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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是勞倫斯?A?博蘭《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一書的讀后感，基于博蘭對評判方法論的論述，對方法論的意義、方法論的邏輯、批判提了一些自己的認識。
關鍵詞：方法論；邏輯；批判
勞倫斯?A?博蘭的《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雖然是一本經濟學學科的方法論著作，該書很多內容是經濟學領域的獨有的方法論，但是，全書在與經濟學領域的不同學者、不同流派的爭論中，所運用的邏輯、批判的方法等卻是適用于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對社會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方法論的意義
方法論所涉及是研究過程的邏輯和研究的哲學基礎，或者說，方法論所涉及的是規范一門科學學科的原理、原則和方法的體系（風笑天，2006）。方法論可視為對具體方法、技術的指導哲學層面的探討和指導，但并不能直接促成產生實質性的研究成果。
博蘭在書中就分析了經濟學方法論上兩大取向：實證主義經濟學和規范主義主義經濟學，前者大都是同事實相關的分析，注的問題為描繪出“是什么”；而后者則和價值有關，要解決的問題在于回答“應該怎么樣”。博蘭還從“工具主義”，“約定主義”，“歸納主義”三種不同的觀點對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進行了剖析。不同的方法論往往可能出現爭論和對立,比如“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等等的對立，在社會學領域，具體表現出了孔德以降的整體主義的、實證的社會學，以及韋伯以降的個人主義、人文主義的社會學。所以，方法論決定了研究的視角，規定了對一些問題的基本命題和根本看法，造成不同學術流派的分野。
如同博蘭提到的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拒斥經濟學方法論一樣，中國社會學界似乎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國內每年發表的社會學相關的論文怕是數以萬計，但是幾乎沒有研究方法論的，對具體的方法、技術的創新、改進、深化的論文也鮮有公開發表的，大都是針對具體的問題的調查、研究，或者對西方已有的社會學理論的辨析。從學科教育來看，當前我國大學教育對方法論幾乎是忽視的，在社會科學教育中不僅是學生而且大多數的導師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對現有理論的了解與掌握上，對于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則大多輕視。中國的方法論也許都避而不談、存而不論了吧，可以用一句以哲學為指導就概括了。有學者認為我國社科領域對方法論的忽視“造成了對于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只有一種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意式的理解很難從西方學者學術研究的成果中去掌握他們所獨有的后設思維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國內學術研究偏重模仿缺乏創造力的困境。”（劉瑩，2005）
二、方法論的邏輯基礎
單就博蘭《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一書的編排來說，在正式展開他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的論述之前，專門對方法論的邏輯進行了辨析，體現了邏輯的重要性。博蘭在書中說經濟學試圖成為實證的科學，社會學目前也有一股力量試圖使社會學科學化?？茖W的兩個支柱分別是邏輯與觀察，所以談方法論，不能避開先討論邏輯上的合法性。科學研究的邏輯屬于科學哲學問題，回答的是“經濟學如何才能夠成為科學，或者從何種意義上經濟學才是科學”的問題（李增剛，2004）。
科學研究要運用歸納和演繹這兩套基本的邏輯體系。歸納是從經驗觀察出發，通過對大量現象的觀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結論。演繹是從一般原理或理論出發，通過邏輯推理來解釋具體的事件或現象。這兩種方法雖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但卻是不可分割的。我們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同時使用這兩種方法。但是歷史上的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往往是對立的，其實在博蘭的書中，對不同學術流派的描述中，仍能看出遵循不同的兩套邏輯的方法論的對立。
在《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中，博蘭對“最大化假說”的批判、對波普爾的澄清、對新古典動態學的模型的批判，也進行了大量的邏輯論證。博蘭所運用的邏輯基礎就是他在本書開篇部分所講到的“歸謬推理法”與“歸真推理法”。“倘若你的論據是符合邏輯的，則在任何時候，任何一項結論若是假的，則你的假設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實的”，通過一項結論的虛假性進行論證，以駁斥其假設的真實性這樣的利用論據的方式被稱為歸謬推理法，反之，歸真推理法從假設到結論、向前“傳遞”真實性。博蘭通過對弗里德曼的那篇論文分析，強調了這兩個邏輯的重要性，他說“明確識別論據的兩種逆向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方法論的批判，倘若認為能被運用于歸謬推理法任何形式的論據，則也能有效地被用于逆向的歸真推理法，那就會犯嚴重的錯誤”，要充分利用推理法對合取型論據、析取型論據極其結論進行邏輯檢驗。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以及能夠成為科學，也就要求我們按照科學的標準，提出科學命題或假說，從邏輯上進行論證，并且不斷進行檢驗，從而形成理論。
三、關于批判的方法論
博蘭在書中對各種各樣的既成的“真理”、“事實”進行了批判，對這些似是實非的觀點進行了深刻了檢討和分析，包括新古典的動態學、價值中立等，在論文第一部分甚至對“批判”進行了批判。博蘭在自己的這部經濟學方法論著作中突出“批判”,不僅書名有批判二字,而且書中很多篇章標題也都有批判二字，作者在本書中通過20篇強調批判的論文系統說明自己的方法論的特點。他說：“對理論采取批判的觀點,是我不同于傳統方法論的核心之處?！保ú┨m，2000）
對波普爾的評析在該書中是重頭戲,不妨看看博蘭是如何進行批判的。通常認為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學的“證偽主義”標準，他提出了科學發現的四段圖式：“問題――嘗試性解釋――排除錯誤――新的問題”，也就是猜想與反駁的邏輯。然而，博蘭卻對這種認識和波普爾的科學觀進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說：“我反復指出，如果他們認為波普爾的觀點可以公正地被描述為‘證偽主義’的話，那他們就是不理解波普爾?！彼又f“波普爾認為,科學的特點在于它強調批判。按照波普爾的看法,科學家竭力歡迎批判。阻撓批判是非科學的行為?！币蚨?在波普爾的科學哲學中,既有批判,又有可證偽性,因而必須分清主次。博蘭認為,在波普爾主義中,批判是主,證偽為次。
有學者認為，理性的批判需先弄清這么幾個問題：為什么要對社會進行批判?批判如何可能?依據何在?換句話說，批判理論本身建立的支點是什么?它如何證明自己是理性的表達而不是偏見和意識形態?這些問題都是社會批判理論不能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弄清楚，社會批判理論作為一種科學理論的合理性就總會受到人們有意無意的質疑。（伍學軍，2004）
四、關于本書的批判
博蘭給本書取名為《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是一本方法論的著作，但是本書中給人感覺有將經濟學方法論與經濟學研究方法、視角或經濟學研究的“一般方法”混在一起進行批判的嫌疑，比如“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數學應用”的章節里面，對具體的經濟學模型也展開了批判。有學者認為“經濟學方法論與經濟學是兩門性質根本不同的學科，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對象是既有的經濟學知識，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現象或經濟事實”（周建成，2005），故，方法論學者和經濟學者之間應該是允許有一定的界限和分離，恐怕該書開篇博蘭認為主流經濟學家反感方法論也有這個原因。
參考文獻：
[1][美]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商務印書館,1976.
