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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我國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內容著手分析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下匯制對貿易的影響，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積極面，消極面，以及對我國匯率政策未來走向的啟示。
關鍵詞：匯率制度;匯制改革;影響;貿易;未來走向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這是人民幣匯率改革邁出的歷史性的一步。其中，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指的是匯率生成機制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匯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是指我國根據貿易與投資的密切程度，選擇數種主要貨幣，對不同貨幣設定不同權重后組成一攬子貨幣，設定浮動范圍，允許人民幣根據這一籃子貨幣在指定范圍內浮動。有管理性主要體現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設有獨立的操作室，當市場波動幅度過大，中央銀行要通過吞吐外匯來干預市場，保持匯率穩定；在零售市場上，中央銀行規定了銀行與客戶外匯的買賣差價幅度；而其浮動性則一是表現為中央銀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幣市場匯價是浮動的；二是各外匯指定銀行制定的掛牌匯價在央行規定的幅度內可自由浮動。
如今時隔2年，新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產生的效果已逐漸清晰。本文將分析這次匯率改革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在其影響下有關匯率政策的選擇。
1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主要內容
我國人民幣現行匯率制度概括起來說就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指的是匯率生成機制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匯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的；單一性是指中國人民銀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幣市場匯價適用于外匯指定銀行（中資與外資）進行的所有外匯與人民幣的結算與兌換，包括經常項目收支和資本項目收支，適用于中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往來；適用于居民與非居民的交往活動?？傊沁m用于所有交易范圍的一切外匯與人民幣之間的交易；有管理性主要體現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設有獨立的操作室，當市場波動幅度過大，中央銀行要通過吞吐外匯來干預市場，保持匯率穩定；在零售市場上，中央銀行規定了銀行與客戶外匯的買賣差價幅度；而其浮動性則一是表現為中央銀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幣市場匯價是浮動的；二是各外匯指定銀行制定的掛牌匯價在央行規定的幅度內可自由浮動。
2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初探
2.1改革必要性
匯率制度是隨著一國的經濟發展而調整的，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國家的我國的情況也不例外。在經濟增長如此迅猛的今天，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新的需要，我們有必要對我的匯率制度進行一次改革。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的對外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一半以上，這樣的經濟格局決定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核心目標就是要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以促進對外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市場決定匯率水平的內在壓力又要求人民幣匯率制度應該更有彈性。所以，有必要對我國的匯率制度進行一次改革。
2.2改革積極面
（1）截止到2007年7月23日，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對人民幣7.56420元，以累計升值7.22%。首先，民幣升值將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購買力,此時國外產品的國內價格相對下降，此時手中的人民幣變得更“值錢”了。這樣一來，我國對國外高質量的消費品的進口量將增加，從而刺激國內消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使企業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和購買先進生產設備的成本降低,這會推動企業的技術經營革新,也減輕進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負擔，從而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得到提高。其次，人民幣升值能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投資能力。國內企業去國外投資的成本將降低，會促使大量企業走出去，尤其是飽受反傾銷之苦的行業，也許到國外去建場就會成為一個非常好的選擇。這樣的話，可以增強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它們的地位和形象。
