擇。從全國層面統籌考慮低碳經濟的發展戰略問題，通過各種情景分析評價中國對低碳經濟發展的適應性，明確低碳經濟發展戰略定位和優先領域，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制定和應對各種低碳經濟問題提供決策依據;立足于國內低碳經濟發展中各主體方的利益訴求，解釋低碳經濟發展推進過程中利益激勵和約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經濟發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對策，誘發低碳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從利益機制的有效運作上確保低碳經濟的健康發展。行業和區域層面，提供低碳發展技術路線和發展模式選擇。全面分析和評價各種低碳經濟政策、發展方案對我國各行業和區域的經濟影響，提供行業或區域的低碳發展能力建設與決策支持系統，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發展模式及選擇。
2．中國低碳經濟研究的重點任務
(1)完善低碳經濟信息、數據集成系統
目前，我國尚缺少系統的碳排放監測數據，且氣候變化信息分散在不同領域和部門，國外關于中國的信息和數據容易影響到對我國排放地位的科學判斷，不利于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科學決策。因此，要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及能源利用信息集成系統，將目前分散的、與氣候變化相關信息整合到一個系統化的架構中，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提供強有力的信息支撐;完善我國碳排放數據統計、采集、監測體系，發展集成碳排放數據系統(包括各種溫室氣體、不同部門和不同來源的數據)，為相關決策、評估和研究工作提供數據庫支撐。
(2)研發適合中國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
由于統計體系和口徑差異，國外氣候變化分析工具在研究我國氣候問題時存在適應性差，結論出入大等問題，因此，應開發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計算模型，形成更適應中國國情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充分認識吸收國內外有關應對氣候變化和政策模擬模型的優缺點，在LEAP模型(Long－rangeEnergyAltemativesPlanningSystem)、MARKAL模型(MarketAllocation)、SGM模型(SecondGenerationModel)等分析工具的基礎上尋求更適應中國國情的模型和預測方案;通過研究發達國家碳發展軌跡，估算各國低碳減排成本，建立一致的間接代價評估方法，對中國的減排途徑進行優化選擇并為國際氣候談判提供依據;進一步完善IPAC模型系統對中國能源與溫室氣體的排放情景分析，形成綜合評價模型框架。
(3)探究低碳經濟運行內在機理和發展規律
從不同的角度深入低碳經濟內在運行機理，深入到具體區域、產業、行業研究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發展)演進的關系、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與能源(結構)演進的關系、與區域發展格局的關系;在碳排放影響因子和驅動因素研究中，具體結合地方經濟發展情況和產業、行業發展情況研究碳排放問題，加強居民消費行為對碳排放影響的研究;進一步分析核算碳排放，得出具體行業、區域的碳足跡邊界系統，構建碳足跡核算框架體系;加強碳稅對經濟發展影響研究，提出我國碳稅制度的實施框架，以及碳稅與相關稅種的功能定位，制定我國開征碳稅的實施路線圖;開展碳排放貿易(交易)研究，對全球碳交易市場構架、碳交易品種、額度、市場規模以及地區分布進行統計和估算，推動國內交易機制發展;進一步深化碳匯研究，分析如何提升我國森林碳匯、海洋碳匯等的發展潛力。
(4)提出中國低碳經濟路線圖
研究不同領域、不同層面低碳經濟發展路徑，勾畫我國國家層面低碳經濟發展路線圖。探討各個區域、行業、部門等微觀層面的碳排放軌跡，分析不同途徑所能形成的現實節能減排量及其貢獻率，以各種途徑所能實現的節能減排量及其現實難度為基礎對未來中國低碳發展選擇重點作出判斷，分析不同系統下低碳經濟發展路徑;同時，對發達國家碳軌跡開展總量和結構比較研究，在比較的基礎上探討碳軌跡的一般性規律及不同經濟和政策情景對碳軌跡的影響，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得到未來中國可能碳軌跡及其峰值年份，為國家在碳減排目標下的低碳發展路線圖選擇提供決策依據。
(5)研究與國情相適應的低碳經濟政策體系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新貿易理論；“新”新經濟地理學；“新”新貿易理論；企業異質性；空間格局；區域經濟學；空間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61.5；F0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說經濟活動具有空間結構性這一特征，是我們研究現實經濟無法回避的問題（年猛 等，2012）。然而，經濟活動的空間因素卻被主流經濟學家長期忽視，這種研究不僅“在上一代基本上處于休眠狀態”（Krugman，1991a），而且難入主流。目前，已經聲名鵲起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間因素納入一般均衡理論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規律，解釋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機制，并以此來分析和探討區域經濟增長的規律與途徑（安虎森，2009）。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新經濟地理學日趨成熟與完善，形成了許多理論模型。尤其是近年來，企業異質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論的引入，增強了新經濟地理學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完善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闡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新研究進展――“新”新經濟地理學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和創新及其在中國的應用和創新方向。
二、 空間、新貿易理論與新經濟地理學
1.缺失空間維度的主流經濟學
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在現實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一直排斥關于空間經濟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仍熱衷于講述沒有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安虎森，2010）。美國經濟思想史學家馬克?布勞格（Blaug，1997）在《經濟理論回顧》一書中指出：“18世紀的偉大經濟學先驅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斯圖亞特（J. Steuart）、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論述過關于區域與距離這個兩位一體現象有關的空間經濟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一關乎‘空間’的經濟研究主題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經濟學文獻當中幾乎不見蹤影；盡管古典區位論在19世紀興起、成熟并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但一直被主流經濟學排斥在外而無法進入主流經濟學的殿堂，直到20世紀50年代，整個主流經濟學對現實經濟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間維度的”。
雖然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空間維度，但諸如區位論、城市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等學科一直研究并關注經濟活動的空間特性，其中也產生了很多經典的空間分析范式。然而這些學科在研究經濟現象時，常常假設經濟活動的集聚體（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國經濟學家約翰?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并把這種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視作“黑箱”處理，這種處理方式顯然無法對主流經濟學產生很大的影響。然而，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塊狀”特征非常普遍且無法回避，于是主流經濟學理論從“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生產要素稟賦空間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等構成；另一方面是指技術外部性，也稱為技術外溢或知識擴散。 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現象。但是，主流經濟學這種外部性對集聚形成的內在機制的解釋無法令人信服。
一些經濟學家尤其是新經濟地理學家們認為，主流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缺失空間維度，關鍵是缺乏處理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梢哉f，主流經濟學家們是由于缺乏合適的技術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間問題的；同時，區位論等非主流的相關研究由于缺乏嚴謹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無法得到主流經濟學的認同。正因為主流經濟學的無能為力和非主流相關學科的研究不足，“空間”這一經濟學“最后的前沿”成為了新經濟地理學誕生的立足點。
2.新貿易理論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生產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
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實際上是脫胎于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與這兩個領域聯系最為緊密的經濟學家則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貢獻在于：在國際貿易領域開創了新貿易理論和在經濟活動區位分析方面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遞增、壟斷競爭和國際貿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構建了全新的綜合了傳統觀點的新貿易理論框架（Krugman，1979）。這篇論文不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較優勢和生產要素稟賦差異，規模經濟也是導致國家或地區間貿易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貿易理論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經濟地理學的雛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框架內分析經濟活動和生產要素的區位。1980年，Krugman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國經濟學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來描述由于貿易壁壘而產生的經濟效率的損失。Krugman將其引入國際貿易研究中以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即一單位商品在到達目的地時會像“冰山”一樣“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這部分就是運輸成本。