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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新聞學 理論體系 公共性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克利福德在《寫文化》一書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詞，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12]喬治·E·馬庫斯：《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學》，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頁。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在經過了十年的快速發展之后，2011年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明確提出了綠色文科、綠色學報的辦刊理念，期刊定位更加清晰，學報定位為“多學科研究資源環境問題的國內高端學術平臺，廣受學界尊敬的新銳文科學報”。二是相關期刊數據繼續前移，權威文摘轉載量穩中有升。學報再次入選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和CSSCI來源刊（2012-2013），其中在CSSCI同類期刊排名由2008-2009年版的第65位、2010-2011年的第42位提升到第27位。三是特色欄目“資源環境研究”榮膺教育部“名欄工程”建設欄目。
為感謝海內外專家學者的支持與厚愛，進一步提高期刊質量和學術影響力，本刊編輯部決定從2011年起，開展年度優秀論文評選活動?，F將具體事宜通知如下：
一、評選范圍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刊發的全部論文（共計119篇）。
二、評選數量
共評選10篇優秀論文。
三、評選標準
1.論文選題探討的是本學科的前沿、難點問題，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穎獨到之處。
2.有較高的影響因子。
3.被權威文摘全文轉載。
4.適當考慮是否為重要基金項目。
四、評選方式
1.初選階段。在初選階段，作者可以自薦，讀者可以推薦，但需要提供推薦理由或證明材料；同時，編輯部也將對所刊發的論文進行挑選。自薦或推薦截止日期：2012年3月31日。
2.專家評議階段。成立由校內外知名教授組成的評審專家小組。編輯部將組織專家進行同行評議，確定擬入選的優秀論文并在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網站（省略）上進行公示。
3.省略.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
我校首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開題論證會召開
法蘭克福學派是20世紀西方文論的重要流派之一與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的文本形式中心論不同，法蘭克福學派文論承襲了作為感性生存論的德意志審美精神，將 藝術 和審美看成擺脫 現代 社會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徑，其直接的理論來源是馬克思《1844年 經濟 學 哲學 手稿》和盧卡奇《 歷史 與階級意識》中異化與人的解放間題，并改造了弗洛伊德主義和存在主義等現代西方哲學，從而 發展 了一種和經典文論不同的文藝社會學?？梢哉f，法蘭克福學派的藝術與審美理論都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藝術和審美如何成為解放意識、否定異化的革命性力量。在此意義上，可以把法蘭克福學派文論看成一種廣義的社會文化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主要指向兩個方面:一是對蘇聯美學的批判性考察，二是對發達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批判，這兩個方面都對
馬爾庫塞用形式主義美學理論批判美學，批判 藝術 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觀點，這是不足取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馬爾庫塞所強調的藝術的主體性、藝術自律及審美形式等問題，確實是長時期內美學所忽視的。在
童慶炳在寫于1983年的《文學與審美》一文中提出了一個今天看來習以為常而在當時起到開風氣之先作用的見解:“只有在文學理論的各個問題上深深引進‘審美’的觀念，我們的文學理論才可能打開新的局面”。1984年，童慶炳在自編教材《文學概論》(紅旗出版杜)中明確提出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及“審美是文學的特質”的新見解。童慶炳在1992年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則吸收了 現代 西方語言美學的新成就，提出了一個沿用至今的觀點—“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
由于“審美意識形態論”是在對蘇聯及歐美文論的借鑒基礎上，特別是 總結 了我國現當代文論的教訓后提出來的;在后來的闡釋中，又吸收了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理論要素，因而就體現出一種綜合視野:既避免了將文學作簡單的意識形態圖解的文學工具論的缺點，又防止文學研究陷入形式主義學派見木不見林的狹窄范圍。在今天看來，它仍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面對學界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懷疑和指責(比如把“審美意識形態論”理解為“審美主義”).童慶炳仍然認為，審美意識形態論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
