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2 15: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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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說：我們花了40年建立起的經濟體系，就被這個帶有很多錢的一下子給搞垮了。
這個帶有很多錢的就是喬治·索羅斯，以他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投機者從5月開始對泰銖發動了攻擊。并了這個多米諾骨牌。
泰銖、印尼盾、馬來西亞元、菲律賓比索兌美元匯價狂跌；新加坡、韓國、臺灣等亞洲三小龍也難逃此劫。
剛剛回歸的香港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紐約道·瓊斯指數、倫敦和東京的大型股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這一泥潭。
這場空前的金融危機來勢之猛、涉及之廣令全球為之震驚！
在此，我們特推出這一系列，以饗讀者?！幷?/p>
索羅斯血洗東南亞
小劉在某外企任職，因業務關系，經常往來于泰中之間，可是7月的一個星期三的早晨，他發現自己著實賺了一筆———1美元兌換的泰銖突然變多了。稀里糊涂的他還以為是銀行的小姐弄錯了。事實上，泰國人的國際購買能力在這一天銳減16．7％，一場規?？涨暗慕鹑陲L暴正登灘東南亞。
1997年1月份，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商開始對覬覦已久的東南亞金融市場發動攻擊，開始拋售泰銖，買進美元。泰銖直線下跌。其目的很明確：
攪亂東南亞金融市場，以圖混水摸魚，狠撈一筆。而東南亞一些國家房地產、外匯儲備、金融市場管理的混亂與失控，給投機者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吃柿子挑軟的拿，索羅斯的如意算盤是：先從最不堪一擊的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入手，進而攪亂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最后攻占香港，以圖造成他們無堅不摧的印象，擊潰市場信心，引發“群羊”心理。索羅斯認為，只要擊垮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其它國家就不可避免一個接著一個倒下，這就是所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泰國，成了首當其沖的目標。
5月份，國際貨幣投機商開始大舉沽售泰銖，兌美元匯率大幅下跌。面對投機商氣勢洶洶的進攻，泰國央行與新加坡央行聯手入市，三管齊下，企圖捍衛泰銖陣地，他們動用了120億美元吸納泰銖；禁止本地銀行拆借泰銖給離岸投機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銖的地位暫時性保住了。
對此，國際貨幣投機商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他們的招數只有一個：籌集資金，狠拋泰銖。索羅斯開始節節挺進。與此同時，泰銖貶值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屢創新低。泰政府臨陣換將，原財政部長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帥印，泰政府此舉，猶如在波濤洶涌的湖面投下一顆重磅炸彈，菲律賓成了受害者，比索匯率開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卻未能阻止泰銖的節節失利。6月份，投機商開始出售美國國債，籌集資金，再度向泰銖發起致命一擊。泰央行奮起還擊。其時，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蓋下的各種弊端一一暴露出來。為了穩定軍心，6月30日，泰國總理差厄利發表電視講話：“我再次重申，泰銖不會貶值，我們將讓那些投機分子血本無歸?！卑l誓歸發誓，偏偏其金融市場像個扶不起的阿斗。此時的泰國央行已彈盡糧絕，僅有的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早已花光。就在泰總理講話兩天之后，泰國央行被迫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放棄長達13年之久的泰銖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當天，泰銖重挫20％，7月29日，泰國央行行長倫差·馬拉甲宣布辭職，8月5日，泰央行決定關閉42家金融機構，至此，泰銖終于失守。
與此同時，菲律賓比索的軟弱可欺使它成為投機商的另一狙擊目標，菲央行曾嘗試一周之內4次加息，并宣布擴寬比索兌換美元匯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對抗索羅斯。但大勢已去，無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許菲律賓比索在更闊的幅度內波動，一時間，比索貶值慘不忍睹，實際上，這標志著比索保衛戰的全面失守。
就像一個癮君子，此時的索羅斯顯然并未心滿意足，他們四下出動，尋找可捕獵的下一個目標，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進入了他的視線之內。
馬來西亞央行企圖拉高沽空馬來西亞林吉特的成本來阻止投機商的興風作浪，印度尼西亞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終擋不住投機商強有力的進攻，馬幣、印尼幣對美元兌換比價一低再低。
鄰國陣地的失守開始波及一向有“避難貨幣”之稱的新加坡貨幣。唇亡齒寒，盡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新加坡元兌美元的匯率還是持續下跌。
在索羅斯的強硬態勢下，各國政府均感力不從心，已紛紛放棄了捍衛行動，開始屈服，一副任打不還手的樣子。任由本國貨幣在市場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國際貨幣投機商更是有恃無恐，在東南亞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橫行一時。
東南亞貨幣狙擊戰弄得人人自危，各國金融當局使盡渾身解數以免掉入這一泥潭之中，就連在此次風潮中一直作壁上觀的美國也開始表態，美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說，他特別“感到不安的是”這場危機在很大程度上由一個國家涉及到另一個國家，美國愿意幫助“受這次波動影響的國家”。
國際投機商咄咄逼人的氣焰已使得國際社會對集體應付貨幣危機的認識正在加深。7月25日，中國、澳大利亞、日本、中國香港特區、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等亞太地區11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層代表在上海開會，會議結束后發出的聲明表示，一個穩定的貨幣市場是非常重要的，亞太各國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研究，對有關國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協助成員國在必要時進行經濟調整，這個消息對東南亞各國來說，至少讓他們覺得在自己與國際貨幣炒家進行殊死搏斗時不再顯得那么孤單。
8月5日，危機重重的泰國，同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帶苛刻條件的備用貸款計劃及一攬子措施。8月11日，為拯救資金短缺的泰國，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世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行長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承諾分擔為泰國提供總共160億美元（后增至167億美元）的融資款計劃，其中中國和中國香港都各自承諾向泰國借出10億美元的貸款。8月21日，國際清算銀行（BIS）宣布給予泰國總值33億美元的臨時貸款，以協助它渡過難關。
就在東南亞各國四處求援、積極謀劃之時，國際投機商卻銷聲匿跡，突然不再攻擊。8月20日，東南亞各國貨幣匯率暫時回穩，東南亞各國人們均大大喘了口氣：好了，風暴終于過去了！
就像暴風雨前夕的寧靜，平靜的外表下孕育著一片殺機，東鄰各國顯然歡樂還為時過早，新一輪的“狂風暴雨”只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而已，令人無奈的是，這種寧靜僅僅持續了幾天；東鄰各國還沒來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跡。8月底，又一輪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勢瞬間而至。這一次，卻把東盟成員文萊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羅斯一副得勢不饒人的架勢，剩勇追窮寇，再度集中火力掃蕩東南亞。進入9月份，這場風暴持續肆虐已進入第三個月，外匯市場的頹勢仍在繼續。東南亞各國經濟狀況繼續惡化。10月19日，泰國財政部長他農·比達亞也滿腹惆悵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這場對東南亞來說噩夢一般的4個多月的黑色風暴才漸趨平靜。據業內人士分析，這場動蕩已告一段落。但對東南亞，特別是身處震源的泰國來說，彈冠可以，相慶卻已苦澀難提。
無可奈何花落去
在這場危機中，受害最慘的恐怕非泰國莫屬，猛烈的金融風暴把這個國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而在此以前，泰國以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形象令人神馳目暈，一個小業主回憶說：“好像我們挺有錢，以至于每個人都著手準備去買奔馳。”他們熱衷于海濱別墅，瑞士歐米茄、法國XO、德國奔馳、日本松下。像美國人一樣，他們每年也瀟灑地安排去歐洲旅行；孩子送到私立學?！斈阍诼冉纪馀鲆娨粋€鄉下主婦，甚至街頭叫賣的小販，說不定就是股票大軍的一員；“錢來得太容易了”，那時候，他們會以這么一種調侃的語氣說正準備去歐洲旅行?？墒乾F在，泰國人目瞪口呆地瞧著索羅斯之流從他們手里搶走原本屬于他們的一切；家庭轎車被警察拖走、失業開始困擾自己、浪漫的歐洲之旅只好取消，孩子也只好轉到便宜的公立學?！R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說：“這個家伙（指索羅斯）來到我們的國家，一夜之間，使我們全國人民十幾年的奮斗化為烏有?！?/p>
金融危機發生的一般原因是資本全球化運動和價值實現過程中矛盾的尖銳化。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不僅同發達國家一樣有生產過剩、金融過度膨脹的問題，還有本國貨幣與國際貨幣之間的矛盾。商品價值、金融資產價值和國際價值的實現這三重矛盾相互交織和日益發展是金融危機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的一般前提。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對稱依賴或中心主導與從屬的經濟體系，則是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產生、發展的現實基礎。在資本主義生產由中心向擴散，中心對資本的壟斷和對商品市場的控制加強時，發展中國家內部生產過剩、金融過剩和與外部聯系中的國際價值實現問題正不斷深化發展。由于歷史造成的經濟脆弱，在國內要求經濟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壓力下，發展中國家極易陷入依賴外部推動、三重矛盾日益發展的狀況。這就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因西方資本流入和出口發展而快速增長，又因對外收支狀況惡化和西方資本回流而爆發金融危機以至金融危機反復發作的原因。
21世紀初期世界金融危機的發展前景最終取決于世界經濟中各地區、各國之間相對經濟實力的變化。前述世界經濟運動的模式已經表明，世界經濟運動的狀況和金融危機的發生與否根本上在于中心與依存關系的發展，從本質上看，這就是兩部分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狀況。市場經濟的競爭法則也就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經濟主體以實力為基礎的博弈。貨幣金融壟斷是經濟實力的集中體現，就是競爭優勢；處于壟斷地位的一方總是支配著另一方和整個經濟運動的方向，這就是世界運動的法則，也就是決定世界金融危機走勢的基本規則。
世界經濟中經濟實力反映為科學發展、生產力水平、經濟規模、金融市場規模和其貨幣是否充當國際貨幣。科技發達、經濟和金融規模大、貨幣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從經濟金融到文化都對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產生影響。這種客觀規律決定著世界經濟和金融運動的發展趨勢，也決定著世界金融危機發展的前景。未來世界金融危機問題根本上取決于世界體系中各地區和各國經濟實力的消長變化。
