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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制度設計就是根據一定的理論、原則并結合實際，運用文字、圖表等形式對全部會計事務、會計處理手續、會計機構以及會計人員的職責進行系統規劃的工作，它是會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會計學的基本理論、原則和科學的程序，對各項會計制度的具體規劃，就是會計制度設計的具體內容。
會計制度設計是進行會計工作的前提。制度設計的優劣直接影響著今后的會計實務工作。過去由于實行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我國不少會計人員經常把會計制度設計工作看成是財政部門或上級主管部門的事，認為在基層單位里，無需進行會計制度設計工作；在會計教學中，則往往滿足對財政部門所頒布的會計制度進行解釋，而對于建立這些制度的依據和會計制度設計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則很少作理論上的探討，以致教材成了“制度加說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健全，迫切需要加強基層單位會計制度自行設計工作。
一、會計制度設計的性質
會計制度設計是會計范疇里一項實務性、方法性較強的工作，但設計過程必須考慮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生產關系對會計制度的要求，設計的結果即會計制度本身則屬于上層建筑，因而這一工作又必然體現生產資料占有者的意志和要求?？梢?，會計制度設計作為一種管理活動，和一切經濟管理工作一樣，具有雙重性。
1.會計制度設計和生產力。生產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生產力是生產得以進行的決定性因素。一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會計制度設計的產生和發展，歸根到底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所決定的。生產力的運動過程，是會計制度設計的物質內容；生產力運動的規律，決定著會計制度設計工作的主要方面。
生產力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界的關系。會計制度設計涉及生產力方面的內容，如簿記技術，無論是和自然生產力還是社會生產力的關系，它不受社會制度的影響，都具有自然屬性。因而會計制度設計具有歷史發展的繼承性和不同社會制度下可以借鑒的技術性。
2.會計制度設計和生產關系。一切社會的生產，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因此，任何社會的會計制度設計工作，都必定同生產關系相聯系，從而使會計制度設計具有社會屬性。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會計制度設計必須要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的要求，以維護國有財產的安全和完整性，并通過設計工作，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協調好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爭取最大的經濟效益。
3.會計制度設計和上層建筑。在會計制度設計工作中，從上層建筑方面來理解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會計制度的設計工作，必須結合企業的實際情況建立健全各項會計規章制度，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法令、制度、計劃和《會計準則》，以便維護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二是會計制度設計的結果是會計制度，本身則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因此，會計制度設計從上層建筑方面來分析，必然具有社會的屬性。
二、會計制度設計的對象和任務
1.會計制度設計的對象。會計制度設計是為進行會計工作制訂出準則和規范。為此，就必須針對現實的或將發生的會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的原則或辦法，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作為日常會計工作的依據。所以，會計制度設計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其具體對象是會計工作過程。會計工作過程就是特定主體通過設置會計機構、配備會計人員、運用會計方法對資金運動進行核算和監督。正因為如此，會計制度設計可以理解為特定會計主體以國家統一會計規范，依據為研究會計事務處理辦法、會計核算體系和會計監督工作程序的一項行為設計活動。
設計會計制度時，要根據特定主體的性質、業務的范圍、分支機構和人員的多少，以及管理的需要等多種因素，研究適用的項目，使設計的會計制度能成為最簡明有效的管理辦法。一般來說，會計制度設計的內容應包括特定主體基本管理原則、業務處理和組織、財務會計制度設計（財務報表和財務評價指標設計、會計科目設計、會計憑證設計、會計帳簿設計、帳務處理程序設計和財務會計事務程序設計）、成本管理會計制度設計（采購成本會計制度設計、制造和作業成本會計制度設計、銷售成本會計制度設計、標準和目標成本會計制度設計、物流成本管理會計制度設計、責任會計制度設計和質量會計制度設計）和會計工作設計（會計機構和會計人員的設置、會計制度的實施）等。
2.會計制度設計的任務。會計的主要職能是對社會再生產過程的資金運動進行核算與監督，這也就是會計工作的任務。為了完成這些任務，特定主體就需要建立起一定的會計機構，明確會計人員的職責，并在此基礎上，再設計一套科學的會計指標體系，建立一套嚴密的會計信息系統和有效的會計控制系統，作為日常進行會計工作的依據。建立這些制度，以保證會計工作任務的完成，這就是會計制度設計的任務。
（1）明確會計機構的設置和會計人員的職責。會計工作要求對特定主體經濟活動進行核算和監督。為保證獨立地行使會計基本職能，不受其他業務部門的干擾，會計機構應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在此前提下，根據特定主體的經濟經營規模、內部管理體制及業務量的多少等，確定會計機構的設置、人員的配置及其內部的分工。
（2）設計一套科學的會計指標體系。會計指標是會計制度設計的“牛鼻子”，是確定會計報告的種類和項目、設置會計科目、設置帳戶、進行會計分析的依據。設計的會計指標應當包括三方面：一是為國家宏觀調控提供服務的綜合性指標，以便國家根據國民經濟細胞的匯總綜合信息，決定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二是為特定主體的所有者、貸款者、供應者、潛在的投資者和信貸者、職工、財務分析和咨詢人員、經紀人、證券承攬人、律師、證券交易所、經濟師、財經報刊、同業協會及社會民眾提供服務的指標，以向其外部利害關系人提供有關投資和信貸決策、估量現金流量前景，以及關于特定主體資財、資財上的權利和它們變動情況的信息。三是為特定主體管理當局決策提供服務的指標，以幫助特定主體加強內部管理，提高效益，實現其目標。
（3）建立一套嚴密的會計信息系統。會計信息系統，由會計指標、會計科目、原始記錄、會計憑證、會計帳簿、會計報告等形式和信息的收集、整理、分類、存儲、傳輸等一系列程序所組成。信息組織形式必須嚴密，信息處理程序必須合理，形成一個完整的信息系統，保證及時、正確地提供會計信息。
（4）確定一套有效的會計控制系統。會計機構、會計人員對本單位實行會計監督，是《會計法》規定并受到《會計法》保護的。會計制度設計的任務之一，就是規劃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明確規定所有經辦人員在業務分工處理上和憑證手續上的崗位責任，使會計機構、會計人員既便于履行法律責任，又能使依法行使監督職權受到法律的保障，同時也利于會計行為的自我糾正和自我完善，保護資財的安全完整，保證會計信息的正確性和真實性。
三、會計制度設計的原則
會計制度設計是會計管理的一項基本建設，其質量如何直接影響到會計功能的發揮，因此，在設計會計制度時，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以保證設計的質量。筆者以為，我國會計制度設計的指導思想應該是：在不斷總結我國會計工作的基礎上，充分研究和借鑒國際會計慣例，設計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有利于轉換政府職能，加快市場體系培育，利于深化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會計制度。筆者認為，我國會計制度設計應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必須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會計制度的基本要求。
（1）要求設計的會計制度能滿足國家宏觀調控的要求。市場經濟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決定了生產目的和經濟管理的要求有所不同，會計作為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度所反映的管理內容、所要達到的目的，以及反應用的原則、程序和方法等也有所差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必然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經濟核算的要求，以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保護國有財產的安全和完整。為此，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對國民經濟運行作出準確的判斷和進行宏觀決策，依據市場規律要求合理運用國家宏觀調控，必然賦予會計制度滿足國家宏觀調控需要的特征，即通過會計制度的設計和實施提供宏觀調控所必需的會計信息。
（2）要求設計的會計制度能滿足有關各方面了解特定主體財務狀況、理財過程和工作成果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而市場實際上是一種關系，是各種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資金、物資、勞務、技術等契約和交換關系。建立和處理這些關系的直接前提是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而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主要依據和手段之一就是會計信息。供貨者必須了解購貨方的財務狀況是否良好，財務活動是否有效率，從而確定賒銷風險，并據以作出銷售決策；金融部門在辦理貸款業務時，必須掌握借款人的財務狀況及其資信水平，以作出信貸決策；投資人在進行投資業務時，必須掌握受資人的財務狀況和獲利能力水平，以作出投資決策，等等。顯然，描述特定主體財務狀況、理財過程和工作成果的會計信息，其表達和傳輸已成為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基礎?；谶@種原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所設計的會計制度能滿足有關各方面了解特定主體財務狀況、理財過程和工作成果的需要。
（3）要求設計的會計制度能滿足特定主體內部管理的需要。上面已經提及，市場經濟要求企業行為自主化，還原企業作為一個經濟實體的獨立的主體地位。這里至少包括兩層涵義：一是國家給企業應有的自，各項法規、政策都不能阻礙企業自的發揮，不能束縛企業的手腳。這就是要求會計制度應當給企業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充分調動和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二是各個主體在市場中的地位應是平等的，即企業作為一個主體，其內涵應當確定，機會和義務應當均等。這就是要求會計制度的設計應從企業會計主體出發，本著明確產權關系的基本思想，為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傳遞管理信息等提供起碼的會計環境，以滿足企業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z
