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7 15:19:12
序論：在您撰寫國際貨幣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1.注重危機處理的應急性
在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再加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各國間的貿易往來越來越多，這使得世界不同經濟體之間的關系趨于多樣化。目前世界經濟的發展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世界金融監管國際合作部門在金融風險預防方面、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形勢下國際組織對于危機處理的應急性比較關注，危機出現之后才實施治理，這樣就會給世界經濟帶來一定的損失，這與當下社會發展將危機制止于萌芽中的要求不相符。除此之外，在對金融危機實施處理的時候，通常情況下是幾個國家臨時組建一個機構，就一些金融危機實施商討，一旦危機過后，此種合作就會消失，這就使得目前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穩定性有所缺失，對于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極其不利。
2.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管理不到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國際金融合作中一個主要的金融組織，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基于美元而組建，在那個年代下對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有一定的益處，在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國際貨幣及基金組織的原則與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已經不相適應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中，主要是以美國、日本和歐盟經濟為主體，約占貨幣基金組織的56.09%份額，但是發展中國家占有國際基金組織份額不到50%，這就使得在發達國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很好的發揮作用，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卻存在一定的阻礙，這就需要加強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管理。
二、促進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機制的方案
1.強化各個國家之間的聯合，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實施有效的監控
國際間金融合作的實質是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實施有效監控。國際投機資本的瘋狂是使得金融危機出現的主要原因，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總交易額急劇上漲，以實現每天1.5萬億美元以上的交易額，市場上的投機資本已經高于7.2萬億美元，然而金融投機者一直在尋找漏洞，伺機制造風波，以追求高額的利潤。當前國外的經濟學家倡導金融自由化，對于監控與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認知了。所以，一定要強化各個國家中央銀行之間的信息交流，促進各個國家之間資金的融通，以更好的應動流動性危機，這樣可避免金融投機者鉆空子，對國際金融市場薄弱環節實施有效的監控。
2.確保國際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與協調趨于完善
眾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國際金融監管機制發揮著重要效果，推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然而在其使用的過程中依舊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說，在溝通與協調機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爾協議》、《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還有以后陸續召開的相關會議使得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溝通與協調得到些許進步，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目前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在不斷的加快，世界各個國家有了較頻繁的貿易往來，因為各個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有所差異，同時世界形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需要各個國家要實施聯合，以實現對經濟危機進行很好的解決，保證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國家與國家的相處都是靠利益來維持的，為渡過金融危機，國家之間的溝通、協調一定要本著公平的原則，這有助于促進國際金融監管機制的不斷完善以及改革。
3.確立多邊信息資源交換與共享制度
在區域經濟和國際金融逐漸一體化的影響下，應該確立多邊范圍的國際金融監管信息儲備中心，就相關文件、資料進行必要的交流與溝通，例如可通過監管聯席會議,的召開，對主要的問題實施交流，一起來探討解決問題的良方，實現國際金融監管的成本的降低。與此同時要加強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將銀行監管的灰色區域減少，創造銀行海外機構的多層次、多方位的有效監管機制。
4.建立統一金融監管國際標準
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的國際標準是國際監管組織的重要目標，同時也是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核心內容和有效形式。當然這個統一標準也應充分考慮不同經濟體制、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實際。但是，包括巴塞爾協議，IOSCO標準，IAIS標準在內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都是為成熟的市場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對其進行修改，試圖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歷次發生在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證實，這種修補后的標準未能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這些國家成為世界金融監管體系中的最薄弱關節。因此，在制定金融監管的國際標準時一定要考慮到不同國家的適用性問題。
5.加快實現全球性綜合并表監管
目前，在歐共體成員國與十國集團內已經實現了并表監管。按照國際通用的會計準則對現行會計準則作必要修改。對于并表監管內容，針對銀行跨國經營的特點，可就資本充足性、貸款集中程度及國家風險優先考慮，而對目前尚不能實現并表的項目，也必須從綜合監管的角度出發，對整個銀行集團綜合評估。
三、總結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經濟學家們一直認為資本賬戶自由化——資本在各個國家間自由地無限制的流人與流出確實是有益的，它對債務國有益，同時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然而，過去幾十年中所發生的銀行投機和金融危機——從拉美國家20世紀80年代的金融危機，斯堪的納維亞地區1990年的危機，到后來發生的墨西哥、東南亞、俄羅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機徹底打破了這一觀念。在這本文筆簡練、分析透徹的著作中，歐洲經濟學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讓?梯若爾分析了上述危機的特征，防范危機的制度改革，以及為此而進行的全球金融體制的重建等重要問題。
?讓?梯若爾首先分析了關于金融危機以及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普遍觀點。他認為，大多數的改革建議只注重表象而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并且無法協調建立有效的融資限制條件與確保借款國自行改革之間的目標沖突。他強調指出，正確識別市場失靈對于重建IMF的目標責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將公司金融、流動性供給以及公司風險管理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個體國家的借款問題。建立在“雙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審視了通常建議的政策，并且考慮了多邊組織如何幫助債務國在開放本國資本賬戶的同時獲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經濟學家對于以下觀點已經形成了廣泛的共識，即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允許資本在各個國家間無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確實是有益的。它對于債務國是有益的，對于世界經濟也是有益的。資本流動的兩個優點是顯而易見的：第一，資本流動創造了較好的保險機遇，并促進了投資和消費的有效配置。資本流動使得家庭和企業能夠在世界范圍的市場上對本國的(流動性)沖擊進行保險，消費者因而得以平滑他們的消費，而企業則可以更好地管理它們的風險。商業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動性管理促進了投資和經濟增長。第二，除保險作用外，資本流動允許儲蓄從低回報國家流向高回報國家，這種資本轉移提高了世界范圍的經濟增長…
【序言】
我非常高興看到《金融危機、流動性與國際貨幣體制》在中國出版。2002年12月，應鄒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做訪問，期間與EMBA學員和博士研究生討論了本書的基本觀點。對于所面臨的國外借貸及其與世界金融體系的相互關系等問題，中國也許與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不同，因而本書的某些觀點必須加以修正以適合中國的現實。但無論如何，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國的讀者會對本書的基本觀點感興趣。
讓?梯若爾1953年出生在法國巴黎附近的一個小鎮，1976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素有法國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搖籃之稱的法國理工學院。1978年，在他獲得巴黎第九大學應用數學博士學位后不久來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繼續深造，并于1981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梯若爾繼承了法國學者重視人文科學的傳統，再加上他深厚的數學功底，很快就顯示出了他在經濟學研究領域卓越的天賦和才華。他當時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并以1982年和1985年發表在最權威的Econometrica（經濟計量學雜志）上的兩篇經典論文奠定了他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地位。此后，梯若爾轉向了當時正在興起的產業組織理論，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時師從于著名的博弈論大家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論。梯若爾將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應用于產業組織理論，開始構建了一個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決產業結構調整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產業組織理論》出版，標志著產業經濟學新的理論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幾年中，這本書一直作為世界著名大學經濟系研究生的權威教程而廣為流傳，至今無人超越。
