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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自我、發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學的辯證本性和實踐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會實踐,傾聽實踐的呼聲,汲取實踐的智慧,接受實踐的檢驗,周而復始,才能不斷開拓創新。哲學研究的根據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唯物辯證法作為現實的哲學,要求對民族、國家和人類前途命運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從純粹概念出發去構建林林總總的哲學體系,不是哲學的出路。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于現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方法論依然蓬勃地活在現代社會里,是現代社會客觀存在的一支強勁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我們要加強經典文本的研究。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代社會發展現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在被誤讀的思想。展開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堅持歷史性原則。杜絕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對于我們而言,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就要通曉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阿爾都塞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實的科學的視野,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觀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貼到馬克思身上。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問題對話一視域融合”的解讀模式
伽達默爾指出:“我們可以這樣來規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因此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誰具有視域,誰就知道按照近和遠、大和小去正確評價這個視域內的一切東西的意義。因此,詮釋學處境的作用就意味著對于那些我們面對流傳物而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贏得一種正確的問題視域?!壁A得“問題視域”是在更普遍性意義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條件。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釋者必須重視“問題視域”的存在,努力贏得問題視域,融匯自己的問題視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問題視域,實現與馬克思文本的對話,詮釋出文本的鮮活意義,開拓理論有效應用于社會實踐的領域。顯然,“問題對話——視域融合”解讀模式比起極具針對性、指向性的帶著某一或某些具體問題的文本解讀擁有較為寬廣的視界、較為宏大的問題容量和因此產生的較高的回答社會實踐提問的效率,這對于我們成功應對當前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問題與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將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
有人認為傳統的文本和在當代已失去了理論價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割裂了與當代實踐有機統一的關系。背棄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放棄了的指導,使社會主義事業終歸瓦解。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以作為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們繼承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建構了中國化的的新形態,我們的事業才獲得成功。
哲學是一種科學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其基本精神是回歸現實生活,哲學的創新更要以回歸現實生活為依據。不斷地制造“新”名詞、“新”概念不是哲學的創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現實、深刻反思中國問題才是哲學創新的根本出路。我們應當從正在研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出發,對經典文本進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闡釋和新的運用。離開了現實問題的關注,對經典文本進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釋,并把自己的詮釋說成“真正的”、“正宗的”,這不是真正的所倡導的作風。
文本研究的對象是文本的理論,但研究的指向卻是現實的實踐。文本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哪些問題需要密切關注、迫切說明是由時代的主題、社會實踐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決定的。我們主張在研究當代現實特別是當代中國實踐的新問題中,通過對嶄新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現當代科學成就的提煉,實現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哲學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凝煉出富于建設性、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現實研究的互動中成功地發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論,由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解讀者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不一樣。哲學理論的深刻內涵往往會通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與調整而得到進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調整和切換,主要依據是對現實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哲學的創新,不僅要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應該胸懷世界,充分考慮到當代世界的變化、當代科學技術的新發展以及國外哲學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問題,促進哲學與其他哲學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吸納人類新的優秀文化成果,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
三、尋求文本研究與現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
學界有兩種代表性的關于加強哲學研究的主張:其一,主張加強對經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其二,主張面向當代社會實踐,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凸現哲學的當代性。這兩種主張都是形而上學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分別看成純文本的學理探討和無根的現實關切,背離了兩方面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導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誘發新的本本主義,喪失哲學應有的現實精神。只有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學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國的現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實際,才能對現存的眾多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對哲學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論成果來,從而實現哲學的創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之間合理的互動,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點,把“回到馬克思”與“回到現實中來”結合起來,是推進哲學研究創新的正確途徑。