這種假設顯然有利于Krugman數理模型的構建并得到一些有意義的結論，但這種“線性運輸成本”的假設也受到了一些反對者的批評。 假設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在進一步完善新貿易理論的同時，其提出的“本地市場效應”（也稱市場接近效應，Home Market Effect）同樣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內容（Krugman，1980）。盡管新貿易理論蘊涵了新經濟地理學的思想，但沒有實現立足于消費者與企業空間區位選擇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發表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才被認為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開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貿易理論被經濟學界譽為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奠定了諸多基礎。Krugman創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貿易理論模型廣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費者多樣化、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等）的基礎上，增加了具有規模報酬不變和無運輸成本等特征的農I部門以及工業企業和工人在地理空間上的無成本遷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創立新經濟地理學之后，國際貿易理論與經濟地理學通過新的理論視角而聯系得越來越緊密，即在給定生產要素國際分布的情況下，同時探討不同國家之間的專業化（國際貿易理論）和這些要素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區位運行（經濟地理學）的共同驅動力。
3.“新”新貿易理論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微觀理論基礎
《貿易對產業內的再分配和產業總生產率的影響》（Melitz，2003）一文一經發表就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掀起了以企業異質性為基本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從一個新的角度，即更加強調企業而不是行業的重要性，來理解在全球化時代下國家或地區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相比傳統的貿易理論中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原理來解釋產業間貿易以及新貿易理論中用規模收益遞增原理來解釋行業內貿易，“新”新貿易理論則是從更加微觀角度――企業來解釋國際貿易活動。NNTT模型揭示出國際貿易導致一個地區或國家同一產業內只有生產效率更高的企業才能進入國外市場，而效率低的企業只能被淘汰出國際市場，同時市場份額的再分配也會促使效率更高的企業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并最終會提升整體行業的生產效率。近年來，得益于微觀企業統計數據獲得的便利性，大量實證研究也驗證了“新”新貿易理論的結論。
因此，引入了企業異質性的“新”新貿易理論，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只研究產業層面而缺少企業層面的微觀理論基礎的缺陷，進一步增強了貿易理論對現實國際貿易活動的解釋力。隨著新貿易理論穩步發展到“新”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學也逐漸發展到“新”新經濟地理學（‘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靶隆毙陆洕乩韺W仍然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基礎，但更強調企業、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和企業的集聚行為。更關注微觀異質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經濟地理學是對關注宏觀異質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發展和補充，在整個新經濟地理學的體系中搭起了理論與現實的橋梁，而理論與實際的不符正是新經濟地理學飽受批評的原因。
三、“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與創新
1.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脈絡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1）DS模型的出現和新貿易理論的創立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奠定了技術基礎
1977年，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創立的DS模型，為新經濟地理學家們提供了將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納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從而新經濟地理學得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DS模型設計精巧，涉及產業組織、國際貿易、經濟增長、新經濟地理學等領域，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Dixit和Stiglitz（1977）通過假設商品效用函數的擬凹性和不變替代彈性以及差異化產品，保留企業在壟斷競爭市場上自由進入和退出的假定，構建了消費者消費多樣化與企業生產規模經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據原假設，在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下，產品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異性；消費者具有多樣化消費偏好特征。對生產者來說，在市場規模和生產資源一定的情況下，產品的種類越少，市場競爭就越不激烈，廠商就越能利用規模經濟進行一種產品的生產；對于消費者來說，由于多樣化消費能促進效用的增加，因此產品的種類越多越好。這樣就產生了廠商偏向商品種類少樣化而消費者偏好種類多樣化的“兩難”沖突。在市場規模不變情況下，新廠商的自由進入最終導致市場均衡，廠商利潤為零；然而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利于生產者發揮規模經濟優勢，促使產品的種類的增加和單位產品生產成本的下降（即生產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貿易促使市場規模擴大、規模經濟有效利用以及消費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國際貿易研究領域得到吸納和應用，并最終發展成為新貿易理論。
（2）CP模型的創立與新經濟地理學的批判性發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譯為“中心―模型”或“核心―邊緣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規模經濟、市場規模和運輸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決定，并將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現象完全內生化。Krugman（1995）指出，運輸成本與產業集聚水平之間是非線性的，呈倒“U”型關系，即：在貿易自由度很低（即指運輸成本非常高）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呈空間分散格局；隨著貿易自由度開始提升（即運輸成本開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經濟地理學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徑依賴”現象。 ，經濟活動的區位不會很快發生改變；但是當貿易自由度達到某個特定的臨界值時，會產生“突發性集聚”，經濟活動會突然向某個區域集中并不斷發生累積，并最終形成“中心―”（中心是工業區，是農業為主的區域）的空間結構。
CP模型的問世標志著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斷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學者改善和補充。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 Baldwin）等人在《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一書中，對新經濟地理學相關模型進行了總結（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資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業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資本創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邊緣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資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業家垂直聯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簡稱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賴“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為基礎，并采用不變替代效用函數（CES）和冰山運輸成本假設（Iceberg transport cost）。 為基本特征。為擺脫“DCI框架”，尤其是“冰山運輸成本假說”與F實的不符，經濟學家奇安馬可?奧塔維亞諾（G. Ottaviano）等建立了線性自由資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線性自由企業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嘗試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需求函數、線性運輸成本和差別定價的框架來解析“中心―”現象。以“DCI框架”和線性函數為基本特征的兩種模型構成了新經濟地理學在經濟關聯（ELinkage）方面的理論體系，而日本經濟學家藤田昌久建立的關于知識關聯（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興起的企業異質性的引入，使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向貼近現實世界的方向拓展，這種趨勢也代表著未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方向。
（3）新經濟地理學面臨的挑戰、微觀異質性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新經濟地理學只關注宏觀異質性而缺乏微觀基礎是其飽受批評者詬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貿易理論的出現為新經濟地理學解決微觀基礎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鑒美國經濟學家馬克?梅里茲（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個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并開啟了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經濟地理研究潮流（楊開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將納入企業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Ottaviano，2011）借鑒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學者將引入企業異質性理論的新貿易理論稱為“新”新貿易理論的做法，Ottaviano（2011）將引入企業異質性假設的新經濟地理學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 。
