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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理性預期；博弈論
中圖分類號：F123.1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8-0009－03
源自美國的這場金融危機正使得人們對經濟政策理論進行重新思考。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無效論似乎不再受到世界各國政府的青睞，從美國到西歐、日本、中國，政府對金融領域的全方位干預和救市似乎不約而同。凱恩斯主義者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政府干預經濟似乎理所應當，而主張自由市場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似乎陷入了困境。基于此，重新審視、研究經濟政策的實際效果和影響是有必要的。
宏觀經濟實際上是由所有單個的市場主體的行為組成的，宏觀的經濟政策要產生效果最終必須落腳于各個獨立的市場主體。消費者和廠商是市場主體的主要組成部分。消費者在決定是否購買一種產品或服務時會考慮這種產品或服務所能帶來的效用，在沒有使用這種產品或服務之前，這種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消費者的預期；廠商在決定是否投資時會對未來的回報率做一個預期，廠商在決定是否提供某種商品或服務時會對市場容量也就是需求以及同行供給能力做預期。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經濟體中，消費和投資決定了總供給，而消費和投資總是離不開預期，因此，要對宏觀經濟進行分析必須考察預期，要研究最終作用于所有單個的、獨立的市場主體的宏觀經濟政策也必須考察預期。
無論是凱恩斯本人，還是后來的新凱恩斯主義者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盡管分析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結論不同，但是，他們都非常重視預期的作用。凱恩斯在《通論》序言中說：“人們對于未來看法之改變，不僅可以影響就業之方向，還可以改變就業之數量?！睂嶋H上，凱恩斯的整個經濟周期理論也是建立在長期預期不穩定基礎之上的，這在《通論》中是非常明顯的。后來的凱恩斯主義者進一步考察預期，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適應性預期模型，認為對當前價格的預期取決于上期的預期價格以及上期價格預期的誤差，并且隨著人們經驗的積累這個誤差對預測效果影響力將不斷縮小。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盧卡斯發展了穆特的理性預期理論并將之應用于宏觀經濟領域，他提出了一個近乎完美的模型――理性預期模型。理性預期模型成功的將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總供給、價格、就業以及公眾對于以上各種因素的預期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盡管該模型未能窮盡一切因素，但是在目前，它可以說是一個囊括預期的最先進的綜合性宏觀經濟模型，是分析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非常簡單而又有效的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預期模型。
令y、g、m、p、u、v、y、g、m、p、y分別表示實際產出、政府支出、貨幣供給量、價格、誤差項、實際產出的預期值、政府支出預期值、貨幣供給量預期值、價格預期值、潛在產出，a、b、c皆為參數。假定奧肯定率確實存在，假設向右下方彎曲的菲利普斯曲線存在或失業率與價格之間存在一種穩定的關系。如下，我們將得到：
y=a*g+b*m+u（1）
ye=a*g+b*m（2）
y-y=c（p-p）+v（3）
y-y=a（g-g）+b（m-m）+u（4）
y-y=c（p-p）+v（5）
y-y=a（g-g）+b（m-m）+u（6）
式子（4）是有（1）（2）得到，式子（3）是該推導過程的關鍵，它的成立依賴于奧肯定率和菲利普斯曲線，又稱為意外供給函數，綜合（3）（4）（5）就得到了所需要的模型（6）。理性預期學派根據式子（6）認為，只要公眾能夠預測到政府的政策，那么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偏離就僅僅取決于誤差項，也就是說，政策將是無效的。同時，理性預期學派又認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會利用并處理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無論是自己研究分析還是借助于人和專業機構的力量，公眾總能夠對政府的政策做出合乎理性的預期，而且由于公眾都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因此這種預測誤差將會不斷縮小?？傊?，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
理性預期學派的模型推導近乎是完美的，然而，根據該模型得出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觀點卻是值得推敲的。我們首先來看（3）式，盡管奧肯定率的確存在，但在不同的時期產出與失業率之間的函數關系并不是穩定的，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這種函數關系具有階段性變化的特征；至于包含了預期的失業率與價格之間的關系，費爾普斯和弗里德曼早已證明了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是移動的。我們再來看（5）式，產出與價格之間真的存在一種穩定的關系嗎？答案是否定的。產出與價格可能是正向的，經濟高速增長時產出大量增加物價也隨之上漲；也可能是負相關系，如滯漲。綜上所述，式（6）的左端必定是不穩定的，甚至具有隨機游走的特點；而式（6）右端政府的政策在較長時間內將是穩定的，因為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門為了使得政策能夠有效必須樹立政策的權威性，而且制定政策需要一個過程，由于菜單成本的存在政策也不會朝令夕改。那么，在公眾能夠準確預測到政策的情況下，誤差項必定具有較大方差。由于大多數人都是風險厭惡者，那么，這個較大的誤差項必然會影響公眾的預期，為了避免風險而采取的理將會使得這種行為本身變的反而不理性，本來理性的預期由于一個較大風險的存在可能變的反而非理性。同時，又存在一部分風險偏好者，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他們也會改變自己的預期，最初的理性預期也變的不再理性。這樣公眾對于政府政策就不再存在一致的預期，分歧的存在使得公眾對于政府政策的預期更加混亂，無法再得到一個準確的結論。因此，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必將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宏觀經濟政策并非無效。
