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7 15: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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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政治制度；政治價值；憲法性制度；規范性制度
古希臘偉大的政治學家亞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一個政治動物?！闭J為人天生就要過政治生活，這是人天性上的渴望?？鬃釉f：“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孔子是在告誡不愿意從政的人，“在家里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就是政治，就等于從政，何必一定要立于政治舞臺之上呢?”這就是說人類無論如何都逃脫不了政治為我們編織的網絡，除非你甘愿做“野獸”或“神祗”。所以，羅伯特·達爾說：“無論一個人是否喜歡，實際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種政治體系之外……政治是人類生存的一個無可避免的事實。每個人都在某一時期以某種方式卷入某種政治體系。”現代政治學家阿倫特在反思法西斯主義時指出，正是人們喪失了公共生活才導致了法西斯的產生。所以她提出了為“復數的、而非單數的人”重建“公共領域”，通過“公共領域”參與政治生活。但是我們以為政治生活并不是隨意就可以進行的，它應在政治制度設立之后，并在政治制度的導引下才能實現?？梢赃@么說政治制度“發揮著雙重的作用，它束縛和腐蝕人類的行為，但它們也提供了人類解放的途徑?！彼詣撛O一套完備的政治制度是參與政治生活的前提。
我們以為，政治制度創設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層面：首先，政治價值是政治制度創設的起點，它反映了共同體成員普遍的利益訴求，是政治制度的最終目的，所以政治價值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到政治制度的運行是否順利，是政治制度成敗的關鍵；其次，憲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創設的第二個層面，它是政治價值的原則性展開，它是在政治價值的指導下，將比政治價值更為具體的政治原則，通過國家根本憲法等法律體系表達出來。由于憲法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把政治價值固定在更為具體的政治制度之中，并且用強有力的威懾作用給政治價值提供了保證；最后，規范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創設的第三個層面。它不僅是在憲法性制度的指導下，制定出政治生活所需的具體行動規范和秩序等，使政治制度運行起來，而且將政治價值落實在人的行動中，是政治價值得以實現的最關鍵一步。以下，我們將對政治制度創設的3個層面進行具體分析。
第一，政治價值。政治價值是政治制度創設的起點，政治制度是以政治價值為目標才展開的，所以政治價值選擇的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到人民對于政治制度的認同，也就是合法性的問題。“所謂合法性，指的是社會公眾對政治制度的認同和忠誠的觀念，也就是社會公眾對政治制度的心服口服?！闭\如馬克斯·韋伯所說:“沒有一種統治僅僅以價值合理性為動機，竹為其繼續存在的機會，勿寧說，任何統治都企圖喚赴并維持對它的合法性的信仰?！彼匀藗冎挥性诨镜恼蝺r值方面達成明確的共識，才能依止匕注行澎治制度的選擇和建構。因為“價值所反映的是每個人所需求的東西，或者反映的是人們心中關于美好的衣正確事物的觀念，以及人們‘應該’做什么而不是‘范要’做什么的觀念。”所以，我們選擇的政治價值,應該反映共同體成員的普遍利益訴求。但是如何迭擇具有普遍訴求的政治價值呢?首先，我們以為不恒地域的民族由于獨特的歷史和文化環境形成了其狙特的政治價值偏好，也就是傳統的政治價值，它對于本民族具有很強的適應性，所以政治價值選擇很有必要從傳統的政治價值序列中發掘出至今仍合適宜以部分，我們稱之為自生的政治價值。自生的政治價伯蘊含在人們日常生活習慣、風俗傳統之中，是被一什代人甄別和傳承下來的，并且是在與不同的政治價伯的競爭中保存下來的在當今仍具有鮮活生命力的部分，它直接表現為人們的行為所反映的道德意識。因而在自生的政治價值指導下設立的政治制度可以說是對業已存在于共同體成員之中的行為規范的制度化，所以這樣的政治制度很容易被共同體成員所接受和認可，并且在運行中很少會遇到阻力。其次，隨著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也在加深，傳統的政治價值觀念會受到不小的沖擊，動治價值認同會發生變化。更加適合人類自身發展區政治價值在不同民族之間逐漸達成共識，例如人權、自由等，所以還要在外來的政治價值中選擇已經本土化的部分。這里所說的本土化，不是說對于外來政治價值帶有地方特色的理解，而是說外來的政治價值在共同體內傳播后已經得到共同體成員認同的部分。這些被大眾接受的政治價值之所以能被本土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說是因為它們具有普適性。
第二，憲法性制度。憲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創設的第二個層面，它是整個政治制度的基礎，因為憲法性制度上承政治價值，將抽象的政治價值內化于其中;下啟規范性制度，給規范性制度的展開以指導。它連接了政治價值和規范性制度，使政治制度渾然一體。
