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7 11:17:38
序論：在您撰寫國際關系安全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論文關鍵詞：股權激勵方案，上市房地產企業，設計要素
公司的股權激勵，是指激勵的主體授予激勵對象以股份形式的現實權益或是潛在權益，目的在于激勵經營者或是員工的工作，實現企業的價值最大化和股東利益最大化。作為重要的激勵和約束工具，股權激勵是公司員工全面薪酬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良好的股權激勵機制有助于公司所有者與經營者形成利益共同體，目標趨于一致。
我國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中，房地產企業所占的比例較大，從近幾年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來看，房地產行業的市場風險較大、市場化程度高、人才競爭激烈，所以這些企業較多采用股權激勵方案。由于股權激勵機制一般都是要經過一年以上的封鎖期后激勵對象方可獲得股票，而且還必須在滿足考核條件的基礎上才能行權獲得收益，所以房地產上市公司采取股權激勵方式也是為了穩定經營團隊、留住和吸引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保障公司的持續經營。
一、股權激勵方案的核心設計要素分析
股權激勵能否真正激勵經營者為提高企業的績效努力工作，實現其目標，關鍵在于股權激勵方案各個要素設計的合理性。
1．激勵對象
通常來說企業管理論文，股權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是對企業未來發展有著重要作用的公司雇員，包括公司的高層經理人員和其他對公司發展有著直接影響的關鍵員工，如核心技術人員，營銷骨干。
2．激勵方式
國際上最常見的激勵方式為股票期權，股改后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規定，上市公司實行股權激勵的基本模式，應當“以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權及法律、行政法規允許的其他方式實行”。
3．行權價格
限制性股票的價格一般較低或者為零，行權價格的制定沒有特定的標準。上市公司可以根據股票期權激勵機制規定，股票期權持有者可以在規定的時期內以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購買或賣出本公司股票。在行權以前，股票期權持有人沒有任何的現金權益，行權過后，其個人收益為行權價與行權日市場價之間的差價。
4．行權的績效條件
通常使用的股票期權注重股價與會計收益的直接掛鉤。倘若激勵對象的收益完全由股價來決定，其操縱股價的動機就會增強。為減少股價提高帶來的收益的不合理性，應更多地使用會計指標衡量經營者的業績?，F在，上市公司設立的行權指標多以財務指標為主。上市公司也可采用更為嚴格的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設定成適合于其本身的績效考核指標。
5．激勵期限
激勵期限是激勵計劃所涉及的有效時間長度，通常由公司在規則之內自主設置。一般來說，行權期越長，激勵強度越弱，但有利于激勵高級管理人員為企業的長遠發展考慮；行權期越短，激勵強度越大，容易引致激勵對象的短期行為。為了兼顧長短期激勵效果，公司通常選擇分批行權的安排，同時，可因受益人的具體身份及情況而有所不同。經理人員一般在受聘、升職和每年業績評定后授予股票期權論文開題報告范文。
6．授予數量及比例
在制定股權激勵計劃時，非常重要的問題之一是要考慮公司究竟應該向激勵對象提供多少數量的股票。股票授予數量直接關系到激勵對象的未來收益，直接體現股權激勵計劃的激勵效果，而且，過多或過少的數量均對企業不利。
二、我國房地產行業股權激勵實踐
1．數據來源與樣本選取
滬深兩市的數據全部來自巨潮咨詢網。由于上市公司行業分類不時會發生變動，本文參照了證監會2011年4月15日中國上市公司行業分類表，選擇的屬于房地產開發與經營行業的企業。
在證監會2011年4月15日的中國上市公司行業分類表中，屬于房地產開發與經營行業的企業一共有143家，其中在股權分置改革之后詳細披露股權激勵方案的房地產企業有17家。綜上企業管理論文，本文共研究17家房地產企業的17個股權激勵方案。這17家企業是：萬科A、榮盛發展、泛海建設、名流置業、福星股份、中糧地產、深長城、廣宇集團、陽光城、新湖中寶、華業地產、金地集團、蘇寧環球、南國置業、中國寶安、臥龍地產、萬業企業。
2．房地產企業股權激勵各要素設計情況
（1）激勵對象
表1 房地產企業激勵對象
激勵對象
數量
比例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監事
中層管理人員
業務骨干
17
5
6
15
100.00%
29.41%
35.29%
88.24%
合計
論文關鍵詞 馬丁·懷特 英國學派 現實主義
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二戰后英國逐漸衍生發展起來的一支獨具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學派，其生長歷程獨立于美國主流學派之外，是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之外最具影響力的一個學派。代表人物包括查爾斯·曼寧（Charles Manning）、馬丁·懷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亞當·沃森（Adam Watson）、約翰·文森特（R. J. Vincent），以及巴里·布贊（Barry Buzan）等。在英國學派創建歷史上，馬丁·懷特是一位極其關鍵的人物，被稱之為英國學派的“教父”，提出的“國際理論”三個傳統的論述，是英國學派最具有原創意義的思想和重要的思想基礎。但是，懷特的思想中一直具有現實主義的成分，本文試圖從懷特的早年現實主義思想入手，進而分析其現實主義思想與美國學派現實主義的異同。
一、馬丁·懷特對英國學派的影響
馬丁·懷特于1913年生于英國布萊頓，早年就讀于牛津大學，后供職于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1946年完成了具有強烈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權力政治》，此后提出了著名的國際關系三大思想傳統的分析模式。懷特的思想較為復雜，且前后變化較大，由早期的現實主義者變為理性主義者，甚至有學者認為懷特是一個“謎”。1939年愛德華·卡爾（EdwardCarr）的《二十年危機》出版，懷特并不贊同其中將國際政治分為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做法，認為兩分法的根本缺陷是將所有的國際政治思想簡單地分為對立和矛盾的兩部分，這種不完全的劃分方法易使國際政治理論研究陷入缺失的境地之中。在卡爾的基礎之上，懷特將國際關系理論歸納為現實主義（Real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三大傳統，并認為國際關系應當是這三大傳統間的對話。其中，現實主義意指“馬基雅維利主義”，強調無政府狀態、權力政治，認為沖突是國家之間的固有關系；理性主義意指“格勞秀斯主義”，強調理性原則、國際對話，重視均勢和國際法的作用，認為國際關系中不僅有沖突，而且還有合作；革命主義意指“康德主義”，注重人的關系、國際社會和“國際大家庭”的作用。懷特指出，三大傳統彼此間相互影響，其中，理性主義影響革命主義和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革命主義是兩大發展趨勢。
懷特對英國學派的形成和發展的開拓性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對英國學派的形成和建設的關鍵作用；其二是促成了英國學派學術傳統的形成。體現在國際關系思想三大傳統的分析模式幾乎貫穿于學派的發展進程、國家體系的研究開創了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研究傳統、堅持歷史——哲學研究方法被該學派其他學者所繼承，成為英國學派方法論的重要特色。
二、馬丁·懷特的現實主義思想
馬丁·懷特國際關系思想的形成與他本人的經歷以及不斷變化的國際政治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系。懷特早年的論著，特別是《權力政治》，表現出一種與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和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Niebuhr）的思想風格相近的現實主義特征，屬于傳統現實主義。二戰之前，懷特是一個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現實使得懷特對國際關系的思考有了明顯的現實主義成分，開始否認國際關系中存在著“進步”的傾向，認為國際關系屬于重復和循環的領域，這在《權力政治》得以清晰體現。
在《權力政治》中，懷特用絕大部分篇幅來論述國家、支配性大國、大國、國際革命、國際無政府狀態、均勢、戰爭與干涉，指出國際關系的實質以及反映這種實質的根本的、持久的特點。其對權力政治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1）國際政治的實質就是權力政治；（2）國際關系的核心是國家的生存；（3）戰爭是國際政治的常態；（4）均勢是權力政治的基本準則。這表現出一種與卡爾、摩根索、凱南等人既相同又相異的現實主義思想。正如赫德利·布爾所指出的：“卡爾的現實主義是以批判烏托邦主義為目標的；摩根索的現實主義是一套關于國家目標的系統理論；凱南則試圖批判道德主義并為決策者提供指導；懷特的現實主義則是松散的，他反對進步觀，不相信人們能夠遠離權力政治，認為不大可能建立一個更加和平公正的國際秩序?！?/p>
由此可以看出，與其他現實主義者相比，懷特的權力政治思想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悲觀主義情緒，將世俗的悲觀主義與基督教神學思想相結合，并以此作為其理論的基礎?；浇瘫^主義是聯系懷特信仰和現實主義思想的橋梁。懷特認為，人的本質屬性是罪惡的，而政治無關乎美德，人性中不道德因素是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唯一原因，有缺陷的創造者創造出的國際體系不可避免存在缺陷。懷特現實主義思想的另一條重要哲學基礎是他的反對歷史進步觀。他不相信人們能夠遠離權力政治，認為不大可能建立一個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國際秩序。這種悲觀主義思想貫穿于懷特的一生；直到20世紀60年代，懷特還表示，世界不會從權力政治向一種新的更好的國際秩序轉變。
三、馬丁·懷特的現實主義思想與美國學派現實主義思想的比較
（一）同美國學派現實主義思想的相似之處
首先，國家中心主義色彩濃厚。同現實主義學派一樣，懷特具有國家中心主義傾向，早期的懷特更是十分重視權力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稒嗔φ巍敷w現出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如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是主權國家，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等。雖然懷特后來從現實主義者變成了理性主義者，但其思想中的現實主義因素一直存在。
其次，理論起點為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懷特認為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這種觀點與現實主義相同。懷特將國際無政府狀態看作是戰爭的根本原因，由于無政府狀態缺乏共同領導，各個國家認為維護強權比福祉更為重要，因此國際政治是權力政治，形成了英國學者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所說的在國際政治中“絕對尷尬和處境亦即無法減輕的困境”，美國現實主義學者約翰·赫茨（JohnHertz）則把它表述為“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這一概念后來為人們所廣為使用。