2.合規性原則。合規性是會計制度設計的基本要求。它要求會計制度設計必須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把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現到會計制度中去。合規性原則在會計制度設計工作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所設計的會計制度，必須符合《會計法》、《會計基礎工作規范》和《會計準則》等會計法規的要求?！吨腥A人民共和國會計法》是我國會計工作的根本大法，是居于最高層次的會計規范，是我們辦理會計事務依據的基本法。《會計法》對會計核算、會計監督、會計機構和會計人員、法律責任等作了規定?！稌嫽A工作規范》是國家財政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的有關規定，為規范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個體工商戶和其他組織的會計基礎工作而制定的會計法規?！兑幏丁饭擦乱话倭阋粭l，對會計機構和會計人員、會計核算、會計監督、內部會計管理制度等會計基礎工作作出了明確規定。會計準則是特定主體制定會計核算制度和組織會計核算工作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基本規范，是會計工作自由度和統一度相平衡的標準。就我國而言，會計準則包括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兩個層次?；緶蕜t是會計核算工作的基本規范，它主要規定了會計核算工作的基本原則和一般要求，包括會計核算的基本前提、一般原則、會計要素和會計報告準則；具體準則是對會計核算工作的具體規范，它以基本準則為依據，對具體會計信息業務和報告事項作出具體規定。
二是所設計的會計制度，必須與國家有關法規相協調。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對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組織的管理和調控，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一改以往的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將主要通過法律的、經濟的手段來進行間接管理。其中包括通過統一匯總的會計資料，作為管理經濟的基礎和依據。這就要求進行會計制度設計時，必須使特定主體所采用的會計政策、會計方法符合經濟、財務、稅收等國家法規。如進行有關財務指標和財務報表設計時，必須遵守財務通則和行業財務制度的規定；進行有關貨幣資金的收支、保管、結算和核算規定設計時，必須遵守國家有關現金管理和結算制度方面的金融法規。又如為加強對罰款的會計監督，在進行會計制度設計時，可根據國家《經濟合同法》和《行政訴訟法》的有關罰款開支范圍規定，應設計出相對應的會計科目對罰款支出進行專項跟蹤。
3.成本效益原則。會計制度設計的目的是規范會計工作，但不能因規范會計工作不講運行質量和工作效率，而應該在滿足會計工作質量的前提下盡量使會計制度設計簡潔明了，可操作性強。會計制度作為加強管理、保護資財安全的辦事規程，在設計時固然不能簡化，失去其加強管理、保護資財安全的作用；但如果會計制度過于繁瑣，在實施時消耗的制度成本大于其運行所能得到的會計制度效應，則說明會計制度設計存在缺陷。因此，會計制度設計必須考慮制度成本與效益的關系，以盡量少的制度成本獲得盡可能多的會計制度效應，達到成本效益的最優組合。會計制度設計的成本效益原則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設計會計制度時要盡可能地節省設計費用；二是在設計指標、憑證、帳簿、報表格式以及各類業務處理規程時，應以盡量少的成本獲得盡可能多的會計制度效應，以實現成本效益的最優組合。
4.體現內部控制的要求。內部控制是特定主體為加強崗位責任，保護資本安全，確保會計記錄正確可靠，及時提供財務信息，避免無意地面臨風險，預防或查明錯誤和不正常現象，保證授權職責履行，在內部組織分工、業務處理、憑證手續和程序等方面所規定的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制約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因此，在會計制度設計中，必須對會計機構、會計工作程序設置必要的內部控制。因為內部控制具有預防和自動補償功能。內部控制的基本方式有職務分離控制、授權批準控制、文件記錄控制、實物保全控制、人員素質控制、業績報告控制、目標計劃控制、內部審計控制等。設計會計制度，就要將上述各種內部控制方式恰當地設置在會計機構、會計工作程序中，以體現內部控制的要求，使會計制度真正成為內部控制的組成部分。
5.管理權限相對集中，保持制度的相對穩定性。會計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應隨著市場經濟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不斷改進。因而會計制度設計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但是，如果變更過于頻繁，管理權限過于分散，將給會計工作帶來不利，甚至會造成會計主體的財務混亂。因此，在設計會計制度時，應將制度權限的管理集中于管理決策的最高層，不宜分散；同時應注意保持會計制度的相對穩定性，除非特殊情況，一般在一個會計年度內不宜作較大的變動。
為保證會計制度的相應穩定性，在設計會計制度時，對各項規定應當留有適當的余地，以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例如會計科目的分類編號，應當留些空號，當業務發展時可以增刪，而不必改變到整個編號系統。
有的學者認為要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比重，以便建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發揮所得稅“自動穩定器”等宏觀調節作用，使稅制改革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這是似是而非的論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改革的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我國在整體上還沒有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基本的國情。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首要特征是生產力落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后列，就平均而言我國還只是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加上由于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和社會水準已日益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但絕大部分地區、絕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較低，貧困人口占很大比重。大多數人口或家庭所獲得的收入還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無能力繳納個人所得稅。更何況我國推行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稅含價中，國家的大多數稅款是居民在購物或消費時無感覺地支付給了國家。這種情況表明，不能以所謂收入向個人傾斜、個人儲蓄存款增加作為理由說明個人所得稅可以成為主體稅種，因為收入向個人傾斜主要是向少數人傾斜，個人儲蓄存款增加也主要是少數人儲蓄存款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所得稅主要應針對具有較高收入的人口群，而不是普遍地對大部分個人或家庭征收。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人所得稅不可能成為對大多數個人或家庭普遍征收的稅種，個人所得稅在執行稅收的財政職能中不可能起主要作用。
還有人主張可通過調整稅制結構，即在總收人不變的情況不，通過減少流轉稅比例的辦法來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比重，從而使個人所得稅成為主體稅種（徐鎮慶等，1998），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觀點。且不說沒有必要，即使有必要也沒有可能。流轉稅是可轉嫁稅，流轉稅的負擔落向何處，取決于多數因素，如所課征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供求價格彈性。流轉稅的減少，并不意味著個人收入就會相應增加，流轉稅減稅直接影響課稅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即使假定流轉稅總體的減稅幅度與個人收入總體增加幅度相同，具體到每一個人時，其獲得的收入增加是不均等的，在這種情況下無法進行稅制轉換的設計。再退一步說，稅制的轉換可以實施，但由于在征管上要從面對相對少數的企業納稅人（特別是納稅大戶）轉變為面對眾多的個人納稅人，要么征稅成本會劇增，要么稅款要大量流失，要保證財政收入不變，就必然要提高稅率。流轉稅稅含價中，負稅人實際支付了稅收卻沒有負擔感覺，而轉變為個人所得稅，稅收直接從收入中扣除，就會產生負擔感覺，稅率越高這種感覺越明顯。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這種改革缺乏可承受的社會心理。個人所得稅比重的提高根本上取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當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時，個人所得稅不可能充當主體稅種。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人所得稅不可能成為主體稅種。但也不可否認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稅收征管的加強，個人所得稅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會有所提高。而且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發展的要求，個人所得稅在收入分配的調節上將起重要作用。
個人所得稅可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手段，加入到對收入分配不公進行適當調節的杠桿體系中，與遺產稅、贈予稅、社會保險稅等其它稅收手段和稅收以外的其它法律的、經濟的手段一起對收入分配特別是生產資料個人占有引起的過高的收入差別進行適當調節，以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健康發展，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但，我國目前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現在工資外收入的差距，而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中，工薪階層繳納的比例為52.7%，個體戶繳納的比例為29%，兩項合計超過80%.加上來源于個人所得稅的收入進入預算一般項目，用于政府開支，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幾乎沒有，需要通過制度改革來加以改變。
個人所得稅屬直接稅，納稅人如果不清楚其用途或清楚被用于與納稅人的整體利益相悖的領域，即使稅收負擔不重，也會有被迫感、痛惜感，直至產生被剝奪感。這與間接稅不同，在間接稅情況下，納稅人與負稅人不一定一致，負稅人沒有間接稅的感受。個人所得稅只有讓納稅人通過某種方式清楚其正當用途并能有效知情、監督時才能長期存在。在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不是主體稅收的情況下，可通過設計稅收收入與專項預算支出（讓人民得到實惠的看得見的項目）掛鉤的辦法來實現上述要求。
二、個人所得稅稅制設計原則
引入一項現代的制度只是一個開端，而要培育起使該現代制度有效運作的社會文化，是一項更為艱難的任務。在還不存在西方模式個人所得稅得以有效運行的社會文化的前提下，完善個人所得稅的方向不是所謂國際接軌，而是著眼于稅法規定與實際執行相一致，在最小征收成本條件下完整實行。要做到這一點，在制度設計時，必須遵循下列原則：
1.國情原則。
這是完善所有稅收制度也是完善個人所得稅的第一原則。稅制改革完善，不能簡單地學習西方做法。即使是公認科學合理的管理辦法，也要根據我國國情進行改造。結合國情的創新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國情這個概念包括生產力水平、經濟政治制度，還包括文化特點和由其決定的人與人關系處理規則、政治家的行為、基層征收人員的行為、納稅人的行為。行為表明人們對稅法規則的態度，是采取遵守的態度、部分遵守的態度還是漠視的態度。態度又取決于負擔水平和違法被處罰預期成本之間的權衡。如果負擔水平不高，人們交納稅收不感到十分心疼，同時又能知曉稅款的用途時，遵守稅法的態度就會占上風。如果負擔很重，偷漏稅的利益很大，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大，人們就愿意選擇違反稅法。因此適應國情的對策是低負擔、寬稅基和受益明確相結合。