首先，“一方面，政治制度不僅是政治價值的外在疑固形態，物化形態，另一方面，由特定的政治價值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必然反過來要強化以及推動這種價值的進步、完善和發展。”而憲法性制度就是抽象的政治價值落實在現實中的第一步，那么如何將政治價值內化與憲法性制度之中呢?因為政治價值具有很強的抽象性，而且不同的人對于相同的政治價值的理解往往是不一樣的，所以如何在政治生活中體現出政治價值經常令人難以把握。我們以為，第一，要從政治價值出發，發掘出更為具體的政治原則，這些政治原則是對政治價值的初步展開，要能體現出政治價值的訴求，而且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之后我們可以通過審慎的政治制度設計，將政治原則轉換為可操作性的政治制度，這樣的話政治價值就內化于政治制度其中了，這些政治制度我們稱之為憲法性制度。比如我們將可以將自由看做我們要追求的政治價值，但是對于它的理解有太多的差異，單單說追求自由往往讓我們感到無所適從。不過我們可以通過分權制衡的政治原則去設計政治制度，通過限制政府的權力使自由免于被侵犯，也町以在憲法中設立一些具體的不可侵犯的公民權利，給人們提供追求自由的環境等。第二，要將從政治價值中分離出的政治原則添加在憲法和基本法律之中，由于憲法的神圣性和持久性給政治原則以崇高和恒久的地位，那么根據政治原則設立的政治制度也就具有了強力的保障。同時，政治價值也就獲得了憲法所賦予的合法性和法的威懾作用下的強力保障。
其次，由于規范性制度是在憲法性制度的導引下展開的，規范性制度也指明了共同體成員的參與政治生活的具體行為準則，所以憲法性制度的創設不能只考慮到對于政治價值層面的統一，還要考慮到它所導引下的規范性制度是否能從它這里得到展開具體行為活動的標準。所以憲法制度還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有學者則指出我國當前的民主體制還不夠完善，無法提供滿足公民包括青年學生政治參與制度化的參與渠道，尚未形成能吸納廣大公民政治參與的能力[4]。這些研究雖在現狀、問題、成因及對策方面進行了探討，但卻未深入分析大學生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影響因素及其內在聯系。因此，本研究將探尋大學生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影響因素，并分析彼此間的內在聯系。采用問卷的方式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學進行調查，運用SPSS因子分析方法，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大學生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影響因素，并借此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和建議，為提高大學生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積極性和政治參與度提供參考和借鑒。
理論假設與模型構建
動機作為行為的動力，直接推動個體活動的動力，具有激發、指引功能，并與行為特別是行為傾向具有一致性。因此，本研究將選舉動機作為選舉行為傾向的重要變量，并假設（H1）選舉動機越強烈，對選舉行為傾向影響越大。但是，任何動機和行為都是以認知作為前提和基礎，其認知水平的高低也必然會影響動機，因此假設（H2）選舉認知水平越高，選舉動機越強烈，假設（H3）選舉認知水平越高，選舉行為傾向越大。此外，動機理論還認為人的需要、興趣、愛好、價值觀等都需要轉化為動機后才能對活動產生動力作用。
態度作為價值觀之一，也必將對行為傾向產生影響，因此我們假設（H4）選舉態度與選舉動機呈正相關，即選舉態度越正向，越積極，選舉動機越強烈。美國學者Fishbein提出了理理論(TheoryofReasonedAction，簡稱TRA)，該理論認為，個人表現出特定行為是受個人的行為意向影響，而行為意向在某種程度上是由個人對此行為的態度與主觀規范所決定。但是由于理理論是基于理性人假設，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Ajzen加入了認知行為控制這一變量，并將其理論發展為計劃行為理論(TheoryofPlanedBehavior，簡稱TPB)，主要用來預測和了解人類的行為，后來被廣泛用于社會心理學、人力資源管理、營銷和消費等領域。計劃行為理論認為，態度越正向，越積極，其行為意向就越大，反之越小[6-8]，且Katz和Stotland，Rosenberg和Hovland也曾在研究中發現，人的態度是行為反映的基礎[9]，因此，本研究將選舉態度作為影響選舉行為傾向的變量之一，假設（H5）選舉態度與選舉行為傾向是正相關，即選舉態度越正向，越積極，其選舉行為傾向就越大，反之越小。此外，許多心理學家認為態度由情感、認知、意向三部分組成，學者洛開奇（M•Rokeach）甚至認為態度作為一種具有結構的復雜認知體系，是個人對于同一對象的數個相關聯的信念組織[10]。由此可看出，認知作為人們心理活動產生的最初來源，對態度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假設（H6）選舉認知水平對態度有正相關關系。
研究方法
（一）變量界定與問卷編制
選舉認知水平是指個體對人大代表選舉的了解和認識程度、理解和評價能力，在本研究中，認知水平則是對人大代表選舉的程序、人大代表的權利和義務、人大代表選舉的意義的認知和了解程度的測量，采用李克特量表，從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較了解到非常了解，分別賦值1至5分。選舉態度指參與選舉的主體對人大代表選舉的評價和看法，表現為認可與否定程度，贊成與反對程度的狀態。如是否能選出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人大代表制度設計的合理性、透明度等，分為“完全不認同、少部分認同、一般、大部分認同、完全認同”5個程度，分別賦值1至5分。選舉動機是指選舉主體受外界刺激和內在需求綜合作用產生的內在動力。本研究采用參加選舉是否有自豪感和榮譽感以及參加選舉的目的是為了選舉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或是行使自己的權利還是例行公事等。從完全不符合、少部分符合、一般、大部分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賦值1至5分。選舉行為傾向是人們對人大代表選舉所預備采取的先前反應和意向，具有預備性質，它是選舉行為的直接驅動力，但不等于外顯行為[11]。其量表內容包含“如果條件允許是否愿意參加人大代表選舉”，“是否會主動參加”以及“是否會選擇代表自己意愿的人”，答案“是”“否”分別賦值“1”和“0”。