四、哲學創新需要注意的原則
(一)堅持哲學的開放性
哲學的開放性是針對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哲學的各形態之間、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系說的。堅持哲學的開放性就必須走出哲學,又返回哲學,進而發展哲學。的發展不僅應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為基礎,而且應當在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對立與互動中發展。之所以能與自由主義實現對立與互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識形態,除了它具有的維護特定的階級與利益集團的辯護功能(價值—信仰層面)以外,它還具有知識的功能(認知一解釋層面)與實施(目標一策略層面)的功能,從而同時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強化哲學的現實品質
哲學研究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哲學與現實的本真關系。哲學研究不能脫離現實,不應逃避政治。哲學研究不要成為那種徘徊于概念和范疇問的純邏輯推演式的學問,也不能淪為那種對現實生活世界漠不關心的、踏上純粹思想自我構造道路的文字游戲。必須突破那種對學術的純形式主義理解,特別是要掃除將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現實對立的陋識,注重從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全球化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中獲取真正的資源,才能實現哲學創新。脫離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思想的閃電”偏離“人民園地”,哲學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學不是游離于現實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維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時代,哲學研究則是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學對于現實是一種要投入更要超越的關系,假如我們能夠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這樣那樣的新問題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對實踐予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我們的哲學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的創立與發展是同總體、全體、整體、系統等范疇的改造發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確指出:“我們所面對著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P492)從客觀內容看,總體包括自然界、社會和思維(作為客體,社會和思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無限的發展。馬克思把總體、系統范疇運用于分析和解剖人類社會,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就是一個“有機系統”,“系統在其發展進程中向總體的轉化”。他對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進行經濟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規律,并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普遍原理出發,發現了古往今來貫穿人類整個社會的發展總規律,創立了唯物史觀。
恩格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與自然觀的創新同樣與總體、整體、系統范疇的應用和深化發展分不開。他以康德的宇宙總體自組織雙向演化學說為依據,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關于總體的物質自組織原理。盡管當時對宇宙核能源的生成問題還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論的能動的物質觀,站在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基點上,從哲學上超前預測到物質總體的雙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自組織原理,使發展原理和物質原理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范疇中達到真正的統一。他接著從總體方法論的新視角研究唯物辯證法對當代自然科學的整體方法論的指導作用,并運用總體(整體)范疇科學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總體系統結構,全面概括19世紀下半葉整個自然科學最新發現,構建了自然辯證法這門關于自然科學的總體辯證發展的哲學新學科。他指出:“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宇宙是個體系,是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P409)
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唯物論揭示了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運動的總規律,使總體范疇上升為統攝唯物論與辯證思維運動的總的方法論。馬克思在1845年春撰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運用總體方法,在人的思維與客觀真理、環境的改變與人的活動當中把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實踐納入新世界觀;在人的本質與社會形式上引入“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科學觀點,使哲學成為認識和變革世界的新世界觀,使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觀升華為以變革世界的實踐為特點的總體觀。
列寧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捍衛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總體觀的同時,還從兩個方面深化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性原理。其一,把現代唯物主義看成是在時代科學中從系統到總體的不斷發展的前進運動,提出了唯物主義在核時代總體發展的新原理;其二,從這一新原理出發,吸取黑格爾的總體方法論有價值的東西,深化了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范疇的方法論功能和辯證法的總體結構的功能研究。
列寧重點論述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完整的統一性,使唯物主義世界觀推進到核時代的歷史新水平。他繼續和發展恩格斯的徹底唯物主義路線,不但把辯證唯物主義物質觀提高到核時代的“客觀實在性”,而且從核時代原子核微觀粒子的新發現出發,繼續深化辯證物質觀,提出“發展原則”、“統一原則”,“此外還必須把發展的普遍原則和世界、自然界、運動、物質等等的統一的普遍原則聯結、聯系、結合起來”。[4](P282)他并以這一發展唯物論的總體指導思想為依托,從“原子、電子”等微觀粒子層次上提出“物質深邃無限性”的新原理,這一新原理和列寧對物質“客觀實在性”的核時代物質觀相結合構成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從系統到總體的時代深化的重大發展。他提出的“發展原則”必須同“統一原則”相“聯結”、相“聯系”、相“結合”的指導性原理,為歷史新時期深化和發展唯物辯證法科學提供了完整的現代唯物主義基礎和方法論指南。二、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觀和方法論的深化
其一,列寧從哲學是“大圓圈”的新視角展開對唯物主義總體觀方法論探索。黑格爾提出思辯的總體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過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質,科學表現為一個自身環繞的圓圈,這個圓圈的末端通過中介同這個圓圈的開端,即簡單的根據連接著;同時這個圓圈是許多圓圈的一個圓圈……這一鏈條的各個環節便是各門科學”,“方法是僅僅和自身相關的純概念,因此,它是對自身的簡單關系,這個關系就是存在。但是現在這也是充實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為具體的并且全然集約的總體的存在”。(P263)這是黑格爾關于辯證法的重要的規定之一,他以觀念的“全然集約的總體”系統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約的總體”,只要打破黑格爾封閉的思辯系統,仍會顯露這一方法的總體整合的辯證方法論的現代功能。