相對已經發展數百年的西方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雖然獲得了快速發展，但總體研究水平還在西方之下。有人說，現在中國社會科學一流期刊發表的論文，有一些也已達到了西方二流 SSCI期刊論文的水準，這話看似表揚，卻讓中國社會科學感到難堪：13億中國人民的社會科學最高水平期刊發表的論文，僅僅只有部分達到西方二流期刊的水平。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不說，中文期刊論文的質量，現在要比十年前高得多了，而十年前又比二十年前高得多了。假以時日，中文期刊的質量最終可能接近甚至達到西方一流水平。
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放棄中文期刊，我們要接力。有13億人的巨型國家，有如此之多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又有如此之多需要研究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怎么可能不進步？中文期刊發表的論文質量怎么可能不提高呢？
之所以要對中文期刊有信心，要接力，而不是讓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還有更重要的理由。以現在西方一流社會科學期刊為平臺，借用成熟的西方社會科學期刊的規范評審發表，既訓練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提升質量，又甄別出研究水平高下，還國際化了，一舉多得?，F在的問題是，西方社會科學期刊是非中文的，在非母語情況下寫作，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有挑戰，而且用英語發表，其讀者遠不如中文讀者多。
更重要的是，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其研究往往具有強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時代性。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科學所要研究的問題，大都是西方的時代問題、地域問題。社會科學也不像自然科學一樣中立，往往有強烈的價值預設甚至階級立場。西方社會科學是在西方現代化的歷史中，從西方利益的國際秩序視角下形成的，社會科學的問題設定、論證方式、興趣選擇都與西方社會所處時空條件緊密相關。中國是一個有文明悠久、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與西方的時空條件和發展階段差異極大。當前中國社會科學必須要回答中國的時代問題，而這些西方社會科學界可能根本不感興趣，相反，西方社會科學正在研究的焦點話題可能與中國時代需要沒有關系。這個時候，若以西方社會科學期刊發表的論文作為衡量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的標準，中國這個巨型國家的社會科學話語權就會嚴重脫離當下的時代，甚至淪為西方話語的應聲蟲。
因此，衡量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標準只能來自中文社會科學期刊。中文社會科學期刊已經有了好的起點，有了自己的問題意識，自然會有大量杰出的社會科學家接力提升中文社會科學論文的質量。中文社會科學期刊研究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是有中國主體性的，是在服務于中國13億人民的。
只有確立中文期刊發表社會科學論文的主體性，才能在此基礎上吸收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精華，才能從閱讀西方期刊論文中吸取對我們有用的營養，我們也才有了真正討論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的主動權。
論文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藝術表現形式；中國式抽象；非實體性
論文摘要：(1)民族傳統文化是中國現代設計與繪畫藝術基礎教學成長的最佳土壤。(2)現代設計與繪畫教學中，我們不僅要努力求發展．求現代。更要溯源。(3)由西畫表現形式出發，重啟中國文化傳統未來發展的價值取向。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歷經千載，魅力依然，在世界藝術之林永放燦爛奪目的光輝。其中中國畫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塊瑰寶，是祖先留給我們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它是我們藝術創作中最為常見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也為我們現代繪畫藝術與設計教學及創作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尤其在“民族性”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表現內容與形式?，F代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是現代設計與繪畫的訓練基礎，是培養設計師美術家形象思維和表現能力的有效方法，是認識形態和創造新物象的重要基礎學科。民族傳統文化是這門設計與繪畫藝術基礎教學成長的最佳土壤。作為一門藝術，把民族傳統文化融人其中，是其不斷創新的動力源泉與實踐基礎，同時設計藝術與繪畫藝術也可以從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中不斷得到滋養與有益的補充。在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內核與靈魂的最終展現，是以本民族文化為支撐的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的主流。隨著當代科技的不斷發展。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再次面臨嚴峻的挑戰。國外教學體系在中國年輕一代人心目中及生活中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是不容回避的社會現實;然而縱觀中國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的發展方向，20世紀60至80年代出現的當代繪畫藝術及設計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歷史時期以后，至今一片沉寂，再也找不到明確的發展方向。