2.低負擔原則。
在違法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高的情況下，應當采取低稅率、低負擔、寬稅基、嚴管理、易征收的辦法，盡量減少對偷漏稅的利益誘惑，使偷漏稅意義不大，繳稅也不心疼。在違法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高的情況下，高稅率必然誘惑偷稅；越自動的機制（如憑發票就得到稅額抵扣或退稅）必然導致越嚴重的騙稅、欺詐；越細致的差別政策、越嚴格的審批制度必然產生越多的尋租行為和越嚴重的腐敗，從而使政策越偏離初衷。相當多的人認為，稅率低了，就達不到調節的目的。這種說法看起來有道理，但具體結合我國的情況，就不一定正確。調節作用不能只停留在制度設計上，最關鍵的是要能執行，稅率定得高，且不說影響效率，首先是偷漏稅的誘惑大，在我國偷漏稅被處罰的預期成本很低的情況下，結果不僅不能按高稅率征稅，就連基本的稅收也收不到，何談調節作用。這里有征管上的問題，但也有制度設計上的問題。
3.有效運行原則。
稅法規定要明確具體，規則要詳細，避免含糊不清。我們自己創造的在基層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要充分吸收，使之具有法律依據，這也是中國式個人所得稅的應有之意。
我國經濟發展地區差別已十分嚴重，全國一刀切的辦法不可能有效運行，個人所得稅應當在基本原則（如范圍、稅基、居民身份、負擔水平）上實行全國統一，扣除標準實行相對數和絕對數相結合，并且可選擇。征收方式上應當實行規范征收與簡易征收相結合，管理辦法可因地制宜、內外應當區別對待（有協定的貫徹國民待遇原則）。管理上著眼于個人收入信息的適時跟蹤、科學整理、妥善保存、及時更新。引入財產和收入評估制度。個人所得稅管理要與企業稅收、社會保險稅、銀行業務聯動。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制度應當合并設計，以避免重復規定。
三、個人所得稅的模式選擇
1.納稅人規則。
我國要堅持居民稅收管轄權和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并行應用原則。在我國擁有永久住所，或沒有永久住所但在我國連續五年每年逗留183天以上者從第六年開始，確定為永久居民，就其來源于境內外一切應稅所得（不論是否匯入我國）承擔無限納稅責任。在中國境內沒有永久住所，但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連續或累計逗留183天以上者為中國居民，也必須就其從中國境內外所得承擔納稅責任，但境外所得以匯入原則征稅，即匯到中國的部分才要納稅，沒有匯入的部分不納稅。在中國境內沒有永久住所且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逗留不到183天者為非居民，只就其來源于中國境內所得承擔納稅責任。
2.征稅范圍和稅基。
個人所得稅應是個人非營利所得稅。非營利事業所得，包括獨立個人勞務所得（包括合伙企業的合伙人收入）、非獨立個人勞務所得（主要工資薪金）、被動投資所得（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不動產所得、財產轉讓所得（資本利得）、其他所得。征稅所得范圍應限定在工資薪金所得、各種勞務所得、投資所得（包括利息、股息、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財產租賃和轉讓所得等非營利性質的所得，也就是將合伙企業、個體工商業戶的所得稅并入企業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中，這可使個人所得稅法律簡明，避免用大量的篇幅規定有關成本費用（包括存貨計價、折舊計算、財務費用和管理費用攤銷等）的規則，避免與企業所得稅的內容重復，也避免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對同一筆所得的重復征稅。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也可以將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合并立法。
為了保證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易于征管，目前列入征稅所得范圍的應主要是規則性、周期性、以貨幣表現（包括有價證券）的所得，某些原可以用貨幣表現的實物收入要折算為貨幣所得。對推算所得、偶然所得一般不列入征稅所得范圍。對可以轉化為現金的福利性收入要列入征稅所得范圍。對多數與職務或所在單位有關的“待遇”性實際所得，應著眼于深化市場取向改革，逐步將“暗補”即隱性收入轉化為“明補”即顯性、賬面收入，如取消福利性分房、專車制度改為車費補貼制度等，改革以后，這些所得也屬于規則性所得應列入征稅所得范圍。應摒棄只能將合法性所得納入征稅所得范圍和征了稅的收入即為合法收入的舊觀念，在確定征稅所得范圍上應遵循所得稅法獨立原則，不管所得是否合法（在進入法律訴訟程序并做出判決前，有時很難確知一項所得來源合法與否），凡能增加一個人負擔能力的所得都可以是應稅所得，只要其符合稅法規定。隨著股份公司的發展，為避免對公司分配利潤的雙重征稅，對個人獲得的股息應采取“歸集抵免制”，準予抵免在公司階段已納稅收。
盡量縮小免稅范圍。建議免稅范圍：由財政預算開支的政府獎金和特殊津貼、撫恤費、救濟金，外交代表收入。不包括保險賠款、軍人轉業或復員費、安家費、退職費、國債和國家發行的金融債券利息等。退休金可減半征收或免稅。
3.負擔政策選擇和扣除及稅率制度設計。
負擔政策首先體現在稅率，稅率的確定不僅涉及稅負高低這一稅收制度設計的核心問題，而且對稅制運行情況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如果稅率定得過高，會使納稅人感到犧牲過大而且很不公平，往往會促使他們選擇收入隱性化（如不要求過高工資而要求較高的實際福利）或者在契約中要求稅后凈收入。在當前的社會中，能獲得高的賬面貨幣收入的人一般具有一技之長，在市場交易中處于“賣方市場”的地位，將個人所得稅轉嫁于雇主往往成功。這種情況的出現，意味著高稅率特別是高的邊際稅率對高收入進行調節的政策目標難以達到。傳統觀點認為，個人所得稅要承擔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責，就必然要求實行高稅率、多檔次的累進稅率制。實踐證明這種觀點不一定正確。高稅率、多檔次稅率制往往難以行之到位，難以行之到位的稅制就無法實現其既定調節目標。
個人所得稅的負擔政策和稅率制度確定還涉及申報單位、費用和生計扣除、稅率級距等問題?，F行個人所得稅實行個人申報制，即以有應稅收入的個人為單位進行費用和生計扣除并按稅率表計征稅收，不考慮家庭贍養人口的數量和經濟狀況。這種辦法不能顧及家庭的稅收負擔能力的不同，有違公平原則。由于家庭仍是社會的經濟基本單位，家庭總收入對比個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納稅能力。因此，有必要將以個人為申報單位征收改為以家庭為單位申報征收，在稅率檔次較少的情況下易于解決家庭申報制存在的通過分家降低適用稅率的問題。個人所得稅是對純收入征收的稅種，費用和生計扣除是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為了征管簡便，以及不將營利事業所得納入個人所得稅的情況，我國個人所得稅可堅持不分生計和費用而采取綜合定額扣除的辦法。由于我國的個人所得稅主要職責是調節收入分配，主要針對高收入家庭特別是最高收入家庭，因此，綜合扣除定額根據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實際收入額確定并實行指數化調整，使扣除額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1999年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人均全部收入為6942元（國家統計局，2001）。據此可確定當年個人的費用和生計扣除額為7000元（以后每年按當年綜合物價指數調整公布），這是對所有家庭成員每人的扣除額，如四口之家年扣除總額為28000元（取整數為30000元），根據我國的人口政策，可考慮扣除額隨撫養孩子人數的增加而遞減。為了照顧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可規定各地的稅率可在此基礎上上下浮動20%.如果納稅人不愿意申報，可準予實行簡易的征稅辦法，在實行簡易的征稅辦法的情況下，可實行定率扣除的辦法。
4.征收方式和可選擇的最低限度稅制度。
個人所得稅按其征收方式可分為分類所得稅、綜合所得稅和分類綜合所得稅（有的著作中又稱為二元稅制或混合稅制）三種類型，其中分類綜合所得稅又可分為交叉型和并立型兩種。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嚴格意義上屬于分類所得稅類型。我國今后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式，也應當是中國式的，以源泉扣繳為主，模式既非分類也非綜合，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混合制。大多數納稅人適用不分類課征，源泉扣繳。實際上就是目前實際中運行的征收方式的改進和法定化?？紤]到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應當允許多元征收方式的存在，規范征收方式和簡易征收方式并存。要對基層實際征收方式進行認真研究，按去粗存精的原則，將其合理有效的內核吸收到稅法規定中來，不能一概地貶斥它們為非規范做法并加以取締。不過稅法要明確各種方法的適用條件。例如，較發達地方個人所得稅征收可與社會保險支付聯動。第一種辦法，對已由企業代扣代繳的員工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的工資才能在成本列支，取消標準工資扣除辦法。第二種辦法，社會保險利益的享受不僅與社會保險稅掛鉤，而且與個人所得稅交納情況掛鉤，單位源泉扣繳時也要向納稅人開出稅單，并按個人社會保險賬戶號碼，在其賬戶中記錄個人所得稅交納情況。原則上個人所得稅交納越多其享受的保險利益也越多。其它不發達地區可實行定率或定額扣除辦法或其它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更有效的辦法。
為了解決對工薪收入者以外的高收入者（如明星、商人、政府官員、知名教授）等征管困難問題，筆者建議推行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最低限度稅制度或管理辦法。就是按一定的標準，如私營企業家按其全年營業額或支付的職工工資額或流動資本數量，并根據行業盈利情況，分地區確定最低限度稅稅基；演員、運動員等按抽樣調查的年收入劃分等級，確定不同最低限度稅稅基，他們選擇納稅后，向社會公布，一等的演員，如果選擇二等以下的納稅等級，就會自我貶值，這會形成約束；政府官員可按級別，綜合考慮工資收入和為官的福利收入，確定最低限度稅稅基；知名教授和其它社會名流同樣通過抽樣調查其全部收入，確定若干稅基等級。等級確定后由其自行選擇，按5%的最低稅率征收。如果納稅人覺得按此辦法納稅多于按申報的規范辦法，可選擇申報辦法，多繳的稅收可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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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存款保險；保險制度；銀行授信業務
Abstract:Theconvergenceofloans,financialinstitutions,isthemarketingofcreditandloansintotheshowthesametrends.Atpresent,the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intheloaninputmarketingcompetinginthenationalindustrialpolicytosupportthedevelopmentoftheindustry,policybanks,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aswellasjoint-stockbanksareactiveinthefollow-uptomajorclients,andengageinthesamecompetition,thereisnodifferenceintheachievementofdevelopment,Bankloansconvergenceismoreprominent,shouldattachgreatimportancetoandtakecorrespondingmeasurestoguardagainstpossiblerisks.