再次，強調大國的特殊作用。懷特將現實主義者關注的“均勢”、“戰爭”以及“大國關系”等均列為有助于國際秩序維持的國際制度，認為大國扮演著維持體系秩序‘管理者’的角色，更多地決定了國家體系的運行規則。國際聯盟和聯合國是“假制度”，國際社會中具有真正作用的制度是聯盟、外交、戰爭等。外交是談判的機制，聯盟是實現共同利益的機制，戰爭則是最終解決爭端的機制。從體系的角度來看，戰爭是維持或調整體系秩序和結構的秩序，如果國際社會的共同準則或權利分配受到挑戰，它可以通過武力來維持并恢復現狀。
最后，國家利益的界定相近。新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一個超越國家的權威機構可以確保各國的安全，所以國家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維護自身安全。懷特亦強調一國政府的首要職責是維護國家利益，認為在諸多國家利益中，安全是首要的，一旦安全遭到破壞，所有更高的政治目標都將淹沒在自我保存的斗爭中。各國將追求自身至關重要利益而放棄共同利益。
（二）同美國學派現實主義思想的不同之處
首先，對無政府狀態假設的認識不同。華爾茲認為國際體系是自助體系，國家不得不推行權力政治，以軍事手段維護自己的安全，導致安全困境出現。只要無政府狀態繼續存在，國家之間就不可避免會發生戰爭，體現出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傾向。與此不同，英國學派認為無政府狀態并非等同于無秩序，而是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秩序。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主權國家可以為了某些共同的目標組成一個社會，限制自己的行為、進行相互合作，即為“無政府的社會”。在其中，自助并不必然導致安全困境，而是國家努力使得國際社會中的規則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學派相比于現實主義更為樂觀。
關鍵詞：國家形象；綜合實力；軟實力
隨著國際政治研究的日趨成熟和信息化時代的不斷發展，國內學術界關于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逐漸發生了轉變：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從以往對國家、政府間組織的研究擴展到非政府組織間的研究，以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不斷增多；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學者從以往對傳統政治、軍事的關注逐漸擴展為對環境、文化、“軟實力”等方面的研究；學界對外交領域的研究也進一步擴展，由以往只關注政府間外交即官方外交，逐漸擴大到關注民間外交、公共外交等領域。
基于這些國際政治研究方面的變化，對“國家形象”一詞的研究開始不斷受到學界的關注。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對自己的認知以及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對它的認知的結合，被認為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①因此，國家形象的研究對我國“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國外研究成果綜述
一般而言，國外學術界對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段：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被看成是萌芽時期。這一時期，國家以及軍隊形象是西方國家研究的一個角度，但分析較為簡單，主要體現為政治軍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語。工業革命后，國家形象的研究開始凸顯，但其目的主要為國家政治和軍事的合法，其研究重點是如何通過國家形象的塑造為戰爭做宣傳，但尚未形成體系。信息技術革命悄然興起后，國家形象作為開始被學者廣泛關注，并且隨著國際競爭加劇，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國際政治學角度研究國家形象。②在國際政治方面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了4種研究路徑③：
其一，現實主義“軟實力”研究路徑。西方大量政治哲學家認為，威望、聲譽（reputation）即指“國家形象”，聲望因素往往是產生沖突的動機之一。二戰后，聲望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領域，麥爾瑟在《聲望與國際政治》一書中試圖解決威懾論的核心問題――即在危機關頭，堅定的聲譽是否真正奏效。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聲譽的關注逐漸向更廣泛的領域擴展。學者們試圖運用聲譽這一工具，分析國際合作、國際組織、地區一體化等問題。
其二，建構主義研究路徑?？夏崴?布爾丁（K.E.Boulding）在此方面首開先河。他認為，人們是在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的價值觀念下塑造國家形象，即使同一個國家，在持不同價值觀念的媒體的“刻刀”下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國家形象，他強調了價值體系在國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拓寬了國家形象問題的研究視角。
其三，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路徑。西方國際關系學者，從心理學角度對國家形象形成的根源和不同國家形象對決策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羅伯特?杰維斯（RobertJervis）認為，在兩國關系中，目標的一致性、相對實力（能力）和相對的文化地位是形象形成的三個結構性因素。根據三者的不同組合，兩國關系中存在著敵人形象、盟友形象、依賴形象、屠夫形象和帝國形象等五種相互認知。不同的形象認知影響一國對另一國的政策取向。
其四，公共關系的研究路徑。在國際公共關系框架內研究國家形象，其中涉及國際公關活動、國際媒體探討等方面。這方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邁克爾?昆茲克（MichaelKuncz-ik）1997年編著出版的《國家形象與國際公共關系》是該領域的第一本權威著作。
二、國內研究成果綜述
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處于無意識的自發階段，除了個別研究和著作中提到國家形象的觀點外，基本查找不到相關理論研究。90年代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大量“中國”、“中國崩潰論”等理論的引進以及為了回應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中國學術界開始對“國家形象”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和探索。
在中國知網中，關于國家形象研究論文共920篇，實際有用論文809篇。通過統計，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包括6個領域：即，從文化的角度、哲學視角、傳播學的視角、國際政治視角、國內政治視角、經濟角度以及從符號學、解釋學等其他角度研究國家形象。
從數量對比上不難看出，國內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傳播學視角、政治視角和文化視角，其他方面的研究視角略有涉及，但并非學者研究主流。
由于本論文主要涉及傳媒和國際政治領域研究，故對這兩個領域中以往學者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進行綜述，主要包括國際關系理論、公共外交和媒體傳播策略三個角度。
（一）國際關系理論角度。在對國家形象的界定上，學術界基本具有一致意見，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綜合實力的表現。具體而言，管文虎等一批學者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綜合體，它是國家的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國家行為、國家的各項活動及其成果所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國家形象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凝聚力，是一個國家整體實力的體現?！雹軐O有中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內部公眾和外部公眾對該國政治（包括政府信譽、外交能力與軍事準備等）、經濟（包括金融實力、財政實力、產品特色與質量、國民收入等）、社會（包括社會凝聚力、安全與穩定、國民士氣、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實力、教育水平、文化遺產、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與地理（包括地理環境、自然資源、人口數量等）等方面狀況的認識與評價。⑤
從國家形象定位及構建角度，管文虎（1999）是國內最早比較詳細論述國家形象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指出，中國的國家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發生了巨大的變化。⑥劉明對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做出了一般性概括，探討了如何準確定位、構建精致化的國家形象。陳生洛（2007）指出中國大學生心中韓國正面的國家形象，反映了其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留戀，以及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在自己的國土上不斷流失的無奈和傷感。
從國際關系理論角度，王紅英運用“博弈理論”，提出了中國國家形象建設和外交政策的相關機制――外部的社會回報和社會懲罰。鄧超從建構主義理論視角出發，提出良好的國家形象是國際傳播、外交政策以及國家內部情況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⑦從現實主義“軟實力”的角度，張錳（2008）提出國家形象可以從本源、表象、途徑三個方面來理解，本源性是國家形象的基礎，表象性是國家形象的推動力，傳媒是國家形象的表現途徑。⑧陳正良（2008）在分析國家形象內涵及國家形象塑造的意義、中國國家形象的現狀的基礎上對塑造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增強中國魅力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思考。
（二）公共外交角度。從這一角度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者相對較少，多從公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參考，政治化傾向較為明顯。王義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國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影響的研究，從提升國家形象的策略角度上，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提出了對策和方式。趙玉霞（2007），冷戰后中國對外宣傳積極向公共外交轉變，并初步建立起公共外交體系，中國公共外交已在多領域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諸多的問題，只有不斷完善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樹立真實全面的中國形象，營造良好國際輿論環境，服務中國崛起。⑨
