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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國都已意識到不能只依靠本國的資金、資源、技術和市場來謀求發展,而應理性選擇扶持和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獲取相應的市場效應、資源效應、出口效應和國際收支效應,提高本國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說來,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給一國帶來如下的效應:
(一)有利于投資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是從邊際產業(即在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次進行,通過這種方式將國內的比較劣勢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這樣,一方面,投資國減少邊際產業的生產,可以騰出更多的資源擴大比較優勢產業的生產和出口,使投資國的產業結構發生新的變化;另一方面,投資國利用投資獲利來補充、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能實現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全部資源,都會遇到資源約束問題。世界經濟一體化要求各國立足全球,把國內外的自然資源、資本、技術、經濟管理、人才等有機結合起來,而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利用本國和他國不同資源與要素優勢、在國際間實現資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與合理流動、獲得更高利益的極其有效的途徑。
(三)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利用外資。無論是政府的對外直接投資還是企業或私人的對外直接投資,均起到了“杠桿”作用,以少量的國內資本來獲得更大數量的國際資本。一國企業到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使用的資金,除了本國的外匯資金和設備外,還包括在東道國資本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籌措的資金,特別是可以利用東道國的優惠政策進行融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外直接投資是一種特定意義上的利用外資,是一條新的融資渠道,是在國際市場上主動尋求與外資的結合,是利用外資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資的場所在國外而不是在國內。
(四)有利于鍛煉和培養一批跨國經營的專門人才。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的關鍵之一,是需要足夠數量的精通外語、熟悉法律、財會、金融等業務的國際化投資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養有多種途徑,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關培訓機構培養及培訓專業管理人才、吸引留學人才和聘請國外專業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徑是投資企業派出人員到國外培訓和直接參與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五)對外投資有利于促進投資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近年來,隨著國際市場的日趨飽和,反傾銷、技術性壁壘和關稅的提高,已成為影響許多國家出口的主要障礙,尤其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各國更是減少進口,而把需求更多轉移到國內。在此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不失為一條帶動出口的有效途徑。對外直接投資首先可以繞過對方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等貿易壁壘,就地生產和銷售;其次,可以帶動投資國的機器設備、中間產品和技術等的出口;另外,到國外投資辦廠,能夠快速、準確地了解國際市場行情,及時反饋信息到國內,減少出口的盲目性,及時輸出適銷對路的產品。
對外直接投資在給一國帶來產業結構升級及其他眾多正效應的同時,也可能使該國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所謂產業空心化,主要是指三方面的內容:第一,國內產品競爭力下降,進口品涌入排擠國內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國內生產由進口代替;第二,出口不如海外生產合算,生產基地移往海外或增加海外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出口生產由海外生產所替代;第三,上述國內生產由進口和海外生產所替代,從而縮小了國內的制造業生產,國內生產資源配置由制造業向非制造業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業被非制造業所替代。上述三方面的內容實際上是指制造業的空心化,而實際上空心化不僅包括制造業的空心化,金融業、服務業都可能出現空心化?？招幕箛鴥韧顿Y不斷萎縮,就業機會大幅減少,失業問題日益嚴重。
總體而言,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給投資母國帶來正的效應,只要投資母國能夠把握度,防止出現過猶不及的情況就可以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自上世紀改革開放后開始起步,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開始加快,尤其是1998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戰略之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我們不能盲目進行,而應有選擇性,以便帶來最大效應,并避免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根據我國的各行業發展狀況以及效應最大化目標,我們主要應在如下行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一)資源開發業。中國對外投資的首選行業領域應是資源開發。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整個發展過程來看,資源導向型投資占有較大比重,且中國較大的海外投資企業的主要投資額也集中在資源開發行業。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比較低,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許多重要自然資源的短缺現象日趨嚴重,供求缺口不斷擴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氣等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進口依存度迅速增大。因此,利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優勢,以重要資源開發為導向的對外投資應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選擇。對我國來說,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是石油、天然氣、金屬和非金屬礦、林業等。通過對外投資建立資源穩定的供應基地,可降低通過市場轉移資源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規避世界市場資源價格大幅波動的風險,也可防止受制于他人的被動局面。