[2]風笑天主編.社會學研究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李增剛.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幾點思考[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4(3).
一、“學術失范”的社會學闡釋
學術規范是一個以學術界和學術共同體的大致認同和確認為前提的，具有歷史繼承性和動態性的系統，是在長期的科研學術活動中形成的多維度、多層次的道德公約和行為準則，是一個具有普適性的指示系統，要求學術界和學術共同體必須嚴格遵守。其內涵豐富，絕非僅僅指學術研究的道德規范和學術論文的格式規范。
1897年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卡姆（EmileDurkheim）將“失范”一詞引入社會學，描述的社會規范和社會價值出現不協調時的一種混亂無序的社會狀態，他將失范注釋為：“一種準規范缺乏、含混或者社會規范變化多端，以致不能為社會成員提供指導的社會情境“失范只是暫時的規則匱乏狀態，社會習俗仍舊可以規定和協調的社會器官和功能及其相互關系。（社會分工論，1893）“能夠限制個體欲望的特殊規范類型的缺席狀態”（自殺論，1897）。可見，失范是一種制度性，文化價值和道德倫理性的規則缺席或弱化的狀態。借用社會學“失范”理論“學術失范”表現為特定時期發生在學術領域的、學術規范的弱化甚至喪失的一種無序狀態。學術失范的表現各式各樣，作為學術研究成果之一的學位論文失范也屬于其范疇。
二、行政管理專業本科學位論文學術失范的主要表現
行政管理專業本科學位論文的學術失范的主要表現為四類：
（一）學術道德層面的失范
學術道德規范是指學界或學術共同體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應該具備的學術理想和核心價值觀念以及從事科學研究應遵守的學術倫理準則，強調的是一種嚴于律己的境界。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學術道德失范突出表現為不尊重他人勞動成果，截取拼湊和大篇幅抄襲剽竊的現象；或采取改頭換面篡改、編造、杜撰科研數據或參考文獻的現象。如此往復，大量低水平重復和學術垃圾導致了學術泡沬的產生，其危害不言而喻。
（二）學術研究程序層面失范
學術研究程序規范包括選題要求、文獻調研、形成假說或觀點的要求、術語界定的要求、制定研究計劃的要求、收集和篩選資料的要求、擬定大綱的要求、格式行文的要求。程序性的失范其實是論文寫作過程中的操作技術性的失范。行政管理專業學位論文多數是對已學理論的梳理或重組，缺乏實證性、創新性；對文獻的檢索搜集不夠，積累不夠充分，對相關領域、相關研究的前沿和動態了解不足，選題缺乏新意和深度；學科的強應用性決定了部分選題開展須建立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而多數學生懶于調查實踐、閉門造車，甚至編造數據，主觀臆造論文結論；參考文獻數量較少和質量不高，外文資料的搜集不足，對文獻缺乏批判性和整體性的把握，所選文獻的信度沒有基本的判斷，文獻綜述不到位等。
（三）學術研究方法層面失范
“科學研究方法論探討科學研究的發生、形成、檢驗以及評價的方法論問題，以期在理論和實踐之間架起一座方法論的橋梁。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研究價值和學科特性，行政管理學在其學科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三種研究取向，分別為解釋性研究、詮釋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研究方法上以概念演繹和理論分析為主，缺乏科學主義的實證思維方式，缺乏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訓練，尤其是實證研究方法的訓練。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學位論文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幾乎沒有涉及研究方論的運用，有部分同學文章中提到研究方法的應用，但是顯然不懂研究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關系。
（四）學術制度層面失范
制度規范是學術規范制度化的產物，是保證學術研究的價值得以實現的明文規定，具有約束性和強制性。主要包括程序規范，管理規范、評審規范和處罰規范等。目前，行政管理專業本科學位論文存在的制度性失范，主要是日常論文管理工作的統籌不夠科學，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安排學生實習、有指導論文進展、另外兼顧學生就業；評審規范設置相對科學合理，但是評審制度落實有待改進，使得評審不夠嚴格，有效的監控流于形式，對違規者的處罰力度不夠，起不到防范的作用。
三、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學位論文失范原因探究
（一）生態因素：先天的規范缺失和后天能量釋放不足
從行政管理學學科建設和學科教育發展歷程以及我國學術規范建設的歷程來看，該學科學術規范先天不足，后天功能萎縮。我國行政管理學科教育和學科建設以及學術規范建設歷程二者在時間上錯位，學術規范建設晚于學科教育和學科建設，以致起步的符合中國實際的行政管理學術活動在十多年的進行中無章可循、無范可模；在行政管理學科發展中，忽視了行政管理專業學科特色的學術規范建設，而且長時間的討論和爭鳴，沒有明確權威的規范加以規制行政管理學的學術研究。行政管理學學術規范的功能發揮不夠充分，基本規范的實操內容沒有很好的得到普及，本來具有的正能量沒有得到很好的釋放，功能趨于萎縮。
（二）價值因素：價值觀偏離和規范內化的失敗
在社會轉型期，受到西方功利主義價值觀的負面影響和學術規范價值內化失敗，導致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作祟，使學生越來越重視實用價值和實際利益，價值觀偏離了學術研究的核心價值觀。這是因為行政管理學科課程體系設置不夠合理，直接導致學生科研基礎能力的知識欠缺；教學方式傳統，學生的探索創新能力、社會實踐能力不足；寬松的學生管理和評價制度缺乏有力的外在監督，使學生順利畢業，但是難以就業，求職時“萬金油”專業顯得毫無競爭力、加上外在就業環境的嚴峻沖擊，學生浮躁的心變得躁動，部分學生疏于學業參加沒有任何挑戰的社會鍛煉，部分學生致力于死記硬背備戰考研，努力提高自己的敲門磚，各屆學生如此往復地為現實利益奮斗著，現實利益的實現成了學生的核心價值觀，由學術規范內化的學術求真意識、學術創新精神從未和他們有過任何交集。
（三）能力因素：學生自身科研積累和科研能力不足
基于我國高等教育法的要求，本科生應具有從事本專業實際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本科生的關注重點則是通過順利畢業，迅速找到心儀的工作，普遍對如何提高學術素養和學術能力不感興趣。本科生普遍缺乏問題意識和質疑精神，習慣人云亦云；資料檢索和文獻鑒別、文獻批判、文獻整合綜述能力不足，通過分析、鑒別社會現象與其關鍵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構建研究假設、模型能力欠缺，選擇適宜測量指標，設計調查問卷和抽樣方案的能力有待提高；力、和學術話語表達能力需加強；極為重要的是論文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方法論理論和實踐訓練的極度欠缺。
四、行政管理專業學位論文失范的矯正對策
（一）注重過程監督和管理
本科畢業論文工作不是一般的等同于學科課程的教學工作，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須長期規劃的動態師生互動和學生成長過程。要樹立大論文觀念，即把本科生畢業論文作為凝聚其基本科研能力的體現，對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養貫穿大學四年全過程，時間長、方面多、環節多，做好過程控制和管理非常重要。在總體培養思路不變的前提下，進一步，把上述過程分解為若干階段，明確每個階段的任務，實施路徑和應達到標準，真正形成前呼后應的遞進關系。要根據培養要求，細化具體內容，制定相應措施，做到培養過程有布置、有檢查、有督促、有評價、有激勵，不斷促進學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二）加強學術道德教育，培養嚴謹的科研作風和態度