上文已經證明了宏觀經濟政策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然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收到理想效果，以調節總需求為主要手段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對宏觀經濟有利還是有害卻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實際上是政府與公眾的一種博弈，政府會考慮公眾對于某種政策的反應，公眾則會考慮政府更傾向于哪種政策。此博弈可以簡單的表示如表（一）。
假設經濟目前正處于過熱狀態，為了避免出現通貨膨脹，維護社會穩定政府往往偏向于實施緊縮性政策，公眾可以接受或抵制。如果公眾接受該項經濟政策博弈結果將是（C，D），如果公眾抵制該項經濟政策博弈結果將是（E，F）。政府為了使得經濟政策產生理想的效果必將對公眾的態度進行預測，假設政府認為公眾接受該項緊縮性政策的可能性為a,則為了使得公眾接受該政策必須滿足C>G。然而，公眾也會預期到政府會對其接受該政策的概率做預測，為了獲得盡可能高的收益，公眾會刻意展示一個似乎是較低的a。反之，公眾也會對政府實行緊縮性政策的概率進行預測，政府亦會預期到公眾對它實行緊縮性政策的概率進行預測，因而會盡量展示一個較低的不緊縮概率值b。然而，這種博弈進行下去往往會得到一種類似于“囚徒困境”的結果，每一方都希望獲得最大收益可最終收益往往并不是最大的。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無法實現最優。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政府與公眾博弈的結果將是滿足（7）（8）兩式的概率值a和b。
a*B+（1-a）*F=a*D+（1-a）*H（7） b*A+（1-b）*C=b*E+（1-b）*G （8）
在決定這個緊縮性政策是否實行的博弈過程中，要保證政府能夠順利實行緊縮性政策，公眾接受該政策必須滿足C>G、D>B。然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使得公眾和政府對a、b進行預測，加之所有的博弈結果也只是出于預測，不同的主體有不同的預測和感覺，這一切使得博弈的結果最終很難達到整體最優。
正是理性預期的存在使得最終的政策結果不再理想，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要么沒有達到理想效果要么加劇了經濟的波動。更為重要的是在反周期的經濟政策往往是滯后的，之所以制定該政策是因為已經出現了該政策能夠起作用的情況，然而當該政策付諸實施的時候情況已經改變了，不斷的博弈更是放大了政策的負面效應。
當政府實施一項宏觀經濟政策時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呢？本文僅以政府實施擴張性政策為例加以分析，至于緊縮性政策的分析過程也是類似的，文中不再贅述。如圖（一）。
假設經濟的初始狀態位于A點，初試的總需求曲線為AD1，總供給曲線為AS1，產出為Y*,價格為P*。當政府實行一項擴張性財政政策時，總需求曲線移動到AD2，此時總供給曲線將如何調整呢？由于公眾能夠預期到總需求的變動帶來的價格上漲，他們必將調整總供給，但由于菜單成本和長期勞動合同的存在，即使公眾（消費者和廠商）預期到了總需求的變動使得價格上漲也不能立即調整到AS3，可能會調整到AS2，此時實現了產出的增長并保持了較低的通脹率，是比較理想的。但是公眾最終會將總供給曲線調整到AS3，此時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無法再實現產出的增長，反而帶來了較高的通脹率?？偣┙o曲線的調整是否會到AS3就停止呢？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為了避免風險、減少損失，公眾的理性預期會變的非理性，總供給曲線的調整完全可能超過AS3到達AS4，此時產出減少的同時物價上漲，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滯漲”。當然，如果公眾預期經濟將繼續穩定增長，經濟發展仍然具有較大的潛力，消費者就敢于借貸消費，廠商就敢于增加投資，從而提高勞動者增加供給的積極性、產品供給也會增加，總供給曲線由AS1向AS5方向移動。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的穩定以及幾次順利的經濟“軟著陸”使得公眾對經濟前景充滿了信心，這些成為近年中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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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XUE Wen-tao
(Graduate Student Collge,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1、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是指通過調節總需求來達到一定政策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它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2、供給管理：供給學派理論的核心是把注意力從需求轉向供給，供給管理是通過對總供給的調節，來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
3、國際經濟政策：國際經濟政策是對國際經濟關系的調節，現實中每一個國家的經濟都是開放的，各國經濟之間存在著日益密切的往來與相互影響。
主席在全球金融峰會期間表示，要通過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充分利用貨幣財政手段，促進經濟增長，防止全球性經濟衰退。為應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防止出現經濟危機，各國都竭盡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穩定金融市場和投資者的信心，中國自不例外，當全球經濟越來越難以承受金融危機的打擊之時，中國及時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這將有力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穩定起到積極作用。這表明，中國將通過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來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