（二）數據來源與統計方法
為了保證問卷的質量，首先在電子科技大學進行小樣本試測（N=60），并運用SPSS20.0對問卷進行了信度和效度檢驗，在此基礎上根據調查學生的反饋情況進行反復調整與修正，得到了最終問卷，共28題。最終問卷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學（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南交通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和四川農業大學）進行問卷調查，主要考慮到作為“211工程”大學的學生，綜合素質總體更高，因而更加具代表性。我們共發放問卷750份，每所大學150份，收回701份，剔除大量未填寫和真實性不足的問卷，同時采用序列均值對少量題目未填寫的問卷進行缺失值處理，最終有效問卷共649份，有效率87%。樣本基本情況見表1。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簡稱SEM模型），具有同時考慮和處理多個因變量、將無法直接測量的屬性納入分析以及允許自變量和因變量含有測量誤差等優點，近年來在科學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本文采用AMOS20.0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對所構建的模型進行檢驗假設和分析，并用SPSS20.0進行輔助分析。
模型檢驗與實證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在進行模型擬合與假設檢驗之前，首先對問卷量表進行了信度和效度檢驗。采用Cronbacha來檢驗問卷各項的內部一致性，當Cronbacha值≥0.70時，屬于高信度，0.35≤Cronbacha值＜0.70是，屬于尚可[12]。本問卷的信度為0.830，各項目的Cronbacha值也在0.600以上，因此問卷的可信度較高。效度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進行檢驗，KMO為0.793，且各因子的值也在0.6以上，同時各觀測變量的因子負荷均大于0.50，且通過最大方差旋轉法提取特征值，四個因子均大于1，說明問卷測量的項目比較準確的反映了選舉認知水平、選舉態度、選舉動機和選舉行為傾向這4個因子的特征。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二）模型檢驗與修正
本研究運用統計軟件AMOS20.0對假設模型進行了檢驗。模型擬合度采用公認指標[13-14]來衡量。一般認為，X2/df的值應小于3，RMR和RMSEA的值應小于0.05，GFI、AGFI、IFI和CFI的值應大于0.9，且越接近1越好，PGFI和PNFI的值應大于0.05。模型擬合結果如表3（初始模型）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各項指標均達到了要求，模型擬合度良好。但在模型假設檢驗中，我們發現H3、H5、H6并未通過假設檢驗（見表4），說明選舉認知水平和選舉態度對選舉行為的影響不顯著，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態度的影響也不顯著。根據簡約擬合度原則，我們去掉了H3、H5、H6三條路徑，得到如圖2所示的修正模型。經檢驗，修正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均達到了標準，且簡約擬合度有所上升（見表3）。修正模型擬合標準化解如圖2所示。
（三）討論與分析
H1通過了檢驗假設，并且我們發現，選舉動機越強烈，選舉行為傾向越大，這與動機理論是相吻合的，一切需要和心理活動都要轉化為動機才能真正促進人的行為。在實際生活中，很多人會因確信其投票不會對投票結果產生任何影響而不愿意參加投票，但一般而言，行使公民權利所帶來的滿足和利益，以及不參加投票所面臨的社會壓力，也足以促使大多數的人們參加投票活動[15]。行為科學認為，只有當需要達到一定的強度，再加上客觀條件即誘因的刺激時，兩者共同作用才能最終形成人的行為，這對選舉動機與選舉行為傾向的關系也具有很好的解釋性。
H2通過了假設檢驗，即選舉認知水平越高，選舉動機越強烈。雖然我們所調查的都是大學生，但對人大代表選舉的認知卻是有差別的，它會受專業、家庭背景、政治面貌等因素的影響。雖然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動機有顯著的影響，但這種影響較選舉態度對選舉動機的影響要弱。
H3未通過假設檢驗，即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行為傾向的影響并不顯著。所以，認知水平與選舉行為傾向雖有重要聯系，但這種影響并非直接的、決定性的。認知要變成行為，中間還有許多中間變量和可變變量，而選舉動機在本研究中即是這個重要變量。
H4通過了假設檢驗，即選舉態度對選舉動機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這與之前的理論依據“人的需要、興趣、愛好、價值觀等都需要轉化為動機后才能對活動產生動力作用”相匹配。
