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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55-220)，東漢末年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誰郡(今安徽毫縣)人，出生于一個大官僚地主家庭，長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改姓曹。亦因這種關系，曹操自幼便有機會接觸官宦子弟。日后的勁敵袁紹亦是曹操年少時朋友。曹操身長七尺，細眼長須。自幼放蕩不羈，但很有才華，又足智多謀，善于隨機應變。當年，汝南有個善于評論人物的名士，叫許助，評論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為王允、呂布所殺。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獻帝乘亂與一幫大臣逃出長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顯建議，迎接獻帝至許昌。時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歲，從此曹操便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進位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漢，建國號魏。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人們逐漸從經學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正統觀念開始淡化，思想出現了活躍的局面，深受兩漢經學影響的士人們僵化了的內心世界讓位于一個感情細膩的世界。重個性、重欲望、重感情，強烈的生命意識成了建安士人內心生活的中心。隨之而來的是文學成了感情生活的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經學附庸的地位。士人們經過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才逐漸從麻木之中清醒過來，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棲”，名士擇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間曾經變換幾個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荊州劉表，后來歸屬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隨曹操南征北戰，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同時也留下了不少的軍事題材的詩歌。如著名的《從軍詩》5首、《初征賦》等。曹操面對士人原有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逐漸解構的現實，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種思想中的合理內核，形成了自己的實用理性，這不僅標志著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的覺醒”，同時也開啟了文學的自覺，為詩文灌注了鮮明的個人特色，從而構建了曹操詩歌慷慨悲涼、闊大豪奇的審美境界。
《樂府詩集》中收錄曹操詩共21首，其中包括《氣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關山》、《燕露》、《篙里》、《對酒》、《陌上?！?、《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門行》、《卻東西門行》。這些詩歌分屬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調、瑟調三曲。根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殘句)、《董一卓歌辭))(“卓”當為“逃”之誤)、《謠俗辭》、《有南篇》(殘句)、《飲馬長城窟行》(殘句，6首)，為《樂府詩集》未收作品。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至武帝定效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從這段話我們不漢知道樂府被立于漢武帝之時，而且知道了樂府與詩歌的關系，詩的語言形式再加上樂府的曲調，便成了可以歌頌的形式了。又據《漢書?藝文志》:“自武帝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李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祀，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這是文學史上所記載的較早的文人做樂府詩。從這段話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文人樂府詩的產生，與“新聲”或“新聲曲”的關系極為密切。這種“新聲”是配辭而唱的樂曲，其曲牌就是后來的樂府常用的詩題。
二、曹操的樂府情結與反映真實情感作品的創作
自武帝立“采詩夜誦”的樂府機關后，整個西漢時期的樂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饒歌》三大類構成，至東漢明帝時，樂府被定為“四品樂”并且經常在宮中演奏。另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與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及郭頌《世語》等之記載可知，曹操為宦官曹篙義子，自小生活于皇宮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時候，就受這種音樂的熏染和影響，自然對這些音樂會很感興趣。再看《宋書》卷二十一《樂三》的一則記載:，’(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一代裊雄，魏武帝曹操對《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歡的。
這些在皇宮內經常被演奏的樂府詩，是東漢皇宮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東漢皇宮內的曹操，不但從小耳濡目染這些音樂，而且這種透露著王者氣勢的音樂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的曹操有極大的吸引力。這種音樂所蘊涵的氣概，正是曹操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樂府”，表達了他對王權的向往與努力追求，歷史地成了曹操難以割舍的樂府情結。在《短歌行》、《對酒》、《氣出唱》、《步出夏門行》v露》等詩中，表現了曹操古直悲涼，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氣度。請看其《步出夏門行?觀滄?！芬辉?，以雄健豪邁之筆，對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氣魄，進行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實際土曹公是借大海來抒發自已博大的胸襟，讀之令人回腸蕩氣，感慨萬千。一代裊雄的博大氣概盡在其中。
曹操詩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樂府歌辭以抒發自己的抱負。茲可舉出數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侖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華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見其《秋胡行》)
還有《步出夏門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現了“歌以言志”四字，這充分說明了曹操借樂府歌辭以抒大志的文學思想。再看《三國志?魏志》卷一《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云:
(太祖曹操)創造大業，文武并施，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
還有《詩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辭，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曹操善于以樂府舊題寫時事，以抒己志。除了抒發自己要建功立業的偉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詩歌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在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癡。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斠钥叮瑧n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補，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令。喲喲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鶴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在這二首詩里，抒發了詩人深沉的“憂傷”?？畤@“去日苦多”而賢才未至，功業未建，治世難待。詩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詩唱出現實生活中的苦和樂。在《氣出唱》中有“解腹愁，飲玉漿”。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為悲傷”?！陡堇铩分杏小悦癜龠z一，念之斷人腸”?！犊嗪小分杏小皹淠竞问捝?，北風聲正悲”?！氨藮|山詩，悠悠令我哀”?！短辽闲小分械摹澳罹ノ視r，獨愁?？啾??！澳罹？啾?，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詩歌創作中，表達歡樂之情的也為數不少。如《氣出唱》第二首:“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薄肚锖小返诙?“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薄跋腋韪腥四c，四坐皆歡悅?！?/p>
這些詩歌創作，無論是敘悲傷，還是言歡樂，都表現了曹操重視內心真實感情的抒發，不虛偽，不做作，所以讀起來給人以真實的感覺。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樂等各種感情，曹操就是把這些真性情通過詩歌創作給抒發了出來，表現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獲得解放的標志。正所謂“尚通脫者”也，這種風尚是“人的自覺”的產物，士人從經學束縛中解脫出來，發現了自我，發現了感情、欲望、個性。通脫，正是這種自我發現在行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瞞傳》，說曹操:
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紡，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輕易如此!
