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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經濟國際化與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含義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國并相應獲取管理權的一種跨國投資活動。其核心內容體現在：（1）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生產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無形資產。（2）投資方擁有足夠的經營管理權。關于服務業對外投資的界定比較復雜。一些服務業的跨國投資行為可以使用傳統的股權控制定義進行界定，如跨國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貿易服務公司在國外設立辦事處等。但有許多服務業的跨國投資過程，難以實現或不宜使用股權控制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實踐中區分服務業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的標準主要是：直接投資利潤收入來源于外國股權所帶來的收益（與服務貿易的不同在于，服務貿易僅與接受服務者支付的銷售額、傭金、使用費有關）。（注：盧進勇等：《國際服務貿易與跨國公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按這一標準，可以將許可證和管理合同等服務業廣泛使用的投資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資的范圍內。因為這類方式雖然不涉及控股權，也沒有實施交易內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國外被許可方或管理合同買主利潤收入的百分比計算的，所以應算作服務業直接投資。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第251頁
表中數據顯示，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在全球跨國并購中的份額在不斷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為30.57％，1990年上升為45.44％，1999年高達55.76％。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的主要部門是信息、金融等極具增長潛力的產業，而且正向跨行業并購演變。在1999年，金融業的并購占全球并購的份額為23.22％，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達到41.65％，運輸、倉儲及通訊部門在1999年的并購業績也不俗，并購額占到全球總額的16.49％，占服務業內部的29.58％。
二、服務業跨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毫無疑問，制造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生產的支持，對服務業跨國投資產生拉動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產業發展中技術與制度變革合力的推動。
第一，發達國家國內服務管制制度變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出現嚴重的“滯漲”，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重新崛起，強調政府放松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重新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同時，微觀理論層面，有關政府管制理論以及自然壟斷產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促進了西方國家在金融、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服務領域大規模的管制變革。放松產業進入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是管制變革的中心內容。進入管制的放松，開始是對國內企業，然后是對國外企業，由此使服務業出現了放松管制與大規模企業兼并相互影響的兩股潮流，促進了發達國家之間服務業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以電信業為例，1991年底，英國國內電訊開始有限競爭，1996年6月英國解除國際長途壟斷，12月第一個對外徹底開放電訊市場。短短幾年內，英國開出150多個電訊經營許可證，1996年底開出44個外國公司許可證。1996年所有歐盟成員國加瑞士和挪威決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開放電訊市場?，F在許多國家，不但在長話和增值業務等部門已經引入競爭，在本地網層次上，數網競爭也被允許。
第二，服務貿易自由化國際性制度安排的推進。服務業所包含的產業門類非常廣泛，其中許多涉及國家、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就業等問題，因此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之前，服務業一直沒有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在198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新議題，其最終成果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達成與生效。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服務貿易的內容包含4個方面，即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商業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場準入與跨國直接投資?！斗召Q易總協定》擴大了全球貿易體制的涵蓋領域，初步形成了制訂規則、組織談判、解決爭端三位一體的全球服務貿易協調與管理體系，對降低或消除各成員方對外國資本的進入壁壘，推進服務業國際投資，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服務企業組織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規模經濟邊界的拓展，同時也促進了服務企業跨國投資方式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交易創造了可能性。服務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從根本上改變了收集、處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對決策和響應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組織形式的巨大變革，原來的金字塔型的結構，向扁平化的“動態網絡”結構發展。一方面，計算機系統取代中層監督控制部門的大量職能，加強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直接溝通，使中層管理的作用大為降低，從而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信息失真，削減了機構規模，提高了管理效率，這是企業規模向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條件。
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網絡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傳統的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股權合作等方式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股權合作方式更為流行，如特許經營、管理合同等方式。這些方式可以讓公司的“特殊資產”聲譽、品牌形象、積累的經驗等，實現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數連鎖旅館或連鎖餐飲業都采取了以公司網絡方式運行的特許連鎖制。這種關系更靈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圍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同時集中全力實現“人格化”產品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做到更好地監督與品牌形象緊密相關的服務質量。從技術手段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大企業和銀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圍內監督其資產發展狀況和加強在全球運作的可能。電子信息網絡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過一體化管理節省交易費用和減少與這些費用有關的辦公費用。
第四，服務產業的特性決定了跨國直接投資對服務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性。隨著發達國家服務產業進入壁壘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務性公司為了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致力于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越來越多的服務企業成為全球性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服務營銷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務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很多情況下，需要與顧客有著密切關系和直接接觸，因而對外投資在爭奪和占領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當多服務部門具有網絡型產業的特征，如電信、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規模報酬遞增明顯，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資本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一個公司必須削減或最大程度減少尚處于分割狀態的、本質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場上進行交換和面對面直接管理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對某一國際網絡的控制。有了這種控制，公司就可以進一步把地方化優勢同公司本身的優勢結合起來?！保ㄗⅲ焊ダ伤魍摺ど衬危骸顿Y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三、服務業跨國投資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服務產業跨國投資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著多重效應。
1.對全球服務產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主要從3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促進全球服務產業的資源優化配置與重組，從而擴大各國服務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各國服務企業可以在規模經營和國際化經營的基礎上，增加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二是加劇各國服務業競爭，競爭直接帶來產業效率的提高，促進服務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同時也促進著服務方式創新、服務質量的提高。航空運輸和某些電信服務的價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務市場競爭加劇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擴散。
以電信業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時間，全世界國際長途通訊時間從333億分鐘增加到680億分鐘，翻了一番多。（注：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轉引自劉吉等《信息化與知識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金融服務競爭產生的發展與效率提高效應也很明顯。經合組織銀行經營情況統計表明，大部分國家銀行的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下降了，營業費用與總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國互助儲蓄銀行，在1979-1984年間，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為69％，1990-1992年間，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為28％；日本大型商業銀行，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普遍從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國商業銀行這一項目的比例，也從1979-1984年的45％下降為1990-1992年的37％。這是競爭促進成本下降的效應。（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同時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趨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倫敦股票交易市場平均傭金率變化
附圖
資料來源：倫敦股票交易所。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
2.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市場整合與企業重組，在相當多的領域，大型服務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強，呈現出寡頭結盟壟斷的局面。從行業分析看，金融與信息業的市場與企業整合尤為激烈。通過跨國投資與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壟斷企業不斷在競爭中產生，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出現此消彼長的格局。1990年，按資產額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銀行是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和富士銀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經為美國的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所取代。（注：[美]《機構投資》雜志，網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銀行并購事件數不勝數。1998年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銀行公司合并為花旗集團，合并后的花旗集團資產總額近7000億美元，超過了當時占據第一位的東京三菱銀行。在業務范圍上，花旗集團涉足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投資業等金融業的所有領域，能夠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務。規模的巨型化已成為銀行業經營的一種趨勢。
電信、傳媒業的并購，近年來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國在線收購時代-華納，成為美國歷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兩家公司合并之后，成為一家集電視、電影、雜志和因特網為一體的超級媒體公司，它將時代華納旗下的世界級大眾傳播、娛樂、新聞及先進的寬帶傳輸系統與美國在線的互聯網產業及基礎設施（包括商標、網上社區、電子商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行業內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服務領域跨國投資與并購的發展，使服務跨國公司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財富》雜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強”評比中，服務業公司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上都有了較大的增長，其所占比重超過了工業、農業跨國公司份額的總和。1999年所占比重達到61.2％（見表3）。
表3服務業公司在“全球500強”中的比重（％）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財富》“全球500”強資料整理
