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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體”（aspect），一般認為它是一種語法范疇。《語言與語言學詞典》中說：體是“動詞的一個
語法范疇，用添加前綴、后綴或變化中間元音的方法來表示?！w’表示的時間概念不多，而是表示所敘述
的動作的類型和動作是否持續論文?！保ǖ?0頁）《語言學和語音學基礎詞典》說：體是“對動詞作語法描述
的一個范疇（與時和語氣一起），主要指語法標志動詞表示持續或表示活動類型的方式。”（第41頁）在
現代漢語中，一部分形容詞也有體的分別，所以《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說：“體的范疇表示動作（
或狀態）的過程”。（第471頁）
現代漢語中是不是有在體的語法范疇？有不少語法學家對此作了肯定的答復。王力把體稱為“情貌”，
他在《中國現代語法》中認為：“大致說來，人們對于事情和時間的關系：第一，著重在事情是何時發生的
，不甚問其所經過時間的遠近，或長短；第二，著重在事情所經過時間的長短，及是否開始或完成，不甚追
究其在何時發生。前者可以羅馬語系（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為代表，后者可以中國語為代表?！?/p>
（第151頁）高名凱在《漢語語法論》中說：“漢語語法構造，則沒有時間，而有‘體’?！保ǖ?89
頁）由張斌、胡裕樹給《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撰寫的條目中認為：現代漢語同古代漢語的差異，在
詞類上的表現之一是“動詞時態范疇的出現?！保ǖ?78頁）龔千炎在《談現代漢語的時制表示和時態表
達系統》中說：“現代漢語只有‘體’的語法范疇而無‘時’的語法范疇?！保邰伲菹啾戎?，否定的意見
不多，但確實存在。徐烈炯在給《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撰寫的條目中說：“漢語沒有時的形態范疇
。有些語法學家認為它有體的形態范疇，例如‘著’表示進行體，‘了’表示完成體等。但是這樣的分類是
不夠精密的，例如‘臺上坐著主席團’的‘著’字表示的是一種靜止的狀況，而‘屋頂上蓋著一層厚厚的雪
’的‘著’字表示的是動作遺留下來的狀態。至于‘了’，它確有完成體的功能（做了一件好事），但有時
‘了’和‘著’卻很難區分。例如‘開著窗戶睡覺’：‘開了窗戶睡覺’，‘著’和‘了’在這樣的上下文
里幾乎是同一意義。因此，漢語語法學家沒有采用體的范疇，而把這一些詞作為動詞詞尾或語氣詞來處理。
”［②］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影響的語法教材和論著在涉及到這個問題時的下述做法：不明確斷言體的
語法范疇的存在，但又介紹體助詞。比如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現代漢語》（增訂版）中，是在說明動態
助詞“著、了、過”的時候才介紹由它們表達的幾種體。熙《語法講義》中認為“了、著、過”是動詞
后綴，分別表示動作的完成，動作或變化的持續，曾經發生某事或曾經經歷某事，他也不提及體、時態或動
態。大家知道，除去少數人之外，國內語法學家如果承認現代漢語中存在詞的語法范疇，那么體便是唯一的
范疇。對于這樣一種語法范疇，上述教材、論著的作者為什么要采取避而不談的態度呢？我們揣測，這可能
是為了控制教材的難度，也可能是服從整體的基本框架，但是不是他們也覺得直截承認體是語法范疇不太合
適呢？看來未嘗沒有這個可能。
承認現代漢語中存在某些虛詞，它們表示體的意義，這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如若不然，對“了、著、過
”這些助詞又作何種解釋呢？然而，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承認現代漢語中存在體的語法范疇，則如上文所
述，就有分歧了。從表面看來，這種分歧并非原則性的。因為不管怎樣，畢竟大家都承認現代漢語中有表示
體意義的手段，承認體意義是有幾種類別，這就夠了。至于它們是否上升為語法范疇，盡可以仁者見仁，智
者見智。但是若能透過表面現象作一深入的思考，就會意識到，這并不是一個可以輕視的問題。體能否成為
一種語法范疇，這個問題本身或許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對它的探討涉及了對現代漢語語法學分類框架賴以構
建起來的幾條重要規則的反思，循此探求下去，我們得到的收益可能是極為重要的。退一步說，如果我們僅
僅把注意力限制在體本身的范圍內，那么這種探討也不是無足輕重的。初步的考察表明，即使我們目前尚不
能對現代漢語中的體能否概括為語法范疇作出明確的答復（因為它涉及的是一個全局性的思考），我們也能
透過對此而作的辨析和思考，對現代漢語中的體概念有一個更為深刻、更為全面的認識。
二
在《理論語言學引論》中，萊昂斯區分了三種語法范疇：首要（primary）語法范疇指詞類，次要(secon
dary）語法范疇指時、式、格等，而主語、謂語、賓語等屬于功能范疇（functionalcategories）。按照這
樣分類，體若作為語法范疇屬于次要范疇。次要語法范疇又可稱為狹義的語法范疇。如高名凱所說：“以狹
義的意思來說，語法范疇則指一般語法學家在詞類下所討論的名、動、形容等詞所有的形態變化所表示的那
些語法意義的概括。”［③］這種觀點，和前文所引《語言與語言學詞典》、《語言學和語音學基礎詞典》
的說法都相吻合。顯然，它們的共同性源于對普通語言學理論的遵守，眾所周知，這種理論得以建立的材料
基礎是有形態變化的語言，主要是印歐語。
正是在這方面，現代漢語吳現出另外一種面貌。正如呂叔湘主編的《現代漢語八百詞》指出的：“漢語
語法的最大特點是沒有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我國某些兄弟民族語言和西方語言里邊用形態成分來表示的概念，漢語里邊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獨立的詞來表示?！保ǖ?頁）這些半獨立的詞（即虛詞）在語法上
往往有這樣的特點：經常附著在實詞之上，全也經常附著在自由短語之上。
利用半獨立的詞來表示體意義，是現代漢語表示體的主要語法手段。這一點，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
。王力在現代漢語中分出七種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其他六種都用情貌成分表示。這些成分按今
天的一般說法，包括助詞“著、了”，趨向動詞“起來、下去”，語氣詞“來著”和動詞重疊。高名凱認為
現代漢語中有三種體，“這些詞，除了疊動和加強是重復或連用詞外，其他的則由補助詞表現之。進行體和
起動體的虛詞加在具有動詞功能的詞之前，這些虛詞多半還帶有規定者的意味。完成體和結果體的虛詞則是
加在具有動詞功能的詞的后面的，這些虛詞都是實詞變來的，其本身本來可以具有動詞的作用?！保邰埽莞?/p>
名凱所說的虛詞，今天分別稱為副詞如“正在、剛、才、恰”，助詞如“了、過”，動詞如“到、中”。《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提到了五種體，其中三種用助詞“著、了、過”表示，短時體（或嘗試體）用
動詞重疊表示，可能體例如“說得清”“聽不懂”。“說得清”“聽不懂”之類，按呂叔湘的看法，是由在
復合動詞中插入“得、不”構成的。龔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種體，分別由時態副詞如“曾經”，準時態副
詞如“就要”，時態助詞如“了”，準時態助詞如“起來”和語氣詞如“來著”表達。
以上各種表示體的手段，除去動詞重復、連用、零形式以及動詞“到、中”等之外，都是或多或少地具
有附著性的詞，其中體助詞或語氣詞是公認的半獨立詞（熙認為“了、著、過”是詞綴），至于時態副
詞之類，有人不同意它們是半獨立的詞，但它們具有附著性是不能否認的。
概括地說，現代漢語中用半獨立的詞表示體的意義時，它們的附著對象可以是動詞、形容詞，也可以是
謂詞性短語，又可以是一個句子。例如：
①屋里的燈還亮著。（“著”附著在形容詞后）
②師傅們曾經不止一次地批評幫助過他。（“過”附著在謂詞性短語后）
③程斌終于找到一個沒人坐的座位了。（“了”附著在句末）
④洗干凈了一盆臟衣服。（“了”附著在謂詞性短語后）
⑤今天星期一了（“了”附著在名詞性謂語句末）
這種現象表明，即使我們承認半獨立的詞表示體的意義是外部形態，也無法把有關體的形態變化看作是
漢語動詞、形容詞所獨有的特性。這意味著如果在現代漢語中存在體的語法范疇，它并不僅僅屬于動詞、形
容詞。由上文可見，一部分語法語學家在給現代漢語建立體的語法范疇的時候，已經表現出了一種把該范疇
擴大到謂詞短語乃至句子之上的傾向，只是由于他們尚未對此作出理論化、系統化的概括，這一點目前表現
得并不明朗。這一做法一旦變得明朗，則勢必導致對體一類次要語法范疇的定義作出重大的修正。果正這樣
的話，其影響無疑是重大而廣泛的。
三
徐烈炯認為現代漢語中不存在體的語法范疇，其理由不外乎相應的概括缺乏一貫性。應該承認，徐烈炯
所指出的現象的確存在，它們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菜熱著、上著石膏、晾著衣服”都可以或者表示
運動、動作正在持續，或者表現運動、動作造成的結果正在持續。又如“他當了三年主任”和“他當過三年
主任”意思不同，但是“北京他去了三次”和“北京他去過三次”意思差不多。“畫了一幅畫”和“畫著一
幅畫”意思不同，但是“穿了這件衣服真好看”和“穿著這件衣服真好看”意思差不多。另外，還有一種現
象徐烈炯沒有提到，即有時候用不用體助詞意思也差不多。《現代漢語八百詞》曾指出：表示復數的“們”
，表示完成的“了”等半獨立的詞，“它們的主要特點是缺少普遍性：有的場合一定要用，有的場合可用可
不用，有的場合甚至不能用?！憧匆姟擦恕硾]有？’和‘我已經知道〔了〕，你甭說了，里邊的加括
號的‘了’都可以用可以不用的?！保ǖ?頁）在新聞報道尤其是新聞標題中可用而不用體助詞主要是“了
”這種現象，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例子幾乎可說俯拾皆是：
⑥浦東開發又有一個新題目（新聞標題）
⑦由市委、市府召開的上海市教育工作會議今天上午拉開帷幕。（新聞正文）
有時候標題不用“了”，正文則用“了”，如：
⑧英重新關閉與愛爾蘭通道（新聞標題）
⑨英國警方5日重新關閉了愛爾蘭與北愛爾蘭之間的三條通道。（新聞正文）
根據普通語言學理論，語法范疇的建立是有條件的，“構成語法范疇的基礎是對立關系，因此，范疇必
須包括兩個（或者更多）相互處于對立關系的同類語法意義?！保邰荩荼热缤瓿审w和未完成體的對立。茲維
金采夫認為：“語法意義用語言中具有體系性的某種標志來表達，這就使語法意義變成了語法范疇。”［⑥
］對此我們的理解是指語法形式必須系統地表示語法意義，如果不系統，就不能概括出語法范疇。用這樣的
標準衡量，現代漢語中的體的語法意義似乎無法上升概括為語法范疇，因為甚至像“了、著、過”這類體助
詞在表示體意義時也缺乏一貫性，又何談系統性呢？不過，我們也應該進一步提出這樣的問題：一貫性是否意味著無例外。如果承認一貫性并不排除例外現象，那么結論就可能不同了。
弗·帕爾默在《語法》中說：“英語的過去時不只是指過去的時間。它還有另外兩個功能?！保ǖ?1
3頁）即除指示過去時間，如Hecameyesterday.（他昨天去的。）之外，還能一、用于間接引語，以便符合
“時的呼應”這條規則，如HesaidhewenttoLondoneveryday.（他說他每天去倫敦。）二、表示“不
肯定”，不太可能或不可能，如Couldyoupassmethesalt？（您能否把鹽遞給我？）IwishIknew.（
我希望我知道（某件事））IfJohncame,Ishouldleave.（如果約翰真會來（這是不可能的），我就走。
）盡管存在上述兩種用法，但是它們并沒有阻礙語法學家從英語動詞的形態變化中概括出“時”的語法范疇
，其原因在于英語動詞的這類變化在本質上和現在時、過去時的表達存在系統的相關性，其他與此不一致的
現象是非本質的，并且是有條件的，可以得到解釋。
在俄語中，大部分動詞構成完成體和未完成體的對立；但也有少數動詞是單體動詞，要么屬于完成體，
要么屬于未完成體；另外還有兼體動詞，其中的大多數形式既可用于表示完成體，也可用于表示未完成體。
如果使用兼體動詞，有時候體的意義“只能根據語句的總的意思來確定，例如：
（附圖[圖]）
盡管如此，但因為動詞的大部分有體的對立，因此這種對立成了“體的體系性的范疇特征”，［⑧］并
且使得語法學家得出“體的范疇囊括一切動詞”［⑨］的結論。
由此可見，在有形態的語言中確定諸如“時”、“體”這樣的語法范疇時，國外語法學并沒有把一貫性
等同于無例外。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表示對立意義的不同形式之間的區別是否有基本的，或者說本質上
系統的區別。現在我們不妨對本節開頭所說的三種情況也作一番考察，看看它們反映的是什么性質的問題。
以下順序討論。
情況一、“著”有時表示運動、動作的持續，有時表示運動、動作造成的結果的持續。這個現象其實不
難解釋，問題和“著”無關，而和動詞有關。根據馬慶株《時量賓語和動詞的類》一文的說法，“坐”這一
類詞是強持續性動詞，“蓋”這一類詞是弱持續性動詞中的“掛類”。前者帶時量賓語時表示動作行為持續
的時間（左按：如能帶“著”，則也表動作行為的持續），后者加“著”既能表示動作行為本身的持續，又
能表示動作行為造成的狀態的持續。可見，不論情況如何，“著”表示持續意義這一點并沒有變化，其他意
義的變化僅和動詞的語義特征相關。
情況二、“了”和“過”，“了”和“著”有時可以互相替換而意義基本不變。對這個現象目前似乎還
不能作出全面而準確的解釋，但它大體和句子的時相有關，特別和動詞的語義特征有關，則似乎是能夠肯定
的。這里我們先提出下列三條可作進一步修正的規則：
一、當后帶動量成分并且該動詞可后帶“了、過”時，非持續動詞后面的“了、過”可以互換，如：
⑩去了一次——去過一次
①①傷了兩回——傷過兩回
①②合并了一次——合并過一次
二、當表示一種特征或伴隨方式時，弱持續動詞的一部分，即馬慶株所說的“掛”類動詞后面的“了”
和“著”可以互換。比如：
①③穿了這件衣服真好看——穿著這件衣服真好看
①④開了窗戶睡覺——開著窗戶睡覺
三、在存現句中，持續動詞后的“了”和“著”可以互換，如：
①⑤床上躺了一個人——床上躺著一個人
①⑥盆里栽了花——盆里栽著花
情況三，體助詞“了”可用而不用。我們對此的解釋也是初步的，可作進一步修正和補充，其條件如下
：
一、當動詞具有完成的語義特征時，后帶的“了”才可能不用。如“金融市場出現危機”。但是這一點
和整個句子的時相有關。如“金融市場將出現危機”因時相制約，該句不能加體助詞“了”，也不能表示完
成的意思?！白睙o完成的語義特征，但在“他坐一會兒就走了”中，卻因時相制約而帶上了完成義。
二、當滿足條件一時，如果是單音節動詞，大都仍須后帶“了”，若是雙音節動詞，則大都可能不用“
了”，如：
①⑦小張丟了一把傘——小張丟一把傘
①⑧小張遺失了一把傘——小張遺失一把傘
三、若補語是表結果的雙音節動補短語，也可能不用“了”，如：
①⑨隊員們登上峰頂
四、若非充當文章標題，以上不用“了”的可能性要成為現實，往往還需要滿足以下兩上條件中的一個
：
1．有后續句，如：
②⑩小張遺失一把傘，小王也遺失一把傘。
2．句未使用否定副詞“沒有”或語氣詞“了”。如：
②①小張丟傘沒有？
②②隊員們登上峰頂沒有？
②③小張丟傘了。
事實上，條件四中的第2項小條件具有很強的約束力。若符合該條件，即使動詞不具有完成的語義特征
，也?？刹怀ｓw助詞“了”。其原因自然在于“沒有”表示的是對完成的否定，而語氣詞“了”則表示對變
化的肯定。
以上分析表明，情況一其實不能證明“著”在表體意義時不具備一貫性，情況二、情況三則很可能是有條件的，它們并不能在根本上動搖“了、著、過”之間的分工，也不足以消除用體助詞“了”和不用“了”
即所謂的“零形態”之間的區別。因此欲憑此據來證明在現代漢語無法概括出體的語法范疇，其說服力是不
強的。
四
以往的討論的特點是大多把體當作一個語法范疇、語法概念看待，其實，對體應該從語義、語法（詞法