現代科學哲學就是這一科學技術系統在經過“圓圈的圓圈”的科學技術總體進行“全然集約的”整合產生了“大圓圈”——即各門科學的新的哲學“總體”整合的結果。列寧把哲學的辯證思維的總體“大圓圈”看成是在實踐中沿螺旋線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辯證的思維圓運動,由感性具體的簡單的(抽象的)規定性經過實踐的檢驗上升到新一輪實踐的更高的辯證思維中的“理性具體”,進而在更高的實踐過程中經過檢驗達到辯證理性的整體的高度的綜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即唯物主義整體綜合方法論意義上,列寧對黑格爾關于辯證思維通過整體雙重化運動、達到更高的辯證法綜合有序化的發展目標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黑格爾給當代辯證法設定的目標就是通過否定性(矛盾性)的雙重化的整體的思維運動,“更大的擴展同時是更高度的集約”,“最豐富的是最具體的和最主觀的”;“從簡單的規定性開始,繼之而來的規定性就愈加豐富,就愈加具體……在繼續規定的每一個階段上,普遍的東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內容,它不僅沒有因其辯證的前進運動而喪失什么,丟下什么,而且還帶著一切收獲,使自己內部不斷豐富和充實起來”,列寧稱這是“對辯證法這個問題,非常不壞地做了某種總結”。(P261)列寧吸納了黑格爾從總體功能上對辯證法這一最重要的科學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時代對于發展唯物辯證法的總體功能仍有現實的價值。
知識是否由“真、信念和確證”這三個要素所構成,這不論對于西方還是東方都是一樣的,此外,什么是因果性,它是習慣性聯想的產物,還是屬于先天性的、用以綜合感覺質料的范疇,這一類解釋的價值,其差別只是在于何種解釋更為合理、更能為人們所接受,而不在于它們究竟出于哪一國家的哲學,不在于它們是否具有民族的特色。抱有從“特色”的角度來發展中國哲學想法的人,容易引證的一個理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此命題里,“民族的”意味著特殊的,“世界的”意味著普遍的。上述說法的含義是,特殊中自然就有普遍,展現出特殊性自然就具有普遍性。這樣的說法從特殊與普遍的聯系上來強調由特殊性入手,并把握特殊性的意義。不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一說法,本來講的是有關民族藝術的問題,尤其是弘揚民族藝術的表現形式方面。同一種藝術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例如同樣是聲樂,可以有不同的唱法:“美聲的”、“通俗的”、“民族的”,等等。它們通過不同的發聲與演唱方法,來求得共同的悅耳的聲樂美感,體現的是共同的本質。不過,“民族的”就一定會是“世界的”這一命題在藝術領域本身就遭到了質疑。趙本山的“二人轉”很夠“民族的”吧,可是到美國表演卻不受歡迎??梢娚鲜雒}是否能夠成立,本身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的。就某一藝術作品而言,如果沒有能夠為其他民族所能接受的表現形式,則也成不了“世界的”。進一步說,藝術表演追求的特殊性與哲學的研究并不是一回事。藝術追求某種新鮮感,由此可以愉悅人們的感官,從而獲得人們的喜愛。但哲學學說的價值并不是通過取悅感官的方式來獲得的,從根本上說,它是通過其思想的意義來獲得接受。雖然哲學學說可以通過不同的論述方式來傳達,如莊子的散文詩般的敘事方式、康德的先驗論證方式、維特根斯坦式的格言般的論述方式等。然而,判定某種哲學的價值性如何,根本上并不在于它們的表現方式,而是在于它們所闡述的思想內容。而這類思想內容的價值,如我們上面所論證的,取決于它們在解釋上的普遍性程度。
上述有關哲學研究的途徑的分歧,在早先一些有影響的中國哲學家那里也出現過。這里我們舉馮友蘭、陳榮捷和牟宗三作為三種類型主張的代表。馮友蘭主張哲學的普遍性,陳榮捷持相反的觀點,而牟宗三則介于兩者之間,提出“具體的普遍性”的概念,主張特殊中有普遍。我們先來看馮友蘭這方面的具體主張。在他看來:“所謂中國哲學者,即中國之某種學問或某種學問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也。所謂中國哲學家者,是中國某種學者,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家名之者也。”①顯然,馮友蘭認為哲學只有一種,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凡能夠稱之為哲學者皆是同一的,可以同一的標準來衡量,也就是說,哲學具有普遍性。用他的話說就是:“哲學中有普遍的公共底義理。”②這意味著哲學不分東西,思想不分國界。假如想以語言的不同來論證某一民族的哲學的特殊性,這在馮友蘭看來是不成理由的。因為,“某民族的語言,對于這些義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③。甚至連民族性本身也不應當成為追求哲學的特殊性的理由,相反,如果哲學家“受所謂民族性的拘囿”的話,那并不是什么好事,不是應當追求的目標。恰恰相反,“哲學的目的,正是要打破這些拘囿,而求普遍底公共底義理。如果有所謂民族性,哲學家于講哲學的時候,正要超過之”④。
由上可見,馮友蘭主張的是普遍性的哲學,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即使對于中國的哲學家而言,也不應當以追求所謂的“民族性”為目標,不應當以“民族語言”為口實來強調所謂的“特色”。與馮友蘭的上述主張相反,陳榮捷追求具有特殊性的、不以西方哲學為“模型”的中國哲學。他明確提出不應該以西方哲學的模型來處理中國哲學,將中國哲學穿上西方的夾克和極為不合身的西式外套,是一個極大的錯誤。⑤之所以應當如此,陳榮捷的考慮是,如果在中國哲學中發現的東西全都可以在西方哲學中找到,那么,向西方人講中國哲學便完全沒有意義。因此,為了凸顯中國哲學的價值,以吸引西方學者的目光,陳榮捷便強調它與西方哲學的異趣之處。不過話說回來,將哲學視為普遍性的,并不就意味著需要以西方哲學為模型。理由是:其一,即使認可相同的研究對象,并不見得中國哲學家與西方哲學家的解釋就是相同的,譬如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天人關系)的解釋(西方近現代主流性的觀點是,人是自然的目的,人可以主宰自然;而中國從古代以來的主流性觀點是天人合一)。并且,即使有相同的主張,其論證也不盡相同。如中西哲學家都有主張性善的,但他們的論證則大相徑庭。其二,中國哲學家可努力開拓哲學的研究對象,這樣,即使與西方哲學家具有相同的哲學理念(比如認為,哲學是研究真善美的學問),但仍然可以拓展出新的研究領域,就像西方哲學本身曾經拓展的那樣(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到語言哲學轉向等。僅以語言哲學為例,也有邏輯語言和自然語言之分)。比起馮友蘭與陳榮捷,牟宗三則有另一番考慮,可稱得上是“第三條道路”。牟宗三也認為哲學具有普遍性,不過這種普遍性卻是出自中西哲學各自的特殊性,因此中西哲學可以各有自身的普遍性。他的具體論述如下:首先,中西哲學各有其特殊性,這是由兩者各自的歷史語境所決定的。它表現為中西哲學是通過各自不同的文化“通孔”發展而來的。由于這種通孔的不同,因此中西哲學各自受到限制,這就形成了它們各自的“特殊性”。①
其次,雖然中西兩種哲學的開端及其主要課題不同(中國哲學的主要課題是“生命”,而西方哲學的傳統則是“科學”),但各自都有其普遍性。關鍵是要從特殊的“通孔”中把握到真理,從而就有了普遍性。“凡是哲學的真理都是普遍的。”②如孔子雖是山東人,但他講“仁”卻是對著全人類講的;此外,仁既然是個原理,它就有普遍性。再次,由于真理是多樣的,因此與之相關的普遍性也是多樣的,也有其獨特性。③這屬于黑格爾意義上的“具體的普遍性”。正是由于具有這種能夠“共通”的普遍性,所以中西方文化是可以交流的。④對于上述牟宗三的論述,有兩點應當說明的是:其一,它是從哲學的歷史形成的角度(開端)來談中西哲學所具有的特殊性問題,而不是談論中國哲學的發展應當著眼于特殊性;其二,它之所以論述中西哲學的特殊性中各有其普遍性,是為了說明這兩種哲學之間是可以溝通、可以交流的。對于本文的論題來說,第一點的說明尤其重要。#p#分頁標題#e#
本來,任何意義上的科學學說,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否則就談不上是“科學”。哲學自然也不會例外。特別是從思考的性質上,與其他學科相比,哲學尤其是從“普遍”的角度來思考“特殊”的。按照康德給出的解釋,哲學的知識是出自概念的知識,它只在普遍中考慮特殊;反之,數學則是從特殊中考慮普遍。⑤我們還可把康德的這一解釋延伸開去,因為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等)也是從可觀察的特殊現象中,來歸納、概括出普遍性的規律的。哲學之所以與數學、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向相反,這是由它的非經驗的性質決定的。哲學的思考起于科學止步之處。譬如,科學研究事物之間具體的因果現象,并使用因果概念來把握這類現象。但對于什么是“因果性”概念,科學本身并不探究。哲學對于這類概念的探究,是以科學使用的概念為前提的,因此這類概念就不表現為通過歸納的方式而取得,而是表現為既有的、“驗前的”(apriori,或譯“先天的”)的存在。這樣,當哲學著手對這類概念進行研究時,它們就已經以普遍性的方式出現。哲學思考所進行的,乃是對這類概念的性質、語義、功能等進行分析。比如在康德那里,因果性概念被理解為具有一種先天性,其功能在于對兩個在時間上表現為先后相續的感覺現象加以綜合,并將它們規定為假言判斷的形式,由此使知性形成相應的綜合判斷。對于諸如“善”之類的道德概念也是如此。哲學并不通過歸納來說明什么是“善”,而是把善作為一個既有的范疇來加以分析,以此來理解善的概念的性質及其所包含的要素。黑格爾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論述了哲學的普遍性問題。他指出:“哲學以思想、普遍者為內容。”①