治理行政管理學術學位論文失范要從大學入學開始抓起。針對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的教育，學術界和高校要結合我國轉型時期新的時代特點不斷促進學科的自身建設和發展，引領行政管理學界逐漸形成“求真、創新”的良好學術風氣，建設專門的行政管理學學科特點學術研究規范，通過多種手段，切實落實在新一屆行政管理本科生的教育管理過程中，使這種規范通過長時間的約束逐漸內化為學生的一種自覺行為和科學基本素養。另外，以本科生導師制為先導，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在重視基礎知識教育的同時，要有意識地開展專業化的研究方向的引導工作，讓學生了解導師的研究取向，最好能參與學術課題的相關活動，體驗和模擬科研的操作，激發學生的科研興趣和熱情。
（三）建立相應課程及考評體系，奠定論文寫作基礎
遵循因材施教和循序漸進的規律，科學規劃和統籌本科生教育的培養階段和教學管理計劃。各高校要根據自身學校的類別、培養目標等，建立科學的行政管理學課程評估體系，合理評估現有的課程設置，根據不同需求合理設置公共基礎及通識類課程模塊、專業核心課程模塊、專業基礎課程模塊、專業方法與技能課程等模塊的權重，加強學生基礎知識的積累，為學術研究提供基礎支撐。重點要協調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之間的比例關系，均衡定性課程和定量課程的比例。加強過程性評價的考核方式，將學年論文、社會實踐調查報告與畢業論文融為一體，在研究生入學考試時凸顯本科學術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實際考察學生的基礎科研積累和科研訓練狀況。
（四）遵循科研訓練漸進原則，提升科研素養
在本科生教育階段就應該科學規劃，將畢業論文撰寫要求的基本素養融入到整個學科教育和培養過程中，以必修學分的形式要求學生積累基本的科研素養，有了這種平時的積累并將平時的學術積累滲透到畢業論文中，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論文撰寫環節的孤立和滯后，而且也可減輕指導教師的工作強度，以提高論文的指導質量，進而提升論文水平。具體來講，就是要樹立大論文觀念，科學規劃，建立本科畢業論文工作的一般范式，將整個本科教育階段分為有機聯系的整體，把本科一、二年級作為專業基礎理論知識的儲備階段，奠定論文開展的知識性功底；在三年級開始以畢業論文寫作的流程為模擬，完成課程論文的考核，進而將基本學術規范內化到學生的科研行動中。
（五）完善和落實相關制度，規約關聯主體的相應行為
[論文摘要]針對社會學方法論領域長期存在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對立，布爾迪厄提出了一種綜合的社會學方法論。布爾迪認為社會學應以場域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利用”(場域)而把握“兩頭”(社會和個人)。這種引入關系主義的研究方法，克服了由實在(社會和個人)取向的研究方法而導致的社會學中的一系列二元對立。布爾迪厄這一社會學方法論如今已成為人文社會領域內最具有影響力的方法論范式之一。
在社會學理論史上，方法論問題始終是一個核心課題。西方傳統社會學對此的認識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發端于涂爾干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另一類是開創于韋伯的個體主義方法論。由于這兩種方法論生成的本體論背景不同，因而形成了社會學領域中的一系列二元對立。這一系列的二元對立，不僅使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出現嚴重分裂，而且也將社會學家們分成兩大對立陣營。從20世紀70-80年代起，這種對立狀況得到了很大改觀，一批風頭正健的年輕社會學家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社會學應該克服這種方法論的二元傾向，并主張建立一種全新的方法論范式。在此背景之下，許多有創意的理論建構紛紛出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盧曼的功能結構主義、吉登斯的結構化社會理論和布爾迪厄建構的結構主義理論。這些旨在超越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探索性理論，為社會學開辟了新的境界，特別是布爾迪厄從關系主義立場出發的社會學思考，成功超越了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二元對立，為實現社會學方法論范式的轉換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一、整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
社會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以后，社會學家們像孔德、斯賓塞等人就開始對社會學方法論問題進行思考，可以說在他們的研究中深深地滲透著他們所處時代的方法論成果，但他們沒有進行嚴格意義上的方法論探討。在社會學中對方法論進行自覺的探索應該可以追溯至涂爾干和韋伯。
(一)整體主義方法論
涂爾干所倡導的是整體主義的(holistic)、實證的(positive)方法論。在他看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那么，什么是社會事實呢?根據涂爾干的定義“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的約束的、或者換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笨梢钥闯?，這一界定包含了社會事實區別于個體(或心理)現象的三個特征：即外在的客觀性、制約性和普遍性。具體來說，涂爾干所列舉的諸如法律、風俗習慣、道德規范、宗教信仰和儀式、語言和貨幣制度這些社會事實卻獨立客觀地存在于個人意識之外，一旦個人不愿意接受社會事實的引導而嚴重地違反它，那么，這些社會事實的強制性將會正式地(如逮捕)或非正式地(如輿論譴責)表現出來。這種整體主義取向的學術路徑決定了他所主張的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原則：其一：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涂爾干認為在他之前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將現象的觀念而非現象存在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即把現象認為觀念而不是客觀存在物。他強調事實先于觀念、存在先于本質，從而把社會事實(即社會現象)作為構成社會學研究出發點的實物論據來研究。其二：社會事實必須根據別的社會事實來解釋，并且這種解釋必須包括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涂爾干批判了各種對社會現象解釋的還原論，認為根據個別現象(如意愿、意識、利己)來解釋社會事實只會掏空社會學的內容。涂爾干在《論自殺》中，成功地貫徹和驗證了上述方法論原則，為社會學家具體考察、解釋社會事實提供了一個標準的實證研究范例。
涂爾干開創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為許多社會學理論流派(如結構功能主義、沖突理論、批判理論等等)所接受。就整體主義取向的研究方法而言，這些理論與涂爾干的社會學方法論是一脈相承的，他們卻從客觀層面出發去解釋和理解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個體。
整體主義方法論有助于我們了解客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化，但是也存在著它無法逃脫的內在缺陷。這與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前提預設不無關系。涂爾干是從社會唯實論的社會本體論觀念出發的，認為社會學分析的基本單位是超越個人的具有群體特征的社會事實。如是，在涂爾干的方法論中，“社會”的過程被懸置起來，“社會”成了一個暗箱。另外，在涂爾干的方法論中，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人的主體性無從體現，個人在強大的社會結構面前，絕對處于被支配的地位，沒有任何能動性，從而出現了“過度社會化”的情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整體主義方法論懸置或消解了個體。
(二)個體主義方法論