（三）媒體傳播策略角度。國內學者從傳媒角度對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形象傳播現狀、傳媒理論和報紙研究三個方面。徐小鴿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新聞流動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國在他國新聞媒介的新聞言論報道中所呈現的形象?！雹鈩⒗^南、何輝等把國家形象界定為：“在物質本源基礎之上，人們經由各種媒介，對一國家產生的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總體感知。”從傳媒理論角度，程曼麗（2008）從議程設置角度提出中國的國家形象（即外部公眾對中國的印象）是由西方發達國家的媒介所設置的，其中充滿了“固定的成見”，中國要想突破西方國家既有的認知、評價藩籬，就必須參與到國際輿論的議程設置中去。⑾從以具體媒體對國家形象塑造角度，張玉（2007）以《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為例，運用內容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指出日本媒體關于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形象。
綜上所述，通過對國家形象相關論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對國家形象的關注涉及多個角度，程度正在不斷加深，研究更加深入和廣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形象的研究上仍然存在問題：國內外研究涉及的角度并不全面，例如對電影、電視、網絡等媒體中的國家形象塑造研究非常有限，且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為定性研究，這就造成研究方法單一，多是零散的、缺乏理論的簡單歸納，無法向讀者呈現一個完整、系統的國家形象圖譜。
[注釋]
①BouldingK.E：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59（3）：P119-131.
②袁賽男：《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現狀》，《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11月第12卷第6期.
③杜雁蕓：《國家形象的內涵及中國國家形象塑造》，《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8年第71期.
④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⑤孫有中：《國家形象的內涵及其功能》，《國際論壇》2002年第16期.
⑥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⑦鄧超：《建構主義理論視角下的國家形象塑造》，《中國傳媒大學》2006年第1期.
⑧張錳：《軟實力理論與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大視野》2008年第7期.
⑨趙玉霞：《論中國公共外交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學》2007年第1期.
⑩徐小鴿：《國際新聞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問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2版.
⑩程曼麗：《論“議程設置”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輿論導向作用》，《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P45.
[參考文獻]
[1]段鵬：《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傳播策略》，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劉繼南、何輝：《中國形象――中國國家形象的國際傳播現狀與對策》，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版.
關鍵詞：“安全困境” 現實主義 理想主義 新自由主義 化解
作為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焦點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家中用以解釋國際緊張關系、對立乃至沖突形成機理的一個基本概念。對于國際關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論家們長期爭論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現實主義的“安全困境”理論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臘，著名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已有所述，“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1。爾后，許多現實主義政治哲學家在描述國際政治現狀和解釋國際政治關系時，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闡述了國家學說，他認為政治家的職責在于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以此論證了統治者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合法性，從而把政治和道德分離開來。霍布斯繼承了馬基雅維利現實主義的傳統，認為強大的權威是終止人類無休的斗爭的有力武器。馬克斯·韋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國家理論，他把對權力的追求當做政治理論的核心。可以說，現實主義先驅們的國際安全理論為后來現實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來源，并且使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系理論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首先對“安全困境”概念進行詳細闡述的是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國政治家約翰·赫茲(John Herz)。
巴特菲爾在他的《歷史與人類關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義的恐懼”（Hobbesian fear）。他認為戰爭往往發生在那些刻意避免沖突的國家之間，正是刻意的避免行為導致了戰爭的發生。即使是在均無有意傷害對方的雙方之間，戰爭的悲劇依然會上演?！凹词箾]有任何一個蓄意出來危害世界的大惡人的干涉，歷史上最大的戰爭也可能爆發。它最有可能在兩個急于避免任何沖突的大國之間爆發。”2
赫茲則在學術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術語。在1950年發表的《自由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一文中，赫茲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隨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時代的國際政治》一書中更為系統的闡述了“安全困境”對國際政治發展演變的影響。赫茨認為，“‘安全困境’或‘權力與安全困境’是一種社會狀態，在這種情勢(狀態)中，權力的單元發現他們自己在任何時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們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把行為的標準強加給它們，從而使它們互不攻擊。在這種情況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懼而產生的不安全感驅使這些單元去爭奪更多的權力以獲得更大的安全。但這種努力證明有違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個獨立主權國家都是獨立的權力單元，每個單元相當于獨立平等的單子。但是，這些單子之間沒有像萊布尼茲般的來自上帝的前定和諧，它們是渾然無序的，處于無政府主義狀態中。誰也不相信誰，誰也不聽誰，沒有強大的權威作為它們行為的統一標準，存在于它們之間的卻只有猜疑和恐懼。為了求得生存，只得時時防備，并提升自己的實力。殊不知，越是防備，獲得的安全感卻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爾和赫茲提出以后，它越來越受研究者的關注。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研究者諸如羅伯特－杰維斯、杰克－史奈德、阿蘭－柯林斯等都發表了相關論文闡述了“安全困境”觀念。
現實主義以人性惡的前提假設出發，對倫理道德持懷疑主義的態度，堅持政治與道德的劃分，否定倫理在國際關系上的作用。它“對人性和政治權力采用現實的態度，以一種現實和歷史的方式去看待涉及國家利益的國際問題，并在此過程中盡量克服理想主義和道德倫理主義的干擾”4。現實主義把道德從政治理論中剔除的做法必然導致對建立國際間合作和信任機制可能性的否定。而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中，由于國家之間缺乏一個超越各主權國家之上的最高權威，所以處于無法治的混亂狀態。并且，它們互信不足，相互猜疑，把對方的一舉一動都視為對于自身的威脅。為了避免對方的威脅，尋求安全，求得生存，雙方只能按照“理性自私”原則依靠自身力量形成自助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弱肉強食”是重要的競爭法則，來自他國的威脅無處不在，自衛與威脅形成強烈的緊張關系。因此，各國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一方面加強國內實力，另一方面擴軍備戰，與其他國家形成對峙。但是，一國所采取的這一行動，又引起了他國的關注，被看成是對他國的威脅，他國也被迫采取應對措施，以達到力量的抗衡?？梢哉f軍備競賽不斷，力量對抗不斷升級，戰爭一觸即發，而戰爭的發生將會給雙方造成兩敗俱傷，最終不利于各國的生存與安全，反而對于國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脅的一種惡性循環狀態，這樣就使得各國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約瑟夫·奈總結道，“安全困境的產生，同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即無政府狀態，或國家之上缺少一個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無政府狀態之下，一個國家追求安全的獨立行為可能導致所有的國家更不安全。如果一個國家增強其勢力以確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個國家的侵害，那么第二個國家在看見第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強大后，可能也會增強自己的實力，以防備第一個國家。這樣一來，每一方增強自己的實力，以確保自身安全的獨立行為，都會使得雙方更不安全?！?