“哲學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②哲學既以思想、普遍者為內容,那么要尋求特殊性以作為哲學的思考與發展方向的做法,就顯得是悖理的。說中國哲學的思考應當與西方的不同,如果指的是中國哲學應當開辟自己的研究領域,而不應當跟著西方哲學亦步亦趨,這是正確的。但如果指的是中國哲學應當可以追求所謂的“特色”,這在學理上則是說不通的。在本人看來,如果不從普遍性的角度上著眼,而僅僅局限于特殊性的角度,那么對于發展中國哲學是不利的。它可能產生的一個直接結果是限制哲學家的視野,使得他們對哲學問題的考慮不能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尋求所謂自己的“特色”,往往是“傳統”的新包裝的代名詞。一講到中國哲學,就局限于傳統的舊框架,如“內圣外王”、“天人合一”、“仁義禮智”等。譬如牟宗三,他就沿用“內圣外王”的框架,把哲學的使命理解為從“本心仁體”這一內圣開出民主與科學這一“新外王”。但實際上,在牟宗三思考這一使命的年代,對于思想界與理論本身而言,民主與科學已不是能否開出的問題,而是對民主理論本身、民主制度建設的經驗本身(如,如何保護少數人的權利等),對科學的價值、科學對環境、社會的影響進行反思、檢討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停留于談論由內圣開出新外王的問題,顯然是落后于時代的。因此,不能去開拓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問題與領域,就會妨礙中國哲學的發展。新儒家的一個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此。他們停留于特殊,執守于儒學的心性論,把它作為“道統”來奉行,作為判斷某種學說是“正宗”還是“別出”的標準,繼而以正統自居。換言之,“道統”成了中國哲學的“特色”,似乎離開了這一“特色”中國哲學就無路可走。
“道統”成了獨斷論的最好的遁詞,成了束縛中國哲學發展的“繩索”。其結果是,越想繼承道統,越是失去道統,因為道統在保守中趨于陳舊,從而落后于時代,于世無補。以上述的由內圣(本心仁體)開出新外王(科學民主)的哲學理路為例,一方面,停留于理想化的“本心仁體”狀態,把原本只是屬于“設定的”的心靈狀態當作是實有的,并把它加以絕對化,夸大化;另一方面,停留于五四時期對于社會本質的認識,也就是“科學與民主”的認識階段,而不能深入到更為深層的人的“權利”的根本,其結果是從理論層面到現實層面上下兩頭的把脈都失準。由于道統與學統的觀念的束縛,使得中國傳統哲學缺乏反思與批判的意識。而只有具有這類意識,發現并克服傳統思想中的不足與缺陷,傳統才能真正得到推進與發展。這就像醫生治病的道理一樣:假如一個醫生只是一味地稱贊病人身體好,而不指出他的毛病,其結果只會是害了病人;反之,指出病之所在,幫助病人把病治好了,這才是良醫。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倡導普遍性的哲學觀念,并不意味著把哲學理解為一元的東西。普遍離不開特殊,它在特殊中得到體現。哲學不過是哲學家們各自所提出的哲學。他們既可以對不同的對象提出自己的哲學,也可以對相同的對象提出不同的哲學,所以它總是展現為多元的、多樣的。本人在拙文《新儒學與哲學創新問題》中曾論述哲學與經驗科學、數學的不同在于,它的問題并沒有一個唯一的“解”。對語言(如語詞的意義問題)的解釋如此,對價值概念的解釋(如“正義”概念)也如此,因此并不存在唯一的哲學。哲學的多元性,不僅在于對不同的現象領域(如語言、生存、心靈等)的解釋可以產生不同論域的哲學,并且在于對相同領域的現象的解釋也可以產生不同解釋的哲學。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于現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方法論依然蓬勃地活在現代社會里,是現代社會客觀存在的一支強勁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我們要加強經典文本的研究。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代社會發展現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在被誤讀的思想。展開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堅持歷史性原則。杜絕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對于我們而言,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就要通曉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阿爾都塞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實的科學的視野,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觀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貼到馬克思身上。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問題對話一視域融合”的解讀模式
伽達默爾指出:“我們可以這樣來規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因此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誰具有視域,誰就知道按照近和遠、大和小去正確評價這個視域內的一切東西的意義。因此,詮釋學處境的作用就意味著對于那些我們面對流傳物而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贏得一種正確的問題視域。”贏得“問題視域”是在更普遍性意義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條件。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釋者必須重視“問題視域”的存在,努力贏得問題視域,融匯自己的問題視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問題視域,實現與馬克思文本的對話,詮釋出文本的鮮活意義,開拓理論有效應用于社會實踐的領域。顯然,“問題對話——視域融合”解讀模式比起極具針對性、指向性的帶著某一或某些具體問題的文本解讀擁有較為寬廣的視界、較為宏大的問題容量和因此產生的較高的回答社會實踐提問的效率,這對于我們成功應對當前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問題與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將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
有人認為傳統的文本和在當代已失去了理論價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割裂了與當代實踐有機統一的關系。背棄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放棄了的指導,使社會主義事業終歸瓦解。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以作為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們繼承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建構了中國化的的新形態,我們的事業才獲得成功。
哲學是一種科學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其基本精神是回歸現實生活,哲學的創新更要以回歸現實生活為依據。不斷地制造“新”名詞、“新”概念不是哲學的創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現實、深刻反思中國問題才是哲學創新的根本出路。我們應當從正在研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出發,對經典文本進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闡釋和新的運用。離開了現實問題的關注,對經典文本進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釋,并把自己的詮釋說成“真正的”、“正宗的”,這不是真正的所倡導的作風。