世界金融危機集中于發展中國家這一趨勢將很難改變。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經濟格局不會有大的變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仍將處于嚴重不對稱的地位。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1975-1995年，除東亞少數所謂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中國之外，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相對發達國家的人均GDP都處于連續下降狀態。西方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發展中國整體經濟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又給予東亞經濟嚴重打擊，從而使中經濟全面受挫。目前，發達國家占有世界財富的3/4，最不發達國家則增加到49個。從歷史來看，金融危機發生后，在經濟格局不變、依存狀況總體上不變而作部分調整時，幾乎所有受危機打擊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賴外部資本流入和外部拉動。
其次，許多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債務（見表1），國內經濟結構和社會調整面臨諸多困難，出口創匯又因技術革命發展滯后和西方國家的限制十分艱難，當西方資本流入時，可能導致新的生產和金融失控，而不會產生較多國際收益。這勢必成為新危機的隱患。
表1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和負擔率
年份債務額（億美元）債務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發展中國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東亞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歐洲及中亞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東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亞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經濟全球化將繼續發展。國際資本和國際貨幣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與金融競爭總會對世界金融貿易和資本運動產生難以預料的擾動和沖擊。在世界經濟不對稱結構和發展中國家債務沉重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僅不會緩和或抵御這種沖擊，反而可能嚴重化。如果實行金融和資本自由化，再度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發展中國家認識到這種危險性。
金融危機與經濟周期分離的趨勢進一步加強
傳統的金融危機主要是由經濟危機發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機所反映的是實物經濟嚴重過剩的狀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推動西方經濟長驅直入金融資本主義，也促使一些處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加速發展虛擬經濟，虛擬經濟在所有發達國家和一些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占據重要地位，成為金融危機的主導因素。金融危機所反映的是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后的崩潰。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機和90年代的金融危機都是如此。
虛擬經濟是指以虛擬資本膨脹和交易為特征的經濟，信用發展是虛擬資本膨脹、虛擬經濟興起的推動力量。虛擬經濟形成和發展的客觀基礎是社會生產規模擴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資形式的多樣化、融資范圍拓寬、融資成本降低和融資的便利。虛擬經濟發展表明一國金融活動和經濟貨幣化程度提高，社會生產和社會財富積累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看，虛擬經濟或金融經濟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標志之一，是人類經濟活動發展的一個必經的階段。
但是，同實際經濟的發展一樣，虛擬經濟在一定時期內的發展也不能超出它應有的范圍。雖然人們目前還不能準確地指出這個范圍，不過，從它服務于實際經濟這一點來看，它確實存在發展約束。然而，由于虛擬資本市場脫離實際經濟運動的特性，虛擬經濟又往往出現加速膨脹的勢頭。虛擬經濟逐漸超越實際經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中最活躍最主要的方面，這就造成了金融危機領先實際經濟獨立發生的新趨勢。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西方國家，也促使一些發展中國加速發展虛擬經濟，一方面是因為生產的規模和速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支撐虛擬經濟膨脹的資本來源全球化，使虛擬經濟的膨脹完全可以超出一國國內財富和生產增長的限制。金融危機因虛擬經濟過度發展而發生的條件得到強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虛擬經濟過度發展的問題顯然更為普遍和嚴重。一般來看，西方國家的虛擬經濟是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高收入和大規模對外投資為基礎的，國家信用如國債和貨幣發行是虛擬經濟的主要支撐力量，貨幣金融政策是虛擬經濟的主要調節杠桿，這就是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主義。而在發展中國家，虛擬經濟往往是以工業基礎不完善、出口增長波動、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為前提的，資本流入和被動的貨幣擴張成為虛擬經濟擴張的主要支持力量，貨幣金融政策調節虛擬經濟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虛擬經濟是由外來資本拉動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與易崩潰的特點。起源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直接由虛擬經濟極度膨脹而開始也就十分自然。當然，在發達國家，由于長期向外轉移生產，一些產業已出現“空心化”，加上運用信息技術控制生產，實際經濟過剩問題得到緩解，主要問題仍在虛擬經濟方面。如果貨幣政策不當，國際金融資本在規模流入后急劇轉為流出，仍然會導致虛擬經濟崩潰和金融危機發生，只是在程度上與發展中國家不同而已。21世紀金融危機發展的這一趨勢不會改變。第一，隨著經濟全球化繼續加速，全球資本運動將繼續高漲。由金融危機導致的貨幣貶值將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長，經濟轉為復興，進而吸引西方資本涌入，虛擬經濟將因資本流入而再度高漲。第二，還會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高速增長階段，原有的新興工業化經濟則會躍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虛擬經濟占優勢會是一個經常性問題，而國際國內的不確定因素仍大量潛在，國際投機資本極可能卷土重來。第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經濟基礎是很難改變的，如出口導向的生產結構、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對西方資本的過分依賴，等等。第四，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主義將進一步發展，但發展會不平衡。特別是歐元成為強勢國際貨幣后，將對美國和日本的虛擬經濟發展產生沖擊，美國的貨幣政策可能不會像以往那樣有效，日元資本外流將使日本的金融經濟受到打擊。西方的金融資本主義雖不會發生嚴重的挫折，但出現類似1987年的股市危機還是有可能的，這要看西方金融資本在內部滯留的時間長短。
金融危機的時間間隔規律大體上不會改變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金融危機發展的進程來看，金融危機沒有按某種固定規則周期性出現。1960年在西歐出現戰后第一次美元危機后，間隔7年又出現美元危機，然后緊接著出現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危機，以及1971年開始的布雷頓體系危機。金融危機的頻率明顯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機轉向發展中國家。此后又經過7年，由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開始，隨后實行固定匯率的拉美和東亞發展中國家受到危機打擊，金融危機的頻率又明顯加快。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在當今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經濟運動的中心是資本運動，特別是金融貨幣資本的運動。由于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生產力水平快速提高，它們加速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而由于資本短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資本和開放市場進行工業化，由此形成了資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對稱狀況。這種狀況使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和商品流入中經濟社會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時間），風險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資本內在的追逐利潤和實現價值的行為極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變化。
在發達國家之間，不同的貨幣資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平衡和貨幣金融政策的變化刺激不同的貨幣資本不斷轉換，因而由大規模貨幣資本運動所產生的金融貨幣危機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規則。假若說有規則，那就是危機隨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和利率之間的差異相對變化，并且隨著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國的金融資本膨脹而加速發生。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機正是如此。但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貨幣資本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西方金融資本主要是在西方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進入發展中國家的，高利率、固定匯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是主要吸引因素。盡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經濟形勢變化，或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社會經濟問題暴露，貨幣資本間的差異和矛盾就會顯著激化，中心與之間的資本運動狀況就會改變，所以，在發展中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也不會呈現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統的變化和矛盾、世界經濟系統的不對稱發展是這種非周期發生的客觀基礎。資本循環、復雜系統混沌原理足以解釋這些問題。簡而言之，在一個無規則、內外經濟金融緊密聯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體系中，任一對外收支不平衡和資本耗散能力較強的國家和地區都會隨時隨地發生金融危機，只要存在擾動和資本自由移動的條件。如果說有什么規律，那就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開放的時間長短和資本流入規模，它們決定危機條件是否成熟，決定擾動是否導致資本大量外逃。
