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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本分析模式；功能翻譯理論；源語文本分析；功能；翻譯目的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32-0216-02
克里斯蒂安?諾德是德國功能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她在1988年出版了《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論、方法及教學應用》（以下簡稱《模式》）。她的功能翻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她的老師卡塔琳娜?賴斯的影響。此外，德國功能學派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還包括漢斯?弗米爾的目的論，其核心思想是翻譯目的決定翻譯過程。赫爾茲-曼塔里的翻譯行為理論也是功能學派理論之一，她認為翻譯是一種“為實現某種特定目的而設計的復雜行為”[1]。
《模式》中提出的文本分析模式始終是以翻譯為導向的，即無論是對源語文本的文內因素還是文外因素進行分析，都要緊緊圍繞翻譯功能。雖然諾德在《模式》中提出的關于文本類型和文本功能的理論與賴斯、弗米爾和赫爾茲-曼塔里的理論大有相似之處，但是她的功能翻譯理論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更加注重分析源語文本的特點。
一、諾德的功能翻譯理論
諾德深受德國功能主義的影響，她認為原文和目標文本首先是 “忠實――自由――對等”的關系。通常人們都期望翻譯能夠“忠實”地再現原文的所有相關特點，并且期望源語文本和目標文本對等。人們習慣將對等概念等同于忠實概念，所以不遵守對等標準的目標文本在原則上被認為是不恰當的翻譯。因此，逐字翻譯和直譯在嚴格意義上來說都不算翻譯，因為它們“過于忠實”地再現了原文的特點。另外，改譯、自由重寫和意譯同樣不被視為翻譯，因為它們對原文處理的自由度太大。“源語文本和譯入語文本之間的功能對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原則，而是由譯文目的所決定?！盵2] 因此，在翻譯中譯者往往會因過分注重翻譯目的而背離原文，為了避免這種現象，諾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誠”的概念。
“功能加忠誠”理論是諾德針對赫爾茲-曼塔里的翻譯行為理論提出來的。曼塔里認為文本只是實現交際功能的工具，它必須完全從屬于其目的，由此，她認為在翻譯中目標文本可以完全脫離源語文本。然而，諾德對此并不認同，她認為“沒有源語文本，就沒有翻譯”[2]。諾德注重對源語文本功能的分析，認為譯者在了解源語文本功能的基礎上，能夠“將該功能與委托者所要求的目的語文本在目標文化中所預定的功能相比較，去除掉源語文本中那些沒有用的成分”[2]。盡管“功能”對翻譯過程起決定性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去原文，譯者還應該對目標文本的環境負責，對翻譯的發起人和受眾負責，譯者的這種責任就稱為“忠誠”。
二、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
不同的翻譯目的需要不同的翻譯方法。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能夠幫助譯者理解源語文本的功能及特點，該模式能夠同時為翻譯研究、翻譯教學及翻譯實踐提供理論框架。《模式》的理論基礎是語篇語言學和文本類型理論，該模式注重源語文本的分析，而原文分析包括文內因素和文外因素。
（一）理論基礎――語篇語言學和文本類型理論
語篇語言學又稱 “‘語篇分析’或‘篇章分析’”[3]，其核心思想“語篇是一種交際活動，可以通過語言的和非語言的因素來實現”[2]也是諾德的文本分析模式的核心概念。翻譯通常發生在交際情景中和語言單位基礎上，諾德將此處的語言單位稱為“文本”：源語文本和目標文本。
羅伯特?博格朗和沃爾夫岡?德雷斯勒將語篇稱作“交際事件”[4]。作為交際事件，其必要條件是情景，情景是在固定的時間和空間里由至少兩個交際參與者組成，他們能夠并且自愿為某一目的借助語篇彼此交流。語篇是一種交際行為，因此，交際功能不僅是語篇的基本組成成分，它還能決定語篇的生成。
賴斯早在1971年就提出了她的翻譯導向的文本類型理論，在卡爾?布勒的語言功能“工具模式”的基礎上，她區分了信息文本、表情文本和訴求文本。賴斯和弗米爾注重以功能為基礎的文本類型，他們認為通過將源語文本歸入某種類型的文本，譯者可以決定在目標文本中要實現的功能對等層級。事實上，只有在譯文目的要求源語文本和目標文本之間實現對等的前提下，文本類型才能為翻譯策略的選擇提供依據。
（二）源語文本分析的要點
交際功能決定文本性，而文本的語義和句法特點都應該從屬于交際功能。只要能實現交際功能，接受者甚至可以把語義不連貫的話語當作文本。原文中交際情景的因素決定交際功能，這些因素是文外因素。此外，與文本直接相關的因素是文內因素。
概括說來，諾德的文本分析模式中源語文本分析的文外因素包括發送者、發送者意圖、接受者、文本媒介、交際場所、交際時間、交際動機和文本功能。
分析文本發送者信息在于獲知發送者意圖。發送者意圖決定了目標文本的結構、內容及形式，此外，它與忠誠原則有很大關聯。由于源語文本和目標文本的接受者的情景往往不同，在翻譯中對這些因素進行調整也格外重要。文本媒介有口頭形式和書面形式，總的說來，文本媒介決定了接受者對文本功能的預期。交際場所包括文本創造和接受的場所。語言在用法和規則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歷經了很大的變化，所以對交際時間的分析也有必要。在原文分析中，譯者需要對比源語文本與目標文本制作的動機，從而找出動機的差異對翻譯決策的影響。文本功能因素分析文本試圖實現的交際功能，由此，譯者能夠理解源語文本特有的功能，從而選擇相應的翻譯策略。
除了文外因素，原文分析還包括文內因素：主題、內容、前提、構成、非語言因素、詞匯、句型結構和超音段特征。
“賴斯用一個問句囊括了主題和內容兩個因素：文本發送者講了什么？”[2]前提在此處指語用的或情景的前提，說話者往往假定一個前提條件，并且認為聽話者清楚它。文本構成包括宏觀結構和微觀結構，宏觀結構有章節或段落等，而微觀結構通過句法結構、詞匯銜接和超音段特征來標識。非語言因素包括面對面交流中的副語言成分（如手勢）和書面文本中的非語言成分（如圖表和商標），有時，非語言因素在傳遞信息時甚至比語言文本更有效。主題和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詞匯的選擇，而詞匯又反映了文本的意向性、讀者取向和文本功能，此外，詞匯還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對句型結構的分析包含“句子的建構和復雜性、主句與從句在文本中的分布、句子長度和為保持文本連貫性的連接手段”[2]。在書面文本中，超音段特征由斜體、加粗體和括號等視覺方式表現出來；在口頭文本中，超音段特征由調位強度、轉調、音高和響度的變化等聽覺方式表達。
三、實用意義及存在的問題
諾德提出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是著眼于譯員培訓的，該模式以功能理論為基礎，對于“譯員培訓最有應用價值的三個方面是：翻譯綱要、源語文本分析及對翻譯問題的分類?！盵2]
“翻譯綱要”來源于德語bersetzungsaufrag，亦可譯成“翻譯任務”或“翻譯指導”，它多含有職業翻譯的意思，指翻譯發起人對翻譯提出的要求?！胺g綱要應該明示或暗示地包含以下內容：預期的文本功能、 譯文接受者、文本接受時間及地點、文本媒介和文本制作或接受的動機”[1]。譯者只有清楚地分析了翻譯綱要，才能了解翻譯目的，從而做出相應的翻譯決策。
原文分析可以決定翻譯的可行性、原文中的哪些信息與預定的譯文功能相關及應采取的翻譯策略。此外，對原文功能與翻譯目的進行比較分析，可以決定原文中哪些信息應該保留，哪些要根據譯文的功能進行調整。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會不可避免地遇到翻譯問題，諾德認為在翻譯教學中，首先應該區分翻譯問題和翻譯困難，翻譯問題是客觀的，與譯者的翻譯能力和工作環境無關，它包含“語用、文化、語言和文本方面的問題”[2]。翻譯困難是主觀的，取決于譯者個人的知識能力、翻譯目的及翻譯工作條件。在翻譯教學中要對翻譯問題做系統的研究，通過讓學員在翻譯過程的最初階段認識到翻譯問題，該模式可以使教學工作更加高效地進行。
《模式》非常重視源語文本的分析，因為作者認為原文分析能夠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采取的翻譯策略提供依據。然而，譯者在職業翻譯中要根據翻譯綱要選擇翻譯策略。如果源語文本與目標文本功能相同或一致，對原文進行詳盡的分析很有必要，但是倘若不同，既然譯者往往是根據譯文功能選擇翻譯策略，為什么還要求譯者如此詳盡地分析原文及其文本功能呢？此外，在處理原文和目標文本的關系問題上，諾德主張遵守“功能加忠誠”原則。可是“功能加忠誠”原則操作起來并不容易，若原作者的意圖與翻譯發起人的要求相同，這條原則便也可行。但是，“當譯文目的與原文目的不同時，譯者該忠誠于翻譯發起人還是原作者或讀者呢？”[5]
四、結語
作為功能翻譯界的領軍人物，諾德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傳統翻譯觀念的影響。諾德支持目的論，但是又不完全贊同弗米爾的觀點。根據目的論，翻譯目的決定翻譯手段，然而這似乎給予了譯者太大的自由，因此諾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誠”原則來限制譯者的自由度。雖然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存在些微缺陷，但是正如《模式》中的緒言所說，該模式有如下兩個特點：“一是它是非?；\統的，不涉及任何具體的文本分析，因而可以應用于所有的文本分析；二是它又是非常具體的，可用來分析各種各樣的翻譯問題?！盵2] 所以該書對職業譯者及翻譯學生有具體的指導意義，對翻譯教師及翻譯研究者也有參照意義，為翻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開拓性貢獻。
參考文獻
[1]克里斯蒂安?諾德.譯有所為――功能翻譯理論闡釋[M].張美芳，王克非，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16-78.