1991年，梯若爾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論》正式出版。這本著作立即成為博弈論領域最為權威的高級教程，十幾年來一直無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爾和拉豐教授共同開創了激勵理論的一個最新的應用領域——新規制經濟學，并以兩本經典著作《政府采購和規制中的激勵理論》（1993）和《電信競爭》(2000)完成了這一理論大廈的構建，同時確立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開創者地位。
梯若爾從當代經濟學三個最前沿的研究領域博弈論、產業組織理論和激勵理論的十幾年融會貫通的研究中獲得了經濟學研究的真諦和“秘笈”，這個真諦就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直覺——即透過紛繁復雜的經濟學現象把握經濟學本質規律的能力，而這個秘笈則是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自90年代中期起，梯若爾開始以一個開拓者的姿態征服經濟學的新領域：經濟組織中的串謀問題（1992）,不完全契約理論（1999），公司治理結構(2001)，公司金融理論（2002），國際金融理論（2002），以及最近完成的經濟心理學（2002）。在上述每一個領域，梯若爾或以綜述性論文的方式，或以專著的形式完成該領域的理論框架的建構，并指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然后悄然轉向另一個領域。梯若爾具有非凡的概括與綜合能力，他總是能夠把經濟學的任何一個領域中最為本質的規律和最為重要的成果以最為簡潔的經濟學模型和語言表達出來，并整理成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而梯若爾對經濟學驚人的直覺，也是一般的經濟學家望塵莫及的。他敏銳的洞察力和極快的反應能力使得一般的學者根本無法跟上他的思維，因而許多人都這樣認為：“在梯若爾面前，我們如同！”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合作已經得到來自經濟學家和各國政策制定者們的越來越高的重視。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會上，七國集團就已經達成了一套非常詳備的合作方案，使我們不能再對該領域內的重要進展無動于衷。在研究中我們常常將貨幣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貨幣政策協調（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稱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貨幣決策機構或決策當局之間某種形式的合作關系。對國際貨幣合作的基礎和有效性問題，從來都存在廣泛的爭議，支持者麥金農和威廉姆森宣稱，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無節制的匯率浮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管理和物價穩定非常不利，而一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恰恰是宏觀經濟和通貨的穩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不是目標本身而僅僅是達成目標的手段，對開放經濟體而言，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值得優先追求。而反對者則陣容更強大，國內穩定是匯率穩定的前提條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則將支持者的論點反轉過來，聲稱應該優先考慮國內的貨幣穩定，唯其如此這些國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種更穩定和更富有預見性的匯率政策，進行國際貨幣合作才有起碼的基礎。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機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國際經濟學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論。
一、國際貨幣臺作的原因：市場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們承認全球化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日益加深，那么一國資本市場的異常波動就可能影響和波及國際資本市場，而國際資本市場危機也可能無法充分隔疫而困擾國內資本市場，這通常被稱為市場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國貨幣政策也既可能傳遞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這通常被稱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顯然市場或政策溢出及相關命題都僅對開放經濟體才有意義。鑒于對全球資本市場和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管轄權的歸屬模糊不清，人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降低上述溢出效應。
基于“貨幣政策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有庫珀等。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導致只有小型開放經濟才可以基本不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而大國在制訂貨幣金融政策時，就不能不事先考慮相互間的政策溢出并進行政策協調。一般認為，政策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傳遞。以貿易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需求緊縮；以資本流動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意味著本幣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則導致向這個國家的資本流動，他國因資本外流而有意外緊縮。庫珀的大致結論是：在開放經濟下如果不考慮貨幣合作，則一國政策效能將大為削弱。此后庫里，列文和維達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動匯率制發展歷程后指出，各國力圖確保它們宏觀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溢出效應的存在說明各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福利增進。富蘭克爾的基本思路是：所謂政策溢出，是指在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時，一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別國的福利函數，而它國的政策行為同樣將影響本國福利函數的達成，因此各國彼此割裂和相互沖突的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須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整體福利損失，富蘭克爾尤其主張以建立起較大的貨幣區（CurrencyBloc）來作為國際貨幣合作的手段。
基于“資本市場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歸功于蒙代爾，他分別討論了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動帶來的溢出效應，以及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目前基于市場溢出的貨幣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可以降低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即浮動匯率制在確保了各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隔疫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其頻繁波動反過來將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各國讓渡部分貨幣進行合作可以降低外匯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并最終使貨幣合作參與者受益；二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應該有恰當的水平和方式。S．漢和C．瑞因哈特等認為，估計在1992年時，1．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才會因溢出效應而引起貨幣市場間的波動，而現在0．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即可達到類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場等其它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也在增加，因此各國必須在會計準則、銀行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梢?，各國產生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場的溢出效應，并改善本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及資本市場的穩健性。
二、國際貨幣合作的霸權穩定論
基于霸權穩定結構的貨幣合作理論的始作傭者可能是金德爾伯格（P．C．Kindleberger），霸權穩定論（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學者克歐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爾伯格首先將其運用到國際貨幣合作領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經濟蕭條》一書中，金氏認為在國際貨幣領域需要一個霸主以杜絕政策或市場溢出效應，霸主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充當發行世界貨幣和充當全球最后貸款人角色，也應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發揮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從者之間以霸權穩定結構維持國際貨幣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認其他形式的國際貨幣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際，但金德爾伯格仍然堅稱霸權穩定結構是唯一途徑，實在具有諷刺意義。此后，克拉斯納（S．Krasner）和吉爾芬（R．Gilpin）等對霸權穩定論進行了發展。一般來說，霸權穩定結構必須滿足下列條件：1、關鍵國具有足夠的經濟規模，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2、他國相對于關鍵國地位的明顯遜色和對關鍵國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體系創立伊始關鍵國通貨穩定，且附從國認為其自身貨幣政策相對于關鍵國貨幣政策的從屬性和被動性未對自身利益構成威脅；4、霸權體系內的成員存在一定水平的經濟發展趨同性。而霸權合作體系則具有一下特點：1、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體現為霸主決定霸權體系的貨幣政策，其他附從國認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懷疑，霸權結構就從穩定向非穩蛻變；2、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通過制度予以維持和協調；3、霸權必須能夠產生類似“公共產品”的收益以抵補附從國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當霸權穩定結構的合作收益趨于枯竭時，該體系就將崩潰。