危機隨世界經濟和貨幣結構調整發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紀，世界貨幣結構也將發生重大改變，當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結構將為美元和歐元的兩極結構所取代。2002年歐元實體貨幣已正式流通，估計3~5年后歐元將會有力地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并對日元的國際化發展產生抑制作用。在未來10年左右，美元和歐元將平分秋色。還應看到，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正在加速發展并逐步走向區域貨幣合作或貨幣一體化。這也將對世界貨幣結構產生有力沖擊。在這種結構變化、調整和轉變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來源、外匯結構都將經歷大幅度的調整；不同的國際貨幣也將激烈競爭、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沖擊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加大。
就發展中國家而言，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和世界貨幣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除了外資大規模進出產生的金融震蕩之外，還可能集中在資本外逃方面。資本外逃指一國資本所有者向境外轉移資本的行為。資本外逃有多種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貿易融資。通過低報出口合同金額和高報進口合同金額，將多出的外匯資本移往國外，投資國外資產，本國損失外匯資產?；蛘吒纱嗵搱筮M口，騙匯抽逃。（2）推遲和提前貿易結算。對出口該收匯的結算推遲，對進口則在預期本幣匯率下跌時提前結算匯出。（3）轉移價格。有國外分支機構的國內公司或在國內經營的跨國公司，利用內部貿易中的定價機制轉移資本。（4）對外投資。對境外投資時，采用虛報投資、截留投資收益等方式將資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貿易活動轉移資本。資本外逃導致一國外匯資產大量流失，使發展中家外匯資源枯竭、貨幣持續貶值、國際收支和對外債務日益嚴重。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之后拉美國家出現經濟長期蕭條、債務危機反復發作、國內金融近乎崩潰狀況的重要原因就是資本外逃。20世紀90年代東亞、俄羅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機前，國內資本外逃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例如俄羅斯從1992年以來，每年資本外逃達GDP的6%，占國內儲蓄的8%~18%。
從經濟全球化發展和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后世界各國的政策反應看，區域貨幣合作、資本市場開放、浮動匯率和經濟結構調整代表著一種主流趨勢。這種趨勢的發展，完全可能為新的金融危機生成創造條件和時機。
金融危機的范圍和規模將進一步擴大
金融危機由國別性危機演變區域性和全球性危機的基本途徑，是經濟與金融聯系加強的多樣化機制。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則是基本機制。所謂危機的傳染性和傳導性，就是指金融危機由區域內一國向區域整體、進而向其他區域蔓延擴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傳染的第一種機制是區域內和區域之間的貿易聯系。就區域內而言，當一國爆發金融危機后，該國貨幣大幅度貶值，使其貿易伙伴國處于不利的地位。這種狀況極易誘使投機者對其貿易伙伴國進行攻擊并獲得成功，因為貿易伙伴國出口減少、進口增長導致外匯儲備減少和失業率增高，在客觀上和主觀上都難以在投機攻擊中維持固定匯率；區域之間也是如此。金融危機傳染的第二種機制是資本市場聯系。當區域內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時，該金融資產價格大跌，由于區內各國之間的資本聯系，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也遭受損失，流動性受到破壞，相互支撐的力量減弱，因而導致其他國家資本市場和金融狀況惡化，從而也易被投機者攻擊導致金融危機。第三種機制是區外國際信貸者和投資者對區域內各國經濟作相似的判斷和預期。當區域內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時，區域外的投資者困難以獲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認為區域內各國經濟金融狀況基本相似，出于減少資產損失的考慮，不是從區域內其他國家抽回資本就是減少信貸提供，導致整個區域爆發危機。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內容是促進區域內各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資本和金融聯系，縮小相互之間的經濟差異。區域一體化無疑加強著金融危機由一國向另一國的傳遞，區域內各國之間會出現反復震蕩、交叉傳染的狀況，使各國危機不斷深化。區域之間也是如此，某個區域發生金融危機傳遞到其他區域，其他被傳染的區域又會將危機回溯到最初爆發危機的區域，形成遍及各個區域且不斷深化的全球危機。20世紀90年代由泰國開始的金融危機正是如此發展的。區域一體化從最終實現貨幣一體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資本沖擊和抵御金融危機的，但是，在實現穩定的貨幣一體化之前，側重經濟貿易合作的區域一體化對金融危機的傳遞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強國，金融業發展和貿易行業的發展更是遙遙領先，進一步證明了馬太效應的科學性。從商品的結構來分析，倘若一個國家的金融行業越發達，從而對該國的技術密集型企業和貿易的發展越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樣就可以生產出充足的產品；然而對于那些金融行業較落后的國家，對該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貿易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優勢。顯而易見，金融行業的發展可以有效地促進該國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以便完善出口貿易結構。近年來，隨著我國不斷加強金融市場的開放，社會經濟得到了顯著發展，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我國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
美國在2008年由于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了嚴重影響，信貸危機由美國擴展到了全球很多國家。當時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華盛頓互惠銀行倒閉、美林銀行被賤賣等等，從而向我們證實了金融危機的危害性。隨后美國的次貸危機對世界上國際貿易的發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加大了世界經濟的衰退。由于美國很多銀行瀕臨倒閉，在經濟一體化的現狀下，國際貿易的結算也不能夠獨善其身。美國經濟地位的變化嚴重影響到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關系。
一般而言，國際貿易風險、國際結算以及國際貿易融資都是國際貿易金融服務的范疇內。通常，國際貿易的金融服務不但能夠促進國際貿易業務的發展，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企業之間的融資成本，與之相伴隨的風險和損失也大大降低，從而就有效地提高了該國貿易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歷史告訴我們，股市暴跌之后往往伴隨著長期的經濟蕭條。道理很簡單：泡沫狀態是實體經濟不均衡發展的集中體現，它的爆破，必將以極具破壞力的形式，對經濟過程予以強制性的糾正，由此對宏觀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效果。據歷史統計，在1720年南海泡沫過后的20年里，英國工業產量年增長率不到0.5%，在隨后的40年里，年增長率不到1%。1929年股市暴跌引發了20世紀最大的經濟蕭條，并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人類歷史上極其慘烈的災難埋下了禍根。日本股市泡沫的破滅導致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3年的經濟停滯與巨額銀行壞賬，即便到現在仍然看不到復蘇的前景。
面對這一嚴峻的宏觀形勢，世界各國政府應該審時度勢，果斷地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
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行長們可能沒有想到：他們在過去20年間治理與防止通貨膨脹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面對通貨緊縮卻顯得有些束手無策。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除了服務品價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之外，其他物價水平呈整體下降趨勢。日本、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均是如此，而作為世界經濟主要亮點的中國，物價水平也是連續下跌。面對這種情況，有些經濟學家開始懷念那種以溫和通貨膨脹為特征的經濟運行狀態。
在通貨緊縮期間，生產過剩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消費者持幣待購心理嚴重，生產廠家失去了定價主動權，利潤空間受到很大的擠壓，進而影響其對未來投資的信心，裁員成為經常發生的事情。此外，物價下跌變相增加了借款的實際成本，加大了借款人的償債負擔。這一趨勢如果得不到扭轉的話，經濟衰退將是必然的結果。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通貨緊縮盡管表現為整體物價水平的持續下跌，但人們不能只從貨幣供給量乃至貨幣政策上尋找答案，也不能僅以放松銀根為基本對策，這需要財政政策的配合與其他綜合治理措施的實施。但同樣不容回避的是，貨幣政策在防止與治理通貨緊縮上負有巨大的責任。而且從日本的經歷來看，治理通貨緊縮要比防止通貨膨脹困難得多——這一教訓對決策者尤其重要。
2002年11月6日，美國聯儲第12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達到了1.25%這個41年來的最低水平。這次大幅降息行動并沒有在市場引起積極的反映，反而引發了人們的擔憂——美國是否在重蹈日本的老路？美國經濟現在的狀態與10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像之處。日本銀行在2000年3月已把利率降到零的水平，而整體物價水平還是連年下降，經濟萎靡不振，貨幣政策似乎失去了調控經濟的作用，成為了凱恩斯“流動性陷阱”的典型案例——由于借款人對經濟前景失去了信心，無論利率降到什么水平，都不愿意借款與投資。
人們難免要問：如果利率降到了無法再降的地步，中央銀行還有什么刺激經濟增長的工具？為了打消人們的擔心，美聯儲高層人士不斷表示：即便是聯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它仍然有充足的工具來刺激經濟。格林斯潘最近表示：中央銀行可以購買政府債券，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資成本及長期利率水平（在西方，中央銀行所能夠控制的只是短期利率，長期利率仍然由市場決定）。聯儲理事會理事BenBernanke走得更遠，他在2002年11月下旬的一次公開談話中，明確指出在1942至1951年期間，美國中央銀行購買了大量債券，促使政府債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2.5%的水平（相當于現在的5%）。如果這一手段仍不奏效，中央銀行可以接受商業票據為抵押，通過貼現窗口向銀行貸款，以此降低借貸成本。Bernanke先生還提出了第二個備選方案，就是由聯儲購買外國政府債券，迫使美元貶值。但他同時注意到美元政策是財政部的職責范圍，而且鑒于美國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美元貶值不能有效地解除通貨緊縮壓力。Bernanke先生提出的第三個方案更為極端，即聯邦政府推行減稅政策，以刺激經濟，同時，聯儲購買聯邦政府發行的債券，所籌集資金用來彌補減稅造成的虧空。這一方案的實質是中央銀行開動印鈔機，發票子。