韋伯是個體主義方法論的主要代表，與涂爾干不同，他的方法論是建立在社會唯名論的本體論觀念基礎之上的。作為一名典型的社會唯名論者，韋伯認為，社會是個人行動的產物，或者說是行動者組成的系統，只有作為社會行動的個體才是真實存在的，社會學不能撇開個體去研究超越個體之上的社會實體。因此，在韋伯看來，社會學是一門致力于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動并通過理解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影響做出因果說明的科學。從韋伯對社會學的定義中可以看出，他將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作為社會學的兩大任務。既然社會行動的本質是其蘊含的精神內涵和文化意義，那么用自然科學中的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學則無異于方枘圓鑿，因此研究社會學的方法就別無他途，只能是理解和說明。所謂理解，就是試圖探究行動者主觀行動的意義關聯，從而建構起行動間的基本分析單位和意義脈絡。韋伯認為，理解可以分成兩類，即對主觀意義的直接觀察理解和解釋性理解。
對語言、行動(如砍柴、關門等)，非理解性的情緒反應(如驚叫、憤怒等)，以及對數學和邏輯命題的理解就是直接觀察的理解。解釋性理解就是對動機的理性理解，它把社會行動置于可理解的和更加內在的意義背景之中。例如樵夫砍柴，直接觀察理解僅能理解樵夫的行為是砍柴，而解釋性理解則要尋求砍柴的動機，或為掙錢、或為自用?？梢哉f，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目的是將隱藏在外化行動背后的主觀意義揭示出來，從而達到對整體社會現象的因果說明，亦即在研究社會現象時優先考慮個體，通過個體研究整體。
由韋伯開創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在以后許多微觀社會學理論流派(如符號互動論、現象社會學、常人方法學等)中得到了延續和發展。從總體上來看，這些學派都注重對社會微觀層面的關照，即都是從“化約主義”的立場來看待社會整體的。在方法論個體主義者看來，個體是社會的真實整體，也是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元。社會不能脫離個體而存在，“社會”不過是一個方便的“名稱”或標簽，用來指稱個體及其行動集合的關系。因此社會可以還原為個體。和整體主義方法論一樣，個體主義方法論有其局限性。這與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前提預設也是直接相關的。但他們并沒有揭示出個體行動意義的生成過程。此外，在個體主義方法論中，個體是基本分析單位，而與個體相對的“社會”卻隱而不顯。這樣，個體就獲得了極度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如果說方法論整體主義者懸置了個體，那么，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則懸置了社會。
二、布爾迪厄對方法論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超越
方法論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之間的對立，構成了社會學理論歷史發展脈絡中重要的兩極。對此種社會學方法論分野，布爾迪厄進行了批判性考察，并設計出一套可以同時超越方法論整體主義與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社會學方法規則。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規則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在涂爾干方法論整體主義基礎上導入被其忽略掉的個體行動者的直接體驗的規則。具體而言，就是首先運用涂爾干社會學方法的首要原則——系統地摒棄常識性認識與成見的原則——實現其“認識論斷裂”，即首先將社會看作一個獨立的客觀事物(客觀結構)。緊接著再對這一客觀主義認識實施對象化與客觀化操作，并把被方法論整體主義者所忽略的常識性認識與成見看作社會結構的象征補充并將其放到客觀結構和被身體化了的結構(慣習)，即社會結構與心智結構的辯證關系中加以把握。顯然，布爾迪厄的這一方法規則是對社會學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種新的綜合。在這種綜合中，個體(行動者)和社會(結構)同等重要，而且個體與社會不是簡單地拼湊在一起，這樣就成功地避開了方法論折衷主義的暗礁。布爾迪厄的獨特之處就在于他提出了極具原創意味的慣習概念，并且研究中引入關系主義視覺。
那么，何謂“慣習”呢?喜歡“開放式概念”(openconcepts)的布爾迪厄曾多次作過闡述，使其內涵充滿了豐富性。第一，慣習是持久的可轉移的稟性系統。菲利普·柯爾庫夫(PhilippeCorcuf)對這一定義作了解釋：“稟性，也就是說以某種方式進行感知、感覺、行動和思考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每個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觀條件和社會經歷而通常以無意識的方式內在化并納入自身的。持久的，這是因為即使這些稟性在我們的經歷中可以改變，那它們也深深扎根在我們身上，并傾向于抗拒變化，這樣就在人的生命中顯示出某種連續性?？赊D移的，這是因為在某種經驗的過程中獲得的稟性。(例如家庭的經驗)在經驗的其它領域也會產生效果；這是人作為統一體的首要因素。最后，系統，這是因為這些稟性傾向于在它們之間形成一致性?！钡诙?，慣習是與客觀結構緊密相連的主觀性。布爾迪厄認為，慣習屬于“心智結構”的范圍。是種“主觀性的社會結構”，或者說，是一種社會化了的主觀性。第三，慣習是一種生成性結構，是一種人們后天獲得的各種生成性圖式的系統。布爾迪厄把時間變量引入到慣習分析中，指出“慣習是歷史的產物”，并且具有“雙重歷史性”(DoubleHistoricity)。作為一種歷史的產物，慣習必然是一種動態的、開放的系統。布爾迪厄指出：慣習“是一個開放的性情傾向系統，不斷地隨經驗而變，從而在這些經驗的影響下不斷強化，或者調整自己的結構。它是穩定持久的，但不是永遠不變的?！笨梢?，布爾迪厄的慣習概念在個體和社會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布爾迪厄避免了長期以來許多社會學家試圖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所作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也使布爾迪厄超越了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努力中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除了上述慣習概念，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論具有濃厚的關系主義色彩，關系主義思考方式是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論的一大特色。其實，關系主義視角本身并不新穎，它源自于結構主義。馬克思和列維一斯特勞斯等結構主義大師都十分強調關系的重要性。但和布爾迪厄不同的是，在馬克思和列維一斯特勞斯那里，關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并沒有上升到方法論層面。在布爾迪厄看來，社會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種各樣的關系，他還特意把黑格爾的“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一著名公式，改為“現實的就是關系的”。據此，他將關系視角引入方法論層面，既摒棄了方法論個體主義，又拒斥了方法論整體主義，竭力主張關系主義的方法論。這可以從他的場域概念(是一些關系束)作為例證。布爾迪厄認為，概念的真正意涵來自于各種關系，只有在關系中，這一概念才能獲得它的意涵，場域概念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而獲得的。