文本研究的對象是文本的理論,但研究的指向卻是現實的實踐。文本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哪些問題需要密切關注、迫切說明是由時代的主題、社會實踐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決定的。我們主張在研究當代現實特別是當代中國實踐的新問題中,通過對嶄新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現當代科學成就的提煉,實現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哲學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凝煉出富于建設性、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現實研究的互動中成功地發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論,由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解讀者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不一樣。哲學理論的深刻內涵往往會通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與調整而得到進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調整和切換,主要依據是對現實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哲學的創新,不僅要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應該胸懷世界,充分考慮到當代世界的變化、當代科學技術的新發展以及國外哲學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問題,促進哲學與其他哲學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吸納人類新的優秀文化成果,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
三、尋求文本研究與現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
學界有兩種代表性的關于加強哲學研究的主張:其一,主張加強對經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其二,主張面向當代社會實踐,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凸現哲學的當代性。這兩種主張都是形而上學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分別看成純文本的學理探討和無根的現實關切,背離了兩方面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導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誘發新的本本主義,喪失哲學應有的現實精神。只有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學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國的現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實際,才能對現存的眾多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對哲學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論成果來,從而實現哲學的創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之間合理的互動,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點,把“回到馬克思”與“回到現實中來”結合起來,是推進哲學研究創新的正確途徑。
四、哲學創新需要注意的原則
(一)堅持哲學的開放性
哲學的開放性是針對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哲學的各形態之間、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系說的。堅持哲學的開放性就必須走出哲學,又返回哲學,進而發展哲學。的發展不僅應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為基礎,而且應當在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對立與互動中發展。之所以能與自由主義實現對立與互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識形態,除了它具有的維護特定的階級與利益集團的辯護功能(價值—信仰層面)以外,它還具有知識的功能(認知一解釋層面)與實施(目標一策略層面)的功能,從而同時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強化哲學的現實品質
哲學研究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哲學與現實的本真關系。哲學研究不能脫離現實,不應逃避政治。哲學研究不要成為那種徘徊于概念和范疇問的純邏輯推演式的學問,也不能淪為那種對現實生活世界漠不關心的、踏上純粹思想自我構造道路的文字游戲。必須突破那種對學術的純形式主義理解,特別是要掃除將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現實對立的陋識,注重從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全球化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中獲取真正的資源,才能實現哲學創新。脫離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思想的閃電”偏離“人民園地”,哲學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學不是游離于現實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維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時代,哲學研究則是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學對于現實是一種要投入更要超越的關系,假如我們能夠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這樣那樣的新問題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對實踐予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我們的哲學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三)勿失批判精神
哲學的理論批判與實踐批判是不可分離的,前者拓展理論的論域,使理論更具現實針對性,更深刻更具群眾基礎;后者則是合規律性與目的性的統一,使現實世界與思維世界進一步通達。理論批判是實踐批判的指針和導向,科學的正確的理論掌握群眾源自理論批判;實踐的批判是理論批判的繼續與深化。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睕]有實踐批判的理論批判是空洞的批判,沒有理論批判的實踐批判是無根的批判。批判不能滯留于理論層面,必須推進到實踐的批判。沒有自我批判的實踐批判和理論批判是不徹底的批判。理論批判、實踐批判和自我批判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分別賦予哲學革命性、現實性和發展性的品格??茖W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設,是在“批判舊世界中創造新的世界”,堅持哲學的批判性,才能使哲學走出困境。
摘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是最重要的理論品質。完善自我、發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學的辯證本性和實踐品格的要求。的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要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將文本研究和現實研究結合起來,尋求文本研究與現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哲學創新要注意開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則。
(關鍵詞)自我批判,哲學創新,生命力
張揚哲學的社會批判功能,重建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存價值,是現代哲學之思的一種路徑。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不是簡單地、刻板地描述現時代及現實問題,而是通過反思性的批判,對時代內容作出評價,進而明確時代進步的動力和發展趨勢,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也促使哲學自身的發展論文。
哲學從來沒有以提供知識為己任,哲學的本質在于提供思想。哲學本質上不是一種知識體系,而是系統的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維活動,它不是記住自己“是什么”的知識,而是思考“為什么不是這樣”和“應該是那樣”的一種追問活動,哲學不側重于學問,而更多是一種思考的狀態。正如哲學的本意在于“愛智慧”,即在于追求,而不在于終結;在于通過對現有現存的批判,為人們指出更新更合理的生存方式,以解答人們對生命的疑惑和意義,幫助人們更有價值地生存。之所以能做到這些,在于哲學與其他具體科學不同,它看起來不具體,不在某些確定的領域,不能解決具體的生活問題,但它能立足于整體和全局,在現實的運動中思考人與世界的關系,它幫助人們從身邊的瑣事中超脫出來,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人生和世界的根本問題,使人能活的明白,努力地去做一個有靈魂人。從事哲學研究而不批判現實,或者只知道為當下社會結構提供知識辯護,這有背哲學精神。