和句法）、語用三個平面來看待和研究。如果我們能夠這樣放開眼界，那么對問題的認識可能會更為全面、
準確和深刻。
首先，體是一個語義概念。即使像俄語那樣存在體的語法范疇的語言，其中的動詞之所以有體的語法特
點，也是因為它們具有體的語義基礎。如果某種語言無法在形式有系統地、有區別地表示不同的體，該語言
中就不具備成系統的語法上的體，那么就更加有必要給語義體以更大的關注。韓忠誥在《德語動詞的體》中
認為：“在德語中，動詞的體沒有固定的語法特證，沒有形成獨特的語法體系，而是從語義角度出發，用不
同的語言手段表示出來。因此，在德語中，體屬于動詞的語義范疇，表示出動作行為的特征”，［⑩］當代
英語中有沒有體的語法范疇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把be、have等看作助動詞的語法學家認為英語中存在體
的語法范疇，但如果把be、have等看作鏈接動詞（catenativeverb），則應該承認英語中不存在體的語法范
疇。Huddlesfon和Rodney認為，在英語中體意義與其說是語法的，不如說是詞匯化的，為了避免術語“體”
在意義上的混淆，有必要把語法體和語義體區分開來。［①①］
國內語言學家在研究動詞時，用“完成”、“持續”、“狀態”等語義特征給動詞分類，在本質上就是
對語義體的一種分類法。
其次，體也是一個語法概念。當某種語言中使用某一些語法手段、語法形式來表示不同的體意義時，體
就同時成了語法問題。自然語言中表示體的語法手段可以是詞法范圍的，比如俄語中的ⅡPOPeB3a（完成體）
——ⅡPOPe3aя（未完成體）（剜穿、切穿）；也可以是句法范圍的，比如漢語中的“了、著、過”等；又
可以是詞法、句法兼有的，比如若把be、have等當作助動詞，則英語中的be、doing（進行體）——havedon
e（完成體）（干、做）就是這樣構成的。
在語言研究中區分語法體和語義體有很大的必要性，這不僅因為歸根結底語法體是在語義體的基礎上建
立起來的，而且因為作了這種區分之后，十分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語法分析和語義分析混淆起來。在漢語
研究中，防止混淆這一點尤為重要。陳平在《論現代漢語時間系統的三元結構》中說，他討論的時間系統“
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語法范疇?！保邰佗冢菘墒沁@個時間系統賴以建構的三元中，有兩元都是語義性質的結
構：句子的時相結構由句子成分的詞匯意義決定，時制的九種基本形式是一種邏輯分類。時態結構（即體結
構）是什么性質，作者沒有明說，但從其陳述看，恐怕仍在是語義結構。這樣一種類型的系統還說是語法范
疇，其可靠性是令人懷疑的。
上古漢語中沒有體的語法范疇，也沒有像“著、了、過”那樣比較純粹的表示體的虛詞等，但這并不說
明上古時候說漢語的人不能意識到體的區別，不能在說話時表達這些區別。“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
。”（論語）一句中，對動作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過句來語氣詞（矣）和否定詞“未”表達的?！凹仍?/p>
歸止，曷又懷止？”（詩經）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詞“既”表達的。上古漢語缺乏的是語法體，不是語義
體的表達手段。研究上古漢語所能表達的語義體，是語義研究，研究上古漢語是怎樣在句子中用詞匯等手段
表達語義體的，是語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這個差別，對于把握好現代漢語中體的多層次分析，同樣具有重
要意義。
體又是一個語用概念。這主要表現在有些人們不太注意的體的類別和人們怎樣使用句子即怎樣實施以言
行事行為有關系這種現象上。這方面的情況現在研究得很不夠，本文也不想展開討論，這里打算說一下兩個
處于語用、語法、語義邊緣上的問題。
一、有些體意義的表達看來和語句內部的上下文有關。我們曾經提到過：體助詞“過”在“我吃過粽子
”中表示“經歷”，在“我吃過粽子了”中表示“過去完畢”，區別就在于前者句末沒有帶語氣詞“了”，
后者句末使用了語氣詞“了”。［①③］這說明體意義的表達有時會產生變化，而條件可以是話語內部上下
文的變化。
二、有時候，所謂的體的語法意義其實是語用性質的意義。曲衛國的談論英語中現在完成體的意義時認
為，過去對這個體的研究都囿于語法或語義層面，把本來的語用含義當成了語法意義。他說：“所謂的‘現
時關聯’，‘不確指’或‘延伸’并不是語句的語義表征（semanticrepresentation），因為它們不是現在
完成體這個結構內在的、一定有的語義，它們借助于語境，經過推導所獲得的，正如Mcloard所指出的那樣：
‘它們是由說話者在一定的交際語境里賦予的，并取決于人們對事件和后果一般和特殊聯系的理解?！保?/p>
①④］因此現在完成體是一個語用推理的觸發器。
類似的情況在現代漢語中也存在。動詞重疊表示的意義，有的認為是短時態，有的認為是嘗試態，都屬
于體的范圍，［①⑤］比如：
②④下班后逛逛街。（表時量短）
②⑤他揮揮手表示告別。（表動量短）
②⑥你去摸摸，看它燙不燙。（表嘗試）我們認為動詞重疊表示的語法意義只是短時態，嘗試態不是語法意義，而是在短時態的基礎上形成的語
用意義。這樣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動詞重疊具有短時的意義，可以說是無條件的，而嘗試義的形成
卻是有限制、有條件的。以“摸摸”為例，在例②⑥中，它當然表示嘗試，可是短時的意義仍然存在。然而
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時義，不具有嘗試義：
②⑦你去摸摸菩薩，會有好運的。
動詞重疊而產生的嘗試義是句義制約的產物。人們正是根據句子的意義來推斷其中的動詞重疊是否表示
嘗試義的。馬慶株指出“自主的持續性動詞可以重疊，非自主動詞和自主的非持續性動詞一般不能重疊”，
［①⑥］他的說法基本上符合實際。這就為解釋在短時義基礎上怎么會產生嘗試義提供了一個方便：重疊動
詞在句中充當謂語主要成分時，它的主語常常是有生的，極可能是人，而生物實施短時動作總有原因，一個
基本原因便是嘗試，當談論的是打算實施的動作時就更是如此了。
觀察表明，在這方面，主語的類別對于形成特定的句義制約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②⑧車輪轉轉又不轉了。（表短時）
②⑨他轉轉車輪，很沉。（表嘗試）
當主語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詞語充當時，句中其他成分的語義制約作用就凸現出來了。如：
③⑩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嘗試）
③①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時）
由此可知，動詞重疊后表示的嘗試義是語用推理的結果，動詞重疊形式在這里的作用相當于一個推理觸
發器。過去的研究忽視了從語用的角度看問題，不僅使得解釋復雜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質，不能不說是一個
很大的缺陷。
五
談到體，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是動詞的一個語法范疇，其實這一種限定對現代漢語而言是很不合適的?，F
代漢語是一種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形態變化的語言，它表達體的方式，同印歐語系諸語言有較大的甚至很大的
不同。如果我們承認在現代漢語中有體的語法范疇，那么為了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也就得對其他的次要語
法范疇如“式”、“數”等作相同的處理，這樣，就會導致分類框架的大變動。同樣，如果我們能對“了”
的用與不用，“了”和“過”可有條件地替換的現象等作出合理、概括、系統的解釋，并對其他的半獨立詞
的類似用法也作出同樣有效的解釋，那么我們所描繪出的現代漢語就很可能不同于今天所描寫出的面貌。正
是在這個意義上，對體的研究具有超出其自身范圍的價值。
從研究的角度看，現代漢語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形態變化也許是一件好事。因為缺少形態變化，就促使我
們更加關注漢語的語義層次；因為半獨立的詞在運用時比較靈活，難以捉模，就促使我們更加關注它們的使
用條件；因為形式相對難以把握，意義和形式之間的關系顯得紛繁復雜，便促使我們多從語用的角度，結合
對句子的理解策略的研究去尋找原因。為了較深刻地了解現代漢語中的體概念，我們或許不應該首先在語法
范疇這個問題上多糾纏，而應該如上所述的那樣，在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平面上對現代漢語的體進行全面
研究。在這種研究基礎上形成的體概念，概括出來的體的構成系統和表達方式，以及或許由此而建立起來的
體的語法范疇，可望能更準確地反映現代漢語的面貌，因為說到底，人們在語言交際活動中表達出來和理解
到的體意義，本來就是語義、語法和語用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
①載《中國語文》1991．4．第252頁。
②第471頁，左按：“語氣詞”似為“助詞”之誤。
③見《漢語語法論》第104頁。
④見《漢語語法論》第198—199頁。
⑤見《漢語語法修辭詞典》第497頁。
⑥見《普通語言學綱要》第386頁。
⑦⑧⑨見《俄語語法》第350頁、第348頁、第34頁。
⑩載《現代外語》1993．4．第35頁。
①①見EnglishGrammar第73頁。
①②載《中國語文》1988．6．第401頁。
①③第四屆現代語言學研討會論文《關于動態助詞“過”的幾個問題》。
①④載《外國語》1994．2．第50頁。
一研究漢語語法學史，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作為語言學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的問題。綜觀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意見是不一致的，概括起來有四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這門學問，甚至連語法學的觀念也沒有，語法學是19世紀末從西方引進的，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出版后，中國才開始有漢語語法學。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可是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自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的語法研究有自身的特點，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學中的重要內容，那么就該承認虛詞的研究具有語法學的性質。
第四種意見認為：作為描寫和研究不同語言的語法學，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當以元代盧以緯《語助》問世為標志。
不難看出，第一種意見認為漢語語法學是1898年誕生的，誕生的標志是《馬氏文通》的問世；在《馬氏文通》問世之前，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純粹是從西方引進的。很明顯，這種意見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存在的事實，即使是《馬氏文通》問世以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也不是中國自己的東西。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意見不但與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不符，而且于邏輯事理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關于漢語語法學史的史實，后面將有說明。這里著重分析一下這種意見的自相矛盾之處。首先，既然以《馬氏文通》為代表的語法學是從西方引進的，那么它就沒有資格稱為漢語語法學，只能叫做中國的西方語法學。語言學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引進包括語法學在內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必須在本民族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也就是說，西方語法學絕不可能在本民族語法學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馬氏文通》問世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那么就不能不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或問世時就存在漢語語法學或漢語語法學的萌芽這樣的事實，可是，持第一種意見的學者卻斷然否定了這樣的事實。這就是第一種意見不能自圓其說的癥結所在。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就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從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而且語法學的誕生不以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為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來觀察問題的。持這種意見的學者不但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的萌芽，而且承認有語法學的存在。更為可貴的是沒有用西方語法學的相當成熟了的范本去評判漢語語法學的事實，也沒有把相當成熟了的漢語語法學的著作《馬氏文通》作為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這種意見的不足之處是沒有明確肯定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也就是說，沒有在漢語語法學的萌芽和漢語語法學的誕生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
第三種意見也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上來觀察問題的，但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了一步。這種意見肯定了漢語語法研究是同漢語語法的基本特點相適應的。漢語語法是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的，語序和虛詞是十分重要的語法手段，因此，漢語語法研究自然就把重點放在句法特別是虛詞方面。這樣，虛詞的研究當然就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重要內容。就這點而言，漢語語法學與西方語法學有顯著區別。持這種意見的學者，理所當然地就肯定元代盧以緯的《語助》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文言虛詞的語法專著。但不足的是也沒有明確指出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
