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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環境健康關系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我國休閑農業起步于20世紀末,相應的理論研究與發展探討也起主要集中于21世紀初,2006年后研究的論文開始大量出現。從研究內容看,主要分成兩大類:基礎理論研究和個案研究。具體內容歸納如(見表1):從表1看,國內關于休閑農業的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論研究,個案研究局限于描述性研究,基本處于一般性研究階段,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實證研究,從內容上看,對于和服務企業密切相關的服務質量研究基本處于空白領域,僅僅在部分研究成果中閃現一下。并在浙江等地方性評價標準中,以非常小的比例體現在評價項目中。因此,有關國內從知覺服務質量角度研究休閑農業營銷創新的問題還處于萌芽階段。
國外休閑農業研究現狀分析
國外休閑農業起源于19世紀,歷經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目前在歐美、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最為盛行(方世敏),當前國外學者對休閑農業的概念、產品和功能的開發、市場研究、可持續性發展和宏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比較充分,獲得較多的研究成果。國外休閑農業的具體研究成果歸納如下:
產品和功能開發研究。A.Hjalager(1996)研究認為休閑農業是在多功能農業的基礎上,由農業多樣化經營形成的。鄉村旅游因其規模小、特色設施、環保主義而形成富有創新性的旅游產品。但其潛力還未能充分發揮。C.Hegarty(2005)在對波蘭和愛爾蘭作了比較研究后認為,休閑農業產業多樣性決定了休閑農業發展的潛力,但其多樣性則取決于區域資源及客源市場條件。麥基(N.G.McGehee,2004)認為農場主擁有土地、經濟上依賴于農場經營、休閑農業深受大眾歡迎,是刺激休閑農業發展的推動因素。
休閑農業可持續發展研究。關于休閑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國外多數學者認為雖然有諸如物價上漲的負面影響,但鄉村旅游對當地經濟轉型與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文化是休閑發展的重要內容,應在保護的基礎上充分挖掘。JohnTribe(2000)認為,隨著旅游規模的擴大,鄉村性將受到削弱。T.J.Forsyth(1995)對泰國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的研究表明:旅游業不能使最貧窮的小農戶致富,但它可使那些有能力通過雇傭勞動力發展旅游業的農戶增加收入,發展旅游可能使農村社會進一步貧富分化,并因提高土地利用強度或環保意識的增強可能導致環境退化或環境改善。
宏觀管理政策研究。在歐洲,政府扶持鄉村旅游的措施主要是制定開發政策,提供人力、財政支持,設置專門管理、服務機構等。休閑農業產品的質量保證制度方面研究較多。英國約有10000個農場提供膳宿服務,但一半多的經營者未參加任何質量保證監督計劃。AlizaFleischer(2005)對基于農業生產活動的鄉村旅游企業與放棄農業生產活動的旅游企業的比較研究證實:基于農業生產活動的鄉村旅游企業經營業績更好。
休閑農業服務質量研究。當前國外學者在休閑農業的服務質量的研究文獻較少。但已有的文獻揭示了服務質量對休閑農業發展的重要意義。Reichel(2000)則采Gronroos(1984)的觀點,以技術質量及功能質量維度衡量服務質量,并參考Fleischer(1993)技術性及功能性二維度下之衡量問項,擬定休閑農業觀光服務質量屬性的問項;Akama&Kieti(2003)探討肯亞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狩獵旅行游客服務質量滿意度,服務質量衡量維度采用了Parasuraman(1988)服務質量五維度,并參考SERVQUAL問項,以服務為導向,配合國家公園特殊性來擬定服務質量屬性;Maryam(2003)則是探討參與生態旅游之期望服務質量,經因子分析,將參與生態旅游者所期望的服務質量歸納出六項維度,分別為生態有形性、確實性、可靠性、反應性、同理心及有形性等方面,并將其命名為“ECOSERV”,為生態旅游服務質量建立了一個指向性的方向,其中生態有形性為生態旅游服務質量中最受游客重視的一個維度,游客對生態有形性的重視所表現的行為對環境是友善的、具有較小破壞的,該篇論文驗證了應用服務質量于生態旅游研究的可行性。
其他研究。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了地理位置、休閑農業分類等等方面。國外研究在早、中期基本局限在產業的界定和政策支持上,隨著該產業的逐步成熟,研究重點偏向于具體經營的角度,主要還是圍繞顧客,如何在一個新興產業中嫁接成熟的服務理念,促進產業的健康發展。對于從微觀角度分析企業服務營銷的質量問題,僅僅停留在服務質量與休閑農業的相關性分析,為對服務質量評估維度和休閑農業績效的關系進行因果關系論證。
結論與展望
關鍵詞： 男性 骨密度 超聲骨密度儀 骨質疏松
中圖分類號：R445.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7484（2011）06-0089-03
近幾十年來，骨質疏松（osteoporosis OP）研究多針對女性，尤其是絕經后女性展開，揭示了OP除遺傳、環境等因素外還和雌激素等相關因素的密切聯系。為了了解成人男性人群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情況和相關因素，現就我院2010年健康體檢資料進行分析，掌握情況，以便更好地提供防治意見。
1 資料來源與方法、標準
我院2010年完成健康體檢77個單位計4156例，其中，行骨密度檢測者1223例，現就此1223例體檢者情況行分析報告。最大年齡90歲，最小年齡18歲，男805例，女418例，健康體檢者來自各單位在職職工和離休、退休人員及家屬人群，以在職職工人群為主。按骨密度情況分組統計分析。
1.1儀器：
韓產超聲骨密度儀（Osteopro UBD 2002A）
1.1.1判定標準：跟骨測定，采用T-評分（青年成年人）和Z-評分（年齡匹配）法，超過-1.0SD為正常，-1.0SD---2.5SD為骨量減少，低于-2.5SD為骨質疏松。
1.1.2體重指數（BMI）（體重/身高m2）小于18.5為體重過低，18.5―23.9為正常，24以上為超重和肥胖。
1.1.3血壓升高為收縮壓≥140mmHg或（和）舒張壓≥90mmHg，或者此前已診斷高血壓
1.1.4血脂異常標準：TC大于6.4mmol/L（膽固醇氧化酶法），TG大于1.72mmol/L（酶法），單有或并有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大于3.1mmol/L，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于1.29mmol/L(直接一步法)。 生化儀器為日立7080。
1.1.5血糖升高為空腹血糖大于6.1mmol/L（葡萄糖氧化酶）或此前已診斷糖尿病。生化儀器為日立7080。
1.2資料處理：
百分比、相對比，資料輸入EMSP軟件處理。
2 資料和分析
男性骨密度異常檢出情況
骨代謝情況 男性各年齡段分組（歲）檢出數及構成比
〈40 同組構成 40-49 同組構成 50-59 同組構成 60-69 同組構成 ≥70 同組構成 小計 同組構成
正常 194 59.33% 111 48.05% 46 47.42% 30 38.46% 19 26.39% 400 49.69%
減少 100 30.58% 89 38.53% 35 36.08% 21 26.92% 16 22.22% 261 32.42%
疏松 33 10.09% 31 13.42% 16（1） 16.49% 27（1） 34.61% 37 51.39% 144 17.89%
合計 327 100% 231 100% 97（1） 100% 78（1） 100% 72 100% 805 100%
隨年齡增加，各組骨質疏松構成比逐漸增加,60歲-69歲是50歲-59歲的2.10倍，相比較（1），χ2=3.88，p值〈0.05，差異有顯著性，60歲以后男性骨質疏松發生率突增。其余組間比較，p值〉0.05，無差異。男性骨質疏松總檢出率17.89%。若與骨質減少合并計算，則骨密度異常高達50.31%。
女性骨密度異常檢出情況
骨代謝情況 女性各年齡段分組（歲）檢出數及構成比
〈40 同組構成 40-49 同組構成 50-59 同組構成 60-69 同組構成 ≥70 同組構成 小計 同組構成
正常 128 72.73% 77 70.00% 26 44.83% 6 13.64% 4 13.33% 241 57.66%
減少 43 24.43% 22 20.00% 15 25.86% 15 34.09% 6 20.00% 101 24.16%
疏松 5 2.84% 11（2） 10.00% 17（2） 29.31% 23 52.27% 20 66.67% 76 18.18%
合計 176 100% 110（2） 100% 58（2） 100% 44 100% 30 100% 418 100%
隨年齡增加，各組骨質疏松構成比逐漸增加,50歲-59歲組是40歲-49歲組的2.93倍，相比較（2），χ2=5.90，P值〈0.025，差異有顯著性，50歲以后女性骨質疏松檢出率突增。其余組間比較，p值〉0.05，無差異。女性骨質疏松總檢出率18.18%，若合并骨質減少計算，骨密度異常檢出率為42.34%。與男性骨質疏松情況比較差異無顯著性（P值〉0.05）。
相關因素分組統計情況
性別 骨代謝情況 體重指數 血脂異常 血壓異常 血糖異常 尿酸異常
〈18.5 18.5-23.9 ≥24 TG TC （TG+TC） Lor H
男 正常 9 183 208 185（6） 12(6) 45(6) 71(6) 85(7) 72(8) 161(9)
減少 6 119 136 120 10 32 51 50 49 122
疏松 8（3、4） 59（3、5） 77（5、4） 42（6） 9(6) 13(6) 28(6) 45(7) 24(8) 41(9)
女 正常 20 164 57 65（6） 6(6) 16(6) 45(6) 23(7) 15(8) 7
減少 12 62 27 28 4 10 19 23 8 6
疏松 21（3、4） 24（3、5） 31（5、4） 25(6) 6(6) 1(6) 5(6) 29(7) 4(8) 0
合計 76（3、4） 611（3、5） 536（5、4） 465 47 117 219 255 172 337
低體重和正常體重者OP（3）比較，χ2 =14.14，p值小于0.01，有顯著性差異；低體重者和超重肥胖者OP（4）比較，χ2=4.73，p值小于0.05，大于0.025，差異有顯著性；正常體重者和超重肥胖者OP（5）比較，χ2=5.93，p值小于0.025，大于0.01，差異有顯著性。三個比較說明，OP和體重相關。骨質正常者血脂異常和OP者血脂異常（6）比較，χ2=1.94，p值大于0.05，差異無顯著性。骨質正常者血壓異常和OP者血壓異常（7）比較，χ2=16.20,p值小于0.01，有顯著性差異，說明血壓異常和OP密切相關。骨質正常者血糖異常和OP者血糖異常（8）比較，χ2=0.02,p值大于0.05，差異無顯著性，原因有待進一步觀察。尿酸異常主要見于男性，在男性中，OP者尿酸異常和骨質正常者尿酸異常（9）比較，χ2=2.68，p值大于0.05，差異無顯著性，說明尿酸異常和OP關系并不密切。