（2）采用更為靈活的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匯率制度，有較大的根據市場供求和經濟融形勢需要主動靈活調整匯率定價基礎，從而使匯率制度更富有彈性，但是又保留了央行對調節匯率的主動權和控制權。這樣，我國應對投機壓力的能力是顯著增強了。另外，一籃子貨幣中的貨幣的相互波動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壓力實際上較之原來是下降了。這樣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政策環境下，中國正好可以大力發展金融市場，規范金融法規，為匯率制度的進一步改革作好準備。
（3）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對外貿易伙伴日益多元化，來中國外商投資的日益增多，中國與世界更多國家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從單一盯住美元到參考一籃子貨幣的變化，更加符合中國經濟國際化、多元的趨勢，使人民幣匯率制度日趨與國際接軌。
2.3改革消極面
人民幣升值是一把雙韌劍，要是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過大，或時機把握不當，將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弊端：
（1）人民幣升值應該把握一個度。由于國外不少人認為人民幣被嚴重低估，因此他們抱有強烈的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認為現今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遠遠不夠。如今的小幅升值顯然不能反映我國國際收支狀況所體現的貨幣匯率低估程度，必然導致進一步的升值預期。這種升值預期的強化會帶來大規模的資本流入。這些流入的熱錢大都涌往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造成了中國股市屢創新高，房價不斷上漲，給國家的宏觀調控帶來了巨大的困難。這就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國外投資者的升值預期，并緩解央行的壓力。而且，我國的金融體系還不夠完善，出口企業的戰略調整以及其應對外匯風險的規避能力還有限，貿然加快升值速度會帶來不可想象的災難。因此，對于人民幣的升值應該把握好一個度兼顧好上述兩方面。
（2）人民幣升值會對國際貿易造成一定不利影響。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中國的對外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一半以上。人民幣的升值將使我國的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出口貿易必將會受到負面影響。而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今后繼續保持出口的快速增長,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意義重大。再加上一些國家為了保護國內市場設置各種非關稅貿易壁壘和濫用反傾銷手段對進口實施限制。因此人民幣升值后我國的出口形勢會變得嚴峻。
3升值壓力下的匯制對貿易的影響
匯率變動與商品進出口密切相關，人民幣升值問題一直是人們談論的熱點話題，而貿易條件改善或惡化將直接導致一國實際資源的流入與流出，反映貨幣比價的匯率變動會對貿易條件產生直接而重要的影響，所以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乃至整個世界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可以把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分為對進口的影響和對出口的影響。一般意義上講，如果本幣升值，將不利于出口有利于進口，但本幣升值后，用外幣表示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大，對外貿易依存度降低。反之，如果本幣貶值，用外幣表示的國內生產總值減小，則對外貿易依存度提高。宏觀經濟學角度告訴我們本幣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起到促進進口和抑制出口的作用。具體來說就是，人民幣升值后，將會導致產品進口價格下跌和出口價格上漲，，它對出口產品的負面影響是無法回避的，比如說一些對出口依存度較高且以價格為主要競爭手段的行業會面臨收入下降的沖擊。但一方面，海外原材料等進口價格將更便宜，我們老百姓也可以從中受益，比如說可以享受到更便宜的進口汽車和其他進口產品。
4對我國匯率政策未來走向的啟示
4.1匯率政策選擇
(1)繼續采用盯住匯率的方法，但轉而盯住一攬子的世界主要貨幣。優點在于可以避免美元同世界其它主要貨幣匯率變動帶給人民幣的沖擊，并且能夠為日后最終的自由浮動奠定制度基礎。缺點在于盯住一攬子貨幣的選擇意味著外匯市場上的人民幣匯率要根據全球市場的匯率變動進行頻繁調整，不利于國際貿易的投資的進行。