關于體系層次與單位層次建構主義問題，溫特堅持體系層次建構主義。但我以為，建構主義在層次上的“回落”（或曰還原到單位層次）是有道理的，因為國家身份的確定不會也不可能完全是體系層次觀念結構決定的。用一位中國學者的話說，就是“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章百家2002）。在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方面，溫特認為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因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包含了社會性內容。但我覺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構主義就只能保留其作為社會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約的性質，因此它的國際政治理論地位就不復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個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涉及國際關系理論在微觀層次上的不同路徑問題，目的是可以發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構主義流派（如中國建構主義學派等），可能有一定的開發價值。
現征得溫特本人同意，將部分通信內容翻譯整理出來，并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以對話形式予以發表。（秦亞青）
一、體系層次和單位層次的建構主義
秦亞青：社會建構主義近些年來發展很快，出現了一些很有學術意義的趨向，也顯示了建構主義仍有著很大的學理發展空間。許多學者在分析層次和思想內涵兩個方面做出了新的嘗試。1987 年，你在發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的論文時（Wendt 1987），強調的是一種社會性互動，亦即施動者和結構之間的互構。這主要是一種雙向的活動。比如奴隸和奴隸主的身份互構，因為不是因果關系，所以沒有時間上的先后，奴隸、奴隸主和奴隸制三位一體，相互建構，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Wendt 1999)，我覺得雖然你說你的體系理論同樣是重視互構的，但相互建構卻基本上變成為一種單向建構，即國際體系的觀念結構建構了國家的身份。國家之間的互動則成為次要的內容，溫特建構主義以體系理論為主，因而也就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理論。
溫特：我同意你的說法。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論的主導向度，單位層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壓抑。我在1987 年的論文《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中強調的更是一種互構互動的關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提出的是體系理論，不是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所以，我有理由強調體系層面的理論建構，強調自上而下的建構過程。正如我在書中說的那樣：“在這本書里，我的興趣在于國家間（或曰‘國際’）體系的結構及其產生的影響。所以，我將采用‘體系理論’來研究國際關系?！保╓endt 1999: p.11）
秦亞青：但是，一些批評者認為，如果沒有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也就沒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齊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中，批評你的理論是沒有政治內容的身份/認同理論(Zehfuss 2002) 。她說，溫特認為國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國內政治形成的身份，從本體論角度來看，是先于國際體系的，是外生的和給定的(Zehfuss 2002: p.44)。據此，她認為你的中間道路抽去了“政治”這一靈魂。國內政治提供了基本語境，沒有這種語境，國家的身份/認同就失去了依托。
溫特：的確，對《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的許多批評都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家身份/認同的國內因素。但是，我認為這種批評有失偏頗。我承認，國內政治進程因素，對于國家身份形成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這本書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釋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而是揭示國際體系的運動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這一方面，我與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是相似的。華爾茲認為，國際政治理論與對外政策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像華爾茲的理論一樣，我的理論也是體系理論。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沒有強調國家的身份形成和對外政策等內容。
秦亞青：許多學者采用體系層次的建構主義理論，獲得了優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爾（Finnemore）對于國際規范的社會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學者在分析層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單位層次上面發展了建構主義理論。比較熟悉的是江憶恩的戰略文化理論。江憶恩的理論主要是考慮國內的政治和歷史進程如何建立起一個國家的集體戰略文化，而且這種戰略文化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戰略選擇，影響到一個國家沖突還是合作的行為取向。另外，勒格羅的論文也在單位層次上面對建構主義理論進行了發展。
他提出了一個研究問題：是體系層面上的國際規范還是單位（次單位）層面上的組織文化對行為體行為的影響更大。他發現在許多情況下，“組織文化”這一解釋變量比體系層次的“規范”變量更能夠解釋行為體的行為。我觀察中國過去20 年里的發展歷程，也發現單位層次的觀念結構，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秦亞青2003）。
溫特：我的理論是體系理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際關系學者不能建立關于國家身份形成的建構主義理論。江憶恩、勒格羅和其他一些學者的理論正是這樣的理論。但是，由于我的理論主要是體系理論，強調的是體系因素的影響力量，所以，批評者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內層面的研究，實際上，這是一種理論建構中的必要忽視（necessary neglect）。
二、現實建構主義與自由建構主義
秦亞青：另外一個方面也很有意思，這就是關于建構主義與其他主流理論的融合問題。你有一次來信就曾經談到“現實建構主義”或“建構現實主義”問題，是否可以繼續討論一下這個題目。在思想方面，建構主義有沒有與其他理論融合的空間？
溫特：巴爾金最近在《國際研究評論》雜志上發表的《現實建構主義》論文中，" 試圖將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相融合。這可能是拓展建構主義的一個突破點。
溫特：我想先談一下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我是否將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尤其是自由主義對人類社會進步的信念對我影響很大。但是，我的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高度的國家中心主義，因此，在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義對個人高度關心這一標識性特征。同樣，我的理論之中也沒有關注非政府組織、全球市民社會等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理論又表現出更多的現實主義色彩。在我的論文《為什么世界國家是歷史的必然：目的論與無政府邏輯》中(溫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現出現實主義的取向。在這篇論文中，我借鑒了“新黑格爾”的觀念（黑格爾往往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鼻祖［proto-realist］），強調在世界國家形成過程中，群體性社會組織是核心單位，或者說強調了這一過程中的“集體單位（communitarian）”向度。雖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義、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動力因素，但現實主義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義者，又不是自由主義者。到底是什么身份，還要取決于怎樣解釋“自由主義”這個概念本身的意義。但是，不管怎么說，我認為，在我的理論中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
我認為，在評價巴爾金關于將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融合在一起的論述的時候，考慮的關鍵問題應該是：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是否具有根本的社會理論內核（core）。我認為現實主義是具有這種內核的，這就是物質主義。這種物質主義是以不同形式出現的。不僅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具有這樣的內核，其他現實主義學者從根本上來說也近似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歷史唯物主義者，只不過他們將馬克思強調的階級換成了國家而已。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論著（Deudney 1995）。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表達了與巴爾金相似的觀點，即不應將現實主義完全等同于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當然，有的時候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在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理論中，觀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爾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現實主義表現出更為精致、更為通融的本體論意識。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這就是比卡爾（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遠，從根本上否認現實主義也必然是物質主義這一觀點。即便是微弱的物質主義色彩，巴爾金也不予承認。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如果他的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么是否還存在真正的“現實主義”呢？如果依照他的說法思考問題，現實主義就缺少了一種作為根基的本體性。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將現實主義視為一種建立在具有某種物質性社會理論基礎之上的理論。這樣一來，現實主義確實很難與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當然，也并非完全沒有可能，這要取決于怎樣理解“建構主義”所包含的意義！）。