金德爾伯格等提出的霸權穩定結構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克歐亨尼隨后提出了后霸權合作論。最早運用霸權穩定結構一詞的克歐亨尼在其《霸權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傾軋》中指出：“霸權性合作并不構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權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權穩定結構（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從邏輯上看，霸權不是寡頭合作體系中出現貨幣合作的必要條件，而后霸權體系則是大國間的寡頭合作博弈過程，大國間“可以自己提供集體利益”；2、不管是否屬于霸權性質，國際體系所依賴的是共同的或互補的利益關系，頻繁的政策和市場溢出將促使貨幣合作的規模和程度更深更廣，盡管著重寡頭合作的信譽是可質疑的；3、霸權體制本身具有慣性，霸權的衰落并不意味著合作體系的消亡，但體系中霸主將受到寡頭的挑戰，從而導致霸權穩定結構向后霸權合作體系漸變。此后庫納（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發展了后霸權合作理論。他們將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對于它們，其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可能選擇只有兩種對角選擇（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徹底的浮動匯率制度，要么通過釘住單一貨幣或貨幣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匯率。這也被形象地比喻為“暴風雨中的風葉”理論，一個國家的匯率安排就好象風葉一樣，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風雨中，除了將風葉和風車完全脫鉤，讓風葉隨風而轉之外，就只有把風葉和風車完全固定，讓風葉和風車靜止不動。另一類是大國經濟，對于它們，沒有一國在貨幣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國際貨幣事務必須通過合作來解決。這潛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國集團的政策合作體系。
從全球角度觀察，霸權和后霸權的貨幣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國組成，且各國均有自己的貨幣和中央銀行，并通過固定彼此之間的匯率建立貨幣體系，假定第n國的貨幣匯率為1，用Si表示i國貨幣相對于第n國貨幣的匯率，Fi是i國用本幣表示的外匯儲備變動，由于全球國際收支差額必為零，則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為了維持該系統的相容性，第n國必須既不為其國際收支變動Fn規定獨立的目標，也不應干預市場，以試圖確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個匯率，結果第n國的唯一選擇，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殘差”來決定。因此包含n國成員為了維持匯率和系統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徑只有三種：第一種是后霸權合作體系。在n－1國選擇其對于第n種貨幣的匯率并自主國際收支時，第n國必須成為和體系中其他寡頭采取合作姿態的“無為的霸主”，放棄其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其余n－1因為維持對n國貨幣的穩定，它介1的國際收支和本幣供給被動地由n國的貨幣政策所決定，n國成為要求其余附從國服從霸主的“穩定的霸主”。第二種是霸權穩定結構，即在S1、S2、S3，Sn-1、Sn等被貨幣同盟所確定時，為維持系統相容，各國必須建立區域內的中央銀行，并授權它以統一的貨幣政策保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條件；或者至少在貨幣政策、匯率和國際收支方面進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協調，這正是歐盟的德洛爾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種，為n國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即“外部駐錨”（ExternalArchor），這樣n－1個匯率和外部駐錨的價格是外生的，第n種貨幣供給才可能成為內生，系統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國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這種解法只有在n國是趨于貨幣同盟而不是全球貨幣聯盟時才可能存在。
三、國際貨幣臺作的博弈分析論
在國際貨幣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論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濱田宏一（Y．Hamada）等。從廣義上講，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指“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經濟政策”的過程，而國際貨幣合作則是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這一過程在協調范圍上有較大的可伸縮性，濱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論直觀地說明了兩國條件下的政策協調過程。下圖中，橫軸代表國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國1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豎軸代表國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國2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U*｝是國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即在每一條無差異曲線U*1；上各點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離最佳福利點B*越遠的無差異曲線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類似地，{U^i}表示國2具有同等福利點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B^表示國2的最佳福利點，并且在圖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圖可知，濱田宏一分析的依據是相對于一定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越寬松的國家越能獲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應，則各國的無差異曲線可能是直線。在圖中，國1的無差異曲線（包括最佳福利點）表現為一系列垂線，而國2的無差異曲線（同樣也包括最佳福利點）表現為一系列水平線。這意味著兩國自己的政策不會造成對對方的影響，即每一國最優政策的選擇是獨立于別國最優政策的，各國不必考慮對方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就能夠制定自己的政策以達到最優福利安排。此時各國沒有必要展開國際貨幣合作。但現實中無政策溢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國政策對別國福利的影響更加顯著，表現在圖上則是使兩國原本為直線的無差異曲線變為圍繞各自最佳福利點的橢圓形曲線。此時只有使兩國無差異曲線相切的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點上的政策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因為此時一國福利的改進必須以犧牲另一國福利為代價，這些切點構成的曲線如圖所示就是連接兩國最佳福利點的契約線B*B^。契約線上的點所代表的政策是國1國2協調的結果。故從博養論角度看，各國必須進行貨幣合作。
問題是，如果各國拒絕合作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先以國1為分析對象。如果缺乏合作，則對國1而言，國2的政策就是一個既定的函數，其造成的福利結果表現為一條條水平的無差異曲線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觀存在，國1的無差異曲線呈橢圓形曲線。所以，對每一個U^i，國1必須選擇一種政策，使得自己的無差異曲線U*i；與水平線U^i相切，切點組成的軌跡構成直線R*，這就是不合作時國1的對策函數。類似地，對國2來說，國1的無差異曲線U*i為一組垂直線，國2為使本國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決定的無差異曲線在與U*i有接觸的前提下盡量接近本國的福利最佳點，也即是取與每條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點構成的直線R^就是不合作時國2的對策函數。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使兩國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數R*和地的交點N上達到穩定。N點是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點（NashPoint）。從圖一上我們看到，這一點所對應的政策是無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約線上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所對應的任意一點都更遠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說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將有助于改進參加協調國的福利。
四、國際貨幣合作的兩難：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權和后霸權貨幣合作理論、貨幣合作的博弈理論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國際貨幣合作的理論流派，但國際貨幣合作并不總是有效的，有時反而是無效甚至逆效的。所謂有效的貨幣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員們通過規則協調或隨機協調來參與貨幣合作時，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不僅可以抵銷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還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銷政策和市場溢出帶來的損失；所謂逆效的貨幣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貨幣秩序的變遷，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逐步下降，當下降到不足以抵補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時，貨幣合作就成為逆效的，此時各國參與貨幣合作不僅沒有降低市場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還付出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的代價，結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國際貨幣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隨機安排在慣性消失后崩潰。人們就不得不經常對貨幣合作作出評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來判定貨幣合作屬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歐迪茲（G．Oudiz）、J薩克斯（J．Sachs）和羅高天（K．Rogoff）等人。對國際貨幣合作可能帶來的收益并不表示樂觀。其開創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間，美日德三大國從完全和充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協調中的獲益還不到GDP的1．5％。這樣的結果顯然并不能令政策協調的支持者滿意。而羅高夫則指出如果政府在貨幣合作過程中放松了對通貨膨脹型貨幣擴張的約束，那么國際貨幣合作不僅不能改進福利反而可能使參與國福利降低。在此基礎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過使用OECD互連模型的兩集團簡化版本研究了無信譽政策的不穩定性，指出不講信譽的政策容易導致過度通貨膨脹，從而使福利呈現不升反降的趨勢。