[2]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2nd edition）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10-167.
[3]張美芳.語篇語言學與翻譯研究[J].中國翻譯，2002，（5）.
音樂學已經逐漸形成具有完善體系的學科構建。各學科的研究領域、方法與思維方式也逐漸定型。一方面，這種模式的構建有利于單學科的縱深發展，但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內部隱憂。約瑟夫?科爾曼在其《沉思音樂――挑戰音樂學》一書中正是對這種隱憂發問。他認為在“分析” “批評” “民族音樂學” “表演”等諸學科間存在一種“分裂”狀況――音樂理論家、音樂史學家、民族音樂學者以及表演者在各自的語境中鉆研，卻從未意識到相互跨越的益處。在他看來，“音樂學、音樂理論和民族音樂學不應以它們涉及的內容來定義，而是應該以他們的基本原理與思想體系來定義……這三個學科涉及的音樂領域會有明顯的相互重疊。”①科爾曼更主張三大學科能夠相互進入對方的研究領域，通過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形成更為深入的對音樂的探討，最終形成一種最具綜合性的“音樂批評”。
科爾曼的構想建基于對學科間壁壘的跨越，而音樂分析作為西方音樂研究的基石及最有效的方法論，本身就具備這種擴容性。當我們對音樂分析的方法及目的進行拓展的同時，也就完成了對音樂分析意義上的拓展。而這種拓展將改變那種以了解作品文本結構及作品構建方式為主要目的的傳統觀察角度，將分析的目的從對“作品文本的細致觀察”延伸至對“作品意義的詮釋解讀”。這種以文本為中心向不斷擴大的方式恰恰應和了科爾曼的學術構想――從一種方法論向外延伸，逐漸地吸納各種其他學科的方法論，從而有效地消解各學科間的壁壘，對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更廣闊層面上的融合，最終形成一種最具綜合性的觀察模式。同時這種觀察模式因為其擴容過程中借鑒方法論組合的無限可能性，也使得音樂分析本身可以成為一門極具創造力的學科。
針對研究視角的發散與方法論拓展的嘗試，在我國的學者中已經有不少先行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②。國外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音樂學”也正是這種思維模式的體現，即 “以反思的精神重構西方音樂的歷史；以批評的意識再思西方音樂史學的觀念及傳統；以文化的訴求重新審視音樂世界的價值與意義?！雹墼凇靶乱魳穼W”的研究范疇中，民族音樂學、音樂史學、音樂理論分析甚至超出音樂學學科的其他文化批評理論④都被借用到對音樂現象與音樂作品的觀察之中，從而真正地融合為一體，構成了科爾曼所謂的“音樂文化批評”。
在這種趨勢指引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構建跨學科音樂分析的重要性⑤。本文同樣沿著這種研究視域之路前進，將選擇柴科夫斯基《第四交響曲》作為分析文本。在分析過程中嘗試回應關于“柴科夫斯基的‘性取向’與其交響曲創作之間的關系問題”的質詢，并進一步考察柴科夫斯基及其創作在廣闊的文化背景映射出的“他者”形象。通過借用“酷兒批評”（酷讀）的批評方式，完成對作品的重新定位，探討作品中隱藏的“恐同情結”，由此完成對作品的意義重構。最后將以此為出發點，討論科爾曼所謂融合“音樂史學、音樂分析及民族音樂學”的音樂文化批評模式實現的可能性。
二、柴科夫斯基與“他者”意識
在研究的起點，我們首先借用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概念來明確作曲家創作特色的與眾不同?！八摺笔俏鞣胶笾趁窭碚撝幸粋€常見的術語，寬泛地說，他者是與主體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參照，通過選擇與確立他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確定與認識自我，主體若無他者的對照，將完全不能認識和確定自我，“自我”與“他者”并非固定，而是一種相對性的存在：在他人的注視下，主體體驗到了“我的”存在；同時也意識到自己是“為他”的存在。沒有意識中的“他者”，“我”的主體意識就不能確立。只有把自己投射出去，意識到那個想象中的“他者”的存在，才能確認“我的”存在。因此“他者”與“自我”可以自由地進行轉化。
〖=DM2（〗（一）柴科夫斯基作為“他者”的四重身份
柴科夫斯基所處的正是民族主義風起云涌的時代。民族概念的崛起正是在“他者”意識的影響下催生的。在他人的注視下，主體意識開始確立，并由此形成了民族認同。當我們從“他者”意識的角度出發，會發現在柴科夫斯基身上存在著四重既不相同又相互關聯的“他者”體驗。
1.俄羅斯民族的“他者”身份
俄羅斯民族歷史起源于東歐草原上的東斯拉夫人， 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稱沙皇（伊凡雷帝），并逐漸領導其他公國擺脫了蒙古韃靼的統治。17世紀，為效法西方，彼得一世開始向歐洲靠攏。然而相對西歐來說，遠處東方的俄羅斯始終都是一種類似“異國”的存在。而俄羅斯人同樣也非常堅持自己不同于西歐的民族特性。自格林卡開始，俄羅斯作曲家就以一種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化曲調進行創作，之后的強力集團更是將民族的特性發揮到極致。同時代的柴科夫斯基自其創作的伊始，就緊緊跟隨在格林卡之后，進行著將西方的音樂語言與俄羅斯精神相融合的工作。這種做法甚至曾被遵循德奧創作傳統的安東?魯賓斯坦與扎列姆巴所否定，不過卻受到持有同樣理念的強力集團的歡迎⑥。
2.“國際性”的作曲家
另一方面，雖然創作中具有民族性格，但柴科夫斯基的民族性又與強力集團不同。從強力集團同行們的角度來看，柴科夫斯基是具有很明顯“西化”傾向的作曲家，似乎只有在他使用民歌的時候才展現出其俄羅斯性格。而柴科夫斯基認為民族性并不是音樂素材上的堆積，而是一種氣質類型。他堅信“俄羅斯成分在我的音樂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民族要素在柴氏音樂里不是佐料，也不是可以塞進去的成分，而是其內在的性格?！雹哌@種做法顯然與強力集團不同，因此當柴科夫斯基的作品應用民族素材時，即得到強力集團作曲家的熱情擁護（《第一交響》 《第三交響》），而當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中缺乏明顯的民族風格展現時，強力集團的同行們則顯得十分冷淡。于是在堅持民族化創作的同行眼中，帶有“西方”傾向的柴科夫斯基同樣處在一種“他者”的位置上。
3.作曲家的身份與生活圈子
柴科夫斯基的家庭屬于中高級公務員家庭，其父是礦山冶金工廠的中校級總督察。因此柴科夫斯基的成長之路早已被規劃好：通過念法學院，在司法部謀到一個官職，并沉溺于社交生活等待升遷。對于這一階層的人來說，音樂作為愛好被允許，作為職業卻被恥笑。因此，當他辭去公職轉向音樂時，他叔叔曾這么評價他的決定：“這個彼得！這個沒出息的彼得！現在他又用他的法律官職換了一支風笛！”⑧身份轉換使柴科夫斯基在同學親友的圈子中變成了異類的“他者”。這種對職業的不認同雖然隨著作曲家的聲譽日隆而逐漸消失，卻在作曲家的暮年形成了對其最嚴厲的“名譽審判”。⑨