這些都是純任性情的自然發作，不加任何掩飾，看不到禮的任何約束的痕跡。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學一聲驢鳴，為集送行;稱衡的脫了衣服在廟堂之上擊鼓;南荊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飲，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禮法的約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惡的表現。
三、《文心雕龍》對曹操文學思想的評價
《文心雕龍》中論及曹操文學思想的有以下幾處:
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實，求其靡麗，未足美矣。
“為表不過三讓’，見曹操《上書讓增封》:“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茲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賞，下為臣身免于茍取?！逼淠康氖菫榱斯p實事求是。反對“浮華”是曹操的一貫主張。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稱曹操:“撫善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征，計有余矣?！笨兹谝驗榕c稱衡等人搞“浮華交會”、以虛亂實而被曹操殺掉?！案∪A交會”，是漢末士風的一大特點?！案∪A交會”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會時“合黨連群”，用浮游無根，華而不實之詞或于品題人物時“互相褒嘆”(如孔融與稱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議時事時胡亂攻評。曹操認為，孔融就是“浮華”之風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寫作實踐中也是反對浮華的，他寫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說什么，不掩飾不含糊，大膽真實。東漢末年，在寫作上已經存在內容陳舊、詞藻過勝的現象。對此，曹操的文學主張有革新的意義。當時的碑銘，有不少是談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寫墓銘的，他說:“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世說新語?德行》注引《續漢書》)為了抵制碑銘文之華而不實之風，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論?論文》中主張“銘誅尚實”之說，即與曹操相同。
《文心雕龍?詔策》篇云:“戒救為文，實詔之切者……魏武稱:‘作戒軟，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戒救”是皇帝詔策中的一種文體。曹操深知這種文體的特點，為了充分發揮戒救為政治服務的功能，保證它的切實可行性，故在論述其寫作時說，戒救要有很強的針對性，即要求針對具體的人和事而發，且其態度應當十分鮮明，當“依”則“依”，當“違”則“違”，不能“首鼠兩端”，模棱兩可，含糊其詞。
《文心雕龍?章句篇》云:
詩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余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
“兮”字為語氣助詞，有聲無義，曹操不好用之?？疾懿偎嬖娰x，無用“兮”字者。這里，實際上“兮”字是可有可無的，加上與去掉并不影響文義的完整表達。曹操是尚簡尚實的，所以反對這種用法。曹操不僅為人“簡易”，為文也“簡約嚴明”(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反對“煩富”和“陳詞濫調”。他在《孫子序》中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說，況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曹公的“反對煩富”的文學思想于此可見一斑。
《文心雕龍?事類》云:
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才為盟主，學為輔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學偏狹，雖美少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彼箘t寡聞之病也。
這段話反映了曹操的反對模仿因襲，主張創新的文學思想。曹操批評張范為人欲學郵原而為文專拾掇崔、杜。其結果是:“造之者富，隨之者貧”—有創造性的人富有，跟著走的人貧窮。俗話說“吃別人嚼過的摸沒味道”，也是這個意思。它集中表現了曹操重創造輕因循，為文重學問廣見聞的文學思想。新晨
又如《章句》云:
賈誼、枚乘，兩竟輒易。劉欲、擔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資。陸云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句輒易，則聲韻微嫌。
這段話反映了曹操反對寫作詩賦一韻到底的文學思想。這一主張，亦為五言和七言詩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詩，多是一韻到底的。一韻有盡而換韻可致無窮。如此，就能增大詩體的容量即表現力。
再如《養氣》云:
至如仲任置觀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云嘆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
一、文論觀點“本之于經”
作為一名經學家，陳澧亦兼擅文學，其經學思想及其學術方法不知不覺向文學的領域延伸。陳澧的文論觀點皆“本之于經”，將《詩經口小雅》中“有倫有脊”一詞作為作文指導法則，并將文學視為學術經世的手段之一。對于作文之法，陳澧拈出了“有倫有脊”的原則，并且明確指出自己的文論觀點“本之于經”：“昔時讀《小雅》‘有倫有脊’之語，嘗告山舍學者，此即作文之法，今舉以告足下，可乎?倫者，今日老生常談，所謂層次也。脊者，所謂主意也。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后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書之于紙上，則為文。無意則無言，更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則必有所主，猶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為之主，此所謂有脊也。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當先?何者當后?則必有倫次。即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盡意，則其淺深本末又必有倫次，而后此一意可明也?！m然，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仆之說雖淺，然本之于經，或當不謬。”[1所謂“有脊”，是指文章必須要有思想、有內容。所謂“有倫”，是指文章層次清楚、條理分明，也就是要求文章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然而，“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如何才能做到文章“有倫有脊”?陳澧提出“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薄白x書為文，求圣人之道”的韓愈被陳澧推為文章家的典范：“凡為學者，當于古人中擇師；仆為足下擇之，其昌黎乎?昌黎進學解日：‘先生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瞬枳x書法也。昌黎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一一自言之，又屢言之，燥然而可見，確然而可循如此，才真高矣，志真博矣?！盵2韓愈為學尊孟子、茍卿，讀書披百家，吟六藝，其作為文章始能“陶冶镕裁合為一家，而猶可以尋其所自出?！蔽恼录耶攷煼俄n愈“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才能作出“有倫有脊”的優秀篇章。對于文章的“意”和“脊”，陳澧尤其重視，他所推崇的是具有“古詩人之旨”的詩文作品。他稱贊馮子皋的詩“蓋大令之詩，尤善者《徐鄉竹枝詞》二十一首，凡耕植絲布之業，沙草魚蟹之利，歲時燈火酒食之樂，男女婚嫁思慕之感，歷歷如繪，此近于古詩人之詩，陳之可以觀民風者。，[釘評方子箴詩“及其怡懌乎心靈，流連乎古昔，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卓乎古詩人之旨也。[]所謂“古詩人之詩”，也就是文章內容需“原于古，切于時”，具有“怡懌乎心靈”的感人力量。陳澧論文“本之于經”，主張作文“求圣人之道”，同時要“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陳之可以觀民風”，秉承了儒家“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論精神。這與陳澧學術經世的思想直接相關。經世致用思想本就是儒家的學術傳統之一，陳澧生活在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時期，這一學術思潮重新得到張揚。齊思和說：“夫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5]處于這樣的社會現實和學術氛圍中，陳澧雖關心政治，卻自認并無經世之才，自然不能像他所佩服的魏源那樣“以經術為治術，[，他選擇了學術經世的途徑，通過著書立說、教育人才來達到間接救世的目的?！爸劣谥畏ǎ嗖桓彝劇７菬o意于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于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于天下。”[7他將學問看得異常重要，甚至認為“學術衰壞”直接關系“人心風俗”，這是他經世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學同樣具備經世的功能。陳澧提出“凡經學，要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而已?！薄胺彩穼W，要知治亂興亡之由。‘凡讀古人詩文，要取其開我之心胸，養我之性情?！盵8]不論是經學、史學還是文學，陳澧看重的是他們幫助士人識義理、通古今，提升道德修養，從而有用于世的致用功能。他贊揚鄭小谷的文章“觀君之文之論事者，則亦可識之矣。必原于古，必切于時，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是三者不徒在于文，而又有在于文之外者也o．[93文章應“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發揮經世之效用。陳澧的詩文亦表現出強烈的對時事的關切之情。如《大水嘆》指出廣州的水災不僅是天災，還與官吏管理不善，濫收田租、誘民墾荒有極大的關系?！队懈小分S刺期間兩廣總督葉名琛臨敵而不設防，致使廣州城陷落的荒唐舉動?！杜谧又{》寫吸食鴉片給中國人帶來的身心健康的損害，對世道人心的破壞，這正是他“切于時”的文學理念在創作領域的貫徹。