(二)加工裝配型的制造業。制造業是目前國際投資的重要部門,同時也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產業。我國的家用電器、摩托車、金屬制品、家用機械等加工裝配型制造業規模都比較大,這些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穩定,相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而言,具有比較優勢。經過長時間高速增長,國內市場供過于求,競爭激烈,依賴出口發展貿易又容易受到國際市場的限制。因此,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使制造業走向國際市場,對利用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減少國內市場的過度競爭,貫徹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和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三)服裝紡織業。服裝紡織業是我國傳統的優勢產業,技術水平先進,產品質量好,信譽高,是我國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之一。長期以來,我國服裝紡織品的市場份額都非常高,競爭優勢明顯。目前,國內生產、銷售明顯過剩,競爭激烈,效益下滑,傳統的依賴出口進入國際市場的渠道近年來越來越受到歐美等國種種非關稅壁壘的阻擊,困難重重。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進入國際市場的渠道不但可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自然資源和我國先進的技術,同時可繞過各種非關稅壁壘,把我國剩余的國內生產能力轉移出去。雖然2005年配額取消將為中國紡織服裝出口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但從現實反映看,配額取消后紡織服裝貿易的摩擦可能進一步升級。歐盟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已失去紡織服裝生產的比較優勢,但為保護國內的就業,必然會采取種種措施來限制從我國的紡織服裝進口。作為應對措施,我國的服裝紡織企業可選擇對外直接投資。
(四)服務業、金融房地產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當前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重點大都落在了第三產業上。雖然我國在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并不具競爭優勢,但從發展戰略角度看,我國應抓住在第三產業某些領域的優勢,結合第三產業行業多、范圍廣、投資大小不限、經濟規模不限等特點,積極發展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時,要積極發展房地產、金融業的投資。對發達國家的房地產、金融業進行投資不受技術限制,有利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開展,且能掌握有關方面的知識,對中國國內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的完善和發展也會有一定幫助。
(五)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產業。我國國內產業結構層次比較低,可逐步借助對外直接投資推進產業層次高級化。在發達國家進行高科技直接投資,有助于打破這些國家在高技術方面的限制與封鎖,有助于吸收世界上高新技術和其他先進技術,同時也可使我國企業管理人員學到先進的管理知識和經驗。我國的企業與國外大型跨國公司相比,仍有較大的研發能力差距。因此,到國外技術資源與智力資源密集的地方設立研發機構和科技型中小企業,是較快提高研發能力的有效途徑。現在,中國許多企業開始在國外發達國家組建高科技新產品開發公司,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由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外。同時國內的高科技企業開始走向國際市場,進行對外投資,擴大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實現科技產品的國際化。
為鼓勵我國上述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家應當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的配套政策服務。首先,應從企業需要出發,改善現有的投資、外匯和人員出入境審批制度。海外投資是一項風險大且具挑戰性的投資活動,政府不應該對企業的投資活動過度干預。其次,應當加大稅收、融資等政策支持力度。針對一般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而對于符合國家戰略利益的項目,政府更應給予積極的財政補貼。最后,政府應鼓勵商業銀行參與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中,解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融資難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結構升級
論文摘要: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日益成為各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有力工具。本文在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用的基礎上,指出我國應有選擇性地進行各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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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模跨國流動。投資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最后，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鞏固和迅速增強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及技術創新能力可以說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來高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導致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不得不設法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本身的研究開發投入、謀求戰略技術聯盟及并購其他企業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技術和技術開發力量。不斷地大量增加研究開發投入進行研究開發不僅風險大、周期長，而且研究開發所需的巨額資金即使是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也難以承擔。