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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藝復興；意大利；消費觀
文藝復興是歐洲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時期，傳統基督教所倡導的生活方式及其觀念受到強有力的沖擊，作為“歐洲近代長子”的意大利，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物質文化的豐富多樣，人們的消費方式和消費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本文就意大利人炫耀式消費觀形成的原因，以及在吃、穿、住等方面的表現來簡要敘述一下其消費觀及其所產生的影響。
一、炫耀式消費興起的原因
意大利資本主義的發展
意大利地處亞歐非三大洲的交界處。憑借著優越的地理位置，意大利的商業在歐洲最為繁榮，商人足跡遍及整個地中海世界，甚至遠達北非和亞洲。意大利人在上古時期就與東方各國保持著頻繁的商業聯系。東方的香料、絲綢和珠寶等奢侈品很早就通過意大利傳入歐洲。14世紀上半葉，一個意大利商人弗朗切斯科?佩科羅蒂寫過一本《經商指南》，書中廣泛涉及歐亞非三洲的商品集散地和商路，歐洲的城市是意大利商人活動最頻繁的地區，意大利本土自不用說，地中海沿岸、大西洋沿岸的主要城市都有意大利商人的常駐之地。除歐洲的城市外，他還提到土耳其、蒙古和中國的商業城市，甚至還精確地計算出從克里米亞的卡法到元朝的大都（北京）的旅程需要250天。？在長期的國際貿易中，意大利人積累的巨額的財富，“在十三世紀初，商業利潤一般是20%-50%；即使在黑死病之后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也達到5-8%”，在商業繁榮時期，利潤則高的驚人。因此，意大利成為地中海世界繁榮的商業中心。
巨大的商業利潤刺激的意大利城市的繁榮與復興。意大利式歐洲資本主義萌芽最早的國家之一，到1350年，意大利半島上的城市已是星羅密布，形成了一個新的城市體系。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城市都是以手工業生產而聞名的，前者的紡織業和后者的造船業在歐洲都是遙遙領先的，隨著商業的繁榮，行業不斷增多，手工業規模不斷擴大，也為意大利人積累了巨大的財富。此外，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在中世紀晚期，意大利城市中出現了新興的銀行業，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銀行業得到很大的發展。在意大利的商業活動中，銀行業非?；钴S，佛羅倫薩在十四世紀便擁有100多家銀行，各國上繳教廷的稅款均存于當地銀行。歐洲三大貨幣經營家族巴爾迪、佩魯齊和阿奇烏里都出自意大利。據估計，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期間，在歐洲通行的9億枚金屬貨幣中，意大利就占5億枚，即超過歐洲其他國家貨幣總和的25%。佛羅倫薩的銀行主要從事存款和放貸業務，且銀行利潤極高，例如對外放貸，通常收取7-15%的利息，若是外國人則高達30%的利息；同一時期，銀行的利潤遠遠高于工業利潤，如1435年-1450年期間，美第奇家族經營的銀行利潤竟達26萬佛羅琳，而當時該家族操控的工業生產取得的收益只有2.9萬佛羅琳。銀行業的巨大利潤，也為意大利人斂聚的大量財富。
可見，巨額財富以不同的方式源源不斷地流入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社會財富已經積聚到十分驚人的地步。意大利出現了一批巨商豪富。在15世紀中葉，柯西奠?美第奇和喬凡尼，盧西萊依的家產都在10萬佛羅琳以上，是全歐最大的富翁。殷實的家產逐漸地改變了商人、企業主、銀行家的社會地位，也逐漸影響其消費觀念及其消費方式。城市的富裕對社會的消費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時人們的生活已經完全不同于中世紀的節儉，逐漸轉向奢侈和享樂方面。
二、炫耀式消費的表現
（一）飲食方面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人的飲食消費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食物種類變得豐富，人們對食物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對餐具和烹飪技術的要求更加講究，更為注重宴請賓客的排場。這些充分體現了人們在餐飲方面的享樂、奢侈化趨勢，而這種趨勢在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大城市更為明顯。
由于東西方商品貿易的發展，人們財富的日積月累，意大利周邊城市已經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了，只有通過大規模的進口來滿足城市對食品的需求。每年收獲季節，大批運載食物的商船在意大利往來穿梭，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大量消費。所以在意大利隨處可見來自歐洲其他地方的農產品，奧當西歐?蘭第在1550年出版的《意大利奇聞異事錄》中羅列了意大利各地額佳肴美食：博洛尼亞的香腸、莫德納的夾心肘子、費拉拉朱圓餡餅、勒佐的■醬、皮亞琴察的奶酪和蒜味烙面、錫耶納的小杏仁餅、佛羅倫薩的三月奶酪、蒙扎的細香腸和肉糜、齊亞威娜的野雞和栗子、威尼斯的魚和牡蠣、帕多瓦的精致面包和各種美酒。而且人們在烹調時大量使用各種香料，像胡椒、丁香、豆籠、肉桂、杜松、姜等輔佐材料來增加食物的風味和刺激食欲。不過，從總體上看，十五世紀早期曾頒布“禁奢令”，人民的消費觀念還是比較質樸。但在十五世紀中期前后，一股消費的熱潮或“奢侈之風”開始在富有的城市顯貴和市民當中彌漫開來。1470年，那不勒斯國王的私生女萊奧諾拉到達羅馬時，舉行的宴會的瘋狂之舉讓人嘆為觀止；克萊芒五世繼位時的賀宴花費1.5萬金幣；佛羅倫薩每年要消費掉4千頭公牛和牛犢，6萬頭羊羔和綿羊，2萬頭山羊，3萬頭豬，佛羅倫薩住在城里的人每天要消耗140莫吉亞的谷物，每年有5.5萬加侖的酒運進城里。而且一度被視為奢侈品的蔗糖，在同時期的歐洲，只有少數貴族和富商才有機會使用，意大利人在十五世紀也曾大量使用。
另一方面，餐桌禮儀亦逐漸發展起來。上菜的順序、餐桌的擺放朝向和客人就坐秩序都有合理的安排。在15世紀時，人們漸漸以刀叉代替雙手吃飯，到16世紀時，意大利人餐桌上已經出現做工精細的陶瓷餐具。比較講究的人吃飯時，還放著音響，隨興吟詩、助興，偶爾也會招來一兩個陪侍。一些歐洲人到意大利旅行時，看到其餐桌上成堆的食物和餐具都大為驚嘆。
（二）服飾方面
隨著基督教禁欲主義和神秘主義的神學思想的枷鎖不斷被打破，人們的思想更加開放和自由。而對于穿的要求，衣服已不再是遮羞御寒的工具了，而傾向于追求穿著的華麗。
關鍵詞：工商行政管理；老年人；消費權益保障
隨著我國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老齡消費市場也在逐年擴大，當老年消費者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自然會導致消費市場的緊縮，沒有消費，也就沒有市場。保護老年消費者的權益已經不僅僅是消費者個人的事情，它和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穩定息息相關。
一、老年人消費權益保障中所存在的問題
1.維權意識較弱
據了解，老年人因生理原因如：老年人普遍存在身體機能退化、器官衰弱等現象，導致七成以上的老年人不能夠準確的對商品進行真偽的辨別，我國老年人消費市場中比較集中的是保健品，保健品與藥品的區別主要是根據批準文號判斷的，但是老年群體對于這些方面了解得少，使得老年人容易受不良商家欺騙，即使當老年人意識到受騙時，也很少采取維權措施，對商品拍照、與商家對質等[1]。
2.維權渠道有限
當老年人的消費權益受到侵害時，有的老年人會選擇去維護自己合法權益。但是在我國相關的法律不夠健全，沒有專門針對老年消費者權益受到侵害時如何維權的相關法律，以及在我國市場上，因為商品的特殊性，使得企業之間出現壟斷的現象。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作用范圍比較有限，對待不同的問題有可能采取相同的解決辦法，同時因為消費市場的商品品種多種多樣，致使行政調節無法作用在一些個別的非生活消費品上。
3.經營者不合法經營
當老年人購買到問題商品時，商家不但不給予退還，有的還對老年人進行威脅和恐嚇。老年人的知識結構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無法和年輕人進行比較，使得有些商家利用這個漏洞，故意設置一些消費陷阱，讓老年人陷入進去，讓老年人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進行消費者權益維護，這就會迫使一些老年人直接放棄維權。
二、老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有效措施
1.提高老年消費者維權意識