二、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
陳澧在《鄭小谷補學軒文集序》中，提出了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的理想要求：“昔人謂史家有三長：學也，識也，才也。澧嘗論之，以為文章家亦然，無學則文陋，無識則文乖，無才則文弱而不振。然持此以論文，其可以號為文人者，寡矣。求之于今，其刑部象州鄭君乎?君讀四部書不知幾萬卷，宏綱巨目，靡不舉也。奇辭雋旨，靡不收也。其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是日有學。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時文而模仿沿襲，尤深恥而不為也，是日有識。其為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為也，能異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鋒英英焉，其氣磊磊焉，其力轉轉而不竭焉，是日有才。''''，[9]這是他在當時文壇考據、義理、辭章三者關系的論爭中，主張調和漢宋、貫通相左的折中的學術立場在文論領域的反映。陳澧“學、識、才”兼長的文學理念受到章學誠的深刻影響?！安?、學、識”兼備的觀點最早由史學家劉知己所提出，清代章學誠將之引用到古文創作的理論中，提出“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于稼穡也。”[1叩認為理想的古文應將文辭、考據、義理也就是才、學、識三者完美融合。頗具深意的是，章學誠提出“才、學、識”，陳澧則將其排序變為“學、識、才”，并在具體闡釋中融人個人之思想。對“學”的要求被陳澧放在首位，提出“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也就是訓詁精確，博聞強記。強調為文精于考據，與陳澧崇尚漢學的學術取向密切相關。陳澧雖主張漢宋調和，但他的學術出發點是漢學，其學術成果也基本集中在漢學領域，正像錢穆所說“是子襄雖亦主融漢、宋，而與陳東塾之為見異。東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于諸子?！?，[n因此，他將漢學家所重視的考據放在首要位置，強調在詩文創作中避免因疏于考據而出現知識性的錯誤。所謂“識”，是指“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币簿褪菨h宋融通，不拘泥于一家的學術識見。清代中期以后，漢學和宋學各執門戶之見，爭論不休。陳澧學術思想的特點在一“通”字，拋卻門戶偏見，主張漢宋融通，考據與義理兼長?！鞍儆嗄陙恚f經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仆之此書，冀有以藥此病耳。既成此書，乃著《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不分漢宋門戶。，[]學有識見，“以其所學發而為文，為詩”，則不會流于瑣碎空虛，也不會流于乖張臆說。漢宋通融的經學立場影響到陳澧的文論建構，強調“學”與“識”兼長，也就是考據與義理兼擅構成其文論的重要內容。所謂“才”，主要指深厚的文學表現才能，也就是章學誠所說之“文辭”。在為友人文集所作序中，陳澧對“才”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胺卜讲娭溃⒛苎灾?。其健也，巨篇連章，橫翔而杰出。其奇也，狹韻僻字，斗險而爭新。其艷也如春，其清也若秋，其巧也雕刻窮纖微，其和也鏘鏘中宮徵。若是者，猶才人之能事乎!虻]這里的“才”主要指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從用字到音韻到風格都有精到的論述，可見陳澧對文學作品具有相當高的審美鑒賞能力。陳澧雖提倡文章家應“學識才”兼備，但這三者在他的心目中并非處于同等位置。他欣賞辭章之美，但卻將“學”和“識”置于“才”之前：“作詩寫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讓專門者為之?！舴蛑鲋w，切宜留意……學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辭章所可同日而語者，俗人更不識也?！盋14]這里的“著述之體”指的是經說與史論，陳澧提明確地將著述之體置于詩文之上。對于詩文，陳澧則提出“不俗”的評價標準，而將文章藝術的工妙置于其次。何為‘不俗’?陳澧認為“不俗者，狂狷也。俗者，鄉原也，同乎流俗也，孔、孟以為賊，可懼也。志狂者之志，行狷者之行，是為不俗。,E143所謂“狂狷不俗”是指特立獨行，絕不同流合污的個性。陳澧對清末“廉恥道喪”的世風極為不滿，將“行己有恥，博學多文”作為教育的宗旨，一貫強調道德的修養，他的贊揚“狂狷”，痛詆“鄉原”，就是要警醒世人，要做個性獨立，道德高尚的“狂狷”君子。此種思想反映到文學上，就是“不俗”的詩文品格的提出。“不俗”論的提出更多是偏向于對詩文作者學識修養、道德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將“學”與“識”放在首要之位置。
陳澧“學識才”兼長的詩文理想對克服當時空虛、瑣碎、淺薄的文風確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我們也要看到盡管意識到文學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感染力，陳澧為宣傳自己的經世主張，將著述文體凌駕于才人辭章之上，對文學作品流露出貶低的情緒，這是他文學批評的不足之處。對陳澧頗有些菲薄態度的劉師培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中曾說：“宋代以前，‘義理’‘考據’之名未成立，故學士大夫，莫不工文?！了稳辶ⅰx理’之名，然后以語錄為文，而詞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據’之名，然后以注疏為文，而文無性靈。夫以語錄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筆之于書，以其多方言俚語也；以注疏為文，可筆于書，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無抗墜抑揚也。綜此二派，咸不可目之為文。”E15]批評宋學家以語錄為文，文章俚俗；漢學家以考據為文，文無性靈，明確提出義理、考據之作皆不可稱為“文”。這段話或可讓我們對陳澧文論未能擺脫經學思想羈絆的不足之處有更深的了解。
三、溝通駢散、反對時文
古文與駢文、考據之文的論爭是清代漢學與宋學的斗爭在文學領域中的重要反映。篤信宋學的袁枚、翁方綱以及桐城派作家崇奉古文，以阮元為代表的漢學家則推尊東漢考據、訓詁之學，提倡駢文、考據之文與之相抗衡。清代后期，漢宋兼采逐漸成為經學發展的基本趨勢。漢宋兼采派經學家的文論觀點亦正如他們的經學主張，對文壇矛盾基本上采取折中調和的態度。陳澧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與調和漢宋的經學立場相一致，陳澧對于文學領域的駢散之爭持折中的態度，認為古文與駢文、考據之文各有所長，應該互相調和：“李恢垣吏部刻其文集成，屬為之序，讀之而驚且羨也。集中有古文，有駢體文，有考據之文，又別有詩集，兼擅此四者，求之國朝海內諸名公，其顧亭林乎!其洪稚存乎!袁簡齋能為古文、駢體文，能為詩，而不喜考據。然其隨筆之書，即考據也。阮文達公精考據，又能為駢體文與詩，而謂古文非文也，筆也。然其集中之筆，亦復佳。是皆兼擅四者，其余不暇論?！盵1他認為本朝文人只有顧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能夠做到古文、駢體文、考據文、詩歌四者兼長。顧炎武是陳澧終身仰慕的學者，為文考據和義理并重。洪亮吉乃駢文大家，陳澧對他頗為欣賞。袁枚提倡性靈說，反對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理論，但陳澧認為他實際上十分精通考據。阮元立倡文筆說，推尊駢文為文之正統，認為桐城派古文只能算“筆”，根本就算不上是“文”。陳澧認為阮元實際擅長筆的寫作。陳澧以顧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的創作為例，力證漢學與宋學可以調和，古文與駢體文、考據文可以兼長。
一、孔子的文學思想
孔子所說的文學是指“文治教化之學,也即儒家文化學術之總稱”,這一文學概念相當寬泛,對當時及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鬃右簧铝τ诶盟娜寮覍W說改良當時紛亂的政治,他的文學也是為政治服務的,“孔門四科”與“孔門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復周禮的政治理想?？鬃友壑械奈膶W并不是指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文學藝術,而是指“能夠付諸政治實踐的文治教化之學”,后來成為儒家文化典籍和學術思想的總稱。”
1.孔子文學思想的核心———“文與德并”。在《論語•憲問》中,孔子特別強調了文與道德的聯系,認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將文學創作的最終目的歸根于宣揚儒家的“仁”“禮”的思想?？鬃釉谄湮膶W思想中,始終認為詩與道德、文學與道德修養是必不可分的,將“文與德并”的文學思想核心闡述為“志之所致,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堅決反對任何不宣揚“仁”“禮”的文學創作,認為不能“文與德并”的作品,其實就是“惡紫之奪朱也,惡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從《詩論》和《論語》總的來看,可知孔子在與學生論詩時,著重在談詩的政治倫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倫理的訴求,是孔子論詩、論文學的歸宿。
2.孔子文學思想的目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中,孔子認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他認為文學的功能在于教育人們知禮而成于樂,強調文學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發意志”,這就是興;強調文學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規范,能“文質彬彬”,這就是禮;強調文學作品要給人們予娛樂,能“樂則韶舞”,這就是樂?？梢哉f,孔子言語教學的培養目標是君子儒,即將言語教學落實到君子個人的心性修養和社會制度的設計上,將文學與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結合起來,最終回歸于自己理想的世界?？鬃訉ξ膶W的藝術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因此他對文學的社會性作用論述比較全面?？鬃釉诟爬ㄇ叭顺晒耐瑫r,對詩的作用作了較系統的理論表述,在理論上比前人發展了一步。同時,也為先秦時期的社會道德規范進行了一次質變性的理論化,形成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滲透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禮”思想體系,影響著中國社會生活和文學創作,體現出孔子“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文學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學教育的內容———“四教”“四科”?？鬃雨P于文學教育的內容的論述,依《論語》記載,有“四教”“四科”。所謂“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個拔尖的特長聯系著的。孔子非常重視通過《詩》來進行文學教育,“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他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孔子對弟子進行的教育本著這樣的方針:“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就是要弟子們樹立遠大的目標,把德當作行為的根據,把仁當作行為處世的方法,最后落實到具體的本領上。這是德智并提又重視德育的主張,要對弟子進行明道、樹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講道理,而“詩教正是講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種方式”。