布爾迪厄的這一關系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科學真正對象不是研究單純的個體，也不是社會實體，而是研究無數個體所構筑的一種場域，以及無數場域構筑的一種更大的場域綜合性結構。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是用一套自己的方法論體系來描述與解剖社會關系的結構、作用方式與文化樣式。我們一般人對于社會習以為常而往往渾然不覺，生活在社會中卻很少能明白、系統地理解社會，更談不上把握能力。社會學就是為理解與把握社會提供幫助。社會學還可以進一步細化為政治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組織社會學、勞動社會學、宗教社會學、社會統計學、社會心理學、大眾社會學等等。社會學不僅僅提供理論的框架，還提供大量的認識方法論。中國當前有相當影響的社會學家包括：李強、孫立平、周曉紅、王思斌、周孝正、陸學藝、李沛林等。
我個人認為，社會學在中國是有特殊重要性的。一是和美國這樣的結構穩定的社會相比，在現在的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社會，社會學更有揭示問題與把握轉型機會的價值；二是社會學作為一個基本學科，為類似法律、管理、傳播等領域的訓練提供了基礎的認識論工具；三是在動態程度與復雜程度進一步提高的社會，社會學為多個領域的人提供了改善行動水平的方法論支持。我一直覺得我們的大學不應該在本科就設法學、管理學、傳播學這類學科，如果這些學科的學生上本科時學的是心理學與社會學，上研究生時再學那些應用性的學科，那么他們的基礎理解能力與自覺創造能力絕對有很大的提升，而不會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早期學的是法學，到今天我還是覺得中國的法學跟社會的基礎相距比較遠，實證研究一直沒有很好發展起來，立法與司法訓練領域的形而上學與搬移效應最明顯。而我自己的興趣則比較接近法律社會學，所以即使在學法學的時候也一直看重社會調查。我還記得我早期公開發表的論文之一，就是《行政訴訟法》在重慶地區的實施狀況的調查分析報告。后來我師從著名社會學家袁方教授，在他老人家去世以后，繼續在組織社會學權威王思斌教授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社會學的知識系統化水平有所提高。而我的專業調查研究工作本身也使我對社會學知識的學習與使用更為密集。在我擔任耶魯世界學者期間，我的學術導師是著名的耶魯社會學教授戴博拉?戴維斯教授，我選的另一門課是社會學家施泰吾教授講授的《現代藝術的社會學理解》，屬于文化社會學范疇。在我平時讀的書中，大眾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著作是最愛讀的類別之。我也高興地看到我所熟悉的不少同行朋友與客戶朋友中，有不少也是學社會學出身的同科人才。
論文關鍵詞：建構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經驗研究
科學的本質常被看成是能夠產生不受環境制約且不斷增進其真理涵容量的知識。科學被看成是這樣一種事業，正是基于對科學本質的如此理解，人們特別是社會學家長期以來形成一種觀念：即認為科學的內容，比如新的科學思想和重要的科學發現等，從根本上說是由自然界決定的，而不是受社會影響的。這種觀念從根本上抹煞了科學的社會性。
科學到底有沒有社會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會性?這一涉及到知識的元理論的問題(meta—theroticalDroblem)，即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人類知識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問題，對于所有追求和傳播知識的人來說，恐怕是一個必須要認真和仔細思考，并要做出回答的問題。而把科學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對元理論問題進行審視和研究已成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學術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這就是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的產生。
一、建構主義產生的背景
所謂建構主義，按照其代表人物克諾爾一謝廷娜的說法是指這樣一種立場“它把現實的總體看成是裝配而成的，現實的齊一性是異質的，現實的光滑外表包裹著一種內在結構，對建構主義來說，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飾的事實?！苯嬛髁x認為科學知識本質是社會建構的，而不是被發現的，即認為科學知識是建構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1、建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
早在1935年弗立克(lfeck)(波蘭奇才，細菌學家，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就指出，科學事實是歷史背景的產物并反映著一定的思想風格，往前還可追溯到“文化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舍勒，他認為全部知識的內容甚至全部知識的客觀有效性是由社會利益支配的思想所決定的，并且獲得知識的思想“形式”也必然由社會結構共同決定。再往前卡爾·馬克思提出的著名論斷：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馬克思甚至認為自然科學知識也是由社會目標所決定的。所有這些思想，都閃耀著建構主義的火花。
2、建構主義產生的外部原因
在建構主義產生之前出現許多社會學新理論和新方法，象符號互動論、人類學方法論、社會現象學等社會學理論和方法，這些被稱為微觀社會學的研究結果對宏觀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戰，一方面它們從社會秩序的規范解釋向認識秩序轉化，把興趣轉向語言應用和認知過程，它們放下有關社會“結構”“整合”等信條，轉而研究具體的社會實踐，規范不再被看作是鐵板一塊的系統而是看作具體的溝通和互動，社會秩序不是控制個人愿望把社會聯合起來的東西，而是許多人意愿的聯合，另一方面是從方法論上集體、個人主義向情境主義的轉化，在方法論上不僅要首先關心成員的認知過程，意義的解釋程序，而且要優先地分析小的社會情境，主張從社會情境的互動即人與人在特殊背景中的相互作用來分析知識的社會形成。
3、建構主義產生的直接原因
我們知道布魯爾為代表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聲稱社會原因是首要的和決定性的，科學家的思想受社會信念、社會地位或其所在的團體的影響，為此還提出了“強綱領”的四個信條即因果性、公正性、對稱性和反身性，主張“科學地研究科學知識的性質”，但由于這種強綱領割裂了科學與理性的道路，因而無法回答在什么時候，社會因素是怎樣進入知識客體之中的，而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批判，正是對這一宏觀研究進路的不滿和反抗導致了建構主義的產生，正如夏平在這一新的發展階段開始時說的“僅僅斷言科學知識與社會秩序有關或說它不是自主的，已不再有趣了，我們現在必須專注于如何準確地將科學文化處理為社會的產物”，建構主義的產生使經驗研究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的工作重點。
二、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
社會學家平齊認為實驗室研究、科學爭論研究、科學家話語文本研究這些經驗研究都集中在科學知識在更加廣大的社會范圍內的建構過程上，即認為科學知識能夠、實際上已顯示出其構成完全是社會性的，平齊把這些驗研究稱為社會建構主義方法論。
1、實驗室研究
上一世紀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一個經驗研究場點，在這方面影響最大的當推拉都爾和伍爾加，這種研究方法側重于對科學工作的實際場所進行直接的觀察、研究，這是一個借助于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就象人類學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樣，因為科學家從事研究的實驗室好象土著人居住的深山叢林，通常起到保護其生活方式不被外人“窺視”的作用，社會學家借助于不介入的客觀觀察立場，不帶先入之見地深入科學活動的“現場”，這無疑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開辟了透視科學“黑箱”的一個新途徑，其優點在于允許直接觀察科學家日常實踐的微觀互動過程，探究科學事實和文本產品是如何在特定范疇內生產出來的，拉都爾在觀察實驗室工作之后得出實驗室的全部活動成果是產生論文，實驗室中產生的科學事實只不過是全體實驗人員努力構造的產物，實驗室科學家并不是在探究事物本身，而是審查由技術員、操作儀器、設備產生的所謂“文學銘寫”標記，實驗室就如一個工廠，事實在一條流水線上被生產，有些事實被制造出來，而有些事實未被制造出來。該方法的實質就是運用富于觀察性、紀實性和靈活性的采訪方法和技巧進入科學家當中作出“情景定義”和“選擇行動路線”的過程，并解釋在這些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克諾爾一謝廷娜曾特別撰文說明“實驗室研究”的重要性。她認為，將研究聚集于實驗室，允許研究者在儀器和符號實踐的更寬闊的情境內考察實驗活動，從而將包括知識生產的整個活動范圍推向了前臺。