H5未通過假設檢驗，即選舉態度對選舉行為傾向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其原因與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行為傾向的影響有相似之處，選舉態度也需要作用于動機才能對選舉行為產生影響，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還會受到外界環境和大學生個性特征等因素影響。這是因為相比其他社會群體而言，大學生更加理想主義，更容易被外界環境所影響，當他們認為選舉公正、公開、民主，能選出真正讓他們滿意的代表時，就會有較高的熱情和積極性，從而選舉動機更加強烈；反之，如果外部政治環境較差，認為選舉不公正或者被選舉出來的人大代表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時，就會相當消極，甚至產生抵觸心理。
H6未通過假設檢驗，即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態度的影響并不顯著。這是因為在研究中我們發現，雖然調查對象均來自“211工程”大學，但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民主意識與他們的綜合素質并不成正比，選舉認知水平普遍偏低，對選舉以及人大代表制度的了解程度的均值都低于3分（總分5分）。在這種狀況下，大學生很容易產生從眾心理，人云亦云，不認真分析也不顧是非曲直而盲目從眾；同時還會受到許多固定觀念的影響，導致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態度的影響不顯著。
此外，我們在進行基于人口統計特征的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時還發現，在性別、年級、專業、政治面貌、是否為學生干部和家人是否有在黨政機關工作的群體里，各假設路徑雖有微小變化，但并無顯著性差別，因此，模型對于解釋大學生參與選舉影響因素的解釋具有普遍意義。
1.農民工政治參與是實現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基本要求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農民工作為我國公民組成的一部分。也是處在憲法的保護之下,有著參與國家政治、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權利。加強農民工的政治參與,能使農民工的基本政治權利得到保障,也體現了憲法賦予每個公民以參與國家政治、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權利。
2.農民工政治參與是實現社會公平、建立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政治參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政治民主程度。公民廣泛的參與到國家民主政治生活中去,才能表達反映各自的意愿和需求;政府通過廣泛采集民意,才能為各項政策、措施的制定行使提供可靠依據。這樣,才能更加公平的制定決策,才能使國家政策兼顧到更廣泛的各階層。
女性政治參與的重要基礎就是獨立參與社會事務，主要是經濟生產活動。而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角色分工對女性參與就業與社會公共領域事務帶來很大的限制，如果沒有職業領域的參與和發展、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而需要依靠男性供給的話，女性進入政治領域的機會將是非常有限的。從目前來看，各個國家女性獨立的經濟地位、參與社會事務能力的獲得主要是在高等教育階段。高等教育提供了各學科、專業知識、技能的培訓，如醫學、工學、法學等，幫助女性成功走上就業崗位。不僅如此，高等教育經歷還成為女性在進入工作崗位后向更好階層流動的階梯。從近些年來的歷史看，在工業化國家或正在工業化的國家，那些具備良好條件獲得系統高等教育的人走在了前面。一般來講，經濟越獨立、經濟地位越高，參與政治系統的可能性越大、機會越多，所以，從一般的經驗性數據來看，高等教育對女性就業以后的政治參與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2培養女性政治認知和政治情感
作為公民政治社會化的主要途徑，高等教育已經成為女性由“過度階層”到“積極公民”轉化的關鍵環節，對女性日后能否積極參與政治系統具有重要影響。高等教育通過開設正式課程對大學生進行系統的政治教育，目前我國高校都開設專門的思想政治課，承擔著介紹主流政治思想，宣傳主流意識形態，傳承主流政治文化的功能，引導大學生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及形成對待政治體系、政治現象的正確態度，成為有效的激發大學生追求進步的動力。同時高校還開設一系列有關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文學等方面的人文素養課，進行全面的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學生的民族認同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責任感。這些課程的開設潛移默化地將政治知識傳授給女性，如對國家政治制度和運行方式、政黨功能以及活動狀況、公民權利和義務的了解等等，為女性參與政治提供了知識基礎。另外，高等教育中的政治學、理論及相關專業的設置將培養一部分能夠直接參與到政治體系中的女性人才，如國家、省、市等各層次的政府工作人員，而無論這些政治學專業學生是否直接進入政治體系，其在高等教育階段接受的專業教育都將使其在高等教育階段之后繼續保持一定政治敏銳性和參與政治體系的熱情。
3鍛煉女性參與政治實踐的能力
1.大學生政治參與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效的關鍵路徑