基于博弈論來判定貨幣合作屬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濱田宏一和克萊恩（B．Klein）和萊福勒（F．Leffler）等。從博弈論角度觀察，貨幣合作成為逆效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搭便車行為。為防止政策溢出，各國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國的福利函數，但是貨幣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體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監督機制，那么合作帶來的福利增進就成為類似公共物品的東西，那么貨幣合作將可能因搭便車行為缺乏制約而失敗，即合作為逆效合作。二是國際貨幣合作的持續性和可置信度問題。由于政府間的貨幣合作往往時分時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門對其可持續性持懷疑態度，這在對匯率的聯合干預方面尤其突出。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特里芬難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在國際金融危機持續影響下,憑借利益和責任不對等的國際貨幣地位,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美元、歐元相繼都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其他國家和地區無法控制風險,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著諸如外匯儲備貶值、危機轉嫁、貨幣錯配、貨幣政策兩難困境等風險,充分說明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引起了更多人對美元地位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變局的思考。
一、國際貨幣體系概念及演變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概念
國際貨幣體系是指各國政府為適應國際貿易與國際支付的需要,對貨幣在國際范圍內發揮世界貨幣職能所確定的原則、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組織形式的總稱[1]。國際貨幣體系具有三方面的內容和功能:一是規定用于國際間結算和支付手段的國際貨幣或儲備資產及其來源、形式、數量和運用范圍,以滿足世界生產、國際貿易和資本轉移的需要。二是規定一國貨幣同其他貨幣之間匯率的確定與維持方式,以確保各國間貨幣的兌換方式與比價關系的合理性。三是規定國際收支的調節機制,以糾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確保世界經濟穩定與平衡發展。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演進歷程
1.一戰前國際貨幣體系是國際金本位制度。黃金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國際間支付原則、結算制度是統一的,各國貨幣都有各自的含金量,因此都必然是固定匯率制。沒有一個公共的國際組織的領導與監督,各國自行規定其貨幣在國際范圍內發揮世界貨幣職能的辦法。
2.一戰后二戰前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建立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這時的匯率制度仍然是固定匯率制,國際儲備除黃金外,外匯(主要是英鎊和美元)占有一定比重。黃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具備金本位的基本特點。
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金匯兌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內容:“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并建立固定比價關系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匯兌本位制?！半p掛鉤”的具體內容是:(1)美元與黃金掛鉤;(2)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保持固定比價。通過黃金平價決定固定匯率;各國貨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不得超過金平價的上下1%,否則各國政府必須進行干預。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轉必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1)美國國際收支必須順差,美元對外價值才能穩定;(2)美國的黃金儲備充足;(3)黃金必須維持在官價水平。這三個條件實際上不可能同時具備。這說明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不可解脫的內在矛盾——“特里芬難題”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4.現行國際貨幣體系?，F行貨幣體系是布雷頓森林體系20世紀70年代崩潰后不斷演化的產物,學術界也稱之為牙買加體系?！堆蕾I加協定》確認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浮動匯率制的合法性,繼續維持全球多邊自由支付原則,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較好地解決了國際清償力問題。但事實上,牙買加體系并不是自覺改革的結果,而是把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平價制由于逐漸崩潰而造成的狀況予以合法化,是對既成事實的承認。同時牙買加體系為國際貨幣關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彈性,它沒有建立穩定貨幣體系的機構,沒有制定硬性的規則或自動的制裁辦法,各國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考慮和責任來履行他們的義務。這樣既無本位貨幣及其適度增長約束,也無國際收支協調機制的體系,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
三、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建議
1.匯率制度存在嚴重的不均衡和不穩定性。盡管牙買加協議承認了浮動匯率制的合法性,自此浮動匯率制取代固定匯率制成為大多數國家的選擇。但實際所謂的匯率自由浮動只是一種理想,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基于本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只能采取帶有固定性質的釘住匯率制度。使得該國的加權平均有效匯率決定于主要發達國家之間匯率的波動狀況,而與本國經濟脫節,勢必造成本國匯率對經濟的非均衡干擾。另外,釘住匯率制相對固定的特性加大了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可能性在國際市場上的巨額游資的攻擊,出現大國侵害小國利益的行為,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更加尖銳和復雜化。多種匯率制度并存加劇了匯率體系運行的復雜性,匯率波動和匯率戰不斷爆發,金融危機風險大增,不利于弱國利益的保護。
2.特里芬難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牙買加體系允許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提供國際清償能力,相對單一國際貨幣,“特里芬難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但是,多元化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并未根本解決“特里芬難題”,它只是將原有的矛盾進行了適當的分散化。在多元化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中,一個國家的貨幣同時充當國際貨幣的矛盾依然存在,這就使得國際儲備貨幣國家幾乎能無約束地向世界傾銷其貨幣,并且借助金融創新產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資產,這勢必與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的要求發生矛盾,一旦矛盾激化,將會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及以爆發危機的嚴重后果。
3.國際金融組織缺乏獨立性和權威性。IMF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載體之一,未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獨立性和權威性,被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操縱,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規則反映的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意志,成為美國的經濟工具,而不能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從而制約了國際金融機構作用的發揮。二是對金融危機的預防和援救不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援救屬于“事后調節”,缺乏一種有效的監控機制[2]。并且IMF對會員國的貸款規模極其有限,并按會員國交納的份額分配,由于主要發達工業國占有份額的最大比重,所以最需要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得到的貸款資金非常有限。三是IMF提供貸款時附加的限制性條件極其苛刻,這種限制性條件是指IMF會員國在使用它的貸款時必須采取一定經濟調整措施,由于IMF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夠準確和全面,附加貸款條件規定的緊縮和調整措施卻給借款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指責美國借IMF對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貸款之名,實行“經濟殖民主義”的掠奪[2]。
4.缺乏有效的協商機制。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存在“超國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各國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簡單集合。其特征表現為:各國對外貨幣政策轉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種限制性制度,允許貨幣逐步走向自由流動和貨幣價格的自由浮動,市場成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皼]有體系”是當前國際金融制度安排的總體特征,由于這種體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國際金融體系處于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缺乏充當國際最終貸款者和有效的監管措施功能,難以肩負調節國際收支失衡、防范與化解金融危機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之責[3]。
三、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建議
1.建立主要儲備貨幣穩定的匯率體系。為此,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兩個層面上建設新的國際貨幣體系。首先,在美元、歐元、日元等國際主要貨幣的層面,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貨幣匯率穩定協調機制,通過政策調節及充分的協商,保持三者間匯率水平的相對穩定,各國有義務在匯率達到目標邊界時采取必要的措施干預,以維護匯率機制的靈活性和穩定國際金融市場的信心[2]。其次,在其他相對弱勢貨幣之間,允許其根據自身情況,在釘住、可調節和浮動之間作出恰當的選擇。同時,相關國際組織應建立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的監測機制,對成員中實際匯率水平高估或低估現象及時提供調整意見,以保證新的貨幣匯率機制的正常運行。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構筑方面既應強調大國的責任,又應給予發展中國家充分的自。
2.積極推進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建立“超國際儲備貨幣”被認為是解決“特里芬難題”最理想的路徑。但由于不存在超國家強力做后盾、沒有任何實際價值相對和獨立的財政擔保,“超國際儲備貨幣”僅憑其信用很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所有功能。況且建立“超國際儲備貨幣”要打破目前既得利益,必然會阻力重重。而且,從貨幣競爭理論來看,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最有可能的發展方向是多元儲備貨幣并存的體系,并在各自區域形成勢力范圍。所以,加強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研究,探討區域性經濟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的沖擊和維護國際貨幣秩序穩定。對于中國來說應該積極為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一準備制度條件。