現今傳統中國畫已漸行漸遠，不知怎的，這些畫讓人想起趙無極。我們天天對“現代”的努力已傾向于將傳統連根拔起。可若是失去了根，那就是再“現代”也不是中國的“現代化”，而是“同化’。在現代設計與繪畫教學中我們不僅要努力求發展、求現代，更要溯源。否則，無根無源，便是毀滅，是用“現代”在消蝕我們的傳統。中國畫即“近”而“遠”。很“近”的物體塑造卻獲得一種悠遠滄桑的感受;“實”而沒有放棄空靈、自由，同時又在超逸的味道中獲得一種雋永的境界。我們不應為觀念所迷惑，停留在形式層面，而是向縱深走去;這個“縱深’就是中國的“像”與“境界”。境:境界是中國文人曾在山水中遙望的“彼岸”，是中國文化的形而上之境。對于中國文化模式，她的手段是“象”，而“彼岸”是空靈的“境”。如果說確有“接近抽象式的表現”(或日“中國式抽象”)存在的話，那它的目的不是導向“絕對理念”，而是指向生氣氰顯的“境”。我們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宋元山水畫不僅代表了“中國古典文藝繁榮”時代的“高峰體驗”，更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形而上世界—-宇宙生命流變的空靈之境。象:為我們展現中國文化本真之源的只能是中國畫的“象”，而不太可能是西式的“X X抽象主義”。作為傳統的靈魂之所在，是中國藝術“現代化”的結點?！跋蟆笔且粋€世界，它代表宇宙與人的禪機，寓于境界之中的表征，不是實體的因素。因而不能太“寫實”，也不能取消形象。以往“民族化”的經驗讓我們相信，只有實證化的探索才能確證，在現代繪畫與設計中從內里真正建立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與“當代”的溝通與跨越;這不僅指理論學術，也是指創作探索本身，更重要的是當代繪畫與設計教學基礎如何發展的走向。
我們傳統的繪畫根源實際上是從宋元山水人手打開古代文化的精神空間。借助西畫表現的結構化的形式創新之所長，在個人繪畫與設計的語言中找到了發展的空間維度。由此出發，或者我們可以重建某種主體意識重啟中國文化傳統未來發展的價值取向。“中國文化的境界:屬于不同的文化體系，方式、概念內涵不盡相同”，以心象靜觀字宙之氣韻流變，以山水遙望體悟人格與自然一體的彼岸之境;這無疑在重視中國山水美學乃至古代文化精神的脈搏。而在深層意義上，它對我們當代藝術教學對民族文化的反思與覺醒，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如前所述，作為“象”與“境”的世界，其意義不僅僅是激活我們民族原有的流變、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識，激活一種求新求變的精神動力;更是在這種“宇宙之境”上與現代思維的同步與超越。如果說我們現代繪畫與設計在基礎教學中再不把我們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寶藏更好的發展起來，我們的現在藝術教學將會成為歷史的罪人。當今國際上站在最前沿的現代物理學家們已識到了這種宇宙本質的“非實體性”，他們的論證已證明中國傳統“象”的范疇所具的深遠的世界意義，中國的文化將會引領世界文化。最后無論是從畫家和設計師，還是從民族文化考量:這是一條擺脫世俗浮躁氛圍，秉持超越信念，又發揚中國精神文脈的“當代”之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們要按照我們自己的國情出發，把我們傳統文化切切實實的融入到當代繪畫與設計教學中。
英文名稱：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單位：湖北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三峽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宜昌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2-6219
國內刊號：42-17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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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9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聯系方式
[關鍵詞]社會科學論文 絕對優勢學科 相對優勢學科 學科結構相似性
[分類號]G311
科學論文被世界各國廣泛用作科學技術產出的一類指標，科學論文的學科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學體系的狀況和特征，同時也是表征學科建設與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隨著國際大型文獻數據庫的開發和成熟，特別是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SSCI)的推出，許多學者采用文獻數據庫統計數據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績效、結構及影響力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國內社會科學文獻數據庫的開發也逐漸繁榮，為研究我國社會科學發展的規模、結構、質量和影響力提供了數據基礎。范并思利用報刊資料索引文獻數據指標，采用文獻數量和增長率等定量方法研究了中國1978～1995年社會科學以及學科結構、增長及其變化。一些學者利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文獻數量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及2l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科學生產力及影響。莫作欽利用408種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文獻數據，采用統計分析方法對1996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活動的基本狀況及其學科發展態勢進行了揭示。蔡曙山采用國家社科規劃申報項目數據分析了各省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科研生產力。