加強對老年人維權教育，可以通過開展一些維權活動，讓老年人參與到其中，在活動可以是維權座談會，在座談會上上大力宣傳維權渠道，這樣可以加強老年對侵權行為的認識。加強老年人維權渠道的宣傳，這樣當老年人的消費權益受到制約時，老年消費者就會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讓老年人明白維權是一項合法的權益，是每個公民可以享受的權力[2]。當老年人消費權益受到侵犯時，老年消費者要善于利用相應的設備獲取證據。例如，通過拍照以及錄音的方式，進行取證，當自己在維護權益時，這些都可以提供有力的證據。服務到老年人的生活中，選取一些老年人維權成功的案例在座談會上進行宣傳，讓老年樹立維權意識。
2.拓寬維權渠道
通過建立老年人維權的專門通道，比如在12315的服務平臺設立老年人消費維權專線。專線服務人員和通道服務人員必須是經過專門的培訓針對老年人維權方面，這樣老年人在維權過程中就可以獲得維權詳細信息以及享受細節服務。還可以建立老年消費者投訴快速處理機制，這可以保證一旦獲得老年人消費權益受到侵害信息時，機制可以迅速采取幫助老年人維權措施，讓維權更加及時，以及幫助老年人進行維權活動[3]。此外，還可以通過建立老年消費者維權投訴站，投訴站可以與老年消費者維權的相關法律援助部門相結合，投訴站的服務人員可以是志愿者，這樣就可以降低維權過程中的支出成本。志愿者可以收集和整理老年人在消費中遇到的侵權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解決辦法，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機構匯報，在行政部門的幫助下，有效的解決。把收集的資料整理成冊，這樣有利于當出現類似的問題和現象時，可以采取相同解決辦法進行處理，節約維權中花費的時間。定期針對總結工作，及時發現不足，改進工作進步，更好的保護老年人的消費合法權益。在一些大型商場和農貿市場設立老年人專用消費服務通道，讓老人在購買商品時獲得優先權。解決老年人行動不便的問題，節約老年人購買的時間。協調導購人員真實具體的解釋產品的相關數據，解決老年人對部分商品不了解帶來的不便。一旦出現導購員欺騙老年人消費的現象時，要進行嚴肅處理，監督商家做好售后服務。
3.加強對經營者的教育
經營者的道德缺失往往會出現消費者維權行為。工商行政部門以及相關部門要通過開展商家座談會的方式來對經營者進行教育。商家和企業都是主張長期發展和盈利來經營的，如果商家不誠信經營那它將會永遠失去自己的客戶，秦池就業在勾兌白酒之前，在我國市場還是很有名，并且發展的也非常好，但是在勾兌白酒新聞一倍報道出來，它的銷售額立即下滑，并走向了倒閉的道路。這可以商家充分意識到規范經營的重要性。同時，還可以選舉一些優秀商家，評定為“老年人滿意示范店”，店鋪的錄用是要通過老年群體推選出來的，同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其進行考核和保護。這些店鋪可以為其他店鋪做樹立榜樣，使得其他店鋪自覺的向它們看起。對這些店鋪也可以適當的進行獎勵，并作宣傳，讓更多老年人來這些店鋪進行消費，這樣可以有效保障了老年人的消費合法權益。
4.加強市場監督
對于老年人相關的消費品生產企業進行嚴格的管理，但使企業的生產經營規范合理，讓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更加強烈。對一些受老年人好評的品牌商品，政府部門要給予扶持和保護。嚴查侵害老年人合法消費權益的商家，當發現商家侵犯了老年人消費合法權益時，進行嚴肅處理甚至是給予停業處理。
三、總結
工商行政管理視角下，老年人消費合法權益粳稻有效的保障，使得社會發展更加和諧。因為老年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集體，所以應該給予老年人足夠的保護，使得老年人感受更多的來自這個社會的關懷。
作者:陳達端 單位:福建省泉州市老年活動中心
參考文獻：
[1]尋舸.我國農村居民公共消費現狀及改善對策[J].商業時代,2012,13:12-13.
不同于國外的非營利性醫療結構，我國非營利性醫院面臨著許多問題。
1.1性質模糊不定。
客觀上講，我國非營利性醫院主要由公立醫院組成。然而，這些被定義為非營利性的醫院，所享受的補貼遠遠不能滿足醫院的實際運行費用，大多靠自身醫療服務收入支撐，處在自負盈虧的狀態。這種情況，就造成了醫院追求利潤，功能定位不準確；
1.2體制僵化、服務雷同。
雖然被烙上了非營利性醫院的標志，但實際上，公立醫院仍在在傳統的醫藥體制下開展工作，仍然沿用舊體制下的運行模式，體現出了種種的不適應。同時，各醫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存在單一性、趨同性的傾向，缺乏各具特色的市場劃分和人性化的服務；
1.3競爭激烈、觀念落后。
國家在對于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探索中，逐步向各種資本放開了醫療市場，這使得非營利性醫院面臨的競爭愈發激烈。然而，各大非營利性醫院仍然屬于事業單位性質，仍然處于“坐等客來”的運營狀態，沒有形成服務營銷的觀念，收入分配體制也一成不變。這使得他們在面對市場競爭時，表現出了諸多不適應。
2非營利醫院的營銷分析
2.1我國非營利醫院營銷現狀
大部分醫院的營銷操作，仍然停留在初級階段，僅僅局限于媒體宣傳、公益活動等，未做市場調研，沒有好的營銷模式和策略，同時，醫院所提供的“同質化”服務，也缺乏相應的競爭優勢；
2.2非營利醫院的市場細分
對于醫療市場，我們選取了地理因素、人文因素、心理因素和行為因素四個方面來分析。（1）地理因素細分。按照行政區、地區、氣候等進行劃分。
（2）人文因素細分。如兒童醫院就主要服務于兒童，考慮了年齡因素；婦產科醫院主要服務于產婦，考慮了性別因素；高端醫療服務主要服務于高收入階層等。
（3）心理因素細分。不同階層人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個性差異，他對于醫療服務的要求不同，對醫療產品的敏感度也有差異。
2.3行為因素細分。
行為因素主要根據患者對醫療服務的熟識度、態度、反饋等來細分市場；
2.4非營利醫院的市場定位：
（1）選擇目標市場。在對醫療市場進行細分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選擇合適的目標市場，提供醫療服務。這里就涉及到如何選擇細分市場的問題，我們主要從以下兩點進行考慮：①細分市場的吸引力，優質的細分市場需要具備幾個特征，包括規模性、風險性和盈利性、發展性等，總的來說，就是細分市場要有足夠的規模和容量，要提前對風險和盈利進行科學評估，更要考慮到以后的發展前景。②考量醫院自身的目標和資源，目標市場只有最合適的，沒有最優的，要“量力而行”。只有符合醫院管理水平，只有符合醫院人、財、物，才能可以發揮出醫院的優勢，才能為患者提供優質服務，才能獲得發展。
作者：鐘嘉熙，朱敏，吳智兵，孫華鋒，林寧，左俊嶺，劉南，葉志中，陳銀環
【關鍵詞】 SARS
摘要：【目的】探索中醫藥治療傳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的有效方法?！痉椒ā繉?1例入院時以衛氣分證為主的SARS患者，治以疏風清熱、利濕解毒法，擬定基礎方(僵蠶10g、蟬蛻6g、銀花10g、連翹10g、桔梗10g、蒲公英20g、蘆根20g、甘草6g)隨證加減，配合中成藥清開靈、魚腥草注射液及小柴胡片進行治療，按相關標準進行療效分析，并與同期深圳東湖醫院采用純西醫治療的50例作對照分析?！窘Y果】本院收治的61例全部治愈出院，平均退熱時間為(403±394)d，肺部陰影開始吸收時間平均為(434±276)d，病灶明顯吸收或完全吸收時間為(693±402)d，平均住院天數為(905±491)d；與同期深圳東湖醫院采用純西醫治療的50例比較，平均住院時間、胸片病灶開始吸收時間及明顯吸收時間均較短，治愈率較高。60例衛、氣分證患者經治療均未傳入營血分。無1例出現成人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無1例使用免疫球蛋白和抗病毒西藥；僅1例使用了面罩持續正壓吸氧；僅5例(占820%)短期應用過地塞米松，無1例出現股骨頭壞死?！窘Y論】對SARS患者早期應用疏風清熱、利濕解毒為主的中醫藥治療，能有效控制病情由衛氣分傳入營血分，療效較單純西醫治療有一定優勢。
關鍵詞：非典型肺炎／中藥療法；疏風清熱；利濕；衛氣營血辨證
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又稱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是一種以呼吸系統結構和功能損害為病變基礎的急性傳染性疾病，其傳播流行已嚴重危害到我國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經濟建設。據各國醫學專家預計，在今冬明春，SARS卷土重來的可能性極大，因此尋找有效的規范的SARS防治方法迫在眉睫。
迄今為止，各國在SARS防治和研究中的主要成就包括：2003年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公布非典的病原體為非典相關冠狀病毒(SARSassociated coronavirus，SARSCoV)，簡稱非典病毒［1］；高效的診斷方法取得快速進展；疫苗的研制正在加緊進行中；目前對于SARS的基本治療方案主要包括試用抗病毒藥物和糖皮質激素，及時應用面罩持續正壓吸氧(必要時氣管插管)，對癥和支持療法等［2］。但是抗病毒藥的確切療效未能得到證實，糖皮質激素的副作用一直是困擾臨床工作者的巨大問題。中醫藥對于SARS取得的療效已得到包括WHO專家在內的廣泛重視。衛生部疾病控制司組織專家制定了“非典型肺炎的防治技術方案(試行)”，該方案根據廣東經驗，提出中藥的治療原則為按溫病衛氣營血和三焦辨證論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高度強調發揮中醫藥在SARS疫情控制中的特色優勢，提出了“非典型肺炎中醫藥防治技術方案(試行)”，方案中指出本病屬中醫“溫病”的范疇［3］。因此探索應用中醫溫病學的理、法、方、藥辨治SARS具有重要意義。