此前，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表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方向發生了根本性地轉變。這一轉變受到了其他許多國家的歡迎。在財政政策方面，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出臺了總額達4萬億元的公共投資，主要用于興建鐵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災區重建、提高金融機構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等。在貨幣政策方面，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味著在全球協調一致地應對金融危機中，中國還將會根據金融市場的變化、實體經濟的走向等因素適時、適度地調整利率，向金融體系提供流動性支持，同時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貨幣政策還會配合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增加，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鼓勵商業銀行積極地放貸，緩解信用緊縮的局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的確提振了市場的信心，在全球經濟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場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希望。
實際上，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從緊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向。隨后，中國人民銀行繼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國內流動性過剩，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嚴格控制信貸的增長。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就出現了增長率下降的趨勢，中小企業的經營逐步捉襟見肘，出口面臨較大的壓力。為此，早在年初，面對出口企業面臨日益嚴峻的形勢，財政部就開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稅率。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擴大中小企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就采取了財政貼息、獎勵和放松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信貸額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減緩，國務院又明確提出了宏觀調控要“一保一控”（保經濟增長和防通貨膨脹）。這表明，宏觀經濟政策就開始出現了轉向。
2008年7月后，隨著“兩房”危機的加劇，金融危機迅速惡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產保護之后，讓全球金融市場為之結舌，投資者恐慌情緒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發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的當天，中國人民銀行就下調了金融機構的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下調了除工農中建交、郵政儲蓄銀行之外的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1個百分點。10月8日，又與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協調一致地降低了中國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全面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0.5個百分點。10月29日，中國再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這是兩個月之內的第三次調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銀行創紀錄地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1.08個百分點，下調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及郵儲銀行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其余中小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下調2個百分點。除此之外，為了增加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央行票據的發行頻率也大幅度地減少了。在信貸增長率趨緩、通脹壓力在短期內基本消除的有利環境下，中國人民銀行還取消了對金融機構信貸規模的窗口指導，不僅如此，監管當局鼓勵商業銀行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積極增加放貸。
總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早已在醞釀和實施之中了。
形勢變化使然
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是國際環境與國內形勢的變化使然。
在國際環境方面，國際金融局勢動蕩加劇，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其給實體經濟的沉重打擊逐漸顯露出來。2008年7月后，爆發于2007年初的次貸危機急轉直下，美國金融機構頻頻告急，逼迫美國政府注資的注資、國有化的國有化、破產的破產。到了9月底，次貸危機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次貸危機，而是演變成了橫掃全球的金融危機，包括歐元、英鎊等在內的許多貨幣匯率大幅貶值，股票市場大幅下挫（冰島的股票價格指數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同時，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日漸吃緊，信貸條件更趨緊縮，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動搖，乃至一些銀行門口排起了擠兌的長龍。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機數十年所少見，迫使美國、英國、歐盟各國等過去信奉自由市場競爭的國家的政府，大規模地施以援手。