2、爭論研究
該方法是英國科學知識社會學家最早介入并作了廣泛發掘的一個研究場點，科林斯認為，科學爭論之所以作為一個受到青睞的研究場點，是由于它較容易揭示科學的社會性質以及科學研究實際上是如何形成的，與“現成的”科學不同，“爭論的”科學打開了科學的黑箱子，擾亂了科學的常規實踐，在發生科學爭論的情況下，爭論各方會發現那些理所當然的規則因新的發現而自然而然地受到質疑，它們不再能產生無疑義的結果，因而，通過爭論中的科學家的眼睛來看世界，研究者可以親眼目睹“制造中的科學”。拉都爾在其著作《科學在行動》中對把爭論作為研究對象作了說明。他指出：我們研究中的科學是行動中的科學而非亦已形成的科學，因而我們要么在事實和儀器黑箱化之前抓住它們，要么跟蹤科學中的爭論重新打開它們。再者為了確實科學家聲稱的“知識”的客觀性抑或主觀性，我們并未給定陳述的內部屬性，只能通過尋求掌握事實或儀器的使用者們的陳述的變化。這樣科學爭論可以使研究者觀察到科學活動的一種臨界狀態，這在其他時刻通常是看不到的，這種狀態不是也無須研究者有意安排，而是科學家自己通過辯論弄清主張的接受與拒斥，促使自然信念的真理狀態處于批評狀態進而通過爭論的“結束機制”得到科學知識的一致性解釋。
3、科學家的文本、話語研究
社會學家馬爾凱認為事實上科學家的言談舉止變化是非常大的，對同一件事不僅不同的科學家的說明不一樣，同一個科學家的話語也會因說話的場合不同而變化，甚至還會因分析者的介入而發生改變，因此，如何對待科學家的言談便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中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這一研究與舊科學社會學不同，它不再把科學家的交流語言看成是一種轉達信息的中性媒介，或僅僅是社會交往由之發生的一個通道，而是把構成科學相互作用的言說行動本身作為分析焦點，從中揭示出隱含在這些話語中的科學知識的社會性質，上文提到實驗室研究其全部活動成果是產生論文，而在論文的產生過程中，科學家顯然要通過修辭手段，文字表達技巧、社會性辯論技巧以試圖使人們相信它的有效性，齊曼稱之為“這是一種決不意味著科學家們是說謊者和偽君子的一種虔誠的‘欺騙”’?？屏炙拐J為應該對文本的觀點、事實的形成過程加以考察，才可能客觀地展示它們是如何被定位的，為此他把科學家的文本分為兩類，一類是科學家之間的會話、信函和對科學家的訪談記錄，另一類是正式出版的論文，他更看重前一類中發生的事情，所謂真情流露于不經意之中，只有這類非正式文本和話語，才能顯現出話語在被納入研究論文的正式格式之前的真實風貌。馬爾凱在他稱之為“言讀分析法”方法中給出了研究思路：通過分析比較科學家就某項研究正式發表的論文與直接訪問科學家關于該研究的談話記錄，從而較真實地說明科學家工作的實際情形，了解科學發現或者說科學構造的社會學特征。
筆者認為以上三個研究場點應該與研究者的特定目標相聯系，并且要根據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的不同各有側重，不可把它們看成是各自獨立和分離的研究方法。例如實驗室研究就不適于考察共識形成的過程，科學爭論研究關注于科學共同體之內的研究群體，難以直接有效地考察可能對共識形成產生作用的外部因素，文本和話語分析則孤立于科學活動的其他部分，而難以說明科學事實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實際上科學家的實踐工作是一個整體，在考慮一個研究場點時要兼顧別的研究場點，研究者才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去考察科學知識產生的社會背景和因素，從而作出科學的建構。
三、建構主義形成的對科學知識的幾個觀點
建構主義的總綱領認為科學知識是由社會建構的，由此形成以下觀點：
1、科學知識是人工制造的產物
科學并不是客觀過程的描述，僅從自然界的形態來說明科學信念的產生是不完備的，因為科學所揭示和表達的在自然界中并一定不能找相應的客體，也就是說科學知識是人工事實。謝廷娜認為：在實驗室里我們找不到描述主義所看重的事實和現實，“實驗室所表現的是盡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科學知識產生包括選擇性、科學操作是決策負荷的”。她把科學產品看成制造過程的結果，制造過程與產品的獲得息息相關。這就是說，在實驗室中，所有的活動都是有選擇、有目的、有計劃地被事先安排好的，科學活動就是按照事先的安排進行選擇決定最終導致科學產品的出現。
2、科學知識是磋商的結果
磋商即指科學家之間的互動，這一互動不僅超越了實驗室，而且延伸到外面的社會關系之中，這些互動包括科學家之間的，科學家與外面科學家之間的，還有科學家與外面的非科學機構及角色之間的，例如需要資金的支持與財政部門的磋商，這些都會影響科學研究的選擇，科學家之間的磋商包括對科學結論的修改與濃縮，實質上是圍繞著包含修辭手法、語言技巧、科學家威信以及其它符號資源在內的說服與被說服的過程，正如謝廷娜認為的：“體現在科學產物中的選擇是和在一定時間、空間中發生的磋商的社會過程相聯系的，而不是由個人所做的邏輯的決定。”
3、科學與其它社會文化一樣，并非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這個觀點較激進。柯林斯認為“自然世界對科學知識的建構只起很少或根本不起作用”，“在語言、概念、社會行為之外沒有什么可以影響這些論點的結果。”科學知識的產生是不同利益個人、利益團體之間互動的過程，通過相互爭論、相互磋商、彼此說服達成一致，科學沒有任何特權，在認識論上科學并不優于其它任何信念或知}只體系，并不比社會科學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布魯爾聲稱“如果社會學不能貫穿始終地用于解釋科學知識，這種社會學將是平庸的，所有的科學，無論是文化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是知識社會學研究的合法領域”，這就告訴我們科學文化與其他文化一樣是現代文化的一部分。
四、建構主義的評述
建構主義作為一種研究綱領還是有值得稱贊的地方，建構論者在考察社會知識是如何得來時，認為科學活動是被各種因素促動、制約和構造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它的具體研究方法擴展和加深了我們對科學的理解，實驗室研究中，研究者直接接觸對科學活動具體操作、描述和說明的科學家，從對日常生活言談和論述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意義的和實質性的結論，從而打破了當代社會最有權威、最神秘的科學知識的秘密，把科學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子系統來考慮，擴展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更重要的是擺正了科學與社會的正確位置。建構主義還為哲學上的認識論研究帶來了新問題，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招生規模迅速擴大。如何保證和不斷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 是社會各界極為關注的問題。研究生畢業論文是研究生科學研究能力的體現，是衡量其能否獲得碩士學位的重要依據。[1]選題是研究生畢業論文的關鍵，反映研究生科研水平的高低。
一、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意義
研究生畢業論文是訓練研究生形成系統思維、運用科學知識、培養其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重要環節。畢業論文應能反映研究生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新成果或提出的新見解。選題是撰寫畢業論文的首要環節，應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有較大的理論或實踐價值。常言道：“好題一半文”。選題對于科學研究具有普適性價值，選題關系著研究質量的高低。中國正值快速轉型期，社會問題錯綜復雜。面對紛繁的社會現象，研究生是否能選好時代命題，“問題意識”至關重要。