為探索中醫藥治療SARS的有效方案，本研究對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在2003年1月20日至2003年6月9日收治的61例SARS患者的治療情況進行了分析，并與深圳東湖醫院采用純西藥治療的50例［4］作比較，現總結如下。
1 觀察對象和方法
11 西醫診斷標準
診斷均符合衛生部2003年5月3日頒布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標準(試行)》，并經廣東省非典防治專家組臨床確認。
111 流行病學史
①與發病者有密切接觸史，或屬受傳染的群體發病者之一，或有明確傳染他人的證據；②發病前2周內曾到過或居住于報告有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并出現繼發感染疫情的區域。
112 癥狀與體征
起病急，以發熱為首發癥狀，體溫一般超過38℃，偶有畏寒；可伴有頭痛、關節酸痛、肌肉酸痛、乏力、腹瀉；常無上呼吸道卡他癥狀；可有咳嗽，多為干咳、少痰，偶有血絲痰；可有胸悶，嚴重者出現呼吸加速，氣促，或明顯呼吸窘迫。肺部體征不明顯，部分病人可聞及少許濕羅音，或有肺實變體征(注意：有少數病人不以發熱為首發癥狀，尤其是有近期手術史或有基礎疾病的病人)。
113 實驗室檢查
外周血白細胞計數一般不升高，或降低；常有淋巴細胞計數減少。
114 胸部X線檢查
肺部有不同程度的片狀、斑片狀浸潤性陰影或呈網狀改變，部分病人進展迅速，呈大片狀陰影；常為多葉或雙側改變，陰影吸收消散較慢；肺部陰影與癥狀體征可不一致。若檢查結果陰性，1～2d后應予復查。
115 抗生素的使用
抗菌藥物治療無明顯效果。
臨床診斷標準：符合111①+112+114條及以上，或111②+112+114+115條，或111②+112+113+114條。臨床排除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細菌性或真菌性肺炎、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軍團病、肺結核、流行性出血熱、肺部腫瘤、非感染性間質性疾病、肺水腫、肺不張、肺栓塞、肺嗜酸性粒細胞浸潤癥、肺血管炎等臨床表現類似的呼吸系統疾患。
12 中醫衛氣營血辨證標準和挾濕標準
參考《溫病學》［5］，具體內容如下：溫病發熱、惡寒、咳嗽、口微渴、苔薄白、脈浮數為衛分證；但發熱、不惡寒、汗多、尿赤、舌質紅、苔黃、脈數有力屬氣分證；若兼見衛、氣分證特點者為衛氣同??；身熱夜甚、心煩、時有譫語、舌質紅絳屬營分證；身熱、躁擾不寧、或神昏譫語、出血、舌質深絳屬血分證。挾濕則證見發熱或身熱不揚、脘腹痞滿、苔膩。
13 一般資料
符合上述診斷標準的61例病人中，男37例，女24例，年齡最小者15歲，最大者88歲，平均年齡(3843±1897)歲。所有患者就診時均以發熱為主癥，發熱時間最短05d，最長15d，平均(370±346)d，體溫最低為373℃，最高為42℃，平均(3857±102)℃；惡寒35例(5738%)，咳嗽49例(8033%)，精神疲倦41例(6721%)，納呆、脘痞36例(5902%)，頭身重痛或肌肉酸痛53例(8689%)，苔膩38例(6230%)；血清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升高者13例(2167%)，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升高者17例(2833%)，二者均升高者11例(1833%)；外周血分析各指標大多在正常范圍內，淋巴細胞(LYM)偏低者占1404%、偏高者占175%，中間細胞(MID)偏高者2281%、偏低者351%，血小板(PLT)偏低者1579%、偏高者未發現。
61例患者入院時屬衛分證16例(2623%)，衛氣同病證23例(3770%)，氣分證21例(3443%)，營分證1例(164%)，挾濕表現者38例(6230%)，總屬衛氣分證候者60例(9836%)。
胸部X線表現：全部胸片經廣東省非典防治專家組鑒定確認。在整個疾病過程中(從起病到出院時止)，所有患者肺部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片狀、斑片狀浸潤性陰影，部分病人進展迅速，呈大片狀陰影，呈多葉或雙側改變，亦有單側病變者。
14 治療方案
141 中醫治療方案
采用疏風清熱、利濕解毒中藥，基礎方：僵蠶10g、蟬蛻6g、銀花10g、連翹10g、桔梗10g、蒲公英20g、蘆根20g、甘草6g。毒熱壅盛加玄參15g、重樓15g，邪伏少陽或膜原加柴胡10g、黃芩15g，咽痛加崗梅根20g、馬勃10g，濕盛加厚樸10g、法夏10g、竹葉10g，咳嗽加枇杷葉15g、前胡10g、杏仁10g，每日1劑，水煎服。中成藥以清氣泄熱之魚腥草注射液100mL靜脈滴注，2次／d；清開靈注射液40mL加入5%葡萄糖注射液500mL中靜脈滴注，1次／d；常規加用小柴胡片(4片口服，3次／d)。
142 西醫治療方案
在常規對癥支持治療條件下常規使用抗生素，我們選用了新大環內酯類與第三代頭孢菌素2聯用藥(阿齊霉素05g靜脈滴注，1次／d；頭孢三嗪1g靜脈注射，每12h1次。嚴格控制糖皮質激素的應用，只在高熱持續3d以上不退，胸片示肺部陰影迅速增多，或陰影密度較快增高有實變趨勢時(肺泡、肺間質出現水腫時)才使用；予地塞米松5～10mg靜脈注射，1次／d，連用3～5d，每天復查胸片，肺部陰影吸收后即減量或停用。
2療效標準及治療結果
21 療效標準
參照《衛生部有關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出院標準》：(1)體溫正常7d以上；(2)呼吸道癥狀明顯改善；(3)X線胸片炎癥病灶有明顯吸收。
22 治療結果
至2003年6月16日，本院所收治的61例患者全部治愈出院。平均退熱時間為(403±394)d，胸片炎癥陰影開始吸收時間平均為(434±276)d，病灶明顯吸收或完全吸收時間為(693±402)d。平均住院天數(905±491)d。
按中醫辨證60例衛氣分證患者經治療均未傳入營血分；1例營分證患者經清營透熱及上述綜合方案(未使用激素)治療后痊愈出院。無1例出現成人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無1例使用免疫球蛋白和抗病毒西藥，有1例使用了面罩持續正壓吸氧。
61例患者中，僅5例(820%)短期應用過地塞米松，無1例出現股骨頭壞死。
23 與純西藥治療的50例比較結果
深圳東湖醫院(以下簡稱東湖醫院)2003年2月9日至2003年4月15日共收治50例SARS患者，均采用純西醫綜合治療措施，包括早期使用抗病毒藥，早期使用糖皮質激素，防治細菌感染，機械通氣等［4］。大致與本組處在同一時期，兩組的可比性及療效比較詳見表1～表4。表1兩組病例一般資料比較（略）表2 兩組病例入院時臨床癥狀表現比較（略）表3 兩組相關療效指標比較(略)表4 兩組治愈率比較（略）
表1提示兩組病例性別構成無顯著性差異，我院SARS患者平均年齡大于東湖醫院組。表2結果表明，兩組患者發熱、惡寒、頭身肌肉疼痛等癥狀均無顯著性差異，咳嗽與疲倦兩癥狀東湖醫院組較本組為多。兩組間基本具有可比性。表3顯示，兩組入院后退熱時間比較無統計學意義；我院的平均住院時間、肺部病灶開始吸收時間、肺部病灶吸收好轉時間均較東湖醫院組為短。表4結果則表明，我院的治愈率較東湖醫院高。
3 討論
31本病的發病特點及藥理作用機制
本次發生于2002年冬季至2003年春季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發病急驟，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初起多見發熱、惡寒、咳嗽、舌紅等肺衛風熱證的臨床表現，我院收治的61例SARS患者中有60例(9836%)入院時病變處于衛、氣分階段，僅1例(164%)辨證屬營分證；且6230%的患者兼有肢體困倦、關節酸痛、納呆、便溏、舌苔膩等挾濕的表現。故認為本病的中醫病因主要是風熱挾濕疫癘之邪。按溫病的分類方法，SARS屬新感溫病范疇，其病變基本按衛、氣、營、血的順序傳變發展［5-7］。
清?葉天士《溫熱論》曰：“風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明確指出：衛、氣分病變失治則病情惡化，傳入營血。針對這一情況，我們強調力爭將病情控制在衛、氣分階段，早期使用中藥，治法以疏風清熱、利濕解毒為主，基礎方劑以僵蠶、蟬蛻為君，主疏風清熱透邪；以銀花、連翹、公英、桔梗為臣，加強清熱解毒，解除疫癘濁氣，桔梗尚能宣肺利咽，扼守肺衛之門戶；以蘆根為佐，一方面輔助疏散風熱，另一方面取其利濕之效，正如葉天士語“……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于熱外，或滲濕于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甘草作為使藥除能調和藥效外尚能利咽解毒、和胃顧中，起三方面作用，桔梗亦作為使藥載藥上行以達病所［8］。現代藥理研究表明，方中銀花、連翹、僵蠶、桔梗、甘草、蘆根、蒲公英對病原微生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8］，是本方抗病毒作用的基礎；銀花、桔梗、蘆根、蒲公英均可增強機體的免疫功能［8］，直接針對SARS相關冠狀病毒引起的免疫功能低下進行治療；銀花、連翹、蘆根、蟬蛻具有解熱抗炎作用，僵蠶、蟬蛻有良好的鎮靜抗驚厥作用［8］，對于SARS患者能起到良好的對癥治療作用；甘草、桔梗、銀花對胃的保護作用［8］有助于消化功能的調節，能減輕SARS引起的消化道不適。魚腥草、清開靈注射液是臨床常用的清熱解毒中成藥，魚腥草尚有利濕作用，切合SARS中醫證候的治療。清開靈主要由板藍根、金銀花、梔子、水牛角、珍珠母、黃芩苷、膽酸、豬去氧膽酸等組成，現代藥理研究表明其有解熱鎮痛、抗病毒作用［8］。因春季為陽氣生發之時，少陽當令，疏利少陽樞機可使邪有出路，故常規服用小柴胡片。