3 討論
跟骨主要由松質骨組成，其代謝率是皮質骨的數倍，能更敏感、更準確地發現OP和預測骨折危險程度，并且易于操作，可減少人為的測量誤差[1]，故選跟骨測定。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OP隨年齡增加而增加，骨密度異常在40歲以下就有很高的檢出率，尤其以男性明顯，值得臨床重視。男、女兩性檢出率無明顯差異，說明男性OP并非少見，和以往認為女性OP發病率為男性2倍以上[2]相悖，男性OP和女性一樣具有很高的發病率和患病率[3]，骨折病人的傷殘率和病死率男性明顯高于女性。女性OP50歲-59歲組開始增加，與絕經相關，男性60歲-69歲組OP增加，考慮與增齡和雄激素減少相關，雄激素可能是維持男性骨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正常體重對骨代謝有良好作用，過低和肥胖均會造成不利影響，體脂通過對骨的機械負荷及脂肪細胞分泌的激素影響骨量[4]。本研究結果支持OP和血糖不相關，檢索相關OP和糖尿病關系論文，多以糖尿病患者為研究對象，以相應數量正常人群為參照研究，來揭示兩者密切相關，這樣選擇樣本，無疑使糖尿病患病率人為提高到至少50%的高度，與事實不符，結果難以令人信服。血壓異常和OP的相關性，僅少數論文涉及，且結果并不一致[5、6]，本研究結果支持血壓異常與OP相關，P值小于0.01，兩者有相似病理生理機制，高血壓患者有顯著骨代謝異常發生[7]，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參與血壓的調節，其調節因子血管緊張素Ⅰ與Ⅱ同時是調節破骨細胞骨吸收的因子之一，血管緊張素Ⅱ可調節骨重建中毛細血管增殖與成骨細胞的骨形成，動物實驗表明血管緊張素Ⅱ能刺激新生鼠頭蓋骨成骨細胞增殖[8]。
4 小結
男性骨密度異常、骨質疏松和女性一樣高發，兩者機制不完全一樣，但都是嚴重危害人群健康的公共衛生問題。對其發生、發展還需做更多的臨床研究，以期能更好的服務于臨床。早期發現和預防無疑非常關鍵。健康體檢和超聲骨密度檢測不失為一早期發現、早期提示預防治療的好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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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在梳理了已有對員工工作滿意度研究的基礎上，依據中國企業的實際和調研情況，從工作滿意度定義、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工作滿意度測量等方面，探討了員工工作滿意度的管理，提出了工作滿意度循環管理的新模式。
國外對員工滿意度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已有70多年歷史，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我國應依據國情，積極探索經濟全球化下，適合中國企業的員工管理模式。員工工作滿意度是員工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工作態度，是員工管理的重要內容。對員工而言，工作不僅是謀生手段，還是希望通過工作尋找樂趣，提高自身生活質量，完善自我，實現自我價值。正是由于管理對象的身心要求的變化與提高，客觀上要求組織管理者重新定位組織的發展方向，調整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實現“管”與“被管”的“雙贏”，為員工、社會增加福址。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立足中國企業現狀，重新審視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探析員工工作滿意度的決定因素，進而提出對員工工作滿意度管理的側重點。
一、員工工作滿意度與管理
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定義目前主要有四種，一是整體性定義，認為工作滿意度是員工對工作本身及有關環境所持的一種態度或看法，是對其工作角色的整體情感反應。支持學者Locke認為:“對工作滿意是一種愉悅的情感狀態，它來自于當一個人實現了自己的工作價值時對自己工作的評價。”二是參考架構性定義，認為人的主觀情感及知覺是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最重要的因素，是對一種事物的知覺與解釋受自我參考架構的影響。工作滿意度是多構面的，不同個體的滿意和不滿意原因各不相同。三是效用定義，指工作給工作者在各種層次上的需求得到的總滿意程度扣除工作負效用的剩余部分，要使工作滿意度最大就要使工作的邊際正效用等于工作的邊際負效用。四是期望型定義，認為工作滿意度是一個相對變量而非絕對變量，是個體實際所得與所期望得到的之間差距的情感反應，差距越小，滿意度越大。支持學者有美國心理學家Vroom，他認為員工工作滿意度取決于個體期望與實際取得的期望相吻合的程度，期望未能實現便產生了不滿意感，只有工作中的實際期望大于他的預期期望時，才會產生工作滿意感。由此可見，滿意度大小不但要看個體實際得到的，還要看個體所選的參照系。
以上對員工工作滿意度定義的研究主要出自一些心理學家、組織行為學家，依據的理論基礎主要是馬斯洛理論、赫茲伯格的雙因素理論、弗洛姆的期望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等。但實際上員工工作滿意度是一個內涵復雜、外延廣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工作崗位、環境、條件下，影響員工工作滿意度因素很多，表現的方式不一，影響的程度也有很大差異，所以，要重新認識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內涵及定義。在企業，員工工作滿意度應突出“工作”的性質與內容，以區別一般意義上的滿意度，由工作所引起的情感變動與反應，在實際比較之中發生變化的，是個相對變量，因不同個體、不同參照系而不同，是個體對于所從事的工作的一種內心自我度量的結果。
有時工作滿意度高的員工可能總的滿意度很低。人的情感很復雜，很難完全被剖析，但為了把握工作滿意度的內涵，便于分析，應當盡可能使問題簡化、清晰。雖然一般講‘只有員工滿意，才能使顧客滿意”，但實際操作往往使管理者無從下手。在實踐中，對滿意度的管理主要針對組織中層以上或中高級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工作滿意度程度如何，對組織的發展影響很大，這些員工認知水平、情商比較高，能處理好工作、生活、學習等各個方面的關系。管理者應把工作滿意度的概念明晰簡化，考慮自身時間和精力的有限性，注重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實現與提高，以此來調整管理方式。
二、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的關系
20世紀30年代美國行為科學家梅奧進行的“霍桑實驗”，以及后來，所進行的大量實證研究和理論推測，都試圖找出員工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關系或證明兩者之間有正相關的關系，但始終沒有明確的結果。夏凌翔和黃希庭總結了三種主要的理論觀點:一是早期的因果論。即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之間有比較簡單的因果關系;二是近期的非因果關系論。即包括無關系論、中介變量論和調節變量論;三是重新定義概念論。
即重新定義工作滿意度和績效，以反思‘`s}’.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本文作者比較贊成Ostroff的觀點，即:不能證實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的關系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研究者僅僅從個體水平的分析來考慮這種關系;單從個體水平來測量績效過于局限，因為這樣很難考察到個體在反應滿意或不滿意時可能表現出的更廣泛的行為。在實踐中，擁有滿意感員工的組織比沒有滿意感員工的組織的整體工作效率高。本文認為如果只在個體水平上研究，很難找出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員工個人績效的關系。雖然我國許多學者都做了相關的實證研究，但結果不一。
研究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應更換視角，從組織整體水平上研究，事實上，實際的調研可以發現:員工工作滿意度水平高的組織其組織績效也高。員工工作滿意度與組織績效是相互影響和制約的，處理好兩者關系就會在組織內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工作績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企業員工的滿意傾向與程度，更多地反映了企業發展的健康狀況，反映企業人力資源的健康狀況。國內的一些研究也逐步拓展了范圍，不再緊抓住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而是試圖尋找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員工忠誠度、離職率、組織承諾、企業文化等的關系。
實踐中一般有兩種測量員工工作滿意度的方法，即單一整體評估法和工作要素總和評分法。單一整體評估法簡單明了，因為滿意度的內涵太廣，單一整體評估法成了一種包容性更廣的測量辦法。不過，這種方法因只有總體得分，它可以知道企業的相對滿意度水平，但無法對企業存在的具體問題進行診斷，不利于管理者改進工作。工作要素總和評分法強調用多種要素評價員工工作滿意度，過程比較復雜。首先，需要確定工作中的關鍵維度;然后，編制調查問題;再次，根據標準量表來評價這些維度，這樣做能獲得更精確的評價和診斷結果，有利于企業根據存在的問題，制定相應的對策，提高員工的滿意度。所以，為高效、快速、及時地了解企業員工工作滿意度情況，可先用單一整體評估法粗略診斷，再通過工作要素總和評分法明確問題對癥下藥。
三、員工工作滿意度管理的新模式
實踐中，管理者可通過員工工作滿意度的調查，掌握組織員工對其工作的滿意情況及造成不滿的原因，通過分析工作不滿意員工的實際情況和反映來尋找相對應的激勵措施，根據我國學者的有關研究，我國企業一般造成員工不滿的原因排在前幾位的大體是薪酬福利、工作本身、晉升和同事關系、與上級關系。在企業不同群體的表現有所區別，一般員工更注重薪酬、福利，而中層以上員工更注重工作內容及晉升等，所以，要針對具體情況分別實施管理。同時，從實際調研發現，對員工激勵的難點并不是對工作不滿意者而是對工作滿意者或比較滿意者，因為，不滿意可以通過適當激勵讓員工滿意，那么滿意的員工該如何激勵，其需求又是如何變化的呢?根據效用原理，一種政策或激勵措施隨著它的實施其效用是遞減的。為保持其政策與激勵的效用遞增或穩定，管理就應當創新，所謂“新”可理解為超出被管理者的想象，如果員工認為他得到的大于或等于他付出的，那么他就會滿意。實際上，就是要根據滿意度評價結果以及員工的工作績效和工作環境、員工個性等，制定新的工作目標，培養滿意員工新的工作動機，讓其對工作有新的要求，產生新的期望，導致積極行動，達到新的滿意。可用圖1表示這個循環過程:
對工作滿意度循環管理模式應當明確以下幾個問題:
1.明確對員工的很設
從中國企業實際出發，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本文比較認同章凱綜合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提出的人性假設，即“目標人”假設。其主要觀點是:人在本質上是一種有意識、自組織的、尋求意義的觀念性動物，目的性是人的行為基本特征。人生活的意義在于不斷地實現心中的目標，并不斷的形成新的目標。“目標人”假設有利于研究工作滿意度。這種假設比“社會人”、“復雜人”更能清晰的反映人的內心需求，簡化研究，使激勵的目的性更強。
2.多角度、多層次培養工作動機
人的需求因人因勢而不同。有針對人的動機的“需要層次論”，阿爾德福教授的ERG理論，即人有三方面的需要:生存需要;相互關系和諧的需要;成長需要。哈佛大學教授麥克利蘭1969年提出的成就需要理論。這些理論實際上著重研究了翎什么去激勵員工”。而弗洛姆的期望理論，斯金納的強化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則主要研究了“怎樣去激勵員工”。所以，組織要綜合運用這些理論從滿意員工內心的需求人手，控制需
求的層次，通過反饋及時對需求進行調整。同時，要根據組織目標把新的需求轉化成員工的個人心理目標，激發其新的工作動機，進而導致其積極的外在行動。
3.處理好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
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組織目標會發生變化，如組織可用可持續發展代替利潤最大化，以公司市場價值代替市場份額，以公司間的戰略合作代替零和博弈。同時，個人的生存環境、價值觀念也在發生變化，這樣必然導致組織目標和個人目標的調整和不一致，二者須通過一定的方式達到新的平衡點。組織目標要主導個人心理目標，二者互相影響互相調和。所以，培養員工新的工作動機既要考慮個體特征也要結合組織實際目標。如一個員工對現在的工作比較滿意，此時管理者就要激發其較高層次的需求即自我實現和成就感，使其以此為心理目標。另外，要讓員工明確組織的目標，因為員工的工作價值的體現不光是個人價值的體現更是組織價值的體現。目標的設計要合理，既不能俯首而拾，又不能高不可攀，應該是通過努力是可以達到的，不努力則無法達到。
4.有效授權
對滿意員工的管理是基于其較低層次的需要已經得到基本滿足，此類員工將會有更高的追求，對工作有更高期望。既然管理者已幫助其設定了合適的心理目標，那就應給其足夠的授權，不去干預或控制其工作過程，使其在授權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工作的效率，體驗成功和控制的快樂。此時，員工的滿意是主動的滿意，員工將產生成就感，心理學研究表明:富有成就感的員工會常處于滿足、愉快的狀態，其自信心、工作效率、積極性和創造性都會提高。
5.從實際過程把握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實現
實踐中，企業要定期對員工工作滿意度進行調查，便于及時了解員工的心理狀態及工作態度的變化情況，及時調整激勵方法。對滿意的員工重新設定新的個人心理目標，并建立相應的保障措施。在管理過程中，要樹立工作滿意度全程管理的思想，把工作滿意度管理開始于員工被雇傭之前，并一直持續到員工離職之后。全程管理員工工作滿意度，可以更有效、及時地了解員工所想和所需，降低離職率，做到防患于未然。
論文摘要：本文在梳理了已有對員工工作滿意度研究的基礎上，依據中國企業的實際和調研情況，從工作滿意度定義、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工作滿意度測量等方面，探討了員工工作滿意度的管理，提出了工作滿意度循環管理的新模式。
國外對員工滿意度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已有70多年歷史，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我國應依據國情，積極探索經濟全球化下，適合中國企業的員工管理模式。員工工作滿意度是員工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工作態度，是員工管理的重要內容。對員工而言，工作不僅是謀生手段，還是希望通過工作尋找樂趣，提高自身生活質量，完善自我，實現自我價值。正是由于管理對象的身心要求的變化與提高，客觀上要求組織管理者重新定位組織的發展方向，調整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實現“管”與“被管”的“雙贏”，為員工、社會增加福址。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立足中國企業現狀，重新審視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探析員工工作滿意度的決定因素，進而提出對員工工作滿意度管理的側重點。
一、員工工作滿意度與管理
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定義目前主要有四種，一是整體性定義，認為工作滿意度是員工對工作本身及有關環境所持的一種態度或看法，是對其工作角色的整體情感反應。支持學者Locke認為:“對工作滿意是一種愉悅的情感狀態，它來自于當一個人實現了自己的工作價值時對自己工作的評價?！倍菂⒖技軜嬓远x，認為人的主觀情感及知覺是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最重要的因素，是對一種事物的知覺與解釋受自我參考架構的影響。工作滿意度是多構面的，不同個體的滿意和不滿意原因各不相同。三是效用定義，指工作給工作者在各種層次上的需求得到的總滿意程度扣除工作負效用的剩余部分，要使工作滿意度最大就要使工作的邊際正效用等于工作的邊際負效用。四是期望型定義，認為工作滿意度是一個相對變量而非絕對變量，是個體實際所得與所期望得到的之間差距的情感反應，差距越小，滿意度越大。支持學者有美國心理學家Vroom，他認為員工工作滿意度取決于個體期望與實際取得的期望相吻合的程度，期望未能實現便產生了不滿意感，只有工作中的實際期望大于他的預期期望時，才會產生工作滿意感。由此可見，滿意度大小不但要看個體實際得到的，還要看個體所選的參照系。以上對員工工作滿意度定義的研究主要出自一些心理學家、組織行為學家，依據的理論基礎主要是馬斯洛理論、赫茲伯格的雙因素理論、弗洛姆的期望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等。但實際上員工工作滿意度是一個內涵復雜、外延廣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工作崗位、環境、條件下，影響員工工作滿意度因素很多，表現的方式不一，影響的程度也有很大差異，所以，要重新認識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內涵及定義。在企業，員工工作滿意度應突出“工作”的性質與內容，以區別一般意義上的滿意度，由工作所引起的情感變動與反應，在實際比較之中發生變化的，是個相對變量，因不同個體、不同參照系而不同，是個體對于所從事的工作的一種內心自我度量的結果。
有時工作滿意度高的員工可能總的滿意度很低。人的情感很復雜，很難完全被剖析，但為了把握工作滿意度的內涵，便于分析，應當盡可能使問題簡化、清晰。雖然一般講‘只有員工滿意，才能使顧客滿意”，但實際操作往往使管理者無從下手。在實踐中，對滿意度的管理主要針對組織中層以上或中高級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工作滿意度程度如何，對組織的發展影響很大，這些員工認知水平、情商比較高，能處理好工作、生活、學習等各個方面的關系。管理者應把工作滿意度的概念明晰簡化，考慮自身時間和精力的有限性，注重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實現與提高，以此來調整管理方式。
二、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的關系
20世紀30年代美國行為科學家梅奧進行的“霍桑實驗”，以及后來，所進行的大量實證研究和理論推測，都試圖找出員工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關系或證明兩者之間有正相關的關系，但始終沒有明確的結果。夏凌翔和黃希庭總結了三種主要的理論觀點:一是早期的因果論。即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之間有比較簡單的因果關系;二是近期的非因果關系論。即包括無關系論、中介變量論和調節變量論;三是重新定義概念論。
即重新定義工作滿意度和績效，以反思‘`s}’.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本文作者比較贊成Ostroff的觀點，即:不能證實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的關系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研究者僅僅從個體水平的分析來考慮這種關系;單從個體水平來測量績效過于局限，因為這樣很難考察到個體在反應滿意或不滿意時可能表現出的更廣泛的行為。在實踐中，擁有滿意感員工的組織比沒有滿意感員工的組織的整體工作效率高。本文認為如果只在個體水平上研究，很難找出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員工個人績效的關系。雖然我國許多學者都做了相關的實證研究，但結果不一。
研究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應更換視角，從組織整體水平上研究，事實上，實際的調研可以發現:員工工作滿意度水平高的組織其組織績效也高。員工工作滿意度與組織績效是相互影響和制約的，處理好兩者關系就會在組織內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工作績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企業員工的滿意傾向與程度，更多地反映了企業發展的健康狀況，反映企業人力資源的健康狀況。國內的一些研究也逐步拓展了范圍，不再緊抓住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而是試圖尋找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員工忠誠度、離職率、組織承諾、企業文化等的關系。
實踐中一般有兩種測量員工工作滿意度的方法，即單一整體評估法和工作要素總和評分法。單一整體評估法簡單明了，因為滿意度的內涵太廣，單一整體評估法成了一種包容性更廣的測量辦法。不過，這種方法因只有總體得分，它可以知道企業的相對滿意度水平，但無法對企業存在的具體問題進行診斷，不利于管理者改進工作。工作要素總和評分法強調用多種要素評價員工工作滿意度，過程比較復雜。首先，需要確定工作中的關鍵維度;然后，編制調查問題;再次，根據標準量表來評價這些維度，這樣做能獲得更精確的評價和診斷結果，有利于企業根據存在的問題，制定相應的對策，提高員工的滿意度。所以，為高效、快速、及時地了解企業員工工作滿意度情況，可先用單一整體評估法粗略診斷，再通過工作要素總和評分法明確問題對癥下藥。
