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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多元系統理論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多元系統理論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著名學者埃文-佐哈爾（Even-Zohar ）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來的。多元系統理論把翻譯和譯作與所產生和被閱讀的文化語境、社會條件、歷史背景等許多因素結合在一起，為翻譯研究開拓了一個相當廣闊的研究領域。20世紀末，埃文-佐哈爾的同事圖里（Gideon Toury）發展了他的理論，提出“描寫性的翻譯研究方法論”。該方法論是將翻譯結果視為既成事實，追尋影響翻譯過程的社會歷史因素以及翻譯作品在譯語文化多元系統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對此進行“全面歷時性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這一描寫性的方法適用于對多年以前產生的翻譯作品或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同一作品的不同譯本進行研究。由于能有效地避免評論者自身所處歷史時期的審美期望的干擾，可真正昭示每一個翻譯作品的特征和價值。因此，這種方法可以為《傷寒論》的翻譯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
二、傷寒論文化負載詞分類及舉例
1.文化負載詞。不同民族的人具有不同的認知環境，由于各自特殊的，傳統習俗，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情趣，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節程中形成了民族間的文化差異，這是產生文化負載詞語的根源。按照紐馬克的定義：文化負載詞是能集中反映或表達某一民族風俗習慣，氣質情感，歷史典故，思維模式，價值取向，宗教心態等特有事物的詞、詞語和習語。作為文化的核心部分，語言既折射著民族文化，也隨著民族文化的發展而發展。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獨特的地理環境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習俗，并在一長期的歷史演變和各自政治經濟氛圍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所有這些都會以濃縮了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負載詞進入民族生活習慣。
2.傷寒論文化負載詞分類及舉例?！秱摗穼I術語紛繁復雜，是全文的核心，參照魏杰對中醫術語的分類，本文按如下分類：
1）按中醫病證名：如“中風”，“傷寒”，“風溫”，“厥”等一類病名；
2）按中醫癥狀名：如“惡風”，“往來寒熱”等，十分準確和形象地描述了病證的特征性及表現；
3）按病因病機名：如“汗家”，“淋家”，“酒客”，“虛煩”等反映疾病特點的詞；
4）中醫哲學類：如“陰陽”等。
按其他類術語分類：主要用于描述特定類概念，比如方藥名：“如苦酒”，“法醋”，
“白粉”，“清漿水”等特殊的煎藥方法：古代文字及器物名：如“博棋子”，“索餅”等。
三、《寒論》文化負載詞英譯舉例
羅希文譯本（以下簡稱羅譯）：Treatise on Febrile Caused by Cold （Shang Han Lun）中醫上的“傷寒”與西醫學的“傷寒”名雖相同，但實際所指卻大相徑庭?！皞庇腥龑雍x，一為多種外感熱病的總稱，二為感受寒氣而引發的病癥，三指冬季受寒。而西醫學中的“傷寒”則指的是因傷寒桿菌而引起的病癥。所以，中醫中的“傷寒”不可譯作typhoid。中醫院校規劃教材《傷寒學》把傷寒分為廣義的傷寒和狹義的傷寒。廣義的傷寒為一切外感疾病的總稱，狹義的傷寒為風寒外感感而即發的疾病。羅譯“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回譯為“風寒造成的發熱性疾病”這種譯法沒有全面譯出“傷寒”的含義，有兩處值得商榷，一是它只強調了外感發熱，而廣義的傷寒可以表現為發熱也可以因患者年老體弱、正氣衰微不能與邪抗爭表現為不發熱；二是廣義的傷寒包括中風、傷寒、濕溫、熱病、溫病，而不單只有熱病一種。所以，“傷寒”的譯法在形式與實質的等值上有不盡人意之處。因為理解上的障礙和對應語的缺乏，在目前翻譯實踐條件限制下，為了保持特有的文化內涵，音譯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較好翻譯手段。因此，在世界衛生組織 （WHO）、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世中聯，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等主持的中醫用語英譯國際標準化（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簡稱IS TTCM）審定工作的研究成果《中醫基本名詞術語中英對照國際標準》（以下簡稱《術語標準》）中，《傷寒論》書名的翻譯采用音譯，即譯為“Shang han lun”相信隨著使用頻率的提高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Shang han lun”最終會成為代表一定意義的中醫專用術語。
中藥方劑數量十分龐大，其名稱的翻譯也大致經歷了一個從拉丁語翻譯到英語翻譯再
到音譯的過程，如“桂枝湯”以前譯為Decoction of Ramulus Cinnamomi（羅希文），除decoction外，全部為拉丁文，冗長難念，后來英譯為Cinnamom twig decoction（黃海），雖有簡化但仍然拗口。目前基本上采用音譯法翻譯，以利統一。
中醫的藥物劑型，有些與西醫相同或接近，如丸、散、膏、片等，可以直接譯作pill， powder， ointment， tablet等。但更多的卻是中醫特有的，在西醫里沒有相應的概念，如湯、飲，丹等，這些中醫特有劑型的翻譯，國內外比較統一，如“湯”譯作decoction，“丹”譯作bolus.