第四種意見從各民族語言的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認為漢語語法學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這種特色是由漢語語法的民族特色決定的。因此，持這種意見的學者把《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劃分為兩個階段，以元代盧以緯的《語助》問世作為前后兩個階段的分界點，并明確提出《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也就是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符合漢語語法學史實的。我們認為，判斷中國古代有沒有語法學，首先必須有一個最基本的觀察問題的出發點，其次還要有足以構成該學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條件。
我們認為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應該從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出發，而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又確實是同漢語語法的特點密切相關的。呂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說過：漢語的詞是沒有形態變化的，所以漢語的語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結構和虛字的用法兩部分，不過這兩部分不能完全分開，因為有些虛字是和句子結構有關系的。①我們認為呂、朱兩位先生的看法講出了漢語語法學的特色，勾勒出了漢語語法學的框架，是同印歐語法學有顯著區別的。我們還認為語法學科的成立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即語言結構規律本身；第二，這種研究應該是獨立的系統的，而不是順帶的零星片斷的；第三，這種研究要有為一定目的服務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著作作為標志，并且對當時和后世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如果用這些條件來衡量《語助》，應該說《語助》標志著中國古代語法學科的誕生，或者說《語助》已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盡管它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觀察《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我們就會發現先秦至唐宋時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的確還屬零星片斷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盧以緯的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系統的虛詞專著《語助》。這部著作收66組虛詞或跟虛詞有關的短語，共136個詞條，其中單音節詞68個，復合詞和短語68個。它有著獨特的研究路子，即從語氣角度對虛詞進行分類和綜合分析，重視虛詞與實詞在語法功能上的區別，有針對性地區別虛詞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詞和短語的區別，通過虛詞的語法作用來分析句型句式等。②應該說，《語助》已不再是文字學、訓詁學的附庸，而是開創了獨立地對以虛詞為重要內容的漢語語法進行綜合研究的局面，構建了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漢語語法學的初步框架，并且對后世的《虛字說》（袁仁林）、《助字辨略》（劉淇）、《經傳釋詞》（王引之）乃至《馬氏文通》等語法著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語助》的問世應該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
二在漢語語法學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問題，是根據什么標準去評價漢語語法學現象。如果運用的標準不同，那么對同一語法學現象就會有不同的評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如果運用的標準是不科學的，那么在評價某一或某些語法學現象時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相反，如果運用的標準是科學的，那么就會正確評價各種語法學現象，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結論。
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應該說都是根據一定標準去評價史實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對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語法學這一具體問題，學者們之所以有不同意見，就是因為從不同標準出發觀察問題的結果。概括起來，學者們用來評價漢語語法學現象的標準大致有三個：一個是“因西文已有之規矩”的以西律中的標準；一個是用現代語法學觀點衡量古代語法學現象的以今律古的標準；一個是從漢語語法學史實出發，堅持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觀點的實事求是的標準。我們贊成第三個標準。
有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或者說《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他們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這是因為在他們的頭腦里早就裝著一個語法學范本，這個范本就是西方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的源于希臘和拉丁語法學的18世紀的傳統語法學體系。他們認為，在中國跟西方語法學范本最接近的語法著作是《馬氏文通》。于是，《馬氏文通》就成了中國有語法學的標志，在此之前中國當然就沒有語法學了。
不可否認，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語法是有共性的，語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現在都存在著詞有一定的類別和語句有一定的構造規則上。但是，這種共性又表現在具體語言的語法的個性之上。換句話說，各種具體語言的語法既有共同之處，又有這樣或那樣的差別。漢語和印歐語都存在著詞的類別問題和語句構造問題。但是，漢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虛詞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歐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實詞由于有形態變化，因而在語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是以虛詞和句讀為重點的，而印歐語的語法研究是以實詞的形態變化和主謂二分的句子構造為重點的。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沒有把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統一起來去看問題，而是以西方語法學的特殊性否定了漢語語法學的特殊性。這怎么能得出正確結論呢？
另外一些學者也斷言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是用以今律古的標準衡量中國古代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其實，漢語語法學跟西方語法學一樣，都經歷了由萌芽、初創再到成熟的過程，都不是短時間內形成的。在這些學者中，有的并沒有全盤否定《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但是卻認為統統是漢語語法學萌芽，只有《馬氏文通》才是漢語語法學的初創的標志。
我們認為這種看法也沒有正確反映漢語語法學的實際。不錯，馬建忠在評價自己的著作時曾說：“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雹荞R建忠所說的“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是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意思；“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與漢語語法進行比較的意思，并不是全盤照搬西方語法學。馬氏在序言里對我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是給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對《學記》中的“離經辨志”說，對劉勰《文心雕龍·章句》中關于字、句、章、篇的論述以及關于虛詞的分類說等，都推崇備至。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馬氏不可能對《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及漢語語法學發展史作出準確全面科學的評價。但是，這也足以說明《馬氏文通》不是純粹的舶來品，而是在漢語語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礎上，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當成熟的古漢語語法著作，已經不是什么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經相當成熟了的古漢語語法著作《馬氏文通》當作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是不妥當的。
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心目中的西方語法學本身，實際上是經歷了由萌芽、初創再到比較成熟的發展過程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大約始于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一般認為古希臘柏拉圖的對話錄《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語法學萌芽的代表作，它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語言起源和語言結構問題的。西方語法學的初創，當推被美國學者布龍菲爾德譽為“人類智慧的豐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經》。這部語法書大約形成于公元前4世紀，它是一部梵語語法書，用3996條經句概述了梵語的語音結構、詞語的構成及變化規則。值得注意的是，初創的西方語法學是包括語音學內容的，并不是純粹的語法學。同時，所謂語法學的內容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亞里斯塔克的學生特拉克斯對他的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統的整理，他自己也發現了一些語法范疇，明確了名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前置詞、副詞、連接詞等詞類的定義，因而被西方學者贊譽為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語法體系。其實，用我們今天的標準衡量，特拉克斯的語法體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沒有句法內容的。西方語法學的成熟，一般認為是以在18世紀形成的傳統語法學為標志的，它把語法學分為詞法和句法兩大部分，它的某些術語、概念、規則和理論一直在西方一些國家的語法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無論持以西律中還是持以今律古標準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都是用18世紀以來形成的相當成熟的西方語法學的范本來衡量《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
當然，各民族語言學中的語法學的萌芽、初創再到成熟，在時間上不會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至初創只經歷了大約一兩個世紀的時間，而從初創到成熟大約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紀，即戰國時代齊人公羊高口說流傳的《公羊傳》?？墒菨h語語法學從萌芽到初創的時間卻比西方語法學長得多，大約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語助》的問世，才標志著漢語語法學初創的開始。從初創到成熟大約又經歷了五百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走向成熟的標志就是1898年《馬氏文通》的問世。這里所說的語法學的初創，是語法學已經初具規模，已經獨立形成學科的意思。初創階段的語法學，應該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語言的語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質，但在一些方面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不完善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樣觀察和分析中外各種語言的語法學現象才比較客觀，才是對語法學史實的尊重。
以往，一些學者一提到《馬氏文通》就說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說它只能算是漢語語法學初創的標志。這樣評價《馬氏文通》實際上也是一種以今律古的表現。我們認為應該給《馬氏文通》以正確的評價，這涉及到正確把握漢語語法學發展脈絡的問題。我們很贊成王海先生的意見：“《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疇外，大多表現在個別問題上，如：個別詞類中小類的設立，個別句子成分的確定，個別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創新，則表現在整個體系上。《文通》體系既有宏觀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觀的深入開掘；既有普遍規律的闡述，又有專書特點的揭示，是一個相當完備、相當精深的古漢語語法體系?！雹菀虼?，我們認為把《馬氏文通》看作漢語語法學步入成熟階段的標志比較合適。這點可以從它問世以后的深遠影響得到證明。拿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語法論著跟它相比，無論是內容的廣度還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遜色。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還可以從它那里學到許多東西。