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化，它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漸突出，美國在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率為-0.3%，失業率繼續攀升，有預測，到年底，美國的失業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業設備利用率和居民消費不斷下滑，這進一步打擊了美國的增長。歐洲也已陷入了技術性的衰退，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在第三季度的增長率為-0.5%，歐洲的消費增長率也在不斷下降，盡管受勞動力市場結構的約束，歐洲的失業率并沒有像美國那樣大幅上升，也正因為如此，使得歐洲經濟的靈活性相對較低，應對危機沖擊的自我調節功能相對較弱，這意味著，歐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國持續的時間要長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結果，使得金融危機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質。為了應對危機，也需要國際的通力合作。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理應擔當起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的責任。在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通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向陷入危機的國家和地區提供相應的援助，幫助它們盡早地擺脫了金融危機，重新步入了快速發展與增長的軌道。在當今中國經濟和金融更廣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體系之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有助于國內經濟的穩定，而且對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是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中央銀行協調行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必要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貨幣政策調整，更多的是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行動；數額龐大的公共支出計劃也無不如此。正因為如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場的高度關注，也才會受到那些深陷危機之中而難以自撥的國家和地區政府的歡迎。
更何況，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金融體系，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都在增強，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衰退、金融體系出現了大問題都會很快地傳染到其它相關國家，真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從國內的情況來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9%之后，已經連續五個季度下滑，并有繼續下降的趨勢。雖然中國仍會保持全球最高增長率的紀錄，但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給中國的就業帶來了較大的壓力。過去一直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現在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關門歇業的中小企業不在少數，乃至過去從農村析出的剩余勞動力不得不重返內地，火車站人流如織，這一狀況是改革開放以來見所未見的。各類產品價格的大幅下跌、企業現金流和利潤增長率的持續下降，應收賬款和非意愿存貨的大幅上升，使得企業家的悲觀情緒不斷滋生、蔓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工業增加值也相應大幅下瀉。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只有8.2%，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隨著企業部門狀況的惡化，信用風險也在不斷增加，這迫使銀行金融機構開始變得更加謹慎起來，在過去幾年里一直有信貸擴張沖動的銀行機構，現在也具有較強的惜貸趨向了，結果，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銀行信貸增長率都呈明顯下降之勢?？傊?，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了中國經濟周期性的調整，也加劇了中國經濟調整的幅度，國內企業家和投資者的信心逐步喪失，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形勢變得日漸嚴峻。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是國內經濟增長的要求，也是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使然。