四、《傷寒論》文化負載詞英譯策略
1.強調對自然對應語的使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在文化、語言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雖然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差異，但其與自然的關系以及日常生活體驗，卻有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對一些疾病的感受和體驗，對一些病理表現的認識和分析，中西方均有相同或相似之處，因此就有了一些較為致的概念和用語。對這些中醫概念，可采取相應的西醫術語予以翻譯，而不必逐字對譯。例如“失眠”：insomnia；“頭痛”：headache；“呃逆”：hiccup等等。
2.簡明扼要，再加注解。根據多元系統理論，中醫最初在西方醫學文化中是作為一種弱勢文化而存在的。要想讓中醫在西醫強勢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間，讓外國人了解并接受中醫，早期的中醫翻譯中，有些術語的確比較冗長，不太實用，但是在中醫翻譯剛剛起步，中醫文化進行推廣的最初，這樣的翻譯探索己經是開創性的壯舉了。如羅希文將“奔豚”譯為a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a feeling of gas rushing up through the thorax to the throat from the lower abdomen。在中醫翻譯初期，這樣的解釋性翻譯是歷史的必然，是無法逾越的。
多元文化系統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其中各個子系統也會因時間的推移相互轉化。隨著中醫對外交流開展得日益廣泛和西方人對中醫理法方藥認識的更為深入，雖不能說中醫文化已在西方醫學文化中處于強勢，但足以說明國際社會對中醫文化更加認同、更加熱衷。如果我們留意一下目前的翻譯，便會感受到中醫英譯簡潔化的趨勢。
中醫用語的突出特點是簡明扼要，因此在翻譯時理應保持這一特點。如目前對“奔豚”的翻譯，合理的做法應是先將其譯為較為簡潔的術語running-pig syndrome，然后加以注解，以利讀者理解。
3.保持民族特色和獨有概念。中醫學具有特殊的認識體系，在思想原則、概念等方面都有自身獨到的規定性，在理論系統與操作程序方面，也與現代醫學有著強烈的不可相通性。就文化特征而言，中醫學只是中華民族特有的醫學體系，因而具有鮮明的民族性。這一點在翻譯時也應予以充分體現。這主要體現在“異化”與“音譯”篩齜矯妗
“異化”，就是在譯文中保持原文的結構和語義特色，醫學中有相當一部分概念和用語是中醫所特有的，在翻譯時應該努力保持其原有特質，過分“歸化”的翻譯往往使譯文失去原文所蘊含的豐富內涵。如早期將“風寒咳嗽”譯作cough due to wind and cold?，F在更多的譯者選擇了更為“異化”的方式，按原術語的結構將其翻譯為wind-cold cough。
4.形神兼備，音意結合。在中醫語言中，有些用語的前一部分是具體的，而后一部分卻是抽象的。如五臟、腎氣等。以前多將“五臟”譯作five solid organs，一定意義上揭示了臟器的結構特點，但并不準確。近年來人們逐步采用音意結合的方式將“五臟”譯為five zang-organs. “氣”，雖統一音譯為Qi，但與其相關的用語可采用“音意結合”法予以翻譯。如將“腎氣”譯作kidney Qi等。
5.強調回譯?；刈g，又名翻譯還原，就是例如原來是中文，被譯成英文，現在再把英文還原成中文。在中醫翻譯上強調“回譯”是為了使英譯的中醫名詞術語在結構上應與中文形式相近，更好地實現在國際交流中信息、的雙向傳遞。如“傷寒”曾被廣泛翻譯為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意思可能是準確的，但相對于原文較冗長；另外，從翻譯方法來看，屬于意譯，與原文缺乏回譯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雙向交流。所以，目前逐步被cold attack所取代。
五、結論
根據多元系統理論，不同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經歷和歷史因素對翻譯者的翻譯傾向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對于中醫英譯，單個譯者在專業性和語言能力等層次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譯者之間應加強交流和溝通，甚至合作，協調好不同譯者間的主體性，將各自對原文不同的理解及不同的翻譯風格融合到同一翻譯工作中，尤其是中醫專業術語這種科技類的譯作中。對已有的相關國際標準，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完善、制訂和推廣。
參考文獻：
[1]惠佳蓓.關聯理論與《傷寒論》文化負載詞英譯對比研究： 基于兩種譯本[D].南京中醫藥大學.
[2]李照國.中醫英語翻譯技巧[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7：16-20.
[3]林巍.中西文化比較及翻譯研究[M].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2.
[4]王東風.翻譯文學的文化地位與譯者的文化態度[J].中國翻譯，2000（4）：4.
[5]魏酒杰.漢英英漢中醫詞典[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25.
[6]奚飛飛.多元系統理論視角下《傷寒論》英譯的比較研究[D].南京中醫藥大學.
[7]謝天振.多元系統理論：翻譯研究領域的拓展閉[J].外國語，2003.（4）：59-66.