政治參與是實現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最為主要的誘導型方法。社會主義政治社會化的主要目的是為社會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來推動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同時顯現公民自身的全面發展，彰顯公民自身的存在價值。大學生政治參與是大學生與整個社會政治環境一種思想上、行動上的交流，通過政治參與，吸取能夠完善自身健康發展的一系列積極、有效的元素。大學生政治參與過程中可以增長自身的政治知識，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與水平，培養自身的政治意識，提升愛國主義情感與民族責任感。大學生可以通過政治參與來培養自己對社會一些特定現象的寬容之心，培養自身處事過程中的大局觀念與團結統一的思想行為，增強自身的責任感。政治參與是大學生進行自我教育，形成健康理性思維的重要途徑。實踐證明，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灌輸過程，而是需要大學生從內心去學習、去實踐，政治參與恰恰是學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政治參與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導的有效辦法，能夠為大學生創設一個特別的思想政治教育環境。高校在針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中，要科學把握政治參與這一特別的教育方式，對大學生進行有效的引導與訓練，全面提升大學生自身的政治素質，促使高校大學生以一個積極的心態投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來，在社會主義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發揮其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合格的接班人。
2.大學生政治參與對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反饋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公民更為關注與維護自身的相關利益，追求個人的社會價值。如何在保護公民自身權益的同時實現公民政治社會化，培養公民的社會責任感與社會公德成為現代社會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高校大學生是公民體系中具有高知識、高學歷、高層次的一類特殊群體，對國家未來健康發展具有中流砥柱的關鍵作用。高校大學生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能夠有效學習并掌握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培養自身的政治覺悟與思想道德水平，鍛煉自身正確的政治行為。大學生通過政治參與，在與社會政治環境交流的過程中汲取社會環境中優秀的思想與社會行為作為自身發展的政治榜樣，培養自身高尚的思想品德素質。大學生政治參與效果是對社會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反饋，政治參與是大學生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的綜合體現。大學生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經歷了理論學習、實踐、反饋至理論再指導實踐的一個完整的過程，受教育者經歷了一個在學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政治環境相互融合、從學校逐步擴展至社會的教育路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實效的根本保證。
二、強化大學生政治參與的策略
1.拓寬政治參與渠道，強化大學生個體的政治意識
實踐證明，政治參與渠道直接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深度與廣度。目前，國內普遍存在大學生政治參與渠道匱乏的問題。網絡化快速發展的社會背景下，社會要積極融合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促使其共同發揮正面作用。同時，運用健康的政治參與網絡，把高校大學生利益群體進行有效關聯，最大限度地融入到政治體制改革實踐過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部門必須從本質上認識到大學生政治參與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實踐中廣泛開拓政治參與渠道，增設大學生政治參與的相關形式，開通網絡交流平臺，鼓勵學生對社會、社會公共事件等一系列社會熱點問題發表自身的見解與意見。與此同時，社會、高校與國家三者需要緊密合作，共同努力解決一系列不利于大學生政治參與的相關問題，為高校大學生政治參與提供相應的服務，全面提升大學生自身的政治參與意識。實踐中，國家、社會與高校共同聯合為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參與機會，為大學生創設一個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培養大學生個體的政治意識。
2.重視政治參與的實踐鍛煉，在實踐中培養大學生政治參與能力