上述政策建議出于聯儲高層口里，多少有些讓人震驚。在過去20年里，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一直把防止與治理通貨膨脹當作自己最重要的職責之一，貨幣主義成為了它們的基本理論信條。中央銀行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與利率水平，把物價控制在認可的范圍之內。但到了現在，世界經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短期利率處于歷史低位，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失去了正常的渠道，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表現了應有的膽量與勇氣，探索非正統的政策工具，駛向了這段沒有航標的里程。
日本銀行已經率先這樣做了。為了刺激經濟，維持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日本銀行從2000年3月開始在市場上大量買進政府債券，并于2002年11月20日決定把其銀行體系往來賬戶余額的上限提高到20萬億日元（相當于1200億美元），這意味著每月需要在市場上買入1.2-1.5萬億日元的債券，等于日本政府凈融資額的三分之一。日本銀行的主要目標是盡可能地把長短期利率控制在歷史最低位上，由此減輕私人借款人及日本政府的融資成本（盡管日本政府債務余額達到了其GDP的140%，而其30年債券的收益率只有2%左右）。此外，日本銀行在9月18日宣布：它準備從商業銀行手中購買它們所持有的股票，并于12月初付諸實施，以此幫助商業銀行清理包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11月份的日本年度報告中肯定了上述做法，并督促日本銀行“在沒有標尺的地方堅定地走下去”。
日本國內現在正醞釀著一個更具爭議的貨幣政策——要求日本銀行明確確定一個通貨膨脹目標，比如說是3%，然后想方設法達到它。這樣做的目的，一是進一步增發貨幣，擴大貨幣供應量，同時引導公眾及企業的價格預期，以此解決通貨緊縮問題。對于盯住具體通貨膨脹率的貨幣目標，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也有這樣做的，如英格蘭銀行，但它們的出發點是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既定目標之內，而不是像日本銀行那樣，設法把負通貨膨脹率抬升到既定的目標。
筆者認為，國外中央銀行的做法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盡管我國經濟增長保持著很高的水平，但許多深層次的問題如通貨緊縮壓力、國有銀行不良貸款、財政可持續性等不容回避?；仡?998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筆者認為中央銀行能夠而且應該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做出更大貢獻。
為此，筆者提出一項具體的政策建議：建議中央銀行向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發放再貸款，用于收購四大國有獨資銀行遺留的各類政策性貸款。理由是：資產管理公司在1999年收購近1.4萬億元不良貸款之后，并沒有完全解除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包袱，不良貸款率仍然高于國際水平，絕對額過大，無法自我消化。這些不良貸款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業銀行法》頒布之前形成的，具有明顯的政策性特征，如果不能較為徹底地剝離出去，則難以分清銀行管理層的責任，不能充分發揮經營者的積極性。鑒于國有銀行在銀行體系中的地位與國有獨資背景，這些不良貸款被看作是中央財政的隱性負債，遲早要由國家解決。實事求是地講，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中央財政很難有力量解決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包袱問題——注資或者為資產管理公司發行債券提供擔保等做法，均超出中央財力。鑒于此，人民銀行應該模仿國外同行的做法，試探以非正統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困擾多年的問題。筆者認為，只要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審慎地設計分步實施方案，確定合理的再貸款金額，這個建議是可以操作的：既能促使中國銀行體系的健康發展，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營造良好的融資環境，又不至于引發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為我們解決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問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外部環境，貽誤時機將非?？上АＨ?、泡沫過后的美、德、日銀行體系
在經歷過這次巨大的泡沫之后，人們驚奇地發現，這次股市暴跌尚沒有在美國引發金融危機——這與1929年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美國大銀行盡管傷痕累累，但它們的資本充足水平仍然很高，信用等級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仍然具備對外支付能力。與此相比較，德國等銀行體系蘊含著巨大的系統性風險，日本銀行體系則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它們可以形象地比喻為：一個不錯，一個不怎么樣，一個是一塌糊涂(Thegood,thebadandtheugly)。人們不禁要問：這是為什么？
1、美國銀行體系經受了考驗。上面已經提到，美國股市崩潰所造成的財富損失是史無前例的。在1929年之后的兩年里，美國股市市值損失額相當于GDP的60%，而在2000年3月之后的兩年里，市值損失額相當于GDP的90%。但在近兩年里，美國只有11家規模很小的銀行倒閉，而在1989-1991年期間將近有500家銀行倒閉，在30年代初期更有幾千家銀行倒閉。我們可以大膽地作出這樣的判斷：假如此次股票泡沫沒有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主要是因為穩健運轉的銀行體系為宏觀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我們認為美國銀行體系的穩健源于以下幾個因素：第一，隨著美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直接融資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銀行貸款的重要性下降。據統計，在美國整個金融資產中，商業銀行（包括儲蓄貸款協會）所占的比例：1912年為79.3%,1948年為68.2%,1980年為56.2%,1997年為46.9%。在90年代通訊、信息科技、媒體等如火如荼的時候，風險投資提供的資金融通從1995年的50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450億美元，上市(IPO)融資從1995年的303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604億美元。高收益債券市場也為大量的新電信企業提供了幾千億美元的資金融通。當股市崩潰的時候，損失慘重者并不是銀行，而是那些保險公司（尤其是人壽保險公司，它們的股票投資最高可達其資產總額的60%）、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數以千萬計的個人投資者。
第二，巴塞爾協議的實施大大增強了美國銀行體系的資本實力以及消化損失、抵御風險的能力。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9月底，美國最大的25家銀行持股公司的資本總額為3807.3億美元，準備金余額為408.35億美元，而不良資產余額僅為408.35億美元。這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平均為8.7%，總資本充足率為12.24%，遠遠超過巴寒爾協議4%、8%的最低要求。巴塞爾協議的實質在于以銀行資本金限制其資產的盲目擴張，同時鼓勵銀行采取積極的風險管理措施，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
第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市場與金融創新的長足發展，美國銀行業能夠對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等進行積極的管理，把不愿意承擔的風險轉嫁給其他投資者。例如，據2002年1月31日英國《金融時報》消息，美國證券化資產(Assetbackedsecurities)、信貸衍生工具(creditderivatives)分別從1995年的3150億美元、1756億美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10480億美元、15810億美元。此外，美國銀行業在風險管理技術上進行了大量的投入與創新，能夠對風險給予更加準確的甄別、量化與定價，風險管理水平明顯提高。
2、德國銀行體系處境不妙。二戰以來，在嚴厲監管體系下的德國銀行體系一直享有穩健經營的美譽。但在近期宏觀經濟表現不佳、公司破產處于歷史高位等外部環境下，德國銀行業的經營業績十分糟糕，裕寶銀行(HVB)、商業銀行、德勒斯頓銀行等德國大銀行均出現了巨額虧損。2002年9、10月間，投資者在金融市場上恐慌性地拋售銀行股票，銀行系統性風險一觸即發。為什么會是這樣？除了上述宏觀原因之外，我們認為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全能銀行模式暴露出弱點。在德國，大銀行與大企業之間交叉持股的現象十分普遍，這一方面可能導致銀行放寬授信標準，關系貸款增加，造成信貸損失；另一方面，隨著所持公司股票的價格下跌，巨額未實現損失削弱了銀行的資本基礎。例如，2002年9月，德國商業銀行未實現損失高達19億歐元。
第二，過于擁擠的銀行導致過度的競爭，而不平等的競爭格局產生了非理性的授信行為。德國共有2700多家銀行，每百萬人口就有515個銀行分支機構，遠高于英國（250個）與法國（420個）的水平，銀行服務供給過剩。不僅如此，在德國銀行體系三分天下的格局中，由州政府擁有的公共銀行以其信用等級高、融資成本低的優勢，與商業銀行競爭貸款機會，導致貸款利差的不斷收窄。商業銀行被迫應戰，不得不以薄利多銷的方式爭攬業務，無法根據貸款的實際風險程度制定合理的價格，而一旦宏觀經濟環境惡化，商業銀行發現大量的不良貸款冒了出來，而微弱的盈利水平制約了自己核銷壞賬的能力。
第三，德國銀行業的經營效率有待改善。德國是世界上勞工成本最高的國家，嚴厲的法律限制了銀行節約成本支出的回旋余地。例如，2001年，德意志銀行的費用率(efficiencyratio)高達123.21%，高出花旗集團一倍（花旗集團的費用率為63.58%）。
3、總也走不出危機怪圈的日本銀行業。20世紀80年代是日本銀行業風光無限的年代，而隨著泡沫的破滅，日本銀行跌進了自己怎樣也爬不出來的深淵。據估計，日本銀行業累計核銷不良貸款折合1300多億美元，而現在不良貸款余額仍然高達47萬億日元（約4000億美元），貸款核銷的速度總也趕不上新冒出的不良貸款。2002年11月下旬，日本七大銀行預計本年度虧損3050億日元（約25億美元）。在短期利率接近為零的市場環境下，日本銀行業很難依靠自我盈利解決自己的問題。
不少人把日本經濟沒有盡頭的萎靡不振歸結于銀行體系中介功能的喪失。在過去6年里，日本銀行體系的貸款余額連續下跌，銀行不愿意也沒有能力承擔任何信貸風險，大量的存款被投資到收益率極低的國債市場上，或者投資到國外金融市場上，銀行難以很好地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盡管日本政府連續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國債余額達到了GDP的140%，日本經濟仍然看不到什么起色。
4、兩種銀行經營模式孰優孰劣？美國、德國、日本三國銀行體系的不同表現不禁使人聯想到學術界關于兩種銀行經營模式的爭論。第一種模式稱作“保持一定距離的銀行經營模式”(keepatarm''''slength)，它在美、英等國家最為典型。在這種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之下，銀行總是與客戶之間保持“一臂”的距離——不遠也不近。第二種稱作“以關系為本的銀行模式”(relationshipbanking)，以日本最為代表，在亞洲廣泛流行。在這種模式之下，銀行強調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同舟共濟。
我們可以以一個例子來說明兩種模式的差別：假如銀行對一個老客戶的貸款余額為1億元，現在，客戶遇到了經營上的困難，授信風險開始顯現。按照第一種模式，英美銀行一般會采取以下行動：立即停止新增授信，采取資產保全措施，盡可能降低已有授信的風險；這樣做的理由是，既然風險已經出現，銀行不能新增授信，銀行應把最大的損失控制在1億元之內。按照第二種模式，亞洲國家的銀行一般不會馬上采取過急行動，而是根據客戶的實際情況，考慮新增授信，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這樣做的理由是：如果不新增貸款的話，原來的1億元貸款可能成為損失。但問題是，如果不成功的話，其損失可能會超過1億元。