4.不同尋常的性取向
與前面三個身份不同的是，這一重身份恰巧是作曲家不愿承認的。作曲家甚至在1877年為了拒絕這種身份而選擇了一段失敗的婚姻。在這段婚姻中，柴科夫斯基的反應表現出了他在這一問題上的異于常人。在柴科夫斯基婚后給其弟弟的信中提到：“……（我的妻子）她完全可以得到我那種哥哥般的愛，至于妻子的身體，對我來說已經變得極度厭惡了?！雹舛砟甑牟窨品蛩够鶎τ谄渫馍麉s十分親昵，“他寫給外甥的某些信件中，使用了只有年輕戀人之間才會使用的語氣?！薄拔覀冇欣碛上嘈拧麄冎g的愛慕超越了柏拉圖式的關系?！边@種秘密對于身為公眾人物的作曲家來說是致命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必須極力隱瞞，這種壓抑造就的孤獨感是作曲家一生的病痛：“我一生都在苦于同社交義務抗爭，……我很難解釋，這種痛苦從何處而來?；蛟S是已經發展成躁狂癥的顯現，或許是缺少同人交往的需求；但也可能是一種錯誤的恐懼感，不想向人展示我的本來面目”這造成疏離與孤獨的恐懼感正體現出一種“恐同癥”的病態。這種與他人情感層面相異的“他者”身份深深地困擾著柴科夫斯基，在現實生活中的諸多壓抑必然會在語言無法觸及的音樂世界得以展現，由此形成其作品中悲劇感的來源。
柴科夫斯基具有以上四重“他者”身份，其一生正是一個不斷確定與認識自我的過程。在他人的注視下，柴科夫斯基體驗到了“自我”與“為他”的相異存在。在感知到被人注視的同時，明確“自我”的異類身份。而這種感知映射在其音樂創作中，以音樂為鏡將其所感所思巧妙地展現或隱藏。在創作中，柴科夫斯基將“自我”投射出去，在音樂中意識那個想象中作為自我的“他者”，從而確立了比現實中更安全的“自我”存在。因此，對于柴科夫斯基“他者”身份的解讀必然可以引導對其作品的觀察，并完成對其音樂意義內涵的重構。
（二）柴氏音樂創作中的“他者”展現
作為擁有四重“他者”身份的柴科夫斯基，其音樂中體現出明確的異類特質。這種特質或與時代有關，或與個人有關，最終形成其個人獨特的創作風格。在其交響曲創作中，“他者”意識在曲調寫作、體裁甄別以及結構層面這三個不同風格側面均有明確的展示。
1.與民族樂派相異的“民族曲調”借用
受到大環境的影響，柴科夫斯基一直嘗試在其創作中移入民族的成分：“至于我作品中的俄羅斯部分，……我常常在開始作曲時就有意找一首我特別喜歡的民歌進行加工……同俄羅斯民歌相近的曲調與和聲的主要淵源”在其交響曲創作前四首中加入諸多民族元素。然而在柴科夫斯基引用民歌曲調中，原汁原味的并不多見，更多是以城市變體的形式存在。這表現出柴科夫斯基獨特的創作傾向：一種并非區別，而是以相互融合為主的傾向。這種創作傾向可以理解成是由于柴科夫斯基的“他者”意識而造成的潛意識中的選擇，他在不自覺中嘗試回避對立，選擇融合。
2.對特殊體裁陳述類型的偏愛
柴科夫斯基交響曲創作的最大特色是將生活性的圓舞曲植入了交響曲：“柴科夫斯基從《第一交響曲》開始就對圓舞曲情有獨鐘，到《第六交響曲》還對它癡情不改，在此方面登峰造極的《第五交響曲》，四個樂章中竟有三個使用了圓舞曲！……柴科夫斯基的交響曲之所以不同于他人，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圓舞曲的語言交響化，再使它和交響曲融合起來?！焉罨膱A舞曲植入至高無上的交響曲，多少可以縮小它們和柴科夫斯基所關心的聽眾之間的距離?！痹诓袷系慕豁懬鷦撟髦?，大量應用圓舞曲體裁，而作曲家的目的或可做更深層探討。圓舞曲本是社交舞曲，在浪漫作曲家的努力下，將之移植到大型音樂作品中。自韋伯開始到肖邦，完成了圓舞曲浪漫主義音詩化的轉化。在輕歌劇與管弦樂作品中，圓舞曲則往往作為極富特征的場景性體裁存在。在柴科夫斯基之前，圓舞曲在大型管弦樂套曲的出現一般對應舞會、抒情、詩意化的形象，而柴氏對于圓舞曲的應用則遠遠超出了這種范圍?？梢栽O想，交響曲作為一種大型復雜體裁，帶有男權或父權的象征；而圓舞曲則以柔情著稱，充滿女性化的特質。柴氏的做法，恰恰借用圓舞曲對交響曲進行軟化，從而使一種完全男性化的體裁特質變得趨向中性。
3.對傳統結構形式的謹慎拓展
柴科夫斯基對于傳統父權象征的交響曲的改造不僅僅在于插入圓舞曲，同時還對其內部結構進行了更改置換。但柴科夫斯基向來認為自己缺乏對于形式的把握：“我并不缺乏想象力和創造才能，卻常?？嘤谌狈︸{馭形式的技巧，……你可以發現，各個部分的結構很松弛，總可以看出其中的間隙”。因此他對形式的拓展呈現出局部與整體的不協調：一方面是內部的頻繁修飾，另一方面是整體上的符合常規。在局部主題構建方面，柴科夫斯基因無法適應德奧古典交響曲的主題結構形式，而在其創作中發展出一種新手法：放棄德奧古典式的主題陳述模式，而采用在主題內部進行展開再現的拓展模式，由此形成類似三部性結構的特征。這種創作更好地適應了作曲家對于旋律性以及感情表達的需求。但在整體樂章分布方面，柴科夫斯基只在《第三交響曲》中審慎地使用過五個樂章，而隨后接下來的三部交響曲寫作又退回傳統四樂章框架之中。因此就結構層面的拓展來說，柴科夫斯基相當謹慎。他并沒有意愿去破除傳統的形式，或者說他寧可隱藏于傳統之中，在細節中展現自己的特性與不同；又或者這正是其拒絕“他者”身份，遵從社會權威的一種展示。
三、《第四交響曲》：音樂文本分析
在明確柴科夫斯基的“他者意識”后，我們將目光聚焦于一部特殊的作品――《第四交響曲》。我們將從“他者”角度完成一次跨學科視域的分析觀察。在分析中，我們將借用一種在文學、戲劇批評領域已廣泛應用的“酷讀”視角進行觀察。
所謂酷讀，即酷兒閱讀，是基于酷兒理論的一種批評方式。而“酷兒”其實是Queer一詞的音譯，原意為“異常的，行為古怪的”，它被長期作為描述同性戀者的貶義詞匯使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酷兒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酷兒”開始具備了新的意義。在一種自我賦名的過程中，“酷兒”成為一種開放、反歸類的“類別”。首先應用在性別特征領域，著力定義一種流動性：女/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易裝者、虐戀者以及認同并踐行酷兒理論的異性戀者。隨后這種定義擴大至歷史學、社會學等多學科領域，而在文學批評中形成獨特的批評視角――“一種拒絕被定義，提倡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及彈性化的理論視角”，也即“酷兒是所有與常規、法理和主導觀念不符的東西。它不必然特指任何東西，是一種沒有實質認同……（酷兒）描繪了一個可能的視界。這一視界的確切限度和具體范圍原則上不能夠預先劃定。