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發展的棟梁之才，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大學生需要過硬的理論知識，同時還需要具備過硬的專業技術能力與實踐能力。實踐中，國家、社會與高校要為大學生提供社會鍛煉實踐的平臺，為大學生能夠快速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有效融入社會政治環境提供條件。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實踐教育這一關鍵環節，促使大學生在實踐中培養自身的政治參與習慣，逐步提升其政治主體意識與政治參與能力。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要高度重視大學生政治參與實踐活動的開展，最大限度地拓寬學生政治參與渠道，培養學生政治參與意識，鍛造大學生政治參與能力。
三、結語
一、網絡政治參與的基本內涵
近年來，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互聯網用戶規模的擴大，我國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熱情與日俱增，參與方式也日益多元化。本文認為，網絡政治參與指在信息網絡條件下，網民作為參與主體，以互聯網為活動空間參與社會政治生活，以期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家決策從而實現公民政治權利的行為。對這一界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
首先，從網絡政治參與的主體來看，由傳統意義上的“公民”轉變為身份內涵復雜的“網民”，也就是說，網絡政治參與者具有現實和虛擬兩種身份。
其次，從網絡政治參與的對象和目標來看，它與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參與沒有本質的區別。在一定程度上網絡政治參與是現實政治生活的延伸，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主要目的在于影響政府的活動，使政府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以及政策的執行能夠滿足他們的利益要求。
第三，從形式和手段來看，網絡政治參與拓寬了公民參政的渠道，擴大了直接民主的范圍，公民獲得信息機會的可能性增大。
二、網絡政治參與對我國政治文化的影響
（一）網絡政治參與對我國政治文化的積極影響
網絡政治參與在很大程度上減弱了民眾由于權力、財富、身份、地位造成的不平等狀態，激發出民眾平等、自由、尊重的思想觀念。
1.推動公民政治社會化的進程。作為政治文化形成、維持和改變的過程，政治社會化“對個人來說，是個人獲得政治知識，形成政治信仰、觀念、態度和行為模式的學習過程”。網絡是政治社會化的途徑之一，且網絡政治參與過程本身就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公民在網絡政治參與過程中，通過關注政治現象和政治問題，掌握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識，政治認知、政治態度、政治評價和政治信仰悄無聲息地發生著變化，并逐漸形成較為成熟穩定的政治人格。
2.推動政治文化向參與型政治文化轉變。阿爾蒙德根據人們在政治系統中的輸入、輸出以及扮演的政治角色，將政治文化分為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參與者政治文化。參與者政治文化“是社會成員往往公開地取向于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以及政治的和行政的結構與過程的一種文化”。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物質與制度層面發生了巨大變化，網絡政治的興起和發展使中國公民獲得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參與途徑，激發了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對傳統的非參與型政治文化會形成巨大的沖擊。網絡政治文化突破了網民的階層局限與信息局限，調動了公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近年來，網絡監督已經成為普通公民表達民意、維護權益、鞭撻腐敗的迅捷而有效的工具。
（二）網絡政治參與對我國政治文化的消極影響
網絡政治是一把“雙刃劍”?；ヂ摼W自身具有的隱蔽性與虛擬性容易導致網絡政治參與的欺騙化與非法化。
1.政治參與盲從導致公民的政治認知出現偏差。所謂政治參與盲從，是指“公民進行政治參與，既不是被一定的目的或動機所驅使，也不是由于直接迫于某種外在的壓力，而是源于自身的一種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覺”。某些民意制造者雇傭“網絡推手”和“網絡水軍”，使之按照自己的意愿批量生產“民意”。這些推手和水軍往往利用“羊群效應”和“沉默的螺旋”的大眾心理，以普通網民的身份留言、發帖、跟帖，對網絡輿論進行惡意引導，傳播“民意病毒”。由于網民難以駕馭無限的網絡信息，更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消化和辨別這些信息，導致其缺乏深思熟慮和意見多變，從而易發生政治參與盲從和非理性行為。
(一)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社會必要性