Keywords:depositinsurance;insurancesystem;bankcreditbusiness
一、貸款趨同現象成為銀行授信業務的一個顯著特點
從的情況看，金融機構授信大客戶主要集中在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及交通銀行。貸款趨同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大客戶主要集中在4家國有商業銀行。截至2004年9月末，上述6家銀行授信大客戶共有181戶，評估授信額度1115.87億元，實際貸款865.44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額的52.47％，其中：4家國有商業銀行支持的大客戶166家，占大客戶總數的91.71％；授信額度1109.27億元，占大客戶總授信額度的99.41％；貸款余額613.3億元，占大客戶貸款總余額的70.87％。二是貸款在客戶、行業和地區間的集中度較高。9月末，6家行前10位客戶貸款余額394.46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23.92％，占大客戶貸款總余額的45.58％。國家開發銀行大客戶貸款占該行貸款余額之比達97.39％。從行業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電力、交通、煤炭、通訊等行業，9月末貸款余額為582.01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35.29％，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67.25％。從地區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3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9月末3個地區大客戶貸款余額578.56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35.08％，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66.85％，其中：呼和浩特市的大客戶最多，達40戶，貸款余額370.46億元，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42.81％。三是大客戶多頭授信現象較為普遍。在181家大客戶中，有44戶在2家以上銀行有授信，有的甚至在5家銀行有授信，多頭授信的現象較為普遍。
二、解決銀行貸款趨同問題的對策
（一）轉變觀念，改革經營方式，走差異化發展的路子。商業銀行要適應改革和發展的要求，借鑒國際通行的規則和做法，把落實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與加強結構調整和提高業務創新能力結合起來，改變多年來重同質競爭、輕差異化發展的經營方式；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改進對客戶的服務，推進銀團貸款和俱樂部貸款，完善項目融資，學會風險定價；大力調整資產結構、產品結構、客戶結構和收入結構，提高規避風險和培育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二）培育和擴大優良信貸載體，改進金融服務，促進銀行信貸總量適度和結構平衡。商業銀行要進一步加強信貸營銷工作，深入調查研究，既要搞好對大客戶的金融服務，更要重視對中小企業等弱質產業和縣域經濟的信貸支持；要加強同企業的溝通，遵循市場法則，根據客戶的需求，研究開發量身定做的服務產品，培植和發展潛在客戶市場，積極主動地為有市場、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業的企業提供正常的信貸支持，提高金融服務經濟、服務消費的水平和質量。
本文梳理歸納的這些前在預設，實際上都是經驗命題(empiricalstatement)，其旨歸不在于揭示制度的發生學意義（唯物史觀認為，制度是經濟關系的產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給之間的矛盾，回應人類對于游戲規則的基本需求與基本價值追求以及如何來設定游戲規則等政治規則范疇的基本問題。這些預設從各個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選擇，或者說通過構筑完善的政治規則，以實現和推進規則政治，乃是人類秩序化的合理選擇，同時也是一種無法規避的命運。
“無賴原則”預設。在探討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設計時，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c)提出了一條著名的原則“無賴原則”。這條原則認為，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時，必須持定“人人應當被假定為無賴”這樣一種假設。人必須被看成是“理性”的謀利動物。而制度設計要達到的目的是：不論他多么利欲熏心，通過完善的制度機制的鉗制功能，使人“規規矩矩”地服務于公益。休謨說：
政治作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爾金等編：《新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28頁。）。
制度設計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要對“無賴”行徑實施有效的鉗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們萌發各種損公利己的“無賴”沖動。休謨認為，這一假設在作為描述性模式時是非真實的，而作為分析性模式時則又是真實的，可以得到事實的正當證明。這一預設表達了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動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為“無賴”，那么必須有強大的制約機制在先，讓人們服從制度規則。這一點，詹姆斯·布坎南是這樣說的：
當人們的政治行為被認為一如他們其他方面行為一樣是追求私利之時，上的挑戰就成為這樣一種挑戰：構造和設計出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剝削方式追求個人利益，并引導個人利益去促進整個社會利益制度和規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9頁。）。
普遍“無賴”的假定，構成了國家方法論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壞情形”亦即每個政治家都可能是無賴這一最壞情形為基本出發點，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檢查就是這樣。為保證飛機運行的安全，所有乘飛機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須通過一道X光機的安全門。美國"911"事件后，世界各國尤為加強了安檢的力度。事實上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已被假定為潛在的可能違禁物品攜帶者乃至，盡管事實上，只有極少數人會這樣做。然而為確保安全，人們必須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術實施的安全檢查。
制度設計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采取消極預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賢”的假設是不能作為制度設計基礎的。人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保證“正義”成為政治家們長期的無條件的行動準則。在休謨看來，人們顯然不能靠改變人性來把人的罪惡動機變成善良的后果，人類社會在設定各種所需求的政治規則時，只能以消極的防御觀為基本依歸。這亦如杰斐遜所說：“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侈談對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p>
休謨這一預設中，還蘊涵著這樣的邏輯結論：即政治規則設計者們也應當被認為是“無賴”，他們可能會操縱所發明制度的有關信息。規則設計的努力應當采取一種設計與選擇分開的辦法：即規則的采用應當由那些不參與設計制度的人們來擇定，以防止制度出現利益傾向性。這亦如哈林頓(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謂“分餅”原則。哈林頓認為，“卓越的哲學家爭論不休而無法解決的問題，以至整個國家的奧秘”，“就在于均分和選擇”，為確保制度之“餅”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擁有“均分的自然權利”，而另一部分人擁有“選擇的自然權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頓著：《大洋國》，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3頁。）。
非“天使統治”預設。如果說英國學者休謨的“無賴原則”是以一種“是什么”的判斷方式，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的話，那么美國學家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則以一種“不是什么”的方式，從另一角度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他在《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說：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的預防措施（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
麥迪遜這一論斷包含著兩層假設：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國資產階級啟蒙學家潘恩說：“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所產生的”，政府是一個“懲罰者”（注：［美］托馬斯·潘恩著：《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麥迪遜指出：“用種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種“正當救濟辦法”，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第10頁。）。
第二，政府作為社會的人，其統治本質在任何意義上都絕不是一種“天使統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惡——在麥迪遜看來，純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為，人類做不到——正因為如此，需要對政府這個管理被統治者的統治者本身，實施外在的和內在的控制，尋求“輔的預防措施”——而這實際上一直是主義的持久話題。這種“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國家權力體系內部有分權制衡機制；外有社會力量對“利維坦”的制約。這一目標乃是政治設計的“最大的困難”，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與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須有外在的制約，政府更必須有外在的控制。這就是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
“局限存在物”預設。詹姆斯·麥迪遜關于政府非“天使統治”的論斷，由人的特質出發考察和判定公共權威的特點，那么回眸人類這個社會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點是什么？這是政治學一切理論的原發點，也是各類政治設計的邏輯前提。
關于人類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法學家和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被伏爾泰譽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作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預設：
人，作為一個“物理的存在物”來說，是和一切物體一樣，受不變的規律的支配。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來說，……他是一個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靈”一樣，不能免于無知與錯誤；他甚至于連自己微薄的知識也失掉了。作為有感覺的動物，他受到千百種的支配?！@樣一個存在物，就能夠隨時忘掉他自己；哲學家們通過道德的規律勸告了他。他生來就是要過社會生活的；但是他在社會里卻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注：［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頁。）。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屬性歸為人的本質（注：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個超越一切關于人的舊理論的嶄新論斷：“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頁）。正是出現后，才從社會關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質。），孟德斯鳩這一論斷基本上仍是從自然屬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這一論斷對人的特質已注入了社會性的內容，強調了人的“社會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規范，才能介入社會生活。
這一理論預設價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類具有的局限性這一重大事實：人類作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觀規律的制約；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人類是一個感性的存在，受到種種不定因素的影響，“無知與錯誤”是必然的。其次導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邏輯結論——人類的這一缺陷，只有通過社會生活外在的東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補償和救濟（這兩種事物，按制度學派的定義，乃是“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人類制度的雙重性構成。）。特別醒目的是，人類只有“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這一歷史性結論，必然使法律制度處于崇高的無可或缺的地位。人類設計和創制各種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規則，便是理所當然的邏輯行為了。