3.服務產業國際投資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服務產業的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晚于農業與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與服務業國際投資增長，意味國際資本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3個產業領域向國際市場全面滲透。服務業的跨國投資發展，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成了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條件。
通過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在全球范圍形成一個更大的服務交易網絡，這有助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例如，全球化中國際競爭的加劇，使制造業需要更為廉價而又可靠的連結全球的通訊和運輸網絡以維持出口業績；同時，由于更短的產品生命周期和“及時”生產的采用，國外廠商購買產品對時間的要求日益緊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與運輸系統才能滿足這種要求。
服務業的國際化經營，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更大范圍、更多層面上的擴張，帶給更多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以電信、運輸和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技術的進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國際服務鏈的相對成本，跨國生產所需的最小規模變得越來越小，使得不同生產規模的廠商都可以利用國際服務鏈進行高效分散的生產，更多的企業參與跨國化的生產經營活動。全球跨國公司數量的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1997年，世界跨國公司總數為53000家，1999年則達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進一步調整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務業國際化經營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首先是強化了它們的垂直分工，即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制造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與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同時，正在強化它們之間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與生產服務的分工。這使發展中國家在整個國際分工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將導致世界財富向服務業競爭力強的發達國家進一步積聚。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生產服務與加工工序的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充當的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加工基地，影響產品價值鏈的諸多重要的生產服務環節，如產品設計、新產品、新工藝開發和海外市場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購供應、資金的籌集調度和財務控制等高附加價值的業務，都由發達國家掌握。這種分工，雖然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就業、產出增加等效應，但在總體利益分配上，發展中國家只能分配到極少的一部分產品加工所得。而且作為發達國家制成品的生產加工基地，發展中國家還要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
在國內服務市場開放中，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外國先進技術促進服務業發展，但由于國內服務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力相差懸殊，本國服務企業的成長空間會受到嚴重擠壓。同時，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數據處理等服務部門涉及國家、機密和安全，國家經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充分表明了金融開放與金融風險的關聯性。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全球置身于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網絡中，也在不斷加大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所面臨的外來風險。需要正視的是，由市場開放所引發的外來風險的襲擊，是目前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管理與調控能力所難控制的。
四、若干啟示
1.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以及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導致國際競爭的熱點向服務經濟領域轉移，使服務產業成為許多國家直接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重要戰略性產業。國際服務市場需求的高增長性、新型服務產品的高附加價值性以及服務產業對資本、信息、技術等關鍵生產要素控制的重要性，使它成為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正文：
筆者曾經做了一次簡單的調查，就是提起跨國投資，然后觀察人們的反映，大多數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國際上著名的跨國公司，什么可口可樂，麥當勞的；提到外資，更多的人關心的是如何引進和利用外資，很少有人將這些同中國的企業聯系到一起。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資金缺乏的確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但殊不知，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全球一體化的不斷加強和中國加入WTO，贏得了國際化的資源配置環境，大多的中國企業都應該走出國門，為自己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國際跨國投資是公司為了獲取預期未來收益而將資本投放到國外的活動，是國際貨幣資本和國際產業資本實現跨國流動的一種形式，以資本增殖，生產力提高為目的的國際跨國投資活動是科學進步，國際分工細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投資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是國際投資活動的主體。國際跨國投資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大踏步發展，十多年來跨國投資金額超過了10000美元的大觀。在過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國投資保持了極高的增長速度，投資金額從1995年的3311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億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億美元。統計資料顯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國公司總數超過了60000家，擁有30萬個海外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占全世界對外國投資的70%以上，占全世界總產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個經濟體中有51個是跨國公司，其余49個是國家，也就是說，有些跨國公司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中等發展中國家。時隔五年，以跨國公司的發展勢頭，不難想象其規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實證明，跨國投資是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對中國企業而言，盡早地加入國際競爭當中，顯得尤為迫切。
按照國際資本輸出的規律，各國吸收國外投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資，對外投資可達到1.44美元。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為1；0.43，而我國目前的比例為1；0.26左右，尚相當于發展中國家的1/2多一點。隨著我過綜合國力的不斷加強，工業門類的齊全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交流經驗的大量積累，我國對外投資存在著不可估量的潛力。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應該并且已經達到快速對外輸出資本的階段。他指出，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一旦達到2000美元，產業結構就應進行調整，把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企業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來獲得更多的利潤。目前中國人均收入雖只有1000美元多一點，但是由于地區差異，上海人均收入已經達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蘇、浙江、廣州等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都遠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國外投資是萬事俱備，只差行動了。
近幾年來，中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緊縮，很多領域存在過剩的生產能力，這就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即產業升級后處于比較劣勢的產品和技術的轉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內陸欠發達地區，再就是向國外此產業仍然處于比較優勢的地區，尤其是了解國外市場的企業，向資本缺乏而勞動力密集的地方轉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指出：中國對外投資應該選擇那些市場程度比中國慢半拍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企業一方面有著充足的經驗，一方面對這種轉型中的市場有超強的適應能力。他將之成為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的“早半拍”準則。早半拍準則可以在國際貿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說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論（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經濟學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國家之間需求結構相似來解釋工業制成品貿易發展的理論，這對跨國投資同樣適用。林德認為，影響一國需求結構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國的需求結構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關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國家，其消費偏好和需求結構越相似，產品的相互適應性就越強，貿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其選擇消費品的質量要求也就較低，因為他們要讓有限的收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同時，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掌握生產技術，也只能選擇通用的技術，簡單的資本設備，而人均收入較高的國家剛好相反。這就給人一種感覺，中國過剩的生產能力最好走這條路。徐滇慶教授根據他的早半拍準則得出結論：中國資本輸出最佳的地區是東歐地區，并切舉了豐佳集團的例子加以說明。其依據是這些地區國內市場化程度，參與世界經濟的程度都遠不如中國，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結構和中國類似。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一、這種理論只能解釋水平上的跨國投資問題，卻忽視了垂直跨國投資問題。二、這種理論只叢經濟發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視了政治等其他的條件。以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為例，其投資環境存在以下的問題：1、法律煩瑣，透明度低，且優惠政策沒有明確的法律保障；2、經濟困難，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期望值較高，反過來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穩定；4、處于美俄爭奪激烈，經濟不穩定，麻煩事多的灰色地區；5、腐敗、、行賄受賄嚴重，投資風險大，成本高，等等。豐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這些一下都抹去。三、這種理論引導的資本流向的產業基本上是一些低級產業，不利也企業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準則倒不如歸結為一種跨國投資戰略，即打發展程度的時間差，利用這種時間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導資本的主要流向。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應樹立多元化的發展觀念，不應該過分依賴一些國家、地區和產業，更不能一哄而上。應該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礎上，對投資市場和產業有所取舍，以發揮資本的最大效用。
實際上，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歐美發達國家及一些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才是優先考慮的對象。原因如下：1、這些國家市場化程度較高，社會政治環境穩定，雖然競爭激烈，但也為投資者提供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2、這些國家有著先進的生產管理技術和豐富的營銷經驗，是我國企業“練兵”和“取經”的最佳場所，能對我國國內企業的質量和水平有所推動和提高；3、這些國家的技術開發和產品較新，可以是企業對前沿技術和管理有較快的反應能力，有利于我國企業發揮后起者優勢實現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提升產業層次和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4、歐元美元作為硬通貨，幣值堅挺，匯率風險小而增殖能力強；5、目前歐美國家都實行鼓勵外來投資政策，提供各種低息貸款。另外已有的工業基礎能為企業提供相關的產業支持，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調查表明，絕大多數中國資本投向正是這些地區。
解決了區位選擇問題，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樣走出去了。一個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議無外乎考慮企業自身狀況和國外的投資環境。在此問題上，也沒有完全適用的法則，中國企業完全可以深練太極之道，將中華武功的精髓思想運用到走出去的戰略中來。
對付強者，避實就虛，攻敵弱點。我國企業與國際知名跨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對比相差懸殊，所以不能硬來，應該采取迂回的策略，發揮靈活的優勢，攻擊敵人薄弱的環節。從大型相關產業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廣自己的國際化品牌。
以己之強攻敵之弱，發揮比較優勢。我國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依托的跨國經營可以物美價廉的產品占領國外市場，中國的很多產品（勞密型）占據世界大量的市場分額，甚至引起一些國家的恐慌，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進行內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減少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反傾銷。進而發揮勞動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靜制動，發揮后起者優勢。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比較優勢的戰略適用的是貿易領域，雖然能使發展中國家獲得貿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國低水平的產業結構固化。在現有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與高新技術的結合來提升產業結構是我國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發揮后起者優勢，敵未動我不動，敵動，我動在先。具有選擇的使用國外在付出巨大代價才獲得的支持經濟增長的一系列科技成果，這樣就可以跳國許多技術發展階段，直接采用新技術甚至在其基礎上進行研發實現企業質的飛躍。如首鋼集團收購美國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獲得了650套設計圖紙，46個設計軟件包，從而增強了首鋼集團設計和制造重型冶金設備能力，擴大了中國鋼鐵工業作為整體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2002年9月TCL集團控股的TCL國際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與德國施耐德達成收購協議，利用巧勁，達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資和銷售渠道。