調整總體有益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對于穩定國內經濟無疑是有益的。當私人部門的信心減弱、出現了強烈的流動性偏好和對中長期投資的恐懼之時，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會直接拉動國內投資需求，擴大就業，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據估計，4萬億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萬左右的就業機會，另據中信證券的研究，這一規模的支出可以拉動1.9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關企業應對匯率變動和國外市場需求不振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適度的勞動力需求，減緩失業的蔓延。貨幣政策的調整不僅擴大了企業融資的可得性，還降低了企業的財務費用和居民的借貸成本，這將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調存款準備金比率就為金融機構釋放了數千億元的流動性，增強了金融機構運用資金的自由度。宏觀經濟政策的積極調整給金融市場注入了強心劑，在市場依然動蕩的環境下，國內的投資者重拾信心，實屬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之功。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面對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中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政府擴大公共工程的投資，不斷降低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等政策組合，讓中國經濟較快地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在經歷了三年左右的調整后，迎來了持續七年左右的高增長。面對這一次的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在過去應對外部沖擊的經驗之上，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對國內宏觀經濟的穩定、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增長，都將是有益的貢獻。雖然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加快了中國經濟自身周期性調整的速度，也加劇了中國經濟調整的幅度，使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面臨了較大的考驗，但是，在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下，中國仍將保持全球經濟最高增長率的紀錄。這正是當全球經濟不振之時，許多國際大金融機構依然看好未來一段時間投資的中國機會的重要原因。
>>高培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
講到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現在已經大致敲定，那就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我想說的是，穩健加積極，特別是財政政策這樣一種積極，它只是一種抽象的具有導向性的概念。最困難的事情，最需要關注的事情，是要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及穩健貨幣政策的前提之下，如何把政策的內容進一步夯實，進一步細化。
所以，即便考慮2011年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我相信一條，就是201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一定會和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有所不同。所以，在當前這個時候，在同樣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大方向之下，那些細微的調整是我們應該特別留意，特別去琢磨的。
所以一方面要觸動深層次改革，另一方面要更加務實、更加審慎，可能在2011年表現得極其突出。比如大家都知道擴張性財政政策兩個線索，一是增加支出，二是減稅。增支加減稅幾乎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全部內容。只是這兩個線索可以演繹出若干個具體內容，大家關注的時候，可能并不僅僅關注增值減稅之后的結果，就是財政赤字的規模究竟有多大，盡管我們現在還不能特別明確地把握這個財政赤字的規模有多大。但是我說，不要只盯著財政赤字的規模有多大。2009年的時候，財政赤字是9500億，今年財政赤字是10500億，2011年財政赤字究竟是多大，大家自然很關注。
當前社會上關于減稅這樣一個呼聲是非常強烈的，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大家肯定寄希望于進一步減稅。而請大家注意一下，關于當前中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判斷，相關部門使用的口徑是迥然相異的。比如國家稅務總局會當前的宏觀稅負水平是19%多一點，財政部講宏觀稅負水平的時候，會說20%多一點。換一個地方，比如到了其他部門，可能會說30%多一些。
很多人會不理解，減稅所面對的主要是宏觀稅負水平，而宏觀稅負水平在不同人眼里怎么會有那么大的差異？其實道理是非常簡單的。當稅務部門說宏觀稅負水平有多少的時候，它的分母是GDP，但是分子使用的是稅收收入這樣一個統計口徑。當財政部說宏觀稅負有多少的時候，分母雖然仍然是GDP，但是他所說的就是財政收入的統計口徑了。換其他部門，就會在稅收收入、財政收入基礎之上再做進一步的加法，比如說各種政府性基金的收入要加進來，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要加進來，社會保障繳費的收入要加進來，一些已經納入了財政專戶管理的預算外收入要加進來，這七加八加，分母雖然沒變，但是分子的數額是在增加的。所以，當你看到這樣一種政府收入結構的時候，減稅就有了頗多的講究。比如說，可以在維持其他政府收入項目不變的條件下去單獨地實施減稅，但是總額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比如說可能表現為增稅，比如環保稅可能有增加，但是與此同時，其他的政府收入項目會減下去。
12月10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大力加強自主創新，切實抓好節能減排，不斷深化改革開放，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成果，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會議提出了六項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
12月10日晚，為加強流動性管理，適度調控貨幣信貸投放，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0年12月20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次上調大約能回收流動性約3500億一4000億元，但市場流動性依然過剩，通貨膨脹壓力繼續存在。