不同國家或地區對社會科學不同學科領域的發展有優先和輕重緩急之分，那么對于一個省份來說也應該選擇自己優勢和特色學科研究領域。選擇和發展優勢領域最主要的一個方面是要以之前的優勢積累，了解和知道哪些領域具有優勢?？蒲袃瀯菘梢酝ㄟ^多種指標來反映，如科研投入中人力投入、經費投入，科研產出中論文產出等，在這些指標中最具有可比性的是論文產出。對于所有的優勢可以體現到該學科的研究領域在國內和國際上所處的優先地位，這可以通過科研產出指數來測度各地學科結構及優勢領域。本文以反映國內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的CSSCI檢索系統論文統計數為基礎，建立社會科學研究優勢指數，借以分析和比較我國各地區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分布與優勢。
盡管科學論文只是衡量科學體系結構的一個方面，但它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科學研究學科結構的產量、質量和覆蓋面。分析和揭示各地區社會科學研究學科結構分布及優勢領域，對科技宏觀管理部門來說，可以作到系統規劃、突出優勢、兼顧一般、協調發展，調整和建設優勢領域，對整個國家學科優先領域的選擇和科研基金的投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意義。
1 數據來源
本論文統計分析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CSSCI 1998～2004年的數據，時間跨度為7年。CSSCI精選了國內出版的質量較高、影響較大、編輯出版比較規范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作為來源期刊，該檢索系統具有較完善和規范的學科分類論文省區歸屬檢索系統。
CSSCI根據文獻來源分為25個學科，表1給出1998～2004年我國25個學科領域論文數量及比例排序。部分學科進行了簡稱：(簡稱馬克思)、新聞與傳播學(簡稱新聞學)、圖書情報與檔案學(簡稱圖情學)、社會科學總論(簡稱社科論)、人文地理(簡稱人地學)、環境科學(簡稱環境學)。
從表1可以看出：
從25個學科領域7年論文量占全國論文總量比重和排名看，第一位的是經濟學，占30.3％，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領頭羊，一支獨秀成為顯學。分列二、三位的是教育學和政治學，各占9.6％、7.1％。有7個學科所占比重不超過1％，分別是宗教學(0.9％)、考古學(0.9％)、民族學(0.7％)、統計學(0.4％)、人地學(0.4％)、社科論(0.2％)和軍事學(0.2％)。
所有25個學科領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動性增長，各領域波動的年份不完全一致。這是因為一方面收錄來源期刊數量不穩定；另一方面來源期刊變更所引起的。
2 各地學科優勢與結構
2.1 各地優勢學科領域
各地的學科結構反映了現實的社會科學研究能力，也預示著各地的社會科學體系的發展方向。要對各地的學科領域的地位進行分析，必須求助于全國比較。對某個具體地區而言，有必要對衡量社會科學領域成就的絕對優勢學科領域和相對優勢學科領域兩個指標進行區分。兩種優勢的界定如下:
在某一學科領域中，一省區的論文在全國論文總數中的份額，這個指標可粗略評估該省區在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力量，取全國3l省區中每一學科領域前5位的省區，以定義它在該領域具有絕對優勢。測算公式：
在某一學科領域中，一省區論文在該省區全部社會科學領域論文中的份額與該領域中各省區論文總數在全國全部社會科學領域論文總數中的份額比較，這是從學科領域的角度來展示相對優勢指數(RCA)。它表明在某一特定領域內，具有比較優勢的省區應成比例地比其他省區做出更多的貢獻(發表更多的論文)。相對優勢指數的測量方法是：
因此，如果兩者的比值大于1，則說明該省區在該學科領域中具有相對優勢；如果比值小于1，則需要加強該領域的研究工作。
為了全面系統地反映和測量各地區的社會科學優勢學科領域，同時也為了消除各地區年度論文變化的影響，取7年各地區論文數據，分別按25個學科領域進行匯總，按上述的計量方法進行測度。各地區絕對優勢、相對優勢學科領域如表2所示。
觀察表2并分析數據可以得出：
從各地區絕對優勢比較看，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和廣東在大部分領域占據了絕對優勢，這5個省市屬于第一層次。很明顯，北京在全部社會科學學科領域的論文產出中占有絕對領先地位，各領域的論文數占全國相應領域論文數的15％～48％不等，沒有哪一個省份在任何領域能與北京匹敵。北京在所有領域都具有絕對優勢，但不是所有領域都具有相對優勢，在管理學等10個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上海在、考古學和民族學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在管理學等11個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但具有絕對優勢。江蘇考古學和民族學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體育學只具有相對優勢，在宗教學等9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但具有絕對優勢。湖北在管理學等8個領域既具有絕對優勢又具有相對優勢，但在宗教學等6個領域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廣東在等4個領域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