集中力量，各個擊破。由于實力不足，我國企業采取全線出擊可能隱含過大的風險，但如果采取各個突破就不會力不從心。海爾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矗立起海爾大廈使美國人開始把HAIER和HIGHER聯系到一起后，與三洋機電成立三洋海爾株式會社，把冰箱打入了很難進入的日本市場。
貿易與資本流動之間的關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個標準的2X2X2的貿易模型，該模型假定其中一國具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該國對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設置貿易障礙，從而使該國資本的邊際產量上升，引起外國資本流入。根據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價格不變的條件下，資本要素的增加將增加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減少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該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量減少，從而資本流入替代了貿易出口。此后20世紀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標準的2X2X2模型中假設兩國存在技術差異，導致要素價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國際流動，每個國家都將獲得其出口產品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根據Rybczynski定理，兩國要素稟賦的變化會促使其出口部門的擴張，從而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關系是互補的。
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是建立在商品貿易基礎上的，而服務貿易存在某些與商品貿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國際服務貿易是勞動與貨幣的交換，而不是物與貨幣的交換；第二，服務的生產與消費大多同時同地發生，服務不可儲藏；第三，統計方式不同，國際服務貿易在各國國際收支表中統計，而貨物貿易由各國海關統計。盡管服務貿易存在這些與眾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經濟學觀點仍然堅持認為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應用于國際服務貿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進行了一系列服務貿易的實證研究，其主要結論是：“傳統貿易理論適用于服務貿易，要素稟賦在服務貿易模式的決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標準的H-O模型框架下，通過改變個別的約束條件成功地解釋了國際服務貿易如何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目前國際經濟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服務貿易領域同樣存在比較優勢的合理內核”。因此在分析跨國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時，我們仍然沿用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方法。
我們分析的起點是假設經濟是完全競爭的，在國際市場上每個國家都是小國，每個國家產品產量的變化不會引起國際市場產品價格的變化，而且假設一國由兩個經濟部門組成，M是制造業或農業部門，S是服務業部門，兩部門都以資本K和勞動L作為要素投入，體現消費者效用的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
外資的流入增加了一國的資本要素稟賦，通常情況下都假定外國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產部門間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們認為跨國投資是與具體的行業相關聯的，也就是說，FDI不會在本國的各行業間自由流動，資本流入之后就鎖定在特定的行業中，這樣的假定對各國生產函數的影響與通常的情況不同。當FDI可以在部門間自由流動時，對兩部門的生產能力都造成了影響，而當FDI與具體行業相關聯時，只改變該行業的生產能力。
在對跨國投資的特性作出規定之后，我們首先分析外國資本流入發達國家的情形，發達國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可以用圖1的產品空間來表示該國的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情況。在圖1中，坐標橫軸和縱軸分別表示該國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產品產量，M[,1]S[,1]是其生產可能性曲線，P[,1]P[,1]′是相對價格曲線，在不存在要素變化的情況下，可知該國在A[,1]點生產，在C[,1]點消費，該國的凈出口量是B[,1]A[,1]?？紤]FDI流入該國，由于其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所以流入的FDI中相當大比例的部分投資于服務業，于是該國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務業增產的比例高于制造業。因為國際市場產品價格不變，價格曲線的斜率也保持不變，平行外移到P[,2]P[,2]′，此時，該國將在A[,2]點生產，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所以在C[,2]點消費，服務凈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該國服務業的生產和消費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證明在此服務生產的增加大于服務消費的增加，所以，服務凈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增加了該國的凈服務出口，增加了該國服務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附圖
圖1FDI流入導致的生產、消費和貿易變化（發達國家）
其次，我們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情形，發展中國家一般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對而言其比較優勢在制造業或初級產品產業，此時可以用圖2的產品空間來表示其生產、消費和貿易。在FID流入前，該國的生產和消費點是A[,1]′和C[,1]′，是服務凈進口國，服務凈進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為該國的比較優勢在制造業，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業，這樣，生產可能性曲線從M[,1]′S[,1]′向外移到M[,2]′S[,2]′，而國際市場相對價格不變，FDI流入后生產和消費點分別是A[,2]′和C[,2]′，凈進口量變為B[,2]′C[,2]′，我們發現該國的服務的生產和消費均增加了，可以證明服務消費的增加要大于服務產出的增加，也就是說服務的凈進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該國的服務凈進口量，降低了該國的服務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附圖
圖2FDI流入導致的生產、消費和貿易變化（發展中國家）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得到如下的結論：在發達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促進了凈服務出口，擴大了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順差，增強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于發展中國家，FDI流入增加了凈服務進口，擴大了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外商直接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變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從而改變其服務貿易進出口量和比較優勢外，還有別的作用途徑。外資企業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對服務的需求，而這種需求有明顯的國別傾向。由于東道國對外匯的管制、利潤稅收制度等原因，跨國公司希望將利潤轉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傾向于選擇母公司所在國的服務提供者；與東道國在語言、文化方面的差別也促使跨國公司更多地傾向于選擇母國的服務供給。但是，這種選擇外國的服務供給的傾向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顯著的程度差別，發達國家的服務廠商的國際化水平較高，服務質量較好，企業信用較好。因此，在發達國有境內的跨國公司選擇其母國服務供給的傾向性相對較?。欢诎l展中國家，服務業水平低，服務質量不理想，而且在語言、文化方面的障礙更大一些，所以在發展中國家境內的跨國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國特別是其母國的服務。由此我們認為，雖然跨國公司在對服務供給選擇上的國別傾向均導致了東道國服務進口的增加，但是，這種效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發達國家較弱，而在發展中國家較強，因此可以認為對發達國家的跨國投資仍然增加了其凈服務出口，增強了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發展中國有，跨國投資增加凈服務進口的效應更強了，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更小了。
二、計量檢驗
1.數據和基本模型
從上一節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得出結論：外國資本的流入對一國的服務貿易存在重要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表現極不相同，由于發達國家多數擁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外資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務行業，促進了服務出口，擴大了服務貿易順差，增強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服務業不是其比較優勢，流入的外資投向服務業的比例非常小，從而增加了其服務進口，擴大了服務貿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在這里，我們希望使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數據，建立計量模型來檢驗上述結論。
當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會影響一個國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在計量模型中我們需要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作為控制變量，以準確地估計FDI對服務貿易的作用。
在計量模型中，被解釋變量是各國的服務貿易比較優勢，度量某一行業比較優勢的方法較多，本文選用服務業凈出口與服務業進出口總額的比值SeRNX作為該被解釋變量，各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值均來自各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
附圖
其中Xs是服務貿易出口值，Ms是服務貿易進口值。
對外資流入用各國的FDI與其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的比值rFDI來度量，FDI數量來自各國國際收支平衡表，GDP數據來自歷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顯然會影響服務業的發展，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個人對服務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額也相應提高，較高的服務需求會帶動服務業較快發展，從而建立起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但是另一方面較高的服務需求也意味著對服務進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貿易流通度量的比較優勢。這兩方面的作用輕重如何，需要用數據來估計，用各國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對數值lnGDP度量，數據也來自歷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
政府對服務貿易的管制政策顯然也是對服務貿易產生作用的一個重要因素。服務業部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務行業中的金融、電信、郵政、運輸、教育和研究與開發等部門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和國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所以多數國家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均采取謹慎態度，發展中國家因為其在服務行業不具有優勢，擔心在服務業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對開放本國的服務業市場作出了嚴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這些國家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因此，政府對服務貿易的管制程度是影響服務貿易的另一個重要變量。Hoekmon1994年在《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協定評估》（注：轉引自楊圣明主編：《服務貿易：中國與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種度量各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的方法，他將服務業開放分為三類：完全自由化、不開放、其他。每一類分別計數為：1;0;0.5。然后，把《服務貿易總協定》中服務業的155項部門的每一項分為4種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國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個國家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談判中對這155個部門的每一種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減讓承諾，這樣總計有620項承諾，根據對每一項減讓承諾的程度按三類計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項分數累計加總，得到一國的總分數，這個總分數即為該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的度量。我們選用該文中對各國的服務貿易開放程度的估計分數作為變量SeOPEN的數據，這些估計分數是在1994年《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結果的基礎上計算出的，我們用它度量了每個國家1990年至1999年的開放程度。
一國的人口素質，勞動力受教育的水平對服務業的比較優勢顯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質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務質量也就相對較好，有利于建立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質高，對服務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會導致對服務進口需求的增加，可見人口素質的高低對服務業優勢也有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孰輕孰重，需要實證檢驗。本文用各國15歲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來度量，數據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國教育和識字統計數據庫。需要注意的是，多數發達國家教育水平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數據，我們用100%來表示這些國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對數值。