批判并不是對原有的全部否定,不是全盤拋棄,對現有的進行反思和批判,是為了以此為基礎探索新的發展道路,不是也不能是對過去的全盤否定,也可以說是對原有的進行適度調整,批判的基礎首先在于對現存進行合理的理解。正如馬克思對待黑格爾那樣,切莫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哲學的本質在于追求智慧的過程,但這個過程要立足于現實,以現實為根基,是在繼承中的發展和創新。哲學要幫助人們理解和認可現在的生活,為現實作論證;永不滿足是人的本性,但這是基于已經有所滿足這個前提的,不安于現狀的人類,是在已有現狀的基礎上的不滿足。如是,原有的哲學對現存的哲學思維活動,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可以說它是現有哲學思維活動的前提,沒有這樣一個前提作為批判的靶子,批判的血脈就無法繼承和延續,現有的批判者也就得不到足夠的精神食糧,就無法為人類的進一步發展作出奉獻。以實踐為基礎的人類認知活動,具有不同于一般生物的特點,人們以語言符號系統作為媒介和社會傳遞物,不但能夠掌握前人獲得的知識和經驗,實現以前人為基礎,同時也能夠把自己所取得的知識和經驗傳遞下去,為后人的認知和創新活動奠定堅實的基礎。這種社會傳遞方式使人類發展更快,同時要求人類對前人的東西進行鑒別,不能一味地全盤接受,否則就體現不出發展和創新了,所以批判是人類發展和創新的需要。哲學就是在西方哲學傳統的基礎上產生的,沒有對這個傳統的繼承,就不可能有哲學;當然,哲學對人類的作用,更在于對傳統的革新,在批判中實現對傳統的變革。對現實的論證,也是哲學批判得以進行的條件,在論證中才能深刻理解現實生活,才能發現其中的不足,才能知道批什么以及應該怎樣去批判,通過批判要么修補了原有的觀點,從而實現超越,或者摧毀了原有的體系,實現自我揚棄,開拓出新天地。
批判精神是與時俱進的要求,與時俱進是的品質。哲學的產生,絕不意味著人類哲學思想發展的結束,而是在更高的階段繼續向前推進的開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沒有把自己的哲學自封為終極的思想體系,認為理論必須隨著生活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它自身的定位就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堅持理論與實踐能動統一的原則,就要把理論理解為一種歷史現象,它既是歷史環境的產物,又是變化著的歷史環境的創造者。經濟全球化和飛速發展的社會,使人們更容易看到現代性的東西,同時人們反叛與遺忘歷史的心理日益加重。人們在親近新東西的同時,將過去的一切幾乎都要廢棄掉了。這種貌似徹底批判實是的躁動,不僅是膚淺和浮躁的表現,而且會帶來難以想象的危害。只有堅持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才能克服短視、淺薄和狂妄。理論之花的繁榮,是人類能力和品格提升的體現和表達。
哲學之思是反思性的思維方式,在追根究底的過程中,對構成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因素不斷進行追問、檢討和批判。這種反思,既體現了人與世界關系的“為我性質”,也體現了關于人類的活動狀況和歷史發展階段的“從后思索”的特性。哲學反思在其合理形態上,是一種辯證思維,其本質是批判性思維。哲學批判不是單純的消極的否定、破壞和全盤拋棄,它是積極的培育、建設和創造,是破與立的統一。哲學批判是自我批判,其批判更為自覺和徹底,批判使理性的人成為了能動的自我超越的主體,批判是人類精神生活中的必要的基本素質。哲學之思反對人們對現行的生活態度、道德習俗、審美情趣、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采取無批判的全面接受態度,反對人們躺在因循守舊、循規蹈矩的溫床上睡大覺。哲學是深沉的反思,是厚重的批判,它有別于那些不斷制造“轟動效應”的行當。解決哲學關注的困惑、時代命題,需要靜下心來認真思考,需要以海納百川的寬容來對待,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態來追求和探索,任何浮躁的作風不僅于事無補,而且會引人誤入歧途。
在
哲學批判中,通過對時代的存在和意義的理解或自我意識,科學地把握實踐中的矛盾,正確地提出問題,以及對事物特別是慣常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理論前提的勇敢懷疑,是兩個至關重要的環節。不能正確地提出問題,批判就會失去對象,“胡批”、“亂批”不是哲學的功能;沒有勇于懷疑的精神和態度,迷信權威,唯書唯上,做習慣思維、習慣勢力的奴隸,也就不可能有批判的要求。哲學批判是徹底的批判,這種批判貫穿著對批判者及其哲學本身的自我批判,它所批判的不僅是作為思想對象的現實,更是哲學理論或哲學思維方式自身。哲學的自我批判內在要求批判者敢于正視并勇于承認時代、環境、傳統給自己造成的局限性。無人能超越自己的時代,制造永恒者恰恰不能永恒。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學,在于它自覺地意識到這種局限,并將對這種局限的反思、批判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前提。只有不斷地進行自我批判,才能不斷深化對人的現實存在的歷史性的理解,從而才能確保哲學的價值性原則不會因僵化自封而死亡。通過不斷地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超越,才能使現代哲學的價值立場更為合理,才能為人類更合理地生存和發展提出更優的方案。
哲學通過冷靜無私地反思和批判,通過對時代的自覺把握,逐步認清人類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狀況,進一步明確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使命,從而增強人自身發展的方向感,增強實踐的自覺性、預見性和有效性。哲學之不可替代,在于人類不能沒有關于自身存在和發展意義的理解或自我意識。哲學以自己提出的新問題、新的提問方式,以及對問題的新探索,批判性地反思人類生活的時代意義,理性地揭示人類生活的矛盾與困惑、理想與選擇,從而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到來。
哲學的創新是必須的,但創新不是隨意進行的。只有當能夠進行自我批判和系統反思的時候,才能實現自我完善,才能向前發展,才能既肯定自己又超越自己,不僅實現哲學創新,而且能夠推動社會現實的改變。
哲學必須創新的根據,在于實踐沒有止境,新的實踐要求有新的哲學指引,因此創新也就沒有止境。一定社會歷史階段上的實踐,由于受到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等因素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局限性;不同歷史時代的社會實踐具有不同的時代特征,具體實踐活動的對象、內容和水平也都各不相同。實踐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是在限定和超越限定、制約和打破制約的矛盾斗爭中不斷前進的。只有在實踐中勇于創新,不斷求得新的真知,才能永葆哲學的生機和活力。不同時代不同時期的哲學創新,從來都是以當時實踐突出的問題作為自己的立足點和著眼點,并存在著自己特有的歷史局限性,不斷克服這種局限性就構成了歷史的連續和理論的發展。哲學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實踐中能夠不斷創新,每一次理論上的重大突破,都是對于現實實踐的徹底反思和深刻批判的結果,不僅為人們解決現實問題指明了途徑,更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指出了方向,并描繪出了具體的藍圖。哲學批判不是隨意進行的,不是感情用事的發泄,更不是故弄玄虛的炫耀,而是以社會實踐為出發點,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目的,冷靜理性地導引人們讓生命存在更合理,讓人與世界的關系更和諧。
在哲學創新過程中,必須以社會實踐的發展為依據,根據實踐的歷史任務和所提出的問題,結合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才能夠進行。理論源于實踐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但不能以為,在實踐基礎上會自然而然地形成新的理論,也不能認為實踐活動越多的人,理論水平就越高。哲學的創新要掌握前人傳下來的思想資料,要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要開闊眼界、勤于實踐,善于接受同時代人的新見解,敢于提出解決問題的新思路,不為世俗所羈絆,要以海闊天空的胸襟和卓越超凡的智慧,才可能進行艱難的創新。創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切不可把創新簡單化、庸俗化。所謂表述、術語、概念的變換,或者陳詞濫調的翻新,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創新。
【英文摘要】Thedevelopmentofatheoryisequaltoaconsciousrepresentationunderaconditionofthecontextmetathesis.OnlyundertheconditionsofthecomparativedialoguewiththemodernWesternphilosophy,theunityandoppositesbetweenrealisticworld,logicalworldandvaluableworld,theunityandoppositesbetweenthehistoryandreality,thevalueandtruth,theidealismandtherealism,theemotionandtherationality,canMarxistphilosophybeconsciouslyrepresentedandalsocontinuouslybeenrichedanddevelopedintheconsciouslyconstructed“TensionNet”.