“新”新經濟地理學將企業之間的效率差異引入傳統的新經濟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業異質性條件下的生產成本和市場規模的差異。當不同的企業面臨區位選擇時，效率低的企業為避免激烈的競爭而具有更強的動力遠離區位優勢較好的地區（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業異質性可以作為額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況，貿易成本越大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過NNEG模型我們可以從競爭性企業供應產品的數量差異及生產效率差異的角度來分析區位差異。從這個角度出發，研究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可以闡釋橫向產品差異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業生產效率差異可以闡釋垂直產品差異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譯為產品特異性）是指企業通過某種方式改變同質性或差異較小的產品，從而使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具有差異并產生偏好的不同。如果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擴大使得一個消費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個消費者效用的下降，這種產品差異就是橫向的；若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的擴大使得所有消費者的效用都增加，這種產品差異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縱向的。產品差異性與壟斷競爭市場結構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經濟學文獻中。在區位類比分析中，根據具有不同特征的產品的相對數量，某一特定產品被認為定位于一個特定空間中，進而可以根據差異產品空間分布的特征來分析企業之間的區位差異。 。在“新”新經濟地理模型中，橫向產品差異化可以促進企業空間集中，垂直產品差異化則促進企業空間分散。從這方面來看，不同企業在效率上的異質性程度成為決定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一個微觀因素。同時，對人異質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對于進一步理解企業與勞動者異質性導致經濟集聚的機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相比生產率低的企業，生產率高的企業更具競爭力，因而能在市場規模較大的核心地區生存并獲得規模經濟效應；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避免競爭會離開核心區而定位于競爭并不激烈的邊緣區域，這樣就形成了存在“質”的差別的“核心―邊緣”結構。很顯然，這種空間結構與新經濟地理模型中的同質化的空間結構是不相同的。企業異質性理論的引入，激發了國外一些經濟地理學家們的研究熱情，出現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斷補充和完善“新”新經濟地理學。綜合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業或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歸結為以下三大效應：集聚效應，指由于企業的地理集中會產生知識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規模經濟而有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空間選擇效應，指在競爭的作用下，生產率高的企業會集聚在核心區而生產率低的企業只能布局在邊緣區；人才歸類效應，指優秀人才會主動選擇在核心區（大市場區）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總體而言，“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推動了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一是探討了微觀異質性對新經濟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結論的影響，并為新經濟地理學奠定了微觀基礎（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從企業和勞動者異質性出發重新探討經濟活動空間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間結構變化的微觀機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業異質性假設條件下，探討區域政策對區域經濟增長與福利變化的影響（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經濟地理學采用“新”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力求構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綜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如前所述，無論是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還是“新”新貿易理論，DS框架都是其理論模型的基礎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認為整個新經濟地理學都是建立在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冰山貿易成本理論、特別動態演化和計算機模擬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初創立者也沿用了這一傳統。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討了企業異質性對企業區位定位的空間選擇與空間分類效應；法國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安?貝倫斯等也在DS框架下證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個基于準線性二次函數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與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業產品邊際成本加成定價的缺陷，使得企業產品的最優定價策略隨市場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用準線性效用函數替代CES（不變替代彈性）效用函數，使模型中所有內生變量都可以用外生變量以線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經推出，就在貿易領域與新經濟地理領域得到了大量的運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場規模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日本經濟學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業異質性對其空間區位選擇的影響。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貿易理論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僅僅關注Frenchet分布，而無法反映隨機企業的比較優勢，因此該分析框架無論是在貿易領域還是新經濟地理領域使用得都比較少。
四、“新”新經濟地理學在中國的研究現狀及啟示作為空間經濟學的新方向（楊開忠等，2016），國外學者對“新”新經濟地理學已關注近十年，而國內研究才剛剛起步。由于微觀層面稻菘苫竦瞇越喜睿國內相關研究主要以引進介紹國外研究成果為主（李福柱，2011；顏銀根，2013；陳光，2015；楊開忠 等，2016），僅有少數學者開展了相關實證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觀主體異質性集聚驗證（劉海洋 等，2015）和“新”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時，相關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討論的是過去，不是現在，更不是未來”，但是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正當其時。實踐應用是檢驗理論的標準，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為新經濟地理學及其最新理論進展提供了廣闊的應用平臺（孫久文 等，2015）。而“新”新經濟地理學的引進也為研究中國區域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論依據。我們應積極借鑒其最新研究視角和方法，結合中國經濟實際，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研究經濟活動空間格局形成的內在機制。
首先，“新”新經濟地理學為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觀思路。目前，中國存在區域之間發展不均衡、城鄉差距長期存在以及產業空間分布不合理等問題，借鑒“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從企業生產率差異、勞動者素質差異等微觀異質性角度，來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和解決路徑。
其次，“新”新經濟地理學為討論和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由于引入了微觀異質性，“新”新經濟地理學為學者研究政府實施區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預測性和針對性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借鑒這種分析框架來研究中國實施的區域發展戰略以及近年來密集出臺的“新規劃”，深入探討其原因、機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也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有價值的素材。因此，當前中國經濟地理學研究學者應扎根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特色實踐，從應用、模仿轉向創新、突破，促進其區域經濟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具體來講，目前的研究應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和模型更大程度地與中國實際的地理空間結構、微觀主體特征等結合起來，深入探討市場的“空間選擇效應”、區域政策的“分類效應”，并注重實證檢驗方法以及企業效率來源識別方法的創新，讓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的結果更加符合中國的經濟現實。
參考文獻：
安虎森.2009.新經濟地理學原理[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安虎森.2010.新區域經濟學[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陳光.2015.基于企業異質性的“新”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綜述[J].經濟問題探索（4）：160166.
李福柱.2011. “新”新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J].經濟學動態（6）：98102.
梁琦，李曉萍，呂大國.2012.市場一體化，企業異質性與地區補貼[J].中國工業經濟（2）：1625.
梁琦，李曉萍，簡澤.2013.異質性企業的空間選擇與地區生產率差距研究[J].統計研究，30（6）：5157.