[8]楊紅英.文化負載詞語在《圍城》翻澤的處理仁丁[J].科教文匯，2008（8）：250.
[9]Even-Zohar LPolysystem studies[M].Tel-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a（Poetics Today），1990：11.
[10]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1988：23.
作者簡介：
1.引言
“意象”概念的發展源遠流長，在中國，“象”首先是作為天地萬物可觀之象而存在，`《系辭·上》開篇有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1997：76）；而后對意象這一概念又進行了發展，分別提出了“得意忘言”和“意以象盡，象以言著”，集中闡述了言、象、意之間的關系。而真正將“象”從哲學、宗教論域引入到文學批評理論當中去的是南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他在《文心雕龍·原道》篇中提到：“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1958：1）這里作者已經把自然之象作為文學表現的對象。在西方，“文學意義的“象”的概念最早產生于古希臘文藝理論所使用的術語‘eilōn’（2005：134）漢語解釋為“意象”、“像”。此后柏拉圖提出的理念或理式 （idea 或 eidos）和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行動之象”進一步論及了文學之“象”這一概念。然而“意象”這一概念真正成為西方美學界一個基本的美學范疇始于二十世紀西方意象主義詩歌的興起。意象主義的發起人之一的龐德認為：“意象”不是一種圖象式的重現，而是“一種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感情的復雜經驗”，是一種“各種根本不同的觀念的聯合”。（1984：202）在這里西方的意象具有心理特征其含義是可變的。由此可見，“意象”的發展源遠流長，它具有民族性和歷史延續性，其背后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
2.《瓦爾登湖》中的意象類別及特征
美國超驗主義作家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創作的《瓦爾登湖》于1854年第一次出版，迄今為止已經出了近一百五十多個版本，被譯成四十多種語言，與《圣經》等一同被美國國會圖書館評為“塑造讀者的二十五本書”。目前國內對梭羅及其《瓦爾登湖》的研究方興未艾，但對于《瓦爾登湖》作為本文由收集整理文本在中國的翻譯情況的研究還略顯不足，只有少數幾篇論述文章，如李毅于1984年在《對〈瓦爾登湖〉中譯本的幾點意見》中分析了徐遲譯本的語言層面，指出了徐遲在翻譯時所犯的錯誤；孫勝忠于2004年在《從文化傳譯看梭羅walden的三個中文譯本》中將原文和譯文進行對照，從文化傳譯的角度指出了三個譯本（徐遲、吳明實、王光林）中在神話、典故和出處等方面的疏漏和錯誤；此外還有幾篇碩士論文用現代翻譯理論來探討《瓦爾登湖》在中國譯介的。迄今為止，還鮮有對《瓦爾登湖》中意象漢譯作系統的論述。本論文嘗試以多元系統論為研究方法，以描述翻譯學為討論依據，以《瓦爾登湖》中意象的類別為基點，來探討徐譯《瓦爾登湖》中意象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采取這一策略背后的動機。
下表所列為《瓦爾登湖》中的意象按其來源所進行的六種分類以及各自所占的數目和百分比：
由上表可知：其中動物類意象所占比重最大為27%；位居其后的分別是其他類意象和自然類意象，分別占22%和19%；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類意象和顏色類意象各占12%和6%，其所占比例雖小，卻對理解原文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瓦爾登湖》中出現的動物類意象多為可愛型的、正面的。比如畫眉（thrush）、云雀（lark）、杜鵑（cuckoo）、小鴨子（duck）和小老鼠（mouse）等等。這主要與作者那平和的心態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有關。對于植物類意象，同樣給人以鮮明的形象感，具有特定的文化內涵。比如有代表虛假的雛菊（daisy），外表悲傷的柳樹（willow），愛情的玫瑰（rose），代表純潔的百合（lily），代表和平的橄欖（olive）代表痛苦的苦艾（wormwood）代表忠貞的紫羅蘭（violet），代表青春的蒼松（pitch pine），代表慷慨自由的棗樹（date tree）以及代表“長盛不衰”的棕櫚葉（palm leaf）等。
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是西方文化發展的兩大源頭，是西方文明發展過程西方文化所獨有的文化瑰寶。希臘羅馬神話的一大特點就是神的擬人化和象征性。也就是說，每個神的背后都有著特定的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作為基督教經典的《圣經》同樣積淀在西方人深層的文化心理意識中，同希臘羅馬神話一樣，家喻戶曉，耳熟能詳。因此，西方人經常借助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來以古喻今，以人喻事，以古事喻理?！锻郀柕呛分谐霈F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類意象共97例，每一個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內涵，比如有《圣經·舊約出埃及記》以色列在曠野中得到的神賜“天糧”（manna），希臘神話中曾殺死納米谷中的雄獅，九頭獸，亞馬遜女王，三個身體的怪牛等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文藝女神繆斯（muse），以及羅馬神話中的命運三女神帕爾茜（parcae）等等。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中出現的意象最大程度上的突顯了意象的文化積淀性這一特征。
作為《瓦爾登湖》中比例最小的意象類別顏色類意象，同樣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內涵，即文化積淀性特征。比如在西方，紅色（red）代表熱情如火，藍色（blue）代表憂郁，白色（white）代表純潔等等。