經濟學界關于兩種銀行經營模式的爭論由來已久。鑒于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在二戰之后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成就，很多人認為“以關系為本的銀行經營模式”優于“與客戶保持一定距離的經營模式”，因為前者能夠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資金，而且，銀行愿意繼續向遇到經營困難的企業提供貸款。但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及日本銀行體系積重難返的現實面前，很多人轉變了看法，認為亞洲模式在經濟快速平穩增長的宏觀環境下能夠很好地運轉，而一旦經濟放慢或者步履蹣跚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這是因為銀行繼續向本應斷絕資金來源的借款人發放貸款，其結果是新的巨額資金又跟著損失掉了，致使銀行壞賬長期無法得到解決，影響經濟增長。
5、應該吸取的教訓。通過對三國銀行體系的分析，筆者提出兩個個人觀點：第一，如果按照上述兩種銀行經營模式的劃分，我國明顯屬于關系型經營模式，強調與客戶同舟共濟，共同發展，授信行為不夠嚴格，貸款定價也反映不了銀行所承擔的內在風險。鑒于日本及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國銀行界值得深刻反思，以免重蹈覆轍。第二，我國正處于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之中，而政策性銀行依靠政府賦予的優勢（以發債特權籌集長期低成本資金、財政補貼等），與商業銀行競爭商業性業務，致使價格戰愈演愈烈，貸款利差一再收窄，其損害力是巨大與深遠的。對于我國的決策者來講，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強調利率市場化的緊迫性，而是為利率市場化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比如說，如何解決市場參與者的公平待遇問題。德國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3、傳統商業銀行經營模式與價值觀的復興
傳奇式的投資家巴菲特有一個有名的論斷：“只有當潮水退下的時候，你才能夠看到誰在光著身子游泳”。在股票泡沫過后，金融行業流下了很多鮮活的素材值得研究。我們發現：很多當時看來十分新穎的觀點、商業模式也不過爾爾，而一度被認為迂腐的傳統商業銀行模式重新煥發出風采。還有，“新經濟”時期那些不拘一格、敢打敢沖的“企業家”思維只是曇花一現，而真正具有持久魅力的仍然是守信、節儉、審慎決策、避免利益沖突等價值觀。這對于日益開放的中國金融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相融合的模式遭遇挫折，傳統商業銀行模式煥發光彩。鑒于1929-1933年金融危機的沉重教訓，美國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把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割了開來。這個法律的初衷是防止銀行以低標準的授信條件爭攬投資銀行業務。60多年過后，這個法律在1999年被取消了，旅行家集團與花旗銀行合并、大通銀行收購J.P.摩根銀行等，建立了融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保險公司為一體的金融集團，并在市場上取得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嶄新的經營模式在世紀之交成為國際銀行業發展的主流。但好景不長，在股市崩潰之后，這一經營模式遭遇了沉重打擊。安然、世通公司等倒閉案件不僅讓大通摩根、花旗集團等承受了巨大的貸款損失，而且紛至沓來的種種指控、司法調查（如指控銀行幫助公司客戶隱瞞債務、虛增盈利；指使分析師發表過分樂觀的股評報告，以此爭攬投行業務，誤導投資者；等等）及幾億美元的罰金嚴重地損害了它們信譽，致使它們的股票價格暴跌。摩根大通的股價在2002年10月9日為15.45美元，只有其黃金時期的23.5%（2000年3月23日為65.67美元），花旗集團在7月24日的股價為22.83美元，相當于五年來最高點的40%（2000年8月28日為54.9美元）。近期兩只股票仍然在低價位徘徊。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匯豐集團、美洲銀行等銀行的股票表現要好得多。2002年，匯豐控股的股票價格基本徘徊在7-8英鎊之間，與1998年以來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多，與最高價格（2001年1月24日為10.92英鎊）差別不大。在美國三大銀行中，美洲銀行是股價唯一上漲的銀行。它目前的股價為68美元左右，高于5年來平均水平，與最高價格（1998年7月14日為87.93美元）相差不多。
為什么會是這樣？我們可以從四家銀行的盈利構成中明顯地發現各自經營模式的差異。不難發現，傳統商業銀行業務為美洲銀行、匯豐銀行帶來了穩定的盈利，而對于花旗銀行來講，盡管其消費銀行業務十分成功，占據半壁江山，但卻受到了投資銀行業務的拖累，摩根大通銀行的投資銀行業務可謂是一塌糊涂，全靠零售業務支撐局面。
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公布的數字，2002年第三季度，美國三大銀行凈收益的構成情況如下：
(1)花旗集團：全球消費銀行占凈收益總額的59%，全球公司及投資銀行占32%，全球投資管理占11%，自營投資業務占-3%，公司業務占1%；
(2)摩根大通銀行：投資銀行為凈收益總額的-79%，零售銀行及中小客戶金融服務占248%，資金與證券業務占65%，投資管理與私人銀行占30%，風險投資業務占-87%，公司業務為-78%。
(3)美洲銀行：零售及商業銀行占凈收益總額的71%，全球公司及投資銀行占19%；其他公司業務占14%，資產管理業務占3%，股權投資業務占-7%。
另據Bloomberg的專題文章，匯豐控股2001年的盈利構成為：公司金融業務占凈收益總額的38.4%，個人金融業務占33.4%，商業銀行業務占22.7%，私人銀行業務占3.9%，其他占1.6%。
我們認為，隨著個人財富的不斷增長，以個人為對象的按揭貸款、信用卡、資產管理等金融服務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與盈利前景。而且，從亞洲金融危機乃至近兩年歐美國家的實際來看，個人信用遠比企業信用具備更強的抵御經濟周期負面影響的能力。現在，世界各國的大銀行紛紛把業務發展的重點轉向以個人為對象的金融服務上，并已經形成了一股潮流。
2、傳統價值觀重放光彩。商業銀行已經存在了好幾百年，經歷過無數次的政治動蕩、軍事沖突與經濟起伏。在長期的經營實踐中，審慎、節儉、足智多謀(prudence,thriftandingenuity)成為商業銀行家的座右銘。但曾幾何時，這些價值觀被當作迂腐過時的東西而加以摒棄，取而代之的是片面強調以因特網取代磚瓦式的傳統銀行網絡，突出能人（所謂能夠爭攬大筆業務的deal-maker）的作用而忽視普通崗位的默默奉獻，刻意追求別出心裁而忽視整個組織的目標，等等。人們在經歷了股市泡沫的洗禮之后，恍然發現傳統價值觀的持久魅力，國際銀行界出現了返璞歸真的趨勢。
目前流行的一般分析認為：當今世界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機構過于貪婪，給那些收入不穩定、信用等級低的人發放了住房貸款；又以金融創新的名義將這些次級貸款打包以債券形式轉售給其他投資機構，盲目擴大了信貸規模。而當貸款買房的債務人無力還款，開始大量出現斷供現象后，導致銀行的資金鏈斷裂，從而引發了金融危機。
然而，在我看來，這一切還只是表面現象，而絕不是根源。根源應該存在于導致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無力還款而不得不斷供的社會因素里面。
一般來說，如果銀行明知一個人根本就無力還款，還要高額貸款給他買房是不可能的；而覺得自己根本就沒有還款能力的人，也是不可能貸款買房的。
這就是說，凡是能夠得到貸款買房的債務人，在當時是有還款能力的，至少自己和銀行確定有還款能力。
由此可以斷定，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無力還款以至于不得不斷供，肯定是后來的原因造成的。
而且，我們知道，債務人斷供必將迫使銀行收回房屋，損失最大的首先是債務人，前期的投入可能都會化為烏有。所以，債務人不到萬不得已，是絕對不會輕易斷供的。
如此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無力還款而不得不斷供的主要原因，無疑是貸款時預期的收入減少甚至沒有了。
換句話說就是：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或破產、或減薪、或失業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或破產、或減薪、或失業的呢？
無疑是市場不景氣。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市場不景氣的呢？
無疑是競爭太激烈。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競爭太激烈的呢？
無疑是生產力過剩。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生產力過剩的呢？
無疑是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以及迫于外部競爭的壓力，總是盲目地、不斷地改進技術，擴大生產規模，造成生產能力無限擴大的結果。
如果美國市場是封閉的，那么，這一切無疑是美國的資本家造成的。
但是，如今美國市場基本是開放的，每年的對外貿易額都很大。而且，在美國的對外貿易中，最突出的問題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美元匯率過高。80年代中斯前后，為刺激各國對美投資，美國政府幾次提高美元匯率，致使美元升值了50％以上。由于美元匯率過高，美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便失去了競爭力。
2．在美國的貿易伙伴中，有些國家如日本對美采取不公平的貿易做法，使美國產品難以進入該國市場，造成了較大的貿易逆差。
3．美國產品本身的原因。80年代以來，在外國產品潮水般涌入美國的時候，美國國內生產的某些產品卻出現了價高質次的問題，喪失了國內外市場，從而導致出口萎縮，進口猛增，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這些現象無疑表明：當今美國的生產力過剩，已經不單是美國資本家的作為所致，其它國家的資本家顯然功不可沒。
不說別的國家，僅中國這些年來，對外貿易額就越來越大，而且順差也越來越大，以至于積累的外匯儲備已達近兩萬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無疑是從美國市場上賺來的。
各個國家的大量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充斥到美國市場，并被美國消費者購買和享用，必然會導致美國相關產業的產能過剩，致使這些產業的一些資本家破產，許多就業者不得不被減薪甚至失業。
這些產業的破產資本家及其他失業者，為了生活必然會壓縮開支以及涌入其它行業掙錢，這就勢必會影響其他產業的利潤以及薪酬，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被減薪甚至失業，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壓縮開支，導致整個社會需求逐漸萎縮，必然會使許多貸款買房者，越來越普遍地無力還款而不得不斷供，導致銀行的資金鏈斷裂，從而引發了金融危機。
而且，如今這些現象絕對不會僅限于在美國發生。
因為，所有向美國等其它國家出口商品賺取外匯的國家，專門生產出口商品的這部分產能，對于國內需求來說，本來就是多余的。一旦國外需求萎縮，這部分產能也就必然過剩，致使這些產業的一些資本家破產，許多就業者不得不被減薪甚至失業。這些產業的破產資本家及其他失業者，為了生活必然會壓縮開支以及涌入其它行業掙錢，這就勢必會影響其他產業的利潤以及薪酬，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被減薪甚至失業，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壓縮開支，導致整個社會需求逐漸萎縮，最終也會出現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
由此可見，發生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并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還是生產力過剩乃至商品過剩，而且是全球性的生產力過剩乃至商品過剩，必然會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一）中國保險業對外開放的進程與現狀
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首家獲準在華營業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一至兩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至2000年底，已有9家外資保險公司和11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獲準在中國經營保險業務。眾多的外資保險公司正在中國潛在巨大市場的吸引下排隊等待進入。