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增加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更多地通過與其他企業建立戰略技術聯盟和并購（包括跨國并購）相關企業來提高技術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但戰略技術聯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術資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聯合研究開發的過程中，由于聯盟各方技術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一些聯盟成員不愿意看到技術泄密的問題；其二，在戰略技術聯盟中，聯盟一方很難獲得聯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術，戰略協作的規模和范圍都會受到限制。但是，通過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資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戰略技術聯盟中可能出現的泄密問題，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獲得利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獲得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術的靜態效益。通過跨國并購，獲取國外企業技術及技術開發力量，正是90年代美國企業大規模開展跨國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紀是一個高速發展的世紀，在這一百年里，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科技日新月異，經濟快速發展，國際環境日益穩定，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FDI）迅速發展起來。
一、世界直接投資的現狀
進入21世紀后，FDI繼續發展，2007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達到18333.24億美元，遠遠高于2000年創下的歷史最高水平。
2007年發達國家的流入量達到12476.35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了32%，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歐盟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最大的地區，幾乎占發達國家總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發展中國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4997.47億美元，具體來看，所有發展中地區的FDI流入流量幾乎均有所上升。
二、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方式分析
FDI有兩種進入方式：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科技進步加快和各國經濟自由化加強，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存量和流量規模日趨龐大，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聯合國貿發會議《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2000年，全球跨國并購總價值達到1.1萬億美元，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所占的份額超過五分之四。一般情況下，外國直接投資較容易受跨國并購的影響，因此，這段時期跨國并購比新建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得更多。
2003年跨國的企業購并投資件數4500多起，在發達國家方面，美國是首位的跨國企業并購投資對象國。而在發展中國家方面，中國列首位，但在全世界則列于第四位。2003年跨國企業并購投資額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私有化進程的延緩或終結。
2005年跨國并購的交易額和交易量均有所增加:金額增至7160億美元；交易量增至6134宗，已接近1999年跨國并購達到第一次高峰時的水平。這樣高水平的并購盡管是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結果，但也確實受到全球證券市場復蘇的推動。
2006年，并購仍在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綠地投資也有所增長，特別是在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長，利潤再投資已成為內向外國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大約占2006年全世界外資流入總量的30%，單在發展中國家就占到了一半。
2007年，跨國并購交易的金額達到1.637萬億美元，比2000年創記錄的水平增長了21%。因此，從整體上看，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對2007年全球跨國并購沒有產生明顯影響。
三、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啟示
1、中國應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水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實力不斷增長，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也相當豐富，中國有條件有能力增加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增加跨國并購，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年在世界范圍內，跨國并購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中國要進一步發展本國經濟，就要順應世界發展潮流，采取并購的方式可以利用別人原有的銷售渠道，與新建相比，節約成本。