摘要：多元文學系統理論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一是忽略譯者的主觀性，沒有將譯者的主觀能動性考慮進來；二是忽略其他社會因素，諸如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完全沒有加以說明；三是對核心概念的標準定義不清，對于多元系統論的核心概念的標準評價存在一定的主觀性。
關鍵詞：多元文學系統；局限性；理論；不足
一、多元文學系統理論簡述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佐哈爾提出了一個概念――多元系統。翻譯文學被佐哈爾定義為多元文學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并通過其在多元文學系統中的位置來研究翻譯文學對主流文化的影響，以便于更加客觀有效地了解和發現文學翻譯的規律。
佐哈爾認為，存在著三種情況，使得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系統中處于中心位置。佐哈爾認為，如果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系統中處于中心位置，這就意味著引領著文學形式庫的創新，并會對文學史產生巨大的影響。在這時，作品的原創與作品的翻譯之間不再有很嚴格的界限，翻譯規范很有可能過于異化，而翻譯作品存在著忠實性和充分性相統一的趨勢。主流的翻譯作品都是由主流的作家翻譯的。在這樣的文學模式的構建中，翻譯這一行為引進了新思想，引進了新的語言和模式以及技巧。
多元系統理論的提出，在翻譯研究方面可謂是創新之舉。多元系統理論從以往的純翻譯研究擴展到了翻譯理論方面的研究，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傳播。從該理論的應用我們可以看出，譯者所采取的翻譯策略，會隨著當時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中的地位而變化，以滿足不同的翻譯需求。但是，該理論也存在著一些不足，這將是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多元文學系統理論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多元文學系統理論中，佐哈爾僅僅詳細論述了文學或語言多元系統，因此該理論還有需要完善之處，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多元文學系統理論存在以下幾點局限性：一是忽略譯者的主觀性，沒有將譯者的主觀能動性考慮進來；二是忽略其他社會因素，諸如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完全沒有加以說明；三是對核心概念的標準定義不清，對于多元系統論的核心概念的標準評價存在一定的主觀性。
1、忽略譯者的主觀性
根據多元系統論，在周而復始的系統運作之中，譯者的主觀性成為系統之外的因素，這是多元系統論的一大缺陷。擬譯文本的選擇不僅僅是由對多元系統起支配作用的情況決定的，譯者的主觀性也對文本的選擇起直接作用。在實際操作中，譯者會盡可能選擇與自己風格一致的文本，或盡可能選擇自己熟悉的體裁，以發揮自己的優勢，提高譯文質量。在這一方面，譯者的主體性不容忽視。
此外，多元系統理論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譯策略選擇的規則，但實際上，譯者不是機器，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所以說，多元系統理論一再強調并規定了翻譯策略的選擇并不符合實際，明顯剝奪了譯者本身的主觀能動性，一味強調客觀而忽略了人的主觀性。
2、忽略其他社會因素
多元系統理論將一系列的社會文化因素進行了抽象簡化，簡單地認為譯入語的文學形式庫就能決定翻譯文本采用什么樣的翻譯策略。但實際上，多元系統理論所提供的規則只是一方面，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更是要考慮之前提到的譯者本身，以及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
佐哈爾并沒有從真正的實際出發來研究文本的產生，而只是將假設的結構模式和概括的理論用在了文本上，并分析其與事實的相符度。但是，多元文學系統中的“元”不能僅僅是某類文學，還應該將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考慮進來，并加以詳細地說明。而佐哈爾僅僅在其理論中簡略提到了以上因素的作用，并沒有將其對于多元文學系統的影響一一加以說明。這是多元系統理論的不足所在，也是多元系統理論可以豐富并加以挖掘的地方。
3、沒有關鍵概念的明確標準
在多元系統的概念中，處處可見作者對于多元文學系統理論核心概念的定義，如一級、革新等等。然而我們不由得會產生疑惑，這些一級與二級、強勢和弱勢、中心與邊緣的標準是什么？
以我國民國時期的多元文學系統為例，一部分認為我國的文學系統亟需變革，因此主張直譯，如魯迅等；而另一部分則認為我國文化博大精深，僅需吸納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色，因此主張意譯，如梁秋實等。所以說，判斷一個文學系統是“強勢”還是“弱勢”、處于“中心”還是“邊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標準。那么，怎樣判斷一個文學系統是處于“強勢”還是“弱勢”狀態？標準在哪里？佐哈爾在他的理論中并沒有給出標準。也就是說，佐哈爾自己也沒有對這些核心概念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僅僅通過主觀上的分析來進行判斷。
三、小結
科學告訴我們每個理論都有局限性。佐哈爾的理論產生土壤在以色列文化，放之四海，必然存在著與實際不甚相符之處。首先，多元系統理論忽視了譯者自身的三觀取向，沒有考慮譯者的主體能動性。其次，該理論對于經濟、文化等社會背景因素考慮不夠深刻，還可以繼續完善和挖掘。最后，佐哈爾對于理論內的一些核心概念定義不清，存在著一定的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色彩。因此，我們在分析文學活動現象時，要批判地、辯證地來運用該理論?？梢钥闯觯嘣膶W系統還存在著很大的完善空間，只有充分認識到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才能夠更好地促進理論貼合實際，進而完善理論、使多元系統理論具有更大的普適性。（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1]伊塔瑪?埃文?佐哈爾.多元系統論[J].張南峰譯，中國翻譯，2002（4）.