32 與東湖醫院純西藥治療的比較
關于與東湖醫院組的可比性問題：衛生部2003年5月3日頒布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標準(試行)》中提到年齡大于50歲為重癥SARS的參考指標之一，我院與東湖醫院兩組間年齡構成比較，本組平均年齡稍大，顯示有統計學差異，但不能確定認為有病情偏重趨勢，故暫不考慮這一因素的臨床意義。統計結果還顯示，入院時臨床癥狀除咳嗽與疲倦東湖醫院比我院多外，其余均未顯示顯著性差異。因咳嗽與疲倦這兩種癥狀并非SARS的首要癥狀，不能作為衡量SARS病情的主要指標。故可認為兩組病例基本具有可比性。當然這僅限于與文獻報道出來的資料進行比較。
療效分析結果顯示，我院收治的61例患者中，60例衛、氣分證患者的病情全部得到控制，未傳變入營血分。1例營分證患者經清營透熱及上述綜合方案治療后亦痊愈。與同期深圳東湖醫院采用純西醫治療的50例療效比較，除在退熱時間上無統計學差異外，本組的平均住院時間、胸片病灶開始吸收時間及明顯吸收好轉時間等均短于東湖醫院組，治愈率亦較東湖醫院組為高，提示中醫為主的治療措施較單純西醫治療具有一定優勢。
33關于糖皮質激素的應用
本組61例患者中，僅有5例(820%)短期應用過地塞米松，無1例出現股骨頭壞死。
SARS主要病理改變是間質性肺炎(metapneumonia，MP)及免疫器官如淋巴結及脾壞死。SARS對機體的攻擊，使肺血管充血、滲出、纖維化以及免疫器官出血性壞死，影像學表現及對死亡病例的肺組織病理檢查均提示部分SARS有急進性肺炎機化早期的表現［9］。合理應用糖皮質激素可較快使病毒血癥減輕，體溫降至正常，同時阻止MP的發展，并逐漸吸收，抑制肺炎纖維化形成［10］。然而，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的研究發現，重癥SARS患者T淋巴細胞中，CD4+和CD8+明顯降低，CD8+T淋巴細胞計數甚至低于艾滋病患者，臨床可見到SARS患者的二重感染，而治愈的SARS患者與死亡患者的CD4+和CD8+T淋巴細胞計數也有顯著性差異，此結果說明本類患者的細胞免疫功能具有明顯的減弱趨勢［11］，提示激素的使用應慎重。因此，對于SARS我們應當從臨床個案角度分析機體的免疫系統是產生了過度反應還是反應不足，謹慎合理地應用激素，平衡抗炎與提高免疫功能，抑制炎癥期肺組織纖維化等的關系，這對于阻抑疾病傳變、逆轉病勢非常重要。據最近報道：北京已出現了SARS痊愈后骨壞死多例，以股骨頭壞死多見。粗略統計，在北京感染SARS的醫務人員，有1／3～1／2已出現骨壞死。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骨科教研室主任何偉教授指出：激素的大劑量使用已成為骨壞死特別是股骨頭壞死的最主要原因。這提醒我們在應用激素控制SARS病情的同時必須警惕其副作用及后遺癥。同時提示探索有效的中醫藥治療措施以減少激素用量，減輕其副作用具有深遠意義。
綜上所述，在SARS治療中我們采用溫病衛氣營血辨證方法，盡可能在衛氣分階段，及早以疏風清熱、利濕解毒之法，遏制疾病向營血分傳變，同時配合西醫常規對癥支持治療、預防繼發感染等，取得了滿意的療效，其原理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①中藥對病原體的抑殺作用；②中藥的免疫雙向調節作用，既提高效應T淋巴細胞的轉化率，又拮抗炎性介質，調節免疫功能，使之趨于平衡，阻斷病情向SIRS(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ARDS(成人呼吸窘迫綜合征)、MODS(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的發展；③調整機體的內環境狀況，使機體度過病毒的感染自限期。今后我們將從以上三個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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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益性非營利組織 治理 績效 評價
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4-0248-02
非營利組織又被稱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是指不以獲取利潤為目的，從事商品生產、流通、提供服務的民間組織。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萊斯特?薩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將具有組織性、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五個特征的組織界定為非營利組織[1]。公益性非營利組織是指以服務公眾利益作為機構的使命和目標的從事公益事業的一切志愿團體、社會組織或民間協會。公益性非營利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政府公共服務的有益補充，是非營利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責任缺失，組織效率低下甚至中飽私囊等誠信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2]。實踐中的績效評價結果不盡如人意，不僅沒有達到激勵非營利組織，實現優勝劣汰的目標，反而掩蓋了治理缺失導致的組織生存危機，也沒有體現出組織真實的效率狀況。
一、公益性非營利組織治理的理論依據
薩拉蒙曾經指出，志愿部門作為人類服務的提供者也是有著固有的缺陷的，會產生“治愿失靈” [1]。發達國家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法律和監管體系，非營利組織治理結構規范，自律性強，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包括第三方機構在內的評價體系。中國在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研究和實踐與國外還有一定差距。受到多年計劃經濟的影響，中國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的法規不完善，管理制度行政化。雖然建立了績效評價機制，由于沒有實行規范的非營利組織的法人治理機制，由于治理缺失導致的非營利組織“內部人”控制問題泛濫，違規操作較為普遍。不僅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損失，也嚴重影響了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公信力。
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的治理水平是衡量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標志，也是評價社會公益事業發展水平是否合理的一項重要標準。治理（governance）的基本含義為統治、支配、管理、管理方式。早期用于與宏觀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20世紀90年代以來，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經濟領域的企業和其他類型的組織中。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將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3]。Saidelr認為，“在非營利部門，治理一般是指董事會成員和執行長發揮關鍵作用的行動領域，它與目標、基本的組織活動、決策、參與者以及環境有關”[4]。由于公益性非營利組織先天的“所有者缺位”，就特別需要通過建立規范的治理制度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內部人控制”，從而降低“成本”。 Gies、Ott和Shafritzs將非營利組織的治理明確界定為“非營利組織用以設定長期方向并維持組織完整的機制”[5]。