權力無“休止界限”預設。孟德斯鳩還作過另一個經典性的、對人類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義和認識價值的理論預設，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他對權力的特質所作的一個著名的言簡意賅的判斷：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就是權力或權力者的特質。由此，孟氏給出具有公理性的結論便是：
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個命題業已成為檢閱人類社會權力現象的基本判準?！盀E用權力”的基本“規則”是：權力載體——“即是以統治者的名義行事的人，當選的立法人員、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規定公民自由的供選擇的條件中進行選擇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在運用權力時，一定會把權力運用到他可以運用的一切“空間效力”和“時間效力”的最大范圍，實現權力效能的最大邊際化。
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公共權力和私人權利這兩個領域，公共權力的原始命題是為了保障私人權利。進入階級社會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權力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邏輯起點），“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歷史起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為了“把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導致了政治權力的產生。由此，政治權力一經產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質和名義。孟氏這一理論預設蘊示：從權力的本性上說，它“總有著一種越出它自己的范圍而發展的本能傾向……和一種特殊誘惑。權力總是傾向于增加權力……它喜歡自己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手段”（注：［法］J.馬里旦著：《人與國家》，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頁。）。亦如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動家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傾向，去擴展政府行動的范圍與規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觀察到的“公共性邊界”（注：參閱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第373頁。）。
權力的這一內在特性，決定了外在制約的極端必要性。關于這一點，法國政治思想家夏爾·阿列克西·托克維爾指出：必然有一個高于其他一切權力的社會權力；但我又相信，當這個權力的面前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它前進和使它延遲前進時，自由就要遭到破壞?！瓱o限權威是個壞而危險的東西。（注：［法］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89頁。）
孟德斯鳩這一理論預設歸納包蘊了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歷史經驗：一是濫用權力是權力界的普遍邏輯，羅素將之表述為“權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鄒永賢等著：《現代西方國家學說》，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頁。）。權力運作者總有著一種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實現“權力意志”的內在沖動。二是對于“權力濫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質”的做法，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權力是一種物質力量，對于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不能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力量。人類發展到今天，制權一般有這樣幾種方法：一是“以法制權”、二是“以民制權”、三是“以德制權”、四是“以權制權”?！耙詸嘀茩唷辈攀亲畋举|、最見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設計中，對于權力邊界的設置，只能以另一個權力的存在為邏輯前提。
“必要的惡”預設。英國籍奧地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證偽主義”的科學哲學、“漸進的社會工程”的政治哲學、“三個世界”的本體論哲學形成了批判理性主義哲學體系。國家學說是其政治哲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證偽主義”科學哲學觀點和批判理性主義哲學立場出發，波普反對本質主義的國家理論，注重探求“我們對國家的要求是什么？我們應當把什么作為國家活動的正當目的”（注：《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倫敦羅特列杰與基根·保羅公司1952年版，第109頁。）諸如此類國家與社會的功能性問題。對“利維坦”這種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這樣一個理論預設：“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注：［英］卡爾·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他說：
國家盡管是必要的，但卻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如我斗膽形容的）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第499頁。美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達了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因為，當我們受苦的時候，當我們從一個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無政府的國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時，我們由于想到自己親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保ā杜硕鬟x集》第3、241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盡管“利維坦”對于保護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許多思想家們看來，卻是一種危險的“罪惡”，“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羅素著《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92頁。）國家如果取代目的，成為目的本身，無限制地擴展，自由這一“目的”就必然喪失。關于這一點，歷史上思想大家們幾乎持定一致的論斷。）
如果說，孟德斯鳩關于權力“休止界限”的預設，是從權力個體著眼揭示權力的特質的話，那么，波普的這一理論預設，則是從權力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著眼揭示權力特質的。其基本判斷：一是國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罪惡”，前者側重價值判斷；后者側重事實判斷。
“在現代世界里，由于國家權力過大所造成的罪惡很大，但卻很少被人認識到?！保ㄗⅲ毫_素著：《社會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頁。）波普認為，國家權力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無論誰執掌權力，即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統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國法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認為，即使是由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容易成為非正義的。他認為“政治制度中非正義的影響比市場的不完善更為痛苦和持久。政治權力迅速地積累，并且成為不平等的利用國家和法律的強制力量”（羅爾斯著《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頁。）。因此，只要權力這種“罪惡”存在，無限擴張趨勢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過現代國家權力擴張的必然趨勢：“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復雜化，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范圍。”（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頁。）
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Stuart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對國家權力的非制度化增長作過這樣的假設：它不惜犧牲一切而求得機器的完善，由于它為求機器較易使用而寧愿撤去了機器的基本動力，結果將使它一無所用。（注：［英］約翰·密爾著：《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5頁。）于是，德國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歸納的這樣“兩件事”，也就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理所當然的抉擇了：
對于任何新的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們必須注意兩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視都將會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進行統治和提供服務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屬于真正的政府機構設置的一切東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動的擴及和限制的范圍。（注：［德］威廉·馮·洪堡著：《論國家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黑體為引者加。）
沒有國家的干預，自由就會死亡；國家過多干預，自由同樣也會死亡。這是“自由的悖論”（注：參閱波普著《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第11卷，第124、125頁。）。波普主張，重要的是要設計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對“利維坦”進行控制。為了防止“利維坦”對社會生活的威脅，波普提出了類似中世紀“奧卡姆剃刀”的“自由主義剃刀”。（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
英國政治理論家和現代分析哲學主要創始人伯特蘭·羅素認為，社會組織和權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種獨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駕馭的力量。一方面，組織和權威不可沒有，另一方面，又要對它加以限制。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應該成為一切政治科學的中心議題。而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比率”，則應當成為國家理論尤其是現代國家理論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羅素呼吁：（像國家）這種巨大組織是現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廢除它們是不可能的……的確，它們使維護個性更加困難了，我們需要尋找一種使它們盡可能地與個人創造性結合起來的方式。（注：羅素著：《政治理想》，紐約世紀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頁。）
“有限理性”預設。政治和行政管理歸根結底是決策行為，決策具有對理性追求的傾向。按對理性作用的不同認識，決策理論分為三類：其一是絕對理性選擇論，基本要點是認為決策者擁有完全的知識、明確的價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取得期望的價值選擇。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質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決策，這種理論把焦點放在決策中的價值沖突上，認為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甚至是隨意擇取的，人們的決策并不以理性為旨歸。其三便是美國行政學家、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為代表的有限理性決策論。認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決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種“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一書中認為，傳統的“完全理性”的假設不符合人類行為的現實。他從人的意識、決策環境與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設，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設。關于理性，西蒙認為，“理性就是要用評價行為后果的某個價值體系，去選擇令人滿意的備選行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頁。）?！皬V義而言，理性指一種行為方式，它第一，適合實現指定目標，第二，而且在給定條件下和約束的限度之內?！保ㄗⅲ何髅芍骸冬F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決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決策，因為決策者是在存在著無法控制的未知數和變化著的內外環境中決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處理決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機構只能接受不圓滿的決策，而不可能實現最佳決策。西蒙對這一問題進一步表述說：