另外還有一些變量如文化習俗、自然條件和對研發的投資等也會影響一國的服務業比較優勢。但是這些因素大多難以定量，所以在我們計量回歸方程中不包含這些控制變量。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建立基本的計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國別下標，t是時間下標，[,i]表示有一個不隨時間變化的效應，在這個效應中包含了一些回歸方程中不考慮的因素，如各國的文化差異，自然資源等，[,it]是隨機擾動項。
本文選用12個發達國家和11個發展中國家從1990年至1999年的相關數據進行計量回歸。12個發達國家是：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典、奧地利和新加坡；11個發展中國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墨西哥。
2.回歸結果
這是一個跨國的時間系列模型，這類模型對αi的處理有兩種方法，固定效應(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視為一組具體的常數，隨機效應(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視為一組隨機變量，當α[,i]與回歸變量存在相關性時，使用固定效應方法，應用變量的最小二乘回歸(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計跨地區（跨部門）時間系列數據(PanelData)的回歸方法，在此類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區（部門）的差別由回歸方程的常數項表示，這樣相當于對每一個地區（部門）設定了一個變量(DummyVariable)，N個地區就有N個變量，在估計解釋變量系數值的同時，也要估計變量的系數值，具體的估計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一致有效的。我們用Hausman-test檢驗了模型，發現α[,i]與回歸變量SeRNX具有相關性，所以決定用LSDV方法進行回歸。為了消除擾動項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性，我們選用了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體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
表123個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212個發達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我們用23個國家的數據做了一次總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較穩定，也比較顯著；而人均GDP的系數估計值也是正的，但不顯著；服務業開放程度SeOPEN對SeRNX的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也比較穩定；人口素質HR對SeRN
X的影響是負的，比較顯著和穩定。所有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不足0.3，擬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斷，總體上來說，FDI流入對一個國家的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是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人均GDP的影響不是很確定，這與人均GDP水平對服務業比較優勢存在正負兩方面的作用有關；服務業的開放促進其比較優勢的效應非常顯著；而人口素質對服務業的優勢卻有很顯著的負作用，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與所用的數據有關，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質沒有能夠更細致地刻劃各國間勞動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識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關注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因此不再對人口素質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論分析已經說明，跨國投資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斷定，對這兩類國家，揭示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計量方程有不同的結構，也就是說方程3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系數。我們用Chow-test檢驗檢查了方程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確實存在結構變化。因此把這兩類國家分開進行回歸。
表2是對發達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都是正號，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比較穩定；而人均GDP對SeRNX的影響同所有樣本回歸結果一樣，也不顯著，但是為正號；SeOPEN對SeRNX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而且擬合優度比所有23個國家回歸時有明顯的提高。
表311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對發達國家的回歸結果我們發現，確實如我們理論分析中所預測的，跨國投資進入發達國家促進了其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而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開放也對其服務業比較優勢有正向的影響。
表3是對11個發展中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看出，rFDI對SeRNX的作用變成了負的影響，而且不顯著了；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成了負的影響，也不顯著；而SeOPEN的影響仍然很顯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也有所提高。
觀察我們所使用的數據，我們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埃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它的服務貿易出口遠遠超過了進口，顯示出很強的服務業的優勢，甚至于超過了多數發達國家。因此我們將埃及的數據從中刪除，對余下的1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回歸，而且回歸方程中rFDI變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結果在表4中顯示。
從表4中我們發現，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為解釋變量后，FDI流入對服務業比較優勢的影響顯著性有明顯提高，T統計量的數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這種作用仍然是負的影響，與我們理論分析中對發展中國家的預測一致；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得顯著了，表現出負的作用，表明在發展中國家，隨著人均收入或人均產出的提高，對服務進口的需求增加較多，而對服務出口的促進作用不是很重要，這樣反而導致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下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優勢的建立與對發達國家一樣有促進作用，而且是很顯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
三、結論和政策含義
綜合以上理論分析和計量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跨國投資對一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確實有迥然不同的表現。
發達國家一般在服務貿易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出口國，流入發達國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服務業資本要素的相對增加更加增強了發達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反，發展中國家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進口國，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較優勢的初級產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投入到服務業的比例很小，在初級產業和制造業中資本要素的增加增強了這些行業的比較優勢，相對來說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完全不同的表現，被我們的實證檢驗所證實。而這一結論也啟發我們，國家吸引外資的政策會對服務業的發展造成重要影響，在發達國家，外資流入自然地就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而對在服務業沒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適當的政策干預，大量的外資流入對該國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不利的，這些國家的政府應該制定一定的產業政策，引導一定量的外資投向該國的服務行業，以保證在這個重要性日益增強的行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這個結論也從一定的角度說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并非越多越好，外資的進入會對某些經濟因素造成反面的影響，適當的利用外資水平和正確的外資引導政策是必需的。
各國在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建立其在服務行業的優勢有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研究表明，各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中作出的各項服務行業的減讓承諾，增強了其在服務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所以一國服務業的開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樣會使該國的服務業被國外的服務提供者占領，相反，純粹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開放國內服務市場對發展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有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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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楊圣明、潘悅：“服務貿易領域的理論研究”，參見江小涓、楊圣明、馮雷主編的《中國對外經貿理論前沿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據說，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中心，越來越多地見到中國老板的身影，他們手握巨資，盯著那些在危機下艱難度日的外國企業準備出手。據權威部門的初步統計，在全球直接投資銳減的2009年，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卻達到創紀錄高度，僅非金融直接投資就達420億美元，其中約45%是海外并購。歲末年初，回望2009，在全球經濟都處于金融危機之中的灰暗底色下，中國經濟可說是少有的亮色之一；而在中國經濟總體復雜困難的大格局下，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國投資、收購兼并，又可說是特別突出的亮點之一。
然而，略去表面的浮華和熱鬧，冷靜地看待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并購與投資，我們發現，事情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簡單,那么清晰，那么樂觀，那么眾口一詞。事實上，僅僅兩年前,“中國企業是否應該走出去”都還是理論界、學術界、政府部門以及企業家們爭議不斷的話題。許多研究者質疑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以及海外投資的能力和基礎：現有海外投資理論不支持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的行為；實踐中也確有不少企業在海外投資上碰得頭破血流，賺錢者不多，虧損的不少。雖然這兩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很大變化，中國地位不斷上升，但是，是不是這兩年的變化就已經使中國企業發生根本改變，從不具備跨國經營能力到擁有跨國經營能力，從弱勢國際競爭地位變為強勢競爭地位呢？發達國家資產確實比前些年前便宜了，但是不是便宜到只要買下就賺錢，可以大舉收購呢？
誠然，任何新鮮事物，總會有爭議和歧見，不能因為有爭議、有歧見就裹足不前，無限期等待，以致坐失良機。很多問題，特別是現實問題，僅僅坐而論道地爭來爭去不可能有什么結果，只有實踐，才能給出正確的結論。如果要等到完全清楚了再行動，恐怕今天也不會有一家中國企業走出海外。在這個問題上，“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改革思想恐怕也是必要的原則。然而，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縱然不可能將所有問題弄清之后再行動，但將基本的原則搞清，將已有定論、可能弄清的問題弄清，對行動做出規劃，謀定而后動，也是必要的行為準則。否則，不顧任何既有的理論和原則，盲目妄動，輕率行事，必定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有可能撞大運似地僥幸成功，也可能落水斃命，輸得血本無歸。中國企業走出去問題，我覺得正應當這樣看待。
1企業跨國經營的傳統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困境與演變
企業走出去到海外投資設廠進行跨國經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最晚在19世紀中葉就有了資本主義國家大公司、大企業到海外投資經營的情況。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大公司已系統性地展開國際投資與跨國經營活動，諸如聯合利華、雀巢、西門子、福特、通用等大企業以及花旗、匯豐等大銀行，都是跨國經營的先行者。除了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資也不少見。我們都熟悉，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花旗、匯豐等大銀行就占據著上海外灘最顯赫的位置，美孚石油、通用電氣等業早早就進入中國市場。不過，二戰前雖然大公司的海外投資已廣泛存在，但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真正發展成為一種全球現象，還是二次大戰以后的事。對企業海外投資的理論解釋——跨國經營理論——也是二次大戰以后才出現的。
對于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經典理論解釋從美國經濟學家海默開始。1960年，海默（S.H.Hymer）完成其博士論文《國內廠商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研究》。在該著作中，海默研究了1914～1956年美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他發現，美國企業對外投資以直接投資為主，投資集中于西歐國家的某些特定行業（機械、電子、鋼鐵、化工），對利率變化不敏感。
這些現象不可能用國際金融學中傳統的利率差理論做出滿意解釋。面對這一現象，海默另辟蹊徑，以控制而不是利率差解釋直接資本流動，從而突破傳統的資本流動理論；以不完全競爭假定代替完全競爭假定，從而在方法論上也做出突破。海默認為，美國企業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大舉對外投資，乃是因為它們在無形資產（技術、品牌、專利、管理經驗等）以及規模經濟方面具有壟斷性優勢，為了在更大范圍內利用壟斷優勢同時保持對優勢的控制，企業便以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進行跨國經營，通過壟斷優勢的內部轉讓達到盈利和控制的目的。
在海默壟斷優勢理論后面的另一種重要的跨國經營理論是內部化理論，該理論由英國里丁大學的巴克萊(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兩位教授提出。他們直接承接海默壟斷優勢理論的思想：如果企業的海外投資起源于其壟斷優勢，那么，企業為什么不直接將壟斷優勢這一核心資產拿到市場上出售（外部化），而一定要在海外建立企業進行內部轉讓（內部化）呢？