總起來看，研究漢語語法學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應該尊重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用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去分析評價語法學現象，從中理出作為漢語言學一個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從萌芽、初創再到成熟的發展脈絡，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三研究漢語語法學史的學者都很關注元代盧以緯的《語助》，但是對它的評價卻是有分歧的。一種意見認為，《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是漢語語法學萌芽階段的語法著作。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的重要內容，那么就應該承認作為研究虛詞的我國的第一部專著《語助》具有語法學的性質。再一種意見認為《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虛詞專著，而且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因為它體現了漢語語法學的基本特色。
很明顯，前兩種意見都承認《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這種研究已不同于過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從大量文獻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門別類進行綜合研究。這兩種意見的不同之處是承認不承認《語助》的語法學性質。所謂語法學性質，就是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有語法學性質，就是具有語法學的根本屬性。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是研究并說明客觀存在的語言結構規律，包括語法單位的確定，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的分類，語法結構框架的構建等。第三種意見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一步，敏銳地從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看到了《語助》是體現了漢語語法特點并初步構建了漢語語法學框架的價值。正如何容所說：“考察一種語言有多少種性質不同的表意單位，和它們怎樣配合變化以表示出很繁復的意思，而予以系統的說明，這是文法學的任務。”⑥《語助》抓住了漢語語法的作為語言結構中的重要環節虛詞這個內容，特別重視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從虛詞角度切入并進而觸及到句子內部或句際間的語義結構關系以及詞類等問題。⑦因此，《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具有語法學性質的專著，而且也應該說它是一部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第三種意見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是符合實際的。
前面已經說過，要正確評價語言學發展史上的種種問題，絕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現代的觀點和模式去套歷史事實。學術界一般認為兩漢時期的《爾雅》、《方言》、《說文解字》和《釋名》等分別是中國古代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的奠基之作。這樣的評價，無疑是正確的，是唯物地歷史地辯證地觀察問題的結果。如果我們用當代的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著作去比附的話，那么《爾雅》等著作是相當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會發生懷疑它們究竟是不是某學科的奠基作的錯覺。對待《語助》也是一樣，也不能用現代的觀點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們說《語助》是我國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還因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語法著作，而是有著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的。早在《語助》問世前，歷代學者就對虛詞和句讀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說虛詞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在漢代及其以前還是零星片斷的，是在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里所開展的順帶的研究。比如，漢代《爾雅》這部訓詁學著作的“釋詁、釋訓、釋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虛詞為研究對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實詞。《詩經》的毛亨傳、鄭玄箋，許慎的《說文解字》里就用過“詞”、“辭”、“語辭”或“語助”等術語指代虛詞。它們所研究的虛詞，大多相當于今天的助詞，有些則是副詞。虛詞的研究發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現了專論，開始從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中獨立出來，并逐步走上較為系統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就以在句中所處的位置為標準，把虛詞劃分為“發端”、“答刂句”和“送末”三個類別：“至于‘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啤！雹嗵拼谠獎t在《復杜溫夫書》中以在句中的作用為標準，把虛詞分為“疑詞”、“決詞”兩類：“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詞也；‘矣’、‘耳’、‘焉’、‘也’者，決詞也?！雹崴未奶撛~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發展到以所有的詞為研究對象，并明確采用“實字”（相當于名詞）、“虛字”（相當于名詞以外的詞）這樣的語法術語，把漢語詞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除了區分“實字”和“虛字”外，宋代學者還區分了“動字”（相當于動詞）和“靜字”（主要指名詞，也包括形容詞在內），“死字”（指實字，也指靜字）和“活字”（等于動字）等。
再說句（句子）讀（主要指短語和分句）等語法單位的研究。為了讀懂古代經書，早在漢代就產生了句讀之學的萌芽。漢代王充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雖然沒有給字、句、章、篇冠以語法單位的字樣，但是他卻實實在在地確立了這幾種單位，而且論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劉勰則進而論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軫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雹?劉勰從漢語的最小單位“字”談起，一步步闡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組合過程，并且特別強調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聯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達意的。總之，他是從語言形式和語義內容統一的角度論述語法單位的。再后來，學者們又把句法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句和讀上。對句讀給予明確解釋的是唐代天臺沙門湛然，他說：“凡經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雹?所謂語絕，也就是表達了一個完整意思；所謂語未絕，也就是還沒有表達一個完整意思。湛然的話，我們可理解為是在給句和讀下了明確的定義。到了元代，程端禮繼承并發揮了王充、劉勰和湛然等關于篇、章、句、字的理論觀點。他說：“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雹?盡管程端禮對漢語的四種結構單位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但是他畢竟明確勾勒出了四種結構單位法則從大到小的層層制約的關系。
《語助》正是在這種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下問世的。在它問世之前虛詞的研究實際上已支撐起了漢語詞法學的框架，句讀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撐起了漢語句法學的框架。《語助》則從系統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雛形。
我們說《語助》是從系統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漢語語法學雛形的。有兩層含義：一是它把以往漢語句法研究成果運用于虛詞的闡釋之中了，即把對虛詞的闡釋放在句法單位的句或讀當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漢語詞法特別是虛詞的研究成果繼承并更加系統起來了。比如，在解釋“也、矣、焉”時說“是句意結絕處”。①4在解釋“初、始、先是”時說“文字中著一‘初’字于句首自為一讀”。在解釋“而”時說“是句中轉折，帶此聲以成文見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轉說下意。句末有‘而’字，卻是詠歌之助聲，與‘兮’字相類”。又如，在解釋“者”時說“有‘者’前‘也’后，‘者’舉其說于前，‘也’釋其意于后以應之”，很明顯這是在聯系”……者……也”句式講述“者”、“也”的前后呼應關系。這雖然是在解釋虛詞，但是顯然是在運用以往關于句讀的研究成果。盧以緯對句和讀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虛詞放在句和讀的語境中去解釋的。《語助》對虛詞的論述不但是系統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語助》的作者把他所認定的文言“語助”（大體相當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兩個標準劃分了類別。按語義內容作者把“語助”分成66組，有的組只有一個詞，如“而”、“毋”、“惡”、“哉”等，有的組竟有9個詞語，如“何則、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礎上，作者又按語法功能對大多數“語助”標明了類別，有用術語“××之辭”標明的，有用術語“××聲”標明的。這是盧以緯的創造，至少盧以緯的分類意識是更加自覺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辭”（如“乎”、“已矣乎”），“自問之辭”（如“何則、何者”），“發語之辭”（如“粵”、“殆”），“嗟嘆之辭”（如“嗚呼、吁”；“噫、噫嘻”），“繼事之辭”（如“乃”），“禁止之辭”（如“毋”），“非然之辭”（如“豈”），“詠歌之助聲”（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聲”（如“止、忌、居、諸、且、思、斯”），“句絕之余聲”（如句末的“夫”、“歟”、“邪”），“語余聲（如“耳”）等。另外，作者對少數“語助”則是直接用語法功能的描寫來暗示其類別的，其中對某些連詞就是這樣處理的。如“雖然：承上文義，固是如此，又別發一段論文”；又如“然則、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還有用跟俗語相比較的方法暗示其類別的。如“未嘗：俗語‘未曾’之意”，暗示其屬于用來否定動作或性狀的副詞。盧以緯除了把“語助”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分為若干類別外，還對某些“語助”的用法進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為發語之端。有在句中者，與‘乎’相近。有在句末者，為句絕之余聲”。對虛詞用法辨析得如此細致入微，而且這種辨析跟句法的聯系又是如此緊密，都是大大超過歷代學者的。
《語助》不但對虛詞本身的研究達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對虛詞和實詞作了比較嚴格的區分。比如，在解釋“庸、顧、殆”時說，“‘庸’訓常，訓用，‘顧’訓回視，然非語助，而有似語助者?！薄按Ｒ?，也以‘殆’為發語辭者。”“聲隨語發，意不加重，且不訓本字義，此等字多有之，亦語助之類也。”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關于實字和虛字的研究成果解釋實詞和虛詞集于一身的三個詞條。不難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標準是科學的，所謂“訓××”的用法就是實詞，“不訓本字義”的用法就是虛詞，而且透露出許多虛詞是從實詞虛化而來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沒有使用現成的“實字”和“虛字”這樣的術語，而是用“語助”這個術語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用“非語助”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實詞。“語助”這個術語雖然在西晉杜預和唐宋時代孔穎達、陳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的虛詞，盧以緯還是第一個人。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是一種突破，反映了作者對實字和虛字的新的認識，為后人把動詞從虛字中分化出來奠定了基矗