三、員工工作滿意度管理的新模式
實踐中，管理者可通過員工工作滿意度的調查，掌握組織員工對其工作的滿意情況及造成不滿的原因，通過分析工作不滿意員工的實際情況和反映來尋找相對應的激勵措施，根據我國學者的有關研究，我國企業一般造成員工不滿的原因排在前幾位的大體是薪酬福利、工作本身、晉升和同事關系、與上級關系。在企業不同群體的表現有所區別，一般員工更注重薪酬、福利，而中層以上員工更注重工作內容及晉升等，所以，要針對具體情況分別實施管理。同時，從實際調研發現，對員工激勵的難點并不是對工作不滿意者而是對工作滿意者或比較滿意者，因為，不滿意可以通過適當激勵讓員工滿意，那么滿意的員工該如何激勵，其需求又是如何變化的呢?根據效用原理，一種政策或激勵措施隨著它的實施其效用是遞減的。為保持其政策與激勵的效用遞增或穩定，管理就應當創新，所謂“新”可理解為超出被管理者的想象，如果員工認為他得到的大于或等于他付出的，那么他就會滿意。實際上，就是要根據滿意度評價結果以及員工的工作績效和工作環境、員工個性等，制定新的工作目標，培養滿意員工新的工作動機，讓其對工作有新的要求，產生新的期望，導致積極行動，達到新的滿意?？捎脠D1表示這個循環過程:
對工作滿意度循環管理模式應當明確以下幾個問題:
1.明確對員工的很設
從中國企業實際出發，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本文比較認同章凱綜合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提出的人性假設，即“目標人”假設。其主要觀點是:人在本質上是一種有意識、自組織的、尋求意義的觀念性動物，目的性是人的行為基本特征。人生活的意義在于不斷地實現心中的目標，并不斷的形成新的目標。“目標人”假設有利于研究工作滿意度。這種假設比“社會人”、“復雜人”更能清晰的反映人的內心需求，簡化研究，使激勵的目的性更強。
2.多角度、多層次培養工作動機
人的需求因人因勢而不同。有針對人的動機的“需要層次論”，阿爾德福教授的ERG理論，即人有三方面的需要:生存需要;相互關系和諧的需要;成長需要。哈佛大學教授麥克利蘭1969年提出的成就需要理論。這些理論實際上著重研究了翎什么去激勵員工”。而弗洛姆的期望理論，斯金納的強化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則主要研究了“怎樣去激勵員工”。所以，組織要綜合運用這些理論從滿意員工內心的需求人手，控制需求的層次，通過反饋及時對需求進行調整。同時，要根據組織目標把新的需求轉化成員工的個人心理目標，激發其新的工作動機，進而導致其積極的外在行動。
3.處理好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
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組織目標會發生變化，如組織可用可持續發展代替利潤最大化，以公司市場價值代替市場份額，以公司間的戰略合作代替零和博弈。同時，個人的生存環境、價值觀念也在發生變化，這樣必然導致組織目標和個人目標的調整和不一致，二者須通過一定的方式達到新的平衡點。組織目標要主導個人心理目標，二者互相影響互相調和。所以，培養員工新的工作動機既要考慮個體特征也要結合組織實際目標。如一個員工對現在的工作比較滿意，此時管理者就要激發其較高層次的需求即自我實現和成就感，使其以此為心理目標。另外，要讓員工明確組織的目標，因為員工的工作價值的體現不光是個人價值的體現更是組織價值的體現。目標的設計要合理，既不能俯首而拾，又不能高不可攀，應該是通過努力是可以達到的，不努力則無法達到。
4.有效授權
對滿意員工的管理是基于其較低層次的需要已經得到基本滿足，此類員工將會有更高的追求，對工作有更高期望。既然管理者已幫助其設定了合適的心理目標，那就應給其足夠的授權，不去干預或控制其工作過程，使其在授權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工作的效率，體驗成功和控制的快樂。此時，員工的滿意是主動的滿意，員工將產生成就感，心理學研究表明:富有成就感的員工會常處于滿足、愉快的狀態，其自信心、工作效率、積極性和創造性都會提高。
5.從實際過程把握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實現
實踐中，企業要定期對員工工作滿意度進行調查，便于及時了解員工的心理狀態及工作態度的變化情況，及時調整激勵方法。對滿意的員工重新設定新的個人心理目標，并建立相應的保障措施。在管理過程中，要樹立工作滿意度全程管理的思想，把工作滿意度管理開始于員工被雇傭之前，并一直持續到員工離職之后。全程管理員工工作滿意度，可以更有效、及時地了解員工所想和所需，降低離職率，做到防患于未然。
醫患關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在診治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對相輔相成的特定關系，是醫療服務中最重要、最復雜的人際關系，主體是醫患雙方，現逐漸擴大為參與醫療活動的團體與求醫相關社會群體的雙方。醫患關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和生態建設的重要方面，它是醫生和患者之間最基本的關系，應該是一種相互依賴、親密合作的關系。但在現實生活中，醫患關系卻因多種原因變得相互對立，劍拔弩張。據中國衛生法學會統計從1997年開始，醫療糾紛以平均每年翻一番的速度發展，這正是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主要原因。據上海醫科大學醫院管理處對全國7所醫院528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目前醫患關系比較緊張與緊張的占29.22%，比較和諧與和諧的占24.23%。數據中可窺一斑，認為醫患關系緊張的比例高于認為和諧的比例，醫患關系緊張趨勢正在加重。黨的十七大確立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之后，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診療水平逐步提高，特別是醫療技術顯著提高，但同時，醫院存在不合理收費、不合理用藥、醫務人員服務態度生硬、冷漠等行為在個別醫務人員身上還能看到，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依然存在，導致醫患矛盾產生、甚至是激化而出現一系列的不和諧現象?？傮w而言，醫患關系正趨緊張狀態。
二、影響和諧醫患關系的原因分析
醫患關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會聯系之中。表面上看，醫患關系緊張是發生在醫與患之間的，但其背后有廣泛的社會背景，受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與制約。
1.制度原因是根本?！翱床‰y，看病貴”，制度成根源。由于當前的醫保制度，患者看病絕大部分報銷比例較少，自付比例較高，患者把就醫行為理解為消費行為，導致認識上的錯誤?，F行的政策對于大型的綜合醫院給予了一定的經濟支持，但醫療體制的改革滯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醫院的補償機制尚未理順，補償嚴重不足；同時大部分的醫院包括基層的醫療機構都需要院方自己解決職工工資、福利等成本，以致“以藥養醫”和醫療服務的價格服務偏高的情況仍然存在，導致看病難、看病貴，加深了社會輿論以及老百姓對醫療行業的不滿和誤解。同時，醫療服務資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現象并存。
2.院方責任意識漸淡薄。醫方出于生存，同時也在利益的驅動下，將醫患關系物化，“開大處方”，甚至“收紅包”，一味追求經濟利益，責任意識淡薄。同時針對和諧醫患關系的建立，醫院未采取有利措施，對醫生也疏于管理，對醫護人員的醫術、倫理教育欠缺。同時醫院缺乏人性化施醫的理念。資源出現短缺，優秀人才比例少，全科醫生缺乏，醫學法學復合型人才稀有，以及醫療設備的稀缺等醫療資源也成為和諧醫患關系構建的瓶頸。
3.醫務工作者忽視了人文關懷。作為醫務人員，在診療過程中不能始終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也不能謹記人文主義的精神，在利益的驅動下，個別醫務工作者甚至觸犯法律；個別醫務人員工作態度冷漠，對患者缺乏人文關懷，不能做到人性化的醫療服務，更加深了醫患雙方的誤解和鴻溝；現行醫療服務行業人員素質、技術水平參差不齊，醫患之間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換位思考，幾乎沒有溝通，醫生為躲避責任，保護自己，采取“小病大檢查”，開不必要的檢查單，加深患者對醫生的失望；醫生在醫患關系中處于主導地位，醫生憑借自身在醫學知識技能的優勢，忽視患者的知情同意權。此外，由于醫患雙方的立場不同，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缺乏溝通，也是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之一，現有的服務模式也無法得到正常溝通。
4.患方醫學常識需加強?；颊叻矫嬗捎谠卺t患市場中處于弱勢地位，所以一直倍受同情，在提到醫患矛盾時，大家的矛頭首先指向了醫方。所以現實中，由于患者的期望值過高，對醫學的局限性不了解等將醫生神化、醫術神化，認為醫術萬能與現實產生落差，因此，產生失望等消極情緒。根據中華醫院管理學會維權部的調查統計，由于患者對醫學知識的不了解，對醫療期望值過高而引發的醫療糾紛占93.8%，希望少付醫療費用的占51.5%，無理取鬧的占49.5%，對治療不滿意的占37.6%。另外，隨著全民法律意識的提高，維權意識增強，更加重了醫療糾紛發生的頻率。此外，現有的關于醫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規范仍有漏洞，立法不健全；社會民生問題多，高房價、難就業、收入不公平等現象，加深了矛盾激發的可能；社會新聞媒體為博取眼球，追求效益，故意挑事端，進行不實報道，以點概面，對醫患緊張關系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社會對醫療行業的特殊性普遍存在不理解現象等原因也成為了造成目前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之一。
三、從生態文明視角探討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途徑
中國將嚴肅查處醫療衛生領域亂收費，、以醫謀私、收受紅包、開單提成和醫藥購銷領域商業賄賂等違法違紀行為，嚴肅行業紀律。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問題一直是一個熱議話題，如何建立一種和諧的醫患關系需要政府、醫院、醫生、患者和社會的共同努力。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緩解的途徑也有多方面的。從生態文明視角來看，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途徑主要有三點。