[2]謝天振.多元系統理論：翻譯研究領域的拓展[J].外國語，2003（4）.
[3]謝世堅.從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看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4）.
[4]林萍.貢獻與局限：多元系統理論評說[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2013（1）.
【關鍵詞】多元系統理論；文學翻譯；文化語境；順應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6-0283-01
多元系統理論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被提出，這一理論的提出無疑對整個翻譯界有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掀起了對這一理論的研究熱潮，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幫助。
一、多元系統理論概述
相互交錯的多種系統（包括社會的各種現象以及人們的生活標記）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網，這就是多元系統。其中多種交叉的關系網也不是相等的，有的影響巨大，有的則微弱，但無論影響大小，它們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的，不是獨立存在的，所以，當一個關系網發生變化時，要結合整體對其進行觀察。
二、多元系統理論視角下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作用
文化語境指的是在指定的社會或者團體定的規范和習俗，它包括很多方面，如社會的行為規范、道德底線、“三觀”認識等，都屬于這個范疇。所以，文化語境并不屬于語音語境。而我們將多元系統與文化語境聯系起來，其實就是想說明文化語境對翻譯的影響。
首先，文化語境與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是翻譯的主體，譯者根據自身所掌握的知識進行相關的創造，所以文化語境因素影響著譯者自身，同樣也制約著譯者的翻譯實踐。翻譯時，譯者要明白原文想要表達的主題，這無疑要經歷原語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碰撞，對譯者自身的文化感知和創造力都有著較高要求，譯者不能脫離原文的意思，同時還要根據自己的文化語境進行合理的創造，這種創造性體現了語言層面和文化交際層面的二重效應。
其次，文化語境與讀者。譯者的譯文是不變的，但是讀者是變化的，多元系統理論有著對動態因素的考察，讀者有著不同的審美標準和不同的文化經歷，這都是可變因素，所以為了適應這種可變因素，在多元系統理論的結合下促使譯者對譯文不斷更新，為的就是適應讀者不同的文化語境，滿足讀者的需求。
再次，文化語境與文本“復譯”。多元系統理論對因素變化的考慮，使得翻譯實踐要根據特定的文化語境進行[1]。就如之前所說，讀者的文化語境在進行更新的同時，對譯文的要求也會隨之改變。文化語境的更新給復譯的譯文帶來新鮮的血液，讓復譯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有著多樣的變化。
三、多元系統理論視角下文學翻譯的文化語境順應
在社會發展的今天，翻譯學的發展可以說十分繁榮，翻譯研究有兩個趨勢：一是翻譯理論深深地打上了交際理論的烙??；二是從重視語言的轉換轉為更重視文化的轉換。[2]這樣做也是讓翻譯成為科學的轉換和文化的交際。
現階段文化的發展是繁榮的，在多種文化共同發展的今天，文化語境的順應顯得尤為重要，譯者不僅要考慮作者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文化語境，也要結合現在的文化語境更準確地翻譯出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與思想。
如今全球文化相互滲透，譯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根據自己的文化語境來翻譯，使得最后的g文都歸化了?，F在更多的譯者嘗試用異化的方式來翻譯，用這樣的方法也是基于他們對外來文化的了解與掌握，但是異化的程度要把控好，要考慮到讀者的文化語境順應，必要時也要采取歸化的方式，使二者相互結合。
首先，應盡量傳達原作的異域文化特色。翻譯是一種語言與另一種語言的轉換，但是說其是轉換也不夠恰當，因為翻譯的過程還要設計相應的文化內容，這不是在語言的范疇內。語言是傳播文化的載體，異國文學作品中當然也體現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內容，所以譯者在翻譯時要盡量保持原有的文化內容，好讓讀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異國文化的影響。
現在有些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歸化過于嚴重，使得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實在感受不到異國文化的影響，甚至認為是在讀本國的文學作品。因此，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盡量避免使用過多的本國特色，保持文化的真實性。
其次，翻譯研究離不開對各學科的深度認識，多元系統理論把翻譯與眾多因素相互結合促進，使得翻譯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文化的多樣性使得文學翻譯必須跟上其文化語境的更新與發展，特別是現階段各國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人們的思想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一變化促使文化語境也發生改變，所以對翻譯的要求就是不斷順應文化語境。
參考文獻：
[1]陳言.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中的“復譯”、“轉譯”之爭[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2）.