國內對治理的認識是從經濟改革中的公司治理開始的。正如張維迎指出的，公司治理概念同樣適用于非公司企業，作為公司治理研究應不限于公司法意義上的公司，即營利性企業，應包括一切以營利為目標的企業[6]。在英文中，公司（Corporation）一詞最初實際是指自治城市、行會、慈善團體等非營利組織。這里，公司即企業，企業不僅包括盈利性企業，還涵蓋學校、醫院等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營利組織。這些非營利組織與我們通常所說的營利企業的區別在于不得將營利用于分配，謀取私利。由此，公司治理是與非營利組織治理緊密相連的，即治理首先是指非營利組織的治理。王名、賈西津認為非政府組織不存在一個完整產權的擁有者，其面對的是一個多元利益相關主體的治理結構[7]，Henry B.Hansmann指出，由于信息不對稱，僅依靠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合約難以防止生產者坑害消費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就會出現 “合約失靈”現象[8]。非營利組織不同于一般的企業法人，不能簡單地照搬企業法人治理的現成模式[9]。二、基于治理的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績效評價
Peter F.Drucker 指出，管理繁榮已成過去，追尋管理績效的時代已經來臨[10]?？冃гu價是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研究的難點之一。引發人們對公益性非營利組織質疑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效率的問題?？冃гu價（Performance evaluation）是指在組織管理中，依據特定的指標和測量標準對組織的工作過程、效率及結果等各方面進行評定和判斷，得出評估結論，以改善組織績效的過程[11]。對此，Alexander、Nank 和 Stivers 提出，非營利組織既然也是利用社會資源為社會提供服務，理所當然應該考慮經濟上的合理性，它也必須規定工作績效及衡量標準，基于效率的績效評價，會威脅到非營利組織的本質特征[12]。對此，Michael Edwards 等人認為，必須加強績效測量和責任性之間的聯系[13]。非營利組織的特點決定了其績效評估不能像營利組織那樣以單一的經濟利潤指標作為評估的標準。非營利組織績效評估比營利組織績效評估復雜得多[14]。
目前國內外受到普遍應用的“3E”評估方法，借助經濟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與效果性（Effectiveness）的比較，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組織績效的提高。該評估方法的導向比較關注組織的經濟、效率與效果，其結果是衡量績效的情況，在公益性非營利組織中，更需要從組織自身的能力建設出發強化治理問題?！?E”評估模式很難體現這個要求。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公益性非營利組織受行政化管理的制約，對治理問題并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在現實中通常使用政府評價的框架和方法判斷組織績效。但這種情況近年來有所改變，學者開始逐漸從重視經濟效益等定量指標向重視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能力、社會影響等定性指標和定量指標相結合的方式轉變。鄧國勝構建了非營利性評價、使命與戰略的評價、項目評價和組織能力四個子模塊組成的非營利組織評價模型，側重考核組織的使命和基礎能力情況[15]。還有學者借鑒國外的經驗，通過引入科學規范的評估機制及其體系，建立了一套由基本狀況、組織治理、公共責任、資金使用、信息披露、籌資活動等指標構成的較為完善的評估體系[16]。
三、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小政府，大社會”格局的形成，非營利組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起來。由于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的資金和財產多是來自政府的財政資助，社會捐贈及會員的會費，其資源的使用情況，包括資金和財產的效率自然是社會問責的焦點。同時，組織評價的結果還成為社會公信力的標志，直接影響著公益性非營利組織贏得社會資源的能力。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社會各界注入的資金和物質資源越來越多，人們對公益性非營利組織承擔的社會公益功能期望越來越高。為了充分發揮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功能，必須首先建立公益性非營利組織治理制度，形成規范的治理模式和運行機制，使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的運行走上正軌。
國內關于非營利組織治理及績效評價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而實踐中并沒有實現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的治理機制，只是在績效評價中將部分治理指標納入其間，是一種兼而有之的混合體。這種績效評價的結果既無法反映治理的真實情況，也沒有體現社會資源的利用情況，無論是治理問題還是效率問題都不能清晰地得以發現。不僅如此，隱藏的治理薄弱問題會被掩蓋，而這正是威脅組織可持續發展最關鍵的問題?？傊?，對于中國的公益性非營利組織需要從源頭入手，抓住影響公益性非營利組織問題的主要矛盾――治理機制的建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改進和規范績效評價體系，以加強其針對性，實現中國非營利組織的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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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萍，單位：浙江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專業：教育經濟與管理。
摘 要： 影子教育作為學生在主流教育之外的培優補差的課外補習活動，近些年在我國發展十分迅速，特別是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別盛行。通過對影子教育在義務教育階段盛行的文化、教育、經濟、利益相關者角度的原因分析，得出其產生的必然性，并在對影子教育廣泛影響的解構中，得出其存在的復雜性。學校、政府部門對其既不能放任自流，任其無規范的發展，也不能完全禁止取締，而應對其進行更好規范、監督、管理，積極引導其在合乎法、理、情的道路上發展。
關鍵詞： 影子教育、義務教育階段、盛行原因、影響
一、引言
影子教育，指的是學生在主流學校教育之外參加的培優補差的活動，因其補習內容基本類似于學校課程，故而也被稱之為“影子教育”。提出影子教育的概念并對其做出開創性研究的當屬Stevenson和Becker（1992）[1]。他們對日本高中生所做出的調查發現，影子教育發生在主流教育之外，但目的是為了提高主流學校的學習成績，其接受對象以中小學生為主。隨著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于教育的高質量、多元化需求越來越旺盛，這就與我國的學校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大班額教學以及缺乏個性化指導產生了矛盾。同時近些年，我國政府一直推卸義務教育階段“兩免一補”政策，大大減少了家庭的學校教育支出，這也為影子教育提供了成長發展的土壤。有研究表明，超過一半以上的城鎮學生參加了教育補習，其中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參加教育補習的比例最高；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和學校背景等因素對城鎮學生參加教育補習的機率和教育補習支出有顯著影響[2]。對于課外補習的聲音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補習教育的支持者往往是自由主義者，他們普遍堅持家長擁有對子女的教育選擇權；而補習教育的反對者則往往是教育機會平等的支持者，認為補習教育使得家長陷入“囚徒困境”，不滿于這樣的選擇，卻又“欲罷不能”，并對教育機會平等分布產生影響[3]。無論是影子教育的支持者亦或是反對者，都是站在其合理的角度進行分析，而影子教育近些年在世界，尤其是在東南亞國家的盛行也說明了其產生發展的必然性以及存在的復雜性。
二、影子教育盛行的原因
（一）從文化的角度
根據馬克?貝磊2005年的調查發現，影子教育主要分布在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 ，同時也存在于非洲、中東、南美、東歐等地，但西歐、北美與澳大利亞的課外補習活動并不十分普遍[4]。從文化的角度分析，包括中國在內的東南亞國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強調通過努力獲得成功，這種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的傳統顯然對這些東南亞國家的補習活動產生的重大影響，而西方更多強調的是能力，而能力并不是能通過課外補習培養的。