3.進一步改革IMF體制功能。改革IMF的作用和職能IMF作為現行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IMF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IMF進行廣泛的改革:一是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更多地考慮根據一國國際收支狀態而不是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降低美國對IMF絕對控制。二是增加IMF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在某國家或地區爆發危機時,增強IMF可動用資金的規模。三是擴大IMF提供援助的范圍,增強其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職能。
4.加強國際貨幣金融的合作和協調。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協調各方關系的。從國別上看,首先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要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如何保護和支持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次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協調;三是加強地區間的國際金融合作和協調。另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則包括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協調[3]。
參考文獻:
[1]李太后.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及改革探析[J].時代金融,2007,(10).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金融危機，匯率，人民幣區域化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了專門委員會研究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問題。1976年1月，參與專門委員會的20個國家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舉行的會議上簽訂達成《牙買加協議》，奠定了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形成的基礎，因此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也被稱為“牙買加體系”。《牙買加協議》的要點可以歸納如下：一是黃金非貨幣化，以及強調特別提款權（SDR）的國際儲備地位。二是允許會員國自由選擇、制定和調整匯率，使浮動匯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總份額，擴大基金組織在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困難和維持匯率穩定方面的能力。
實際上，《牙買加協議》簽訂后，國際貨幣體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規定的方向發展。一方面，自由選擇匯率制度的規則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匯率制度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匯率政策也成為一些國家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別提款權并未取代美元成為新的國際貨幣，美元保持著其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圍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也是國際貿易中最主要的計價和結算貨幣。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買加體系”中主導地位的確立，是各國政府和交易商、投資者的選擇，而不是像在布雷頓體系中一樣作出明確規定的。從相關參與方享有對匯率制度、儲備和結算貨幣等的自由選擇權這一角度來說，“牙買加體系”可以概括為“無規則”的體系。實際上，隨著歐元的推出以及歐洲央行較為穩健的貨幣政策操作，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地位逐步確立并呈上升趨勢。這一變化從IMF對各國官方儲備的統計數據中得到清晰反映，從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確幣種的官方外匯儲備部分中，工業化國家的美元儲備比率從73%下降到68%，歐元儲備比率從17%上升到23%，發展中國家的美元儲備比率從70%下降到59%，歐元儲備比率從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機對美元國際主導貨幣地位的影響
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無疑是對美元國際地位的又一次重大沖擊，這表現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機使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進一步下降。計量研究的結論認為，主導貨幣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每變化一個百分點，其在國際儲備中的比重會變化1.33個百分點。美國在世界經濟中份額的下降無疑會對美元的主導貨幣地位產生影響。二是美國金融體系的調整降低了美元資產的吸引力。三是危機使美國中長期通脹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穩定。但種種跡象表明，這次危機仍不足以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仍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國際貨幣體系向美元和歐元雙極化演進還有一段路要走。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當前的金融危機并不只是美國的危機，而是全球經濟的危機。不僅美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歐盟、日本經濟受打擊的程度絲毫不亞于美國，歐盟和日本經濟甚至先于美國進入了衰退。因而在這場危機中，歐元金融資產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資產，美元傳統上作為危機資本避難所的角色沒有改變。這也是近期美元對包括歐元在內的多數貨幣不貶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歐元區金融市場中還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導致在與美元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歐元區金融市場的深度與流動性與美國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歐元區金融市場的一體化也尚未完全實現，跨境金融交易與服務的成本高，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收益率。這些都制約了外部投資者持有歐元資產。
第三，歐盟發展中的一些長期問題也影響著歐元的吸引力。歐盟的長期經濟增長率要低于美國，并面臨著比美國嚴重得多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這些都會影響到歐元資產的長期收益率。此外，歐盟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聯合體，其政治一體化進程順利與否也對其貨幣的國際影響有很強的關聯，歐元的不確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中主導貨幣的轉換常常滯后于經濟實力的轉換。長期以來沒有任何一個使用單一貨幣的經濟體規模接近美國，這也是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美元危機，但美元的主導地位仍難以撼動的重要原因。美國經濟如果持續出現問題，美元主導貨幣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從歷史經驗看，這種替代的過程很漫長并往往伴隨著十分重大的歷史事件。
總體而言，當前金融危機對美元和歐元地位的影響目前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兩大經濟體誰能夠率先走出危機，實現金融市場穩定和經濟增長重返正軌，誰就能夠在主導貨幣的競爭中占有先機。
三、我國的對策－－積極推進人民幣區域化進程
（一）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面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這一變化與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我們應抓住機遇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通過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降低我國在對外貿易、儲備等方面對美元的過度依賴，以保持我國經濟、金融的穩定。
人民幣適度國際化對中國經濟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減少美元匯率波動對我與周邊地區貿易的干擾。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我適度降低外匯儲備規模，實現資源更有效率的使用，減少巨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的制約，并降低儲備自身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降低中國出現貨幣危機的風險，并有利于金融機構和企業規避匯率風險，解決債務與收益貨幣不匹配的問題。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實現生產與消費的穩定，對提高國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當前，人民幣區域化的條件也日趨成熟。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為人民幣區域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意味著我國有能力參與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對主導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邊國家和地區對人民幣的信心。同時，我國有著與其他亞洲國家密切的貿易聯系，對亞洲其他地區保持著較高的逆差。2007年中國進口總額的近40%是與亞洲國家的貿易。而且，人民幣對內對外的幣值均總體穩定。實際上，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已經呈現出加快的趨勢，在東南亞部分地區已經成為“硬通貨”?！把蕾I加體系”所具有的“無規則”的特點和近年來國際貨幣體系呈現的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也為人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提供了有利空間。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各國反思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美元霸權的弊端，對于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可以說是一個良好的契機。
（二）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對策建議
1、建立有利于實現人民幣區域化的各類機制
第一，與主要貿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簽訂有關人民幣流通的合作協議，逐步擴大人民幣作為對外貿易計價貨幣和結算貨幣的比重和范圍。
第二，實行人民幣在資本賬戶某些項目下的有條件兌換。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幣回流機制，包括嘗試允許境外人民幣到境內直接投資、允許用境外人民幣支付我國出口商品貨款等。