劉海洋，劉玉海，袁鵬.2015.集群地區生產率優勢的來源識別：集聚效應抑或選擇效應？[J].經濟學（季刊）（2）：10731092.
年猛，孫久文.2012.中國區域經濟空間結構變化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8996.
孫久文，原倩.2015.“空間”的崛起及其對新經濟地理學發展方向的影響[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 8895.
王文雯，金祥s，朱希偉.2015.新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J].統計研究（7）：3236.
顏銀根.2013.論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脈絡――從新經濟地理到新新經濟地理[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6）：312.
楊開忠，董亞寧，薛領，等. 2016.“新”新經濟地理學的回顧與展望[J].廣西社會科學（5）：6374.
BALDWIN R E. 1999.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53280.
BALDWIN R E，MARTIN P，OTTAVIANO G I P. 2001.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6（1）：537.
BALDWIN R E，FORSLID R，MARTIN P，OTTAVIANO G，ROBERTNICOUD F.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LDWIN R E，FORSLID R. 2010.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4（2）： 161176.
BALDWIN R E，OKUBO T. 2006. Heterogeneous firms，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6（3）： 323346.
BALDWIN R E，OKUBO T. 2009. Tax reform， deloc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11（4）：741764.
BEHRENS K，DURANTON G，ROBERTNICOUD F. 2014. Productive cities：Sorting，selection，and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2（3）：507553.
BERNARD A B，EATON J，KORTUM，JENSEN J B. 2003.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4）：12681290.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 K，STIGLITZ J E.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3）：297308.
DURANTON G，PUGA D.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4：20632117.
FORSLID R. 1999. Aggl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FORSLID R，OTTAVIANO G I P. 2003.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ore\periphery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3（3）： 229240.
FUJITA M，KRUGMAN P，MORI T. 1999.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09251.
FUJITA M.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society[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7（4）：482490.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469479.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5）：950959.
KRUGMAN P. 1991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C499.
KRUGMAN P. 1991b.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651667.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M]. Cambridge（Mass.）：MIT Press.
KRUGMAN P，VENABLES A 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4）：85780.
KRUGMAN P. 1998a.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4（2）：717.
KRUGMAN P. 1998b. Space：the final frontier[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2）：161174.
KRUGMAN P. 2011.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now middleaged[J]. Regional Studies，45（1）：17.
MARTIN P，ROGERS C A. 1995.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9：335351.
MARTIN P，OTTAVIANO G I 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81302.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71：1695C1725.
MELITZ M J，OTTAVIANO G I P. 2008. Market size，trade，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5（1）：295316.
OKUBO T，FORSLID R. 2012.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heterogeneous sectors[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
OKUBO T，PICARD P M，THISSE J F. 2010.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2（2）：230237.
OTTAVIANO G I P. 1996.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31（1）：51C77.
OTTAVIANO G I P，THISSE J F. 1999. Integration，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actor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3（3）：429456.
OTTAVIANO G I P. 2001.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1（1）：5177.
OTTAVIANO G I P，TABUCHI T，THISSE J F. 2002.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43：409436.
OTTAVIANO G I P. 2011.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11）：213240.
（輯：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6CJY019）
關鍵詞：人文地理學；教學內容；教學方法
人文地理學是地理學兩大基本分支學科之一，在教育部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人文地理學是三個專業的核心主干課程。中國科協從2009年開始開展學科發展研究，在地理學學科發展研究中，地理學家指出“明確人文-經濟地理學學科具有重要意義”，標志著人文―經濟地理學的科學地位得以進一步明確和鞏固，這既體現了地理學學科結構的客觀要求，也充分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別是高師院校在課程設置、課程內容體系、教學方法、實踐環節、教學觀念等方面并未真正凸顯人文―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地位。因此，高師地理科學（師范）專業面對中學新課程教學內容改革的現實，加強高師人文地理學課程建設顯得尤為迫切。
一、高校地理學類專業人文地理教學存在的問題
1.課程體系設置不合理，與中學地理課程體系脫節
目前高校特別是高師地理科學專業課程體系中，重自然輕人文―經濟，與中學課程內容脫節嚴重。（1）自然地理課程，所占課時偏多，人文地理課程比重偏低；（2）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課程截然分開，忽視了地理學的統一性、區域性特征，如中國自然地理、中國經濟地理等；（3）部分自然地理過于專業化，如地質、水文、土壤、植物以及氣象等教材的內容過多過深，許多內容與中學教學內容關聯度很低；（4）在中學地理新課程內容體系中，人文地理所占比重已超過60%，除傳統的農業、工業、交通、貿易等內容外，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城鄉規劃、文化地理、休閑地理等內容增加，而目前高校人文地理課程開設過少，明顯薄弱，如重慶兩所有地理科學專業的高校，西南大學專業必修課程801課時中人文地理類占22%，專業選修課程設計692課時，人文地理類占13%；重慶師范大學專業課程中自然地理類課程課時占專業課總課時的70%以上。
2.人文地理系列課程及內容體系不適應基礎地理教學改革的需要
當前，高師人文地理類課程內容在時代性、實踐應用性與基礎地理教學內容的契合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缺陷，教學內容的“陳舊、混雜、空洞、盲從”比較突出，導致與中學教學內容脫節，不能很好滿足中學地理教學改革的需要。（1）內容、資料相對陳舊，反映當今科學發展和實踐的最新成果不足，缺乏時代感，這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密切與生活和時代的聯系”極不適應；（2）大學教材內容與中學教學內容分裂，如經濟地理學內容與區域經濟學無異，而中學新課程改革涉及的必修內容主要是產業活動與地域聯系、地理環境與人類（經濟）活動、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等；（3）教材內容盲目追逐國際熱點，機械照搬國外課程內容，抽象深奧理論的翻譯與缺乏實際應用價值的內容太多，而輕視我國數十年人文―經濟地理理論研究與實踐成果，這必然削弱其實踐性；（4）人文地理學研究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的結合關系，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研究應貫徹始終，但一些大學教材內容多是諸多內容的混合雜糅而不是有機綜合，或“分支拼盤”，或人地關系中心論題不顯，以致于學科特色盡失，從而導致教師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無所適從”，出現“人文地理學到底是不是地理學”的疑問也就很自然了，同時還導致人文地理學與其后續區域地理內容體系脫節，其理論基礎課程的作用也被削弱。