2、培養跨國管理人才。從整體上看，我國派往境外企業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較低，缺少從事跨國經營所必備的，既有專門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能，又通曉國際商務慣例，國際營銷知識和外語水平的跨國經營的高級管理人才。我國企業缺乏一整套適應國際市場競爭需要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許多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還沒有建立起現代人力資本觀念，對人才資源管理的認識仍舊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層次上，導致外派人員專業能力和積極性都不高，遠遠不能適應跨國經營對人才需求的競爭需要。因此，我國要大力開發和培養符合國際化要求的復合型人才，在目前國內比較缺乏熟悉國際規則和東道國的市場法律的人才的情況下，還可以通過招聘優秀的國際人才來彌補靠自身培養的不足。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通過公開招募人才、建立培訓中心或者委托專業機構從事相關活動等方式，加強對人才的培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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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我國利用外資始終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截至2006年底，我國實際吸收利用外資累計達8776億美元，其中2006年實際利用外資684億美元，2007年1—10月實際利用外資539億美元。外資的涌人大大推動了我國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使我國許多城市和地區真正實現“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宏偉發展目標。隨著我國綜合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對外資的吸引力越來越大，我國利用外資的規模和質量已經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水平，中國已經成為國際資本關注的一片投資熱土，越來越多的外商將中國列為其投資的首選地之一，現在已經有來自全球108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在我國累計設立了數十多萬家外商投資企業。《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家著名跨國公司正不斷地將其投資項目和地區總部放在中國大陸，中國正逐漸成為世界著名跨國公司的集聚地。
外資在我國的投資基本上涵蓋了汽車、通信、鋼鐵、石化和精細化工、家電、電站設備等工業支柱產業和信息、生物制藥、新材料三大高新技術產業領域，普遍具有投資規模大、科技含量高、產品市場競爭力強、出口能力強、經濟效益好的特點。對我國的產業機構調整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也為我國的企業做大做強自身，走出中國，走向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遇和挑戰。
吸引和利用外資，是促進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產業的結構升級和國內企業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但企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必然，“引進來”與“走出去”兩者資金流向截然相反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達到科學發展的具體表現。從相互促進關系、資源配置效率和適應國際發展新趨勢等方面來看，吸引和利用外資和企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即所謂“引進來”和“走出去”在深層次上具有本質上的統一性。近年來，我國企業逐步走向世界，實現對外投資，跨國經營。2006年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達161億美元，2007年上半年對外投資達78億美元。截至2006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累計達733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累計10000多家，投資目的地多達167個國家和地區。投資涉及海外的資源、能源、制造、家電、餐飲、酒店等多個領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積極地對外投資，積極地參與國際競爭，不斷地做大做強了自己。例如：海爾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生產基地1999年4月30日奠基，2000年3月建成投產，設計年產能力為50萬臺，在美國冰箱企業中排名第六。由此，標志著海爾集團第一個“三位一體本土化”的海外海爾誕生。隨后海爾在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伊朗等國家建廠，生產海爾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產品，目前，已建成的海外工廠有13個，貿易中心18個。海爾產品已達96大門類15100多個規格的產品群，并出口到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
但是，根據商務部公開的統計資料，我們匯總比較后感覺到：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還有很多的路要走，發展空間還十分廣闊。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成熟的經濟體，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對外投資額與吸收外資額的規模一般應保持在1：1.1左右的水平。這樣有利于國際資本的雙向流動，有利于形成資本流入與流出的動態平衡，有利于經濟體納入資本全球化的潮流。
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有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企業對外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與我國的實際利用外資勢頭相比，特別是跨國公司在我國的投資規模，投資力度相比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
我國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存在的比較大的問題是：1.很少形成投資規模，投資力度不大。這與跨國公司在我國，在我國的投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缺乏具有技術創新、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和項目，產品或行業多數仍處于初級業態或單純。如貿易、建材、農牧、遠洋捕撈、旅游、咨詢服務等行業很難做大做強自身。
3.主流投資設立的生產加工型企業，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南亞一帶。這直觀反映出我們對東南亞、南亞在制造業企業上的設備、技術、管理等幾個方面存在著比較優勢。但是那里一些國家的勞動力素質較差，責任意識不強。例如在泰國和柬埔寨的工廠經常面臨工人缺崗，直接影響企業的正常運轉。另外，一些國家假期時間過長。例如柬埔寨一年當中假期就占六、七十天，企業根本承擔不起停工的成本損失。還有些國家政府腐敗，官員貪污受賄盛行，導致境外企業經常要支付大量的關系疏通費，才能保證企業正常投資、運行。
4.生產等運轉過程中缺乏復合型的涉外經濟人才。境外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需要擁有通曉國際經濟運行知識、懂技術、會外語、精管理的復合型人才，特別是那些對生產經營尤其是生產工藝、技術設施、質量控制等非常熟悉的，而外語基礎又好的國內企業員工，但是由于國內企業復合型人才十分短缺，甚至根本無人可派，嚴重制約了境外企業的發展壯大。
此外，還有支持政策還不夠完善，保障措施落實不夠以及報批水平審批手續不及時等問題。
三、解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的思路