秦亞青：雖然你認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因此巴爾金的觀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認為，巴爾金的觀點失之偏頗的成分更大。因為，他將建構主義僅僅視為社會理論，而沒有將它視為國際關系理論。我想，在你的論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你提到建構主義不僅僅是國際關系理論，而是一種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這是第二層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討論，亦即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的討論。你說：“第二層面的問題屬于社會理論問題。社會理論涉及社會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為施動者的本質以及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理念和物質力量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社會理論的適當形式等等。這些涉及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不僅僅與國際政治有關，而且與任何人類團體有關，所以，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不僅僅專門用來解釋國際政治?！保╓endt 1999：p.5）
你認為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會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會導致充滿敵意的霍布斯文化。這也許是同樣的道理，即建構主義可以融合自由主義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現實主義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層面（first order），亦即在實在理論的層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義的理念，這確實是將建構主義和自由主義聯系在一起。比如，對于人類社會的進化式發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現、暴力權力的逐步消失等觀念，乃至集體身份和世界國家的形成，都明顯或含蓄地表現了你的自由主義理念?？赡苷且驗槿绱?，巴爾金認為，美國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有著深嵌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內涵。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評更加尖銳，他認為溫特建構主義是美國后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形式，是為美國實現以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理念整合和建構（或重建）世界觀念結構服務的(Shaw 2002)。
我們回到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問題上來。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誤的話，你是既要建立一個社會理論，又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理論。也就是說，在第二層面上建立社會理論；在第一層面上建立國際政治理論。你書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領域的實在理論。你提出的三種文化、集體身份的建立等重要問題，是專門用于國際社會的。在這個意義上，你" 的理論已經不是一個社會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層面上，社會建構主義是國際政治理論。
如果說社會建構主義的目的是建立國際政治理論，那么，根據科學實在論的基本原則，它必須有著明確的基本假定，并且這些假定與其他的理論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約。古典現實主義的幾個基本假定（諸如國際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沖突等）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諸如相對權力并非極端重要，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諧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約的。當年，人們批評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時候，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所謂的“新新趨同”，指兩大理論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約。建構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理論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與其他理論的基本假定趨同的，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正因為如此，我以為，巴爾金的最大挑戰不是他試圖將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融合起來，以建立現實建構主義的理論流派，對抗你的自由建構主義。他的挑戰在于，如果這種融合成功，那么，建構主義就只剩下一個軀殼，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爾金的“建構現實主義”實際上是“建構現實主義”。他在文中也確實使用了“建構現實主義”的說法，也就是說，建構主義是分析框架，現實主義是思想實質；建構主義是標，現實主義是本。如果這種研究議程成為建構主義的主導發展取向，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就會名存實亡。
三、地緣－文化建構主義
秦亞青：不過， 巴爾金的批評倒是給了我一點啟發。既然他使用了溫特建構主義或曰美國建構主義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構主義的另外一種分類方法，亦即以地緣－文化為基本特征的建構主義。既然有美國建構主義，就可能有英國建構主義、歐洲建構主義、中國建構主義、東盟建構主義等等。你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指出，存在兩種結構：一是微觀結構，二是宏觀結構。在微觀層面亦即單位層面上，可能存在多種路徑，最終形成某種宏觀的、體系層面上的觀念結構。所以，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地緣－文化概念，對建構主義另行分類。這樣進行分類，主要是出于以下幾個考慮。第一，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與自然結構不同，前者有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亦即受到歷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這種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劃定了社會活動的境域（context），行動者只能在這種境域中互動，他們不可能在超越這種境域中的空間和時間里進行互動，在這種境域中的互動產生了共有知識；第三，由于在微觀層面上的互動有著明顯的地緣文化特征，不同社會在微觀層面上很少能夠以完全相同的路徑走向宏觀結構。如果我的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緣－文化為特征的建構主義學派就可以出現。也就是說，不同地緣－文化境域中的社會可以產生不同地緣－文化特征的建構主義流派。地緣－文化建構主義觀是具有時空兩個緯度的。你在過去的一封信中談到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并認為現實建構主義是可能出現的中國學派。但我覺得，中國建構主義研究議程中包含了較多的自由主義的成分。
溫特：我非常喜歡你提出的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不同地緣－文化可以產生不同流派的建構主義，遵循不同的微觀層面路徑，形成宏觀層面的結構。實際上，你的論點說的是國際體系文化中的區域分異（differentiation）問題，亦即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文化結構。
我認為，這不僅僅在經驗層面上是真實的，而且在理論層面上，具有極大的開發潛力。所以，非常有必要進一步發掘（僅舉一例，如果將這種理論與“文明沖突論”進行比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就涉及另外一個因素，即以國家冠名的理論，比如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提到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自由建構主義比現實建構主義更有影響，我不知道這是否反映了真實的情況。我很想知道這方面的發展。我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米爾斯海默訪問中國。他回來之后，談到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及與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的交流。從他的談話中，我的感覺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是現實主義占主導地位。也許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表現出其他的觀點和自由主義的傾向。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自由現實主義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占主導地位，中國在現實世界中的對外政策是現實主義成分多還是自由主義成分多。這可能是驗證中國是否沿著一條獨特的地緣－文化路徑走向全球宏觀結構這一命題。在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是否能夠充分解釋中國的路徑。還是在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是否能夠解釋美國的對外行為，至少是目前美國的對外行為。
秦亞青：雖然在談論中國建構主義的時候，我使用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這兩個詞，但我覺得真正的、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還是不能與其他主流理論融合的。建構主義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會性的。這可能是巴爾金的觀點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但是，一旦這些假定作為分析框架用于國際政治，它們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論假定的不可通約特征。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這類實體理論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說具有吸引力。我以為，需要進一步發展社會建構主義的核心假定，使其明顯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論派，而不是通過觀念譜域的拓展使其與其他理論融合。這樣，才能夠使建構主義在理論之林中保持獨立的理論范式地位和獨特的解釋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現實主義或是自由主義或是兩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參考文獻：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5, 2003, pp.325-342.