3.人文―經濟地理實踐課偏少，實踐教學環節薄弱
人文―經濟地理類課程具有理論性和實踐性均較強的特點，實踐性課程理應成為高校地理科學專業的重要基礎課程，在人才培養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師院校的現行課程體系，基本上仍然屬于重理論知識傳授，輕能力的培養；重必修課，輕選修課；重理論，輕實踐的課程設置，表現為理論課程偏多而實踐課程薄弱，缺乏能力訓練。部分學校由于多種原因，不開設野外實習課，大部分高師院校更沒有設置獨立的人文地理實習課程，致使學生學到的知識僅是一些死教條、死知識；學生對所學的內容沒有學深、學透，很難適應中學常規教學以及開展第二課堂活動的需要。如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專業新培養方案中僅有自然地理類課程和綜合實習而沒有人文地理實習。
4.人文地理課程實施觀念和教學方法改革滯后
地理科學專業人文地理系列課程設置中，培養實際需要的理論知識和能力訓練的課程太少，甚至某些培養中學教師必備能力的課程根本沒有。有些課程設置，如選修課不是從學生需要或培養目標考慮，而是從教師的研究方向或研究成果來設置課程，整個課程缺乏務實的內容，學生缺乏足夠的能力訓練。人文地理學教學中，重接受學習輕發現學習，即重視教師向學生傳授系統知識，重視學生存儲知識和積累信息的能力，教學方法則過多地采用單一傳遞、講授、灌輸的方式，多元啟發式教學應用缺乏，因而，導致學生探究與發現能力以及實踐與創新能力不足。
二、高師地理科學專業人文地理系列課程教學內容體系的優化
1.修訂地理科學專業培養方案，科學架構人文地理學課程體系
修訂高師地理科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真正確立人文地理學作為地理科學專業的核心課程地位。首先，將人文地理學通論、經濟地理學作為主干專業必修課程；其次，為了增強學生的職業適應能力，圍繞中學新課程標準對應開設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鄉村地理學、旅游地理學、區域分析與規劃、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等課程；同時，應將人文地理系列課程教學分為理論和實踐教學兩大部分，以突出課程的實踐教學地位，鑒于課時及經費等實際情況，人文地理系列課程可以聯合進行實習，并在培養方案中體現“人文地理系列課程實習”課程設置。
2.改革優化理論教學內容，創新人文地理學通論內容體系
針對目前地理科學專業人文地理學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應堅持經典與現代結合、基礎與前沿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國際與國內結合、教學效果與學習收益兼顧、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對接等原則進行課程理論教學內容體系的改革。人文地理學研究以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為主線已成共識，因此，人文地理學課程內容改革應該圍繞以下主題：人地關系概述（理論、內涵、地理學研究重心）、各種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研究（經濟、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從四個方面展開：①地理環境對各種人類活動的作用規律分析，突出地理環境的基礎性作用，②地理環境作用下的各種人類活動空間分異規律，③各類具體人類活動區位規律，④各種人類活動空間變化趨勢等，各種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的沖突與協調。
其中，人文地理學中的經濟地理學內容體系可架構為：（1）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的結合關系即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布局體系或經濟活動的區位與空間組織是其研究對象；（2）經濟活動區位因素分析（自然、技術、社會條件、經濟基礎、文化背景等）；（3）企業區位規律；（4）經濟部門區位規律：經濟部門差異與區位因素時空變化的交互作用分析，包括農業區位、工業區位、服務業區位；（5）經濟活動空間結構：產業部門差異與區位因素時空差異及其動態演變必然導致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包括區域空間結構模式、區域空間結構演變規律等；（6）經濟區域與區域協調發展：經濟活動區域的分異必然導致區域分工及經濟區域形成發展，包括經濟區域劃分、區域分工，區域協調發展等內容；（7）經濟活動全球化發展：全球化使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空間擴大，經濟全球化基本特征及其區域影響是地理學的關注點；（8）經濟地理學的方法論。
3.構建立體化實踐教學體系，強化人文地理實踐能力培養
人文地理學的實踐應用性非常強，加強實踐教學環節是課程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谌宋牡乩韺嵺`教學薄弱與經費緊缺的客觀現實，從專業培養目標需求出發進行人文地理學實踐教學體系重建，遵循課內與課外結合、校內與校外結合、需要與可能結合等思路設計形成驗證性與綜合性、研究性相結合的立體化實踐教學體系。其內涵是：（1）課堂內實踐性問題-探究等；（2）實踐性作業，包括人類生活活動區位評價、論文寫作、數據分析處理等；（3）短程野外實習，包含人文地理學各分支學科或人文地理綜合短程野外實習；（4）綜合野外實習，與自然地理和區域地理等課程聯合組織綜合實習（沿線開展經濟、旅游、聚落、人口、文化、民族、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等內容的實習）；（5）參與各種課外科技活動；（6）圍繞人文地理內容完成畢業論文（設計）。
4.注重課程教材選擇與建設，提高人文地理學教學效率
目前人文地理學通論教材主要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人文地理學》、“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人文地理學》和高等學校教材《人文地理學》（陸琳主編）。主要教材各有特點，地理科學專業可以選擇一種主教材，但同時應依據人才培養目標，經典與現代結合、國際與國內人文地理研究實踐結合，與基礎教育銜接的要求優化更新教學內容。分支學科教材發展參差不齊，經濟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工業地理等教材建設較好，其他分支學科的教材急需建設，同時已有的經濟地理、人口地理等教材也應不斷完善優化內容體系，如經濟地理學目前沒有針對師范專業的教材，高教社《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導論》（修訂四版）都不能很好地滿足師范專業教學需要，《人口地理學》內容和資料也需更新，因此地理科學專業人文地理類教材建設尚顯急迫。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能唯教材是從，必須集思廣益，博采眾長，在充分突出科學性、理論性、系統性的前提下創造性地利用和開發教材，教師力求人文地理學教學內容體系實現經典與現代、理論與實踐、高師教育與基礎教育、國際與國內相結合，從而發揮教材在實現人才培養目標中的科學高效的引領作用。
三、高師人文地理系列課程教學改革措施
1.教學過程中教師主導與學生主體作用有機融合
教學過程中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在重點、難點內容上，采取教師主講的教學方式，如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但同時增加學生的參與度，強化學生學習的自主性，以利于培養學生獲取知識、提出問題、創造性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此，我們對教學方法的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將啟發式、討論式、問題―探究式、角色參與、實踐性作業、課程論文等方法貫穿于教學全過程，這些方法有利于“主導”和“主體”作用的發揮。如經濟地理學教學中引導學生關注經濟區位的現實或熱點，將課程內容與經濟區位實際相聯系，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探討現實問題、尋求理論解釋，從而使其掌握原理知識，再應用于實踐。這么做能增加教學的廣度與深度，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和研究的興趣，培養和提高學生獨立地獲取知識、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2.充分利用多種教學資源與加強實踐教學相結合
豐富的現代信息網絡資源為豐富人文地理教學提供了平臺。受課時限制，人文地理課堂教學應精細化，但其綜合性、交叉性要求學生吸收廣博知識和多種人文社科研究方法。教師利用學校的網絡教學平臺及精品課程網等，可開發多種教學資源，實現教學過程的全程網絡化，方便學生學習研究。人文地理的實踐應用性決定了教學中重視知識原理與經濟發展實踐結合的必然性，一方面，教師精選國家、地方以及教師科研實踐中有關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的典型案例，進行深入分析，或者圍繞某人文地理問題讓學生收集多種地理信息資源并提供案例，師生共同分析，這有利于學生應用知識能力和學習興趣的提高；另一方面，完善人文地理實踐教學環節，將實踐教學融入整個教學過程（包括課堂內），設計形成立體化實踐教學體系，以此培養學生的應用實踐能力。
3.完善學習管理制度與課程考核多元化相結合
加強課堂管理，同時采用多樣化的考核方式，實行結構成績制：（1）課程考核成績結構化。如，作業、問題-探究問答、課程論文寫作與交流、網絡學習、期末考試等。（2）考核方法多樣化。平時考評考核包括作業、課堂討論、課堂問答等，課程論文評價包括選題價值、寫作水平、團隊合作精神、工作開展情況等，期末考試包括題型、內容、難易、綜合程度全面考慮。（3）考核內容的多元化。既考核基本知識、基本理論、綜合運用能力，也重視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主動性、創新性考核，一般通過筆試、口試主要考核學生對基本知識、基本理論的掌握情況。通過作業、討論交流、課程論文寫作考核學生的綜合運用能力。通過課程論文寫作及交流、課堂問答、出勤、科研成果等情況考核學生的學習態度、學風與學習的主動性、創新性。
4.傳統教學手段與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相結合