既然酷兒本身拒絕一種規范教條的定義化描述，因此當它被應用至批評領域時，也缺乏一種明確的應用方法論。而“酷讀”式的批評的本意正在于此：并不是為了定義“什么”，相反正是為了定義“不一定是什么”。因此當對文本進行一種酷讀式批評時，更主要的是強調對異性戀思維所看不到的主流經典作品中的酷兒印跡與另類潛能的披露和挖掘。其中最主要的是：1.探尋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特殊范式。發現被歷史、傳記隱藏或“清洗”掉的同性戀作家的作品，并發現其中的特殊文學主題及創作技巧以及作為一名異性戀世界中的同性戀者的獨特視角。2.探討此類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意義。觀察作品中有可能存在的隱秘的對傳統思維的反叛與抗拒，繼而對傳統意義上的主流作品進行意義上的重新定義與解讀。
柴科夫斯基交響曲創作以《第四交響曲》為界?！兜谒慕豁懬肥遣窨品蛩够谝徊揩@得國際承認的交響曲。作品創作的1877年適逢作曲家經歷失敗婚姻，同時也開始了與梅克夫人通信。作曲家對這部作品十分偏愛，在與梅克夫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作曲家為這首作品寫作的詳細文字說明。而關于作品的最終走向，作曲家做出了如下解釋：“活下去畢竟還是可能的”。這些文字指示給分析者以指引，在大多數的評論文章中，都肯定了這一交響曲所呈現出的勇氣與樂觀， 也即“到人民中間去”，利用群體力量來壓制個人痛苦。
然而蘇珊?麥克拉蕊在《陰性終止》中給出了完全反常規的解讀。她認為第一樂章中，作為主部主題的男性被象征父權的引子與象征女性的副部所挾持甚至是統攝。麥克拉蕊對“疏離感”的敘述否定了這部作品官方意義中的喜劇性。但在其論述中并沒有針對她的詮釋給出更多的分析例證。而通過對文本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這部作品在樂章結構、主題構建、調性設計方面都具有十分特殊的寫作模式。這些都可以作為對作品意義進行詮釋的有力佐證。而這種佐證將指向兩個問題，即作曲家本人的說明是否不容置疑？對這部作品的意義解讀是否可以存在多種可能？
（一）樂章結構的模糊性
這部交響曲采用古典交響曲標準的四樂章結構模式。從整體結構來看缺乏新意，然而在每一樂章內部結構構思卻十分精巧。四樂章構成一種結構聯綴體：體現一種結構形態從模糊到清晰再回歸模糊的狀況。
這種模糊性首先出現在第一樂章。這一樂章整體結構為帶引子、尾聲的奏鳴曲式（圖1）。其中主部主題、副部主題的動機都十分明顯。但因為主部、副部、引子三主題的不斷穿插致使全曲結構趨向混亂。
由于主部材料反復出現， 134小節處模糊了副部，使這部分出現“副部/展開部I”兩種可能性。而217小節主部調性變化則讓人迷惑，從而使作品類似在294小節倒裝再現。由此，以段落劃分，整個樂章更類似一個ABCABC的有序自由曲式。同時奏鳴曲最典型的調性服從在這一樂章中并不明顯，這也削弱了第一樂章奏鳴曲結構的特質。
第二樂章至第三樂章體現了結構上的清晰性（圖2）。兩樂章均采用復三部曲式。其中第二樂章在結構上稍有變化，整個樂章結構為三聲中部的復三部曲式。但是與A部分的雙重二部式不同，再現時，這一部分變為三部性，且最后的a主題基本趨向消散，從而形成一種兩頭結構上的不均衡。第三樂章則是非常平衡的結構形態。
第四樂章在清晰的基礎上，重新展現出一種結構上的模糊（圖3）。樂章采用變奏曲作為結構主體，又通過a、b主題插入造成回旋原則的混合，由此第四樂章具備混合曲式的結構特色。
整體四樂章結構上模糊―清晰―模糊的順序組成了全曲情節的連貫。第一樂章通過引子、副部不斷對主部施加影響，造成主部主題不斷游移出現，從而使奏鳴曲結構模糊。這種模糊在第二樂章得以繼承，同時開始趨向清晰。第三樂章的清晰構成了一道明顯的分界，展現由混亂至清晰的轉向。第四樂章借由單主題變奏形式展現清晰，同時附加主題的插入，使結構重新模糊化，最后第一樂章引子材料引入，使四樂章構成一種“循環”模式，全曲成為統一連綴的結構連續體。這種連貫性在主題構建與調性安排的合力下形成隱喻意義。
（二）主題構建的同質性
麥克拉蕊將第一樂章中的三種主題形態分別賦予“強硬父權” “猶豫男性” “誘惑女性”的形象定義。依據作曲家宣稱的第一樂章引子動機是全曲的胚芽這一說法，可以發現，三種主體形態的確存在一種同質性的特質。
引子動機（或稱命運動機）由三種不同形態的音樂進行方式構成。x素材為同音反復三連音節奏形態，y素材為上行三音進行，z素材為下行三音進行。y、z素材中均包含小附點節奏型。這三者正是全曲主題的基本發展動力核心。
主部主題十分另類，作曲家特意標注“圓舞曲”性格用以區分傳統奏鳴曲中的主部主題形態。此主題陳述后衍生成具有三部性特征的龐大段落。其中同樣具備引子動機的三要素（譜例2、3）。
同時主部主題的陳述雖以bA大調為核心，但因為添加了12個半音，從而使調性不穩固。在主題陳述之后，x素材不斷出現嘗試幫助其矯正這種調性的模糊。因此，整個主部主題其實包含了引子的全部素材，其實是引子動機的轉化。譜例4第一樂章主部主題
副部主題同樣由兩種要素混合構成：一種以頻繁的小附點為主要形態，同時還有連綿的下行旋律線條隱伏其中。副部主題中同樣包含引子動機三種素材，因此副部主題同樣來自引子動機。它與主部主題本為一體兩面，或者說是一種行為的兩種不同選擇。
譜例5第一樂章副部主題
副部主題同樣幫助主部主題確立調性。在副部主題引導下，主部主題的調性逐漸明確在B大調，并轉化成一段相對穩定的進行曲旋律。隨后是引子動機對其進行干預。引子動機的進入及與主部動機的展開構成展開部的中心。第230小節，主部主題被打回原形。隨后是主部主題與引子的追逐段落，在針對調性的矯正過程中，283小節主部主題在F大調上明確。
副部主題再現，調性服從F大調，并引導主部主題在F大調上確立。尾聲中以弦樂震奏出現主部主題，回到最初調性不穩定狀態。這是主部的真正再現，同時也宣告整樂章其他兩主題嘗試幫助其穩固調性的失敗。
第二樂章的主題同樣包含了引子的三種元素：Aa主題中y素材，Ab主題則包含x、z素材。B段主題則顯然與第一樂章主部主題存在血緣關系。因此可以認為第二樂章其實是對第一樂章的延續。中部B主題在混合舞蹈性因素后調性趨向穩定，正是第一樂章調性穩固失敗的延續，同時也是對第三、四樂章的預示。
第四樂章同樣可以看到引子主題的變形。歡慶主題與民眾主題都包含引子動機的要素。而作為主要變奏主題存在的民歌《田野里有棵小白樺》，如果仔細分析，也能在其中找到引子動機的影子。
譜例9第四樂章 《田野里有棵小白樺》主題
由此我們可以確定這部作品在主題構建方式方面存在同質性特征。全曲主題基于同一引子動機構成。第一樂章引子、主部、副部雖性格各異又彼此同質。這種構建方式的同質性正是作曲家個人不同心理側面的展示。主題的同質性昭示一種自相矛盾的痛苦。第二樂章主題與第一樂章主題間的關聯是全曲整體情節連貫性的有力佐證，對民歌曲調的借用與融合則暗示隨后三、四樂章的發展方向。第四樂章中民歌主題與引子同樣構成同質性存在，一方面民歌與“命運”迫力同質，是一種社會權力描述。同時這種迫力來自于自身矛盾的持續與不可和解。
（三）調性設計的隱喻性
第一樂章調性發展脈絡，是引子與副部雙方面對主部進行的調性矯正過程以及矯正的失敗。引子是明確的bA大調，它不斷地強制矯正主部主題，希望能幫助其確立調性。主部主題因為添加12個半音而調性模糊。副部旋律一直穩固在bB音上，類似bb小調，隨后轉為同主音bB大調與bC大調/ba小調（等音代換為：B大調/# g小調）。因此，副部調性具有明確穩定的B/bB音核心。主部在二者爭執下選擇二者之間的折中F大調，但尾聲中受到引子干預，最終退回開始時調性模糊的狀態。
第二樂章是進一步矯正以及融合的過程。Aa主題延續B/bB音核心，以bb旋律小調構建。依靠旋律調式的模糊性延續之前的不確定感。Ab主題以f小調/bA大調進行干預。中段B主題，再次選擇折中d小調陳述，市井旋律歌調保持了調性與旋律的穩定。再現中Aa主題與B/bB音核心也最終消散。