（二）從教育的角度
目前，在我國實行的仍然是精英選拔機制，以選拔性考試為中心，雖然政府一直強調在義務教育階段進行“減負”、“素質教育”，但是如果教育體制機制沒有改變的話，學校的“減負”往往會為課外補習活動的盛行提供了條件。同時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家庭的經濟水平不斷上升，對高質量、多元化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斷的提高，這與我國目前大多數學校教育質量不高、大班額教學以及缺乏個性化指導產生了矛盾，許多家庭不得不去向校外尋求出路，以幫助學生在以考試為中心的教育體制中取得成功。
（三）從經濟的角度
家長紛紛投資于教育補習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與教育可能帶來的巨大收益率有關，在很多家長看來，教育補習有助于孩子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而高層次的教育一般也意味著一份好的就業，在我國就業競爭壓力如此之大的情況下，投資于孩子的教育對多數家長來說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四）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
影子教育在我國的盛行不僅與文化、教育、經濟這些方面有關，同時也和與其相關的政府、學校、補習供給方（補習班、在校大學生、在職教師）以及補習需求方（家長、學生）有密切的關聯，這些利益相關者彼此之間相互需求，同時彼此之間也在進行著相互的博弈。
1.補習供給方與需求方
補習班、在校大學生以及在職教師作為影子教育的主要供給方。而在職教師作為影子教育的主要供給方之一，一方面與教師的工資購買力持續下降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一些不在編制內的合同教師所面臨的生活壓力存在聯系。同時影子教育作為一個龐大的教育市場，它這種門檻低，收益快的特點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大軍，特別是在校大學生還有剛畢業不久的學生，各類補習班層出不窮，魚龍混雜。學生、家長作為需求方對它的感情也是非常復雜的。一方面，它滿足了學生和家長不同類型的需要，這是他們自愿為此付出大量時間和金錢的原因；另一方面，學生和家長在補習教育問題上像是陷入了“囚徒困境”：不滿于這樣的選擇，卻又“欲罷不能”[5]。
2.學校與補習需求方
當前義務教育教育階段，各類學校一直都在強調“減負”、“素質教育”，而實際情況是學生學業負擔非常重，不斷的成績排名也是學生造成嚴重心理負擔，由于大班額教學，教師無法照顧到每一位學生，特別對于那些成績不太好的學生更是無法予以關注，而那些成績比較優秀的學生為了保持成績排名也不得不去參加補習。學生、家長渴望在學校得到優質、多元化、個性化教育的心理與學校無法滿足需求之間存在著矛盾，這也就是學生、家長在校外積極尋求輔導的原因之一。
3.政府與補習供給方
從政府角度看，對影子教育的矛盾心理同樣存在，一方面補習供給方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政府削減教育公共開支，同時還可以滿足部分家長不惜成本進行教育投資的意愿；另一方面，又擔心影子教育的繁盛對社會分層產生影響，長此以往會加劇社會不公，并且現在補習市場魚龍混雜，補習需求方與供給方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現象，很多學生在補習活動中得不到好的教育，相反增加了學業的負擔。
4.政府與學校
政府與學校之間的關系是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間最基本的利益關系，從學校角度看，政府與學校之間具有兩重性：一致性和非一致性。這種兩重性是有政府所行使的功能和所處的地位所決定的。因此對待影子教育，一方面學校響應政府指示，不允許在職教師去進行校外輔導；另一方面由于學校的相對獨立性，考慮到課后補習即能幫助學生提高成績，減輕教師負擔，又能在給一些在職教師增加收益，對待學生的補習活動，學校采取即不鼓勵也不禁止的態度。
三、影子教育的廣泛影響
（一）對學校教育的影響
影子教育的支持者認為，補習對學校教育有益，如果補習能幫助學生理解并喜歡學校的課程，由于種種原因，一所學校不可能在所有科目上都有一流的老師，也不可能擁有全部超過平均水平的學生，而有效的補習能增強學生和他人競爭的信心。持支持態度的人所持的視角是自由主義和人力資本理論等。
影子教育的反對者認為，補習會給學校教育帶來負面影響：首先，補習可能導致學生在學校的學習興趣下降，因為他們已經提前學會了學校的知識，而且可能會厭倦學校老師的教學風格；其次，在職教師給自己所教的學生補習，會導致他們在學校教學中偷工減料，引誘學生去參加補習；最后，補習的目的是為了考試，達不到教育讓學生全面發展的目的[6]。
（二）對社會的影響
1.影子教育具有彌補主流教育體系不足的功能
如果足夠明亮并且確保光線從各個方向投射，影子是可以不存在的。但是，作為主流教育體系，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盡管朝著多樣化方向努力，但并不能滿足所有要求，于是，“影子”教育體系就難以回避。任何一個體系都有設計上的弱點，義務教育體系的設計目標是培養國民基本的讀寫算能力，因此，它在滿足多樣化和個性化需求方面就存在一定不足，“影子”教育體系與正規教育體系相伴而生互為補充，在結構和功能上彌補正規教育的不足。
2.影子教育可能會擴大社會階層間已經存在的差異
有研究表明，在控制其它因素情況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以收入、家庭撫養負擔和父母親受教育程度表示）對教育補習支出有顯著的積極影響，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家庭，其教育補習支出增長越快；從地區差異來看 ，與西部相比，東部和中部地區城鎮家庭教育補習支出比西部地區家庭分別高15%和25%[7]。因此，家庭經濟情況、所在城市、學校層級的差異決定了補習教育可能使較多的優質教育資源給了富裕的家庭，這正是很多地方政府和公眾對補習教育持反對意見的重要原因之一。
3.影子教育不一定提高整體教育水平，但對個體具有功利性效果
盡管各科輔導占用了學生及其家長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但很多家長和學生依然“樂此不?！?。有人抱怨補習教育只是通過反復練習提高了成績，但損害了學生的創造性。然而，無論對整體教育效果的影響如何，課后補習教育對個體的影響效果是顯著的，否則，家長也不會為此付費。不管通過什么方式提高了成績，都意味著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和更好的工作機會[8]。
（三）對經濟的影響
影子教育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產業，它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對于在職教師而言可以增加額外收入；對于在校大學生而言可以提高生活質量，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對于輔導班的創辦者而言可以增加創造收入的同時提供就業崗位。同時，很多補習機構具有照管學生的功能，父母可以騰出更多時間來彌補教育支出，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是在為刺激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
四、小結
影子教育盡管只是主流學校教育的“影子”，但與一般物體的影子不同，補習已經主動的影響到學校教育，同時它也對社會與經濟產生了一系列影響，通過對影子教育廣泛影響的解構可以看出影子教育的存在具有復雜性。首先，政府部門面對旺盛的補習需求，應該反思正規學校教育體系可能存在的偏差，比如學校在照顧不同學生多元化需求方面存在欠缺、學校教育加劇了學生的考試競爭壓力同時學校將部分教育負擔轉嫁給家庭，從而刺激了校外教育補習活動；其次，面對不斷繁盛的影子教育市場，政府部門要積極的引導、規范，使其在合法、合理、合情的道路上發展，同時開展對補習教育效果的專項調查，幫助家長認識補習教育的局限性，引導家長進行理性消費；再次，面對影子教育可能帶來的不公平現象，政府解決此類問題可能有兩種途徑：要么直接向社會弱勢家庭提供財政資助，以提高經濟不發達地區、農村地區和低收入階層學生支付教育補習費用的能力；要么以財政手段鼓勵學校擴大供給能力，以低收費政策吸收社會不利群體[9]。最后，從長遠看，政府管理部門還需要將素質選拔性考試制度改變為“素質+社會責任”式的選拔制度，將家庭的自利性競爭行為轉化為對社會有利的公共行為[10]。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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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勸導技術 道德物化 技術中介理論
[中圖分類號]B82-0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539(2012)01－0102－05
一、何謂勸導技術?