1.政府應加快相關制度建設。政府加快和諧社會建設的相關制度建設，完善生態文明制度，為和諧醫患關系的構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態文明建設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實際行動，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具體要求，是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根本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和諧醫患關系的戰略任務與重要支撐。這就要求政府對醫院要加大資金投入和技術支持，保證醫保制度有效運行和可持續發展。實施宏觀調控擴大社?；鸹I資渠道，吸收外資和私人資本進入醫療衛生行業，增強了公共醫院的競爭力和運行資本。完善社會救助體系，鼓勵社會辦醫。政府要采取切實可行、有的放矢的辦法緩解醫患矛盾。健全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服務體系，實現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解決看病難問題。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迎難而上，扭轉公立醫院運行機制上不適用公益性目標的現狀，加大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力度。積極推動醫療信息生態建設。目前，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場以電子健康檔案為核心的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颊邆€人的就診信息也能全面反映出來，有利于更準確、全面的診斷，也免去了患者各種不必要的檢查，減輕了患者的經濟負擔，緩解了醫患矛盾，增進了醫患互信，政府應該負起責任，盡快調動各相關機構、人員的積極性，推動信息生態建設。政府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找到醫患關系緊張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狠下決心，共建和諧醫患關系。要暢通群眾請求渠道，廣開言路；聘請社會監督員，監督醫院的醫法醫風；設立投訴中心，醫學法律咨詢中心，讓患者有地方可說話；開展患者滿意度調查，可效仿電信公司進行打分制，督促醫方的責任的擔負；改變原有的評價模式，將生態環境建設、文明環境建設納入到考核模式，調整醫院的辦醫目標。政府要加大生態文明道理的宣傳以及和諧社會目標的宣傳，積極通過輿論化解醫患矛盾，鼓勵換位思考；引導媒體宣傳醫患之間美好的情感，為醫護人員創造良好的執業環境，提高其職業榮耀感。
2.醫院要轉變觀念，樹立文明意識。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要求醫院要轉變觀念，加強管理，推進文明醫院建設。醫院要將自身定位為公益性質，改變原有的單一的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的評價體系和業績考核，更加注重對醫法醫風醫術口碑的考核，加強醫法醫風建設和醫學倫理教育，尊重生命。醫院是社會為民辦實事的平臺，是群眾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惠及的地方之一，不能成為追名逐利的場所，醫院要真正確立自身公益性質和地位，從機制上消除或逐步消除醫患之間在經濟利益上的對立和沖突，真正保證“病有所醫”。同時合理利用一切資源，節約資源，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費，也避免加重患者的負擔，改變“開大處方”的現象；在醫療垃圾的處理上要遵循保護環境的原則，進行垃圾分類，減少對自然的消極影響，從而保護生態環境；院方為患者提供干凈整潔的就醫環境，使患者舒心。另外，政府想要構建以電子健康檔案為核心的醫療衛生信息化體系，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醫院等醫療衛生部門的配合，所以，這些機構需要梳理大局意識和生態文明的觀念，主動、積極的將自己的信息拿出來共享，推進中國衛生行業的信息互通和信息化，帶動公共衛生服務的均等化和現代化。
汶川抗震救災中傳媒的表現普遍被視為傳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檢閱。會議主題報告用“正確的抉擇、重大的勝利”評價中國新聞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實力大大增強、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輿論支持、努力探索體制和機制創新、新聞傳播學術研究趨向繁榮、人才梯隊建設初有成效。如今傳媒改革遇到新聞領導體制和管理體制弊端所造成的種種障礙，反思過往、探尋未來之路，是本次會議召開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蕩30年
經歷過思想被嚴酷禁錮的人更能深深體會到“解放”的含義。中國新聞改革和新聞學研究30年的親歷者之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教授認為思想解放是中國傳媒發展強大的原動力。他在題為《突破體制瓶頸深化新聞改革》的主題演講中，回顧了1977-1981年啟動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討論和新聞傳播界的三次重要會議，提出要繼續深化改革的5項舉措。作為曾直接指揮傳媒前行的領軍人物，原廣電部副部長、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先生提交的論文《創新是電視事業和產業發展的動力》，回憶了中國電視從電視劇到新聞節目的創新與變革，認為要注重對“度”的把握，以求擴大正面效應減少負面效應。
改革開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各種動力因素就復雜起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者鄭保衛教授在《從激發人的潛能到全方位整合資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報業改革發展動力體系的豐富與拓展：最初，通過調動人的積極性來謀求發展；后來制度、資本、市場、技術等各種因素逐漸發揮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華中科技大學孫旭培教授的文章《從精英主義新聞觀念到無產階級新聞自由》追溯歷史源頭，認為新聞觀念在兩條路線上發展：從彌爾頓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義認為，言論、新聞自由是人權，應該人人都有；從柏拉圖到的精英主義認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論、新聞自由。兩條路線的分水嶺為是否承認人人平等，于是出現社會自由和階級自由的分野。多數人自由、實質自由的說法都是用來支撐階級自由的理論的。
武漢大學單波教授在《西方新聞傳播觀念的導入與中國新聞改革》一文中認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觀啟蒙”，解決了傳媒“無新聞”的問題，具有思想“解凍”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開始了向大眾傳播學的轉向，帶來了精神空間的拓展，解決了新聞“無業”的問題；從1997年開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語境下的新聞改革，進一步沖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體制，中國傳媒尋求本土化生存成了當下一個相對可行的策略；今后新聞改革將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戰。
市場化與傳媒公共性
市場經濟是新聞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動力。武漢大學羅以澄教授認為傳媒業的市場化轉型，是中國新聞改革30年的縮影和最核心的“板塊”，它給中國新聞傳媒業帶來了巨大變化，同時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以及無法回避的挑戰與問題。
傳媒市場化是促進還是壓抑了中國公共空間的發展？兩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講座教授都討論了傳媒的公共性。來自美國威斯康新－麥迪遜分校傳播藝術系的潘忠黨教授在題為《傳媒的公共性與傳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題演講中，認為30年的改革依賴并發揮了市場的解放力量，傳媒改革步入正題就必須超越市場，以不同的目標思路和價值引導重新起步。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陳韜文教授以“公共空間”為核心概念，發表《傳媒市場化、權力結構與公共空間的發展：一個比較視角》的演講，檢視西歐、美國、新加坡、香港、大陸地區的公共空間形態，認為其形態變化受制于權力結構及市場化程度。民主化帶來權力結構的開放，是發揮傳媒市場化擴大公共空間作用的社會條件之一，也是開拓公共空間最根本的辦法。河北大學白貴教授在《博客新聞評論的特征與功能》一文中認為，網絡在培養民眾的公共參與意識與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沒，博客新聞評論的公共性體現在搭建進入公共領域的平臺、實現完整的民意記錄。
在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視角下，傳媒話語實踐的變化，體現了公共空間與權力結構之間的互動。復旦大學孫瑋教授以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大眾化報紙的演變為線索，采用話語分析的路徑，認為由大眾化報紙建構的社會主體經歷了“讀者”、“市民”、“公民”、“小資”等不同階段的變化。但這種話語實踐為社會結構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現游移和混亂，充滿著很多變數。香港浸會大學郭中實教授與復旦大學陸曄教授合作的論文《報告文學的“事實演繹”：從不同歷史時期的文本管窺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關系之變遷》，認為“報告文學的發展路向，從70年代末期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合法性建構開始，經過80年代中后期與國家政治權力結盟短暫觸及政治體制改革，至90年代演變成知識分子將公共利益作為社會現實批判和與國家關系建構的話語基礎。通過三個典型文本分析，發現在這一過程中，市場經濟催生的國家―社會從高度統合到有限疏離的結構性轉變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為起到重要影響”。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聞文體的變化中。復旦大學許燕副教授的文章將新聞文體變化分為四個時期：大轉型時期（1978～1982年）――多元化時期（1983～1989年）――分眾化時期（1990～1998年）――網絡化時期（1999～2008年），文體從新聞報道理念、文體結構布局、語言修辭風格和文體表現方式等方面都隨著社會環境的迅速變化而不斷變化。