如果我們假定決策者的計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我們不必將真實世界與決策者對它們的認識區分開來：他或她對世界的看法與真實世界一樣。第二，我們可以預言，一個理性的決策者根據對現實世界的知識所作出的選擇，不需要有關決策者對感知或計算模式的知識。（當然我們確實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數。）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接受決策者的知識和計算能力是受到嚴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們就必須將現實世界同行動者對它的看法與理解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決策過程的理論（并在理論上檢驗它）。我們的理論不僅要包括理解過程，而且還必須包括形成行動者對決策問題的主觀表述的過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據給定的效用函數來達到有目的的或主觀的最好決策。認知心理學中的理性人則是根據可得知和計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注：轉引自［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1頁。）。
人的“有限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由于參加者很多，同一項交易很少進行，所以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并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
西蒙關于“有限理性”的預設表明，人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有限的，不僅受到物質因素和環境不確定的影響與限制，還受到諸如記憶容量、判斷準確程度、計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是：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與制度創制，來預防和彌補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個“社會中價值的權威分配”（注：［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系統》(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紐約艾爾弗雷德·A·克諾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頁。）的決策領域。從本質上說，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撐。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領域最常見的現象。英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認為：國家政治首先必須克服“唯理智論”，傳統的政治理論大都強調“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驅動下行事，“大多數政治見解并非是受經驗檢驗和推理的結果，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意識推理的結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6頁。）。任何組織都是人的組合，雖然擁有相當大的解決問題的權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與理性是一種稀缺性資源，決策絕非是一種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體系。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們對環境反應所建立的主觀模型差異很大，從而導致人們選擇上的重大差異。人不但處于“有限理性”下行事決策，而且還常常處于“非理性”狀態下行事決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與供給的一個深刻的內在原因。
“諾思悖論”預設。國家的目標是什么，國家的基本職能是什么，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被思想家們審視和論辨的一個重大課題。在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諾斯看來：
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無論是無文字記載的習俗（在封建莊園中），還是用文字寫成的憲法演變，都有兩個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頁。）。
國家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稅收。是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還是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皬臍v史上看，在使統治者（和他的集團）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降低交易費用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體制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這種基本矛盾是使社會不能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根源”（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諾斯認為，由國家來界定和保護產權可以產生規模效益，但是國家并不是中立的，競爭與交易費用的雙重約束往往引導國家選擇無效或低效的產權結構。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是構成有效產權安排和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介入產權安排和產權交易，又是對個人財產權利的限制和侵害，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的衰落。這就是著名的所謂“諾思悖論”。事實上，包括產權在內的各種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決于效率的或經濟的原則，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規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團與統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團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這一“悖論”的實質，反映了國家行為存在的內在沖突：有效率的產權制度的確立與統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按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國家是一種“制度”結構，其職能是生產和出售一種確定的社會“產品”，即公正與安全。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因此諾思認為：
無論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準則對任何國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個好的行為準則對一個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經濟市場和有效的政治市場，也需要這種誠實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為準則（注：《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國家的姿態而采取了一種和實際利益（不論是單個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說采取了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頁。），國家作為一個“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頁。），不可能漠視自身的利益機制。國家的兩個目標，失卻其中任何一個都是不現實的。辦法只能以外在制約機制，促使國家行為的內在沖突減至最微限度，盡可能地確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會準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這種沖突?！爸贫仍谝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保ㄗⅲ褐Z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第7頁。）這是“諾思悖論”所蘊有的政治學啟示。
“政治創租”預設。公共選擇理論把市場經濟下私人選擇活動中適用的理性原則（注：在以個人為基本分析單位時，經濟學假定人在市場中的私人經濟活動是理性的。即經濟活動中的個人在決策之前要經過仔細計算，力求一個于己最有利的結果，以追求其希望實現的目標或有價值的東西。具體到消費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體到生產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應用到政治領域的公共選擇活動中（注：丹尼斯·繆勒：《公共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確立了國家人“經濟人”角色和“尋租”預設。
在政治環境中，國家人同樣扮演著“經濟人”角色。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只要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有一部分實際上受效用最大化動機驅使，只要個人與群體的一致達不到讓所有的個人效用函數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動中的經濟個人主義模型就具有價值，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利己主義行為都是正常的。問題在于，這種利己主義動機有一種與經濟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結合的動勢，由此便產生了“尋租活動”(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選擇學派的“尋租理論”(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與經濟財富進行交換的過程，揭示了腐敗產生的現實經濟根源。
所謂“租金”(rent)，是指某生產要素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中，超過這種要素的機會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圖學派中，租金是指永遠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它誘使這種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所必需的最小的額外收益（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馬歇爾發展了租金的概念，認為租金還應包括被稱為準租金的暫時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下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F代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發現，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競爭，擴大了供求差額，也能形成類似地租的超額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為（干預和管制）阻止了供給增加的結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釋，所謂尋租活動，是指人們在某種制度環境下，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這種努力的結果不是創造社會財富而是導的社會的大量浪費（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質乃是在政府干預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都是“尋租行為”。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一如塞繆爾·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敗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的交換”（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頁。）。在尋租活動的過程中，政府官員一般不只僅僅扮演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動出擊”進行“政治創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尋租活動與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緊密相關。沒有政府過度干預，沒有干預所提供的特殊壟斷地位，租金便無從尋求。既然政府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尋租活動便不可避免。