第四，與區域內國家和地區建立信息交換和統計監測的合作機制，加強對人民幣非法和突發性流動的監測和控制。
2、推動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
為了有效促進人民幣離岸業務的發展，推動人民幣區域化進程，應充分運用香港作為亞洲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將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一方面，作為亞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經過多年發展，其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及監管制度都相對完備和規范，金融人才聚集，對于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有良好的硬件和軟件基礎，這有利于幫助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快發展，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強與內地的經濟金融聯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內地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提高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國內金融機構走出去步伐
金融機構走出去、發展海外業務是推動人民幣區域化過程中的戰略必然選擇，同時也有利于我國經濟金融的進一步開放。通過金融機構走出去，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能夠將業已形成的周邊地區人民幣流通納入正規的銀行金融服務體系，降低不規范的流通方式給交易者帶來的風險，促進人民幣流通規模和范圍的擴大，同時也有利于對人民幣境外流通狀況的監測與分析。
內容摘要：本文在回顧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發展進程基礎上，深入剖析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以探索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之路。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不能適應世界的變化與各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制度缺陷。
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發展進程
回顧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變遷，大致經歷四個階段：
古典金本位制。從1870-1914年，英國處于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的支配地位，率先通過法令規定英鎊的黃金含金，正式采用金本位制度。英鎊成為國際清算中的硬通貨，與黃金一起發揮著世界貨幣的功能。金本位制在各國經濟、政治力量對比的基礎上逐步國際化，自發形成了金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缺陷在于黃金無法滿足日益擴大的商品流通需要，削弱了金鑄幣流通的基礎；其運行缺乏國際監督和保障機制；體系內各國貨幣在地位上存在很大差異，是一種不對稱的貨幣關系。
金匯兌本位制。一戰之后重建了金匯兌本位制，雖然仍屬于金本位制的范疇，但金匯兌本位制和古典金本位制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其運行的穩定性和有效性遠不及古典金本位制，表現為黃金可兌換性受到威脅，短期資本流動不穩定并伴隨著全球性通貨膨脹等。
布雷頓森林體系。二戰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黃金儲備占世界3/5，GDP占世界1/2，美國憑借綜合政治經濟實力取得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權。1944年7月，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除貨幣儲備機制、匯率安排機制和國際收支調解機制外，最為重要的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機制，實行固定匯率制，美元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而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資產具有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即布雷頓森林體系固有的“特里芬兩難”——美元作為唯一的國際貨幣的信心與清償力之間的沖突無法解決，從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一根本矛盾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分崩離析。隨著美國國際收支的惡化，出現了全球性的美元過剩，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美國黃金大量外流，最終美元與黃金脫鉤。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不斷變動調整的牙買加體系。
牙買加體系。1976年的“牙買加協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宣布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及浮動匯率制的合法性，繼續維持全球多邊自由支付的原則。該體系并沒有對主要貨幣之間的關系、匯率制度、國際收支調節，以及資本流動監管做出實質性的安排，只是對浮動匯率制度和其他浮動匯率制度安排的合法化、黃金非貨幣化和國際儲備資產多元化、國際收支調節方式靈活化進行了事后的承認。牙買加體系雖然更加靈活并富有彈性，但缺少統一的理念和制度安排，缺乏權威性的監督管理，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這種既沒有本位貨幣及其適度增長也沒有國際收支協調機制的貨幣體系，導致國際貨幣體系規則弱化、矛盾重重，各種區域性金融危機頻頻爆發。本文對牙買加體系即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進行進一步探討。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
（一）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缺乏約束
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安排密切相關。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又稱美元本位幣，全球貨幣建立在單一美元本位幣的基礎上，各國貨幣均與美元建立基準關系，美元成為全球最主要的結算和儲備貨幣（目前占全球貿易結算份額的85%、國際儲備貨幣份額的65%）。美聯儲擁有事實上的國際貨幣發行權，成為全球中央銀行，美元的發行權屬于美國，貨幣發行多少只需根據其國內經濟需要來決定，美國為了獲得通脹稅和鑄幣稅收益不斷擴大貨幣發行。由于國際儲備貨幣發行缺少必要的約束，發行機制存在重大缺陷導致流動性泛濫和各國貨幣關系不穩定，特里芬難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當美國全球爭霸的國家戰略或其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戰略需要資金時，自然會增發美元，形成全球貨幣供給與需求的失衡，除了美國自身的道德約束力外，沒有任何貨幣機制可以對其進行制衡。這一缺陷正是構成20世紀70年代以來歷次大的金融危機，包括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
（二）匯率體系不穩定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各國采取何種匯率制度沒有任何約束?！把蕾I加協定”允許成員國自由做出匯率安排，既可以實行固定匯率制、浮動匯率制，也可以實行盯住某一種主要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或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多種匯率制度并存加劇了匯率體系運行的復雜性，匯率波動和匯率戰不斷爆發，金融危機風險增大。
（三）缺乏制度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
牙買加體系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表現之一就是沒有制度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在該體系下，由于實行以浮動匯率制為主體的多元化的匯率制度，各國貨幣釘住關鍵貨幣，一旦掛鉤國和關鍵貨幣國之間的國際收支間出現根本性不平衡，就會出現調整的不對稱性問題。然而，自牙買加體系建立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未對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做出明確的規定，在制度上無任何設計和約束來敦促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也無相應的制裁措施，完全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國際收支的失衡。
（四）權利和責任的失衡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停止兌換黃金，美國對外提供美元不再有黃金儲備的約束，美元被賦予了世界通貨的特權，作為儲備貨幣，其發行不受任何限制，實際上是一種“信用”本位。在缺乏替代貨幣的前提下，由于解除了原來附加在美國身上的對于貨幣發行和匯率調整的約束，美國幾乎可以無約束地向世界傾銷其貨幣，無限制地對外提供流動性，確保了美聯儲世界中央銀行的地位和權利——對世界發行貨幣，卻沒有任何世界中央銀行的責任和義務。美國利用美元的霸權地位獲取大量的鑄幣稅收益，并通過美元貶值逃脫和減輕國際債務，同時遠離外匯風險和外債危機的傷害。
（五）決策機制存在重大缺陷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缺乏平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是建立在少數發達國家利益基礎上的制度安排，致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策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受到挑戰，制約了其作用的有效發揮。當前IMF投票權和份額的分配不盡合理，基礎投票權的作用名存實亡，作為投票權分配基礎的基金“份額”已經不能反映目前國際經濟格局的發展變化，突出表現為發達國家在決策機制中占主導地位。美國有16.7%的投票權，擁有對基金組織任何一項重大方案和決議的一票否決權，歐盟國家占30%以上的投票權。
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向——區域化、多元化
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已不能適應世界的變化與各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在2008年11月15日出席20國集團金融峰會時指出：要“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這一建議明確地表達了中國政府的立場，也成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原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復雜而漸變的歷史過程，目前還不具備對國際貨幣體系全面推倒重來的條件，只能在現有的國際貨幣框架下，對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來的缺陷進行完善。
對世界而言，即使金融危機的爆發可能加快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進程，但從短期而言，國際貨幣體系很難發生重大調整，美元的核心地位仍然會持續較長時間，而且保持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也有利。從長期來看，美元作為中心貨幣的地位將被逐漸削弱，國際貨幣體系的區域化、多元化，將是國際貨幣體系未來的改革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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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演進趨勢人民幣匯率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已從當初的1美元兌換人民幣8.1111元升至2006年12月14日的7.818元，漲幅超過3.6％，而且，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性也在逐漸擴大，2007年1月11日，1美元兌人民幣7.7977元。從這一角度看，人民幣匯率制度已經走上了真正的“管理浮動”之路。