巴克萊和卡森認為，企業之所以選擇壟斷優勢的內部轉讓，并為此進行海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原因在于內部化的交易成本低于外部市場交易的成本，內部化更有效率。特別是，巴克萊和卡森認為，與跨國公司壟斷優勢有關的資產大多是無形資產和知識資源，這些無形資產和知識資源由于具有共享性、非標準化、泄密風險等特點，其交易成本更高，基本上無法以可接受的成本實現外部化，因而只能通過內部交易在企業內使用。這一內部化過程當然不一定跨越國界，但內部化過程的不斷發展最終將使企業跨越國界，成為跨國經營企業。
鄧寧的“三優勢理論”被稱為跨國公司與跨國經營的通論，在學術界廣受好評。而他關于對外投資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研究，使其對外投資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建立起某種聯系。不過，總起來看，鄧寧理論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海默的壟斷優勢思想。也就是說，鄧寧的理論仍然未能超出壟斷優勢引致跨國投資的基本思想。至于對外投資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則更多的是一種經驗總結，算不得理論探索。所以，在我們看來，企業跨國經營的全部經典理論中，壟斷優勢的思想實際上是貫穿始終的核心概念，是第一關鍵詞。
以壟斷優勢為核心的各種傳統跨國經營理論，適合于解釋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因為，以美、歐、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對外投資，恰恰是基于其在技術、品牌、管理經驗、營銷技巧以及規模經濟等方面的優勢而展開的。這種從具有優勢國家（企業）向劣勢國家（企業）的投資，我們一般稱為“下行投資”。
顯然，技術地方化理論與小規模技術理論一樣，都強調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時的相對優勢或比較優勢。這些理論，就其思維邏輯而言，都仍未超出壟斷優勢的范疇。
20世紀9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投資和跨國公司進一步發展，其發展速度和規模也遠遠超過80年代，形成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潮流。不僅原來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具有相對優勢的亞洲四小龍等大舉對外投資，其他更廣泛的發展中國家也加入到對外投資大軍之中。
基于這種現實，對發展中國家相對落后企業對外投資行為的理論解釋也迅速發展，出現許多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見解。這些最新理論解釋中，比較重要的包括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兩階段模式、學習模型與策略競爭理論等。
2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現實模式與理論困惑
通過對企業國際化經營理論的簡要梳理，不難發現，對于像中國這樣較低收入水平但是又具有“大國效應”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企業走出去跨國投資的基礎和邏輯尚不十分清楚。或可說，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國投資和國際經營的動因并非能單一解釋的，而是多樣化的、綜合的、復雜的。簡單而言，有兩種可能的基礎：一是利用大國效應形成的相對比較優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經營；二是通過到發達國家的投資與并購，學習、獲取和創造壟斷優勢。
當然，現實中的情況總是比理論所表達的邏輯復雜得多，豐富得多，特別是對于中國這一規模巨大、特色鮮明、文化深厚并且發展不平衡的國度來說。很多一般原理，特別是基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經驗總結出的原理，到了中國就會發生變化，就會衍生出其“中國版本”。這正應了那句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由此觀之，必須看到，迄今為止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路程遠比上述理論所闡釋的邏輯復雜、曲折和豐富多彩，許多都超出既有理論邏輯的路徑。這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國企業走出因為缺乏理論支撐而成為盲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既有的跨國投資理論，包括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理論，獲得更多新思想和新元素，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更具有普適性。
為了獲得這種理論上的思考，我們還是先看看中國企業走出去與的歷史與路徑。
實際上，中國企業零星的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最早可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當時，北京的友誼商業服務公司（北京友誼商店）與日本東京丸一商事株式會社在東京合資開辦“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中國第一家海外合資企業，拉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跨國經營的序幕。不過，該企業屬于商業企業，主要經營一些中國民族特色商品，與一般意義的國際化經營仍有差異。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資產價格的暴跌和發達國家經濟的危機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創造了難得一遇的機會和條件，這一年，也恰恰是中國企業大規模海外并購的高峰之年。2009年，這一趨勢繼續發展，2009年初的兩個月時間，中國海外并購已有22起，涉及金額超過200億美元，是歷史同期的最高水平。2009年2月以后，發生的海外并購又有：湖南華菱鋼鐵集團收購世界第四大鐵礦石供應商FMG17.34%的股權，成為它的第二大股東；鞍鋼入股澳洲礦企Gindalbie；中國五礦集團以13.86億美元100%收購澳大利亞OZ公司主要資產；吉利收購全球第二大自動變速器制造企業澳大利亞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對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收購；中石化收購Addax石油公司，總價達82.7億加元(合72.4億美元)，創中企海外并購新紀錄；蘇寧電器注資控股日本老字號電器連鎖企業Laox公司，成為第一家收購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國企業；騰中重工收購悍馬；廣州健升貿易有限公司和卡丹路公司以總價2億歐元收購法國皮爾·卡丹公司在華成衣和衣飾業務，如此等等。
從上面所描述的并不全面的圖景也很容易看出，包括跨國并購在內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確實已經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個階段來得有點出人意料地快，甚至讓人有點措手不及，連走出去的企業也沒想到一下子就出現這么好的機會和條件，就被逼到前臺，想不出頭都不行。所謂時勢造英雄。從理論上說，中國經濟的超常規發展使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已經達到鄧寧所說的對外投資加速發展的階段（如果考慮到中國人民幣匯率某種程度的低估，中國的人均美元收入水平會更高些）。從現實來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生產能力過剩、國內發展一般加工制造業環境的日漸緊張、國家外匯儲備的日益累積需要出路、中國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參與全球競爭的需要等等因素決定中國企業走出去將會是一個大趨勢。
不過，現在也不晚。如有的研究者所說，中國企業走出去跨國并購與投資剛剛進入大規模發展初期，如果現在能對相關問題進行認真思考和研究，仍然可以對未來的對外投資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沒有什么捷徑，其基礎仍然是對基本理論的認識、對基本理論的發展，以及從基本理論看待我們的現實。這一點不能回避。
3三種目的、三種類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新邏輯
如果按照經典的跨國公司理論，中國企業尚不具備大規模對外投資的基礎和條件，因為中國企業缺乏對外投資所依賴的核心優勢。然而，這些經典理論都產生于全球化之前，其現實經濟背景與今天是顯著不同的。在門戶頓開的全球化時代，企業所面對的經營環境和國際競爭環境已經全然不同，傳統理論中“逐漸積累壟斷優勢——形成壟斷優勢——利用壟斷優勢——開展對外投資”的理論邏輯一定程度上應該被超越，也可以被超越，中國企業可以依據一種新的思維和邏輯做出對外投資以及跨國經營的選擇。但是，這一新的思維邏輯是什么呢？
第一種，以獲取國際資源、原料等為目的的投資。
中國的國際加工制造中心地位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供應者，為全世界生產，因而也就不可能僅僅依靠中國的資源和原料，而要使用全世界的資源。何況，中國本身的資源稟賦決定即使我們想依靠自己也不可得。這樣，中國就必須通過貿易和投資等多種方式爭取穩定的國際資源，特別是那些對經濟發展具有關鍵作用而中國又缺乏的石油、礦石、天然氣、木材等戰略資源。為保證穩定的資源來源，中國在這些戰略領域的投資甚至可以較少考慮短期經濟因素：投資的資金回報是否合適，收購的價格是否偏高，這些都成為第二位的問題。因為，如果失去了對資源來源的控制，就將受制于人，經濟利益也就將成為奢談。
第二種，以獲取壟斷優勢與核心競爭力為目的的投資與并購。這類投資以跨國并購形式的投資為主，主要在發達國家展開，理論上大致可以為前述國際投資新理論所解釋。
對于中國企業來說，通過收購國外企業已有的無形資產來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或許比自己創造出知名品牌、技術更容易，不失為一種捷徑。比如，直接收購皮爾·卡丹品牌和工藝，或許比國內企業花很多年時間和資源創造的杉杉西服、七匹狼更有效率。據此，我們認為，此類收購行為未來仍會是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和對外投資的一種重要類型。但是，這里有幾個因素應當充分認識。其一，西方企業之所以愿意將其多年經營的品牌等出讓，肯定是這些品牌已經過了黃金期，或者不再適合目前的市場。真正高端品牌和優質資產，是不會允許出售的。也就是說，我們獲得的品牌等資產，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長期價值的資產，需要考慮。其二，除了如危機時期之類的特殊時期外，中國企業收購這些品牌的代價和條件必須充分認識。也就是說，獲取這些品牌、技術等無形資產與付出的收購對價相比，是否合算，要經過認真的價值評估。其三，更重要的是，一旦完成了收購，我們的企業成為這些品牌的所有者，如果不能維持和發展品牌的價值，持續地進行產品創新，這些品牌的價值將很快被耗散并最終被淘汰，企業仍然是一無所有。
當前的國際商務面對的政治風險已經由戰爭、征收、國有化等傳統型風險，向更為復雜、隱蔽的非傳統型風險演化，其主要表現為由于東道國政策的變化、區域保護、區域內部協調、第三國的干預、民族主義和宗教矛盾、各國內部的利益集團和非政府組織的政治參與等原因引起的風險。這對于國際化起步較晚的我國企業影響較大，需要采取積極措施去面對。
(一)評估政治風險，慎重選擇經營區域
政治風險的評估，就是分析判定有關目標國的總體政治形勢，據此篩選相對適宜的東道國。風險評估主要是從宏觀上對東道國政府的能力、政治風險的類別及穩定程度進行調查分析，以確定風險程度。評估的重點是導致商務環境突然出現變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即政府對外國公司的政策；以往的政府類型、黨派結構和各政派的政治實力及其政治觀念；政策的歷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選擇程序；有可能取代現執政者的政治勢力；東道國政府與我國政府關系的親疏程度。我國企業的國際化時間較短，其中大部分是資源型企業，面臨的政治風險更加復雜，需要慎重對待。以石油企業跨國經營為例，按照“風險最小、投資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則，確定我國未來海外油氣勘探開發戰略地區的選擇為：積極進入亞太地區、中亞和俄羅斯石油市場，適當參與南美和非洲市場，密切關注中東地區石油市場的發展變化，伺機進入。
(二)恰當安排股權結構，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
當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股權安排主要有：(1)獨資經營。這種方式雖然企業取得了完全控股，但是投資風險大，如果東道國發生民族主義的排外運動，不利于風險分擔。因此，我國企業不宜采取在海外設立全資子公司的方式，甚至不能認為股權比例越高越好，特別是在政治動蕩、民族主義斗爭尖銳的國家。(2)合資方式。與東道國企業合作的合資方式易于為東道國所接受。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投標的中標率，而且可以進一步熟悉當地的政治環境、經濟狀況和文化習俗，更重要的是，不會輕易引起東道國內部政策變動和可能的民族主義等政治風險。與國際大公司合資，可以學習其規避風險的方法和經驗，提高自己的國際影響。(3)無股權但有長期服務合同。這種方式由東道國雇傭我方承包服務項目，并支付服務費或獲得份額資源。它可以發揮中方的技術優勢，提高投資熱情，進而獲得東道國政府和企業的信任，有利于我國企業未來市場的開拓。
(三)購買海外投資保險，轉移政治風險
在具有政治風險的領域中，通過對各種資產進行投保，企業可以將政治風險轉嫁給保險機構，從而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經營業務。當前跨國公司母國為了保護本國企業在國外的投資安全，通常依照本國國內法的規定，對本國海外投資者實行一種事后彌補政治風險損失的保險方式。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也已經開設了海外投資政治風險保險業務。企業可以考慮通過投保來轉嫁政治風險可能造成的嚴重損失，轉移投資風險，更大膽地開拓海外市場。
(四)建立溝通協調機制，及時采取應對措施
如果缺乏高效、靈敏的信息溝通和協調機制，企業便無法有效收集處理蘊涵著政治風險的信息。當政治風險發生時，企業會反應遲鈍，不能與東道國及時溝通，從而喪失處理風險的時機。建立信息溝通和協調機制，當政治風險增大時，企業可以及時與東道國溝通，闡明風險將對企業和東道國產生的危害，以獲得諒解和支持，同時將信息反饋給我國政府，爭取通過外交途徑保護我國企業的海外財產。企業還可以借鑒國際大公司合作和溝通的成熟經驗，學習他們處理與東道國關系的方式，預防、規避政治風險。
二、法律風險
法律是東道國和國際社會的游戲規則，企業必須熟練掌握國際貿易、投資法律規則，改善企業的內部微觀法律制度，加強企業法律風險管理，參與國際法律機制，共享利益、共擔風險。
(一)聘請知名律師事務所。處理涉外法律事務
知名律師事務所擁有專攻于某些行業的高級律師，擁有服務重大復雜項目的豐富的業界經驗，以其很強的專業性，而處于某些行業的壟斷地位。它知道客戶需要什么樣的法律服務、如何為客戶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還可以運用其強大的客戶或信息資源，為客戶提供“傳遞項目信息”、“協調斡旋”、“提供商機”等附加增值服務。
知名律師事務所一般在世界各地設有分所或分支機構，擁有世界性的法律資源。如果需要處理跨地區、跨國家的法律事務，它們也可以充分、合理地調配和組織其國際性法律資源，為客戶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他們熟悉東道國的法律，可以直接處理法律事務，與東道國政府和法律界關系良好，具有很多便利條件。即使在東道國沒有法律從業資質或無法執業，它們也可以通過中介機構間接為客戶提供法律服務。
知名律師事務所一般重視法律理論研究，對行業項目模式創新、東道國法律、政策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論影響力。他們注重收集、整理和研究各國法律法規，擁有強大的法律數據庫系統，也經常發表學術論文、研究報告等，對行業項目模式、東道國法律法規、政策等進行評價、提出建議，對促進立法具有一定的意義。
(二)遵守制度，嚴格控制合同流程
所有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首先要進行資信審查。承辦單位應審查對方當事人的主體資格、資信情況、相應資質證明、資金狀況、生產經營實力、技術條件、債權債務情況和商業信譽等，必要時可提請相關部門予以協助。談判前承辦部門必須進行技術、商務審查和法律審查。審查定稿后，承辦部門應在簽署前，辦理內部會簽手續，除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親自簽署外，公司其他人員對外簽署合同必須獲得董事長或總經理的書面授權。合同履行結算時，合同承辦單位應按規定辦理內部會簽手續。未經會簽的合同，不能辦理結算與支付。在合同履行期間，需要變更、轉讓或解除合同時，應當按照原合同訂立程序重新和對方達成一致協議，并履行相應審查和報批程序后，以書面形式確定。凡以公司或境外分(子)公司名義簽署的項目合同及非項目合同，已經履行完畢或者提前解除或終止，應辦理關閉手續，表明權利義務已履行完畢，無任何遺留問題。合同爭議發生后，合同履行部門或單位應及時向公司申報。
(三)選擇仲裁機構，一般協商爭議解決
在涉外的合同中，一般都有爭議解決條款。合作各方都會認真選擇爭議解決機構。國內公司和其合作伙伴通常都在其爭議解決條款中選擇國際知名仲裁機構作為爭議解決機構。這主要是因為：國內的司法機構或仲裁機構人員，一般對涉外商務問題、行業法律問題不很熟悉，無法合理、妥善解決海外貿易投資法律糾紛。而國際知名仲裁機構具有處理重大復雜項目法律糾紛和爭議的能力，且具有豐富的經驗。相對于國際訴訟而言，國際仲裁無論是在時間效率、成本、公平性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優勢。
大部分爭議、糾紛都會通過協商解決，雙方一般不愿進行訴訟。因為，在國際經濟貿易投資領域，合作各方一方面不愿意因為爭議而損害各自的商業形象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大信任爭議解決機構的能力和效率，加上爭議解決成本等的原因，所以都樂于通過協商解決其爭議和糾紛。特別是對于那些在項目東道國發生的小型訴訟，為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和麻煩，一般都自行協商解決。