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放速度同樣是很快的。日本的壽險市場在開放了30年之后，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只占1.3％的市場份額。而我國開放8年將超過了這一水平。在保險業開放試點城市上海，外資保險公司數量已經多于中資保險公司。
（二）加入WTO議定書對保險業開放的承諾
根據議定書，保險業的開放承諾為：
1．企業設立形式方面：（1）加入時，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在華設立分公司或合資公司，合資公司外資比例可以達到51%。加入2年后，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設立獨資子公司，即沒有企業設立形式限制。（2）加入時，允許外國壽險公司在華設立合資公司，外資比例不超過50%，外方可以自由選擇合資伙伴。合資企業投資方可在減讓表所承諾范圍內，自由訂立合資條款。（3）合資保險經紀公司在加入時的外資股比可達到50%，加入后3年內，外資股比例不超過51%，加入后5年內，允許設立全資外資子公司。（4）允許外資保險公司按地域限制放開的時間表設立國內分支機構，內設分支機構不再適用首次設立的資格條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按照審慎監管的原則審批市場準入。
2．經營地域方面：（1）加入時，允許外國壽險公司和非壽險公司在上海、廣州、大連、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務。加入后2年內，允許外國壽險和非壽險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務：北京、成都、重慶、福州、蘇州、廈門、寧波、沈陽、武漢和天津。（2）加入后3年內，取消地域限制。
3．業務范圍方面：（l）加入時，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向在華外商投資企業提供財產險及與之相關的責任險和信用險服務；加入后4年內，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向外國和中國客戶提供所有商業和個人非壽險服務。（2）加入時，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外國公民和中國公民提供個人〈非團體〉壽險服務。加入后4年內，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中國公民和外國公民提供健康險服務。加入后5年內，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外國公民和中國公民提供團體險和養老金/年金險服務。
4．營業許可：加入時，營業許可的發放不設經濟需求測試（數量限制）。申請設立外資保險機構的條件是：投資者應為在WTO成員國有超過30年經營歷史的外國保險公司；必須在中國設立代表處連續2年；在提出申請前一年年末總資產不低于50億美元。
同證券業一樣，保險市場也是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急待進入的市場。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我國守住了一些關口：一是外資進入壽險領域只能設立中外合資壽險公司，而且，外方股份不得超過50%，外方不能擁有管理控制權；二是不承諾保險經紀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三是拒絕了外方要求的每年必須開放若干家外資保險公司，只承諾按審慎原則審批準入。盡管如此，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放起點還是高于其它新興市場國家。如泰國，從允許外資準入到外資在合資企業中擁有49％的股權的時間跨度為11年（1993-2003），擁有50%的股權則需要15年（-2007）。
（三）中國保險業因循WTO規則開放后的壓力
中外資保險業的競爭力差距同樣體現在規模懸殊上。1848年成立現已進入我國的英國保誠集團管理的總資產為2400億美元；1862年成立的美國恒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管理的總資產達1267億美元。而我國最大的壽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管理總資產僅746億元人民幣，約合90億美元。中國再保險業僅有唯一的一家中國再保險公司，權益性資產僅1．33億美元，而伯克希爾·漢塞威再保險公司的權益性資產為401億美元。專業人才匱乏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中資保險公司在險種設計、保費精算、公司經營、市場營銷和保險資金運營等方面都嚴重缺乏專業人才。
（四）中國保險業應對加入WTO的改革對策
一是加快國有獨資保險公司的股份化改革。二是調整產品結構。產險公司險種結構的調整以大力發展責任險和信用、保證險業務，將傳統的財產險類業務與新興的責任險類業務整體發展；壽險公司的險種結構調整應當以發展非傳統型壽險產品為主，在滿足保戶保障儲蓄需求的基礎上進一步滿足保戶的投資需求，使得保單的保費、保額、現金價值和保險期限都可以隨保戶的需求而改變，進一步提高我國設計開發報銷和監管非傳統壽險產品的能力。三是拓寬保險公司投資渠道和比例限制。四是積極與銀行結成戰略聯盟，充分利用銀行的網點、客戶和資金優勢，交叉銷售保險產品。
第四節人民幣資本可兌換
資本項目可兌換常常被認為是中國進行市場化經濟改革的最后一個環節。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資本項目自由化改革一度中斷，以致于監管當局很長時期內不愿意公開談及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問題。然而，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壓力，特別是加入WTO以后，我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必然會加快。
一、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含義
貨幣自由兌換可理解為：一種貨幣持有者可以為任何目的而將所持有的貨幣按市場匯率兌換另一種貨幣的權利。在貨幣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即使在國際收支出現逆差的時候，貨幣發行當局也保證持有任何國家貨幣的任何人享有無限制的貨幣兌換權。
人們通常所說的可兌換常?？赡苤傅氖遣煌膬热?，它可能指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對內可兌換，也可能指完全可兌換。在IMF協定中，“可兌換”只是指的是“經常項目可兌換”，既不包括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也不涉及居民之間的可兌換；同時，它指的只是“對外可兌換”，即只適用于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國際交易，而不適用于國內交易。
資本項目可兌換指的是“消除對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賬戶下各項交易的外匯管制，如數量限制、課稅及補貼”。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基本要求，就是對資本項目交易的資金轉移支付不得加以限制和拖延。具體表現為：（1）不得對因收購海外資產而要求購買外匯實行審批制度或施加專門限制。（2）不得限制到國外投資所需轉移外匯的數量。（3）不得對資本返還或外債償還匯出實行規定審批或限制。（4）不得因實行與資本交易有關的外匯購買或上繳制度而造成多重貨幣匯率。如果人民幣實現了自由兌換，則人民幣對外幣的兌換、人民幣和外匯資金的對外支付和轉移將不受限制，人民幣匯率將由國內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居民可以自由選擇和持有貨幣資產；各種貨幣資產的國際國內轉移將不受限制。
二、現行國際收支中資本項目的管理
通常所說的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是指對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和金融帳戶及其相關的項目所進行的外匯管理。根據IMF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分類，所謂資本和金融項目交易，指的是資本項目項下的資本轉移、非生產/非金融資產交易以及其他所有引起一經濟體對外資產和負債發生變化的金融項目。這里，資本轉移是指涉及固定資產所有權的變更及債權債務的減免等導致交易一方或雙方資產存量發生變化的轉移項目，主要包括固定資產轉移、債務減免、移民轉移和投資捐贈等。非生產/非金融資產交易是指非生產性有形資產（土地和地下資產）和無形資產（專利、版權、商標和經銷權等）的收買與放棄。資本及金融賬戶（即我們通常簡稱的資本項目）分成44個項目。按照管制項目的多少排序，IMF182個成員國中，中國排在第8位，處于嚴格管制階段。
中國資本項目外匯管理主要采取兩種形式：一是對跨境資本交易行為本身進行管制，主要由國家計劃部門(如計委)和行業主管部門(如人民銀行、證監會、外經貿部)負責實施。二是在匯兌環節對跨境資本交易進行管制，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實施。
（一）資本項目交易環節
對金融市場準入的限制：允許外國投資者在境內購買B股和中國境內機構在境外上市的證券；限制居民到境外出售、發行、購買資本和貨幣市場工具；不允許境外外國投資者在境內出售、發行股票、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不允許外國投資者購買A股和其他人民幣債券、以及貨幣市場工具。在對外借貸款(包括對外擔保)的限制：允許外商投資企業自行籌借長短期外債；境內其他機構對外借款有限制，如首先要取得借款主體資格，然后是要有借款指標，并要經外匯管理部門的金融條件審批；境內金融機構經批準后才可以遵照外匯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規定對外放貸；一般情況下，境內工商企業不可以對外放貸，但可以經批準提供對外擔保。
對直接投資(包括不動產投資)的限制：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限制不多,主要是產業政策上的指導；境內機構對外直接投資有一定限制，如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要經有關部門審批等。
（二）資本項目匯兌環節
允許境內機構開立外匯帳戶保留資本項下的外匯收入，國家不強制要求其結匯。如外商投資企業可以申請開立外匯帳戶，用于其資本金的收支。
對于境內機構在境內進行資本項下本外幣轉換。目前我國實行實需交易原則，境內機構只要提供真實的交易背景或需求后，匯兌基本沒有限制，可以申請結匯，也可以申請購匯。例如，境內機構借用外債后需要轉換為人民幣使用，只要其提供真實交易背景，其結匯是允許的。境內機構償還外債需要購匯，我國的法規同樣允許其購匯。當然，借用外債后要進行登記，這是外債還本付息的前提條件。
表1我國資本項目管理概覽
資本項目內容管理現狀
直接投資1.外國及港澳臺在大陸的直接投資資本金及協議借入投資
額經外匯局審批后予以結匯。外方利潤可兌換匯出。
2.大陸在境外的直接投資由外匯管理機關審查其投資風險及
外匯來源，投資收益必須調回國內。
間接投資1.境外發行股票發行所得外匯均要調回境內，結匯要
憑資料到外匯局申請。
2.境外發行債券發行必須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所得外匯必
須調回境內，償還債務憑《外債登記證》或《外匯貸款登記證》
申請，經批準方可匯兌。
其它資本項目1.外國政府貸款向外經貿部申請并由其審批，由其授權金融機
構辦理轉貸管理事務。外匯管理部門批準方可結匯
2.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國務院審批，相應國際金融機構評估，由
國務院正式批準，外匯管理部門批準方可結匯。
3.國外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中長期貸款只有經過批準的金融機
構和一些大企業有直接向外籌資權力，中長期(一年以上)國際商
業貸款必須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由國家下達外債指標。
4.國外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短期貸款短期國際商業貸款(一年以下)
實行余額管理，由國家外匯管理局每年下達短期外債余額控制指標，
限額負債。
5.償還外債本金憑外債登記征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后方可匯兌。
6.存放國外存款個人家庭不得在境外開立私人賬戶，境內機構在
境外開立外匯賬戶要經外匯管理部門審批。
7.對國外貸款和投資經外匯管理局審批。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暫行規定》以及《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1993年12月28日）。