[2]郭建中.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異化與歸化[J].外國語，1998（2）.
關鍵詞：多元智能;信息技術;傳統文化;游戲化教學
一、引言
多元智能理論在世界教育教學改革中產生了廣泛的積極影響，學習和研究這一理論，對于推進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中華傳統文化主要包括：古文、詩、詞、曲、賦、民族音樂、民族戲劇、曲藝、國畫、書法等;傳統節日（均按農歷）有：正月初一春節（農歷新年）、正月十五元宵節、四月五日清明節、清明節前后的寒食節、五月五日端午節、七月七日七夕節、八月十五中秋節、臘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種民俗等;包括傳統歷法在內的中國古代自然科學以及生活在中的各地區、各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傳統文化是民族之魂，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的偉大貢獻，是我們先輩傳承下來的豐厚遺產，是歷史的結晶[1]。對于我們來說弘揚和發展中華傳統文化責無旁貸，毋庸置疑。
那么探索全新的傳統文化教育之路刻不容緩。迎面襲來的多元智能理論與信息技術潮流帶來更多可拓展的空間。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合理利用信息技術、學生的多元智能，來提高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識、理解及重視程度大勢所趨。最終培養當代大學生成為時代的主人，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的有生力量當務之急。深入思考、探索，最終走出一條具有特色的傳統文化教育之路迫在眉睫。
二、弘揚傳統文化的意義
剛剛勝利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給了傳統文化明確的定義：“一個國家的歷史、形象和尊嚴的代言是這個國家的傳統文化。”
中國文化的根蒂是濃厚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也必須以領悟、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為基本條件。近年來國家大力度進行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中，一直把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著力點，從而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
三、當前傳統文化教育的現狀
與國家的大力號召相反傳統文化在傳承中卻受到了“冷遇”，在教育中遭遇了“瓶頸”。全面分析當今大學生的傳統文化教育我們不難發現以下問題：
（一）忽略傳統文化教育
1.家庭傳統文化教育缺失、斷層
目前我國的家庭教育中家長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偏差，家長的傳統文化教育意識淡薄，子女受其影響而表現出來的消極和抵觸情緒，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導致了當前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不力，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出現了缺失和斷層。
2.學校傳統文化教育系統建設不完善
2012年，某教育機構對全國100家高校的傳統文化教育課程設置進行統計，僅有30家高校開設了傳統文化教育選修課程，其中配備對口專業教師的僅有20%。就學生學習情況來看，課程出席率小于35%。
（二）學校對傳統文化教育過度的課程化，任務化，教育推廣面狹窄單一。
灌輸式教育，填鴨式教學，不利于學生對傳統文化的真正理解。使傳統文化的傳承成為僅僅是對傳統文化知識的介紹。
（三）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缺乏情景式教育
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具有適應性，產生于特定的生產生活環境，同時也反作用于生活環境，與環境共融形成一種“共生”關系。當前的傳統文化教育使其脫離了賴以生存的環境，成為無本之木，無根之水，空中樓閣，成為了書本的文化，“僵死”的文化。
四、多元智能理論與計算機網絡支持下對傳統文化教育的探索
在計算機網絡高速發展的今天，大多數新興事物、外來文化迅速占領市場，成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人們除了關注這些“異”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面前，我們不能只是愛么能助，望洋興嘆，更應該看到的是他們帶來的活力與生機。那么利用多元智能理論結合信息技術實施多元多維、情景性、發展性的教育模式，正適合傳統文化的教育。
近年來，隨著互連網走入千家萬戶，我們進入了“全城一家零距離，珠穆朗瑪在身邊”開放、虛擬的網絡時代。那么，讓新一代的信息技術與傳統文化之間碰撞出絢麗的火花，是下一步應該探索的問題。
（一）利用網絡虛擬現實技術為傳統文化安個“家”。
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虛擬仿真出全世界的旅游勝地，使人們足不出戶就能領略世界的風采，是經濟旅游的新潮流。那么基于網絡虛擬現實技術顯著的技術特點為中國傳統文化安個“家”，是初步探索的方向。
（二）傳統文化教育利用多元智能原理與游戲化學習的“臉對臉”。
讓網絡游戲為傳統文化的學習和傳承提供更加有效的方法和途徑，同時讓傳統文化為網絡游戲填加豐富的內涵。網絡游戲的虛擬環境成為傳統文化教育賴以生存的土地。
網絡游戲是網絡虛擬現實技術中的一種，隨著虛擬現實技術的日益成熟，傳統的網絡游戲也成了新興產業。正引發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青少年沉迷網絡游戲的事件層出不窮。網絡游戲設計的暴力，不規范占絕大部分因素。從網絡游戲設計中入手改善網絡游戲的不足，并在網絡游戲設計中將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網絡游戲之中，賦予傳統文化騰飛的羽翼，同時也賜予網絡游戲以圣潔的靈魂，實現游戲化學習。
根據眾學者的研究，筆者認為，游戲化學習的難點主要在于游戲與學習之間相互融合的問題，游戲與學習之間的比重問題。
五、小結
根據游戲化學習的意義我們用情理的精神，利用傳統的文化改造虛擬游戲的不足，填補虛擬游戲的漏洞。
利用多元智能理論使學生能無意識的在網絡游戲中領悟、學習傳統文化的意義，相反傳統文化也在游戲中起到引導的作用，抑制其弊端，避免沉迷的現象。有機的將傳統文化，網絡環境，學生的意識結合到一起。三維一體的立體式隱性學習模式。
改變“填鴨式”教學，使學習成為一場有趣的游戲，從學習中感受快樂，使人們不再是對游戲成“癮”，而是對學習成“癮”。
傳統文化中的很多東西，在我們現代社會都有其重大的意義，通過多元智能理論與計算機網絡的支持，我們更大程度的優化高等教育中的不足，并將傳統文化傳承，保存下來是非常必要的。
關鍵詞： 多元系統理論 翻譯文學 局限性
一、多元理論理論的提出
1978年，伊塔馬?埃文－佐哈爾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間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結成論文集，以《歷史詩學論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種文學系統的聚合。認為，各種符號現象，即文化、語言、文學與社會等由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只有當做系統而不是毫無聯系的因素構成的混合體時，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與研究（Even-Zohar，1990）。后來這一理論被用于翻譯研究。