第三樂章在F大調與A大調中轉換，通過F大調完成了與之前d小調的關聯， A大調則形成了自第一樂章至第三樂章的調性連接。從嚴厲的bA大調轉換至明亮的A大調。正是幻想中希望的表達――命運的迫近會在民眾之中軟化或改變。
第四樂章是最后的矯正過程。整個過程并不順利，通過三次確立才將主題從b小調確立至F大調。第一次轉化中，歡慶主題為F大調，而小白樺主題則再次出現在B/bB音核心上。第二次轉化，小白樺主題與歡慶主題調性趨向一致，但仍在F/f調游移。直到第三次轉化通過bA大調的逼迫，民歌主題最終在F大調上確立。
全曲的調性設計就此構成了一種隱喻的敘事過程。第一樂章主部主題的調性模糊一直存在。引子與副部嘗試幫助其穩固調性，但都不成功。這種主部主題調性模糊可以為理解主人公某種特殊心理取向的無法糾正。因此這種“纏繞及矯正”并非來自外界的壓迫，更多在于自身識別的困難，針對“自我”的無法明確定位。第二樂章中依舊延續了第一樂章“嘗試―干預―放棄”模式。最后調性的明確可以看作是心理層面的調整與放棄。當民歌旋律確定調性時，音樂內容從內心轉向外部世界，并連接了第三樂章蒙太奇式的音樂形象。A大調顯然是一種幻想中的和解。而第四樂章的三次矯正，則在現實層面陳述矯正過程的困難，最終雖然看似完成了F大調的確立，但這種“確立”最終仍在一種強力干預下完成，其實回到了第一樂章展開部最后的狀況之中。這也隱喻了實際上這種矯正或是定位無法成功。
定位的困難決定了全曲結尾的悲劇性。尾聲中第一樂章引子動機的突然插入，截斷了一種融合的過程。引子動機侵入之后形成了一個短暫的寂靜段，隨后的歡騰在短暫的寂靜后反襯出一種情感落差。這種落差將音樂從外部重新引至內心世界：雖然外部世界依舊歡騰，但與“我”無關。作品也通過這種強烈的反差營造出了巨大的悲劇性。同時，由于主題的同質性，這種截斷并非是對立雙方的角力，而是一種自我調整的失敗，是一種自我對自我的否定。
關鍵詞：初中語文教材 德育 滲透
語文教材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很多課文都直接和德育教育有著密切的聯系，課文的內容本身就是很好的德育教育的素材，在教材中能找到很多種現成的內容，教師若能很好地把握這些內容的教學，對學生的德育教育是很有幫助的。
語文教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文質兼美的，語文學科本身就具有很多語文學科知識的美，如語言美、哲理美、情感美、人性美。檀傳寶教授一再強調美對德育的重要意義與價值，“美讓抽象的德育內涵變得形象可感、美讓道德情感升華為道德需要、美讓德育精神得以延續和創新”。而初中生往往被五光十色的生活所迷惑，他們中的一些人缺乏辨別是非的能力，往往以丑為美，以惡為美，再加上他們一時無法擺脫失敗的陰影，會帶著悲觀的態度來看待這個世界，會產生一種悲觀的心境。如我班有位學生，她生得很丑，卻以為自已很美，把自己打扮得人不人，鬼不鬼，根本不像一個學生。加上父母的過份溺愛，并受網絡游戲的誘惑，在學習和生活上無法擺脫失敗的陰影，經常離家出走，逃學，仍至割脈自殺。面對這樣的學生，教師在語文教學中要加強文本分析，挖掘德育內容。通過教育帶領學生走出那個失落的世界，重拾信心，熱愛生活，珍惜生命。
一、挖掘文本中的語言美
語言是信息的載體，是思想的外殼，是文章的表現形式。任何作家都是通過語言文字來反映現實、表達思想的。葉圣陶指出：“文藝作品跟尋常讀物不同，是非辨出真滋味來是不可能的。讀者必須把握住語言文字的意義和情味才能辨出真滋味―――也就是接近作者的旨趣的希望。”因此，初中語文教師應充分發掘語言文字的表現力，讓學生在感悟語言的過程中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從而培養高尚的情趣。
1.利用哲理的語言教學生學會做人，熱愛生活
初中的許多課文，蘊含著啟迪人智慧與教誨人做人的哲理。教師要利用好富有哲理的語言教會學生做人、做事、熱愛生活、珍惜生命。
2.利用抒情文字教學學生體會人性美
現在的初中生大部分是獨生子女，個體意識強，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以自我為中心，做事情很少去考慮父母親的感受，也很少去關心身邊的親人。我在教學朱自清先生寫的《背影》這篇課文時，讓學生討論如看待父愛和母愛，討淪后有位學生這樣說；“世間最純潔的便是母愛，她的寬容涵蓋了我們一切的幼稚和無知，她的寬容更無法掩飾我們內心的自私，如果要學會愛別人，就先從熱愛自已的父母開始吧！”初中語文課文有許多這樣描寫人性的文章。那些寫出了真實、豐富、細膩的人性的課文，都蘊含著美；那些描繪出善良、富有同情心、愛心的人性的課文，都閃爍著美的光輝。
3.通過詩歌陶冶情操，凈化心靈
我們知道在詩詞當中也蘊含著豐富的德育教育因素。教材中的詩詞大都是文質兼美、形神俱佳、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統一的作品，它為我們進行德育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因此詩歌教學不僅會使學生獲得美的享受，而且也使學生的心靈得以凈化。初中生本來就難以接受枯燥的說教，詩歌以其獨特的形式吸引著初中生，感召他們的內心世界，凈化他們的思想和靈魂。
二、挖掘文本中的形象美
與政治課、職業道德課相比，語文課的德育教育具有獨到的優勢：形象性，初中學生更容易接受。形象是作家按照美的規律運用一定的藝術技巧創造出來的，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顯現。初中語文課本中有很多形象鮮明的人物，如歐?亨利的《最后一片葉子》中用自己的生命帶給別人希望的老畫家，的《包身工》中命運悲慘的包身工等等。教師要充分利用這種優勢，加強形象感染，讓學生在感受形象的基礎上，受到崇高思想和優秀品質的感染、熏陶，潛移默化地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1.利用優秀人物感染學生
一些優秀的人物身上含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因此教師要利用文學作品中優秀人物形象的人格美、品質美，震撼學生的心靈，使學生受到深刻的教育，形成健康的人品。因為深刻地揭示優秀人物內心世界，剖析他們的性格特征，可引起學生審美上的共鳴，使之明確善、惡、美、丑的標準，激發他們蓬勃向上的熱情和追求正義的感情，并逐漸形成優秀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
《鄒忌諷齊王納諫》中的鄒忌是位足智多謀、善于辭令、深諳君王心理的謀士，善于以小見大，動腦想辦法，終于說服了齊王。從他身上，學生可以學習實事求是的態度，要練出出色的口才，遇事善于動腦的智慧。
2.利用反面人物引導學生
初中學生的文學素質相對低些，他們缺乏一定的鑒賞、區別是非的能力。面對文學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形象教師要正確引導。
某一段時期，我國的電影、電視、小說作品中的人物總是有兩個極端，正面人物集所有優點于一身，反面人物集所有缺點和罪惡于一身。其實如果用多種角度來欣賞文學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就會發現反面人物身上也會有人性的地方。