綜觀國際上在東道國具有投資力度，能夠形成投資規模都是跨國公司所為。我國企業要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形成投資規模，就必須要有自己的，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我國有一些工業的傳統的制造業發展基地，歷史形成了其在我國工業發展中的不可動搖的地位。為此，我們應該在國家政策的積極扶持下，在外資積極引人的作用下，不斷地調整其產業結構，提高技術和生產能力，在能源、汽車、通信、鋼鐵、石化和精細化工、家電、電站設備支柱產業內精心地培育一批跨國公司。具體做法可以是：首先，以行業內某一技術領先，效益良好的企業為龍頭(最好是上市公司)，重組或整合行業內外其他或相關的公司(如：縱橫向都能形成產業鏈的公司和一些關聯公司)形成一定規模的集團公司。其次，集團可以從國內外引進投資和戰略投資人(上市公司可以盡可能的實現整體上市)。這樣既可以實現股權多元化(但必須自己控股)，減少風險，又能夠融到投資所必須的資金。而一旦引人了國外的戰略投資人，企業在資金有了一定的來源的同時，還會有一定的技術，管理的支持，還會有一定的拓展渠道的支持。企業的國際知名度也會提升。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國外的戰略投資人的選擇應該是謹慎認真的，應該是以降低企業生產發展的非系統風險為前提的。其三，投資目的歷來是企業投資方向的主題。以制造業為基礎的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技術，管理等方面應該說存在著比較優勢的限制，因此在對外投資初期應該以境外的市場，以獲得境外的資源能源、銷售渠道為方向，以境外現有的市場資源，在時間上，空間上以最短的距離推廣自己的品牌。收購和控股境外企業的方法是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有效途徑。
一個時期以來國際上企業并購之風風起云涌。不管這種并購出于何種目的，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并購可以使企業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風險和交易成本，可以變依賴市場為內部交易甚至控制，特別是在企業的資源利用上。如：作為中國第三大石油企業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海油)，近幾年頻頻在國際市場實現成功收購，逐漸成為國際一流的綜合型能源公司。自2001年上市以來，短短的二三年間，中海油海外油氣產量的比重就從不足3%銳升至近25%，奠定了其國際能源公司的地位。2005年中海油斥資12.3億美元成功地完成了三宗大的跨國油氣并購，在海外與BP、殼牌等世界頂尖級石油公司一道成為資源國的油氣開發者。目前，他們已同18個國家和地區的71家公司簽訂了160多個石油合同和協議。2006年其海外產量占總產量的比例已達1/5以上。
國有大型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資源企業是現行體制下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是我國經濟安全的重要保證。他們積極對外投資的經營戰略，無疑對我國每年需要依賴大量進口的限制，對我國的能源工業資源工業的發展，對正在積極穩妥實施的戰略儲備工程，避免我國的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意義是深遠的。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海默就提出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在于其比較優勢。這種優勢集中表現之一就是：企業擁有專利和專有技術等在產品或要素市場上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產品的壟斷。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提出以“市場換技術”，引進了大量的外資，外資進來以后獲得了市場，但對他們自己的核心技術卻保護的相當有效。我們的企業很難“換”得真正的技術，更不用談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了。一些國企老總曾不無感慨地說：“事實證明：由外商控股的核心技術我們是學不到的?！币虼?，我國企業要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就必須擁有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必須指出：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是全面的，包括整個生產領域的，高科技領域的產品也是多樣化的如信息技術、生物制藥、新材料工藝等。我國企業的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形成優勢，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采取的方法由：其一，企業要加大對科技的投入，加強與科技部門的協作，努力在產品、工藝上尋求創新，開發具有時代意義的新產品。例如：上世紀60年代后，世界能源危機日本開發了節能型汽車，樹立起了日本汽車工業在世界的地位。當今環境保護問題日益突出，我們的汽車行業完全應該在這一方面加大投入，研發新型的環保節能型汽車，千萬不要因小而不為，更不要因難而不為。產品、工藝上的尋求創新，本來就是長期而艱苦的工作。據悉，我國一些高校在環保節能型汽車的研發上已經有突破性成果。其二，我國企業應該發揮制造業的優勢，打破地域界限，開展省市合作，將我國傳統的，具有影響和比較優勢的產品與先進的制造業技術和生物制藥技術對接。形成批量的，規模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的生產。如中醫藥、保健品、瓷器工藝、園林建筑、生物釀造技術，生物制藥技術等。這些產品在一些國家有著很深，很廣的影響，一旦形成規模必定會使企業的投資擴大。其三，我國企業應該先將自己已經發展起來的，成熟的生產技術和產品如洗衣機、電視機、電冰箱等生產工藝與技術作為投資項目，利用WTO的規則，尋找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的產業結構“間隙”，大膽地在東道國進行風險投資(獨資、合資、合作、并購等方式都可以)，站穩腳跟后再進行設計、生產、營銷三位一體的本土化策略，開發地方元素、中國元素與東道國元素相結合的、具有我們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經營過程中，缺乏高素質的復合型的涉外經濟人才幾乎是所有企業的通病。這是我們幾年來培養目標和培養方法的失誤。境外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需要擁有通曉國際經濟運行知識、懂技術、會外語、善管理的復合型人才，特別是那些對生產經營尤其是生產工藝、技術設施、質量控制等非常熟悉人才。這些實際上企業需要的能夠直接面對生產的初、中級管理人員。對此我們可以學習國外的經驗：由企業自己建立“企業大學”培養企業各個專業崗位需要的各類人才和熟練工人，也可以由企業與企業、企業與高校之間聯合辦學(不是實際由企業出錢冠名某個學校或學院的校企聯合)，這樣企業可以獲得自己需要的人才，學校可以直接面臨市場進行科技研發獲得實際成果。歐洲的一些企業曾經投入500歐元實行這項培訓計劃，結果產生了5億美元的利潤。當然這是一個長遠規劃需要企業的智慧和決策，也需要有關部門的統一協調。短期內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需要上述的專門人才可以通過這樣招聘方法解決急需：在我國一些地區，特別是大城市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曾經在企業里做過技術工人，有的甚至是企業的技術骨干，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國內曾經受高等教育。上世紀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他們以留學等各種名義出國打工，現在多數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他們有國外生活經驗，能吃苦，有文化(沒有學歷、沒有學位)，有很好的外語交流能力，有的甚至在國外的大企業中工作過，而且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國內生活穩定，年齡大多都在45至52歲之間。這樣的人才企業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是非常實用的。只要稍加以培訓他們完全可以在短時間內適應對外投資企業的需要。