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 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6, 2004, pp.349-352.
E. H.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39/1964.
Daniel Deudney, “Dividing 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vs. Security Materialism on Nuclear Security and Proliferation,” Security Studies, No.1, 1993, pp.7-37.
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Jeffrey W. Legro, “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ng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1997,pp.31-5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48/1973.
John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1998, pp.855-885.
Martin Shaw, “Waltzing Alexander: Constructing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 sussex.ac.uk/Users/haf3/wendt.htm, 200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9.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1987, pp.335-37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主題；主流范式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出現的一種新的研究范式，是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的理論后果。國際關系中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與其他學科中的女性主義(Feminism)理論共同培育了國際關系中的女性主義。它借鑒生物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以女性主義為研究視角，以社會性別(gender)為核心分析范疇，通過將性別問題引入國際關系研究，揭示國際關系的男性特征，致力于發現隱藏在主流(mainstream)理論及其實踐背后的國際關系真實圖景。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帶來這樣一種清新的觀念，即國際關系學及為國際關系提供理論素材的世界政治都是性別化的；生別是構成國際關系及國際關系學的基本要素。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歷經兩個10年，呈現出階段性特點。第一個10年主要是批判主流范式特別是現實主義學派的男性特征(masculinity)；第二個lO年圍繞性別和國際關系的關聯與主流范式展開爭論和交流。從理論的主題看，第一階段致力于將婦女與婦女問題引入國際關系研究，第二階段則更多地嘗試從完整性別而非單一性別的角度理解國際關系，建構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的理論體系，推動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走向成熟。
一、批判：揭示主流文本背后的性別故事
在學術研究中似乎一直存在這樣的傳統：以普遍性壓制乃至取代特殊性。就兩性關系而言，男性被定義為自我(self)，用以指稱主體性、普遍性；女性被定義為他者(other)，用以表示非主體性、特殊性。排斥婦女及女性特征是傳統思想、話語和理論基本的結構性原則。這一傳統延續至國際關系學就是主流理論擠壓女性主義等邊緣理論。面對主流理論的圍堵、排擠，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要獲得生的權利，為自己爭得學術發展的空間，就必須抓住主流理論的致命缺陷——性別缺失予以重擊。自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學以來，女性主義學者致力于通過兩條路徑反映國際關系中的性別圖景：一是通過“添加婦女(adding women)”，揭示男性及男性特征如何造就了性別化的國際關系；另一則是追問“婦女在哪里(Where are the women)”發現作為“國際關系中被掩藏的行為體”，的婦女。這兩條路徑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構成了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計劃。從主流范式的角度看，女性主義與人們的傳統認知是不和諧的，它要求質疑并顛覆主流范式的核心假定，尋求聽到沉默者，發現隱而不見者，呈現出主流文本背后的真實圖景。因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最首要的功能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矛頭直指主導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主流范式——現實主義，揭示主流話語的性別傾向。
長期以來，國際關系被認為是與性別無關的，性別議題從未出現在主流理論的視閾之內。從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產生、發展看，似乎只有一種性別——男性——可以界定國際關系。國際關系的過程與行為是由男人操控的，其理論是由男人設計的，由此得出的觀點由男性思維及男性模式的支配，婦女和婦女問題是處于國際關系之外的?，F有的理論范式不可能體現并增進婦女的利益，也無助于提升婦女的地位。通過確立男性的主導地位，以及忽略婦女的貢獻及議題，國際關系理論及其實踐呈現出片面性和男性氣質特征。聲稱與性別無涉的國際關系，實則是高度性別化的，主流理論實為男流(male stream)理論。女性主義作為一個來自邊緣的視角，對于分析世界是有價值的，它使我們看到了從中心視角看不到的東西。對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為自己確定的首要任務就是以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主流范式的性別意蘊。
國際關系學的基本范疇及理論假定是由現實主義確定的，現實主義范式首當其沖成為女性主義批判的對象。女性主義認為，現實主義的前提假定、基本概念、理論進路、最終結論都是包含性別隱喻的。現實主義理論形成及推論的過程完全受男性與男性特征主導。從自然狀態到國家，以至國際社會每一個環節的設計都在不斷摒除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最終成就了具有女性缺席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指出，在現實主義的敘事模式中，故事與其背景間的依存關系被抹殺了，故事所賴以存在的背景隱而不見?，F實主義(也包括新自由主義)將國際無政府狀態作為其敘事的基本前提和立論的基石，以此為邏輯起點推衍出了理性、權力、暴力、自助和戰爭等一系列核心概念與重要結論，并最終搭建起理論大廈。無政府假定是現實主義推衍出性別化理論體系的根本，發現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別特征對于揭示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性別特征具有決定性意義。質疑無政府狀態意味著對主流理論的本體論發起挑戰，進而對其理論體系進行整體性的顛覆，改變主流敘事模式。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國家產生前自然狀態在國際社會中的表現。傳統政治理論中，國家作為政治生活的核心是男性的領地，女性則處于私人領域——家庭之中。而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國內政治的延伸是與女性無關的。在此意義上，國家造就的國際無政府狀態根本上是男性造就的，其前提是女性的缺席。女性的缺席是現實主義敘事的潛在背景，在現實主義的敘事中，它被隱藏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之后。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沿著現實主義理論生成的邏輯，逐一檢視后者理論構成的每一個環節，以破解現實主義性別中立的神話，還國際關系以本原。女性主義認為，在基本概念的設計上，主流范式呈現出典型的男性氣質。用以支撐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如國家、安全、權力等都是性別化的：國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主體，國際關系中的安全、權力通常都被賦予國家這一主體之上；現實主義的國家觀念是以男性為基礎建構的，國家是理性人的化身，本質上是力量的體現；依照現實主義邏輯，理性的國家要謀求自身的生存、發展，權力就顯得異常重要，而權力無非體現了一種力量對比關系，實質上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衡量力量的主要指標在國際政治中被界定為能直接征服他國的軍事力量，即武力；國家間利益的沖突性決定了追求各自利益的國家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本國利益，而解決沖突的主要手段也是最終手段就是戰爭。理性、暴力、權力、自助與戰爭等都與傳統觀念中的男性特征相關聯，或是用以表示男性特征的。
在對國際關系的正統理論——現實主義進行性別批判之后，女性主義并不甘于這種挑戰者的地位，從學術邊緣走向中心，建立對國際關系學的性別分析，推動國際關系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多維度成為女性主義的學術使命。
二、論戰：與主流范式的爭鳴與對話
眾所周知，國際關系學的成長和發展離不開幾次重大的學術爭鳴和對話。正是在學派的沖突、爭論、對話、融合的基礎上，才有了今天國際關系學的蓬勃發展。但這幾次論戰是在認同現實主義范式的基本邏輯或分析框架下進行的，爭論集中于學科的邊緣地帶或停留在哲學層面，從而遺漏了許多能夠反映國際關系現實的重要信息。因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以前，“國際關系學內缺乏真正的、規范的爭鳴與對話”。而女性主義一經介入國際關系領域，即開啟了國際關系學真正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以主流范式批判者的身份出現的，批判是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首要的、根本的特征。在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它更多的是集中力量對主流理論進行批評。這導致在女性主義與主流理論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兩者之間缺乏必要的交流與對話，出現了兩套話語體系言說各自理論的局面。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主義在發展的初期階段還沒有形成比較成熟、系統的理論，未能引起主流理論的足夠重視；一方面是因為操持學科話語權的主流理論拒絕將尚嫌稚嫩的女性主義作為對話的對象，排擠女性主義。無論從女性主義自身成長的角度，還是從學科發展來看，學派間互動性的相激相爭都是十分必要的。女性主義將自身的價值定位在超越批判，建立真正意義的學術爭鳴與對話，在女性主義與主流范式間搭建起溝通的橋梁。而從主流理論的角度看，它們是兼容其他學派合理性的產物，這種兼容性使得主流范式不可能長期漠視新的學術流派和新的思想觀念。因此，面對女性主義勢頭猛進的批判，主流理論開始反思、自省并做出回應。在主流理論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爭鳴與對話問題上，后者無疑具有處于弱勢。在大多數社會科學中，女性主義都面臨著被該學科的主流范式認可、接納的問題。國際關系學的歷史發展表明，不同時期國際關系學被不同的理論范式所主導。這意味著，一方面新學派與新方法須經主流范式的認可方能取得“合法”的學術地位，另一方面，新學派與新方法會催生新的理論范式。
主流范式與女性主義的爭論目前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性別與戰爭、和平之關系，即是否必然是“男性進攻，女性和平”，最終歸結為“社會性別差異是生物意義的，還是社會建構的”之爭；(2)女性主義理論的議題是否可以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主題；(3)女性主義的方法論是否能夠經受科學的檢驗，女性主義可否構成一種理論范式。