12月11日上午，11月份宏觀經濟數據公布。一是工業生產平穩增長。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3％，比10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二是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保持平穩較快增長。1―11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210698億元，同比增長24.9％，比1―10月份加快0.5個百分點。三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穩定增長。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3911億元，同比增長18.7％，比10月份加快0.1個百分點。四是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上漲。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1％，環比上漲1.1％。
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國內外發展環境日漸復雜，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多的困難和挑戰。
一是外部環境存在不確定性。總的來看，受次貸危機重創之后，世界經濟復蘇緩慢曲折。主要經濟體失業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費持續疲軟，經濟增長乏力。新興經濟體雖增長較快，但經濟泡沫化加劇，同時通脹壓力普遍存在。歐洲債務危機持續影響全球經濟，美國銀行抵押貸款債券回購壓力依然存在。
日本和美國等重新轉向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全球流動性過剩問題進一步凸顯，進而可能會加劇我國通貨膨脹。在弱勢美元政策帶動下，各國紛紛干預外匯市場，貿易保護主義有繼續強化趨勢，貨幣戰乃至貿易戰風險加大。主要貨幣匯率劇烈波動，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一些國家采用加息政策，使得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難度加大。
二是近兩年通貨膨脹預期凸顯，通貨膨脹壓力加大。普遍認為，當前通貨膨脹預期及通貨膨脹壓力主要由流動性沖擊、貨幣信貸存量激增、企業生產要素成本上漲、房地產價格呈現泡沫化、輸入型通脹壓力以及偶發性自然災害等因素造成。通貨膨脹預期和通貨膨脹具有相互推動作用。從投資需求的角度看，投資者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會使其擴大投資實現保值，推動資產價格上漲，進而通過成本渠道影響最終消費品和服務的價格。而消費和服務價格的上升又加強了投資者的通貨膨脹預期。從消費需求的角度看，消費者的通脹預期會降低當前儲蓄增加消費，消費需求的沖擊引起物價上行。物價的上行反過來又會加深消費者的通貨膨脹預期。
三是明年財政收支矛盾仍較突出。一方面，財政收入形勢不容樂觀。今年財政收入增長較快主要有兩個原因：進口大幅增長和汽車銷售快速增長。這兩者帶來了進口環節稅收、消費稅和車輛購置稅的大幅增長，明年可能難以保持這種快速增長的局面。同時，多方面因素會導致財政收入減少。包括：受通貨膨脹、匯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企業利潤難以持續快速增長；房市、車市將呈現降溫態勢；國家將實施對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國家將實施個人所得稅的減稅計劃。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壓力依然較大?；A建設方面需要較大的投資規模，包括加強農業、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化建設，支持受災地區恢復重建，繼續完成在建項目等。而且明年一些國家經濟工作重點將需要加大財政投入。主要有：進一步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消費需求，推進教育和醫藥衛生體制、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等重點領域改革，推進發展現代農業，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扶持力度等。
四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困難重重。從國內看，一些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比較突出。當前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的難度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務繁重。貿易順差、社會發展滯后等這些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因素依然存在。
宏觀經濟政策預測
雖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2011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但預計在操作層面會有一定的調整。考慮到明年政府的稅收優惠減少以及刺激性開支減少，預計財政擴張的力度將減弱。財政支持政策將主要集中于消費、節能環保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在明年可能出現明顯分化，其中農業、水利、保障性住房、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增長可能較快，而鋼鐵、水泥及其他產能過剩行業的增速可能趨緩。對于穩定農產品價格，未來政府或將出臺更多穩定價格的措施，例如提高對農民的補貼等。
就貨幣政策而言，考慮到政府對當前日益加劇的通脹壓力的擔憂，明年將采用穩健的貨幣政策。流動性管理將是控制通脹的關鍵。對于備受關注的加息問題，隨著年終的臨近，年內再次加息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明年繼續加息的可能性很大。存款準備金率可能會繼續上調以收縮流動性，同時信貸投放增速將放緩。由于需要穩健貨幣政策來保證明年經濟的平穩增長的目標，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將保持滿足經濟目標所需要的速度。
明年宏觀經濟走向
2011年GDP增速將呈現“前低后高”的特征，預計全年增速將超9％。投資、出口小幅回落，而消費則穩中趨旺。
2007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是：