此外，政策上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加強決策的科學性，要為企業保證資金同時，要加強行業之間，行業內部的管理。反對地方保護，共同尋求發展，要對內形成面，理順關系有序競爭，對外形成拳，把握機會聯合競爭。使企業對外綜合競爭能力和投資能力得到實質的加強。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規模較大的投資和跨國經營。
要加強監管體系和保障體系，有效防止國有資產和外匯流失的同時，對財政、金融、外匯、稅收等符合國際通行做法要深入了解。在境外資源開發方面，對企業的非經營性風險，要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投資風險補償機制。要有充分的資金支持手段。對企業的外匯實行適度控制，允許企業適當獨立在海外運作外匯資金。但是必須加強制度監管，以防止“中航油事件”的發生。
要建立建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力求在制度上保證和完善好企業的對外投資。最近，發改委會同商務部、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等部門聯合起草了關于支持企業走出去的指導意見并且正在形成過程中。其中包括一些扶持性的政策，比如說結合投資體制改革，將放寬企業走出去用匯的限制，放寬企業走出去的審批和簡化程序等。同時，諸如《海外投資法》、《海外投資保險法》等相關法律也要盡快出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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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中國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國，占了流向發展屮國家fdi總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國也是世界資本的-大供給源，雖然口前巾國流出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ifdi)規模還較小，但其增長速度不容小視。僅2017年一年，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幅就達到了 32%，中國的很多跨國大企業在國際商務中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746.5億美元1，創歷史最高紀錄，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國的環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國的市場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觀層而的，這些h益增長的對外宵接投資究竟是由什么樣的企業貢獻的?剔除相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同的行業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國的影響，什么樣的企業更容易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效率與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乂有什么樣的關系?對企業層面的復雜差昇很難由一個籠統的調查闡釋清楚，因此只有通過對企業層面進行嚴謹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問題。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顯著決定因素，這一結論在實證研究中比較一致。20世紀9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市場規模的變量是FDI的顯著決定因素。朱津津(2001)認為，GDP總量的規模較大，反映地區消費市場容量較大，就是市場需求較大。項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接受投資的東道國GDP是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雙邊貿易聯系。出口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FDI與出口之間被認為存在一種因果關系，企業最初的外國市場聯系是從偶然的、零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出動的增加，母公司決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后，當市場條件成熟后，母公司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東道國市場的一個間接指示器。因此，用對東道國的出口作為反映雙邊貿易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變量，反映了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是FDI的決定因素之一。
(三)東道國的匯率水平。國際投資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主要因為強勢貨幣具有購買力的優勢，可以在貨幣相對弱勢的國家獲得較低的資本成本。在一個低資本成本的東道國，外國公司能夠以一個比其母國國內公司低的貼現率來資本化其在外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樣就刺激相對強勢貨幣國家的公司更多地對外直接投資。根據這一理論，如果東道國貨幣相對于母國價值越高，那么母國貨幣在東道國的購買力越弱，從而對其直接投資越少；反之，則投資越多。