改革攻堅與傳媒重新定位
“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曾經釋放了傳媒的文化生產力，如今則成為傳媒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深圳報業集團黨委書記黃揚略的文章《走出誤區，正確把握黨報集團改革方向》，針對夸大“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中的企業因素、甚至主張把傳媒集團劃歸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認識“誤區”，認為要正確把握黨報集團的改革方向，不能輕率地將黨報集團歸入企業。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張偉在《“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歷史價值》一文中認為，“由于事業和企業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組織邏輯集于傳媒一身，形成一種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困扼，影響和阻礙了傳媒產業的健康發展”。復旦大學張濤甫副教授在《中國傳媒改革的風險考慮》中認為，媒體改革面臨著政治風險、社會風險、市場風險，“增量改革在化解風險的同時，也在積累新的風險；需要在存量改革階段解決結構性、系統性風險。”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中，中國傳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學張詠華教授認為，“反映我國傳媒社會定位轉型的企業化管理和重塑傳媒市場主體的探索，需要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深化。它沒有相同的現成經驗可以照搬，難點的存在勢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許也在所難免。但是，這種轉型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思考傳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種視角是風險社會理論。天津師范大學殷莉副教授認為“新聞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新聞價值取向必須符合價值理性，以公眾關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公共興趣為選擇標準”。
公民權利、輿論監督與重構現代新聞制度
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三項權利,即言論出版自由、知情權和批評建議權為輿論監督提供了憲法依據。暨南大學董天策教授、林愛B副教授及河北大學喬云霞教授撰文談到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為輿論監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復旦大學黃旦教授與瞿翌軼合作的論文認為“權力”與“權利”是考察中國語境下輿論監督的兩種視角。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展江教授從公民社會的理論視角梳理了近七年來大陸的輿論監督，認為其表現出了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的雙重熱情。南京大學丁柏栓教授在《擴大人民民主與實施新聞輿論監督關系論》一文中認為，改變新聞輿論監督難的境況，要靠擴大人民民主。而從執政黨自身建設方面來說，則需要將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監督工作作為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現代新聞制度的核心，是通過新聞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權。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博樹和前新聞局長鐘沛璋合作的文章認為，中國傳媒如今面臨著重構現代新聞制度的歷史任務，新聞制度的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李瞻教授在《報業制度與政治制度之關聯性》一文中認為，報業制度決定于政治制度，當社會政治制度變更時，報業制度亦隨之變更。華中科技大學張昆教授在《中國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認為，現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會系統的穩定、不傷害權力系統的合法性、不削弱權力對媒介的管理、不影響主流價值的傳承。
數字化、媒介融合與制度整合
數字媒體技術推動了媒介融合，進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廣電總局副總編輯、發展改革研究中心黃勇主任發表了題為《數字化――中國廣播電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講。談到目前推進數字化進程面臨的困難是：定位不夠清晰、用戶認可度不高、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認為推動廣電數字化需要政策支持與制度創新。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教授、周艷、王薇在《推進、發展、沖突、創新―――解析廣電數字新媒體的發展演變》中認為，廣電產業與其他媒體產業一樣，各方利益矛盾沖突的特征是內包、長存、調適的，矛盾各方形成一個無法明言的底線，呈渾濁狀態博弈前行。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教授在《媒介融合時代的中國媒介制度整合》演講中談到，中國傳媒面臨的問題是內容單一但卻渠道多元，他認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則是：保證資源的合理分布與公平利用，信息傳播的多樣性，保護受眾的公共利益。
新媒體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全面而具體。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呂宇翔、張錚合作的文章認為，新媒體不僅是一種技術生產力，還是一種文化生產力。它在發展中與生產關系不斷出現適應―不適應―再適應的過程，從而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的不斷深化。華東師范大學嚴三九教授則通過調查發現了上海市網絡視聽專業人才緊缺，進而思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面對市場需求。上海大學吳信訓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論文則積極探索新媒體環境下電視新聞的增值方式：運用數字存儲和點播、編輯技術，使原本大多為一次性消費的新聞得到價值的重新開發和利用。
2001年，中國廣告產業全面開放。武漢大學張金海教授認為，制度選擇與制度安排促進了中國廣告產業30年的高速發展，也導致中國廣告產業的市場低集中度、外資主導傾向，以及結構不均衡等許多嚴重問題。全球化語境下，文章思考自由開放市場模式與產業后發的政策保護及自主發展之間、市場運作機制與以行政為主導的市場管理體制之間的關系。
文化傳播與新聞傳播教育
上海大學戴元光教授和鄭涵教授合作的論文《建構多元的文化傳播體系提高我國文化的傳播能力》認為，我國文化傳播體系形態進入迅速擴容和分化重組的發展階段，文化傳播的關鍵在于公信、多元與經濟競爭力。安徽大學姜紅教授檢視了現代中國新聞學術思想中的進化論觀念，發現存在著兩種思想脈絡：“漸變”式進化論和“突變”式進化論。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學李建新教授總結、回顧了30年來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和流變。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高鋼教授在《媒介融合趨勢下新聞教育基礎元素的構建》中則強調，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勢下，構成新聞教育四大基礎元素的學科架構、師資隊伍、課程體系和教學平臺，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標之下重新建構。南京大學段京肅教授基于CSSCI數據庫，通過分析論文篇均引用數量發現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水平仍較低。
一、有關家族研究的歷史回顧
古代學者對于家族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周的宗法制度方面，宋人張載的《經學理窟·宗法》篇，首次對宗法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解釋。清代學者毛奇齡的《大宗小宗通釋》、萬斯大的《宗法論》、程瑤田的《宗法小記》、侯度的《宗法考》等，對宗法制度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的考據。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社會史論戰的展開，近代學者開始對家族制度的研究，出版了呂思勉的《中國宗族制度小史》（中山書局，1929年）、陶希盛的《婚姻與家庭》（商務印書館，1934年）、高達觀的《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正中書局，1934年）、潘光旦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商務印書館，1941年）、王伊同的《五朝門第》（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43年）、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商務印書館，1947年）等專著。
傳入中國后，中國學者開始有意識地以為指導研究中國的家族問題。郭沫若的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在全面探討先秦社會制度外，還特別重點研究了當時的家庭和家族問題。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系統闡釋了中國原始婚姻和家庭的發展過程，也詳盡介紹了父家長制家族制度的產生過程。