――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和擴大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勢頭。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進一步落實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并根據經濟運行新的發展變化，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和微調，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以發展農村經濟為重點，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繼續鞏固、完善、加強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切實加大對“三農”的投入，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逐步提高農業素質、效益和競爭力，進一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
一大力推進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自主創新，提高產業發展質量和水平。以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為重要抓手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增長方式轉變，促進質量效益提高。積極開展資源綜合利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環境保護，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推進實施國家重大科技專項。
一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進一步加強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積極推動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推進裝備制造業、原材料和農副產品加工業加快發展。落實和完善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政策措施，支持中部地區有序承接東部地區和境外產業轉移。
第一，注意到經濟全球化的深刻變化和深入發展，如此嚴峻而復雜的全球經濟環境，必將嚴重拖累已經極大地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的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是，這一進程還在繼續，其影響范圍還在擴展。鑒于外需市場趨冷、內需仍舊不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也非短期可以奏效，中國經濟很可能由此而進入一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期。換言之，中國經濟不會獨善其身，未來的經濟運行充滿變數。
第二，從迄今為止的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運行軌跡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無疑是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最為困難的區間。將其作為參照系并仔細審視處于震蕩中的全球經濟態勢，可以確認，盡管歐美經濟短期內難以走出持續震蕩的局面，但從根本上說來，它絕非無藥可醫、無路可走。盡管外部的不確定性會給中國經濟造成持續拖累，但從總體上看來，這種不利影響的程度不會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
第三，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主要源于大量非常規刺激措施而導致的流動性過剩有所不同，當前中國的物價上漲勢頭，既有通貨膨脹因素的拉動，也有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動。這兩種因素分別形成的對于物價上漲的拉力和推力，不僅在短期內難以緩解，而且從長期看，它們都可能會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在高位運行。更嚴峻的問題在于，在當前的中國，物價上漲一旦與以收入分配矛盾為代表的各種社會矛盾相交織，用總理（2011）的話講，將足可以影響社會的穩定和人心的向背。故而，從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的大計出發，相對而言，在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兩者之間，物價上漲仍將是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
第四，在經歷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擴大公共投資的幾番反危機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擴張對于中國經濟結構的負作用已經逐漸凸顯。在當前的中國，較之于危機前，調結構的任務顯得更為緊迫。鑒于導致此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基本原因在于全球經濟結構的失衡，中國被拖入國際金融危機之中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經濟結構不平衡的“軟肋”，而無論就全球經濟而言，還是就中國經濟來說，結構問題的解決都絕非短期內所能奏效的事情。故而，身處長期低迷的外部環境以及傳統經濟結構難以為繼的內部壓力，在穩增長和調結構兩大目標之間，我們將面臨兩難選擇。
由上述幾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經發生實質性變化的背景下，2012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即便在名義上仍舊維持“積極加穩健”相搭配的格局，并且，操用的是“繼續實施”的字面表述，相對于以往，特別是2011年，其實際內容也應當且必須做出相當的調整。這種調整，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當前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預調和微調，其擴張性操作可以相對從容。我們尚不需要推出類似2008年末和2009年那樣的超劑量、大規模的擴張性措施，不應也不宜于反應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