3.利用鄉土教材感化學生
關鍵詞：《日常用品》 詞匯 句子 修辭 語篇
《日常用品》塑造了代表傳統文化的母親和代表現代風格的女兒的不同形象，圍繞如何理解和繼承祖傳的被子展開情節，反映了由種族問題引起的家庭矛盾。小說借母女沖突表達了這樣一個主題：繼承民族文化傳統的意義在于深刻地認識理解其文化內涵，而不是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小說體現出作者難以釋懷的黑人情結和沉重的焦慮，這也是作者自我意識的彰顯。
一. 詞匯方面
1.形容詞層面
文中第十三段是形容詞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段，共138個單詞，其中形容詞共計13個，約占整段字數的9.4%。這些形容詞都是簡單詞匯，其中，good一詞重復使用了三次。小說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文中的“I”代表的是一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黑人母親?；谶@一點，就不難理解作者為何用詞如此簡單。此外，該段中主人公在對自己和自己的女兒進行描述時采用的是中性形容詞，而對準女婿的描述時，她用mossy來形容他的牙齒，用earnest來形容他的臉，可見主人公對女婿持有偏見或不甚喜歡。
2.副詞層面
整篇小說中副詞并不多，always一詞出現的頻度相對很高。在對Dee進行描述時，接連用了多達4個always。Always不僅表示頻率很高，還能輔助表達作者蘊含的某種特定的感彩。在此文段中always的頻繁使用表達了母親對女兒很多行為的不解甚至是反感。
二. 句子層面
1. 句子類型
《日常用品》中多為短句和簡單句，少有長句、復雜句和倒裝句。在母親和女兒Dee的對話中，70%以上都是疑問句而且大部分是反問句，這些問句多由母親向女兒發出且幾乎都是由“Why don’t you”或“Don't you”引導的，語氣非常強烈甚至是憤慨，帶有很明顯的責備和命令的意味，這可以很好地體現母親對女兒不同價值觀的否定，以及對女兒強烈的控制欲和指導欲，很好地刻畫出母親的威嚴形象和對女兒的殷切期盼。
2.詞組類型
在不足一百個單詞的第十一段中，介詞詞組就有七個，占單詞數約30個，占到約整段的30%。其中，有四個是由with引導的作方式狀語的介詞詞組。這些詞組體現出Dee對待家人不甚關心，以自我為中心，不顧及他人感受，這也很形象地反映出她身上體現出的對黑人文化傳統的反叛和對白人文化及生活的熱切期盼和忘本式地追求。
三. 修辭方面
1. 明喻的大量使用
作者在整篇小說中使用了大量的明喻，其中大部分都是由like或as引導的，這也是對文章的敘述者――黑人母親的文化程度的再次體現。在第十九段中有這樣一句：“Hair is all over his head a foot long and hanging from his chin like a kinky mule tail”。這里是對Dee的男朋友的描述，說他的頭滿整個腦袋足足一英尺長，從他的下巴懸吊下來活像卷曲的騾子尾巴。明顯，把頭發比作騾子尾巴這個比方很古怪，可見母親對女兒男友的形象并不滿意。在第五段中有這樣一句：“I can kill and clean a dog as mercilessly as a man”， 母親把自己與男人作比，來凸顯自己干活時的強悍和粗獷，她認為只有男人才能干那些很粗糙費勁的活兒，這體現了母親潛意識里的性別差異觀念。
2. 擬人的適當運用
擬人是指把物擬作人，使其具有人的外表、個性或情感的修辭手段。擬人可以通過形容詞、動詞或名詞表現出來。第十三段有這樣一個擬人句“Like good looks and money， quickness passed her by”.這里，賦予了長相，錢財和敏捷的思維以人的動作“pass by”，這樣不僅使句子更加生動，達到詼諧幽默的效果。同時，也很好地流露出母親對女兒Maggie心懷遺憾，在她看來，Maggie不如Dee那樣迷人和聰明是因為運氣不好，是老天對她不公。由此可見母親看待事物的主觀性，進一步體現了她的文化程度不高，不能客觀地看待和分析事物。
四. 篇章語境方面
小說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從黑人母親的角度展開敘述。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不如第三人稱的敘述角度那樣客觀，但是后者不及前者那樣具有感染力。閱讀過程中，讀者很容易將自己主人公化，化身成為那位黑人母親，因而能更深切地體會到黑人母親對女兒的不解和失望，但同時又不甘于妥協，極力想改變女兒已形成的價值觀。母親和女兒之間的沖突僅僅是一個縮影，作者真正想反映的是非裔黑人在尋根文化、傷痛文化與現代白人文明的沖擊與滌蕩中的苦痛掙扎和文化身份認同，構擬出一幅在深沉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面前迷惘和抗爭的畫面。
參考文獻：
任何材料的翻譯，譯前通讀全文并進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語文本的前提。旅游景點材料，是一種內容包含有地方歷史與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與小說、詩歌、政府報告、產品廣告等其他類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還是有某種文本分析模式作為依據呢?德國功能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諾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們需要一個能夠適用于所有文本類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語文本分析模式，可以應用于所有的翻譯任務。她認為可以建立一個無須參照源語或目標語特征的以翻譯為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筆者則認為，一種模式可以起到舉一反三的作用，但譯者認為分析因素可根據個人主觀意愿有所取舍與側重。這正是本文旨在說明的焦點。
二、文本分析理論
翻譯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國學者凱瑟琳娜·萊斯(Katharina Reiss)、費米爾(Hans Vermeer)創建的德國翻譯功能理論及萊斯的功能文本類型理論。在語言學家布勒語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礎上， 萊斯把語言功能與文本聯系起來，根據交際功能范疇把文本劃分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達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類型[2].