盡管整體上我國屬于資本項目嚴格管制國家，但也應看到，我國已有相當部分的資本項目事實上已經不存在管制。正如戴相龍行長指出的，我國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涉及到40多個項目，其中20多個項目已經開放，沒有開放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企業直接向外舉債和把人民幣兌換成外匯進行對外投資；二是外幣投向中國本幣證券市場?？梢灶A計，隨著中國加入WTO，資本項目的管制將逐步放松。
三、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收益與風險
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各國無一例外地都慎之又慎。JagdisBhagwati（1998）指出：“任何國家如果想開放資本自由流動，必須權衡利弊得失，考慮是否可能爆發危機。即使如某些人假定的那樣，資本自由流動不會引發危機，也要將經濟效率提高帶來的收益與所有的損失相比較，才能作出明智決策?！敝袊洕呦蜷_放型經濟，人民幣可兌換是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但是，理論和實踐表明，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風險極大。因此，我國在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中，應綜合考慮正反兩方面因素的影響，盡量趨利避害。
（一）收益分析
1、降低交易成本
一是減少了煩瑣的審批手續。目前，我國資本項目實行逐筆審批制。這種事前審核和經常項目事后核銷的工作量極大。企業要做成一筆出口業務，正常情況下至少要到外匯局三次(領取出口收匯核銷單，出口備案，收匯核銷)，無疑加大了企業的經營成本。二是企業匯兌費用直接得到減輕?，F行結售匯制使銀行獲得了固定了兩筆交易手續費，企業的成本則同比例上升了。三是壓縮了尋租空間。只要政府對許可證的發放不是完全規范化和公開化，尋租者就會以各種方式影響政府官員的決策。存在經濟租金就必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腐敗行為。
2推動金融市場的完善和深化
一是促進外匯市場的發展，表現為：外匯市場的資金來源和范圍擴大，更多的外匯進入市場；外匯交易方式更新，逐步將有形市場轉為推行遠程柜臺交易；涌現多樣化的外匯市場工具；交易幣種增多。
二是推動資本市場的規范化和國際化。境外投資者對中國資本市場的深入參與，將帶來新的市場規則、工具、技術和資金；還會直接促進境內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不在于金融機構數量的多寡，而在于交易規模的擴大及交易品種的多樣化，開放資本項目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之一。
3、便利國企重組及其跨境資本運營
中國急需境外資本收購、兼并和改組一部分大企業，外商也看好具有厚實的客戶基礎和龐大的經營網絡等優勢的中資機構，有意愿利用其雄厚的資金實力實施大手筆的跨國并購。國家經貿委已經出臺了《關于國有企業利用外商投資進行資產重組的暫行規定》，表明了中國政府在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和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大膽利用外資的積極態度。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為外資參與國內企業的跨國兼并、重組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促進外資以多種形式投資國有企業改革與改造。同時，同樣重要的是，資本項目可兌換后，中國的企業、銀行可以更方便地去海外上市，進行跨國資本運營。
4、提高金融調控和監管的有效性
資本項目可兌換后，中央銀行原則上無須頻繁出沒于外匯市場，也無須被動供給外匯或人民幣。這樣，其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將不再受到外匯市場狀況的僵硬影響。資本項目可兌換后，部分過去非法流動的外匯資本也會回歸金融體系，接受監管當局的監管。
（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風險分析
1.人民幣匯率風險上升
國內金融市場深度開放后，金融活動所引發的純金融性資金交易所導致的本外幣間的轉換將增多，市場供求中資本項目性質的外匯比重將增加，決定人民幣匯率的因素將逐步由現在的經常項目收支為主轉變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綜合收支狀況。加入WTO后，人民幣匯率將在更大程度上受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國際游資也能通過外資金融機構更輕易地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的部分金融資產也將為境外投資者持有，外匯市場的波動將更加頻繁。
2加重中國資本外逃的潛在風險
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于中國的最大風險在于貨幣替代和資產替代廣泛發生后的資本外逃。貨幣替代和資產替代“一邊倒”的趨勢引起的資本外逃一方面直接減少了國內的資本形成，另方面中央銀行為制止這種趨勢將被迫提高利率以吸引資本流入，高利率的結果同樣壓抑了國內的投資熱情?？梢?，資本項目可兌換引起國內投資縮減是必然的，而中國作為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投資無疑是最緊要的事。
四、中國經濟深度開放形勢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壓力
1、WTO以及相關國際組織的推動
WTO并不直接對外匯制度作出安排，但它將外匯管制視為非關稅壁壘之一。本章第二節已經指出，GATS第十一條已對外匯資本流動和匯兌便利作出了進一步規定和要求，敦促成員國國重新審視并放松那些可能實質性阻礙外資金融機構有效進入市場的資本管制。目前，WTO規則正日益向推動資本流動自由化方向發展。
90年代中期以后，IMF開始改變其立場，轉而積極推動資本帳戶的自由化。1995年10月，IMF的一份正式研究報告指出：“由于工業化國家早已完成了經常帳戶的可兌換，而且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已接受了《IMF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內容，因此，IMF今后將把各國的資本帳戶作為其主要的監管對象?！痹?997年的世界銀行和IMF第50屆年會上，IMF執行主席正式向與會各國提出了修改基金組織章程的設想，其主旨就是將資本帳戶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此后，IMF還專門成立了一個臨時委員會，以探討將資本帳戶自由化寫入新章程的問題。
在《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外匯和國際收支”部分，針對工作組的一些成員國擔心中國會使用外匯管制來管理商業和服務貿易的水平和構成，中國代表已承諾，中國將根據“WTO協定”的規定以及WTO中與IMF相關的宣言和決定，盡中國在外匯方面的義務。根據這些義務，除非IMF另有規定，中國將不采取任何法規或措施達到限制任何個人或企業得到進行經常項目下國際交易所需外匯的目的。另外，中國代表還承諾，中國將根據“IMF協定”第8條款5節的規定，提供外匯方面的信息，并提供在過渡審查機制看來必需的其他外匯方面的信息。
2、開放型經濟大發展的內在需要
一是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全面滲透，以及跨國公司在其財務計劃與風險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復雜而又嶄新的金融交易的擴展，將對中國現有的匯率與資本管制提出嚴峻的挑戰。二是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從傳統進出口方式向以投資帶動和以承包工程帶動方式的轉變趨勢，與貿易流動相伴隨的國際資本流動會不斷增加，微觀層面的企業對投資自由化及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呼聲也會越來越高。
3.管制的有效性愈受挑戰
資本項目管制的有效性將進一步下降。首先，經常項目可兌換后，為實施資本項目管制，必須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進行區分。然而，從國際收支角度看，國際收支大部分交易同時具備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交易的特性，因此，客觀上造成難以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進行有效區分，部分資本項目資金混入經常項目逃避管制。其次，我國部分資本項目實際己經放開，由于資本本身具有可替代性，對一種工具進行控制而對另一工具不進行控制就會導致資金流向未受控制的工具，容易出現資本項目監管真空或漏洞，導致資本管制有效性降低。
值得關注的是，銀行市場全方位開放后，將對資本項目管理展開深層次沖擊。通過本外幣相互質押貸款渠道、通過外資銀行聯行往來渠道、通過咨詢公司渠道、以及通過對背貸款渠道等，我們的資本項目事實上基本上無法守住。換言之，外資銀行全方位進入中國市場以后，可以有多種途徑繞開資本項目管制，致使現有的管制措施失效。
4.難以承受的管制成本
與管制的復雜性相對應，資本項目管制成本也急劇攀升。在管制日益無效的情況下，管制成本的上升需要認真考慮。
五、謹慎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
前已述及，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既有內在動力，也有外在壓力。這當然意味著我們必須積極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我國推行資本項目可兌換就應“快”字當頭。從制度變遷的意義上說，推動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國的經濟條件。市場機制發育成熟、經濟基礎健康、宏觀調控技術嫻熟以及金融體系穩健等，通常被列為一國進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必備條件。顯然，在近期內，我國尚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在條件不成熟時強行推動自由兌換，必然會推高其風險的一面。
不過，也應看到，中國獨具的某些條件使得資本項目可兌換可能產生的風險沒有那么大。一是長期以來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在國際上，發展中國家普遍是經常項目逆差，資本項目順差。而我國1982-2000年，資本項目順差累計高達1905億美元，經常項目累計順差則為985億美元。二是WTO效應所促進的大量且長期的資本流入，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也將產生積極的正面效應。
總之，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我們應采取積極的態度。正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所指出的：“盡管我國還沒有一個資本賬戶開放的明確時間表，但有一點可以明確，即中國實現資本賬戶開放只是遲早的事情。在開放的經濟中，放松管制是一種普遍趨勢，但自由兌換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開放不等于不管理，管理也不等于消極的限制，要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外匯管理理論和方法?！?/p>
我們認為，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必須穩妥推動，具體而言，在一個相當長時期中，我們對于資本項目可以實行分類開放的戰略。
1.盡快放開類
盡快統一對不同交易主體的資本項目管理標準。例如，對國內金融機構面向外資企業的信貸存在很多限制。而發達國家卻是鼓勵。又如現行法規規定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為投資匯入的外匯未經外匯局批準不得結匯。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由外匯局審批其資本金結匯已無太大的實際意義，應取消對外匯資本金兌換人民幣的限制，允許外資資本金直接辦理銀行結匯。
目前我國實行的資本項目管理上，法人和自然人、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往往存在區別管理等。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資格需要放寬，由指定銀行擴展到大企業，再到非居民，但限制交易品種。
意愿結售匯制需盡快實現?？煽紤]改即時結匯為靈活的“限期結匯”，將在限期內結售的外匯在銀行開立專戶存儲。在從強制結匯發展為意愿結匯的過程中，可能會經歷將限額結匯制度推廣到所有中資企業的過渡階段，然后隨著最高限額不斷提高而逐步過渡到意愿結匯?？紤]參加WTO后外資流入增加的情況，可以適當擴大企業和居民購匯需求。