(2)隨著我國經濟和金融實力的進一步提高以及央行調控能力的進一步加強,我國可以逐步由管理浮動匯率制轉向單獨浮動匯率制。為了在長期內盡快過渡到人民幣單獨浮動匯率制度,在中短期內我國應不斷完善人民幣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1)首先可以逐步擴大匯率的可浮動空間。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使央行有更大的匯率預警空間,有利于實現內部平衡目標,有利于積極地發揮市場的價格信號作用,逐漸達到均衡匯率水平,也有利于對外貿易競爭和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鑒于浮動匯率面臨的技術難題及入世后國際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國的匯率制度改革應首先將目前較為“固定”的匯率制改為真正的浮動匯率制,即將匯率浮動設定上限和下限,并逐步增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匯率的走勢將主要由市場來決定,使人民幣匯率將可以真正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央行的操作也會更加靈活，可動用各種公開市場業務工具來干預外匯市場,而不是簡單地宣布升值或貶值。
(2)加強區域貨幣合作。關于亞洲貨幣合作最重要最早的構想是日本提出的亞洲貨幣基金構想，該構想提出的建立“亞洲貨幣基金”是目前階段較為現實的考慮。對中國來說,推進亞洲內部的區域貨幣合作可促進與其他成員間的貿易進一步增長,穩定區域內貨幣間的匯率。
匯率從表面上看是一個國家的是貨幣的對外價值的體現，但從本質上看，則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集中體現。人民幣匯率匯率改革應該堅持漸進性的原則，根據市場變化，充分考慮各方面的情況，逐步地進行改革。就近幾年的改革目標來看，我國的匯率制度還是應該堅持以市場供求為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但它只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一個階段性的取向，從長遠來看,待到國內金融市場、金融制度，尤其是外匯市場的不斷完善后，以及國內企業基本能夠自由應對匯率風險后，人民幣匯率制度終究會從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向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方向轉變的，以漸進的方式改革，這也是保持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的基本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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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外部治理存在多種機制，通常包括市場機制、政府機制和志愿機制。其中市場機制是重要的一種，高等教育市場機制,就是利用供求、價格、競爭和風險(或利潤)等手段,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根據市場機制通過不同的資源配置內容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可將高等教育外部治理機制分為五種類型，包括經費撥款市場、師資市場、生源市場、院校市場以及技術服務市場。下面具體闡述各市場如何影響大學外部治理。
（一）經費市場
根據政府經費配置是否具有競爭性，分為基本計劃經費和項目經費，其中計劃經費主要是指政府為高校提供的非競爭性的生均撥款，此經費主要是為了實現高校人才培養目標而采取按照學生人數等進行的計劃性的經費配置方式。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加大對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除了非競爭性的生均撥款等基本經費支出外，用于高校學科、專業建設以及科學研究的項目經費逐年增加。其中高校競爭性的項目經費主要是指為了實現高校的發展目標，由政府財政專項資金或者高校非稅資金安排，在高校間以競爭性和效率為標準而設定的專用經費，主要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社會科學基金、教學團隊、科研團隊、精品課程、特色學科專業以及各種平臺建設項目等。高校或個人要想申請到項目經費，必須提升自身的實力，毫無疑問，以競爭為動力機制的經費市場可以促進高校教學質量以及科研水平等方面進一步發展。
（二）師資市場
師資是學校生存和發展重要的人力資源，而高校教師是高校教學、科研和服務社會三大功能實現的重要主體。一般而言，師資市場的主體主要是指師資這一人力資源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師資市場的價格即教師的工資如一根指揮棒調節著教師和學校的雙向選擇行為。在競爭比較充分的師資市場中，教師的工資待遇作為一種信號，調節著學校和教師雙方的行為決策。對于教師而言，常在不同工資待遇供給主體中進行選擇，并最終會把自身的人力資本使用權讓渡給工資待遇較高的購買者，教師的這種行為正是其追求自身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目標的體現，這也正是師資市場充分競爭的必然結果。對于學校而言，在選擇教師時，主要是以自身發展最大化為目標，具體而言，學校在師資市場中，總是會選擇那些與其支付工資待遇相吻合，并且能帶動學校教學、科研等進一步發展的教師。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領域，當前好多高校為了吸引優秀教師，常在招聘簡章中列出一些優惠政策或者福利待遇。
（三）生源市場