在篇章語言學和文本類型理論基礎上，諾德提出了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為譯者提供一個分析源語文本的模式，運用于所有的文本類型和翻譯過程。
諾德的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強調對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準確闡釋，解釋語言、文本結構及源語言系統規范的關系，為譯者選擇翻譯決策提供可靠的基礎[3].相對語篇結構語言學派的文本結構分析，諾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為詳細全面，對源語文本中的文內外因素進行分析。諾德將源文本中的語言和非語言因素分為“文外因素”和“文內因素”,文外因素包括發送者、發送者意圖、接受者、媒介、交際地點、交際時間、交際動機、文本功能八個方面。文內因素包括主題、內容、預設、文本構成、非語言因素、詞匯、句子結構、超音段特征八個方面[4].這些因素的排列順序可以改變，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復進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會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準，適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為其模式不變相當具體，對各類翻譯問題的解決均有導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選自于荷蘭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編著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兩篇城市介紹文章。按照諾德的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進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從整體來看，此文本為呼喚型旅游文本，文本實現了喚起讀者的關注、興趣和渴望等功能目的，能夠呼喚那些喜歡訪尋古跡、游覽名勝旅游者的探訪興趣。因此譯文要實現作者的意圖以及傳遞信息的目的，在歷史材料和景色的重點翻譯上，就要信息簡潔，語言得體又優雅，信息重點集中，平衡好渲染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的語言信息。
此文本含有大量的歷史概況信息，具有信息文本特性。翻譯時，要仔細分清事實型信息及呼喚型信息，考慮語言的統一和信息的融合，合理地處理語言和信息的形式和風格。
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來看，讀者要獲得的是歷史、文化和旅游信息及體現城市魅力特點的呼喚型信息，是信息和呼喚型相結合的文本。翻譯中，語言要簡潔又古雅，句子要簡短優美，盡量使用歸化策略，便于讀者理解和欣賞;尊重讀者的閱讀習慣和興趣，注重讀者和文本的交際融合。
(二)文本內因素分析
此兩篇文章主題明確，重點內容描述扼要，作者圍繞主題來展開的細節和重點清晰。以“Rivals to Venice”這部分為例，從語篇結構的角度來分析文本的基本結構和復雜結構。文本分為“導入---城市概述---特寫描述---精彩描述”四個部分，不斷深入提供細節的發展語篇。時間、空間和細節描述是此翻譯中需要細細處理的信息，并要選擇最適合的結構來組織信息和內容。
此部分的第一段，作者描述了 Ragusa 的歷史變革，是典型的時間發展順序，明確采用時間發展的結構來編織信息和語言。翻譯時既要關注結構，也要關注時間為軸的信息。圍繞Ragusa 歷史的主題，以具體時間為軸來編排的信息細節，具有“時間---人---主要變化---特點”的思維和路徑，并使用遞進機構和平行結構等其他結構。翻譯時要嚴格控制好這些結構和語言。
文本中主位和敘位推進的結構和語言處理。比如：Fromthe fortifications you can also discern the clean lines of thecity. Two main entrances,the Pile and Ploc gates lead to acar -free Dubrovnik,the heart of which clearly beats onStradun also known as the Placa (main street) with its stores,作者從“clean lines”概述信息，再到“Two main entrances”敘位變成主位來推進。信息的連貫和銜接是翻譯時的關鍵。
從語言上來看，源文本有很多并列句、長句及右推進的句式，造成大量的細節和信息擁擠的情況。翻譯時，為避免句子西化及信息堆砌，語言要歸化，化長句為短句，信息要有序組合。
四、翻譯策略
英語與漢語各有其獨特的句式結構，翻譯時句式轉換，才符合行文表達習慣，避免譯文出現翻譯腔。以下從《環球TOP100(世界最美的 100 座城市)》中摘選譯例來說明翻譯策略。
(一)句子折分
英語是樹型結構，十分清晰地體現各種復雜的層次關系;漢語是竹狀結構，習慣于用平面性的單層結構來表達意思。翻譯的策略就是折分法，復合句翻譯時折分成幾個句子。
例 1.Ther[，！]e was an outcr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theSerbs fired on Dubrovnik during the Balkan War because ev-eryone knew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was irreplaceable.
譯文：在巴爾干戰爭期間中，杜布羅夫尼克遭受到塞爾在維亞人的炮轟，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強烈抗議，因為大家都知道這里的共同文化遺產是不可替代的[5].
例 2.When the Slavs invaded in 614 and conquered theplace the inhabitants fled to a rocky isla
nd off the coastwhich today is the site of the old town of Dubrovnik.
譯文：614 年，當斯拉夫人入侵并征服了這塊領地，當地居民逃亡到了沿海一個巖石島上---它就是今天杜布羅夫尼克的老城區遺址[5].
例 3.In 1921 the Greeks and Turks exchanged their mi-norities and of the half million Greeks who had to leave AsiaMinor half of them poured into Athens.
譯文：1921 年，希臘和土耳其人交戰，大約有五千希臘人不得不離開小亞細亞，其中一半涌入了雅典[5].
(二)信息位置調整
英語與漢語的信息編排順序存在明顯差異。英語突顯信息在前，重要信息的陳述放句首，在主從復合句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漢語突顯信息在句末，句子建構主要依循事件的自然進程鋪展。敘事在前，表態在后;先偏后正，先因后果。
翻譯策略就是信息位置調整，將英文中置句首的突顯信息，調整到句子之后的位置及結構和信息模塊的組合方式。
例 4.Only four thousand people lived in the small row ofhouses on the northern hillside of the Acropolis when KingOtto was imported from Bavaria as ruler of the Greeks.
譯文：1834 年，雅典成為希臘首都時，居民幾乎所剩無幾。
當新的統治者國王奧托從巴伐利亞來到希臘時，僅有四千人居住在衛城北面山坡上那些低矮房子里[5].
例 5.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e new capital had to copewith fourteen revolutions,occupation by German troops,anda gruesome Civil War before becoming the lively city that to-day attracts visitors form throughout the world.
譯文：希臘獨立戰爭之后，這個新首都在今天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美麗城市之前，經歷了十四場戰爭，經歷了德國軍隊的占領及讓人恐懼的內戰[5].
例 6.The city unusually aroused a passion in therenowned cynic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describe the cityas “a paradise on earth”.
譯：一貫以憤世嫉俗稱著的劇作家喬治·蕭伯納也異乎尋常地被這座激發熱情，他曾將這座城市描述為“地球上的天堂”[5].
五、結束語
旅游景點材料，是信息與呼喚型文本。翻譯時，運用諾德的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對源文本的文內與文外因素進行分析，通過對主題、內容、結構及語言等方面的分析，促進源文本信息正解理解的實現，提高翻譯的質量。
參考文獻
[1]李明棟.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論、方法及教學應用[M].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1.
[2]郭瑞娟.文本類型理論與旅游資料英譯[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20)：98-100.
[3]郭尚玫.簡析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J].北方文學，2012(11)：116.
【關鍵詞】繪本作品；文本分析；教學活動
【中圖分類號】G6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17（2013）11-0030-03