二、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標準與程序
俗語云，無規矩不成方圓。同理，無標準不易選題。標準和程序有助于研究生集中精力直奔主題。本文由收集整理
選題一般采用重要性、創造性、可行性和合適性標準。重要性指研究問題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可以是理論意義，也可以是實踐意義或社會意義，或兼有之。創造性又稱創新性或獨特性，指在選擇確定和確定研究課題過程中具備的特點。可行性指研究者是否具備進行或完成某一研究的各種因素，包括自身因素以及外在因素。合適性主要指選題是否適合研究者的個人特點。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宜考慮經濟、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外部因素的前提下，結合自身能力、經驗閱歷、知識結構、操作技術，遵循“以小見大”原則，從熟悉的領域發現問題，運用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進行研究，重視“小課題”，以小見大。
選題一般遵循如下程序。研究生從感興趣、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問題原型，接著廣泛查閱文獻資料，初步確定研究問題，然后進一步查閱專門文獻，從而將研究問題明確化。同時，對研究問題進行他評和自評。即在聽取權威專家、前輩、同輩意見和看法的基礎上，不斷實行自我修正，使研究問題日漸成熟。最后，確定畢業論文選題。
三、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來源與方法
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來源有二，自選題目或導師承擔的課題。自選題目具有較大自由度，選題水平和個人生活閱歷、研究能力關系較大，呈參差不齊之態。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穩定，能把握研究方向，但研究生自身缺乏自主性、靈活性。研究生可根據個人情況擇優而從。勿論何因，“問題”意識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研究生能否從瑣碎的生活世界挖掘選題，取決于自身的人生經驗與閱歷。“學校-學校”型研究生群體生活經驗尤為單一，是不是束手無策？不然。研究生保持“同理心”對待生活世界，同化他人的間接生活經驗亦是對自身有限直接生活經驗的無限補充。個人能夠直接感受或認知的部分只是生活世界的一角冰山，更為廣闊的部分我們可以通過“閱讀”來完成。對“閱讀”材料進行“內容分析”“二次分析”來激發“靈感與火花”，獲得選題。
四、研究生“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選題思維在于懷疑，“問題”意識在于發現。愛因斯坦曾指出，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當然，懷疑并非毫無根據，而是建立在對研究對象縝密思考基礎之上，既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又是新研究的開端。“問題”意識并非人人有之，也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后天培養的結果。研究生欲向畢業論文要質量，就要注意“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恰當運用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加芬克爾“常人方法論”，有助于研究生的“問題”意識的培養。根據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研究生可以培養這樣一種心智品質，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看清世事以及事情的全貌，即個人對時代生活的自主性把握。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論從日常生活中，破壞“理所當然”的常規，發現常規背后潛藏的社會事實。
此外，宜“勤”宜“懶”，“問題”長存。“勤”指遇事勤思考，拓寬思路，訓練發散思維，培養“問題”意識。“懶”指大膽創新，學會偷“懶”，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養成創新思維習慣。
總之，碩士畢業論文的選題有章可循，“問題意識”是關鍵。“問題意識”是研究的開端，創新精神是研究的生命力。研究生要注意“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注釋：
論文摘要：社會學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在本體論思維的束縛下把各自的個體、社會整體本體化、實體化，并因此導致了個人和社會、行動和結構、微觀和宏觀等的理論對立。徹底拋棄本體論預設、解構實體，從實體視角轉向關系視角是克服上述二元對立的有效途徑，布迪厄和吉登斯的努力體現了社會學方法論的這一轉向。
自社會學誕生起，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就被作為截然對立的兩種方法論引入社會學研究中，并在社會學中演化出個人和會、微觀與宏觀、行動與結構的關系之爭。在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斗爭后，當代社會學理論家開始認識到：在表面上相互對立的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方法論背后都隱藏著一個本體論預設，個體主義預設了個體本體，整體主義預設了社會本體，這種隱藏著的本體論預設造成了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理論對立，從而為融合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找到了突破El。拋棄本體、解構實體，從實體視角向關系視角轉移成為當代社會學方法的主導特征。
一、個體主義方法論及其困境
個體主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原子論哲學。古希臘的哲學家恩培多克勒就曾經用“從部分說明整體”的方法來說生命現象，他認為人、獸、植物等所有生命都是由水、火、土、氣的混合組成。唯物主義哲學集大成者德謨克里特認為，萬物均由原子構成，而原子本身則“是既不能毀壞也不能改變的”這些論述中已經包含了個體主義方法論思想的雛形：整體只能從它的構成部分獲得解釋。到了中世紀，個體主義思想是以唯名論的方式傳遞的。唯名論認為，共相不過是名稱，個體先于共相。[2進入近代以后，原子論思想在物理學、化學、牛頓力學等自然科學中得到廣泛應用并取得了輝煌成就，這為社會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提供了有力的信念支撐。
作為社會學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最初是由社會學奠基人之一韋伯提出的。他認為社會中的集體構造(如政府、社會、股份公司等)只不過是特殊行動的組織模式和結果，個體才是這些特殊行動的唯一載體。
就社會學的目的來說，不存在諸如“起作用”的集體的“個體”這類事物。因此，個體行動是社會過程的原因，社會學要對社會過程及結果作出說明，就必須研究個體行動的主觀意義，因此個體行動構成了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最基本分析單位。2O世紀，隨著社會學中心轉移到美國，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相結合，催生了以霍曼斯、布勞等人為代表的交換理論，布魯默、庫恩為代表的符號互動論以及以加芬克爾等人為代表的常人方法學。這些學派都以微觀的、個體行動作為社會學研究單元，試圖從中闡明社會是如何構成的。
盡管個體主義方法論在演變過程中含義有所變化，但仍可以對其共同的基本特征進行歸納。盧克斯對個體主義方法論的歸納堪稱經典，他認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要點有以下幾點：(1)主張只有通過分析個體的行動才能解釋社會現象；(2)認為所有的關于社會現象的判斷都可以被還原為對個體性質的描述，而不至于損失什么意義；(3)認為只有個體才是真實的存在，集體概念只不過是理論家的建構；(4)宣稱社會