4.孔子文學思想的形式———“文、質”?？鬃诱J為文學創作的表現形式在于“質勝于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文質彬彬”就是文學創作達到的完美君子境界,“《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所謂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學理論上中庸之道在文學思想上的反映,是對文學創作內容與形式的要求。這種思想直接導致了后來以“溫柔敦厚”為基本內容的“詩教”的建立?？鬃踊谶@種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間音樂和文學創作,說“鄭聲”,主張“放鄭”,推崇《韶》《武》;要求文學創作必須“行百般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文學創作應遵循正統和復古,引經執典,從而達到內容與形式上“文質彬彬”的完美結合?？鬃訉ξ膶W關于“文質彬彬”的完美闡述影響了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學歷史,引起歷代文學正統與諸子的斗爭,始終主導著中國文學思想的主流,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思想體系。
孔子的文學思想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實踐經驗和思想成果,它誕生于“學在王官”向“學在四夷”的學術轉型和文化轉型的春秋末期,是西周以來思想文化發展的結果?？鬃影讯Y樂文獻、禮樂制度作為文教與文學的核心內容,把禮樂文化精神貫徹到文教與文學的整個過程中,又將君子人格培養作為文教與文學的出發點和歸宿;既有對舊思想、舊文化、舊制度的理想化解讀和真心呵護,又在客觀上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和新人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鬃拥奈膶W思想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文學觀念,并且一直影響著中國文學思想的發展。那么孔子的文學思想在當下能給我們什么啟發?能否從中借鑒一些于我們今天仍然有用的東西呢?
二、當代文學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1.觀念陳舊。由于長期缺乏文學理論,人們對于“文學教育”的觀念顯得比較陳舊。有人認為文學教育就是文學教學;或是認為,文學教育就是文學的教育功能。這些觀念是陳舊和片面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學教育的本來面貌,束縛了文學教育的實施和發展。
2.缺乏理論。過去由于對文學教育的研究不夠重視,只有在大學的“文學概論”教材中,才會有一節是談文學教育功能的,除此之外,很難看到關于“文學教育”的專門系統的理論研究。無論是“主體論”體系的文學概論教材,還是“活動論”體系的文學概論教材,幾乎都回避了文學的教育功能,而只談論文學的審美功能。
3.重視不夠。雖然有些院校已經開設了文學課程,還有學分方面的一些要求。但就國家方面對學校的要求而言,沒有像“兩課”那樣的硬性規定,沒有英語四六級那樣的全國性統一考試,所以學校重視的力度遠不及思政、外語等學科,這影響了教師的工作熱情,也導致了學生對這門課程的應付了事,難以收到好的效果。#p#分頁標題#e#
4.模式老化。大學文學課程應該是鑒賞研究課,啟發創新思維課,人文精神傳承課。但由于受到科技教育的強烈影響,文學教育僅限于知識層面的傳授,卻不能把文學內容與現代文化思想以及學生的實際銜接起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多采用傳統的講授法,缺乏對學生的引導和啟發,受教育者對蘊涵在文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難以體會和認同,文學教育無法達到傳承人文精神的作用。
三、孔子文學思想對當代文學教育的啟示
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孔子對文學教育的認識已遠遠超越了審美意義的范疇。雖然孔子的文學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時代局限性,但它仍是我們應當繼承的一份珍貴遺產,對當代的文學教育的也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1.當代文學教育要實現終身化。終身教育可以使人獲得、更新和提升知識、技巧和態度的改變,最終目的在于促進個人的全面發展。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僅憑《詩》《書》對學生進行文學教育,就基本實現了文學教育終身化。原因就是孔子把握住了文學教育的核心問題;對文學“悟”的能力以及“舉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能力的培養,最終實現了學生自學機制的培養。文學教育的終身化是與文學對人的精神特殊需求而提供的滿足、滋養的特性不可分的,它既是人的“文明素質”的重要構成因素,又是人的“創新素質”和“文明素質”“精神素質”不斷生長的需要和土壤。
2.當代文學教育要體現人文化。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所謂“興、觀、群、怨”,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倫理作用、教育作用和認識作用。文學教育既是一種審美教育,也是一種知識教育,更是一種人文教育。我們對文學教育關于人文素養的認識,絕不是對“興、觀、群、怨”的反叛,而是在繼承孔子“興、觀、群、怨”的文學觀的基礎上,強調灌注人文精神。我們必須從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塑造健康的文化人格的高度,從提高國民素質的高度認識文學教育,這樣,我們才會創造性地進行文學欣賞課的教學改革,并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法,從而使文學教育達到人與文化雙重建構的目的。
3.當代文學教育要注重個性化。文學教育只有把學生置于這種價值世界中,讓學生去尋覓、體悟、創造出自我的生活的真意和詩意,這才是文學教育的美學蘊涵。而當前很多文學教師總習慣于把文學作品淪為理論的工具,學生的文學閱讀也被束縛在理論中,文學情感逐漸流失。在學習個性化問題上,孔子給我們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開放式教學法,即提問式、討論式教學法。文學教學首先應該建立在學生的文本體驗的基礎上,然后教師再給學生解惑,并就共同關心的問題相互討論,即所謂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只有把學習的主動權歸還給學生,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教育才能實現。
一、儒家詩教觀念對四蕭的影響
“詩教”一詞最早出現于《禮記•經解》：“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雹僭娊?，就是用《詩》進行教育的意思。溫柔敦厚，指態度溫和，樸實厚道。在古代，《詩》也是可以用來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②《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雹哿何涞劢⒘撼螅八缄U治綱，每敦儒術。軾閭辟館，造次以之”，非常重視禮樂教化，并多次下詔，修禮作樂。④《訪百僚古樂詔》中說：“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托。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鐘石斯謬?！雹荨读W詔》中說：“建國君民，立教為首。砥身勵行，由乎經術。”⑥這里強調的是禮樂教化，但從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提倡儒家的文學觀念，并且受到了詩教觀念的影響。昭明太子蕭統在梁武帝的影響下，受到的儒家文學觀念的影響更為明顯。他在《文選序》中引《易經》的話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⑦將文學看作教化百姓的一種重要方式。并且他還進一步引《毛詩序》中的觀點說：“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姑風雅之道，粲然可觀?！雹嘤纱丝芍?，蕭統也是提倡“發乎情，止乎禮儀”⑨的儒家詩教觀的。他十分推崇“雅正”的詩風，從《文選》所收錄的作品來看，典雅之作多于華靡之作。駱鴻凱先生說他是“黜靡崇雅”瑏瑠，這很好地體現出了蕭統的詩教觀立場。梁簡文帝蕭綱也受到了詩教觀的深刻影響，他也是十分注重提倡詩教觀的。他曾在《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中說道：“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对姟芬匝灾?，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⒕粗?，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爆仮灛嬤@表明，他已把《詩經》看作治國的基礎。梁元帝蕭繹受儒家思想影響也極深，深信儒家的“三不朽”瑏瑢思想，這很自然地使他去提倡儒家的詩教觀。他在《召學生教》中說：“吾親承天旨，聞《禮》聞《詩》，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楚?！薄盎心蠂?，被于西楚”瑏瑣，這自然也就涵蓋了詩教觀在內。綜上，從蕭衍到蕭繹，他們都深深受到了儒家文學觀念，特別是詩教觀念的影響。并且這種思想構成了四蕭文學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們對此卻沒有正面提倡，而是經常在公共場合表現出相反的一面，這就形成了他們所提倡的儒家文學觀念。這種實際態度當然不是他們文學觀念的真正表現，可是我們卻不能忽視它，因為這是他們文學思想中的一部分。具體說來，這種儒家文學觀念自有其形成的原因。
二、蕭氏文學思想中詩教觀念的形成原因
【關鍵詞】吳寬 文學思想 思想研究