基于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信息容量大（特別是地圖）、清晰性強、交互方便、信息獲取快捷等優勢，人文地理教學應在繼承與創新傳統教學手段的同時，積極探索現代信息技術的有效使用。其一，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制作并使用內容和案例豐富的多媒體輔助教學課件，課件內容精煉準確、重點突出。交互性好，黑板效果和掛圖效果優秀的課件，更利于人文地理課程教學目標的實現。其二，通過網絡與學生實現互動交流，及時為學生提供學習服務，并發現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以便及時改進。其三，課程建設的基本過程、內容、所有教學文檔上網，給學習者提供較好的平臺。
教學方法多元化，一方面，推動教師鉆研教學，提高教師“主導”能力。多元化教學法要求教學過程中，教師“主導”與學生主體有機結合，教師“主導”能力直接影響學生的“主體”性發揮。多元教學法要求教師不僅要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同時還要有很強的實際觀察分析能力，必須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研究教材與學生、理論與實際等諸多問題，因此，多元化教學法有利于促進教師努力鉆研業務，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另一方面，多元化教學法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調動學生參與積極性。多元化教學法要求學生自己或教師與學生共同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有利于學生把握知識的內在聯系，理論與實踐結合，進行創造性的學習。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思維活躍、積極參與，有利于提高學習效率。
參考文獻：
［1］ 梁育填.提升人文-經濟地理學科地位，服務國家和社會重大需求［J］.經濟地理，2010，（3）：357-361.
［2］ 陸大道，陳漢欣.繼承傳統 開拓創新［J］.經濟地理，2006，（1）：1-2.
［3］ 范牡丹，肖自明.論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對高師教育提出的新課題［J］.改革與戰略，2007，（2）：139-141.
［4］ 周尚哲，李吉均，王恩涌.地理科學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改革若干問題［J］.高等理科教育，2000，（3）：39-42.
［5］ 李俊峰，劉學梅.新課改背景下高師地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重構［J］.中國地質教育，2008，（2）：102-105.
［6］ 田建文.高師地理教育專業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J］.當代教育論壇，2007，（9）：123-124.
［7］ 陸林，凌善金，王莉.試論高校地理專業人文地理學的教學改革［J］.人文地理，2003，（5）：65-69.
為了增進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解和研究，近年來，楊開忠教授連續幾年邀請作為新經濟地理學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學面向全國舉辦新經濟地理學研討講座，北京大學及其他高校的許多青年教師和相關專業的研究生積極參加，密切跟蹤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前沿。本文擬對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進行比較，對一些重大理論假設、研究方法與特點進行簡要分析，力求通過討論廓清對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之異同的正確認識，并以此為基礎闡述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以期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研究與應用以及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領域的學術交流。
1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
要理解新經濟地理學，首先必須弄清楚它的理論淵源。新經濟地理學革命其實是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最新發展及其在經濟地理學領域的傳播和擴散。將新經濟地理學置于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它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聯系與區別。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經典的《國富論》中曾經論證，以分工方式從事的生產明顯地表現出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20世紀20年代，揚格[26] 通過對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進行天才性的闡發，提出“分工一般地取決于分工”(即后人所稱的揚格定理)，揚格的這句話成為揭示報酬遞增內在根本機制的點睛之筆。然而，長期以來，建立在報酬不變技術假定之上的傳統新古典經濟理論一直處于統治地位，斯密和揚格基于勞動分工的報酬遞增思想卻幾乎被人遺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嚴密的數學邏輯將張伯侖壟斷競爭模型形式化，在壟斷競爭的框架下研究報酬遞增，激發了經濟學界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發了貿易和增長理論研究領域的革命，導致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迅速成長。D-S模型以嚴格的數學邏輯演繹了斯密—揚格定理：導致經濟進步的報酬遞增源于分工和交換的演進所產生的動態正反饋機制，分工導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市場規模的擴大又為進一步分工開辟了空間，分工既是經濟進步的原因又是其結果。如果說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隱含的市場結構與規模的演變，新增長理論揭示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闡發的增長邏輯，則新經濟地理學是溝通揚格定理中的市場演變與增長邏輯的橋梁。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可以被視為D-S模型的空間版本[15]?！靶陆洕乩韺W的主要貢獻在于它將傳統的貿易理論所強調的趨同力量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發展經濟學家所描述的趨異力量融入到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內。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它使得我們可以將趨同力量與趨異力量與微觀經濟狀況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與經濟一體化過程相關的基本傾向，以及區域政策可以怎樣地影響這些傾向”[27]。
2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不同理論假設及其后果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一個最顯著的差別，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多樣化需求假設，而后者采用完全競爭、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和同質需求的新古典假設。傳統經濟地理學認為，在區域之間不存在基本差異的情況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運輸成本的變化對廠商區位抉擇的影響是線性單調的，這從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來的阿朗索模型可見一斑。然而，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清楚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活動集聚現象。20世紀初馬歇爾(Marshall)[28] 用“外部經濟”這一說法籠統地解釋經濟集聚。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廠商層次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廠商和產業之間存在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與市場規模之間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式的互動，從而導致經濟活動的積聚。
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用外部經濟和產業聯系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產業集聚，但是，人們卻不清楚這種外部經濟源于何方。新經濟地理學的長處恰恰在于它能夠解釋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不能解釋的問題。
采用D-S壟斷競爭框架的新經濟地理學講述的是一個包含2個部門(農業部門和制造業部門)的具有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經濟的故事。這里，農業部門的特點是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生產單一、同質的產品；制造業部門的特點為壟斷競爭和報酬遞增，生產大量的細分產品。作為經濟中的需求方的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而消費品的生產具有廠商層次上的遞增報酬或規模經濟。資源的有限性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之間的兩難沖突。如果經濟規模(人口)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的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沖突，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和多樣化消費可以同時兼得。壟斷競爭的性質決定了在一個市場中每一品種只由一個廠商專業化生產[29]。
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宏觀層次的外部經濟有其確定的來源或微觀基礎：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產業聯系轉化為市場范圍的外部經濟[30，31]。