《語助》的問世除了有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外，還有廣闊深厚的社會背景。元代是我國歷史上由蒙古貴族居統治地位的封建制國家，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由于蒙古貴族統治者缺少濃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識，“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觀上有利于各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出現了我國歷史上少有的多種語言文化交相輝映的局面。元代還是我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極盛時期，中外人士頻繁接觸與交流，因此在當時實行了蒙古語、漢語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語等語言并行并用的語言文字政策。柳詒徵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據至元詔書，則蒙古字未興之先，已以漢楷與畏吾兒字并用。蒙古字既頒之后，各國之字，仍副之而行，則蒙古未代宋之時，固亦通用漢文。”①5這就是說，在元代至元以后，實行的是多語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語為官方第一語言，漢語文和波斯語文等也是通用語文。
與此同時，元代統治者出于鞏固統治地位的需要，還在中央設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賢院等機構，在其中都各置譯史之職，把漢文的經史典籍翻譯成蒙古文，便成了這些機構的一項經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據《元史·百官志》記載，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職責是譯寫一切文字，頒降璽書，以蒙古新字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還在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創設了各路提舉學校官，大力興辦各級各類學校；同時在京師則設立蒙古國子學，選蒙、漢、色目百官子弟入學，用蒙古語、漢語、波斯語等語言作為教學語言。
這種特殊的社會情況，給語言研究，特別是漢語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形成了元代漢語研究的鮮明特點，即非常重視現實課題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韻學和語法學是成績卓著的兩個部門。元代的音韻研究一反以往沿襲《切韻》和《廣韻》的脫離實際語音的傳統方法，而是以當時活的漢語語音為研究對象，描寫并反映了當時漢語北方話的實際語音系統，編寫成具有改革意識的《中原音韻》。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國古代語言學史上的一部優秀著作。漢語、蒙古語和波斯語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和印歐語系，它們之間差別很大而密切接觸，這就給語法研究提出了許多現實課題。其中不僅學習漢文典籍要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即使是漢語與蒙古語、波斯語對譯，也必須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在這種情況下，語法研究必然要解脫文字學、訓詁學的束縛，走以語法本身為研究對象的獨立的發展道路。這樣，盧以緯《語助》的問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無獨有偶，《語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諸于世的，這也許不光是時間的巧合，而且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長孺在泰定元年給《語助》作序時所說的：“‘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昔人是言，為用字，不當律令發，惜概而弗詳。予友盧子允武以文誨人，患來學者抱猶彼苦，爰摭諸語助字釋而詳說之。見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謂，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對以往學者研究虛詞的狀況是不大滿意的，批評他們是“概而弗詳”；對以文誨人的盧允武則大加贊賞，對虛詞的研究做到了“釋而詳說之”，并且能使讀者眼界開闊，心領神會。胡長孺在序中還說到：造句為文不用虛詞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語直遂，巽與婉曲，闔癖變化，賓主抑揚，個中奧妙無窮”，這些都跟使用一兩個起關鍵作用的虛詞有關。胡序把虛詞在漢語語法中的重要作用講得非常透辟，對《語助》一書給予了高度評價。
《語助》的問世標志著漢語語法學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為這門學科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矗它對明清兩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特別是《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響。從元泰定元年問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許多次，其中目前能見到的有元代由胡長孺作序的《奚囊廣要叢書》本，明代萬歷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煥作序的《格致叢書》本（更名為《新刻助語辭》，并刪掉了胡長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釋助語辭補義》等。這部書還流傳到日本，“自寬永年間以《新刻助語辭》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為從幕府時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約250年間助字研究的核心，成為日本漢語語法這門學科的原動力。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像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墒沁@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6〕。根據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1.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數人的腦子里，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3.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4.當語言和正字法發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索緒爾認為，文字的這種威望是一種專橫和僭越。人們忘記了一個人學會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而且語言有一種不依賴于文字的口耳相傳的傳統，這種傳統十分穩固。例如立陶宛語是1540年才有書面形式的，然而這時的立陶宛語依然在語音、詞的結構、名詞變格和聲調方面都忠實保留古印歐語的特點。索緒爾斷言：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因此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如果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就好像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學者，討論了從圖畫到文字的變遷這個問題。布龍菲爾德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一個圖畫到了已經約定俗成時，我們不妨稱之為字。一個字是一個或一套固定的標記，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描繪出來，因而人們也按一定方式起著反應。這種習慣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實物的相似之處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語言畢竟是我們畫不出來的那些事物的一種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圖畫使用者到了某個時候便按照口語用詞來安排他的字符，用某個字符代表口語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這個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個可以描繪的事物，又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們的圖畫價值，只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單純的圖畫字同言語形式如果沒有聯系，用處就越來越不重要。語言的價值越來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語言學家看來，除去某些細微的枝節以外，文字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設計，就好像利用錄音機一樣，借以保存了過去言語的某些特點供我們觀察”。〔7〕。
二
然而，問題并非這樣簡單。
首先，文字和口語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參與著意義的建構，美國語言學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中認為任何言語都有六個組成因素，它們的相互關系如下圖所示：
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說話者所引起的信息構成的，它的終點是受話者，但交流的過程并不簡單。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接觸形式（口頭的或視覺的，電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載體——代碼的形式（言語、數字、書寫、音響構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義”的語境的形式（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里會有不同的意義或失去意義）。這樣看來，“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在交流中獲得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信息的傳遞形式——語境、代碼、接觸手段之中。它們和說話人、受話人、信息一道共同組成整個交流活動的要素結構。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動中也時刻處于不平衡之中，這一個或那一個要素會在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動在一種情境中傾向于語境，在另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代碼，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質取決于那個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這樣看來，文字作為一種代碼形式，決不僅僅是語言的記錄形式或外在設計。它是全部交流活動的“意義”的一種必要的構成。說出來的信息和寫出來的信息會在交流活動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賦予代碼形式本身（口語的或書寫的）以“生命”。當我們面對文字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面對一種無意義的語言包裝，而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自主的符號系統。
雅各布森在《語言和其他交流系統的關系》中指出，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的基礎。由此而使語言產生了兩種主要的變體——言語和文字。它們各自發展著自己特有的結構性質。它們的歷史也充滿著時而互相吸引，時而互相排斥，時而握手言歡，時而劍拔弩張的辯證現象。這一點并不難理解：言語作為一種聽覺符號系統，它的結構主要是以時間為建構力量的。文字作為一種視覺符號系統，它的結構主要是以空間為建構力量的。當我們把口語的詞或句子用文字書寫下來的時候，符號系統的轉換伴隨著功能的轉換——文字要對空間作出承諾。
雅克·德里達曾提出要建立一門書面語言學。他在《書面語言學》、《文字和差異》、《聲音和現象》等著作中提出：不應把寫作看成是言語的外在“服飾”或聲音的簡化“編成代碼”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決定于一種以語音為中心的意義模式。通過對書面語言的分析有助于發揮“意義”的潛能，因為書寫不是言語的影子，而是關于語言本質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來說，西方拼音文字和漢民族表意文字在書寫系統的性質和功能上又有差異。前者因其“拼音”而與概念保持著距離，后者因其“表意”而與概念直接聯系。即使是主張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現語言的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有一種強烈的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的傾向。對于漢人來說，表意字同樣是“觀念的符號”，“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所以索緒爾稱他的研究和結論“只限于表音體系”。帕默爾在《語言學概論》中也指出，漢字是一種程式化、簡化的圖畫系統。它不是通過口語詞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獨立于口語的各種變化之外。漢字的這一特質使它在中國社會、文化的統一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統一完全依靠一種共同交際手段的存在，這同任何行政區域的統一是一樣的，而這種共同交際手段就是全國普遍通用的漢字。中國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難被別的方言區人聽懂，可是各方言區的人都能看懂用漢字書寫的文告。所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一個學習古希臘文獻的學生需掌握多種方言才能欣賞荷馬、莎芙、希羅多德、狄摩西亞的作品，而一個學會約四千個漢字的學生就能讀懂中國四千年的文獻。德里達也指出，東方社會一直把語法學視為書面語言的科學。書面語言以視覺和讀得懂的方式傳達信息，它不是口語的替代品。研究書面語言的術語、條件和前提都與口語不同。