歷史著名的文學詩人吳寬深受吳中傳統文學以及儒學思想的影響，在其文學實現中充分體現了這兩種文學理念，并且，是二者的有機融合。吳寬本人經歷了不同的生活狀況，使得其自身心態產生了一定的變化，并且導致了其自身文學思想出現了一定的波瀾。文章中對吳寬的文學思想進行重點分析。
基于仕隱心態的詩學觀念
盡管，吳寬在京城為官超過30年，但是，其始終都心存隱志，并且一直都保持著較為平和的心態。在這種心態下，吳寬始終都是保持著榮辱不驚，安閑淡雅的生活以及處事風格。這也使得吳寬在藝術審美方面，追求閑適恬淡和和諧情境等。如，吳寬曾經寫過“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當中曾經說過“詩窮而后工”的觀點，而司馬遷亦是指出過“困境中更是要發憤著書舒緩心中壓力”的說法。吳寬的“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并不是對歐陽修等人說法的徹底否定，只是當時與這些人的心態有所不同。歐陽修等人對社會現實生活非常關注，并且愿意將自身投入到社會的洪流中。但是，吳寬更加傾向獨善其身，追求的是精神層面上的超脫。中晚唐詩歌也是吳寬非常宗尚的，他對其中的清婉、和暢以及蕭然出塵等詩意比較推崇。這些觀點在很多詩歌資料中都有體現。比如，吳寬在《后同聲集序》中寫道“予嘗觀古詩人莫盛于唐。其間如元白、韓孟、皮陸生同其時，各相為偶，固其人才之敵，亦惟其心之合耳”。在吳寬心中，對世界的各種物象具有獨特的體會和認識，由其內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認同感。這種心懷高遠的胸襟使得詩人在下筆的時候能夠將“山林江湖之趣”表現得淋漓盡致，進而讓其所作詩歌具有與眾不同的魅力。
詩歌宗尚
1.宗尚韋、柳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中對韋、柳二人進行了首次評價，并且，對二者的評價非常高。在蘇軾滯后，嚴羽亦是提出了所謂的“韋柳體”，這個稱謂將兩人的詩文創作歸為一派。也就是指：兩人的詩風相似，源于陶淵明；兩人在五言古詩方面具有超凡成就。吳寬對韋、柳二人更是追崇，認為兩人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詩詞境界，就是因為在他們心中存在“高趣”，進而在詩歌創作時能夠真正達到“無雕琢之病”。吳寬對兩個人不僅僅是欣賞，其在詩歌抒寫上還受到了兩人的深遠影響。吳寬曾經說過：“我亦愛韋郎，賦詩工五字?！笨梢姡瑓菍拰f應物的推崇之深。
2.宗尚白居易
在吳寬的詩歌中，不管是詩歌的主題思想，還是詩歌的創作技巧，都能夠依稀看到白居易的詩風。兩者的詩歌主題以及題材都注重對日常生活的細微闡述，并和“自適”思想協和。在學習白居易詩歌的過程中，吳寬常會和友人一起交流白居易詩歌的學習心得，并相互贈送效仿的作品。如，吳寬寫的《夜讀白樂天詩集二首》等，在吳寬同好友唱和白居易詩歌的過程中，真正地表達了對白居易詩詞的真正熱愛之情。
3.崇尚宋詞
蘇軾對于吳寬而言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其本身的“自然觀”對吳寬的文學思想構成產生了深度影響。吳寬感受到的“自然觀”具有主動性、深遠性，其與自然山水和個體生命價值展現等方面展現了足夠的契合度。吳寬在創作的詩歌中充分地展現了“順其自然”和“天性自然”等感觸。
文學散文
1.文學復古
明代出現的文學復古運動，可以說是對明中葉后期社會尖銳的社會矛盾的真實寫照，同時，其亦是對明初朝廷各種高壓政策以及詩風萎靡的控訴。多數學者認為明代的復古運動起始于弘治年間，但是，早在明朝初期，就已經進入了萌芽階段。到了成、弘期間，已經達到了氣候。吳寬最初開始散文復古的倡導，是受到了吳中文學發展的影響。其對當時吳中文化的萎靡不振表示痛惜，并力爭實現反撥。而且，當時的明朝，很多文人的文學創作都帶有明顯的功利性，以至于很多文人都重新對古文進行提倡。
2.韓格歐態
明朝初年到成、弘期間，文壇上的散文作品常常表現宗唐以及宗宋等思想。朱右喜偏愛“六先生”的散文，并且認為只有唐宋的古文家才能夠稱得起三才之道。以至于后世在區分唐宋文和秦漢文時，常常以明道觀為區分標志?！绊n格歐態”主要是由于王鍪對吳寬的評價而得來的。韓格歐態主要是從兩個方面對吳寬進行評論，“老成有韓之路”說的是吳寬的學力能夠與韓愈看齊，并且能夠有所養。“紆余有歐之態”主要是指吳寬的文學風格能夠如同歐陽修，做到自然淡定、紆余委曲。其中，“老成”最開始來源于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其表達的是詩人的審美理想。吳寬的文章被評價是“老成”，主要是因為其像韓愈一樣擁有著深厚的儒學理念以及道德素養。
中華五千年歷史留下了很多的文化遺產，其對后世的文學理念有著深遠地影響。作為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詩人，吳寬無論是在詩詞的創作上，還是散文寫作方面都顯示出高超的水平。為了更好地讓人們對吳寬的文學思想進一步了解，文章分別從仕隱心態的詩學觀、詩歌宗尚以及散文觀念等角度對吳寬的主要文學思想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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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時期經歷了一場偉大的文學變革，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便是蘇軾，他在詩詞文等方面都有很突出的成就。他的創作體現了這場文學變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審美趨向，而且在很多地方都突破了這場文學變革的基本宗旨，而他的文學思想更是是引領了一代潮流。蘇軾十分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強調文學作品的社會性，關于他的文學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多方面的。
一、繼承與發展前人先進文學思想
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蘇軾主張兼收并蓄吸取各家所長并予以發展，這在他的文學思想中體現的是十分充分的。金代趙秉文在《書〈達齋銘〉》中這樣評價：“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輔之以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蘇軾的文學思想強調干預現實，他為官期間“為民請命”被看作責任，這是蘇軾對韓愈“不平則鳴”文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蘇軾在他的一生創作的文學作品所向外展示的就是積極干預社會現實，“一肚皮不合時宜”，他對現實的干預是從他自身的人生經歷和文學素質體現出來的，正是因為他不斷的人生挫折及獨特個性使他對現實的批判是通過描寫民生疾苦（天災人禍）等方面來表現的，如描寫蝗旱之災。
二、儒家兼濟天下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釋道三家，以及三家“以體用為本”與“有為而作”的精神,都是蘇軾儒家兼濟天下的學思想的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元素在蘇軾身上有很深刻的體現，他是中國傳統文化人的優秀代表。“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種思想境界充分表現在他的文學佛學上，既有對現實的批判，又有人生如夢的感嘆，更有瀟灑自適的抒情。蘇軾的思想以儒家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響也很深，曲折的人生經歷，不斷遭貶得挫折，以及“懷才不遇”的感受，使他更加深入的研究這些思想。蘇軾吸納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而佛家思想在其中發揮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論及蘇軾所學時說：“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謂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由此可見蘇軾思想的發展演變，他先將儒家治平思想吸納，重實用之學，不為無用之空言。后感興趣于道家，莊子先得其心，而到了黃州以后，儒、釋、道三家為一體的思想風貌在他身上已經日益明顯了。
三、文以載道文以達意
蘇軾與歐陽修在文學思想上都強調“明道”和“致用”，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但蘇軾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單純的“載道”之具，并不認為文學的目的只是闡發儒家道德理念，他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蘇軾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在文與意的關系上，提出文以達意。他的“辭達”說強調作者要運用高超的藝術技巧來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客觀事物的特征。在散文寫作方法方面，蘇軾最重視的一點就是“以意為主”，重視在“意”的支配下構成自由揮灑、變化無端的藝術風格，強調身與物化，將作者的主觀情感融化到所要表現的客觀對象中，以達到主客和諧。
四、形式多樣，自由靈活的文學創作思想
1、文“如行云流水”
蘇軾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反對“貴華而賤實”,強調作者要有充實的生活感受，要做到物我一體。物我一體是創作最佳的精神狀態，通過這個過程可以成竹在胸，可以物形于心。恰如蘇軾在《謝民師書》中借評謝民師的詩賦雜文，指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當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也就是說無論創作對象是什么，只要了然于胸，就會文如萬斛泉源，滔滔不絕，神思可以穿越古今，跨越流年，作為創作主體的胸中丘壑，都可以隨物賦形。
2、不事雕琢的審美意識———天工清新
蘇軾“天工清新”的審美原則使他的文學作品在實用性、審美性、通俗性諸方面都達到了一定高度，具有“意趣”的審美要求：“詞以意為主，不要蹈襲前人語意”。蘇軾的審美態度為后人提供了富有啟迪意義的審美范式。他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現美的存在。蘇軾把詩家的“言志”與詩人的“緣情”二者結合起來,并把它運用到詞的寫作當中,提高了詞的格調,增強了詞的韻味。劉熙載認為“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蘇軾生性豁達，纏綿悱惻的詞風并不適于他，但為了表達自己的志向及人生體驗便要建立一種全新的審美風格,不事雕琢又要豪放有清雄之風。蘇軾文學思想的一個突出方面是“隨物賦形”，講求創作的自然天成。蘇軾認為對藝術形象描繪的原則詩“隨物賦形”，目的在于要求藝術形象的刻畫要合乎自然造化，得自然真態，關鍵就在于把握形神關系，以形傳神而形神并茂。就文而言，他要行文自然，反對務奇求深和雕琢經營，強調無為而為達到天工清新的效果?！稏|坡文談錄》記載：“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于是他追求“言不盡意”、“意在言外”不事雕琢的審美意趣。
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源于史學的“實錄”精神，表現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體現又因文體不同而有異，散文舉例證實，畫贊返實入虛，詩歌似虛而實。它是對李白浪漫主義文學思想的補充。