尋租理論闡明了腐敗的深層本質。只要公共權力的存在和經濟生活不停止運行，尋租活動很難根絕。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純粹租金的因素從而權力因素，更容易在復雜交易而不是簡單交易中出現，從而更容易在群體關系而不是在兩人關系中，以及在政治協定中而不是在市場協定中出現，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科學勞動的正確劃分要求“政治科學”學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經濟學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場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布坎南還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為同經濟學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為沒有任何不同。對于這個簡單觀點的承認，以及由此對這個觀點在現代政治環境中的含義的實證分析，是進入必定推動立憲改革討論的更廣泛的比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為現代官僚理論和規則理論的洞察力，人們才逐漸意識到新的制度約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腐敗作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發展中國家腐化問題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間上是全球性的，在時間上是歷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認為，在古代東方，掌握了政治權力的“社會公仆”正是在從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為“東方暴君或總督”的。（參見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頁）?！八袡嗔Χ家赘?，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頁。關于權力腐敗，法國著名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說過一段這樣的話：腐敗在“任何社會制度中都將如此。的缺點在于，它認為這種現象只存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范疇內，只要消滅了私有制，這種現象就會隨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階層、領導階層、比較富?；蛴械匚坏碾A層、特權集團和尖子人物都企圖讓后代子承父業。要想不讓他們得逞，就必須建立一些制度機制來阻止他們這樣做。但這些機制也難以實施，因為執行者通常正是這些機制所有限制的對象。由于相信階級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對這個問題予以足夠的重視并始終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保ǖ享f爾熱著《政治社會學》第157頁，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韋爾熱關于腐敗普遍存在于當今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判斷，是有警策意義的。但是認為把腐敗現象只劃定在私有制社會的論斷，顯然不符合事實。當然，迪韋爾熱關于以“制度機制”“阻止”腐敗的見解，是有參考價值的。）
“尋租”預設揭示的事實是，尋租活動是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行為的伴生物。恩格斯曾把政治權力對社會經濟的“反作用”概括為三種情況，其別指出：“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保ㄗⅲ簠㈤啞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頁。）這一論述，非常恰當地描述出尋租活動對社會經濟形成的危害。
關鍵詞地方政府債券制度設計基本框架運作
隨著我國金融、財稅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國應借鑒國外成熟債券市場的先進經驗，并結合自身的市場環境，適時引入地方政府債券等金融工具，開發構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推動市政建設的加速發展，為地方經濟騰飛創造良好的硬件基礎。
1美國地方政府債券發展現狀
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和完善，形成了較為規范的運作方式和嚴密的管理體系。地方政府債券和國債、企業債券、金融債券、股票和投資基金一起，共同構筑成完整統一的證券市場。這里以美國為例介紹地方政府債券這一金融品種。
1.1美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規模
在美國，地方政府債券是指州、城市、縣以及各級地方政府，包括某些特別的行政當局（如高等院校當局、水利當局、高速公路當局）及其授權機構和機構為學校、公路、醫院、污水處理等其他公用事業項目籌集資金而發行的債券。
美國的地方政府債券規模在戰后發展很快。40年代初，美國發行的地方政府債券總值為200億美元。到1981年底，已達3600億美元，為40年前的18倍。在地方政府債券中，短期債券主要用于短期周轉性支出,長期債券主要用于為公共資本支出（指教育、高速公路、社區發展、給排水、公交、電力和其它公用設施）提供資金和支持補貼私人活動。州和地方政府每年通過發行長期債券為公共資本支出提供60％左右的資金，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2美國地方政府債券的品種
按還本付息的資金來源區分，美國地方政府債券主要有以下幾種：
（1）總義務債券。大部分地方政府債券都屬于這一類，其還本付息是由州或市鎮地方政府的稅收做保證，資信等級最高，利率比其它地方政府債券低。
（2）特殊稅收債券。其還本付息是由某些方面的特殊稅收，而不是由州或市鎮地方政府的稅收來做保證的，資信等級要低于總義務債券。
（3）歲入債券。地方政府為了興建道路、橋梁、動力設備、醫院和其他一些公用設施而發行的債券。這類債券的還本付息是靠這些項目建成后的收入，其資信等級不如總義務債券高，利率一般比總義務債券的利率約高20％。
（4）工業發展債券。地方政府通過發行這種債券集資建工廠，然后把工廠租給私人企業。其還本付息靠政府向租用者收取的租金，因此，資信等級不如總義務債券。
（5）住宅債券。地方政府發行這種債券是為了籌集資金建造低租住房。其還本付息不僅有地方政府房產部門收取的租金做保證，而且還有聯邦政府房產部門作后盾，所以資信等級較高。
1.3利率
地方政府債券的利率視債券的期限、用途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說來，其利率水平要低于公司債券。但由于這種債券的信譽高，清償有保證，且有免稅優待，所以實際收益并不低。
1.4投資人
地方政府債券的購買者主要是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和普通居民。1996年，在美國大約有2500多億美元的地方政府債券發售給銀行、保險公司和個人投資者，人均購買額超過1000美元。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不僅促進了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也為商業機構和當地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投資機會。
1.5地方政府債券的市場運作
一般是由多家證券公司組成辛迪加聯合包銷商，以全額包銷方式發行。包銷方式分為競爭投標和協商發行兩種，但其基本業務結構是相同的，即包銷商以一定的價格從發行者手中把債券全額買進，再以稍高一些的價格銷售給投資者獲取利潤。
1.6美國地方政府債券二級市場
交易量不大，多數投資者購買債券后，是將其持有到期滿。
2美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發展對我國的啟示
地方政府債券在國外發達的證券市場上已是極為成熟的金融工具，如美國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在法制監管、稅收安排、市場體系、各種金融技術的靈活運用和品種的創新等方面已十分完備和發達。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發展，一方面為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公用事業融通了資金，另一方面，也健全和發展了資本市場，豐富了居民的金融資產，同時，由地方政府債券市場支持的公用事業的超前發展，為整體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市政服務的巨大需求和對高質量的金融產品的需求共同推動了美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發展，這是美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面對同美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發展的相同需求，即對市政基礎設施的巨大的需求和從單純銀行儲蓄向高質量多元化金融資產轉化的需求，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
3中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制度設計
3.1發展我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基本原則
從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籌集資金主要是為了滿足地方政府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公用事業發展的需要，而用于彌補地方財政的赤字則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而且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必須受到一系列的約束，包括中央政府的直接制約、市場的硬約束等，同時，地方政府必須承擔償還債務的責任，由此可確定我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發展的基本原則。
（1）既要符合市場化改革和完善分級財政體系的目標取向，也要維護和保障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和宏觀調控的權威。中央政府在政策、法規制定和政治、經濟管理中必須占據主導地位，地方債的發行要在中央的統一指導下進行。
（2）為保障借入資金的合理使用和按期償還，市政債應以中長期的專項建設公債為主，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工程建設，如道路、城建、環保等，使公債投資能為當地帶來整體和長遠效益，并通過地方稅收或合理收費的增長來保證公債本息的清償。
（3）為防止濫用地方政府債券的行為，地方政府債券融資收入應納入地方預算體系進行管理。要堅持收支平衡的原則，公債資金應由資本預算加以反映和控制，嚴禁用舉債方式為地方政府的經費支出籌資。同時建立財政部對債券資金預決算的管理制度，國家計委和證管部門對其發行和償付行為的監督制度，以及面向社會公眾和投資者的債券信息披露制度。
（4）為避免因市政債的發行引起資金在區域間的不合理流動，對不同地方的公債發行，可實行區別對待政策?？煽紤]規定貧困地區的市政債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發達地區的市政債只能在本區域內發行。
(5)加強有關的法規建設。一方面，對現行《預算法》有關條款加以修訂，明確地方政府的公債發行權；另一方面，適時出臺《財政法》、《地方財政法》、《地方政府債券管理條例》等新法規，對地方公債發行和管理問題加以具體規范，并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等部分法律法規。
3.2我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發展框架
我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基本框架應當考慮以下因素：
3.2.1功能定位
我國資本市場上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直屬機構沒有相應的金融工具可以運用，因此，可把我國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服務對象界定為地方政府、從事公用事業建設的機構籌集地方公用事業建設資金。
3.2.2發行人及債券品種界定
由主要服務地方性公用事業建設項目的功能定位所決定，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人應當界定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中從事公用事業建設的機構（如各省交通廳、公用事業局、電信局）、從事地方市政建設的公司。其中只有有稅收收入的地方政府可以發行一般責任債券，其他主體只能發行收入債券。為控制風險，甚至可以暫時不發展一般責任債券這一品種，而著重收入債券的培育，直接為公用事業項目建設服務。
3.2.3稅收待遇
基于公用事業對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的重要意義，我國地方政府債券的利息也應參照各國通行做法：個人投資者免繳個人利息所得稅，機構投資者在計算應稅收入時允許扣除地方政府債券利息所得。
3.2.4投資者群體
在我國資本市場，地方政府債券應當作為風險極小、收益適中的金融資產而擁有自己的投資群體。應當允許政府、銀行、保險、基金等機構和廣大居民購買，同時允許地方政府債券對上述機構進行定向發行。
3.2.5監管部門
在美國注冊制的管理體系中，地方政府債券的監管主要是二級交易市場的監管。美國證監會（SEC）極少直接干預地方政府債券市場，而通過其下屬的地方政府債券規則制定委員會（MSRB）來實施監管。該委員會由5個證券公司代表、5個銀行代表、5個公眾代表組成，負責起草行業行為規則提交美國證監會審核批準。在我國，審核制將持續較長一段時間。我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的監管主體，應為有多年債券監管經驗的國家計委；而交易監管應由證監會進行。長遠來看：以國家計委為主體，吸收證監會在證券交易監管方面的經驗，聯合組建地方政府債券監管委員會更為合理。
3.2.6二級交易市場
我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創建，應當包括發行市場的創建和交易市場的籌建兩大塊。交易市場應當交易所交易和場外交易兩種并舉，同時利用網絡技術，鼓勵交易商開展網上交易，逐步創建全國統一的地方政府債券交易網絡。
3.3當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券運作探討
現階段我國還沒有頒布有關地方政府債券的法律法規，但可以參考1993年國務院頒發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1998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企業債券發行與轉讓管理辦法》和即將出臺的新的債券管理條例，作為各地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的指導性法規。以下就地方政府債券的市場運作進行探討。
3.3.1發債主體
建議地方政府成立一家專門的發債公司發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債券，作為獨立的企業法人和發債主體，公司擁有一些收益較好的已建成項目的控股權，以此產生的現金流為基礎發行市政收入債券。