2.逐步放寬類
金融機構海外融資。我國金融機構在海外融資已有十多年歷史，銀團貸款、海外借款和發債等一些融資方式都已采用。其間因取消雙重匯率制度、日元升值等原因，發生過匯率風險。但最大的問題還是金融機構本身經營不規范所引起的風險?？傮w上，應給予合格金融機構更大海外融資自。一般企業的海外融資還需要嚴格的控制。
外商投資企業在A股上市融資。中國企業已走出國門進行融資，對外國企業開放本國證券市場也勢在必然。
3.偏嚴掌握類
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我國是一個對外投資的小國（擁有全球跨國投資存量的6％，但對外投資僅占全球的0．54％），累計投資額約為260億美元。我國的境外投資項目審批手續繁瑣，涉及部門多，對外投資存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但至少現在看來這些管理仍然十分必要。至今為止，我國5800個對外投資項目很少是成功的?？梢姡覈狈φ嬲摹昂闷髽I”。在國有企業未轉換機制，又未從多數競爭性行業退出的情況下，放開境內企業境外投資的匯兌限制，無疑給國有資產流失打開了大門，也增加了境內資本外逃的機會。
外資投資中國證券市場。建立和完善合格外國投資者（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市場準入制度，通過合格金融機構將外匯資金投資于以人民幣標價的證券產品。中外合資基金可先行一步。企業債券和金融債、國債先放開，股票市場后開，且要求非居民必須申報購股數量，并嚴格執行申報制。在管理上，采取日本、韓國在資本市場開放過渡時期曾經長期使用的“原則上禁止，個案例外審批”方式，允許經過批準的外商按照規定的產業領域和持股限制比例入市交易。
1990年由于不動產價格暴跌，美國各銀行停止向外貸款。此時，資本市場趁機取代了銀行來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有趣的是，當時剛發展起來的抵押證券市場不斷調整住房抵押信貸。這種住房抵押信貸在前幾年可能已經大幅下降了。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的支持，1991年輕度的經濟衰退可能會更加嚴重。但這種觀點仍需進一步驗證。
我們1991年輕度的經濟衰退和日本長期存在的問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的金融體制是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中介的典型例子。眾所周知所謂的“大企業集團體制”是一個主要以銀行為中心，同時使所有公司相當依賴銀行信貸的體制。因此，日本銀行危機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延長了信用恐慌的時間。一些日本公司的確想通過資本市場來幫它們渡過難關。在銀行總貸款基本持平的情況下，過去十年日本國內發行的公司債券增加一倍還要多。然而由于銀行貸款在日本的資金來源中一直占主導的地位，因此這種非銀行借貸數量的上升并不足以改變日本信用恐慌的狀況。
日本政府現在正不斷向銀行系統注入資金以使它們重新資本化。雖然政府已經作出了一些重要努力，但是它仍需在金融體制多樣化方面取得重大的進展。這是促進長期復蘇的一個關鍵因素，雖然它不是唯一的關鍵因素。解決日本危機也必然比解決美國危機要困難得多。這同樣證明了金融多元化有助于限制經濟動蕩的破壞。
這就使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東亞國家不是如此依賴銀行作為它們金融中介的話，它們在過去18個月里出現的問題會有多嚴重呢？人們很容易理解購買不能對沖的短期美元債務并投資于國內的泰銖貸款可能會由于美元匯率的不穩而造成泰國銀行停止向外貸款。但為什么停止貸款會造成經濟崩潰呢？如果泰國有一個能發揮功能的資本市場并同時擁有必要的金融基礎設施，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要輕得多。
在危機爆發之前，我們很少有理由懷疑東亞國家30年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銀行提供資金的。經濟和銀行信貸的快速增長使得無效貸款占銀行總資產的比例較低。缺少可替換的中介形式并沒有多大的影響。這就象車胎如果沒有漏氣，缺少后備輪胎并沒有多大關系一樣。東亞國家就是沒有“后備輪胎”。
處理銀行危機
銀行作為一個高負債機構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一些危機。銀行風險管理經常存在的問題就是它往往要達到一種很難達到的負債程度，這一程度產生適度的資產回報而同時又不出現延期償貸的威脅。
銀行在用本幣負債方面永遠也不會百分之百地成功，除非銀行的信用得到充分的保證，特別是國家政府的保證。但即使這種例外也不是固定的，特別是當這種負債的貨幣是外幣時。人們又不禁會問如果在銀行仍是唯一中介的十九世紀，如果存在其他中介方式的話，當時美國所發生的大量銀行危機的破壞還會有那么大嗎？
在惡劣的環境下，現代中央銀行可以提供流動性，但現金并不總能減輕人們的擔憂。即使流動性增加了，但銀行在不穩定時期也不會向外貸款。今天的日本銀行體制就是一個例子。比如日本央行盡管制造了大量的流動性，但它對貸款的熱情卻很低。但與十年前美國所不同的是，替代性的金融資源不容易得到。
九十年代初瑞典的銀行危機，與美國八十年代的儲蓄和貸款危機以及日本目前的銀行危機不同，它反映了另外一個問題，即盡快解決危機是最好的選擇，拖延時間可能會大大增加危機對財政和經濟的破壞。由于政府對銀行隱含或明確的安全網絡保證，解決銀行部門的危機往往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樣，增加納稅人基金存在的政治困難往往會推遲問題的解決。這種拖延當然會增加財政開支并延長信用恐慌的時間。
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同時擁有多種金融中介形式可以在某一金融部門發生危機的時候保護這個國家的經濟。澳大利亞在亞洲金融動蕩時的經歷就是一個很有趣的驗證例子。盡管澳大利亞與亞洲國家有密切的貿易和金融聯系，但并沒有多少跡象表明它的經濟受到危機國家的影響。這是因為澳大利亞不但有穩固的銀行體制，同時還有發展得比較完善的資本市場。但進一步分析，金融多元化的作用也可能會變得正常。多種形式的存在可以防止金融體制在各個方面發生崩潰。
多樣化的資本市場除了在緊張的時期作為信貸過程的補充之外，還在一般時期與銀行系統競爭從而降低所有貸款人的金融支出。在過去幾十年里，資本市場和銀行業一起共同創造、發展并推廣各種新的提高資本創造和風險承擔的方法。大體上來說，銀行系統的效率上升了。它從以前不同地對待每一個貸款人變得更加標準化。
在標準化發展完善的時候，這種方法也被推廣到資本市場去。由于貿易的作用，資本市場里有更多的貸款人，同時也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存款。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期貨合同、垃圾債券和資產債券就是這一進程的很好例子。
資本市場和貿易工具一旦形成，它們就可以給銀行提供新的特殊風險對沖的方法并可以把銀行從持有貸款轉變為創造貸款。反過來，銀行貿易也可以促進這些市場的發展。近幾年興起的由技術帶動的革新也促進了這一進程在全球范圍的推廣。一個國家的投資者可以在另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上進行套期保值，這就是所謂的套期保值。
過去兩年的經驗表明，在這個更新、更復雜的全球系統中，一個國家的國內金融體制不夠穩固是會帶來不好的后果的。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日益一體化的同時，銀行系統作為第一金融中介并不足為奇。銀行擁有的貸款人的內部信用情況可以作為決定資本分配的指導。加入金融市場可選擇的只有使用稀缺的實際資源來進行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時才可能實現。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的成果也只能在幾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這個進程的啟動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在一些仍然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發展中國家中。因為它們都把目光放在短期的高回報而不是長期的較低的回報率上。
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金融的基礎設施是由大量的整套制度組成的，它們的運作就如社會的其他部門一樣，必須與基本的價值體制相一致。從表面上來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好象只關系到技術問題。它包括能明確顯示公司狀況的會計標準、能可靠保護財產和強制合同執行的法律體制以及能在公司決策出現失誤時事先確定索賠方案的破產條款。這些基礎設施可以提高企業的透明度并使公司在處理索賠問題時使用標準化的方法。但是這些制度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帶上不同文化色彩。當今俄羅斯的產權制度有可能無意識地受到過去蘇聯對個人產權偏見的影響。由于亞洲人害怕“丟面子”，因此很難在這些國家采用一些制度，如西方國家的破產制度等。同樣在西方國家中，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對貸方和借方關系的看法。公司的權力分配反映了社會中最多人持有的對商務交易中各方相互作用的看法。因此，如果想讓一個沒有資本市場基礎設施但也一樣發展起來的國家采用這種制度是很困難的。同樣，想統一各國的國內金融基礎設施或統一與國際交易相關的各個組成部份也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
事實上，亞洲國家金融基礎設施方面的弱點使得它們的銀行系統變得比危機前更加脆弱，并妨礙了隨后危機的解決。由于缺乏透明度，同時政府對銀行暗地里擔保，造成了投資者以過低的價格貸給銀行大量的資金，造成資本的不良分配。糟糕的破產法和程序使得銀行無效貸款的恢復變成一項長期并且昂貴的工作。另外，俄羅斯在強制執行合同和收債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法律基礎設施是造成現在俄羅斯金融中介作用癱瘓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懷疑如果增加的金融中介形式的確對經濟有益的話，在將來推動這些形式統一的壓力將會是相當大的。另外，更多的金融基礎設施還很有可能會改善銀行系統的環境以及它的經營狀況。
最近，一個由RossLevine和SaraZervos做的研究表明資本市場的發展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比銀行部門本身發展對經濟的作用要大。這一研究結果與以下的觀點是一致的，即認為資本市場和銀行都提供有用但不同的金融服務。如果同時使用兩種形式則必定會帶來更健全、更有效的資本分配過程。
有些人認為，缺乏足夠的會計實踐、破產條款和公司管理導致最近幾次危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危機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有足夠的上述因素和它們可能支持的資本市場存在的話，1997年初經濟沖擊的結果將會大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歐洲大陸國家的金融體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躲過了前兩年金融動蕩的影響。我們發現在最近的幾十年里，歐洲大陸很少發生由房地產的繁榮和蕭條引起的銀行危機或是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國和日本出現過的信用恐慌。
一直到目前為止，歐洲大陸的金融部門仍是由銀行主導，它的資本市場也沒有美國和英國的發達。這種銀行體制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一些銀行體制有充分的監督并以一個合法、規范的框架為基礎的話是可以很好地發揮作用的。但是這種銀行體制還有公有銀行實質性的參與。這些公有銀行往往缺乏私有銀行所具有的活力和創新。政府的參與往往不能實現資本的最佳配置并降低價格信號的可靠性。但在市場調節不足以阻止銀行危機的時候，此類的政府參與可以提供默認的資源保證以使信用持續流動，即使不是向最佳的方向流動。
例如，德國由公共控制的銀行團體的資產大約占所有銀行資產的40%.其他歐洲國家的比例雖然不如德國但也是相當大的。簡而言之，一些證據表明較低效率地使用資本可以防止出現信用危機。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這個原因使歐洲公有商業銀行的比例降低了，同時促進了以往規模不大的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并使歐洲大陸的金融體制向英國和美國的體制轉變。
發展資本市場可能還會給歐洲大陸帶來另外一個好處。在國家銀行體制不斷集中時，整個歐洲銀行業也會逐漸集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一大銀行受到異常打擊的話，這家銀行就有可能會縮減它向外的貸款。如果存在發展完善的資本市場的話，以上的影響就可以得到減輕，因為公司有了其它的資金來源。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