【關鍵詞】 李白/實錄
在唐代文學研究中，歷史傳統和唐代文士的關系已經得到人們的關注，但有些問題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李白與史學傳統的關系就是一例。不少相關的論文實際上已涉及這一問題，如李白詩歌中的歷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與六朝詩人及其文化傳承等。本文則從李白使用“實錄”一詞的意義，進而探討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及其在創作中的運用。
史學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錄”精神?！稘h書·司馬遷傳贊》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边@是對“實錄”最權威的解釋，也成了后世優秀的史學家遵循的修史原則。“實錄”一詞，多出現于史學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幾部史書，都使用過“實錄”二字。如《晉書》卷94《隱逸傳》云陶潛《五柳先生傳》：“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薄蛾悤肪?7《江總傳》：“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薄赌鲜贰肪?8《陸慧曉傳》：“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敃r以為實錄?！钡皩嶄洝币辉~卻很少出現在初盛唐作家的詩文作品中，人物傳記中偶有出現，如盧藏用《陳子昂別傳》云：“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而李白在《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中使用了這個詞，這自然引起我們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盵1]（卷27，P1263-1264）李白此處“實錄”二字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是真實的記載，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對酒憶賀監序》也說：“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盵1]（卷23，P1085）二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也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李白“素受寶訣”。
劉知幾《史通》多次提到“實錄”，《采撰》云：“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出于《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茍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實錄，不亦難乎！”[2]（卷5，P114）《浮詞》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敘事》、《直書》、《鑒識》、《序傳》都用到“實錄”一詞，大致是真實記載歷史事跡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實錄”正是源于史學的概念，當將之轉化為文學思想的角度來認識，可以理解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創作中表現出一種對真實的自覺追求和技巧的運用，這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見。為了追求真實的效果，李白自覺地運用了舉證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時人語坐實。他在贊美別人時，常引當時人的話來證明一種事實。如《上安州裴長史書》盛贊裴長史高義重諾，云：“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薄杜c韓荊州書》為說明韓荊州在士人中的聲望，云：“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p>
方法之二引輿論證實?！度纬强h廳壁記》，稱贊縣令賀公，“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于楊葉，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后青衿向訓，黃發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于道路，任者并于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張的地方，但李白為了坐實對賀公的美譽之詞，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后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盵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見，上文表揚賀公，不免有夸大之辭，但“竊聽輿論”一語，看似平常，卻意味深長，一慰賀公，免去賀公擔心過獎之慮，因為“輿論”如此，古人很重輿論，輿論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實際之處，因是來自輿論，也會得到別人的諒解；二安民眾，李白文中贊美賀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諛之處，但李白指出這是源于輿論，是公眾的意見，并非李白憑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細節坐實，《秋于敬亭送從侄端游廬山序》：“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來有成，郁負秀氣?！盵1]（卷27，P1267）對往事的追記，用了“嬉游在旁”的細節，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有總的概括，也有細節的記載?！跋葧r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為純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為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旒秤貌桓?，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個細節的勾劃，表現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層是表揚李公教化橫猾；二層是表揚李公正壓鬼怪；三層是表揚李公德變泉水；四層是表揚李公政贏頌聲。
特別是寫自己的行為品德時，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講求這種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學創作進入流通，真實性成了文學創作的重要價值判斷。下面舉《上安州裴長史書》以作說明。
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中，作者陳述事實，自舉例證：第一，以散金濟人來證明自己的輕財好施：“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白之輕財好施也?！盵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證明自己存交重義：“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盵1]（卷26，P1245-1246）
同樣以別人耳聞目睹之事實證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廣漢太守親見其養高忘機之舉——“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1]（卷26，P1248）第二，蘇＠②贊其文之事，“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不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暮Ｃ髯R，具知此談?！盵1]（卷26，P1247）第三，馬公盛贊其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藙t故交元丹親接斯議?！盵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視引用他人之言證明真實性，這里卻提示我們對李白個性和生存方式的進一步思考，細繹李白引用時人語之處，會隱約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別人信任的危機之中。一般與別人的交流中，只要陳述事實即可，但李白在每陳述一個事實之后，總是心有余悸，擔心別人不相信，故又向對方申述一下，這件事誰也知道，這句話誰也聽說過。如《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四海明識，具知此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就是如此。造成這一尷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誹謗，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云“謗言忽生，眾口攢毀”。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檢，他有時行事說話可能略帶夸張，并不考慮其后果和影響，這樣致使和他交往過的人對李白留下一個說大話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詩中說：“世人見我恒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边@句話很值得體味。
【內容提要】
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源于史學的“實錄”精神，表現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體現又因文體不同而有異，散文舉例證實，畫贊返實入虛，詩歌似虛而實。它是對李白浪漫主義文學思想的補充。
【關鍵詞】 李白/實錄
在唐代文學研究中，歷史傳統和唐代文士的關系已經得到人們的關注，但有些問題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李白與史學傳統的關系就是一例。不少相關的論文實際上已涉及這一問題，如李白詩歌中的歷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與六朝詩人及其文化傳承等。本文則從李白使用“實錄”一詞的意義，進而探討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及其在創作中的運用。