主流范式認為，女性與男性對待戰爭的態度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是由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造成的，不可改變。一個女人統治的國家將會在充滿暴力與爭斗的國際社會中處于危險的境地，在當今國際政治中并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這成為主流學者反對女性參與國家外交事務，排斥女性從事國際政治研究的理據。女性主義則認為所謂“進攻的男性”與“和平的女性”的刻板印象是社會化的結果，與生理性別并無直接的、必然的聯系。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男人制造了戰爭，女人締造了和平。將戰爭或和平與某一性別種類簡單連接起來是主流理論的慣用邏輯，它導致主流理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簡單主義的窘境。在研究議題方面，主流范式是國家本位主義的，女性主義更傾向于個人主義。個人安全是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的主題，它關注戰爭期間的個人，特別是深受戰爭之害的婦女和兒童。在他們看來，國際安全問題的根本不是國家而是個人，個人在價值上優先于國家。主流范式認為，國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主體，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狀決定了國家利益是國家行為的基本準則。女性主義所提出的研究議題在主流范式那里一直都是作為高級政治和外交的附屬而出現，不符合國際關系的“真正”議題，是邊緣化的，距離現實世界遙遠，難以為人們所理解。造成兩者研究議題差異的根本是女性主義與主流理論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不同。對于女性主義而言，方法論問題比研究議題的合法性問題更為緊迫。主流范式或根本上否定存在所謂女性主義方法，或承認女性主義方法的存在，肯定將性別及性別問題引入國際關系視閾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又指責女性主義未能很好地適用于微觀經濟學和理性選擇的方法，對國際關系而言是非科學的，進而根本上否認存在所謂女性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這是傳統思維模式對女性主義的誤讀。女性主義研究建基于多樣性的“真實世界”，催動國際關系對微觀層面的關注，描繪隱藏在國際關系議程背后的真實圖景，強調從實踐，特別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建構理論。在女性主義看來，國際關系并非只是與國家相關的，“個人的亦是國際政治的”。國際關系研究應沿著自下而上的路徑，著眼于個人的日常生活政治。主流分析的失誤就在于，它忽視了國際關系的微觀層面，抹殺了國際關系與性別之間的關系，陷入了狹隘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框架。女性主義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獨特性，以及它從邊緣視角對國際關系核心問題的審視，使得女性主義無法契合國際關系原有的社會科學理論模式，而成為一種全新的理論范式。
時至今日，隨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術影響益隆，主流范式與女性主義的學術地位由原來的極不對稱逐步向平等對話邁進，女性主義所指出的主流范式中存在的問題開始引起后者的重視，女性主義學派的學術地位開始逐步得到主流范式的認可。
三、視野擴展：從“婦女問題”到社會性別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理論價值在于引入性別問題，揭示國際關系在貌似性別中立面紗之下的男性特征，通過使國際關系“性別化”，以期最終改變性別化的國際關系?！皩τ谙嘈艐D女與國際關系間存在某種聯系的人來說，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婦女，而真正的問題是社會性別?！边@意味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使命有二：首先是在男性主導的國際關系中加入女性及女性問題，賦予男性及男性特征主導的同際關系以女性特征；二是超越單一性別(男性或女性)，使性別問題從邊緣到中心，成為國際關系的核心議題。
國際關系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常常是缺乏性別視角，主要反映男性觀點、思維和模式的。國際關系研究在其概念中排斥大多數婦女的經驗，一方面是因為婦女在傳統國際關系中的缺席，另一方面是因為國際關系理論是男性思維活動的產物，是建基于男性視角的。國際關系界定對婦女經驗的排斥，導致了學術研究過于關注沖突、無政府、權力等議題，限制了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和學科邊界。女性經歷與男性經歷的差異，女性視角與男性視角的不同，使我們有必要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引入婦女及婦女問題。為了改變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排擠、貶抑女性的歷史與現實，早期的女性主義致力于將被傳統理論所忽視的另一性別——女性帶入國際關系，并發現潛藏在傳統國際關系中的女性。婦女及其經驗被傳統上關注權力、競爭的公共領域，以及關注代表人類經驗的男性觀念隱而不見，通過追問“國際關系中婦女在哪里?”，為何我們這個學科關乎的主題與婦女的生活經驗相距如此之遠呢?”，女性主義對傳統國際關系構成了有力的挑戰。這一階段女性主義特別關注“婦女問題”，側重以女性個人的視角及經驗理解國際關系，從與婦女相關的一系列特征出發研究世界政治和國際行為，還女性在國際關系中應有的地位。對于只反映男性特征的國際關系及其理論而言，女性主義對婦女和婦女問題的引入增加了國際關系知識的載體。也正因其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女性主義被誤解為是關于婦女的學說，似乎它只是關于人類的一半——女性的理論，而作為女性主義理論的核心范疇，社會性別則被指責為婦女的同義語，這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
正如女性主義方法批判主流范式時指出的，僅從一種性別的視角，以單一性別的經驗打造理論是有缺陷的。主流理論的根本問題就在于僅從男性視角來認識國際關系，如果反對、摒棄男性視角及男性特征的同時，卻單純從女性視角認識國際關系，無疑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仍然難以全面地認識國際關系，同樣會陷入狹隘本體論的困局。為了避免重蹈主流理論本體論狹隘主義的覆轍，女性主義方法明確否定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女性主義國際關系學所追求的就是或應該是將婦女引入國際關系學。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認識到，自身的目的不應局限于僅僅在現有理論框架內“添加(adding)”婦女問題，在由男性特征界定的諸如公共領域、軍事、理性、政治認同、客觀性、“經濟人”等范疇中簡單地“添加婦女”，而是要徹底地改變主流理論的思維結構、理論架構，改變主流文本的男性假定前提及其性別化的內涵，從根本上顛覆、改寫國際關系理論，最終達到自我實現之目的。
在將女性及其視角引入國際關系之后，女性主義學者認識到性別需超越于“婦女問題”來看待，不能簡單地視婦女為特例，更不能將性別直接等同于婦女，而應該質問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如何共同造就了性別化的國際關系，性別問題如何塑成了該學科的概念、思想和機制。這標志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進人了第二個發展階段，開始走向成熟。女性主義所謂的性別不僅包含女性，也是關于男人和男性特征的，只有全面地對待性別問題才能切中國際政治的核心。而恰恰是在有效添加婦女和婦女問題，彌補了主流研究的性別缺憾基礎之上，女性主義國際關系才能超越這些局限，進而研究由婦女和男人共同參與的世界政治、經濟進程。這一時期，女性主義開始正確看待、評價主流范式，對其理論貢獻予以了肯定，并開始尋求與主流范式的溝通、對話。在女性主義者看來，無論單純從男性的角度，還是僅以女性的眼光，其所見都是有限的、不全面的。這個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兩種性別構成的，單純從任何一種性別視角觀察世界所得到的都是片面的認知。同時女性主義視角也不能完全涵蓋其他研究視角，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并不是要從根本上全盤否定主流理論或既往的國際關系研究，而是致力于為人們提供認識世界的另一條路徑，使人們看到主流理論所未見的或忽視的事實。
四、面向未來：構建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研究體系
一個學科中一種理論范式從萌生、成長到最終成熟大致要經歷三個階段：(1)確定獨立的研究議題：(2)對主流理論進行批判、吸納；(3)開辟獨立的研究領域，對本學科產生重大影響。就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而言，這三個階段表現為：(1)性別問題被引入國際關系研究的視閾；(2)對現有理論范式的性別缺失予以批判；(3)女性主義國際關系學成為國際關系學中的獨立研究領域，形成完備的研究體系和獨特的方法論，對整個國際關系研究產生重大影響。女性主義之于國際關系尚屬新生事物。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在國際關系領域進行“圈地”不過二十余年的歷史。相對于主流范式，女性主義仍處于邊緣地帶。
歷經對主流范式的批判并與后者展開激烈的爭鋒，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國際關系學界的地位基本得到認可，但女性主義走向成熟與進一步發展仍然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比較突出的有三：一是進一步消除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理論的輕視、誤讀，彌合與主流范式之間存在的鴻溝；二是搭建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自己的研究體系框架，確立系統的研究議題；三是彌補方法論的不足，建立適用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女性主義方法論。客觀地講，女性主義理論能否在國際關系領域穩步、健康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與主流范式的關系狀況，而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理論的指責多起因于后者在理論與方法論建構方面的缺陷，因此第一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后面兩個問題的關注與解決的程度。
女性主義者往往抱怨，在國際關系領域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的理解相當狹隘，對女性主義富有改造、創新作用的理論洞見卻視而不見。傳統理論家指出，女性主義理論的問題在于，它沒有為分析國際關系提供一個復雜的理論建構，它極不嚴謹，缺乏一個具有內聚力的、有組織的框架。國際關系學是一門探究國際關系實質和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的學問。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對現實的抽象，不僅要對國際關系現象進行客觀的描述，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對國際關系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對于社會科學而言，為人們答疑解惑是其基本功能之一。而女性主義理論陷入了過于關注世界政治環境和世界政治研究是可以改變的這個怪圈，重描述輕解釋，重批判輕建構，沒有為指導全面的分析提供解釋性的理論工具。
傳統理論中的核心問題，如國家、權力、安全、無政府、國際體系、戰爭與和平等都已進入了女性主義的研究議程。在女性主義的研究綱領中，缺少的不是研究議題，而是系統的研究體系，以及能夠將上述研究議題貫穿起來的邏輯線索。正因如此，與主流范式相比較，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看起來是“碎分化”的，缺乏系統性、整體性的，邏輯不清晰的。女性主義理論要建立系統的研究體系，就必須將重心由對傳統理論的批判、解構轉移到自身的理論建構上來，以女性主義視角與方法，確定研究議題之間的邏輯關系，而后搭建完整的理論框架，最后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