然而，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和外匯儲備規模依然在擴大；與此同時，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距也將超過80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7％左右）——近期以來，面對巨額的全球經濟失衡，美元相對于歐元呈明顯的疲軟態勢。實證分析顯示，人民幣雖然相對美元升值，但由于其它一些主要的國際貨幣相對美元有的升值幅度更大，因此，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反而在繼續貶值。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經濟今年乃至今后持續平穩的高速增長，筆者認為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定時期內，人民幣升值壓力必將有增無減。
當前的世界經濟不平衡的狀況怎樣得到解決，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未來的走勢如何？早已成為學術界、市場人士乃至各國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中國經濟的崛起、亞洲貨幣合作的深入等國和國家集團日益改變著的政治、經濟格局正在推動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而全球經濟失衡背景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從根本上說受制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
有鑒于此，本文擬從國際貨幣體系的角度分析和探討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變革的未來取向。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特征
1971年8月15日，美國關閉黃金窗口之后，為了繼續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十國集團于1971年12月18日簽訂了“史密森氏協議”。但1973年2月外匯市場上再度爆發的美元危機，使該協議壽終正寢，也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徹底崩潰。因此，一般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是從1974年開始的。雖然理論上它屬于匯率自由浮動的貨幣體系，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對匯率一般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現行國際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縱觀近代國際貨幣史，從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頓森林體系（1946-1971），再到現行的所謂牙買加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不同形態的更替。而且，每種體系也都經歷了從建立、發展、完善直至最終崩潰的過程。
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過程中，一個共同的特征是：體系內各國在經濟實力、經濟周期（從而政策目標）、政治權力等方面都存在差異。正是這種差異左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因為，一種形態的國際貨幣體系要想能夠存在并正常運行，就必須在諸如貨幣本位確定、匯率制度安排、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形成以及國際清償能力供給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和運行機制。而這種差異使得相應的規則和運行機制相對于體系內不同國家而言不均衡。換言之，遵守規則的成本與收益權衡因國家不同而不同，運行機制所帶來的成本與收益權衡也因國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稱這種不均衡性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從1870年至今，這種不對稱性始終存在。具體說，在每種形態的國際貨幣體系時期，體系內國家都可被劃分為兩個集團——核心和。在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國居于支配地位，這一地位使得核心國與國相比能夠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來實現自身的宏觀經濟目標。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國與國之間的這種不對稱性，以實現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國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變或放棄體系規則。
國不執行統一體系規則以及核心國濫用特權的道德風險、國退出體系的威脅、核心國對國所施加的經濟乃至政治上的壓力、核心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體系穩定所作的妥協和讓步等諸多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有可能導致體系規則的調整、核心國地位的喪失甚至體系的崩潰。
簡言之，正是這種不對稱性以及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決定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將重點分析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有其鮮明特征：美元霸權依舊，但面臨的挑戰更多；國集團化。20世紀70年代末，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建立以及轉型國家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國不但在數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漸分化為特點明確的兩大集團：第一集團主要包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現今還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他們越來越關心國際投資頭寸的收益風險關系，越來越關心其頭寸在美國的暴露程度，在這些國家，其匯率政策是對美元浮動（世紀之交誕生的歐元區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代表—歐盟中有12個國家統一貨幣，共同對美元浮動）；第二集團則主要由亞洲及部分美洲國家組成，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向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出口；當進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長時，逐漸增加的官方儲備就直接用來購買美國證券；其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匯率、限制其貨幣升值。在國中，日本較為特殊—從日元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看，他接近第一集團，從貿易角度看，他應屬于第二集團；浮動與固定并存。在現行貨幣體系下，從較為清潔的浮動匯率制到硬約束的貨幣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種貨幣制度同時存在。
以上特征決定了現行貨幣體系獨特的不對稱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在國，美元職能不對稱。眾所周知，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同時行使著國際清算、國際干預與國際儲備職能。但由于不同國家發展戰略或者宏觀經濟目標的差異，美元在不同國的職能側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團，多數國家政府強調趕超型的經濟增長戰略，而且就業壓力以及資源稟賦特征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為了貫徹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第二集團國家更側重經常帳戶的盈余，因而傾向于管制其匯率、限制其貨幣升值的貨幣政策，出于干預外匯市場和預防投機性攻擊的目的，他們更強調美元的國際干預職能和國際儲備職能，主要表現為貨幣當局對外匯市場的頻繁干預（以維持本幣對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和官方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
而與第二集團相比，在第一集團，其經濟實力更強、經濟結構更合理、市場經濟機制更完善、生產力也更先進，在許多經濟領域和環節具有與核心國抗衡甚至領先的實力。因而其更強調與核心國平等競爭的發展戰略，更關注國際投資頭寸管理及資本金融帳戶平衡。在市場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動的匯率來調節。一般地，其貨幣當局不主動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對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門決定。由于市場對美元的長期信用存在疑慮，因此其本幣對美元有升值的趨勢，這使得第一集團從總體上更強調美元的國際清算職能而不是國際干預和儲備職能。
2.在國，對核心國要求權的積累主體不對稱。這里所謂的國對美國的要求權主要是指國政府或私人部門持有美元或美國債券而產生的對美國的追索和要求權。基于以上關于美元職能不對稱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團，對美國要求權的最主要主體是政府和貨幣當局。他們對積累美元儲備有著強烈的愿望，官方外匯儲備總體上呈逐年增加之勢，進而成為美國財政部債券執著而穩定的需求者。其結果是既維持了美元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的信用（美元對其貨幣總體升值）又壓低了美國總體利率水平?？傊?，它從客觀上支持了美國擴張的貨幣政策。
而在第一集團，對美元和美元債券的需求主體主要是私人部門。當這些部門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團的政府那樣只將其用于儲備和購買美國國債，而是在權衡收益與風險的基礎上進行更廣泛的投資，既包括面向美國的直接投資也包括間接投資（主要是購買美國債券、股票及其他美國貨幣市場工具等）；同時，值得強調的是，出于資產選擇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們也將其部分美元資產投向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另外，由于近年來其本幣相對于美元總體存在升值趨勢，出于對美元信用的擔心，他們也會將部分所持美元兌換為本幣或其他強勢貨幣。總之，相對于第二集團，第一集團的行為對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幾乎相反——對美國實施過于寬松貨幣政策具有約束作用。
3.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不對稱。在核心國，強勢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對優化的經濟結構，使其調節機制具有不同于體系內任何國家的特征：一般情況下，并不追求國際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匯率調整來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動調節。當經常帳戶逆差過大，就業形勢嚴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時，其調節手段也不像其他國家那樣以采取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為主，而是依仗其霸權地位，在頻繁實施貿易制裁的同時，以政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團國家貨幣升值或對美擴大進口。相對于核心國，國（尤其是第二集團國家）更追求經常帳戶的平衡和盈余，而且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團，當一國采取釘住美元的制度時，調節“平衡”的義務全靠自己承擔。為了增加就業、維持出口引致的經濟增長，其既要以更優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也要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促進出口。其結果是實際稀缺資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確定性的美元儲備的大量積累。