與此同時，日本學者也開始重視對中國古代家族制度的探索，從40年代開始，出版了大量研究論著，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加滕常賢的《中國古代家族制度研究》、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構造》（巖波書店1942年）、《中國族產制考》（巖波書店1949年）、牧野巽的《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年）和《近世中國宗族研究》（日光書院1944年）、守屋美都雄《中國古代的家族和國家》和《中國古代的家族研究》等。
建國以后的三十年，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國內家族史的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階段。除個別研究涉及到西周宗法制以及60年代結合對封建制度的批判發表了部分對族權的研究論文，關于家族史的學術論文較少。其間代表性的論文有左云鵬的《祠堂族長族權的形成及其作用試說》（《歷史研究》1964年第5、6期）等。
隨著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社會史研究在大陸史學界得以復興。作為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家族與宗族問題開始受到史學界的普遍關注。
二、近年來家族研究的新進展
近年來，學術界出版了多部從社會角度研究古代家族問題的論著。
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將古代家族區分為“原始社會末期的父家長制家族”、“殷周時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晉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組織”四種家族形態。該書屬通論性的學術著作，時間跨度較大，材料豐富，論證充分，內容編排井然有序，毫無空泛之感。
馮爾康、常建華等編著的《中國宗族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社會史叢書”，1994年）是一部比較完整和系統的中國宗族史。作者按照時間順序，把中國傳統宗族形態劃分為五個發展階段，即（1）先秦典型宗族制時代；（2）漢唐間世族（士族）宗族制時代；（3）宋元間大官僚宗族制時代；（4）明清紳縉富人宗族制時代；（5）近現代宗族異變時代。作者從婚姻、姓氏、墓葬、祠堂、族譜、族田等具體制度入手，全面分析了宗族的形態特征、等級結構、社會功能等問題。
朱鳳瀚的專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侯馬盟書等古代文資料，結合現代考古學的田野發掘成果，將商周家族劃分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個階段，對中國歷史早期的各種類型的家族組織作出了具體的分析比較，深入探討了家族對中國早期社會形態和國家結構形式的影響。
徐揚杰的另一部專著《明清家族制度史論》（中華書局，1995年版）立足于橫向的開掘，涉及家族結構、家族規模、家族生產、家族財產、家族倫理、家族觀念、家族法律、家族祭祀、家族教育、家族譜牒、家族械斗、家族防衛、家訓族規等。作者認為：宋以后的家族制度，盡管在形態結構上繼承了古代家族制度的某些特點，但它基本上是在宋以后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家族制度，這種家族制度以祠堂、家譜和族田為基本特征，與古代家族制度有顯著的區別。在近代家族制度中，祠堂是近代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家譜是維系家族的主要紐帶，族田是家族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該書結構嚴謹，內容翔實，征引書目達500多種，包括大量家譜、方志、家訓、族規和鄉約。
鄭振滿的博士論文《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論叢”，1992年）從家庭與宗族組織的互動關系的角度出發，把中國傳統家庭和宗族納入同一分析框架，認為：宗族組織作為一種直接構建于家庭者上的社會組織，家庭形成的各種關系，如婚姻、血緣、收養、過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繼嗣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宗族組織的構成及演變趨勢。作者肯定了傳統研究中對于大家庭、小家庭、不完整家庭的區分，并由此將宗族組織分為三類：即以血緣為聯結紐帶的“繼承式”宗族、以地緣關系為連接紐帶的“依附式”宗族和以利益關系為連結紐帶的“合同式”宗族。作者認為，“在正常情況下，每個家族都有一個共同的始祖，這個始祖（不完整家庭）經過結婚生育，開始形成繼承式宗族，又經過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間的血緣關系逐漸淡化，為地緣和利益關系所取代，繼承式宗族也就相應地演變成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這一理論模式對于中國古代家族研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朱勇的博士論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論叢”，1987年）對清代宗族法的內容、制定與執行、與國家法律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
由美國學者李中清、中國學者郭松義主編的《清代皇族人口和社會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收入13篇論文，針對清代皇族這一特定的家族形態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該書利用了清代《玉牒》及其它檔案文書，運用計算機手段和現代統計學方法，對各種數據和文字資料進行量化分析，體現了大陸、臺灣和美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據不完全統計，近十余年間，學術界發表有關家族問題的研究論文近百篇，從社會史的角度，對中國傳統社會中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家族組織、家族形態以及社會功能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討。
一、關于西周宗法制問題：李衡眉連續發表了《昭穆制度與周人早期婚姻形式》（《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昭穆制度與宗法制關系論略》（《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兄弟相繼為君的昭穆異同問題》（《史學集刊》，1992年第4期）、《宋代宗廟制度中的昭穆制度》（《河南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針對學術界關于昭穆制度就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制度一項內容的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昭穆制度和宗法制的內容有別，昭穆制度體現在墓葬、宗廟和祭祀制度中，而宗法制卻體現的繼承制度中。前者起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過渡，后者起源于原始公社向階級社會的過渡。
楊希枚的《再論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1期）認為：先秦文獻中的姓字指“姓族”，即包括同祖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干家族的外婚單系親屬集團；氏字指“氏族”，即包括某一姓族所統治的同姓、異姓和與統治者無親系的庶民所組成的王朝。
二、關于春秋戰國的家族狀況：韓國學者尹在碩發表《睡虎地秦簡〈日書〉所見“室”的結構與戰國末期的家族類型》（《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作者認為：通過《日書》所反映的民間信仰內容，能夠推導出可以旁證當時民間生活形態的社會史資料?！度諘钒选笆摇弊鳛槊總€人活動的最小空間，并敘述了“室”內可能發生的一切活動，對研究中國古代家庭史很有價值，《日書》中所記載的“室”的建筑結構或“室”內成員的規模及血緣結構，則反映了當時人們生活的普遍形態，因此，對《日書》所載“室”進行分析，不僅可以闡明戰國秦漢末民間一般家族之形態，還可作為小型家庭論之依據。
三、關于兩漢家族組織：張泉鶴《東漢宗族組織形式試探》（《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3期）圍繞東漢宗族的構成特點、族內的賑恤活動、族人的法律連帶責任等進行了研究，認為，東漢宗族是在先秦宗法組織瓦解后，適應東漢社會條件而形成的一種家族共同體。豪民大家控制了族權，階級關系壓倒了血緣關系，在宗族內部，各家庭的生活是獨立的，族人的相互聯系僅表現在救濟和賑恤上。
四、關于魏晉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家族的個案研究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主流。個案研究本是一種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以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家族制度已經成為海外學者的一個通例。80年代初，美國學者伊佩霞的專著《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被在大陸學術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魏晉南北朝這一獨特的歷史環境，有關這一時期某些著族大姓的個案研究，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所在。到目前為止，已發表的有關論文達數十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劉馳的《從崔盧二氏的婚姻締結看南北士族的地位變化》（《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2期）、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士族之婚媾—陳郡謝氏個案研究》（《歷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連儒《東晉陳郡謝氏婚姻考略》（《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