【關鍵詞】構建/哲學/創新與發展/理論張力/construction/marxismphilosophy/Innovationanddevelopment/Tensionoftheories
【正文】
哲學創新正是基于實踐的生成過程,才是一種“情理交融”的生命沖動和理性自覺。只有自覺構建起哲學存在與發展的“張力網”,才能使其進一步走進現實語境,并在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象的本質穿透與理性關照中得以豐富與發展。
一、比較對話:彰顯理論特質
當前我國學界存在著一種反對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進行比較對話的觀點,理由是質疑這種解讀模式非但不能擺脫傳統教科書體系對哲學的反注,反而可能將自己專業的“權力話語”當作理解哲學當代性的立足點,并武斷認為,“比較對話”的方法實際上只能是以某個現代西方哲學流派、人物思想為圭臬或視野,“外在”地透視哲學的當代性意蘊,從而導致以現代西方哲學反注哲學當代性的窠臼,并指認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自我中心主義”。
我們認為,進行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之間的比較對話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列寧早就指出,哲學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不能無視現代西方哲學所張揚的科學實證精神、人文主體精神,不能無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進行整合的努力,否則就談不上創新與發展。同時,這種比較對話也是可能的。在進行這種比較對話中,不必要一定找出一個超越二者之外的某個評判標準與溝通媒介,首要的是主體的自覺。
這種主體自覺具體而言,一是認識到比較對話只是對哲學進行現代解讀的一種方式方法,旨在建構而不是解構。在比較對話中注重吸收利于自身發展的合理因素。如果這樣就不必擔心由于現代西方哲學研究視野的遮蔽性而遮蔽乃至哲學的豐富內涵。二是自覺尊重和維護哲學的黨性原則和方法論特質。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一樣,都是現代意義上的哲學,都關注實踐活動的主體性,重關系輕實體,重生成輕先驗,重影響輕體系,但也應充分認識到,二者畢竟不是可以完全通約的,而是異質性的兩種理論體系:在立場上,一個基于勞動者的立場,一個傾向于為資本所有者服務;在觀點上,一個是辯證的歷史的實踐的唯物主義,一個是形而上學的超歷史的實用主義的唯心論;在方法論上,一個是歷史于實踐中生成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一個是日常生活于實踐中生成的唯心主義的方法論。這些只有在對二者的深入比較與對話中,才能在理論上自覺地呈現;只有在以現代社會為共同視域、以反形而上學為己任、以回歸現實為特征的東方與西方、社會歷史與日常生活、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以及空想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的兩極對立的張力中得以實現,并進而為哲學的創新與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啟發與思考。
二、體系建構:突現邏輯魅力
與上述反對對話的觀點相呼應,有學者認為在反形而上學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新哲學,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辯證法,不再是傳統的體系哲學,否則,勢必帶有基礎主義、本質主義之嫌。因而,新時期對哲學的創新與發展從建構新的哲學體系著手是不可取的。對此,引發了學界的激烈爭論。
我們認為,任何嚴肅的理論無不有嚴密的邏輯體系。哲學的邏輯體系當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體系哲學,但這不意味著沒有一個嚴密的邏輯體系,更不妨礙以此為切入點,通過建構新邏輯體系創新與發展哲學。
首先,在哲學中,物質是邏輯基項,實踐是邏輯始項,勞動、生產方式、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階級斗爭、勞動群眾等構成了邏輯中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則是其邏輯終項。它們按照一定的邏輯規則,形成了一個由實踐基礎上有機論的自然觀、交往實踐論的社會觀、實踐唯物主義歷史觀、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集真、善于一體求美的自由觀構成的十分嚴密的邏輯體系。
其次,承認哲學是一個邏輯嚴密的哲學體系,能否排除基礎主義、本質主義哲學之嫌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因為這個體系是開放的,它不崇尚任何超驗的哲學實體。具體而言,哲學體系中的概念、范疇及哲學范式,實現了對舊哲學的革命性變革,是于實踐中生成的,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就哲學的物質觀來說,它不同于傳統哲學(包括舊哲學和傳統教科書)中的物質概念。舊哲學和傳統哲學教科書中的物質是一種實體,以此為基石的哲學體系在理論上是超驗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學的,在思維方式上是追根究底的實體主義,在哲學范式上是世界論的、本體論的抑或是近代主體論的范式。而哲學的物質觀集中通過實踐概念體現出來。由于實現了哲學主題的歷史性轉變,所以以實踐為本體的新世界觀認為,社會歷史不過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其著力專注于經驗世界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及人與自我的基本關系,是一種關系性思維方式,建立起關懷人的人類學哲學范式。而在哲學中這種關系性思維、生成性思維和人類學的哲學范式的呈現,是由哲學體系中以概念、范疇和理論模型之間的互動為表征的,是以物質世界、意義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間的對立統一為前提和基礎的。我們知道,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質,求真;范疇體現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向善;模型則把概念與范疇按遞歸和合的原則整合起來,構成穿透現象世界的解釋體系,趨美。在哲學中,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求真的,實踐唯物主義自然觀、社會觀和歷史觀則是向善的,自由觀則是趨美的。它們之間的有機統一,是三方面對立統一的結果,呈現出規律、價值觀與人類學之間的互動與平衡,本質上,這是事實世界、意義世界與邏輯可能世界三極對立中所具張力的反映與觀念呈現。而且,在這種邏輯體系構建中,主體越自覺,基于三個世界之上的理論越自覺,所形成的理論張力也就越強。新時期哲學的創新與發展,以此為切入點,不失為一種值得重視的解讀模式。事實上,改革開放20余年來,學界關于實踐唯物主義哲學的討論不斷引向深入,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教科書的解讀模式,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也逐漸占據論壇主導,并向教壇和講壇伸展。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時期通過自覺建構合理的邏輯體系以創新發展哲學是可能的、必要的。同時表明,始終關注現實是自覺建構哲學邏輯理論體系的現實起點。
三、語境置換:展示現實價值
關于哲學當代性解讀語境的話語,學界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認為“回到馬克思”,通過深入、完整、準確的返本溯源為創新發展哲學清理地基;另一種觀點則主張“馬克思走向當代”,通過關注當代、實際關切為哲學的創新發展輸血。
在我們看來,前者有重歷史輕現實之嫌,突出了哲學深厚的歷史感,后者有重現實輕歷史之虞,突出了哲學強烈的現實感;前者強調以價值牽導現實,后者強調以現實規范價值。結果或者給人以空想主義的揣度,或者予以人以實用主義的直覺,不利于實現哲學的創新與發展。
[關鍵詞]哲學;創新;實現;原則
完善自我、發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學的辯證本性和實踐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會實踐,傾聽實踐的呼聲,汲取實踐的智慧,接受實踐的檢驗,周而復始,才能不斷開拓創新。哲學研究的根據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唯物辯證法作為現實的哲學,要求對民族、國家和人類前途命運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從純粹概念出發去構建林林總總的哲學體系,不是哲學的出路。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于現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方法論依然蓬勃地活在現代社會里,是現代社會客觀存在的一支強勁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我們要加強經典文本的研究。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代社會發展現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在被誤讀的思想。展開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堅持歷史性原則。杜絕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對于我們而言,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就要通曉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阿爾都塞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實的科學的視野,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觀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貼到馬克思身上。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問題對話一視域融合”的解讀模式