3.3.2承銷方式
為保證地方政府債券的市場運作效率，降低發債主體的投資風險，在運作初期建議采用協商發行方式，由一家具有較強承銷實力和融資經驗的證券公司牽頭作為主承銷商，聯合其他證券經營機構組成承銷團，以全額包銷方式發行。待時機成熟時，再采用競爭投標方式，選擇發行成本較低而效率最高的券商，降低直接融資成本。
3.3.3債券期限
目前，各地發行企業債券的期限一般為3～5年，但市政基礎設施投資周期較長，為了保證資金的運營效益和償債能力，同時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和投資者的可接受程度，建議地方政府債券的還本期限為3～15年。
3.3.4債券利率
根據高風險高收益，低風險低收益的市場經濟原則，地方政府債券的信用風險稍高于國債，因此，收益債券的票面利率應該比同期限國債的收益率高1—2個百分點。由于地方政府債券是以市政基礎設施的投資收益和政府信用為償債保證，其收益水平和信譽都比普通的企業債券高，如果其收益率與一般的企業債券持平或稍低，對機構投資者和中小投資者仍具有較強的吸引力。
3.3.5信用評級
按照國外規范化的證券市場運作方式，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必須由獨立性較強和地位較超脫的資信評估中介機構進行信用評級，將發債主體的信譽和債務償還的可靠程度對外公開，供投資者決策時參考。因此，我國地方政府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要獲得權威性資信評估機構較高級別的信用等級評估，才能得到有實力的承銷商的青睞。
3.3.6債券擔保
根據《擔保法》，政府是不能為企業的經濟活動提供擔保的。因此，作為地方政府債券的保證人應為經營業績較好、凈資產不低于發行債券本息總額的獨立企業法人。保證的方式為連帶責任保證，即當發行者在債券到期無力償還債務時，保證債權人能夠獲得債券本息、違約金和實現債權的費用。以此提高債券的安全性。
3.3.7二級市場流通
地方政府債券的投資價值主要取決于流動性、收益率和安全性等。其流動性能的好壞決定內在投資價值，并直接影響到證券公司承銷債券的積極性和投資者的信心。因此，地方政府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的總額及信用評級應達到上海和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的上市標準，爭取掛牌上市交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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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制度設計課程的特點
會計、財務管理專業課程一般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會計核算課，主要包括會計學原理、中級財務會計、高級財務會計和成本會計等課程；二是會計管理課，主要包括管理會計和財務管理兩門課程；三是綜合會計課，僅有會計制度設計這門課程。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完善會計規范體系；優化會計組織結構，規范企業會計行為；完善內部會計控制，強化企業經營管理制度；提高會計工作效率；保證會計工作質量，提高會計信息使用價值。會計制度設計課程不僅要求學生對會計核算知識和會計管理知識能夠全面地運用，而且還要求學生對前面所學的專業課知識進行綜合、深化和升華。
二、當前用人單位對會計、財務管理專業畢業生的要求
在財務管理工作發展相對成熟的美國，從事基礎會計工作的人員占比僅為10%，大部分財務工作者從事的都是為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管理會計等工作。我國目前的會計人才結構嚴重失衡，從事記賬、報賬等煩瑣日常性實務的會計占會計總人數比例的90%，所以當前的情況是記賬、算賬和報賬的會計人員多了，而既能記賬、算賬和報賬，又能從會計角度參與企業管理的會計人員太少了。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會計人員不能只具備基本會計理論和業務技能，還應該具有較強的綜合能力。會計人員不僅要會記賬、算賬和報賬，還要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融入企業，參與經營管理，制定或完善會計內部控制制度，堵塞管理漏洞。企業需要適合他們要求的會計人員，而對高校來說要考慮怎樣才能培養出社會需要的會計人員的問題。應用型本科院校不僅要向學生傳授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更要注重培養和提高學生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我們需要在學生已掌握的基本理論、基本技能基礎上，開設能夠明顯提高畢業生綜合能力的課程，為畢業生就業打好基礎，而會計制度設計課程就是一門這樣的課程。
三、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對該課程不夠重視。會計制度設計課放在大三的第一學期，考查課，課時每周2課時，使學生主觀上感覺這門課程不重要，這也使得授課內容不能得到全面、詳細的講解，因而影響到教學效果。從學生學習的情況來看，他們對該課的印象不深，學得不扎實。（二）教學方法單調。目前《會計制度設計課程課程的教學方法主要還是教師按章節順序講授課本基礎知識為主。教師講、學生聽，這種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強調規則要求怎樣，而忽視創新性教學、忽視案例教學、忽視實踐教學、忽視訓練學生職業判斷和決策控制能力的教學，很難增強教學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很難調動學生主動學習的熱情，也不容易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三）考核方式單一，考核內容缺乏靈活性。大多數應用型本科院校會計制度設計課程課程考核仍然以期末閉卷考試為主，內容大多數為單選、多選和問答題。這種考評方式的主要特點在于：重記憶、輕理解；重理論、輕實踐；重結果，輕過程。這種單一的考核方式早已遠遠不能夠滿足該課程的教學目標。這種單一的考核方式讓學生死記硬背課本知識，抑制了學生的創新思維，學生不用動腦動手搜集資料、深入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利于培養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
四、應用型本科院校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教學改革策略
（一）增加趣味性，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會計制度設計課程課程的理論性很強，主要圍繞著“設計原則”“設計流程”“關鍵控制點”等內容，而面對的學生缺乏會計工作經驗，難以理解這些內容，而且這門課程有的內容在以前其他課程中講過，如果僅僅按照課本順序來講，學生會缺乏興趣，因此該課程要注重趣味性。比如，引入各種鮮活的小案例由學生分析，培養學生的成就感；分析近年來國內外有影響的案件，提高學生對現實經濟生活的關注度，啟發其觀察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二）運用案例教學法。案例，是對實際發生情況的描述，一般涉及某個組織里一個人或者多人面臨的決策、挑戰、機會、問題或爭論等。案例教學法是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蘭德爾在20世紀初首創的，它是一種啟發式、討論式、互動式的教學形式，是按一定的教學目的，以案例為素材，讓學生通過案例背景資料的閱讀、理解、分析及分組討論，使其置身在其中，如臨其境地解決問題，以培養和提高學生實際工作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的方法和過程。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課程，迫切需要案例作為支撐。在教學中應充分使用案例教學法，盡量將內容案例化，將案例理論化。一方面，搜索大量案例，既包括早期的經典案例（如巴林銀行、銀廣夏、中航油），也包括最新的重大案例（如張裕、綠大地、獐子島）；另一方面，對較好的案例進行充分挖掘和利用。傳統教學手段是一支粉筆、一張黑板，單一的講授式教學讓學生感到枯燥無味，很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而采用案例教學，可引入討論法、演示實驗法、實習指導法、研究指導法等多種教學方法。教師可以借助多媒體等先進教學手段，通過聲音、文字、圖像和演示等多種信息要素，形象生動地說明某個會計事項的操作過程及方法，從而大大提高教學效率。（三）建立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案例庫。會計制度設計課程采用案例教學法需要有大量的案例，如果沒有案例就無法實施案例教學。因此，需要建立內容豐富的會計制度設計教學案例庫。獲取案例資源可通過多種渠道：一是教師到企業專職調研，深入企業收集實際工作中的案例；二是建立高校之間的合作，互相交流教學案例；三是建立校企聯合，以企業的實際案例作為教學案例。平時可以通過網絡、期刊、報紙等途徑收集真實案例。在我國滬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2800多家，這些公司中有許多鮮活的案例，如“雙匯瘦肉精事件———采購環節的反思”“萬福生科財務造假”“博元投資成違法退市第一股”等。常用網站包括：和訊網、上海證券交易所、新浪財經、東方財富網、中國證券報、深圳證券交易所等。收集到案例后要進行加工，描述公司背景、事故或事件發生經過及后果、原因分析、經驗教訓等，并標明案例的出處，經過一定時期的積累，可形成一個資源豐富的教學案例庫。（四）采用多樣化的考核方式。建議采用開卷考試的形式，讓學生不再受死記硬背的束縛，不再滿足于“背會了”某些知識，而是促使學生深入學習，引導學生深入探究實際問題，提高會計制度設計能力，從而考察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題型采用案例設計題，給出企業某一方面管理的需求或存在的問題，要求學生有針對性地進行設計，沒有唯一答案，只考查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和個人的理解力、洞察力。平時測驗還可以采用專業小論文和專項報告的形式，來提高學生信息搜集、新設企業會計政策設計等方面的能力，促使學生主動利用網絡資源，更多關注最新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更多利用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五）運用網絡教學平臺對學生進行輔導。運用網絡教學平臺，可以打破時間和空間限制，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和補充，便于學生學習。在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教學中，可以通過學校的校園網絡平臺，或者會計、財務管理專業學生自己的QQ群，來進行網上教學和網上輔導、網上作業、網上測試、網上師生交流等。在運用網絡教學平臺進行輔導時，教師是指導者、學習組織者，也是一名學習者，學生是學習者、教學資料提供者，教師與學生之間是一種相互學習的關系，比課堂教學更加靈活，有利于提高教學效果。
作者:王春福 金淑紅 單位:滄州師范學院 滄州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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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供應鏈管理角度出發，在設計物資管理制度時，物資管理制度應與企業的銷售、生產管理有機銜接，采購的品種、數量、質量及時機應與滿足供應鏈節拍要求，不斷加強整個供應鏈的靈敏性，做到快速響應最終客戶需求，同時又能控制供應過程中的庫存處于合理水平[2]。供應鏈是一條增值鏈，企業應從總供應鏈角度來考慮成本降低的機會。在設計物資管理制度時，以產品生命周期成本最低為目標，將企業成本管理要求分解到供應商管理、物料實際消耗、廢料回收利用以及產品質量功能配置、目標成本、物料標準化等方面。
二、制度設計的原則、目標、內容組成
（一）制度設計原則
1、因地制宜原則
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從事的行業及自身的發展階段、規模大小，決定沒有一種制度設計符合所有企業。每個企業應根據自身管理實際，設計一套適合企業發展的物資管理制度。比如不相容崗位分設，規模大的企業的采購申請、審批、執行可以是三個獨立的部門分別負責，也可以是申請和審批一個部門負責，執行是另一個部門負責；對于規模更小的企業，只需做到三個崗位分別負責即可。
2、成本效益原則
從成本角度看，控制措施越嚴密、控制點越多，需投入的控制成本比如人力成本、管理費用、效率的降低等就越多。從效益原則出發，企業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物資管理需為企業的利潤目標服務，及時供應、降低成本、加快周轉、貢獻收益。兩相權衡，物資管理制度設計，力爭以最合理的成本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益。避免控制點過大，內部手續復雜，不能滿足市場快速變化的需要，同時避免制度漏洞，防止舞弊行為給企業造成損失。
（二）制度設計的目標
對于企業來說，采購是獲取外部資源的途徑，是生產的準備階段。采購的質量、成本、速度直接影響企業后續的生產、銷售以及最終利潤。物資管理制度設計的目標應包括確保采購、入庫、保管、發放等物資管理行為規范，符合內控及其它法律法規等相關要求；確保企業能及時獲取外部資源，避免斷供或積壓；確保物資質量安全符合要求，價格合理，整個采購成本較低；確保物資管理在內、外部各環節運行通暢和高效，加快物資周轉，控制庫存水平；確保物資存貨帳、實相符，保管得當。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企業制度設計的目標排序可能不同，對于同一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制度設計的目標排序也會不同。企業需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做出決策。管理合規、透明，防止舞弊應是制度設計關注的重點。
（三）制度組成
物資管理制度由一組或一系列的制度組成。從制度的層次來說，可分為頂層制度和底層制度。頂層制度是從企業宏觀層面對物資管理組織機構與職責的分配，主要規定每個部門的定位和主要負責的職責以及部門之間的配合協調關系；底層制度則是對專門業務管理的流程性規定或程序性要求。在底層制度下還可設計更具操作性的作業文件或指導書。從控制角度來說，還可將物資管理制度分為業務執行層面的制度和監督考核制度、滿意度評價制度。通過監督考核和滿意度評價，確保物資管理符合企業設定的目標要求。
三、制度設計建議
（一）提升物資管理部門在組織結構中的地位
企業應提升物資管理部門在組織結構中的地位。物資管理部門的匯報對象反應了其在企業組織結構中的地位[3]。采購物資的總價值、行業類型及其它因素決定了高層管理者對物資管理部門的重視程度。采購與企業戰略的關系越來緊密。采購活動要與企業戰略保持一致，將企業目標轉換為量化的采購目標。企業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將企業的戰略目標分解到物資管理部門，通過目標牽引和績效考核，促使物資管理圍繞企業戰略展開、為戰略實施提供資源支持，另一方面采購成本費用的降低為企業創造了利潤來源。
（二）關注低值易耗品和大宗物資的采購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