(四)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將稅收作為FDI的決定因素，理論上，高公司稅減少了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實證結果卻表現為兩種傾向：一部分研究并沒有發現東道國公司稅對FDI有顯著影響。Mutti＆Grubert(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對出口市場的投資對當地的稅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證明母國的公司稅將促進其對外投資，東道國公司稅的保留則與母國對其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五)投資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從而為其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投資環境建設對FDI流入與流出來說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這里，一國投資環境的好壞主要體現為產業增長潛力的大小和一國綜合治理基礎的高低。我們考慮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來合成該變量。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對相關變量的選擇具有可計量性的特點，以便引入后來的計量模型。參考國內外實證研究規范，本研究主要考察東道國市場規模、中國對東道國出口、東道國匯率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等宏觀經濟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OFDI表示中國外向的對外直接投資，GDP指接受中國投資的東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代表東道國的市場規模；EXPO指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量，是中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聯系的變量；EXCH表示東道國貨幣兌人民幣的匯率；IE代表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即考察以上四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的是時間序列的橫截面數據，因此用合成數據(Paneldata)的估計方法是合適的。合成數據(Paneldata)是指不同時刻對截面個體做連續觀測所得到的多維時間序列數據，能夠綜合利用樣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時減少多重共線性帶來的問題。模型假定時間序列參數齊性，參數值不隨時間的不同而變化。使用變截距模型，將斜率系數假定為個體和時期恒量，也就是因變量對自變量的相關系數在時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歸檢驗
本研究選擇了接受中國投資的17個國家的橫截面數據，樣本期為2004年和2005年。樣本國家每個樣本的被解釋變量為2004年和2005年中國對給定東道國的FDI年度流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6年版，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GDP使用17個東道國2004年和2005年的真實GDP，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EXPO為中國對該17個東道國的年度出口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6年版，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EXCH，本文使用各東道國貨幣相對于美元的匯率作為變量，數據來源于聯合國數據庫(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釋變量IE代表的是一國投資環境情況，我們采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加權(各占50％)來做變量。工業生產指數體現了按美元不變價計算的主要產業增加值的變化，代表了一國主要產業的發展趨勢。人類發展指數是人類發展的一項綜合指標，用以上兩個指標合成可以代表一國的投資環境。數據來源于國際統計年鑒2006年版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2006年版。
三、結論
從以上模型的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如下：
第一，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各國的GDP顯著負相關，說明接受投資的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越大，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非市場導向型，東道國所具有的大的市場規模對我國的投資并無吸引力。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不足，理論也不成熟，因此我國企業不太愿意進入發達國家的大市場。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這些小市場，由于競爭壓力相對較小，有些國家經濟及技術發展水平還不及中國，中國企業進入后會擁有相對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因此會被其市場吸引。
第二，對東道國的出口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正的顯著的決定因素，且邊際影響程度較大。我國對某個東道國的出口越多，對其直接投資也越大。從這一結論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導向不明顯，更可能是出口導向型。由于先期對某個東道國的出口，使我國的企業在該東道國市場積累了更多地經營及管理經驗，對該東道國市場及相關經濟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從而降低了投資的風險，因此更愿意對其進行直接投資。
第三，東道國的貨幣相對于人民幣的匯率反向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這一結論驗證了前面所說的強勢貨幣的購買力優勢，人民幣的升值將有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第四，東道國的投資環境正向顯著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可見好的投資環境和良好的東道國治理基礎對我國的投資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個實證結論與之前的研究結論一致。我國表現出對投資環境較敏感，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正在變得越來越規范，資金正在越來越多地流向能夠產生更多經濟效益的投資環境中去。第五，通過仔細研究2004年和2005年兩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發現中國對拉丁美洲的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投資額很大，如2005年分別為51.6275億美元和12.2608億美元，這在該年中國整體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由于這兩個地區并不是獨立的國家，因此沒有被選擇在我們的樣本范圍內。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之所以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鎮之地，是因為這兩個地區都是免稅地，是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的避稅天堂。由此可見，東道國的稅制能夠影響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低稅率和有利的稅賦政策是吸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的決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