三、治理結構風險
組織模式和治理結構的規范化、制度化、科學化是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內部保障。對企業來說，并不存在統一的或最好的組織結構?？疾靽H公司的組織架構和治理管理模式，一般存在以下一些共性，我們需要學習和借鑒。
(一)實行股份制，機構權貴明確
股份公司治理結構，一方面可以開辟多種融資渠道，大量籌集資金；另一方面，通過互相參股、環形持股的方式來轉移和降低投資風險。埃克森公司、殼牌公司、英國石油公司等都是跨國經營的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股東大會權力層、監事會決策層、經理人員執行層，各自的權利、責任和利益明確，相互制衡，保證公司制度的有效運行。內部職能部門、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設置一般都采取分部制。
(二)建立責任制，規范內部管控
大型企業的內部控制一般以責任制為中心，各管理層次分責分權、責權明確?？偛柯毮苤饕性趹鹇耘c風險評價、財務及內部控制、人力資源與組織、法律事務等關鍵職能領域，基本沒有具體的業務管理部門。子公司為業務經營管理公司，按總部規定負責歸口管理某種類別業務，是利潤責任中心。孫公司為經營性子公司，負責在某個國家或特定地區從事某種業務經營活動的公司，是子公司的分利潤中心。作業區為直接從事生產作業的基層單位，沒有法人地位，其中心任務是用一定的成本去完成具體的任務，是成本控制中心。
(三)實行專業化經營，調動積極性
各大公司為適應業務面的擴大化和復雜化，普遍將原來按地區劃分的各分(子)公司改組成按專業劃分，使分(子)公司成為擁有較大獨立權力，在經濟上又能單獨核算的經營單位。減少管理層次和實行多事業部制，增加業務分部或分公司是國際大公司組織結構改革與調整的主要方向。
(四)籌劃稅收銜接產業，增加利潤
國有企業在決策海外公司的組織結構和布局時，一定要把取得最為有利的稅賦環境考慮進去。把稅收籌劃作為設計公司組織機構和布局的一個要素，可以減少企業負擔，直接增加利潤。必須注意的是機構設置以效益為唯一標準，不存在固定不變的組織模式，而要隨著東道國稅務制度的改變不斷進行調整和變革。此外，堅持和促進上下游一體化協調發展。以國有石油公司為例，多數石油公司以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為主，兼營原油運輸、煉制、化工、電子、煤炭、冶金等相關產業，要挖掘產業鏈之間的合作潛力，實現整體資源優化配置。
(五)外部科層化，增強外部控制力
企業除了通過股權關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統的企業之外，還要注重通過正式或非正式合同控制巨大的“合同性資產”，使公司成為各種非股權關系的網絡中心。通過這些網絡，公司建立起一個無形的“外部科層組織”。在某程度上，企業的“外部科層組織”已經具有了協調緊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功能，它與通過股權關系所建立的科層組織功能相近，公司雖然不擁有該類企業的所有權，但同樣能控制其行為，讓它們為自己的戰略目標服務，成為公司價值鏈的一部分。
四、經營風險
跨國經營通常應以產品出口為先導，取得經驗，了解市場，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經營環境后，再循序漸進，逐步開展合資、合作乃至獨資、戰略聯盟、跨國并購等方式。
(一)利用多種渠道，實行品牌戰略
企業應具有強烈的品牌意識，積極開展品牌國際活動促銷活動，實施品牌先行。企業可以利用國際上的一些比賽，做產品的廣告，讓觀眾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產品，樹立自己的品牌；還可以利用政府外援的途徑，先向我國政府援助的國家無償提供設備，然后逐漸打開該國市場。如深圳華為集團的通訊產品就是通過這一途徑打入了南非市場。在國內市場有很高的知名度，資金雄厚，有國際經驗的企業，可以通過到海外投資建廠，以自己的品牌來擴大產品的海外市場份額，如海爾集團等。
(二)根據情況，選擇合適的經營主體
首先是合資經營，同東道國舉辦合資合營企業，比較容易獲得當地的財力、物力、人力支持。東道國企業熟悉當地資源、市場條件、政府政策法律，有利于減少我方經營的風險。其次是非股權安排。企業通過特許權協議、經營合同、銷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勞務等參與東道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種方式，往往受到東道國的歡迎，有利于企業打入市場。再次是建立獨資企業。獨資的好處是有經營自，可與母公司保持密切聯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術和工藝，減少或避免因合作經營而產生的矛盾和沖突。但它對管理的要求較高，風險較大，應慎重選擇。
(三)實施戰略聯盟，降低經營成本
戰略聯盟一般以契約協議的方式實現，常見的類型有研究開發戰略聯盟、生產制造聯盟、聯合銷售戰略聯盟、合資企業戰略聯盟等。戰略聯盟的好處在于降低成本、減少競爭、分散風險、適應性強等。戰略聯盟比母子公司的關系要松散靈活，在聯合的多個公司之間進行的交易，既有內部貿易的性質，又有外部貿易的特征，兼內外兩家之長，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四)收購兼并外企，搭建銷售平臺
收購或兼并國外企業，利用自己的資金優勢和國外公司發達的營銷網絡，實行跨國經營，可以將自己的產品盡快地推向國際市場。如浙江的萬向集團，已收購兼并了16家國外企業，并涉足國外金融保險業，其產品已打入歐美和非洲市場。
(五)培養國際人才，應對復雜形勢
企業海外投資不僅需要水平過硬的技術人才，更要有復合型具備國際經營資質的管理人員。我國企業今后海外投資的重點是中東、中亞、北非、俄羅斯以及南美等地區，這些地區文化組成紛呈，民族、種族矛盾復雜，歷史風俗差別顯著，政治環境多變，對企業投資形成了挑戰。因此，應該加強對企業管理人員知識結構和人才隊伍的完善，形成一支精通外語、外貿，熟悉國際投資規則，能夠識別和評估風險并通過合適的方式化解或減少風險的國際化隊伍。
五、本土化風險
“思考全球化，行動本土化”是企業在海外投資經營的重要理念，也是很多著名跨國公司的成功之道。本土化經營是企業解決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矛盾與沖突的最佳方式。我國企業本土化策略應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發本土化，生產適用產品
世界各國風俗文化多樣，生活消費習慣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產出適用產品，滿足消費者的差異化需求，才可能在東道國占據一席之地。而只有立足東道國市場，及時了解消費者的消費動態，才能不斷研發出新的適應性產品，持續提升東道國消費者對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誠度。因此，企業可以通過在當地設立研發中心，及時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術發展動態，增加公司產品的技術含量，提高產品研發的本土化程度，制造出適合當地消費者消費習慣的適路產品。
(二)生產銷售本土化，增加企業利潤
在東道國投資建廠乃至設立生產制造中心，就地采購原材料，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一是能夠大幅度降低運輸、人力等生產經營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開東道國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三是可以極大地減少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四是可以充分利用東道國自然資源豐富或生產要素成本低等區位優勢；五是可以獲得東道國稅收、融資、土地使用等相關優惠政策的支持。在東道國尋求熟悉當地市場的銷售，或者與跨國公司合作，利用他們成熟的營銷網絡，對于國外銷售渠道不太健全的企業而言，將產品方便、快捷、及時送到消費者手中，不失為一條低成本、高效率的進軍東道國的捷徑。
(三)人才本土化，發掘人際潛力
與企業自派人員相比，東道國人才具有熟悉當地生產經營環境、了解消費者需求、善于與當地政府及相關部門打交道等優勢。實施人才本土化戰略，大膽聘用熟悉當地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風土人情的適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業的各項生產經營活動更好地符合東道國企業行為規范，更快地拓展東道國目標市場，另一方面也能減少東道國政府和民眾對企業的防范抵觸情緒，極大地增強當地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同度。
(四)公共關系本土化，創造融洽氛圍
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與東道國政府、銀行、工商、稅務、消費者、原料供應商等息息相關，在當地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關系，對立足長遠的企業而言不可或缺。因此，中國企業跨國經營時，一是要加強與東道國各級政府和工會等民間組織的對話和溝通，或者尋找企業代言人以獲取當地政府和工會組織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鄉隨俗，在遵守東道國法律法規的同時，注意尊重當地關于營業時間、人員雇傭、薪酬福利等規定，盡量使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符合當地的風俗習慣；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參與東道國的公益事業，努力爭取東道國公眾的好感和信任。
六、文化沖突風險
來自不同文化的管理者和員工共同合作經營，會帶來多元文化沖突，給企業正常經營帶來影響。能否克服文化沖突，是企業跨國經營中所面臨的挑戰和難題之一。
(一)寬容多元.建立跨文化溝通機制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價值觀，人們總是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充滿自豪，大多數人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視為正統，而把外國人的言行舉止看作稀奇古怪。而事實上，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舉止、價值觀念對該國人來說是再自然不過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體之間建立多層次、制度化、正式及非正式溝通形式，讓他們表達思想、傳遞信息、交流感情，確保信息暢通，可以增進彼此的尊重和理解，產生信任，并最終形成文化整合和創新?？鐕髽I應在溝通交流的基礎上，找到不同文化的優勢，在企業內部建立起統一的價值觀，增強員工的凝聚力、向心力。
(二)整合創新，創建新型文化
通常，解決跨文化沖突有三種方案：一是凌駕式。其特點是組織中一種文化凌駕于其他文化之上，組織決策和行為均受這種文化支配。這種方式可在強弱文化對比懸殊，弱勢公司能對強勢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況下采用。這種方式的優點是，能在短期內形成“統一”的組織文化；缺點是不易博采眾長，因其他文化受到壓抑而使其成員產生反感，最終加劇沖突。二是共存式。企業內母國文化與東道國文化共存，可保留雙方各自的文化，追求和諧與穩定。但這種和諧與穩定的背后往往潛伏著危機，只有當彼此之間文化差異縮小時，才能采用此方法。三是融合創新式。雙方文化應進行有效的整合，通過各種渠道促進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適應和融合，原有各方的企業文化既失去了自身一些特質，又從異質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新的特質，從而形成一種新的企業文化。在當地文化基礎之上構建一種新型的公司文化，既保留著母國文化，又與當地文化環境相適應，是兩種文化的有機結合。
(三)多種渠道培訓跨文化人才
首先是日常培訓。企業既可以通過企業的網站、培訓班進行跨文化培訓，也可以聘用文化顧問來指導員工；有些企業運用“文化翻譯”，幫助解釋各方行為的含義；也可以選擇采用全職培訓專家解決不同國籍員工之間的文化闡釋問題。
其次是通過商務實踐對員工的培養。企業可以利用與外籍同事、供應商、客戶的日常接觸，培養員工跨文化能力。電話、電子郵件、傳真、電視會議或面談都是進行溝通的途徑；在項目合作中，學習外籍人士解決分歧和克服誤解的方法。
再次，可以通過聘用來自多樣文化背景的員工或具備廣泛國際經歷的人員，直接參與公司的海外業務的管理。
(四)借助第三方文化，進行跨文化管理
企業在進行全球化經營時，如果無法在短時間內適應由“文化差異”而形成的經營環境，可借助比較中性的、與母國的文化已達成一定程度共識的第三方文化，對設在東道國的子公司進行控制管理。用這種策略可以避免文化的直接沖突，避免資金和時間的無謂浪費，使子公司在東道國的經營活動可以迅速、有效地開展。
七、社會責任風險
企業除了對股東負責，創造財富之外，還應對社會負責，包括遵守商業道德、保護勞工權利、保護環境、保護弱勢群體等等。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其標準日益得到全球范圍的支持，經營者應當高度重視。
(一)樹立社會責任觀，把握責任新趨勢
企業社會責任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是社會良知對資本權力的制約，其宗旨是保護弱勢的勞動者的權益不受侵犯，保護人類生存環境。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說明，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鐕洜I企業應積極推行社會責任標準，勇于承擔社會責任，適應企業社會責任全球化需要。
應承擔社會責任的標準不僅取決于一國經濟發展水平，還包括社會制度、法律環境、價值觀念和技術水平等諸多因素。因此，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對社會責任的觀念有所不同。企業應利用各種機會加強與東道國政府、民間組織、合作伙伴的交流與溝通，宣傳自己在本國經濟條件下為承擔社會責任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宣傳企業責任立場和觀念，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與時同時，企業要密切關注國際上環境標準，勞工標準等的社會責任問題的最新動態，收集主要目標市場國家關于社會責任的新法規、新標準，為企業提供信息服務，以便企業及時采取應對措施。
(二)轉變發展模式，注重社會效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基本上擺脫了沉重的社會負擔，把資本的保值和增值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但過猶不及的是企業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強調企業利潤的積累，而忽視員工權益維護和環境的保護，產生了社會責任的缺失。事實上，當今企業的競爭已經從商品競爭、環境競爭向道德競爭過渡，加之發達國家民眾消費意識的成熟，在國際貿易中，非倫理化的產品在國際市場越來越受到排斥。實際也證明把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發展的惟一目標，是造成企業過早夭折的重要根源。因此，企業應當實行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并重的經營理念，為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做出貢獻。
(三)不歧視，保障勞工權益
員工是企業經營的核心，也是管理理論研究的重點。在歐美國家，越來越多的企業從“人本管理”的理念出發，給予員工人格尊重、擴大員工權利范圍，提高員工的生活質量。一個企業如果想在經營活動中取得成功，就離不開具有創造性的、訓練有素的、富有激情的員工積極合作。因此，企業在跨國聘用員工時，應堅持機會均等的原則，只要達到所規定的工作要求，不會因為人種、信仰、膚色、國籍、民族、年齡、宗教、性別、殘疾等因素受到不合法待遇。同時還要根據員工人的個人能力、業績及公司的贏利情況制定獎勵方案，創造一個積極向上、努力進取、充滿快樂的工作環境，為員工充分發揮自身潛能提供條件。
(四)減少能耗，保護環境
隨著企業的巨型化和國際化，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這不僅給人類生活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而且阻礙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從長遠利益出發，歐美發達國家的絕大部分企業開始轉變經營觀念，主動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乃至消除生產活動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因此，企業應堅持“為環境而設計”的理念，在產品設計開發，原材料采購、生產運營，到貨后服務、廢品回收的每一個環節都充分考慮環保因素，從而使產品實現最高的環保效率，材料和能源消耗保持在最低水平。
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經濟國際化與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含義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國并相應獲取管理權的一種跨國投資活動。其核心內容體現在：（1）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生產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無形資產。（2）投資方擁有足夠的經營管理權。關于服務業對外投資的界定比較復雜。一些服務業的跨國投資行為可以使用傳統的股權控制定義進行界定，如跨國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貿易服務公司在國外設立辦事處等。但有許多服務業的跨國投資過程，難以實現或不宜使用股權控制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實踐中區分服務業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的標準主要是：直接投資利潤收入來源于外國股權所帶來的收益（與服務貿易的不同在于，服務貿易僅與接受服務者支付的銷售額、傭金、使用費有關）。（注：盧進勇等：《國際服務貿易與跨國公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按這一標準，可以將許可證和管理合同等服務業廣泛使用的投資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資的范圍內。因為這類方式雖然不涉及控股權，也沒有實施交易內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國外被許可方或管理合同買主利潤收入的百分比計算的，所以應算作服務業直接投資。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第251頁