非政府組織作為介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第三部門,具有非營利性、公益性等特點。這與政府公共機構的公共價值目標相同。兩者在為社會提供高質量、多樣化、高水平的公共服務方面,是不沖突的。突發公共事件的管理,具有非常明顯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屬于典型的公共產品。市場在提供公共產品時會出現“市場失靈”的問題,因此,公共產品主要提供者應該是政府。但是政府也存在“政府失靈”,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可能出現低效與尋租的情況。所以,在公共危機治理的過程中,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可以進行互動合作,實現政府危機治理能力的提高。非政府組織的生存空間正是以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存在為前提。在應對重大自然災害和重大突發事件過程中,非政府組織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同時還能極大減輕社會管理的成本。
(二)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特有優勢
1.行動靈活。當出現公共危機時,政府組織往往由于嚴格的層級體系或某些政治原因、價值因素使得其反應緩慢。與政府體系相比,非政府組織作為一種社會自治機制,決策是分散而獨立的,它可以即時作出反應,迅速滲入事件的各個環節,并根據各種既定的條件來確定自己的戰略、策略和計劃,靈活調整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
2.專業性。雖然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現在專業性還很不足,但是非政府組織的專業性是它的一個特點。大多數非政府組織在成立之初就將自己的目標定得非常具體明確。例如,關注某類社會問題或救助某些弱勢群體,然后根據自己的目標設定標準來吸納組織成員,最后形成了專業特色鮮明的人員組合,并長期從事社會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
3.民間性。政府在處置一些危機事件時,往往是從自上而下的角度作為外部角色去對待,而非政府組織是以水平的角度、平等的眼光在與群眾的交融中去對待,其工作手法特別注重通過有效溝通來引導社會公眾的參與,與社會成員打成一片從而為問題的解決做好鋪墊。它們上接政府,下聯基層群眾,社會觸角和成員基礎十分廣泛,具有很強的民間性[1]。
二、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現實困境
(一)非政府組織官辦色彩較濃
現實中,中國大多數的非政府組織是由政府的職能部門轉變過來的,或者是由政府部門直接建立的,它們在組織、職能、人事、活動方式和管理體制等多方面嚴重依賴政府,甚至仍然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發揮作用。非政府組織對政府的過分依賴,一方面助長了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直接干預,削弱了組織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嚴重束縛了非政府組織的活力,妨礙了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治理中優勢的發揮。
(二)有關非政府組織的法律體系不健全
一是有關非政府組織的法律法規不健全。目前中國還沒有一部統一的、完整的有關非政府組織的法律,非政府組織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確法律規定。二是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權利和途徑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定。據統計,中國目前已經制定涉及突發危機事件主要是針對整個國家應急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逐步對應急管理體系進行了完善。但是在現行的法律、法規和各級應急預案中對突發事件中非政府組織權責的規定并不明確,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規定。
(三)非政府組織的社會公信力不夠
據統計,目前中國非政府組織中的職員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專職工作人員;二是兼職工作人員;三是志愿者。其中,專職工作人員的規模一般都不是很大,相當多的組織雇傭兼職人員,較少使用志愿人員。缺乏志愿者大概是中國非政府組織與發達國家非政府組織在人力資源方面的最大差異。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缺乏廣泛、深層次的社會認同,社會公信力不夠。這就使得非政府組織在組織群眾應對危機時,很多工作都無法順利進行。
(四)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缺乏溝通協調機制
長期以來,“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使政府幾乎包攬公共危機事件所有階段的全部工作,表現在公共危機事件發生時主要依靠的力量還是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部隊和相關的組織工作人員,在整個應對過程中與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協調機制基本沒有建立起來。一方面,在公共危機事件應對過程中,政府部門與非政府組織之間或是疏于聯系,或是政府部門僅以傳統行政命令的方式傳達其決策,彼此之間缺乏互動溝通;另一方面,在公共危機事件治理中,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分別應該承擔哪些職責、具體負責哪部分工作,或是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一起又應該承擔哪部分工作等情況,在中國的公共危機治理體系中都沒有明確的規定。
(五)非政府組織自身發展受限