隨著高校擴招政策的實施，高等教育規模的逐漸擴大，學生選擇高等教育的權利越來越大，他們往往會從自身家庭承受能力以及高等教育供給需求現狀來主動選擇進入何種類型、水平、專業的學校學習。各高校為爭取生源努力從各方面提升院校吸引力，于是在市場競爭機制的推動下高等教育逐漸呈現多樣化，形成了高等教育生源市場。首先，從高等教育自身發展影響生源市場角度來看，我國多數高校對學生的選擇主要是以高考分數為標準，因為分數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分數就如一根指揮棒影響學生對高校的選擇，如各高校會根據學校自身定位確定分數線，而學生會努力達到自己理想院校的分數線，無形中分數線會促進生源素質的提高，進而影響生源市場。當然，各高校的聲譽、辦學規模和質量以及學校環境，教師隊伍等都會對生源市場產生影響。其次，從學生的選擇對高等教育發展影響角度來談，我們知道生源是院校發展的基礎和生命力，高校能否順利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源的數量和質量，隨著高等教育邁向大眾化甚至普及化的發展階段，學生對高等教育的選擇范圍擴大，學生在選擇高等教育時，除了考慮學校的聲譽以及各種硬件環境外，更多的要考慮以后該學校該專業的就業情況，因此學生就高校專業選擇的這一信號影響高等教育自身專業學科設置。
（四）院校市場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深入發展，高等院校數量日益增加，各高校要想更好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各種資源的供給。由于一定時期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各高等院校必須通過競爭爭取發展資源，便形成了高等教育院校市場。簡言之，高等教育院校市場主要是指為了更好的發展，高校間對人力、財力、物力等有形資源以及社會聲譽、制度優勢等無形資源開展的競爭合作現象。首先體現在高校間財力、物力之爭，目前大學物力財力資源的供給主體呈現多樣化，既有來自政府財政撥款和科研經費支持，也有企業合作資金、學生家長提供的學費以及社會捐贈等等。其次體現在高校間人力資源之爭，包括高校生源、師資以及學校管理者。高校間無形資源的競爭，主要體現在大學的社會聲譽和制度供給競爭方面。社會聲譽主要是社會對大學作出的評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學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形象。社會聲譽作為大學的無形資源，其實質也是一種無形資產，直接關系到學校的人力（主要指師資和生源）、財力和物力等資源的供給狀況。因此，各大學為了自身在大學排行榜中有個顯赫的位置，會努力提升辦學質量和水平。除了大學排行榜這種無形資源的競爭外，還涉及到政府的制度供給這種無形資源，例如，國家的““985工程”“211工程”以及國家及省部級重點科研項目及成果獎勵、重點實驗室等，這些都是作為官方認可的無形優勢資源，它不但能夠帶來可觀的經費投入，而且無形中會促使高校獲得各種有形或者是無形的資源，促使這些高校更好的發展。
（五）技術服務市場
隨著知識經濟的深入發展，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已經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在高等教育領域，高校作為技術創新以及社會發展的信息源的重要主體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當代涉及多學科的政府決策、企業技術咨詢以及地方發展規劃等，這些都離不開大學的咨詢。目前，高校中的產學研合作模式就是大學適應市場的體現，同時產學研合作的市場化模式又進一步推動高校的學科、專業建設，促進高校內部決策市場化、科學化。
二、構建高等教育外部治理市場機制的幾點思考
（一）充分發揮市場機制
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市場是客觀存在的，在經濟社會中，我們無法回避市場的重要作用，具體到高等教育領域，高校應充分認識到市場機制的重要性?；仡櫸覈叩冉逃母母餁v程，市場力量已經不可避免地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各個環節發揮作用。如高校教師在不同學校間的競爭性流動，尤其是目前高校關于高層次人才的引進方面，多是以競爭性的優惠待遇收攬人才，出現所謂的“協議工資”這樣市場化工資分配方式，這些都是市場機制通過價格、競爭等手段實現師資資源優化配置的體現。再如，生源市場上的學費變革，大致經歷了從免費到收費的教育過度，且各級各類學校學費標準多樣。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市場機制通過價格手段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最后，如就業市場，高校畢業生由之前的國家“統包統分”到目前的“自主擇業”，這些變化同樣是高校就業市場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實現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體現。需要注意的是，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重要作用的同時，要認識市場機制的負面影響。例如，目前在我國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深入開展，出現大學盲目擴招，各種教育資源嚴重匱乏，教室、實驗室和圖書館等無法滿足擴招后學生的正常需求。因此，高等教育在引入市場機制時，要有效利用市場的積極因素，盡量避免市場盲目性帶來的消極后果。
（二）發揮市場機制