表中數據顯示，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在全球跨國并購中的份額在不斷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為30.57％，1990年上升為45.44％，1999年高達55.76％。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的主要部門是信息、金融等極具增長潛力的產業，而且正向跨行業并購演變。在1999年，金融業的并購占全球并購的份額為23.22％，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達到41.65％，運輸、倉儲及通訊部門在1999年的并購業績也不俗，并購額占到全球總額的16.49％，占服務業內部的29.58％。
二、服務業跨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毫無疑問，制造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生產的支持，對服務業跨國投資產生拉動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產業發展中技術與制度變革合力的推動。
第一，發達國家國內服務管制制度變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出現嚴重的“滯漲”，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重新崛起，強調政府放松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重新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同時，微觀理論層面，有關政府管制理論以及自然壟斷產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促進了西方國家在金融、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服務領域大規模的管制變革。放松產業進入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是管制變革的中心內容。進入管制的放松，開始是對國內企業，然后是對國外企業，由此使服務業出現了放松管制與大規模企業兼并相互影響的兩股潮流，促進了發達國家之間服務業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以電信業為例，1991年底，英國國內電訊開始有限競爭，1996年6月英國解除國際長途壟斷，12月第一個對外徹底開放電訊市場。短短幾年內，英國開出150多個電訊經營許可證，1996年底開出44個外國公司許可證。1996年所有歐盟成員國加瑞士和挪威決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開放電訊市場。現在許多國家，不但在長話和增值業務等部門已經引入競爭，在本地網層次上，數網競爭也被允許。
第二，服務貿易自由化國際性制度安排的推進。服務業所包含的產業門類非常廣泛，其中許多涉及國家、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就業等問題，因此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之前，服務業一直沒有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在198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新議題，其最終成果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達成與生效。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服務貿易的內容包含4個方面，即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商業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場準入與跨國直接投資。《服務貿易總協定》擴大了全球貿易體制的涵蓋領域，初步形成了制訂規則、組織談判、解決爭端三位一體的全球服務貿易協調與管理體系，對降低或消除各成員方對外國資本的進入壁壘，推進服務業國際投資，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服務企業組織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規模經濟邊界的拓展，同時也促進了服務企業跨國投資方式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交易創造了可能性。服務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從根本上改變了收集、處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對決策和響應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組織形式的巨大變革，原來的金字塔型的結構，向扁平化的“動態網絡”結構發展。一方面，計算機系統取代中層監督控制部門的大量職能，加強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直接溝通，使中層管理的作用大為降低，從而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信息失真，削減了機構規模，提高了管理效率，這是企業規模向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條件。
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網絡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傳統的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股權合作等方式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股權合作方式更為流行，如特許經營、管理合同等方式。這些方式可以讓公司的“特殊資產”聲譽、品牌形象、積累的經驗等，實現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數連鎖旅館或連鎖餐飲業都采取了以公司網絡方式運行的特許連鎖制。這種關系更靈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圍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同時集中全力實現“人格化”產品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做到更好地監督與品牌形象緊密相關的服務質量。從技術手段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大企業和銀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圍內監督其資產發展狀況和加強在全球運作的可能。電子信息網絡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過一體化管理節省交易費用和減少與這些費用有關的辦公費用。
第四，服務產業的特性決定了跨國直接投資對服務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性。隨著發達國家服務產業進入壁壘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務性公司為了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致力于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越來越多的服務企業成為全球性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服務營銷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務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很多情況下，需要與顧客有著密切關系和直接接觸，因而對外投資在爭奪和占領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當多服務部門具有網絡型產業的特征，如電信、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規模報酬遞增明顯，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資本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一個公司必須削減或最大程度減少尚處于分割狀態的、本質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場上進行交換和面對面直接管理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對某一國際網絡的控制。有了這種控制，公司就可以進一步把地方化優勢同公司本身的優勢結合起來。”（注：弗郎索瓦?沙奈：《資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三、服務業跨國投資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服務產業跨國投資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著多重效應。
1.對全球服務產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主要從3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促進全球服務產業的資源優化配置與重組，從而擴大各國服務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各國服務企業可以在規模經營和國際化經營的基礎上，增加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二是加劇各國服務業競爭，競爭直接帶來產業效率的提高，促進服務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同時也促進著服務方式創新、服務質量的提高。航空運輸和某些電信服務的價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務市場競爭加劇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擴散。
以電信業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時間，全世界國際長途通訊時間從333億分鐘增加到680億分鐘，翻了一番多。（注：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轉引自劉吉等《信息化與知識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金融服務競爭產生的發展與效率提高效應也很明顯。經合組織銀行經營情況統計表明，大部分國家銀行的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下降了，營業費用與總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國互助儲蓄銀行，在1979-1984年間，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為69％，1990-1992年間，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為28％；日本大型商業銀行，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普遍從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國商業銀行這一項目的比例，也從1979-1984年的45％下降為1990-1992年的37％。這是競爭促進成本下降的效應。（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同時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趨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倫敦股票交易市場平均傭金率變化
附圖
資料來源：倫敦股票交易所。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
2.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市場整合與企業重組，在相當多的領域，大型服務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強，呈現出寡頭結盟壟斷的局面。從行業分析看，金融與信息業的市場與企業整合尤為激烈。通過跨國投資與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壟斷企業不斷在競爭中產生，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出現此消彼長的格局。1990年，按資產額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銀行是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和富士銀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經為美國的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所取代。（注：[美]《機構投資》雜志，網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銀行并購事件數不勝數。1998年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銀行公司合并為花旗集團，合并后的花旗集團資產總額近7000億美元，超過了當時占據第一位的東京三菱銀行。在業務范圍上，花旗集團涉足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投資業等金融業的所有領域，能夠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務。規模的巨型化已成為銀行業經營的一種趨勢。
電信、傳媒業的并購，近年來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國在線收購時代-華納，成為美國歷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兩家公司合并之后，成為一家集電視、電影、雜志和因特網為一體的超級媒體公司，它將時代華納旗下的世界級大眾傳播、娛樂、新聞及先進的寬帶傳輸系統與美國在線的互聯網產業及基礎設施（包括商標、網上社區、電子商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行業內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服務領域跨國投資與并購的發展，使服務跨國公司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財富》雜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強”評比中，服務業公司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上都有了較大的增長，其所占比重超過了工業、農業跨國公司份額的總和。1999年所占比重達到61.2％（見表3）。
表3服務業公司在“全球500強”中的比重（％）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財富》“全球500”強資料整理
3.服務產業國際投資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服務產業的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晚于農業與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與服務業國際投資增長，意味國際資本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3個產業領域向國際市場全面滲透。服務業的跨國投資發展，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成了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條件。
通過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在全球范圍形成一個更大的服務交易網絡，這有助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例如，全球化中國際競爭的加劇，使制造業需要更為廉價而又可靠的連結全球的通訊和運輸網絡以維持出口業績；同時，由于更短的產品生命周期和“及時”生產的采用，國外廠商購買產品對時間的要求日益緊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與運輸系統才能滿足這種要求。