田昌五、馬志冰《論十六國時代塢堡組織的構成》（《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對魏晉南北朝塢堡累壁以宗族鄉黨為基礎、塢堡主要是由東漢至魏晉地方大族中孕育出來的傳統看法提出質疑，認為十六國時期的塢堡組織可分為少數民族與漢族兩種，兩者的居民構成和組織方式具有很大差別，漢族塢堡大多為流民所建。塢堡主身分復雜，有流民帥、乞活帥等，只有少數塢堡為地方大族所置。
除此之外，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川勝義雄等人在70年代大力提倡的六朝時代“家族共同體”的理論，近年來也被全面介紹到大陸，產生了很大影響，但近年來直接涉及“家族共同體” 問題的論文在大陸尚不多見。
五、關于唐代的家族問題：與魏晉南北朝家族個案研究的熱潮相比較，唐代的家族研究似乎較受冷落，除一些文章涉及到敦煌氏族志外，無論是通論還是個案研究都比較少見。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學者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收錄了《中古家族之變動》、《中古山東大族著房之研究》、《從士族籍貫的遷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隋唐政權的蘭陵蕭氏》、《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分析》等多篇論文，通過大量正史與碑志材料的匯總與分析，重點探討了山東大族在唐代的發展演變及其與社會環境的關系。
六、關于宋代大家庭的研究：唐代劍《論宋代大家庭的社會職能》（《社會科學》，1993年第7期）為通論性文章。這一階段的個案研究有漆俠的《宋元時期浦陽鄭氏家族之研究》（《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文集》，同朋社，1989年）、《“江州義門”與陳氏家法》（《宋史研究論文集》1987年年會編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許懷林《陳氏家族的瓦解與“義門”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
七、關于明清家族研究：通論性的文章有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體現形式及其基層政權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許華安的《清代宗族勢力的膨脹及其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馮爾康《清代宗族制的特點》等。
隨著徽州文書的發現和整理，以徽州文書為線索探討明清宗族結構，成為史學界研究的熱點所在。唐力行的《明清徽州的家庭宗族結構》（《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通過對徽州族譜的統計、分析和比較，指出：明代后期，徽州的家庭和宗族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形成了小家庭和大宗族的格局，而徽商的興起，在這一變化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明清徽州的家庭結構與西歐、中歐的家庭結構有相同之處，核心家庭占主導地位。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西歐與中歐的小家庭是完全獨立的，而徽州的小宗族之上還有個大宗族。這一差異使得同為小家庭的社會結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社會功能。后者家庭結構的集約化是與歐洲近代化趨勢相一致，而徽州的家庭宗族結構卻以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強化了封建的統治秩序。陳柯云的《明清徽州族產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針對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宗族關系日趨松弛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族產在明清時期從未中斷，不過從明中葉以后，部分眾存族產逐漸轉化為祠產形式的族產，從而形成眾存族產和祠產交叉并行、一消一長的局面。由于族產在在明清徽州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強化了宗族勢力和宗族關系。樸元浩（韓國）《從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組織的擴大》（《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認為：明清時期宗族制度最明顯的特征是同族結合范圍的擴大，同時與區域社會關系的進一步深化。這種擴大和強化了的宗族組織成為風靡清朝鄉村社會的前提。高壽仙《明初徽州族長的經濟地位—以休寧縣朱勝右為例》（《江淮論壇》，1994年第4期）通過對徽州文書中族長朱勝右材料的分析，指出：大族的族長不一定由富戶擔任，一般自耕農亦可，朱勝右甚至只是佃戶。這種情況在明初徽州地區具有代表性。
關于清代家族問題，常建華連續發表《清代族正制度考論》（《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第5期）、《清代族正問題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訊》1990年第1期）、《試論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與實踐》（《學術界》1990年第2期），認為雍正四年以后清政府所實行的族正制度雖然起到了地方基層政權的作用，但它是獨立與宗族房長之外的，清政府實行宗正制還有遏制宗族勢力發展的一面，不能簡單地視為族權與政權的結合。
需要說明的是，在社會史的理論視野中，家族問題的研究與婚姻、家庭以及人口等方面的研究密切關聯，相輔相成。近年來，史學界在上述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列舉。
三、關于家族研究中若干問題反思
近年來學術界從社會史的角度對家族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僅拓展了對于古代歷史的認識視野，也在史學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個案研究、區域研究、量化分析和結構功能論證代表了當前家族史研究的幾個主要趨向。
在肯定近年來史學界有關家族問題的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研究中缺陷和不足。
一、重視社會史的理論求索，確立嚴格的學術規范
由于社會史研究的起步較晚，基礎薄弱，史學界缺乏對現代社會學的深入了解，缺乏對這兩個母體學科均駕馭自如的研究者，迄今為止，我們對社會史這一學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社會史與文化史、社會史與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社會史與人類學的關系了解都不深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會史研究興起之初，社會史學界對于理論問題的討論一度十分活躍，在社會史的內涵、學科體系等出現過許多爭論的熱點。近年來，這些討論逐漸趨于沉寂，卻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
宏觀理論研究的薄弱導致微觀研究的困境，具體到家族問題的研究，便是缺乏嚴格的學術規范。以個案研究為例，許多論文多側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政治地位，而對家族的經濟狀況、宗族結構、家族習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則較少涉及，從嚴格意義上講，許多文章并不屬于社會史的范疇。個別低水平的研究論文僅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匯編。
理論研究薄弱所導致的另一種傾向是概念不明或濫用概念，現代社會學關于家庭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單一家庭”、“復合家庭”、“擴大家庭”等概念的嚴格界定。個別研究者在尚未全面理解的前提下便把它們簡單地套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導致了研究的偏差。在概念和范疇的使用方面，西方學者曾有過深刻的教訓，西方社會史學在發展過程中，曾經引入了許多其它學科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而這些方法和概念間缺乏學科的內在聯系，不僅難以駕構社會史學的理論框架，反而使社會史研究日趨瑣碎化，背離了總體社會史的展示社會歷史全貌的初衷，這一點應充分引起我們的警惕。
二、重視“新史料”的開掘，真正做到“物盡其用”
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史的興起不僅是史學研究在觀念的上的變革，同時也是一種史料上的拓展。浩如煙海的墓志、族譜、方志和其它檔案材料，極大地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視野，也對史學工作者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以個人之力，用傳統的研究手段，很難吸收和消化如此眾多的信息。在這方面，我們有必要借鑒海外學界的研究經驗，以團隊方式，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對史料進行集約化整理，真正做到物盡其用。
現階段家族史研究的另一個缺憾是對民族學和考古學的材料重視不夠。中國民族眾多，社會形態復雜多樣，素來被稱為歷史發展形態的“活化石”。從50年代以來，我國的民族學工作者和地方史學工作者進行了艱苦社會調查，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包括了豐富的家族史內容，涉及到家族結構、遺產繼承、祖先崇拜、宗族械斗等多方面的問題，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家族的演進過程，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現代考古學的眾多田野發掘報告中，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墓葬形制進行了精確的研究，是我們研究家族史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專業的隔膜，這兩方面的材料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注意宏觀與微觀的結合，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