在高等教育治理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治理制度是通過吸收多元利益參與者來共同治理大學，平衡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沖突，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的制度安排。因此，不同于傳統封閉的資源配置制度，治理制度是體現多元主體參與的資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例如，在高等教育中，學科—專業—產業鏈這一組織制度，就是引入市場機制的治理制度的典型代表。所謂學科—專業—產業鏈，簡單來講，是指高校的學科、專業為產業鏈中企業提供智力、技術支持,同時產業為相應的學科、專業提供資金、場地等資源支持，二者在互動合作中形成利益的共同體。學科—專業—產業鏈不是自發形成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合理規劃、市場正確引導以及大學積極參與。但是隨著知識經濟的深入發展，在高等教育外部治理中，要實現學科、專業與產業鏈的有效對接，市場機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國內，胡赤弟教授對學科—專業—產業鏈理論的構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指出，要想使學科—專業—產業鏈持續地運轉下去,必須依靠市場這一關鍵力量,利用市場可以為這一利益共同體建立起持續運轉的資本運作模式，同時利用市場的競爭機制為其提供不斷創新的動力。因此，在構建學科—專業—產業鏈這一治理制度時，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三）高等教育內、外部治理市場機制的建設要相輔相成
摘要：1998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風險也逐漸凸現出來。在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作用的同時，應積極有效地防范財政政策的風險：一是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上要從片面追求年度經濟增長轉移到確保國民經濟可持續上來；二是對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必須注意協調配合，同時要注意財政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的密切配合，并處理好財政政策與市場機制作用的關系。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論文摘要：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牵绻o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二)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結束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觯覀儗暧^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宏觀調控中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進而拉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如果民間投資啟而不動而又長期依賴財政擴張，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復歸為投資的主體，而財政政策的擴張與收縮演變為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財政擴張在長期的可持續性將成為嚴重的問題。
1.1通過價格機制促進郵電通信經濟發展
1.1.1價格機制的概念。價格機制的概念是，市場上的某一類商品在市場競爭中，其市場價格和商品供求變化形成的一種有機聯系。價格機制通過市場價格來映射出供求關系，并根據價格變化對生產、流通作出合理、及時的調整，從而實現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在市場機制中，價格機制是其中最為有效和敏感的調節機制，價格的變化往往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生產生活以及經濟活動。因此價格機制在郵電通信經濟市場中具有導向作用，通過供求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制約關系，可以有效調節郵電通信經濟的杠桿。
1.1.2具體實踐策略
1.1.2.1通過價格機制提升質量、控制成本。對于郵電通信的經營者、生產者來說，價格機制可以作為一種市場競爭的有效工具。為了占據更高的市場經濟份額，郵電通信經營者和生產者應以廉價作為自身優勢，盡可能控制成本，為價格調節提供出足夠的波動空間，從而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但是應當注意的是，經營者和生產者在盡最大努力壓低生產成本的同時，還應當保證郵電通信服務的質量，這樣才有利于郵電通信的長久發展。
1.1.2.2通過價格機制調整郵電通信生產結構。海面上細小波紋往往暗示著水下的巨大漩渦，在市場經濟中也是如此。價格上的微小波動看似平常，但是經營者和生產者不能對其掉以輕心，因為價格上的變化可以映射出整個行業的更深層次的生產結構變化趨勢。對于郵電通信經營者、生產者來說，價格波動是調整生產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和生產規模的信號，與此同時，它也是一種衡量郵政業務或通信產品是否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最佳參照。如果某種郵電通信產品不被受眾所認可，經營者和生產者首先能夠從價格變化情況中得到反饋信息，從而對郵電通信生產結構做出及時調整。