【作者簡介】華希穎（1972-），女，上海人，南京曉莊學院教師，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學博士。
在幼兒園早期閱活動中，越來越多的教師選擇使用繪本進行教學。當前，有關繪本教學的研究正逐步深入，但隨之產生的問題也開始浮現。在一些公開課的觀摩活動中，執教者往往對繪本作品內容的閱讀一帶而過，而更熱衷于表現作品附帶的“多元發展價值”。于是，讓很多教師困惑不解的是，繪本的教學有點像“美術活動”，有點像“社會活動”，甚至還有點像“科學活動”，但好像已經不是“閱讀活動”了。
作為一種文學藝術樣式，繪本能表現廣泛的人類文化活動，它對兒童（包括成人）的確有著多元發展價值。就文學的價值和功能而言，公元前六世紀孔子提出了“興觀群怨”說，認為文學可以使人的精神感動奮發、了解社會生活、增進社會交往、怨刺上政。西方文論也認為文學可以凈化、愉悅人的心靈，介入社會生活、實現精神的替代性滿足等。在當代文論中，通常把文學的這些價值和功能概括為審美、認識、教育及娛樂功能。[1]兒童文學作品、包括繪本同樣具備文學的這四種功能，對兒童成長和發展具有獨特的意義。幼小的孩子通過閱讀感到心情愉悅、身體舒適快樂、精神自由，這體現了文學的審美和娛樂功能。而當他們帶著這些身心的感受去認識天地萬物、生活世界，同時在潛移默化中獲得發展和成長時，文學的認識和教育功能也隨之實現。
因此，兒童文學的各項功能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的關系，它們以整體的方式綜合發揮作用。其中，認識和教育功能的實現離不開兒童的審美感受和閱讀體驗。換言之，文學乃至兒童文學的認識和教育功能的達成有其特殊性，必須建立在審美或娛樂功能的基礎之上。
在幼兒園教育領域，教育者的身份使得我們十分重視文學作品和繪本教育功能的實現，但是對教育功能如何實現卻仍需尊重文學活動自身的規律。俄羅斯文豪列夫?托爾斯泰曾在《藝術論》中談到，文學藝術活動通過作品喚醒讀者體驗過的情感，而讀者可以在文學活動中用動作、線條、色彩、音響和語言傳遞并表達出來。[2]在幼兒園文學活動及繪本教學中，我們也可以通過對作品的閱讀，激活幼兒已有的情感體驗，并鼓勵幼兒用語言、表情、肢體動作、聲音、涂畫等方式欣賞或表達自己的感受。
而在當前幼兒園繪本教學活動的設計中，一線教師存在著教育目標（功能）優先、認知目標（功能）優先的思維定勢，不尊重文學活動開展的特殊規律。表現在教學活動過程中，就是忽略對繪本作品基本內容的閱讀，淡化或無視幼兒的審美體驗，急于實現繪本作品中附帶的“多元發展價值”。 誠然，繪本作為一種重要的早期閱讀材料，可以促進幼兒閱讀能力的發展；作為一種課程資源，也可以引發生成主題活動，它的確具有多元價值。但是作為幼兒園語言領域的集體教學活動，教師首先應該尊重作品、尊重文學藝術活動自身的規律，以真正實現繪本對兒童的多元發展價值。
尊重作品，意味著教師帶著孩子初次接觸繪本時，要讓幼兒充分與文本內容溝通、對話，喚醒、激發幼兒已有的審美體驗，從而自然實現繪本的認識及教育功能。
對繪本教學活動的設計而言，尊重作品意味著教師在設計之前首先要把自己當成一個讀者，充分理解作品內容，對文本的各個要素，如作品主題、畫面特征、人物形象、語言特征、情節結構等進行深入剖析，這些文本要素的分析與教學活動的順利開展均密切相關。在下文中，我們就來詳細論述文本分析與教學的關系。
一、作品主題的分析
對繪本主題的把握決定了一個教學活動的基本方向。通過多次繪本教研我們發現，一些教學活動的嚴重失誤往往是由于對作品主題的誤讀引起的，而幼兒教師文學素養的欠缺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知道，一部文學作品意義的呈現，需要讀者通過文學接受過程加以具體填充和再建，而這也要求讀者具備一定的文學能力和經驗對文本所提供的信息進行相應的選擇、填充、提煉和重組。[3]如果讀者的文學能力有限，那么他們對文本的接受就會發生根本性的阻隔，作品主題的解讀就會出現問題。
例如在繪本《第五個》中，作品通過五個殘缺不全的玩具在一個昏暗的房間里等待看病的經歷，表現了一種克服恐懼和焦慮情緒、最終戰勝自己的勇氣。但是如果有些教師把作品的主題誤讀為教育孩子看病的時候要排隊，做一個遵守秩序的好孩子，那么在他們的教學活動中自然就會往道德教化的方向上走。
我們在教學研討中還發現，不僅文學素養的高低會影響幼兒教師對作品主題的理解，一些教師還會故意無視作品所要表達的主題，隨意放大或利用作品的某一段細節，而把它作為教學的重點。例如同樣在繪本《第五個》中，有的教師發現作品中有“進去一個，還剩四個……進去一個，還剩三個……”的語句，就認為可以利用其進行數學活動，根本不理會作品自身想要表達的含義。
二、畫面特征的分析
繪本作為一個新興的文學藝術樣式，是由圖畫和文字共同來完成敘事抒情、表情達意的任務的。繪本中畫面前后頁之間的關聯及其敘事性特征，使得幼兒可以通過對畫面的直接觀察來理解作品故事情節的發展、人物形象的活動及審美情感的表現等。仍然以繪本《第五個》為例，其畫面的基本特征是：隨著人物心情的變化，作品畫面的色調從昏暗轉向明朗，并用環境中吊燈燈光的移動襯托作品人物的心態。畫面中玩具的表情刻畫細膩傳神，逼真地表現了玩具們就醫時恐懼不安的心理狀態。那么，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就可注意引導幼兒從畫面色調轉換及細節刻畫中去觀察、預測人物的情緒變化。
而在繪本《我的連衣裙》中，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征是通過朗讀的音韻節奏感與畫面相結合，構成音畫相映成趣的節拍，使得畫面呈現出奇妙的音樂性。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將朗讀作品和翻書的動作配合起來，尤其那些無需發出聲音的畫面，靜靜地和幼兒一起體驗音樂中休止符的美妙。
三、人物形象的分析
對人物形象的分析也會影響教師的教學進程。由于目前很多幼兒園使用的繪本是從西方國家引進的，我們會發現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爸爸媽媽的形象，和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的父母形象有不少差異。我國兒童文學作品中傳統的勤勞、善良、甘于奉獻的母親形象，與國外眾多繪本中會大叫、發脾氣、賭氣，有自己的樂趣和愛好的媽媽形象相差甚遠。如何理解這樣頗具挑戰的人物形象，如何通過這些豐富、飽滿、立體的圓形人物向兒童還原生活和人性的立體與真實，是值得我們每位繪本執教者深思的。
當然，在一個教學活動中，教師所要做的不僅是自己準確把握作品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幫助幼兒感受、體會人物形象的所思所做所想。例如繪本《第五個》中受傷的小玩具們一開始沉浸在害怕與恐懼之中，但最終都憑勇氣戰勝了自己。那么教師可以通過自身的角色轉換，適時地從教師的角色轉換成作品中的玩具形象，和幼兒一起體驗小玩具們緊張、害怕的情緒，并分享最終戰勝自己的快樂。
四、語言風格的分析
幼兒園語言教育十分重視幼兒表達能力的培養。幼兒教師也試圖通過繪本教學讓幼兒想說、敢說，激發他們豐富的語言表達。然而，對于不同語言風格的繪本而言，對幼兒語言發展的目標，以及教師自身語言表達的要求也應該是不一樣的。
在語文教育中，大致把語言表達的風格劃分為敘事、說明、抒情、議論四種。幼兒文學作品的語言，大都具有鮮明的敘事性特征，所以教師常常注意培養幼兒描述一個故事或事件的發生、發展和結局，以幫助他們慢慢形成一種敘事的結構。在繪本教學活動中，教師通常也高度關注幼兒描述事情發生狀況及過程的語言表達，并盡量鼓勵幼兒用豐富而有想象力的語言進行描述。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有些繪本的語言風格以說明性的表達方式為主，常表現一些有趣的自然科學現象或社會生活現象，如《昆蟲躲貓貓》《小痂》等。那么，教師自身在教學活動中的語言特點就應進行轉換，以簡潔、準確、清晰的語言表達為主，對幼兒語言能力的培養也不宜過多鼓勵表達的豐富性和想象力。而在一些長于抒情的兒童散文、詩歌類繪本中，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需注意自身語言表達的藝術感染力，以契合作品特有的語言藝術風格。
此外，當繪本作品的內容可以激發幼兒表達自己的觀點時，教師要放下心中固有標準答案的束縛，鼓勵幼兒用議論性的表達方式去質疑、反思作品的內容，讓孩子們想說、敢說。同時，教師自己也可以作為讀者參與其中，發表自己的觀點和見解，以激發兒童更深入的議論和討論。
五、情節結構的分析
對故事性作品情節結構的分析，深深影響著繪本教學活動的具體實施過程。還是以《第五個》為例，這個繪本中故事情節的發展和推進式以人物心理變化為線索，作品中小玩具們波動起伏的情緒變化推動著情節的發展。那么，教師在教學活動實施的現場就可以通過營造人物形象情緒起伏變化的心理氛圍，來推動整個教學活動的進程。
有些繪本的情節結構復雜，有多條敘事線索，那么教師有時就要舍得放棄一些敘事情節，在一次活動中以一條敘事線索為主展開教學活動。典型的案例是《我砍倒了一棵山櫻花》的教學活動。由于作者同時在作品中敘述了和童年伙伴在鄉村山野的游戲、砍倒山櫻花樹的來由、童年禁忌、山民捕獵等多條線索，教師就不必急于在一次教學活動中把作品所有的內容都傳遞給孩子，以免使幼兒產生雜亂紛呈的閱讀體驗。而且，作品中消極灰暗的敘事情節（如山民獵殺野生動物）也不宜向孩子充分展示。
總之，當教師拿到一個繪本時，先不要急于進行活動設計，首先應把自己當成一個讀者，對作品文本所呈現出來的主題、畫面特征、人物形象、語言風格及情節結構進行深入剖析。這是尊重作品，組織和開展繪本教學活動的前提，也是一名幼兒園語言教師的基本職業素養。
【參考文獻】
[1] 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對小說《醉漢》的“問題式”文本分析
摘要：本文從問題式的文本分析分法對于文本中的隱含作者與敘述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同時從這個角度出發探討出小說友誼將父子的位置進行了顛倒，從而使文本具有了更多的意義。
關鍵詞：不可靠的敘述者 反諷 人物位置的顛倒
作者簡介：徐亮，湖北人，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文藝學方向研究生；徐一玲江蘇人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文藝學方向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