三
事實說明，正是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很大不同。在中國古代學者的眼里，漢字不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義、字能。從字音來說，“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魁《論文偶記》）。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礎。所以，“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劉大魁《論文偶記》）。從字義來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王充《論衡·正說》）。字義是句義乃至篇章義的基礎。從字能來說，“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文心雕龍》）。字能是句法的基礎?？傊?，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中，字是根本。它與句子的語音、語義、語法的關系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所以，中國古代的語言學以漢字的研究為核心，《說文解字》之學始終處于小學的主導地位。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也認為，西方的語言學和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中國古代的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像無所附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文字學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種語言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的字位學），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種語言在書寫時用來表示言語的視覺符號形狀的文字學），而是philology（語文學）。對于中西語言學傳統的這種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方語言學為標準來作價值判斷，就像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字、語音為標準來評價漢字和漢語一樣。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體現出完全不同的運思方向和價值取向。正如許國璋所說：“從語言的書寫形式出發，去研究語言，這是漢語語言學一開始就有的特點。”〔8〕又說“漢語的文字學即是研究古漢語演變的歷史語言學?！薄?〕還說：“中國的通行文字并不相當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當于詞素和詞。詞素和詞通過組合規則構成語言，成為信息的載體。中國古代經學家考察文字，實際上是把文字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來進行的。”〔10〕
當代西方哲學從人類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現代語言學在拼音文字基礎上建立的“語音中心論”（Phonocentrism），批判了現代語言學從西方傳統文化承繼下來的漠視和排斥書寫文字的強大傳統?！罢Z音中心論”認為說出的話或語音與思想之間具有直接的內在聯系，語音能夠透明地呈現思想和內心經驗，因而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實。而事實上對各種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語言的表達，不是為了表現語言而產生，它自身具有獨立的起源。它的起源與政治、經濟、宗教、藝術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語音中心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種族中心論、西方文化中心論。當然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一個詞只用一個符號表示，而這個符號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而與整個詞發生關系，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系。這種不必經過語音的媒介而直接與概念溝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漢字。索緒爾認為，像漢字這樣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種遠甚于表音文字的強烈傾向——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因為對漢族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文字不是口語的記錄者，而是第二語言。因此漢族人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音相同，談話人就會求助于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但索緒爾還是將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語音優先論之外，顯示出他的種族中心偏見。事實上，正如德里達所指出的：在漢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邏各斯中心論以外發展著的強大文明的證據。這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有力駁斥”〔11〕。許國璋對漢語書面形式的性質、功能、價值、意義的論述，對長期以來以其主流追隨西方“語音中心論”的中國現代語言學，是一種深刻的警省。
注釋
〔1〕〔2〕〔3〕〔4〕〔5〕〔8〕〔9〕〔10〕許國璋：《許國璋論語言》，75、72、1、75、75、74、75、13頁，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一、關于漢語、漢字的特點
在我國語言學界，源出于西方語言學的對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認識一直被視為科學定律。這種認識認為，語言是思維的符號，文字記錄語言，是“符號的符號”。因此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與思維無關，僅僅記錄語言，是第二性的。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漢字，就會認為漢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舉，不如用單純記錄語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適。用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語言學，就會認為“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因而“說文解字”之學不是語言學，“中國沒有語言學”。許國璋認為這是對漢字和漢字研究傳統的極大誤解。許國璋指出：“漢字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字’本身即是語詞的詞”（75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由于過去將有聲語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義都被視為對語言的記錄，亦即字本身只有形。這其實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論。它不符合漢字的事實。在漢字中，“一個字有形而無聲就不能叫做‘字’”（72頁）。許國璋認為，“語言首先是有聲語言”這種“常識性說法”，“適用于歷史的某一時期，不適用于信息時代”（1頁）。他在論述漢字的區別性特征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非常驚訝，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的語言研究者，在狂熱地鼓吹廢棄漢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時候，那樣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保?5頁）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象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墒沁@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1〕根據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一、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數人的腦子里，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四、當語言和正字法發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索緒爾認為，文字的這種威望是一種專橫和僭越。人們忘記了一個人學會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而且語言有一種不依賴于文字的口耳相傳的傳統，這種傳統十分穩固。例如立陶宛語是1540年才有書面形式的，然而這時的立陶宛語依然在語音、詞的結構、名詞變格和聲調方面都忠實保留古印歐語的特點。索緒爾斷言：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因此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如果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就好象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學者，從圖畫到文字的變遷討論這個問題。布龍菲爾德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一個圖畫到了已經約定俗成時，我們不妨稱之為字。一個字是一個或一套固定的標記，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描繪出來，因而人們也按一定方式起著反應。這種習慣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實物相似之處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語言畢竟是我們畫不出來的那些事物的一種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圖畫使用者到了某個時候便按照口語用詞來安排他的字符，用某個字符代表口語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這個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個可以描繪的事物，又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們的圖畫價值，只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單純的圖畫字，同言語形式沒有聯系的，用處就越來越不重要。語言的價值越來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語言學家看來，除去某些細微的枝節以外，文字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設計，就好象利用錄音機一樣，借以保存了過去言語的某些特點供我們觀察?！薄?〕
然而，問題并非這樣簡單。
首先，文字和口語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參與著意義的建構。雅柯布遜在他的《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中認為任何言語都有六個組成因素，它們的相互關系如下圖所示：
語境
信息
說話者………………受話者
接觸
代碼
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說話者所引起的信息構成的，它的終點是受話者，但交流的過程并不簡單。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接觸形式（口頭的或視覺的，電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載體——代碼的形式（言語、數字、書寫、音響構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義”的語境的形式（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下會有不同的意義或失去意義）。這樣看來，“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在交流中獲得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信息的傳遞形式——語境、代碼、接觸手段之中。它們和說話人、受話人、信息一道共同組成整個交流活動的要素結構。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動中也時刻處于不平衡之中，這一個或那一個要素會在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動在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語境，在另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代碼，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質取決于那個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這樣看來，文字作為一種代碼形式，決不僅僅是語言的記錄形式或外在設計，它是全部交流活動的“意義”的一種必要的構成。說出來的信息和寫出來的信息會在交流活動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賦予代碼形式本身（口語的或書寫的）以“生命”。當我們面對文字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面對一種無意義的語言包裝，而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自主的符號系統。