前面說到，在報酬不變的條件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經濟體將被分割為分立的市場。而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運輸成本對市場產生的分割效應卻是非線性的，運輸成本的變化通過影響產業聯系所產生的向心力與運輸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導致的離心力之間的微妙平衡，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報酬遞增的兩難沖突的微妙變化。在運輸成本的高端，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將隨產品或投入品運輸距離的增加而迅速衰減。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雖可以享受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卻很難取得遠方市場的前向聯系，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難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就地供應市場的需要促使廠商將生產活動分布在不同的市場區域，每個區域只有有限的廠商以報酬遞增的方式生產有限的品種，區域專業化和產業積聚無從發生，市場空間格局表現為高度分隔。
隨著運輸成本下降到中間段，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構成的制約大大減弱。一方面，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仍然可以享有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水平顯著上升。在運輸成本下降到某一臨界值時，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足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每一家廠商在權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的經營成本之后，會發現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高于分散經營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專業化生產和集聚因此發生，高度分隔的市場趨向于一體化。
當運輸成本極低時，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的影響極弱，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不再顯著。遠離積聚地可以使廠商避過對不可流動的要素(如土地)的競爭，由此而產生的成本節約甚至可以超額補償因遠離積聚地而導致的采購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運輸成本極低的情況下，產業集聚又再次變得不可持續，經濟活動再次趨向于沿地理空間擴散。
3 內生與外生之分
傳統經濟地理學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無論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還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們在研究城市和經濟集聚時都將其視為事先給定；齊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級體系時同樣假定城市及其等級是外生給定的。米爾斯(Mills)[38] 和亨德遜(Henderson)[39] 的城市經濟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經濟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場潛能模型和普萊德(Pred)[41] 動態化的經濟基礎系數模型同樣如此。總之，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解釋城市和集聚，也無法說明外部經濟由何而來，它只能通過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異來說明城市和生產結構上的差異——它一開始就假定有市場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區域的存在，但并沒有說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大小差異，特別是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會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生產結構；它也并沒有說明為什么一個部門的廠商趨向于群集在一起，導致區域專業化[42]。
相反，新經濟地理學模型是內生性的，它們不需要通過外生差異(如山脈、河流、海港等自然條件的利弊)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通過報酬遞增、運輸成本、產業聯系及市場外部性之間動態、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內生出經濟活動沿地理空間依倒U形軌跡演化的規律，即使是從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也可以內生出這樣的規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還可以通過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區域之間內生的工資差異來解釋產業向不同地區或國家的漸次擴散[9]。
轉貼于
4 外部性、技術外部性與市場外部性
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使用的馬歇爾“外部經濟”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稱的“技術外部經濟”與“市場外部經濟(亦稱金錢外部經濟)”[43]。馬歇爾對外部經濟和集聚之間的聯系分3種情形做過解釋：①產業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當地廠商以更低的成本專門化地生產更多種類的面向特定產業的非貿易投入品；②通過將相同產業的廠商集聚在同一個地方，一個產業中心可以實現對面向有專門技能的產業工人的勞動市場的匯聚(pooling)，而勞動市場的匯聚對廠商和工人都有益處；③產業的集聚便于信息的傳播，產生技術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顯然，馬歇爾論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歸于西托夫斯基所稱的“市場外部經濟”，情形③即為“技術外部經濟”。
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和關心“市場外部經濟”，大多數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場外部經濟”基礎上的。作為新經濟地理學代表人之一的克魯格曼[44] 認為，技術創新并非是驅動產業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場外部經濟”推進的產業集聚卻相當普遍；此外，技術和知識溢出是無形的，難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術狀況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設。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將建模的重點放在“市場外部經濟”之上。但并不能據此得出新經濟地理學否定技術外部性存在，只將外部經濟局限于市場外部經濟的狹窄范圍的結論。
5 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釋力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都試圖用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城市的產生，但二者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背后的驅動因素的解釋是不同的。在傳統經濟地理學那里，驅動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是所謂的“外部經濟”，但產生“外部經濟”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東西，人們卻不得而知。不過，有了容納“外部經濟”的“黑箱”，至少可以將由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形式化[6]。
新經濟地理學則認為，一個下游產業要對上游產業產生后向聯系，在它們之間光有買方—賣方關系是不夠的，還必須存在這樣的情形：即下游產業產出的增加，通過擴大它所使用的中間產品的市場，將導致上游產業以更為有效的規模從事生產。類似地，只有在上游生產部門產出的增加允許下游產業更為有效地生產的情況下，下游產業才會享有前向聯系[31]。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假定外部性是有單個廠商層次上的規模經濟參與的市場交互作用的結果，新經濟地理學所關注的外部經濟主要是在微觀層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市場外部性，單個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市場外部性與產業間聯系觸發循環累積因果關系[30]：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和產品細分，擴大的市場支持更多新的廠商以更低的成本規模專業化生產細分產品，增加的市場外部性對更多的廠商形成吸引，從而激活“市場擴張—生產專業化/產品細分—外部經濟加強—分工深化/廠商集聚—市場擴張”的累積循環過程[9]。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內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強度與運輸成本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系：在中等大小的運輸成本下，會產生較強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在較高與較低的運輸成本下，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卻都表現得比較弱。
6 內生不對稱性
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存在決定了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的內生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對于運輸成本表現出同樣的敏感性。以兩區域模型為例[6]：假定存在2個外界條件(人口規模、技術、自然環境等)完全相同的區域。在較高的運輸成本下，后向聯系強但前向聯系弱，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弱，區域專業化無從發生，產業將在兩區域內平均分布；在運輸成本的中間段，后向聯系并不明顯減弱，而前向聯系顯著增強，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強，區域專業化和積聚由此發生；當運輸成本進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區位的后向聯系與前向聯系都不再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反倒變弱，積聚變得不可維持，廠商重新選擇分散化的區位決策。