一是資金不足?，F階段的非政府組織正處于一種從政府領域向公眾領域的過渡時期,一方面政府提供的撥款數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政府也鼓勵非政府組織財政上爭取獨立和自負盈虧。物質資源和財政資源是危機管理的基礎,而目前非政府組織在資金籌措和運作能力上普遍能力不足,以至公共危機事件發生后的救助捉襟見肘。二是人才不足。這使得中國非政府組織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時所應該具備的技術和專業能力,包括應對公共危機事件中的組織架構的設定,管理機制、運行機制的確立,社會資源的整合,專業資源的挖掘,自身形象的塑造等各方面,還有在善后處理中對非政府組織自身的監督,績效的自我評估等能力,都顯得明顯不足。
三、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治理中作用的建議
(一)從政府層次,應重視和加強非政府組織的發展
第一,政府要積極培育和發展非政府組織。不能簡單地把非政府組織作為其管理和執政的助手,要充分認識到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重要性和長遠意義。要將培育和促進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作為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一項重要任務,尊重非政府組織,努力在平等的基礎上同非政府組織進行溝通、協調和合作。第二,要健全對非政府組織管理的法律法規。一是根據中國社會的發展情況,適時制定《非政府組織法》,完善非政府組織管理模式,同時要在非政府組織法律框架中明確規定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地位,為其活動的開展提供便利條件。二是要在有關公共危機管理法規中明確非政府組織的責任,同時對非政府組織的運營實行必要的法律規制,在法律上對非政府組織處理危機事件的行為加以保障和規范。第三,要加大對非政府組織的資金支持力度。我國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治理中普遍資金匱乏,盡管有些非政府組織有一定的收入,但經費的來源通常是其成員交納的會費或提供的服務性收入。針對這種情況,政府應當撥付一定的款項作為資金支持,并通過制定優惠的稅收政策或是項目引導等方式創造條件,為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和物質基礎。第四,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互助的公共危機應對機制。首先要成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組織協調機構,由政府部門官員和非政府組織的領導、骨干組成,工作人員以兼職方式任職,平時不在位,危機時刻則立即組合到位,具體負責統一調度指揮分散的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為危機解決提供組織保障。其次,要搭建兩者之間強有力的危機溝通平臺,充分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推進電子政務建設,通過應急平臺等方式,建立二者之間實時聯動的危機信息溝通渠道。再次,政府在常態管理中要加強對非政府組織危機管理工作的指導、協調,使它們的工作安排與政府的各級應急計劃相互銜接,避免出現脫節漏洞或職責不清[2]。
(二)從自身角度,非政府組織應加強自身能力建設
首先要加強理念建設。對于一個非政府組織,理念或使命是其存在和發展的靈魂,代表組織的目標和方向,也是它取得社會資源的基本依據。確立非政府組織的使命,實際上就是確立它的社會理想和社會責任,為它的未來發展定位。其次,要提高專業素質。一方面要借鑒國外的經驗,開展科學化、規范化的組織操作,建立“決策機構、執行機構、監督機構”三位一體的管理體制;另一方面要引進專家和學者,積極開展有關非政府組織在應對公共危機時的運行模式、發揮作用的程度、與政府的關系以及績效評估等公共危機理論與政策的研究,從而不斷提高非政府組織的專業化素質[3]。再次,要完善管理制度。包括制定危機處理的基本程序,明確相關人員的責權范圍,利用各種手段來完善自身的運行機制等內容,對其微觀行為進行規范。
(三)從社會層次講,提高非政府組織的社會認同度
從社會層次上推進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作用的完善主要是加強公民文化建設,提升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管理的外在合法性。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培養公民的參與意識。公民應具備良好的參與意識,積極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作為公民社會的主體,公民還必須充分明了自己的權利與責任,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積極地承擔監督和參政的責任。第二,培養公民的志愿精神。非政府組織“志愿性為公”的性質,決定了人們參與其中的激勵依靠是人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由于應對公共危機具有一定的危險性,這種超然物外的激勵與權力、金錢相比就顯得較為脆弱。所以,培養社會的獨立性、自主性的同時培養社會的公德心、使命感就顯得格外必要。
參考文獻:
[1]沈榮華.非政府組織在應急管理中的作用[J].新視野,2005,(5).
[2]石奎.危機管理中非政府組織的作用[J].桂林電子工業學院學報,2004,(2):15.
[3]趙語慧.公共危機管理中的非政府組織參與研究[D].鄭州:鄭州大學,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