雅柯布遜在《語言和其他交流系統的關系》中指出，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的基礎。由此而使語言產生了兩種主要的變體——言語和文字。它們各自發展著自己特有的結構性質。它們的歷史也充滿著時而互相吸引，時而互相排斥，時而握手言歡，時而劍拔弩張的辯證現象。
雅克·德里達曾提出要建立一門書面語言學。他在《書面語言學》、《文字和差異》、《聲音和現象》等著作中提出：不應把寫作看成是言語的外在“服飾”或聲音的簡化的“編成代碼”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決定于一種以語音為中心的意義模式。通過對書面語言的分析有助于發揮“意義”的潛能，因為書寫不是言語的影子，而是關于語言本質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來說，西方拼音文字和漢民族表意文字在書寫系統的性質和功能上又有差異。前者因其“拼音”而與概念保持著距離。后因其“表意”而與概念直接聯系。即使是主張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現語言的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有一種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的強烈傾向。對于漢人來說，表意字同樣是“觀念的符號”，“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所以索緒爾稱他的研究和結論“只限于表音體系”。帕默爾在《語言學概論》中也指出，漢字是一種程式化、簡化的圖畫系統。它不是通過口語詞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獨立于口語的各種變化之外。漢字的這一特質使它在中國社會、文化的統一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統一完全依靠一種共同交際手段的存在，這同任何行政區域的統一是一樣的，而這種共同交際手段就是全國普遍通用的漢字。中國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難被別的方言區的人聽懂，可是各方言區的人都能看懂用漢字書寫的文告。所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一個學習古希臘文獻的學生需掌握多種方言才能欣賞荷馬、莎芙、希羅多德、狄摩西亞的作品，而一個學會約四千個漢字的學生就能讀懂中國四千年的文獻。
也許，正是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很大不同。在中國古代學者的眼里，漢字不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義、字能。從字音來說，“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保▌⒋螅愧佟墩撐呐加洝罚┳忠羰蔷渥右袈傻幕A。所以，“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同上）從字義來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保ㄍ醭洹墩摵狻ふf》）字義是句義乃至篇章義的基礎。從字能來說，“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保▌③摹段男牡颀垺ふ戮洹罚┳帜苁蔷浞ǖ幕A?？傊袊糯臅嬲Z言中，字是根本。它與句子的語音、語義、語法的關系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所以，中國古代的語言學以漢字的研究為核心，《說文解字》之學始終處于小學的主導地位。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也認為，西方的語言學和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中國古代的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象無所附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文字學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種語言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的字位學），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種語言在書寫時用來表示言語的視覺符號形狀的文字學），而是philology（語文學）。對于中西語言學傳統的這種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方語言學為標準來作價值判斷，就象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字、語言為標準來評價漢字和漢語一樣。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體現出完全不同的運思方向和價值取向。正如許國璋所說：“從語言的書寫形式出發，去研究語言，這是漢語語言學一開始就有的特點”（74頁）?！皾h語的文字學即是研究古漢語演變的歷史語言學”（75頁）?！爸袊耐ㄐ形淖植⒉幌喈斢谄匆粑淖值淖帜福喈斢谠~素和詞，詞素和詞通過組合規則構成語言，成為信息的載體。中國古代經學家考察文字，實際上是把文字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來進行的”（13頁）。
二、關于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
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是我國語言學界長期忽視的一個課題。由于片面將語言的符號功能單純化，把語言視為一種類似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我國的現代語言學未能將對漢語、漢字結構特征的認識與漢語、漢字的文化屬性、文化內涵、文化功能聯系起來，從而作出科學的理解。許國璋卻從語言哲學的角度深入論述了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這是難能可貴的。許國璋所說的“語言哲學”，不同于現時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后者是出于形式語言學或邏輯語言學的范疇。許國璋所論“語言哲學”，屬于“文化語言學”和“人類語言學”（90頁）。許國璋認為，漢語、漢字的符號建構，是漢民族認知世界的一種結構化運作。這一點在許慎的《說文解字·序》和劉勰的《文心雕龍》有關論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來。
例如許慎指出：“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痹S國璋認為，中國古代學者沒有對現代人所稱的“語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從語言的書面形式論證文字的起源，“因此，我們可以從他們對文字起源的論證中，找出某些語言起源的理論”（13頁）。許慎的論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為語言資源來看待。初民對世界的認知形成一個系列，“天象、地貌、鳥獸的足跡、作物的生態、人身、人身以外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號”。這種認知“由二項對立（binaryopposition）構成：天和地、鳥獸和農作、人和物。三組六類的名，反映人對世界的分類和認知”（13—14頁）。在這里，許國璋把漢語的文化建構與漢民族世界觀的建構緊密聯系起來，體現出深邃的語言本體論思想。他為漢民族的文化、語言、認知的建構描繪了這樣一個模式（68頁）：
─天象
觀、視│物││鳥類
人───│├───┤│獸類
取│象││地象│
（庖犧）───││││植物類
─人類
在這樣一個模式中，語言顯然成為人與世界連結的紐帶。語言之“象”正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劉勰指出，“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痹S國璋認為劉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問題。而他的答案是，我們至少可以從道的表現形式（realization）來對它觀察，這就是道的“文”。這個“文”不是客觀的天體地貌告訴人的，而是人對客觀世界認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許國璋把“劉勰的語言學理論”概括為一個從客觀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語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頁），指出這一模式在承認客觀世界形和體的同時，充分肯定了人的認知作用，肯定了語言的主體性。
許國璋關于漢語的文化建構的論述給我們很深的啟迪。
中國公元前200年誕生的一部解釋詞義的語言學專著《爾雅》，對所解釋的詞語作了這樣的分類排列，即：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從這樣一個排列體例來看，其順序依次是語言人類社會的親屬——宮室——器具——音樂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蟲——魚——鳥——獸——畜，要言之，即語言人自然生物，語言排在第一位。這顯示出語言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位置。在語言部分，《爾雅》或“舉古言，釋以今語”；或“約取常行之字，而以異義釋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細密地辨析詞義，反映出古人對語言意義的高度重視?！稜栄拧贩从车氖侵袊惹貎蓾h時期人的文化知識結構。在這個結構體系中，詞義的理解與闡釋占據了重要的地位。這種對語言意義的重視，其實不獨從《爾雅》始。在某種意義上，《爾雅》是對前代名物釋義的一種大匯編。早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語義的解釋就成為人們認識世界、體驗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將一對一的同義互訓匯通為一對多，多對一的語義闡釋方式。這種語義闡釋方式在《爾雅》中蔚為大觀。古人將自己對世界萬象聚散離合、有機統一的理解，透過語義的匯通與條理固定下來。詞義系統成為人的世界藍圖，語言觀成為人的世界觀的基礎，這就說明《爾雅》何以以語言為其發端了。
中國古人對語言的重視顯然出于他們對語言本體論意義的一種獨特的感受。從哲學意識萌動的時候起，中國人就始終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們不僅有人類學的含義，而且有宇宙論的含義。人與世界的本質關系及由之而來的認識關系，莊子在《齊物論》中非常精練地表達了：“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币舱且驗槿绱?，中國人并沒有截然區分人與世界的自然關系和人文關系，相反，他們倒是早就看出這兩種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開。人與世界的關系決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體現和維系人與世界的這種多方位關系的語言，因而也非純粹的符號系統和工具——
語言是人性的表現?？鬃诱f：“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保ā墩撜Z·堯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春秋谷梁傳》）
語言是天道的表現。古人認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維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賢之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保ā吨熳诱Z類·卷百三十九）
語言是事物本質的表現。許慎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保ā墩f文解字·序》）在古人看來，文字的產生，是由于從鳥獸的足跡領悟到不同的紋理可以互相區別，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對萬事萬物的“紋理”加以抽象和區別。所以，“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苯涍^象形——象征的抽象過程的文字圖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著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質。
語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倫的基礎。古人對語言在一個社會組織中的維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因而“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成為春秋時代的一種社會警醒意識。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為他為政的首要之事。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保ā墩撜Z·子路》）古人又把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的象征。在他們看來，歷史上既有“結繩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書契之政”。所謂“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保ā渡袝ば颉罚吨芤住は缔o》這樣評價語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薄皦笔恰兑住坟悦?，這里作事物的畫象。正由于語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條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種世界秩序，從而人人明理習儀，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統治者深諳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揚于王庭?！薄段褰浳淖謹ⅰ方忉屨f：“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边@就是說，統治者總是利用文字下判斷，在王庭上公開號召。許慎的解釋更明確：“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說文解字·序》）文字不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文句讀》），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對“能文者則祿加之”。