1.1.2.3通過價格機制反映郵電通信市場變化趨勢。當一種郵電通信產品或業務逐漸被受眾淘汰，其市場價格也會受到影響，因而不同的郵電通信產品或業務的市場價格變化可以反映出郵電通信市場的發展趨勢，這也為經營者和生產者開發產品和服務類型提供了有利參考。例如，過去幾年固定電話市場的繁榮與當前固定電話市場的衰敗就是很好的例子，郵電通信業開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手機通信中，這體現了價格機制的作用。
1.2通過競爭機制促進郵電通信經濟發展
1.2.1競爭機制的概念。競爭機制的概念是，各個經濟主體在市場競爭中，以自身經濟利益為基本目標展開激烈競爭，并因此形成了經濟市場的優勝劣汰。這種市場機制使市場具有一定的自凈功能，從而能夠保持市場良性發展。
1.2.2具體實踐策略。郵電通信經濟市場的競爭機制是其內在矛盾作用的必然結果，經營者和生產者與其消極等待或隨波逐流，不如加強自身競爭意識，牢牢把握住時代脈搏，在競爭中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及時對自身的生產經營活動作出調整，適應市場規律。
1.3通過供求機制促進郵電通信經濟發展
1.3.1供求機制的概念。供求機制的概念是商品供求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而發揮作用的現象。供求關系是市場內部矛盾的核心，會受到競爭和價格這兩方面的影響，相應地，也對競爭和價格造成影響。供求關系與市場中各個環節都有著緊密的聯系，能夠最直觀地反映出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聯系。
1.3.2具體實踐策略。郵電通信領域的經營者和生產者應充分利用供求機制來合理調節生產、經營策略，抓住機遇，改變營銷手段，推廣新型產品和業務。沒有供求關系就無法產生市場，在郵電通信經濟中，當通信能力超過市場的需求，即供過于求，其市場價格就會降低，并且延緩郵電通信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應突出自身產品特色，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如果通信能力滯后于市場需求，即供小于求，其市場價格就會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應控制成本，通過價格優勢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郵電通信行業的經營者和生產者不能把市場供求機制簡單地、人為地固定化，一定要結合所處地區實際的通信發展水平、消費水平等制定自身發展戰略。
2結束語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谶@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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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價格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綜合反映，是各方面經濟活動主體利益關系的調節機制，是市場的棱心。本文首先對從市場價格機制的形成進行了剖析，指出了市場價格機制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政府在價格管理上的相關建議。
【論文關鍵詞】市場經濟；價格機制；宏觀調控
一、市場價格機制的形成
價格形成于市場，是市場上供給和需求雙方力量作用的結果。價格在市場形成的機理及其運行就構成了市場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包括供求、價格、競爭、風險四個機制，而價格機制是核心。在通常情況下，形成價格的市場是競爭性市場，市場是充分競爭的，這一市場所應具備的條件為：
一是自利原則。市場是建立在各方面自利原則的基礎上的，人們從事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是由于受到自身利益的驅動，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和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
二是完全信息。在市場中，生產者和消費者雙方都掌握完全的市場信息，雙方對于商品的價格和質量都完全了解。
三是資源可以流動。各種經濟資源可以任意選擇，自由流動。而且生產者沒有準人限制，可以自由進入或者退出某一行業。具備以上三個基本條件的市場就是充分競爭的市場。
在這一市場中，供求變動是價格變化的基本因素，價格波動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基本前提，市場的自我平衡機制使價格成為優化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這一市場條件下的價格是不需要政府干預管理的。這時的價格，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決定著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調節著整個經濟活動。然而，現實經濟社會的市場是復雜的，充分競爭市場的條件并非完全具備。如信息的不對稱、資源的不充分流動性等等因素，使價格不能真實地反映生產者和消費者雙方的利益和意愿，從而背離價格的本性，這就是所謂的市場價格存在著缺陷。
二、市場價格機制缺陷的主耍表現
1．壟斷問題
主要表現：一是法律禁止競爭者進入產生的壟斷。如煙草專賣。二是專利、版權、商標權使其它競爭者無法競爭。三是自然壟斷，生產要素的不可分割性。如自來水。在存在壟斷的情況下，破壞了價格機制平衡配置資源的功能，會出現低效率的資源配置狀態。
2．信息不完全問題
信息不對稱在不同市場上的分布是有規律的。在產品市場和勞動市場上，一般來說，信息偏在賣方；而在資本市場上，則信息偏在買方。