論文關鍵詞 國際政治理論 現實主義 發展脈絡
一、現實主義的思想底色和理論淵源
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深受西方國家歷史和傳統的影響，有著自己獨特的思想淵源和文化土壤。從古希臘時代的修昔底德，到中世紀的馬基雅維利，再到近代的霍布斯，他們都對戰爭、權力、利益、沖突、和平等現實主義論題進行過獨到而精彩的論述，后來的現實主義者們繼承和吸收了古代先賢們的智慧結晶，并提出分析國際政治現象的假設。
（一）修昔底德的權力政治論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城邦時期的歷史學家，被譽為現實主義之父，更有甚者將修昔底德稱之為“國際政治學科之父”。在其史巨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他描述了古希臘城邦時期兩個強盛的城邦斯巴達和雅典的戰爭沖突，為我們揭示了勢均力敵的城邦爭權奪利的斗爭本質。在分析戰爭起因時，他說：“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引起斯巴達人的恐懼，從而使戰爭成為不可避免了?！蔽覀儚闹锌梢愿Q見，在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國家間關系的表述中應該包括這兩個意思：第一，人性（恐懼），這也是國家本性，一方恐懼另一方實力的增長，導致了戰爭；第二，國家追求權力，新生大國、后起之秀渴望權力，守成大國、老牌霸主要保持權力，繼而引發沖突。
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雅典作為當時西方城邦世界的霸主，曾與當時的弱小國家的米洛斯人有過一場精彩的辯論，這場辯論突出了“勝利即正義，強權即公理”的理念?！罢麄€辯論中，雅典人因為擁有強大的權勢，根本不將資源有限的米洛斯人放在眼里。他們極其冷靜地只考慮一種邏輯，這就是實力和強權?！?整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錄了從古至今一以貫之的國際政治的邏輯，即追逐權力和利益，這為后來的國際政治思想家們特別是現實主義中權力政治理論和國家利益論的提出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二）馬基雅維利的道德觀
歐洲中世紀晚期最重要、影響最大的政治思想家，當屬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所處的時代正值人文意識萌發、神權光芒大打折扣的時代，這一時期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君權神授”已經失去它的光澤，如何加強和鞏固君王實力，成為了馬基雅維利所要回答的問題，現實主義學派吸取了其道德觀念和自我利益說。
在其最為人熟知的《君主論》里，馬基雅維利提出了一套增強君力和加強國家集權的政治學說，宣稱君主的道德即是捍衛國家，為了國家可以不惜一切。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道德是君主是獅子和狐貍的結合體。君王必須像獅子一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和統治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同時為了不被蒙蔽，君主又應當像狐貍一樣靈活變通。馬基雅維利并不區分君主與國家的利益，在他的論述中，君主必須代表國家，二者是一體的?！爸灰髡J為是國家的福祉所在，他可以毫無顧慮地背信棄義。同樣，如果他的承諾與國家利益發生矛盾，君主就沒有必須遵守的義務……君主的行為之遵從國家利益的要求，無須遵守普通人的道德標準。在政治尤其是國際政治生活中，君主的道德標準是完全不同的，它只服從國家或君主的利益和安全的需要”。
（三）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
霍布斯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著名政治哲學家，西方政治學奠基人之一。他對國際政治的主要貢獻是他的自然狀態說?；舨妓拐J為，“人在本質上是自私利己的，每個人對權力永不滿足，有著至死方休的追求。由于每個人都要追求權力，那么互相競爭、互相猜疑、彼此為敵就不可避免，從而造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即戰爭狀態?！?為了避免人在這種戰爭狀態中，相互毀滅、走向滅亡，霍布斯提出人們讓渡自己一部分的權利，訂立契約，建立利維坦式的公共權力機構，以此來保障人的安全。在國際層面，霍布斯認為：“現實主義所描述的世界類似于自然狀態，但他又對建立世界帝國的可能性表示懷疑。對于現實主義者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他的解決辦法是建立一種等級秩序，在這個等級秩序中，最高權力屬于君主。”
二、現實主義理論的建構及其嬗變
（一）卡爾：對理想主義的批判中奠定現實主義基礎
一戰結束后，美國總統威爾遜從人性善的價值判斷上出發，認為人是樂觀向上的，強調普世的道德原則。他在對一戰的反思中提出了實現人類和平的十四點計劃，“重視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輿論的作用，主張自由貿易、民主體制和民族自決，由此主張建立國際聯盟?！?威爾遜認為，正是權力政治和秘密外交原則，成為一戰爆發的根本原因。為了避免出現一戰慘劇，必須“以新代舊”，倡導在普遍道德指導下、以集體安全原則來處理國家間的安全問題。
1939年，愛德華·卡爾針對當時西歐戰爭烏云彌漫的氛圍，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年危機》的序言中指出：“《二十年危機》旨在反擊1919-1939年英語國家國際政治思想中明顯且危險的錯誤，即幾乎完全無視權力在國際關系中的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卡爾還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普遍的道德原則很難界定，國際輿論也沒有統一標準，國家間利益沖突更是國際政治無法回避的問題，無法通過道德途徑來解決。他清醒地認識到，威爾遜學派的理想主義思潮“掩蓋了國際關系的實質，將‘應然’誤認為‘實然’，將理想的世界當作現實的世界”。 卡爾的國際政治思想是符合當時國際關系學界的需要的，是在批判理想主義的過程中形成的，但這些思想只是卡爾在實踐基礎上的經驗總結，沒有提出理論體系，因而只是說他奠定了國際政治學科現實主義的基礎。
（二）摩根索：構筑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廈
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是漢斯·摩根索。其《國家間政治》一書所提出的理論框架和基本概念被認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精髓。他提出，國際政治就是權力之爭，國家利益只有通過獲取權力才能得以實現。尤為重要的是，在《國家間政治》一書中，摩根索提出了經典的現實主義六原則，分別從人性、權力與利益的關系、權力的特性、國家的道德法則及其特殊性和論述現實主義的學派建立的角度，構建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廈。這六項原則成為了現實主義看待國際社會和行為體關系的基本原則。
摩根索從人性本惡的哲學判斷出發，指出人性是利己的，人總是希望通過權力控制另一個人，來滿足他的私欲；國家遵循同樣的邏輯，對外具有擴張性。在他看來，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特性，是現實主義學說的前提。一般來說，國家在各自領土范圍內都是至高無上的強制力機構，但在國際社會，卻不存在一個公認的賦權的中央權力機構，這種權力真空類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身處其中所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它造成了國際關系的無政府性，在這一無政府狀態中每個國家都尋求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是一種依靠自我保護的自助體系。國家的利益體現為追求權力、保持權力和擴大權力。一國要追求與其實力相符合的利益，否則將為危及國家安全。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因此被稱為“權力政治理論”。此外，摩根索總結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第一次論戰，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了巨大影響。
（三）沃爾茲：對現實主義的豐富和發展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進行“科學的修正和補救”的基礎上產生的，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學界的新寵，其代表作為肯尼思·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
沃爾茲吸收和繼承了權力政治說的相關論點，其理論的核心仍然圍繞權力展開。只不過在理論假設上，沃爾茲做了一些修改。第一，他認為，人性是無法來進行衡量和推測的，因而他摒棄了古典現實主義中有關人性惡的哲學分析，轉而以國際無政府狀態作為研究國際政治的前提。這就淡化了國際政治中捉摸不定的哲學意向，開始從體系層面中的現實來看待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斗爭。第二，權力并非是國家的目的，而是國家為了達到安全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在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的論斷中，權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古典現實主義國際利益圍繞權力展開，追求權力、保持權力、擴大權力是國家的利益所在，而現實主義指出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為了尋求安全，注意和應付可能的威脅，因而有可能運用權力。這是新現實主義對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修正。第三，提出體系結構的新概念。在沃爾茲看來，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單位層次，實力強勁的大國構成國際體系的結構層次，國際體系是國際結構層次與單位層次的互動。國際體系是否穩定、國家是否采取外交行動，與國際體系結構有關。在國際政治互動當中，體系層面的結構是自變量，國家行為是因變量。也就是說，結構層面的大國實力大小影響著每個國家的對外行為。
沃爾茲對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的修改和補充，尤其是結構-單位層次分析方法，使現實主義理論成為了一種科學化程度較高、高度簡約的理論，因此也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他的結構-單位層次分析法運用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角，對后來的科學行為主義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運用產生了很大影響，激起了傳統主義和科學行為主義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場大論戰。
（四）現實主義的新氣象
現實主義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新的分支。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防御性現實主義。以米爾斯海默為首的國際政治學者結合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斗爭和新現實主義的無政府體系的觀點，提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他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生存是一國最重要的目標，國家為了謀求生存力圖最大限度地增強實力以確保安全，實力越強，其自身感到越安全。與進攻性現實主義相對的是防御性現實主義，他們認為，國家并不是尋求權力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在與對手的競爭力中力求使權力損失最小化，即國家采取對外戰略來防止他國權力的增長，以減少對己威脅，保障自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