在其他以“技術外部性”為基礎而建立的模型中，也會出現內生不對稱性。但是，由此類模型生出的不對稱性并不像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的那樣表現出對運輸成本的敏感性。
7 歷史、預期、路徑依賴和鎖定
采用報酬不變假設的傳統經濟地理學預測經濟空間是一個線性、和諧、穩定和均衡的系統。但是，現實中的經濟卻遠非如此。新經濟地理學向經濟系統中加入報酬遞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積聚和擴散機理。但是，報酬遞增律的引入導致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出現多種均衡狀態。如在兩區域模型中，我們知道，當運輸成本降到足夠低時，制造業將在2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某個區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討論的2個區域的一切外部條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體在哪個區域發生，卻不是事先能夠確定的。這時候，歷史偶然因素將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亞瑟(Arthur)在討論廠商的區位決策時注意到的，在存在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的情況下，如果第一家廠商純粹出于地理偏好來選擇生產區位，則第二家廠商的區位決策不僅僅是出于同樣的考慮，與第一家廠商為鄰而獲得的益處亦不能從后者的考慮之中排除。以后的廠商關于生產的區位決策過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個區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區位吸引了更多的廠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廠商。亞瑟的研究表明，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亦遵循路徑依賴原理：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一旦經濟活動隨機選擇一個特定的路徑，除非發生大的反方向擾動，這一選擇可能將被鎖定，經濟將繼續保持在先前的路徑上運行[45]。換言之，一旦有外部沖擊在兩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之間造成任何微小差異，這種差異都將因循環累積的正反饋機制而放大。
既然歷史偶然因素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經濟活動在2個事先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發生實際的外部沖擊，單是經濟成分的個人預期也足以構成影響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第一驅動力”。換言之，給定累積循環因果效應的存在，眾多微觀經濟分子的共同預期具有自我實現的傾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任何短期沖擊或預期變化都會有其長期后果。但是，克魯格曼指出，相對而言，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對于大尺度的“核心—周邊”演進問題(如美國“陽光帶”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長作用，因為資本和勞動在大尺度的空間范圍的流動實在比較緩慢；對于較小尺度的空間經濟演化(如單個城市或大一點的區域的興衰)、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的確可以對其產生重要影響[44]。
8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缺陷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和擴散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理論、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術與新知識的發展一樣，新經濟地理學在理論及其應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關的評論文章對新經濟地理學本身的缺陷從多種視角展開了批判，地理學界對它的抨擊則尤為激烈。有些觀點表現出獨立的學術研判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有些觀點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達的主觀判斷多于客觀論證。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2002年4月，顧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學》上曾撰寫《“新經濟地理學”與“地理經濟學”》一文，展望“西方經濟學與地理學融合的新趨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僅僅過了4個月)，同樣的作者又在《地理學報》上縱論“新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分異與對立”[24]。流行的對新經濟地理學缺陷的批判概括起來主要有：
新經濟地理學用高深數學所建立的模型，不過是地理學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識地拋棄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經驗應用更是奇缺[22]。
“新經濟地理學”在經驗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幾年前就出現的經濟地理學更詳細和全面的工作；同時，支撐“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及認識論基礎不足。這表現在：①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②就報酬遞增與空間集聚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沒有意識到技術對經濟過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經濟地理學”空間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認識論上的局限性；④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看，“新經濟地理學”模糊了許多經濟學、地理學概念；⑤就“新經濟地理學”本身而言，區域的概念也存在著問題[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經濟地理學的“要脈”，尚有待實踐檢驗。不過，在未見石祖葆[22] 和顧朝林等[24] 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根本假設及其方法論做深入解剖的情況下，聽到“新經濟地理學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和“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的斷言，不免讓人感到有失嚴肅和嚴謹。新經濟地理學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對集聚現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設下對現象背后的內在機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經濟源于報酬遞增以及產業集聚隨運輸成本非線性變化乃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根本創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經濟導致集聚”的循環論證。此外，對經濟地理問題的科學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經濟學家與地理學家之間分一個上下高低；而說“新經濟地理學家的視野狹窄，與傳統經濟地理學家之間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脫不去主觀偏頗之嫌了。至于新經濟地理學為何不將技術創新和擴散因素納入研究范圍，克魯格曼其實早有解釋?！靶陆洕乩韺W”在成型之初，已經預見到需要就實證檢驗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如蒲格(Puga)[46]、戴維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漢森(Hanson)[49～51] 等其實早就進行過大量的實證，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對實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有關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被聯合國、世界銀行、WTO以及各國政府廣泛用于指導貿易和發展政策與實踐。因此，說新經濟地理學“過于偏重數學模型”、“缺乏經驗研究的證實”以及“理論與政策實踐相關性弱”[22]，無異于對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研究現狀視而不見。
不過，我們注意到，經濟活動在空間的集聚和擴散是一個時斷時續、時快時慢且時間跨度相當長的過程。對新經濟地理學的動態數學模型本身的嚴密邏輯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個參數都可以設置得恰到好處，演算和模擬結果在理論上也許無懈可擊。但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模型中的不變參數在現實世界中卻是可變的，如果研究的時間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個世紀的話，有關參數的變化可能會相當大。比方說，“核心—周邊”模型中的制造業工人的份額，國際專業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費中所占的份額和中間投入在Cobb-Douglas生產函數中所占的份額，區域專業化模型涉及的投入產出矩陣中的相關參數以及消費者對制成品的偏好強度(或制成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等，在長期之內并非固定不變，而由模型計算出的對稱結構的破壞點和集聚狀態的支持點的臨界值對這些參數的變化極為敏感。因此，如何實現數學模型的嚴密邏輯與現實世界的演變路徑之間的和諧，的確是新經濟地理學必須正視的一項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