二、多元系統理論在中國的影響
由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特殊的國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國內學術界對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及走出國門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學者越來越多，才開始有人接觸到了多元系統理論，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紹到國內學術界。
這一理論遲遲未能在華人文化圈內產生較為熱烈的反響，一是該統理論本身比較艱澀，牽涉的學科又過于龐雜，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等；二是我國翻譯界對翻譯的研究和關注較多地仍舊停留在文本以內，而對翻譯從文化層面上進行外部研究的意識尚未確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統理論文章一直沒有完整的中文譯文。
近年來這一理論在中國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多元系統把翻譯放在語言、文化和社會這些宏大的背景下來考察，開拓了翻譯研究的新視野。
三、多元系統理論與翻譯文學
1924年，梯尼亞諾夫在論文《文學事實》中提出，文學事實是一個“關系實體”；1927年，在《論文學進化》中又提出，文學的進化在于“系統的變異”，即處于文學系統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學被處于邊緣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學所取代。所謂的文學作品、文學類型、文學時代、文學或文學本身，實際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這些特征的價值取決于它們與網絡系統中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這樣的文學其實就是一個系統。但這個系統絕非靜止而是不斷變化的。文學現象必須在共時和歷時的層面上進行關系研究。從共時角度，文學似乎是一個和諧、平衡和靜態的系統；從歷時角度，文學內部充滿了沖突和變異。文學的演進和發展在于系統內部持續不斷的陌生取代熟悉、創新取代傳統的運動。文學系統包括處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學和處于邊緣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學。
長期以來，文學翻譯處于文學研究的邊緣，評論文學翻譯的標準大多是先驗性的，重原文文本輕譯文文本。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對先驗性的“等值”標準提出質疑；描述性的、動態的翻譯研究應運而生。人們將翻譯文本中出現的“差異、謬誤、模棱兩可、多元指涉，以及‘異質’的混亂”視作“文化意識形態直接影響特定文學抉擇的寶貴資源”。
佐哈爾強調應該把翻譯文學看作一個系統，將其納入文學多元系統。各種翻譯作品或翻譯形式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可能起一級或二級的作用，關鍵在于它們在譯入語這個多元文化系統中所處的地位。為此，佐哈爾勾勒了三種使翻譯處于主要地位的歷史條件：
1）當某一多元系統還沒有形成，也就是說，某種文學還“幼嫩”，尚處于創立階段；2）當一種文學（在一組相關的大的文學體系中）處于“邊緣”位置，或尚還“弱小”，或兩種情形皆有；3）在一種文學中出現轉折點、危機或文學真空之時（Even－Zohar，1990）。
第一種情況如以色列，第二種情況如低地國家，第三種情況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那時現存的種種文學模式對年輕作家沒有吸引力，他們就轉向國外尋求（“五四”中國翻譯）。在這幾種情況下，原來的文學不但要借助翻譯文學來輸入新的思想和內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譯來提供。因此，翻譯活動會變得頻繁且重要，占據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創新的角色。
四、對多元系統理論的分析
多元系統論將經典化的產品與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動性與多樣性的邊緣產品與模式系統地聯系在一起，使一些在傳統上被忽視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現。翻譯規范的運作方式、翻譯的操縱性質和翻譯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譯研究成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統理論的方法論以文學的系統概念為基礎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將翻譯文本接受為既成事實，探討造成其特定本質的不同因素。這種研究方法給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爾聲稱要客觀地觀察系統間的相互作用，以一種非精英的、不帶任何價值標準的模式來摒除各種偏見的觀點是不無問題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觀察要做到絕對客觀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人總是從某個文化和歷史的語境或某個多元系統的位置進行觀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個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強調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忽視非主流形態的作用。社會是多種意識形態共存。承認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主流與非主流的意識形態都會影響譯者及其翻譯策略。這樣，不論是翻譯文學處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情況，一個社會的翻譯行為也不會是如他所說的那么單一，而應該是復雜多樣的。
五、結語
多元系統理論在當前國際譯學界有很大的影響，雖然多元系統還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開辟了一條“翻譯最終超越規約美學的道路”，為翻譯，特別是外國文學的譯介開拓了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有直接的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它必將得到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3］許鈞，穆雷.翻譯學概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4］劉閣.多元系統理論在解釋中國近代翻譯史時的意義與局限性.華東師范大學，2007，（6）.