而在第一集團內，雖然以浮動匯率制為基礎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與核心國相似，但仍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性：與美元相比，各國貨幣處于明顯劣勢，即沒有像美元那樣有堅實而穩定的需求作支撐。因此它難以依賴像核心國那樣的低利率政策和寬松的財政預算來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相對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門普遍存在的對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貨幣對美元呈系統性的升值趨勢。相對堅挺的本幣雖有利于第一集團國家私人經濟的經濟部門對核心國的投資，但他們又擔心國際投資頭寸在核心國的過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對核心國貿易的難度。其結果是時常爆發與核心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為了應對和彌補與核心國在調節機制上的不對稱性，擺脫對核心國的過分依賴，第一集團國家之間加強了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以擴大“內需”，其典型代表是歐元區。歐元區的建立增強了區內國家管理內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及強制性財政政策的硬約束也同時使其整體經濟增長難以協調運行。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
（一）現行體系所經歷的變化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雖然美國仍是現行體系下的惟一核心國，且美元仍處于絕對支配地位，但在過去的30年里，世界政治經濟環境卻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頓森林時期，對于貨幣體系和貨幣制度的管理，國一般情況下具有單個國家動機特征；而在現行體系下則具有集體動機的特征。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國的個數更多，且性質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歐洲國家更加采取集體行動和跨國管理；相比之下，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因而政策目標優先權也存在差異；另外，亞洲國家區域性合作水平現狀甚至不及40年前的歐洲。歐元取代英鎊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儲備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國（美國）承諾維持其幣值穩定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可自由兌換時期，由于美元與黃金掛鉤，因此這種承諾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現在，美國政策決策者的意圖更加模糊，美元維持其對外幣價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資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難，從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團國家的貨幣當局如今為維持現狀而進行的沖銷和干預操作范圍更廣、成本更高，爆發由預期性投機攻擊所致的貨幣危機甚至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也更大。隨著國內金融市場的逐步自由化，維持國內高儲蓄率和低估本幣越來越難以保證額外投資以可貿易品部門為中心。
（二）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決定著現行體系的演進趨勢
在現行體系下，從匯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團國家較第二集團國家更具有相對獨立性。尤其是歐元區，其貨幣作為事實上的第二主要儲備貨幣，最接近核心國的特征。況且，在金本位時期，英、法、德、美被認為同屬于核心國。因此，在現行貨幣體系下，歐元區是否愿意以及能否進入體系的核心，是決定體系演進的關鍵因素之一。
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決心繼承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傳統——把物價穩定作為其最終目標。也就是說，從現實情況看，歐洲央行給予國內貨幣政策軌道以優先權，但其物價穩定的最終目標與匯率政策之間出現沖突的概率相當高。而且，歐元區部長理事會的“匯率導向”與歐洲央行董事會的政策之間也常常不一致。這些沖突以及歐元區與美國商業周期發展的差異等因素將導致市場對歐元信心的波動。歐元匯率的波動將阻止或延緩歐元區進入核心國的步伐，但歐元的相對堅挺以及市場對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諸因素勢必使第二集團愿意持有更多的歐元儲備。
在第二集團這種儲備資產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絕對核心地位仍難以動搖，因此這種多元化必將表現為儲備資產的凈增長，其結果是加大第二集團整體的通貨膨脹壓力。而舒緩通脹壓力的途徑包括：放棄釘住美元制；向美元儲備索要更高的利率；減少美元儲備的比重。
在美元儲備資產增加、對美貿易順差擴大的情況下，放棄釘住美元的結果是第二集團國家本幣總體對美元升值，進而導致對美順差收縮?？紤]到歐元在國際貨幣中相對堅挺的表現以及第二集團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勢必會擴大對歐元區的出口，并以此作為進一步積累歐元儲備的重要手段。此時，若歐元區仍堅持剛性的財政預算約束及穩定的物價目標而不愿向第二集團提供更多的歐元流動性，則第二集團勢必會擴大對歐元區的進口，否則歐元儲備將支付更高的成本。這樣，第二集團與歐元區將達到更大規模的互惠貿易水平。從較長期來看，當第二集團與歐元區貿易依存度達到的相當水平后，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下降，從而形成對美國擴張貨幣政策的約束性。若第二集團的貨幣政策存在區域性的協同性，則有可能形成美元、歐元及第二集團貨幣之間“三足鼎立”的相對穩定態勢。其性質是相互制約的貨幣體系。
若歐元區有意加快進入核心國的步伐，將會向第二集團提供更多的流動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這將加速第二集團降低美元儲備的比重。但與此同時，歐洲央行也必須增加美元儲備以干預美元與歐元的雙邊匯率，使其更為穩定。當然，當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會尋求更穩定的匯率以擴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資本的流入。因此，美歐之間為了降低匯率波動的成本，勢必強化諸如《廣場協議》（1985年9月）和《盧浮宮協議》（1987年2月）式的旨在穩定匯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歐之間這種競爭性貨幣合作關系若能持續，也將降低第二集團儲備資產多樣化的成本，從而最終走向釘住以美元、歐元為關鍵貨幣的貨幣籃子制度，形成美歐為核心、第二集團為的匯率相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
總之，核心國、第一集團、第二集團的相互作用決定著現行體系的演進趨勢。但歐元區以及中國和東亞區其它國家的政策選擇是關鍵因素。
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的變革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對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的走勢和變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論歐元區選擇維持現有的政策目標不變還是有意向貨幣體系的核心靠攏，國際貨幣體系都將會向著保持美國、第一集團、第二集團之間雙邊和多邊匯率相對穩定的方向發展。如果第二集團各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朝著更加協調一致、匯率更加穩定的方向發展，則將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的這種演進趨勢。但是，考慮到未來第二集團各國的貨幣對美元或歐元僅是相對穩定而非絕對固定的關系，因此亞洲貨幣合作的目標應該是亞洲其他國家貨幣釘住亞洲關鍵貨幣（如，人民幣或日元），而亞洲關鍵貨幣應采取釘住主要以美元和歐元為籃子貨幣的貨幣籃子，以便使其對美元和歐元匯率均具有相對的彈性。換言之，亞洲的關鍵貨幣不宜只對美元和歐元中的其一浮動而對另一貨幣固定，因為這不利于促進未來更為穩定和均衡的國際貨幣體系。
假定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現行的經濟增長趨勢，人民幣至少會成為亞洲關鍵貨幣之一。從眼前看，中國的經濟基礎和人民幣的市場信用尚不具備對美元大幅浮動的實力。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安排應能夠應變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則應是能應變美元和歐元相對地位的調整及中國與第一集團國家經濟往來規模的變化。也就是說，以維持對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為基礎，同時適當增加市場調節的作用以逐漸應變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
具體地說，在中短期內，當人民幣與核心國貨幣匯率水平偏離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匯儲備變動或貿易摩擦等成本過高時，可以對人民幣匯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躍性”的調整，以減低成本。這里所謂的“跳躍性”是指調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調整的次數和時機則以盡量減小市場投機預期和投機攻擊為原則。
在調整之后的一段時期內，應保持人民幣對核心國貨幣的相對穩定，這是以當前核心國貨幣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仍處于絕對優勢地位的現實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對核心國貨幣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有利于中國穩定的對外貿易和經濟交往，有利于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和價值穩定，也有利于防范貨幣危機。
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增長，為了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朝著更加穩定和均衡的方向演進，在增強亞洲貨幣合作中人民幣地位的同時，人民幣匯率應逐漸朝著對美元和歐元保持相對彈性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央行欲逐漸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承諾是正確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簡單地釘住籃子貨幣，而是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相協調，逐漸微調籃子中美元、歐元以及其它一些相關國際貨幣的權重。
綜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結論：首先，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將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較長期選擇，但人民幣相對美元的浮動區間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漸擴大的前提下呈現波動性；其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可能會體現出一定的“跳躍性”，即在總體上呈現波動區間相對狹窄的同時，偶爾會在一定的時段內表現出較大的波幅。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