科學不可能有什么法則，即使有，也是個體的心理傾向所具備的法則o[4](P327)從上述的簡要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個體主義方法論雖然表面上表現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但由于方法論個體主義一般都把行動者具有行動能力作為不言自明的理論預設，這就使其方法論下面仍然隱藏著本體論預設，即個體本體論。因此，在個體主義者那里，個人成為一個超越歷史的不變的、自由的、離散的、自主的個人，社會是這種個人的自由的組合體，社會現象只能通過個體行動來解釋，而個體行動則無須通過社會來解釋。個體主義在拒絕對個體采取外部歸因和社會決定論的立場、保存個體行動自主性的同時，也就使得個體自身遭遇發生困境，即個體主義所堅持的個體是一個“非社會化”或“社會化”不足的個體。對此，埃里亞斯在《什么是社會學?》一書里指出，這種“個人”生來就是成人，既不要經過呀呀學語的幼兒階段和在社會環境中成長的社會化過程，也不會衰老和死去。顯然，這樣的個人是非現實的、神秘的、抽象的個人，而非具體的社會一歷史人。嘲而這個原本是抽象的個體卻被個體主義賦予了實體行動者的性質，一個抽象概念在不知不覺中被物象化為一個封閉、自主的行動者。
二、整體主義方法論極其困境
整體主義思想同樣也可在古希臘哲學中找到其源頭。柏拉圖在論述治國的知識時，明確地把治國知識與國家里的各種各樣的具體知識區分開來o[1](Pl09)其中就包含著作為整體的目家是與其組成部分相區別的思想。到了中世紀，整體主義思想則以實在論的形式與唯名論進行持續的斗爭?！皩嵲谡撝鲝埞蚕嗑褪侨f事萬物，而且共相先于個體。而近代以有機體為研究對象的生物科學則為社會學整體主義方法論提供了啟發和信念支撐。
作為社會學方法論的整體主義最早可以追溯到社會學的奠基人孔德那里，他認為當時在物理、化學、機械力學中盛行的原子主義方法并不適合對社會的研究，“如果把社會分割為若干部分而分別進行研究，就不可能對社會的條件和社會的運動進行科學的研究”，在社會學中只有一種正確的途徑即方法論整體主義，也就是“借助于整體的系統觀察各個部分”。作為孔德的繼承者，杜爾克姆認為，“社會是獨立存在的客體，盡管社會是由無數個人聯合而成的，但它本身是屬于高于個人的相對獨立的實體，具有超越于個人的獨特性質，這種獨特性質無法在單個個人身上找到?！倍艩柨四吩谄涿渡鐣W方法的規則》一書中詳細論述了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基本原則：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首要原則是將社會現象當作客觀事物來對待，社會不是人為的，它不僅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反而對個人施加強制力。因此，絕不能把社會事實化約為個人的心理層次而加以研究，只能用一個社會事實去解釋另外一個社會事實。社會現象也有常態和病態之區分等。
通過帕森斯的努力，社會學整體主義方法論在美國乃至西方社會學界曾經取得過霸主地位。帕森斯最初試圖整合韋伯的個體主義和杜爾克姆的整體主義，這個努力表現在他的早期著作《社會行動的結構》中，但在其后期發表的《社會系統》、《經濟與社會》、《現代社會系統》等一系列著作中，個體主義成分消失殆盡，個體成了共同文化規范的傀儡。帕森斯的強規范主義后來成了個體主義攻擊的主要目標。布勞是美國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堅持用客觀的社會結構條件去解釋社會現象，反對把心理和文化的因素作為首要的解釋工具，堅持以社會群體、社區作為研究對象，反對僅僅用個人因素去說明社會變化的個體主義觀點。
在不同時代、不同學者那里，社會學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內涵雖有變化，但仍有共同接受的基本觀點：社會整體是不同于個體集合的真實存在，雖然社會不能脫離個體存在，但社會也不能還原為個體。社會制度、社會結構之類的宏觀社會現象才是社會學分析的對象，而不是個體行動。一種社會現象只能通過另外一種社會現象解釋，而不能用個體現象去解釋。相反，個體現象則只有在社會結構中才能得到理解，社會結構是個體行為的決定性力量。
因此，在整體主義方法論背后也同樣隱藏著本體論預設，即社會本體。社會本體是所有解釋的出發點，而社會自身則不能由個體行動來解釋。整體主義雖然正確地抓住了社會整體的化約性，但它也同樣面臨發生學的困境，即社會結構自身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布迪厄深刻地指出：“這種客觀主義立場的主要危險在于：由于它未能考慮這些規律生成方面的原則，所以就容易滑向現實。這就是說它將自己建構的各種結構看作自主實體，賦予它真實的行動者那樣‘行為’的能力，從而使抽象的結構概念物化
三、對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超越
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在社會學中雖然都是以方法論的面目出現的，但都沒有能夠真正克服本體論哲學的思維方式，從而在方法論下面隱藏了本體論預設。本體論哲學的最終訴求是尋求世界的終極原因即世界的本原，本體論認為世界的本原是創造者，因而它不能被創造，“萬物都是由它構成的，都是首先從它產生、最后又化為它”。作為創造者的本原是終極原因，是解釋者，而不能成為被解釋的對象。這種實體化、單向度解釋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致使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境地，并由此演化出個體與社會、行動與結構、微觀與宏觀之間的對立。社會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以擺脫哲學思辨、進入經驗社會生活為己任，然而在過去的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中卻一直未能擺脫本體論哲學的束縛，這正好印證了恩格斯的論斷：“不管自然科學家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他們還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于，他們是愿意受某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愿意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p>
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對立的根源在于各自把個體、整體實體化、本體化了，因此，社會學要超越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對立，就應該徹底拋棄本體化、實體化的思維方式，從關系的角度去重新審視個體、社會以及個體與社會的關系。推動社會學方法論從實體視角向關系視角轉變的應當首推當代社會學界的大師級人物皮埃爾·布迪厄和安東尼·吉登斯。
布迪厄大力倡導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他敏銳地指出：“所有方法論上的一元論，都聲稱要確立要么結構要么能動者(agent)，要么系統要么行動者、要么集合體要么個人在本體論意義上的先在性”。并堅定地強調，這種源于我們使用的語言本身的二元論式的抉擇必須從社會學中祛除。他睿智地把黑格爾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論斷改寫為“存在的就是關系的”，[8](P133)并用關系性的“場域”和“慣習”分別取代被本體化了的個體和社會整體。一個“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問的一系列歷史關系構成。這是一個沖突和競爭的空間，參與者在場域中彼此競爭，在競爭中改變場域內的各種資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對分量，從而改變場域的結構。而“慣習”則由積淀于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關系構成。慣習是創造性的，能體現想像力，但又受限于其結構，這些結構則是社會結構在身體層面的積淀，慣習和場域是雙向社會生成過程，它們只有在彼此的關系之中才能充分發揮作用[8](n∞。場域形塑著慣習，慣習又反過來賦予場域以意義并建構場域。慣習和場域之間的雙向生成過程構成了社會再生產的真實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