史學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錄”精神?！稘h書·司馬遷傳贊》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是對“實錄”最權威的解釋，也成了后世優秀的史學家遵循的修史原則?！皩嶄洝币辉~，多出現于史學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幾部史書，都使用過“實錄”二字。如《晉書》卷94《隱逸傳》云陶潛《五柳先生傳》：“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薄蛾悤肪?7《江總傳》：“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薄赌鲜贰肪?8《陸慧曉傳》：“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敃r以為實錄。”但“實錄”一詞卻很少出現在初盛唐作家的詩文作品中，人物傳記中偶有出現，如盧藏用《陳子昂別傳》云：“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倍畎自凇督鹆昱c諸賢送權十一序》中使用了這個詞，這自然引起我們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盵1]（卷27，P1263-1264）李白此處“實錄”二字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是真實的記載，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對酒憶賀監序》也說：“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盵1]（卷23，P1085）二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也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李白“素受寶訣”。
劉知幾《史通》多次提到“實錄”，《采撰》云：“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出于《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茍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實錄，不亦難乎！”[2]（卷5，P114）《浮詞》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敘事》、《直書》、《鑒識》、《序傳》都用到“實錄”一詞，大致是真實記載歷史事跡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實錄”正是源于史學的概念，當將之轉化為文學思想的角度來認識，可以理解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創作中表現出一種對真實的自覺追求和技巧的運用，這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見。為了追求真實的效果，李白自覺地運用了舉證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時人語坐實。他在贊美別人時，常引當時人的話來證明一種事實。如《上安州裴長史書》盛贊裴長史高義重諾，云：“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薄杜c韓荊州書》為說明韓荊州在士人中的聲望，云：“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p>
方法之二引輿論證實?！度纬强h廳壁記》，稱贊縣令賀公，“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于楊葉，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后青衿向訓，黃發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于道路，任者并于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張的地方，但李白為了坐實對賀公的美譽之詞，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后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盵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見，上文表揚賀公，不免有夸大之辭，但“竊聽輿論”一語，看似平常，卻意味深長，一慰賀公，免去賀公擔心過獎之慮，因為“輿論”如此，古人很重輿論，輿論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實際之處，因是來自輿論，也會得到別人的諒解；二安民眾，李白文中贊美賀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諛之處，但李白指出這是源于輿論，是公眾的意見，并非李白憑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細節坐實，《秋于敬亭送從侄端游廬山序》：“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來有成，郁負秀氣?！盵1]（卷27，P1267）對往事的追記，用了“嬉游在旁”的細節，栩栩如生，非常真切?！队莩强h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有總的概括，也有細節的記載。“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為純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為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盵1]（卷29，P1387-1388）四個細節的勾劃，表現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層是表揚李公教化橫猾；二層是表揚李公正壓鬼怪；三層是表揚李公德變泉水；四層是表揚李公政贏頌聲。
特別是寫自己的行為品德時，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講求這種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學創作進入流通，真實性成了文學創作的重要價值判斷。下面舉《上安州裴長史書》以作說明。
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中，作者陳述事實，自舉例證：第一，以散金濟人來證明自己的輕財好施：“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白之輕財好施也?！盵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證明自己存交重義：“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盵1]（卷26，P1245-1246）
同樣以別人耳聞目睹之事實證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廣漢太守親見其養高忘機之舉——“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盵1]（卷26，P1248）第二，蘇＠②贊其文之事，“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不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盵1]（卷26，P1247）第三，馬公盛贊其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藙t故交元丹親接斯議?！盵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視引用他人之言證明真實性，這里卻提示我們對李白個性和生存方式的進一步思考，細繹李白引用時人語之處，會隱約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別人信任的危機之中。一般與別人的交流中，只要陳述事實即可，但李白在每陳述一個事實之后，總是心有余悸，擔心別人不相信，故又向對方申述一下，這件事誰也知道，這句話誰也聽說過。如《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四海明識，具知此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就是如此。造成這一尷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誹謗，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云“謗言忽生，眾口攢毀”。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檢，他有時行事說話可能略帶夸張，并不考慮其后果和影響，這樣致使和他交往過的人對李白留下一個說大話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詩中說：“世人見我恒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边@句話很值得體味。
在不同的文體中、在不同的描述對象中，李白的寫實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筆下有一批間于文與詩之間的韻語——畫贊，分析這類文學品種更利于我們分析李白寫實的觀點。唐代繪畫以及雕塑大致以實為主，從流傳的文人畫看，韓干畫馬、吳道子畫人物，大致上屆于寫實一類，唐人稱為人物造像叫“寫真”；敦煌壁畫屬于民間藝術，由于繪畫的基本功欠缺，寫實也不能逼真，寫意如飛天的形象，除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外，表現出民間藝術的大膽活潑。
既然在“畫贊”中，李白面對的對象是繪畫中接近真實的事物，他在“贊”語中，就不能就實物論實物，而是要盡力表現其神韻，李白的畫贊，正是展示了一種返實為虛的過程：