［5］伊塔瑪?埃文－佐哈爾.多元系統論張南峰譯.中國翻譯，2002，（4）.
關鍵詞： 多元系統 英美女性文學 翻譯 “她者”
一、引言
在翻譯界內有這樣一種說法：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翻譯則是聯通不同語言之間的橋梁。作為譯者，首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忠實再現源語作品的內容。作為翻譯家，除了要達到以上基本目的外，更深的要求則是做到準確傳達文字的美與雅。自古理論是指導實踐前行的明燈，這在翻譯界也不例外。自翻譯理論誕生至今，各種翻譯理論層出不窮，各有所長，但是遺憾的是，一直沒有理論能夠突破語言層面，將翻譯放入一個宏大的版圖中去研究。直至多元系統論出現后，才為譯界帶來了清新之風、革新之風。與此同時，在文學領域中也悄然出現了一股新風尚――女性主義文學，這種文學形式逐漸引起越來越多的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的共鳴和喜愛。在女性的社會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人們關注女性地位，女性健康，更關注女性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促進了女性主義文學更加繁榮，隨之興起了與之相關的女性文學翻譯的熱潮。兩種嶄新的事物，兩種帶來革新的力量，如果二者相遇，將會誕生怎樣炫目的新成果？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
二、多元系統理論簡介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馬-埃文-佐哈爾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就已提出的一種理論。早期是在研究以色列希伯來文學這一種模型時，基于俄國形式主義與捷克結構主義，提出的一種普通文化理論。1978年，埃文-佐哈爾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間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結成論文集，以《歷史詩學論文》（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polysystem）這一術語，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種文學系統的聚合。該理論認為，各種社會符號現象，應視為系統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釋。這些系統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卻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構成一個有組織的“大多元系統”。因此，佐哈爾認為，各種符號現象，即文化、語言、文學與社會等由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只有當做系統而不是毫無聯系的因素構成的混合體時，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與研究。這一理論的提出為研究翻譯文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使得世界各國在20世紀的最后二十年里掀起了一股翻譯文學研究熱潮，對翻譯界和文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雖然這一理論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國別（民族）文化的活動圖，但這一理論運用最早卻是在翻譯研究中[3]。多元系統理論中存在三組重要的對立觀念：1.經典化與非經典化階層：多元系統理論認為，構成一個多元系統的各等級成分為獲取主導地位相互競爭，是文學系統進化的原因。2.中心與邊緣：該理論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既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例如語言、文學、經濟、意識形態）視為系統。3.一級與二級類型：埃文?佐哈爾提出的主導（primary）和從屬（secondary）模式的對立“是支配著轉移（以及多元系統的整體分層）所牽涉的程序的原則”。他認為，主導和從屬的對立，就是形式庫里革新和保守的對立。根據左哈爾的理論，當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時，翻譯活動是參與創造，目標語文學中的一級（主導）模式，這時，譯者翻譯時主要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要不惜打破本國（民族）的傳統規范，譯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當翻譯文學處于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為外國文本找來最佳的現成二級（從屬）模式，主要取歸化的翻譯策略[1]。
三、英美女性文學
女性文學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質或由女性執筆寫作的文學，是女性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產物。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權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女性們呼吁在政治、社會、經濟及學術上擁有和男性一樣的權利，最終在所有領域中實現男女平等。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大批優秀的女性作者和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嶄露頭腳，在以后的時間里更讓世界為之折服。這其中，當屬英國和美國的女性主義作品在質與量上更勝一籌。英美女性文學的產生以1929年英國作家維尼吉亞?沃爾夫的《自己的房間》為標志。此外，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艾米?譚（Amy Tan）的《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和金斯頓（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都是英美女性文學中的代表作，在世界文壇也具有重要影響。英美女性文學體現出獨特的文化意蘊和審美品格，這主要源自作者的基督教文化觀念和宗教道德的情感體驗。這些作品在宗教與哲學的層面上賦予女性文學一種宏大的、視域開闊的、關懷人類的人文精神，而它的宗教色彩及由此生成的“圣經式”的敘述方式，又在一定意義上豐富了人類文學的話語。隨著社會發展，女性地位的不斷提高，英美女性文學的翻譯越來越受到學界重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