3．市場不能解決外部效應問題
外部是指交易雙方之外的第三者，外部效應分正負外部效應。負效應，如工廠施放的污染物，工廠雖獲利了，但整個社會卻為此而承擔外部成本。正效應，如某企業研究發明，產生更大的效益，發明者獲得一定的收益，社會則獲益更大。無論是正、負外部效應，都會造成市場價格機制的失靈。
4．市場不能提供或只能少量提供公共物品問題
公共物品包括純公共物品(如國防)和準公共物品(如高速公路)。在這里，市場不再是競爭的，從而市場價格機制就失靈了。
5．農產品(糧食)問題
糧食生產從客觀上來講，其生產周期長，使得市場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受到限制；從主觀上來講，國家的糧食安全、脆弱的農民利益、農業的基礎地位、農業的弱質特性等觀點和主張也使得許多國家都沒有把糧食生產完全交給市場。
6．生產要素問題
這里的生產要素是指工資、資本利息、土地租金及貨幣的價格(匯率)等，市場價格機制在這些要素市場上的作用是不充分的。如政府采取工資最低保障、市場匯率的制約等。
7．價格總水平問題
市場機制通過價格自發波動調節資源配置，結果必然導致經濟周期性波動，引發資源浪費、通貨膨脹和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進而造成價格總水平的不穩定。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格管理
(一)政府價格管理的目標
價格本質體現為價格本身屬于交換的范疇，它實質上反映著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反映著商品交換中經濟主體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從本性上看，價格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它是一種激勵因素，作為經濟活動參與者相互溝通信息的方式而形成于市場。因此可以說，價格管理實際上就是對市場價格機制的修補，政府價格管理的目標主要應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通過管理充分發揮市場價格在合理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健全現代市場體系，保證價格能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動和資源稀缺程度，向社會傳遞正確的資源導向信號，合理調整各方面的經濟利益，給企業以優化配置資源的壓力和動力；
二是使價格的作用與國民經濟的總體目標相一致，通過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矯正、彌補市場價格的缺陷，保證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
(二)政府如何實施價格管理
通過前面的分析，表明了市場經濟是通過組織而達到有序的，市場經濟有組織得力于一只“看不見的手”。然而，這只手卻不是萬能的，必須在宏觀經濟領域導入政府的作用，要求政府適當干預以彌補市場缺陷。
1．力口強和改善價格調控，努力保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
政府對于價格進行宏觀調控是價格管理的主要內容，要通過建立健全價格監測、預警機制，加強價格走勢的研判，正確把握經濟形勢，才能有效地進行價格總水平的調控，使經濟良性運轉。目前的價調基金制度、臨時干預等措施調控還較單一，要進一步健全價格宏觀調控系統，豐富調控措施和加大調控力度。
2．力口強特殊行業產品的價格管理
這里的特殊行業，是指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受到限制的領域。如自然壟斷行業、公共產品生產領域以及農業等，資源稀缺的少數商品、行政(權力)壟斷等商品也包括在內。政府要通過科學界定特殊產業分別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一方面，把自然壟斷行業中的非自然壟斷業務從自然壟斷業務中剝離出來，引入競爭機制，實現價格形成市場化。另一方面，對于純自然壟斷業務及行政壟斷行業則通過建立成本約束機制，提高企業效率，有效發揮優化配置作用來推動產業發展和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3_加強價格法制建設，進一步提高價格管理水平政府定價實際上是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場規則，政府制定的價格尤如看不見的另一只手，作用市場的效果更大。因而，對政府行政行為進行法律規范是必要的，要以程序的規范來保證定價的合理性和穩定性。政府價格主管部門要按照《價格法>等法律、法規有關規定的要求，建立一系列相應的成本監審、價格聽證、專家咨詢、集體和定期審價等制度，使政府價格行為向法制化、科學化、民主化不斷邁進。
4．正確履行在價格管理中的職能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改革需要進一步搞活市場，放開價格。但價格放開并不等于價格不需要管理，而放任自流?，F代市場經濟是有限自由的市場經濟，市場機制還存在著“壟斷失靈”、“外部性失靈”、“公共性失靈”、“宏觀性失靈”等缺陷。因此，現代市場經濟需要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政府部門在現代市場經濟領域的定位就是要履行“定規則、當裁判、搞服務”的職能。
(1)定規則。政府要為市場價格機制的有效運行定制度框架。市場價格機制的有效運行依賴于一定的制度框架，政府要通過制定價格政策、宏觀調控措施、注重在實踐中不斷加強立法及相應法規規章和工作制度的制定，來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使市場價格機制有效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