《壁畫蒼鷹贊》：“突?？輼?，旁無寸枝。上有蒼鷹獨立，若愁胡之攢眉。凝金天之殺氣，凜粉壁之雄姿。觜铦劍戟，爪握刀錐。群賓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為。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何意終年而在斯！”這里用了擬人、夸張、襯托的手法，“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正說明繪畫達到了“逼真”的效果?！斗匠菑埳俑畯d畫師猛贊》：“張公之堂，華壁照雪。師猛在圖，雄姿奮發。森竦眉目，颯灑毛骨。鋸牙銜霜，鉤爪抱月。”《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縹緲。紫頂煙赩，丹眸星皎。昂昂佇胎，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于風霄，終寂立于露曉。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傾市，聽似聞弦。儻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煙?！痹诋嬛形锵蟊普娴幕A上側重展現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贊美繪畫的“真”、“自然”：“粉為造化，筆寫天真?！保ā督鹆昝愧莨蹐D慈親贊》）“愛圖伊人，奪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畫贊》）“圖真像賢，傳容寫發。”（《宣城吳錄事畫贊》）“筆鼓元化，形成自然?！保ā督瓕帡罾锂嬞潯罚┝硪环矫嬉蚕Ｍ嬆荏w現出神采和空靈：“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保ā吨竟嬞潯罚傲松斫钥眨^月在水?！保ā遏斂と~和尚贊》）“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動不離靜?！保ā独罹邮抠潯罚┮堋案F神闡化”（《當涂李宰君畫贊》）。附帶提一下，“水月鏡影”比喻虛幻景象或作為藝術境界的形神虛實已包含在李白的畫贊中，“水中月、鏡中影”又作“水中月、鏡中像”，“水中月、鏡中花”，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云：“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崩畎住八兄隆?、“如鏡中影”的比喻本質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追求文學創作的“空靈”、“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論家一般是在論述司空圖文學批評時提及的，司空圖在《與極浦書》中云：“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有云司空圖的看法可能受到劉禹錫《董氏武陵集紀》“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啟發。[3](P676)如果從文學思想表述的相似性來說，在戴叔倫、劉禹錫、司空圖之前應當加上李白。
再說詩歌，李白詩歌極富浪漫情調，但仍然能體現其寫實的文學思想。比如李白詩中有一組關于鳥的意象群[4](P148-161)，這些鳥類，除來自傳統文學中那些神話、傳說的鳳凰、大鵬、精衛、天雞等外，大部分還是來自于現實中的黃鵠、雁、孔雀、子規、杜鵑、鷹、鷓鴣、白鷴、鵝、鴨、鸛、鸚鵡等。如李白筆下的子規，《蜀道難》：“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薄侗纪龅乐形迨住罚骸靶R傍春草，欲行遠道迷。誰忍子規鳥，連聲向我啼?！庇秩琥p鴣，《山鷓鴣詞》：“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薄肚锲智逑┮箤瓶陀谐晋p鴣者》：“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薄对街杏[古》：“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鄉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薄蹲眍}王漢陽廳》：“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北M管這些鳥類在詩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動的現實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詩歌多有寫實佳作，而有些詩歌因對所描述對象多渲染烘托之詞，而疑其為非寫實之作。李白的文學稟賦在于能將別人難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寫出來。比如《蜀道難》就表現出李白的這一才能，南朝陰鏗有《蜀道難》詩一首：“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北绕鹄畎椎脑姡庣H寫蜀道難相當單薄。李白詩中表現蜀道之險，雖有夸張，卻都是實錄，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難本事說》分析《蜀道難》主題諸種說法，甚有見地，其中匯通《劍閣賦》、《送友人入蜀》、《蜀道難》諸篇說明寫蜀道的情形也是對其險阻艱難的實錄，文云：“按太白有《劍閣賦》，題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賦中寫劍閣之險，與此詩極為近似。如：‘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云峰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姡骸鳟斕子续B道，可以橫絕峨嵋巔?！眲﹂w崢嶸而崔嵬’，又：‘連峰去天不盈尺?！鄙蟿t松風蕭然瑟颯’——詩：‘枯松倒掛依絕壁?！庇邪驮迟庀喟А姡骸斥沙钆试??！郑骸姳B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涌而驚雷’——詩：‘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图讶速獯巳?，復何時兮歸來？’——詩：‘問君西游何時還？’‘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嘆息?！姡骸畟壬砦魍L咨嗟?！盵5](P34)其將《劍閣賦》與《蜀道難》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較，無非使人們知道，他們的共同之處正說明其描寫的真實性。另一首名篇《夢游天姥吟留別》，開始是這樣寫的：“?？驼勫蓿瑹煵ㄎ⒚Ｐ烹y求。越人語天姥，云霞明滅或可睹。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边@個開頭不容忽視，盡管李白此詩極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慮到詩歌的真實性，瀛洲，是神話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難求”給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現實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盡管此山云霞籠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寫了天姥的高聳。詩是寫夢，夢中神游就不是真實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夢與出夢的過程，由“我欲因之夢吳越”至“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p>
李白詩名極高而掩蓋了他的文名，應該說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點的，當我們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論證方法時，發現李白清楚的思維能力和詩歌的邏輯力量，通脫而不迂執，能選用活生生的事例說明問題。這樣的行文特點在詩歌中也有體現，否則會錯讀了李白的詩歌。如《夢游天姥吟留別》詩有頭有尾，層次分明?！短圃妱e裁》云：“詩境雖奇，脈理極細?！薄短扑卧姶肌吩疲骸按似渤C離奇，不可方物，然因語而夢，因夢而悟，因悟而別，節次相生，絲毫不亂；若中間夢境迷離，不過詞意偉怪。胡應麟以為‘無首無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說夢也。”這里對胡應麟的批評是正確的。
李白對真與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證的，運用也是辨證的，詩中的想象和夸張大多以現實為基礎?！肚锲指琛菲湮澹骸扒锲侄喟自?，超騰若飛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比绻f“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實，猿不可能達到那個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實，不過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實月亮的影子，這就有了虛中寓實的意味，也表現了詩人觀察自然現象的敏銳。
李白有些詩記實性較強，如《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寫作緣起盡見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相訪，數千里不遇，乘興游臺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后于廣陵相見。美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痹娸^長，五言六十句，計六百字。如序所言，詩敘寫了魏萬相訪的過程和行跡，歷歷在目，夾帶詩人的才情和區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對自然景物特點描寫的夸飾，成為獨特的敘事詩。此詩寫實性極強，如王琦注所析，首寫魏萬愛文好古，而隱居王屋之事；次敘其自嵩宋沿吳相訪之事；以下則敘其乘興游臺、越之事和自臺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縉云金華諸名勝之事；最后則敘其自姑蘇至廣陵相見和其還山而相別。如其中敘述魏萬乘興游臺、越之事云：“遙聞會稽美，一弄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游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絹語。天臺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峰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恣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1]（卷16，P748）臺、越之景，一一據實描寫。整首詩歌敘事和序中所記魏萬所到之地和所為之事次序一一對應，詩歌結構正是以事實為基礎而順次展開，其記實的條理性為理解李白詩歌的寫實一面提供了一個證據。
一個作家的文學思想不是單一的，而是復雜的，不僅因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還表現為由于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呈現出異態分布的狀況。我們分析了李白寫實的美學思想和作品中的寫實傾向，但仍然認為李白詩歌以浪漫主義為主流，而本文的寫作只是對李白思想和創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對李白主流文學思想和創作的補充，希望能豐富古代作家創作和文學思想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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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知幾．史通通釋[M]．浦起龍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