管理學等16個學科前5名都集中在第一層次，而馬克
思主義等9個領域就比較分散，特別是考古學最為分散。
四川、山東、陜西、河南、甘肅、云南和廣西分別有4至1個絕對優勢領域，其他省份不具有絕對優勢領域。這表明少部分省市產出了大部分的社會科學論文，全國絕對優勢學科是相對集中的，對于具有絕對優勢學科的省市應該繼續保持這種絕對優勢地位，因為這是最具特色的優勢。
從相對優勢領域比較看，各地區相對優勢領域的數目不等，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相對優勢領域，除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和廣東外，其他具有絕對優勢領域的省份，他們的絕對優勢領域幾乎也同時是各自的相對優勢領域。對于同時具有兩種優勢學科的省市，更應該繼續保持這種特色的優勢學科。對于沒有絕對優勢學科的省份，應該在各自的相對優勢學科里發揮力量，使優勢更突出。
從各學科相對優勢值比較看，社會科學研究能力比較強的省份差異小，而能力比較弱的省份差異比較大，也就是說社會科學能力弱的省份相對比較優勢更突出。
中部地區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哲學、語言學、文學、圖情學和教育學。而西部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學、文化學、人文地理和環境科學，這是西部所處地域環境的反映。
社會科學研究的地區產出與綜合性大學和文科院校的地區分布有很強的相關性。社會科學研究產出能力強的省份也是擁有高等院校比較多的。
2.2 各地區相對優勢學科領域比較
為了考察各省區相對優勢領域在時間上的縱向變化，將1998～2000年和2002～2004年的各省區25個學科的論文數匯總，也分別計算出各省區的相對優勢領域。這樣可以比較各省區前期和后期相對優勢領域的變化。采用蛛網圖可以清楚地顯示相對優勢領域發展的強弱變化。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在東中西省份中各選取一個省份，東部的上海、中部的湖北和西部的陜西。
分析數據和觀察圖1可以看出：
我國大部分地區社會科學學科保持相對穩定的結構，這種結構穩定性高于自然科學或工程學科。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強的地區學科結構穩定性高于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弱的地區，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不發達地區的學科結構更容易發生變動。
上海的民族學、環境科學和軍事學相對優勢得到加強，統計學、藝術學和文化學相對優勢被消弱。湖北的新聞與傳播學、統計學和文學相對優勢得到加強，而藝術學、宗教學和教育學相對優勢降低。陜西的人文經濟地理、軍事學和管理學相對優勢得到大力加強，而體育學、心理學和宗教學相對優勢降低。
2.3 各地區學科結構比較
各地社會科學學科結構異同和變化可以通過兩個指標加以測定：
從表3可以看出：
大部分省份的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與北京極為相似，這表明我國各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模式基本相同。只有部分省份如青海、重慶、河南、內蒙古等結構稍有不同。
社會科學研究能力較強的省份結構變動度較小，如北京、上海、湖北和廣東等；社會科學研究力量較弱的省份結構變動度較大，如青海、海南、黑龍江和江西等。
總體上，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變動低于自然科學或工程學科。
3 結論與建議
當前經濟學成為我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第一大學科，遠遠超過其它學科。
北京、江蘇、上海、湖北和廣東是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力量最強的地區，其它地區具有少量的絕對優勢學科，每個地區都擁有數目不等的相對優勢領域，中部地區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哲學、語言學、文學、圖書情報與檔案學和教育學。而西部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學、文化學、人文地理和環境科學。
大部分省份的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與北京極為相似，這表明我國各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模式基本相同。全國各地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特色與優勢并不突出。
選擇和發展優勢領域，首先要結合本身具有的學術優勢基礎和特色。各省區優勢領域的存在與各省區的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強弱有很大關系，所以各省區選擇和發展社會科學，應主要結合當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科分布力量，特別是各地高校重點學科建設，結合當地區域特色和社會需求。其次，在選擇學科研究重點時，必須確立學科主體研究方向和有特色的學科方向，并以此為重點加強建設。在選好方向的基礎上，建設和培養學術梯隊，沒有一流的學術隊伍就沒有一流的學科，人才是學科發展的動力所在。
以社會科學論文作為測度優勢領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論文只是反映社會科學知識的成果形式之一，在社會科學領域，書籍也是反映社會科學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