伽達默爾指出:“我們可以這樣來規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因此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誰具有視域,誰就知道按照近和遠、大和小去正確評價這個視域內的一切東西的意義。因此,詮釋學處境的作用就意味著對于那些我們面對流傳物而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贏得一種正確的問題視域?!壁A得“問題視域”是在更普遍性意義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條件。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釋者必須重視“問題視域”的存在,努力贏得問題視域,融匯自己的問題視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問題視域,實現與馬克思文本的對話,詮釋出文本的鮮活意義,開拓理論有效應用于社會實踐的領域。顯然,“問題對話——視域融合”解讀模式比起極具針對性、指向性的帶著某一或某些具體問題的文本解讀擁有較為寬廣的視界、較為宏大的問題容量和因此產生的較高的回答社會實踐提問的效率,這對于我們成功應對當前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問題與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將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
有人認為傳統的文本和在當代已失去了理論價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割裂了與當代實踐有機統一的關系。背棄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放棄了的指導,使社會主義事業終歸瓦解。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以作為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們繼承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建構了中國化的的新形態,我們的事業才獲得成功。
哲學是一種科學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其基本精神是回歸現實生活,哲學的創新更要以回歸現實生活為依據。不斷地制造“新”名詞、“新”概念不是哲學的創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現實、深刻反思中國問題才是哲學創新的根本出路。我們應當從正在研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出發,對經典文本進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闡釋和新的運用。離開了現實問題的關注,對經典文本進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釋,并把自己的詮釋說成“真正的”、“正宗的”,這不是真正的所倡導的作風。
文本研究的對象是文本的理論,但研究的指向卻是現實的實踐。文本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哪些問題需要密切關注、迫切說明是由時代的主題、社會實踐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決定的。我們主張在研究當代現實特別是當代中國實踐的新問題中,通過對嶄新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現當代科學成就的提煉,實現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哲學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凝煉出富于建設性、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現實研究的互動中成功地發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論,由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解讀者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不一樣。哲學理論的深刻內涵往往會通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與調整而得到進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調整和切換,主要依據是對現實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哲學的創新,不僅要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應該胸懷世界,充分考慮到當代世界的變化、當代科學技術的新發展以及國外哲學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問題,促進哲學與其他哲學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吸納人類新的優秀文化成果,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三、尋求文本研究與現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
學界有兩種代表性的關于加強哲學研究的主張:其一,主張加強對經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其二,主張面向當代社會實踐,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凸現哲學的當代性。這兩種主張都是形而上學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分別看成純文本的學理探討和無根的現實關切,背離了兩方面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導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誘發新的本本主義,喪失哲學應有的現實精神。只有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學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國的現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實際,才能對現存的眾多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對哲學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論成果來,從而實現哲學的創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之間合理的互動,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點,把“回到馬克思”與“回到現實中來”結合起來,是推進哲學研究創新的正確途徑。
四、哲學創新需要注意的原則
(一)堅持哲學的開放性
哲學的開放性是針對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哲學的各形態之間、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系說的。堅持哲學的開放性就必須走出哲學,又返回哲學,進而發展哲學。的發展不僅應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為基礎,而且應當在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對立與互動中發展。之所以能與自由主義實現對立與互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識形態,除了它具有的維護特定的階級與利益集團的辯護功能(價值—信仰層面)以外,它還具有知識的功能(認知一解釋層面)與實施(目標一策略層面)的功能,從而同時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強化哲學的現實品質
哲學研究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哲學與現實的本真關系。哲學研究不能脫離現實,不應逃避政治。哲學研究不要成為那種徘徊于概念和范疇問的純邏輯推演式的學問,也不能淪為那種對現實生活世界漠不關心的、踏上純粹思想自我構造道路的文字游戲。必須突破那種對學術的純形式主義理解,特別是要掃除將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現實對立的陋識,注重從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全球化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中獲取真正的資源,才能實現哲學創新。脫離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思想的閃電”偏離“人民園地”,哲學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學不是游離于現實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維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時代,哲學研究則是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學對于現實是一種要投入更要超越的關系,假如我們能夠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這樣那樣的新問題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對實踐予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我們的哲學就一定能走出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