有過網上購物經歷的人們會發現，在瀏覽商品信息的時候，購物網站總會試圖通過某顧客以前訪問其網站時的消費偏好，或其他顧客購買相關產品的反饋信息，給該顧客提供一些消費參考意見，或者打出一些顯著的促銷廣告引導顧客購買更多商品；在預防疾病方面，智能廁所能夠自動檢測出人的健康狀況，并針對健康問題提出具體的參考建議；在日常飲食方面，智能冰箱能夠自動識別冰箱里的食物，幫助主人制定購物單，并且能夠及時地反饋主人的飲食習慣是否存在健康隱患，提供合理的膳食方案……上述這些技術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能夠影響和引導人的行為朝某個目標發展，它們是能夠“改變人的態度或行為的交互式技術”，這就是勸導技術(persuasive technology)。
專門研究勸導技術的一門新興學科叫“勸導性計算機技術學”(Captology)，從構詞方式來看，它是由“computers as persuasive technologies”的首字母縮略詞Capt加上后綴ology而構成的。這一學科由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福戈(B.J.Fogg)于1996年首次提出，是一門心理學和計算機科學技術相交叉的新興學科。按福戈的定義，它的任務主要是“設計、研究和分析那些用來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的交互式計算機產品(interactive computing products)”。從心理學學科角度來看，Capto-logy的出現使傳統的勸導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多了一種新的“勸導”手段――技術的手段；從計算機技術學科來看，Captology的出現使計算機又多了一個新的應用領域――“勸導”的領域。
目前，福戈教授所在的斯坦福大學建立了“勸導技術實驗室”，并開設了相關的課程，其研究也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加入勸導技術研究隊伍的人越來越多。從2006年到2010年，國際學術界已經就勸導技術分別在荷蘭的埃因霍溫、美國的帕洛阿爾托、芬蘭的奧盧、美國的克萊爾蒙特、丹麥的哥本哈根召開了五屆國際性學術會議，并且每次會議之后都會公開出版一本會議論文集。2011年的勸導技術國際會議則于6月2日到5日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舉行，主題是：“勸導技術與設計：增強可持續性和健康”。美國心理學協會會長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Zimbardo)在福戈教授的專著《勸導技術：利用電腦去改變我們的想法和行為》的序言中說：“依我看來，計算機是否能夠影響我們已不是問題，它已經由福戈和其他人證明過了_，我們現在要問的是它能產生多么大的影響――勸導技術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有效地進入到我們的生活”，“它(指Captology)將很快成為那些對交互技術如何影響人的觀念、態度和價值并改變人的行為感興趣的人們的共同財富”。
勸導技術作為塑造人類行為的一種手段，在目前的生活中是隨處可見的。福戈在其專著中對之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區分出七種類型的勸導技術。第一，“簡化”(Reduction)技術。它通過使復雜的事情簡化而使人們愿意去做該事情。比如網上購物時繁瑣的程序可能會使許多人望而卻步，而一些網站推出的“一次點擊”(One－click)購物模式使購物程序大為簡化。這樣就使更多的人愿意到這樣的網站購物。第二，“隧道”(Tunnelling)技術。它預先設定好一個行動程序，一旦你啟動了該程序，就必須按照既定步驟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就像進入一個隧道一樣，必須按照隧道的方向行進。第三，“量體裁衣”(Tailoring)技術。心理學研究表明，有針對性的信息比普通信息能夠更加有效地影響人們的態度和行為。因此，在設計時應該注意個體的差異。比如，不同專業的人所常用的詞匯是不同的。一些輸入法能夠根據使用者平時的輸入習慣自動進行記憶，下次再使用時某些詞匯就會出現在首選位置，以其便捷贏得使用者好感，從而鞏固并擴大該輸入法的使用群體。第四，“建議”(Suggestion)技術。在恰當的時機給出相應的參考建議將使勸導更加有效。例如在住宅區或校園里，超速行駛將是很危險的行為。在這些區域放置一個“速度監控告知與雷達追蹤”裝置，能夠及時監測汽車的速度并顯示在電子屏幕上，同時顯示此處的限制速度，司機就可以知道他目前是否超速，以便減少發生交通事故的幾率。第五，“自我監測”(Self－Mo－nitoring)技術。它能夠使人們及時地調整自己的態度和行為，以實現預定的目標和結果。比如體育鍛煉時在手腕帶一個“心率監測器”，能夠及時地反饋心跳速度，避免鍛煉過程中心跳過快。第六，“監控”(Surveillance)技術。這是能夠及時了解他人的技術，商場、銀行、公司等場所安裝的監控攝像頭就屬于這類技術。第七，“調節”(Conditioning)技術。它通過對一種行為進行獎勵來達到對該行為的強化。很多電腦游戲之所以如此吸引青少年，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通過不斷提升玩家的身份級別，使他們享受到一種成功的樂趣，從而繼續沖擊下一個級別。
相對于傳統的“勸導”媒體，如廣播、電視、雜志等，計算機具有交互性(interactivity)的優勢，這使得它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具有更強的勸導力，因為它能夠根據使用者的輸入信息、需求和具體情況調整相應的勸導策略。同時，相對于作為勸導者(persuader)的人來說，計算機同樣也具有某些優勢，比如持久性、匿名性、同時處理大量數據、形式多樣性等優點。需要指出的是，從Captology的定義可以發現，在使用技術手段來“勸導”方面，福戈教授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計算機這種技術手段上。其實日常生活中還有許多不通過計算機手段也能達到改變人的態度和行為目的的勸導技術。比如，在特殊路段為了保護行人安全設置一些“減速坡”。司機在通過時為了減少汽車的震動，自然就會放慢速度；又如在汽車內安置專門設備，提醒人們在駕車和乘車時系好安全帶，如果安全帶沒有系好，汽車甚至不能發動。這同樣也能達到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的目的。這些技術都具有勸導技術的特征。
二、勸導技術作為“物化的道德”
相對于其他技術來說，勸導技術與倫理的關系更加密切。倫理問題本質上是關注人應該如何行動，以及如何使人們的行為符合道德規范，而勸導技術的直接目的就是影響和改變人的態度和行為，
因此勸導技術必然是負載價值的，其本性注定了與倫理道德具有內在的聯系。福戈說：“勸導技術是非道德的嗎?這要視情況而定。勸導技術可以是非道德的嗎?毫無疑問，答案是肯定的?！?。勸導技術既可用于積極的方面，比如勸導人們戒煙、預防疾病、減少交通事故等；也可用于消極的方面，比如不良商家用于欺騙和引誘顧客非理性消費、在食物中添加使人上癮的成分、非法傳銷組織用于給人“洗腦”等。面對勸導技術，應該追問如下兩個倫理問題：一是如何防止勸導技術用于非道德的目的，二是如何把勸導技術作為一種實現道德目標的手段，正面地引導和規范人的行為。這里先簡要介紹一下福戈對如何防止勸導技術用于非道德目的方面的看法。
福戈指出，設計者的意圖、手段和結果可以幫助我們判斷一項勸導技術是否是合乎道德的。首先，確認設計者的意圖對于判斷勸導技術的道德屬性起著關鍵作用。如果設計者的意圖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那么其設計的產品很可能也是不道德的。其次，觀察設計者所使用的手段也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勸導技術的道德屬性。一些手段明顯地是不道德的，比如威脅、提供虛假信息。最后，從結果來看，結果可以分為兩種：有意的和無意的。對于有意的不道德結果，福戈認為設計者、經銷商和使用者都具有一定的責任；而對于無意的不道德結果，福戈認為雖然不是設計者有意所為，但設計者也應該對那些在理論上能預見的后果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設計者在設計的過程中應盡可能地想象其產品可能的用途以及如何防止它的過度使用，并減少其可能的不道德用途。另外，福戈還認為，如果勸導技術用在易受外界影響和傷害的人(主要是孩子)身上，它將也是不道德的。因為孩子的判斷力還沒有真正形成，很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引導，而如果商家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孩子的這些特點，那將是不道德的。