服務業的國際化經營，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更大范圍、更多層面上的擴張，帶給更多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以電信、運輸和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技術的進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國際服務鏈的相對成本，跨國生產所需的最小規模變得越來越小，使得不同生產規模的廠商都可以利用國際服務鏈進行高效分散的生產，更多的企業參與跨國化的生產經營活動。全球跨國公司數量的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1997年，世界跨國公司總數為53000家，1999年則達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進一步調整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務業國際化經營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首先是強化了它們的垂直分工，即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制造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與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同時，正在強化它們之間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與生產服務的分工。這使發展中國家在整個國際分工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將導致世界財富向服務業競爭力強的發達國家進一步積聚。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生產服務與加工工序的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充當的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加工基地，影響產品價值鏈的諸多重要的生產服務環節，如產品設計、新產品、新工藝開發和海外市場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購供應、資金的籌集調度和財務控制等高附加價值的業務，都由發達國家掌握。這種分工，雖然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就業、產出增加等效應，但在總體利益分配上，發展中國家只能分配到極少的一部分產品加工所得。而且作為發達國家制成品的生產加工基地，發展中國家還要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
在國內服務市場開放中，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外國先進技術促進服務業發展，但由于國內服務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力相差懸殊，本國服務企業的成長空間會受到嚴重擠壓。同時，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數據處理等服務部門涉及國家、機密和安全，國家經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充分表明了金融開放與金融風險的關聯性。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全球置身于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網絡中，也在不斷加大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所面臨的外來風險。需要正視的是，由市場開放所引發的外來風險的襲擊，是目前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管理與調控能力所難控制的。
四、若干啟示
1.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以及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導致國際競爭的熱點向服務經濟領域轉移，使服務產業成為許多國家直接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重要戰略性產業。國際服務市場需求的高增長性、新型服務產品的高附加價值性以及服務產業對資本、信息、技術等關鍵生產要素控制的重要性，使它成為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關鍵詞：跨國投資“慢半拍”原則“需求相似說”“走出去”戰略
正文：
筆者曾經做了一次簡單的調查，就是提起跨國投資，然后觀察人們的反映，大多數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國際上著名的跨國公司，什么可口可樂，麥當勞的；提到外資，更多的人關心的是如何引進和利用外資，很少有人將這些同中國的企業聯系到一起。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資金缺乏的確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但殊不知，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全球一體化的不斷加強和中國加入WTO，贏得了國際化的資源配置環境，大多的中國企業都應該走出國門，為自己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國際跨國投資是公司為了獲取預期未來收益而將資本投放到國外的活動，是國際貨幣資本和國際產業資本實現跨國流動的一種形式，以資本增殖，生產力提高為目的的國際跨國投資活動是科學進步，國際分工細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鐕疽殉蔀閲H投資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是國際投資活動的主體。國際跨國投資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大踏步發展，十多年來跨國投資金額超過了10000美元的大觀。在過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國投資保持了極高的增長速度，投資金額從1995年的3311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億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億美元。統計資料顯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國公司總數超過了60000家，擁有30萬個海外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占全世界對外國投資的70%以上，占全世界總產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個經濟體中有51個是跨國公司，其余49個是國家，也就是說，有些跨國公司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中等發展中國家。時隔五年，以跨國公司的發展勢頭，不難想象其規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實證明，跨國投資是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對中國企業而言，盡早地加入國際競爭當中，顯得尤為迫切。
按照國際資本輸出的規律，各國吸收國外投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資，對外投資可達到1.44美元。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為1；0.43，而我國目前的比例為1；0.26左右，尚相當于發展中國家的1/2多一點。隨著我過綜合國力的不斷加強，工業門類的齊全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交流經驗的大量積累，我國對外投資存在著不可估量的潛力。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應該并且已經達到快速對外輸出資本的階段。他指出，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一旦達到2000美元，產業結構就應進行調整，把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企業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來獲得更多的利潤。目前中國人均收入雖只有1000美元多一點，但是由于地區差異，上海人均收入已經達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蘇、浙江、廣州等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都遠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國外投資是萬事俱備，只差行動了。
近幾年來，中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緊縮，很多領域存在過剩的生產能力，這就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即產業升級后處于比較劣勢的產品和技術的轉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內陸欠發達地區，再就是向國外此產業仍然處于比較優勢的地區，尤其是了解國外市場的企業，向資本缺乏而勞動力密集的地方轉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指出：中國對外投資應該選擇那些市場程度比中國慢半拍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企業一方面有著充足的經驗，一方面對這種轉型中的市場有超強的適應能力。他將之成為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的“早半拍”準則。早半拍準則可以在國際貿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說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論（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經濟學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國家之間需求結構相似來解釋工業制成品貿易發展的理論，這對跨國投資同樣適用。林德認為，影響一國需求結構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國的需求結構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關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國家，其消費偏好和需求結構越相似，產品的相互適應性就越強，貿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其選擇消費品的質量要求也就較低，因為他們要讓有限的收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同時，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掌握生產技術，也只能選擇通用的技術，簡單的資本設備，而人均收入較高的國家剛好相反。這就給人一種感覺，中國過剩的生產能力最好走這條路。徐滇慶教授根據他的早半拍準則得出結論：中國資本輸出最佳的地區是東歐地區，并切舉了豐佳集團的例子加以說明。其依據是這些地區國內市場化程度，參與世界經濟的程度都遠不如中國，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結構和中國類似。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一、這種理論只能解釋水平上的跨國投資問題，卻忽視了垂直跨國投資問題。二、這種理論只叢經濟發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視了政治等其他的條件。以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為例，其投資環境存在以下的問題：1、法律煩瑣，透明度低，且優惠政策沒有明確的法律保障；2、經濟困難，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期望值較高，反過來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穩定；4、處于美俄爭奪激烈，經濟不穩定，麻煩事多的灰色地區；5、腐敗、、行賄受賄嚴重，投資風險大，成本高，等等。豐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這些一下都抹去。三、這種理論引導的資本流向的產業基本上是一些低級產業，不利也企業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準則倒不如歸結為一種跨國投資戰略，即打發展程度的時間差，利用這種時間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導資本的主要流向。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應樹立多元化的發展觀念，不應該過分依賴一些國家、地區和產業，更不能一哄而上。應該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礎上，對投資市場和產業有所取舍，以發揮資本的最大效用。
實際上，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歐美發達國家及一些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才是優先考慮的對象。原因如下：1、這些國家市場化程度較高，社會政治環境穩定，雖然競爭激烈，但也為投資者提供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2、這些國家有著先進的生產管理技術和豐富的營銷經驗，是我國企業“練兵”和“取經”的最佳場所，能對我國國內企業的質量和水平有所推動和提高；3、這些國家的技術開發和產品較新，可以是企業對前沿技術和管理有較快的反應能力，有利于我國企業發揮后起者優勢實現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提升產業層次和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4、歐元美元作為硬通貨，幣值堅挺，匯率風險小而增殖能力強；5、目前歐美國家都實行鼓勵外來投資政策，提供各種低息貸款。另外已有的工業基礎能為企業提供相關的產業支持，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調查表明，絕大多數中國資本投向正是這些地區。
解決了區位選擇問題，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樣走出去了。一個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議無外乎考慮企業自身狀況和國外的投資環境。在此問題上，也沒有完全適用的法則，中國企業完全可以深練太極之道，將中華武功的精髓思想運用到走出去的戰略中來。
對付強者，避實就虛，攻敵弱點。我國企業與國際知名跨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對比相差懸殊，所以不能硬來，應該采取迂回的策略，發揮靈活的優勢，攻擊敵人薄弱的環節。從大型相關產業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廣自己的國際化品牌。
以己之強攻敵之弱，發揮比較優勢。我國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依托的跨國經營可以物美價廉的產品占領國外市場，中國的很多產品（勞密型）占據世界大量的市場分額，甚至引起一些國家的恐慌，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進行內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減少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反傾銷。進而發揮勞動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靜制動，發揮后起者優勢。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比較優勢的戰略適用的是貿易領域，雖然能使發展中國家獲得貿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國低水平的產業結構固化。在現有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與高新技術的結合來提升產業結構是我國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發揮后起者優勢，敵未動我不動，敵動，我動在先。具有選擇的使用國外在付出巨大代價才獲得的支持經濟增長的一系列科技成果，這樣就可以跳國許多技術發展階段，直接采用新技術甚至在其基礎上進行研發實現企業質的飛躍。如首鋼集團收購美國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獲得了650套設計圖紙，46個設計軟件包，從而增強了首鋼集團設計和制造重型冶金設備能力，擴大了中國鋼鐵工業作為整體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2002年9月TCL集團控股的TCL國際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與德國施耐德達成收購協議，利用巧勁，達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資和銷售渠道。
集中力量，各個擊破。由于實力不足，我國企業采取全線出擊可能隱含過大的風險，但如果采取各個突破就不會力不從心。海爾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矗立起海爾大廈使美國人開始把HAIER和HIGHER聯系到一起后，與三洋機電成立三洋海爾株式會社，把冰箱打入了很難進入的日本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