勸導技術作為一種實現道德目標的手段，實際上是一種“物化的道德”(material ethics)。對于技術倫理學來說，這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荷蘭技術倫理學家依波?普爾(Ibo van de Poel)和皮特一保羅?費貝克(Peter－Paul Verbeek)稱之為技術倫理的“內在”研究進路(internal approach)。在他們看來，我們“應當超越工程倫理學中流行的外在主義觀察，從而致力于技術發展的一種更加內在主義的經驗性觀察，考慮設計過程本身的動態性并探討該語境下產生的倫理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被動地等待技術出現問題后再去“亡羊補牢”，而是更加積極地介入到技術的設計環節中去，把技術當作一種實現道德目的的手段，將一定的倫理規范“寫入”技術設計之中，使技術人工物在使用的過程中，通過引導、調節人的行為，來達到一定的道德目的。因此，費貝克說，在某種意義上，工程師是在以一種不同于倫理學家的方式做著倫理學的工作，他們為人們自古以來就一直不斷追問的“人應該如何行動”以及“如何實現這些規范”這樣一些倫理問題提供了一個“物的答案(material answer)”。比如下面這個例子：“超市的手推車為購物的人帶來了輕松與便利，但使用后隨意停放使超市的環境凌亂不堪。在國外的許多超市有一種手推車，它是需要投幣才能取用的，用完以后將推車物歸原位，放入的硬幣會自動還給顧客。就是這樣的一種設計，規范了人們的一種行為，造就了井然有序的公共空間，使超市亂放手推車的問題得到徹底解決。也許再多的道德說教都不及這樣的設計有力?！?/p>
勸導技術作為“物化的道德”，其思想基礎來自“技術中介理論”(technological mediation theory)。該理論認為，技術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中處于中介的地位，用公式表示就是：人－技術－世界。技術不但影響著我們對外在世界的感知，而且還影響著我們的行為方式，或者說，世界的表象通過技術的中介顯現于人，而人的表象也通過技術的中介顯現于世界。美國技術哲學家伊德(Idle)主要關注的是問題的前一方面――技術如何影響人的感知；而拉圖爾(Latour)和伯格曼(Borgmann)則主要關注問題的后一方面――技術如何影響人的行動。費貝克稱前一種為“解釋學的”(hermeneutical)視角，后一種為“存在主義的”(existential)視角，兩種視角互為補充，共同組成了后現象學(postphenomenological)的技術中介理論。勸導技術在設計的過程中與“解釋學的”視角關系比較密切，而在應用階段與“存在主義的”視角關系更為密切。
伊德指出，傳統的解釋學通常只關注與語言有關的現象，它是人文學科的方法論，是幫助我們如何更好地理解語言背后的意義的學問。與之對照，伊德提出了一種“物的解釋學”(material hermeneutie)，這是用來揭示自然界這一非語言現象背后的信息的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象不同的是，“科學研究的范圍通常不包含‘語言的’維度。這些研究對象沒有文本、沒有話語，也沒有前置詞的或修辭學的表達”。面對這些不能說話的對象，儀器可以幫助我們讓它們“說話”，從而揭示出自然現象背后的信息。例如紅外成像技術，使不可見的現象顯現于我們的視覺之中；傳感器使人生理上感覺不到的微弱信號也能被敏銳地捕捉到。當然，技術在幫助人們認知世界的過程中并非是中性的，而是在能動地選擇世界的屬性，決定哪些信息應該被呈現，哪些信息應該被遮蔽。伊德將技術在轉換人關于世界的感知方面的這種作用稱為“放大”(amplification)和“縮小”(reduction)，世界的某些屬性會因為“放大”而被呈現，而另一些屬性會因為“縮小”而被遮蔽。這種放大和縮小的中介作用被伊德稱為“技術意向性”(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一項技術被研制的時候就已經預先設定了它的意向性。勸導技術的意向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寫入”技術設計之中的。作為“物化的道德”的勸導技術引導人們關注和體驗符合道德要求的事物屬性，而屏蔽不符合道德要求的事物屬性，以物質的手段實現中國古代儒家所要求的那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準則。
拉圖爾指出，人的行為方式往往被他使用的工具所塑造?！靶袆硬粌H僅是個人的意愿和個人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結構的結果，而且是個人的物質環境的結果?！崩瓐D爾把工具的這種影響稱為“腳本”(script)，就像電影或戲劇的作者通過腳本規定演員的行動一樣，設計人員在設計器物的時候，通過加入自己的意圖，也預先“規定”(prescribe)了使用者在使用該器物的時候會如何行動。例如，工程師在設計“減速坡”的時候就已經賦予它“在路過我的時候要減慢速度”的“腳本”。雖然減速坡和紅綠燈都能夠使人減慢速度，但是減速坡的約束力和信號燈的約束力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約束力，前者是物體本身產生的約束力，后者是作為意義的負載者產生
的約束力。與感知領域中技術的“放大”和“縮小”作用一樣，在行動領域中，技術的中介作用也能夠通過“激勵”(invited)和“抑制”(inhibited)某些行動來實現其意向性。溫納(Winner)在其《人造物有政治嗎?》一文中舉過的一個例子給我們形象地展示出技術的這種意向性特征：在美國紐約去“瓊斯海灘”的景觀大道上修建的天橋的高度非常低，以至于只能讓小轎車通過，而公共汽車卻不能通過。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擁有汽車的‘上等’和‘自在的中等’的白人們將自由地利用景觀大道來消遣和往來；通常使用公共交通的貧民和黑人將被擋在道路之外，因為十二英尺高的大巴車不可能穿過天橋”。也就是說，景觀大道上的天橋一方面“激勵”了富人的行為，而另一方面“抑制”了窮人的行為，而天橋在設計之初該意向性就被預先規定好了。作為“物化的道德”的勸導技術在使用中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使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得到激勵，使不道德的行為得到抑制，這就使技術的意向性與道德教化有機地結合起來。
三、規范人類行為的第三種手段
在規范人的行為的方式上，人們通常會想到道德和法律兩種手段。然而，作為“物化的道德”的勸導技術的出現提示我們，還可以通過技術的手段，依靠物質的力量來達到規范人的行為的目的，這就是規范人類行為的“第三種手段”。比照道德約束力(自律或他律)和法律的名稱，不妨稱這種規范手段為“物律”。
“自律”是個人憑自身的“良心”而自愿使其行動符合道德規范的行動原則，它不受外界環境的影響，不為快樂、幸福、欲望等情感所驅使，而是根據自己的“立法”，為實現自己的道德理想而行動；“他律”是指服從于自身以外的權威與規則的約束而行事的道德原則，它要么是出于維護自身“名譽”的需要，要么是迫于“社會輿論”的壓力而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道德的標準；相對于道德自律和他律而言，法律則具有更強的規范效力，它是通過國家的強制力而保證實施的。它往往通過規定相應的懲罰措施來規范人的行為，人們由于害怕受到法律懲罰而不得不按照既定的規范去行動；“物律”則是通過技術的手段、依靠物質自身的力量來規范人的行為。三種手段都可以達到規范人們行為的目的，比如，在規范司機的行為方面，既可以通過提高司機自身的道德修養來使之自覺地考慮行人的利益，不做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也可以加大社會輿論，靠輿論壓力迫使司機遵守交通規則；或者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條文促使司機遵守交通規則；還可以通過技術的手段，如上面提到的，在行人比較多的路段設置“減速坡”，從而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幾率。三種手段相比較而言，道德的要求標準最高，其次是法律和“物律”；從自覺性的角度來看，道德所需的自覺性最高，法律其次，“物律”最低；從強制性的角度來看，道德的強制性最低，法律其次，“物律”最高；從規范的時效性來看，道德和法律的約束力具有滯后性，一個人如果不遵守法律規定，法律只能在事后進行懲罰，而“物律”的約束力則具有當時性，它時刻伴隨著行動的整個過程。在康德哲學的意義上，只有道德是“自律”，法律屬于“他律”。因為“法律調整人們的外部關系，不考慮潛在的動機問題，只要求人們從外部行為上服從現行的規則和法規；而道德則訴諸人的良知，支配人們的內心生活和動機。道德命令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首先是根據倫理責任感而行事，它還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按照這種理解，“物律”也可以看作一種“他律”。
作為一種規范人類行為的新手段，“物律”具有道德和法律所不具有的一些新優勢。社會規范是人類社會集體意志的體現，有時候難免會與個人利益發生沖突。對于一些自律性較差的人來說，僅靠自身的力量不足以使他們的行為遵從社會規范，這就需要他律或法律的手段來規范。然而，道德他律的壓力和法律的強制力，只是體現在事后的批判和懲罰之上，并不能在行為的同時就對其進行禁止。而有些會對社會造成嚴重不良影響的違法行為，必須在其可能實施時就應該對其進行限制，在危害出現之后再對其進行追究往往為時已晚。這正是勸導技術可以發揮其作用的地方。因為勸導技術作為技術活動時所使用的工具，是伴隨著實踐者的行為過程的。如果在技術設計中預先“寫入”一些道德規范，就可以避免一些嚴重違法行為的出現。比如，目前一些地方酒后駕車事故頻發，有關部門采取了許多控制措施，但很難根治。如果從勸導技術角度考慮，可以設想在汽車駕駛室里安裝一個酒精濃度測試儀，一旦檢測到駕駛室空氣中的酒精濃度超標時，汽車將不能發動，這樣就可以從源頭上禁止酒后駕車的可能性。勸導技術可以從技術層面實現“使行為主體按照社會價值(socially－valued)的方式行動”的目的，這是道德他律和法律手段都難以辦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