總之，天道人性，流于語言，化成萬物。古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為語言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據有如此重要的本體論地位，所以古人論文辭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的說法。
三、關于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在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問題上，許國璋提出了兩點有價值的看法。一是漢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漢字起源的抽象性。這兩點看起來互相矛盾，但其實質是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漢字起源和演變的文化特征。
漢字起源的此世性，說的是漢字產生形成的社會文化原因。過去我國學術界很少從理論的角度思考漢字之社會文化緣起。許國璋以《說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話為依據，指出漢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漢字起源論與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論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為字母的創始者，諾爾斯人奉Odin神為Rune字母的創始者，希伯萊人奉人類始祖亞當為語詞的創始者，漢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犧氏為創始人”。這“說明漢字起源學說的此世性，這一此世性是整個漢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頁）。為什么這樣說？許國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觀點。金岳霖根據人與世界關系的不同，稱印度文化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講來世超度；希臘文化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層面上觀察和分析世界），講設問求知；中國文化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講實用經驗（見75頁）。從許慎《說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漢字起源論是與社會發展論密切聯系的?！巴跆煜隆焙汀白鳌兑住钒素砸源箲椣蟆笔窍嗷ヂ撓档模卫硖煜滦枰獣娣栃问健Ｆ浜蟆凹吧褶r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又，萬品以察?！彪S著生產的發展，簡單的符號已不敷社會的需要。于是書契（文字）應運而生，它使各類事物的區別明顯了，也使各項公職的執行方便了，從而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許國璋顯然指出了中國古代語言、文字起源學說的一個重要特點，盡管庖犧氏制八卦，倉頡造字都帶有神話傳說的色彩，但它們的社會發展基礎是無可懷疑的。
與漢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聯系的還有漢字符號的人為性。許國璋認為，不能套用西方符號理論的能指所指結合任意性的原則來解釋漢語言文字。所謂任意性原則是指語言符號所反映的詞與物的關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許國璋認為，任意性原則對硬要建立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自然聯系的批判是正確的。但事實上詞與物的“自然結合”本身不可能在語言這一個介質中體現，它不存在，因此為它而作的假設也就無必要。然而反過來用這一假設（指“自然結合”論）證明“語言符號任意性”原則的正確，卻是荒謬的。因為從語言體系來說，語言是一種理性的行為，具有系統性（systematicity）、可分離性（discreteness）、可學會性（learnability）?！罢Z言學家發現語言的體系，是人對自身行為中的理智性的發現，也是對于理智性存在于語言行為中的肯定”（24頁），“詞之所以為詞，是因為它存在于各種關系中?！沁@種可以抽象的延伸賦予詞的‘所指’一種內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變，都是按早已被人們所認識到的法則進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網絡中，詞的所指變成一樁理性的事件”（31頁）。從語言的群體發生來說，原始時期的語言符號是有任意性的，因為當時部落未成、語言未備，名不可能是有關聯有從屬的名，不妨假定為獨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會時期的語言符號是約定俗成的。所謂“約”，指社會制約，社會共議（consensus），決非任意創造，因為其時語言社團形成，語言使用者擔負了命名和用名的雙重任務，開始有了當時條件下的社會制約。文明社會時期的語言符號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間任意創造的詞，也有語言文字學家賦予有理可據的形態（此段參見32頁）。從語言的個體發生來說，小孩學母語或成人學外語，都有一個對任意性從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過程。小孩學語時常有的“超類推”（overgeneralization）現象，即對“任意性”的一種抵制（見31頁）?？梢姟叭我庑浴敝皇切睦磉m應過程中的一種暫時現象，不適應就覺得不可捉摸，適應了就覺得理應如此。在這個意義上，任意性是可以轉變的，不是客觀存在的一種語言特征”（同上）。因此，語言符號能指與所指的聯系是一種“人為的聯系”、“理性的聯系”，是受語言和社會雙重制約的聯系。許國璋特別指出：“中國古代的語言哲學，正象中國的主流哲學一樣，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之學，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間的理性聯系?！保?7頁）
如果說漢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漢字的符號建構應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漢民族的實用——經驗理性。然而許國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漢字起源時即具有、以后又不斷發展的符號概括性。他以許慎《說文解字·序》“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話為依據，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類畫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體的物來畫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類，不是哪一只具體的牛）。這時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夠。其后從有限的物象產生無限的字，意味著字已經變成脫離物象的符號，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號性增強了。許國璋強調指出（72—73頁），漢字從象形變為象征，從圖形變為筆劃，從復雜變為簡單，它的“文”已經大大不同于原來的圖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質的東西，而它的“形聲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許國璋并不因此否認漢字構形的理據。他把“分理別異”和“形聲相益”看作漢字的兩個特點，始終認為“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75頁）?！拔淖值漠a生，貴乎有區別性特征”（70頁）。并因此而批評那些片面強調漢字的符號化、符號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塊漢字應廢棄，代之以徹底符號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觀點，是“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75頁）。許國璋在這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即如何看待漢字的符號化過程，如何理解漢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認識漢字在其結構形成和演進的歷史上所具有的獨特的文化功能？
許慎認為，在倉頡造字之前，古人已經“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開始了象征符號的創造。漢字由圖畫文字發展而來（例略），漢字的發展史又是圖畫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漸褪化的歷史。這種褪化不是要將漢字發展為一堆純粹假定性的符號，而是要使漢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適應語言與思維的發展。在漢字表意功能的不斷完善中，漢字的結構形態無論在歷時層面還是共時層面都經歷了很大變化。
從歷時層面來說，漢字的文化形態經歷了一個不斷符號化的遞嬗過程。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漢字由圖畫文字向象形文字的過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與圖畫文字相比，甲骨文字畢竟在符號化方面邁進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經線條化、輪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種強勁有力的趨勢用形與聲的互注發展漢字的表意功能，使漢字能適應日常交際中新概念新語匯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體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體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號上加聲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結構上與甲骨文沒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戰國時代，由于社會的變革，封建割據沖破了漢字的統一規范。各種地方勢力和地方文化對漢字作了種種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簡化，但漢字發展的歷程并沒有中斷。作為漢字發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現了直線化、筆畫化的趨勢。尤其是在秦統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簡化，形體固定，異體字減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進一步發展，終于導致漢字形態的巨變，產生了隸書。
隸書前的古漢字都以曲線構形以象實物之形。這種寫實性的曲線雖經小篆改為圓潤的線條，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隸變將圓潤的線條改為方折的筆畫，使漢字的書寫徹底擺脫了“描繪”而成為符號的書寫。隸書大大簡化了漢字的形符。許多以不同實物為摹寫對象的形符被簡化成單一的符號。如隸書中“鳥”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鳥爪的象形符號；隸書中“燕”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號；統一改為四點后，這些字的象形作用顯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簡化和統一，許多字難以看出本義。在符號化的進程中，漢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價。
但隸變并沒有改變漢字象形表意的性質，只不過使漢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為簡化了。隸變后的漢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據。例如“車”字在甲骨文中畫有車廂、車輪、車衡、車轅、車軛、馬、轡、車轄。隸書中的“車”，仍可以看出一個車廂和兩個象征性的車輪?！敖恰弊衷诩坠俏闹邢笈＝切?。隸書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漢字中，同一個象形符號無論作單字還是作偏旁都是一樣的形狀，而在隸書中，“手”形作偏旁則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則左有“祖”，下有“祭”等等。從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隸變后的漢字結構雖然褪去了古漢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筆畫態勢中依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據，而同時，隸變后的漢字又大大便于書寫了。顯然，這是漢字表意功能在發展中的自我完善。
漢字數千年的發展過程，是其與生俱來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斷完善的過程。世界上許多文字都曾經歷過圖畫文字的階段，然而后來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記音的發展道路，成為語言符號的符號。而漢字卻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態發展，保存了下來。為了適應漢語表達的需要，漢字在表示詞音上發展過多種手段，但它的邏輯框架依然是以表意為核心，形成其獨具一格的文化樣式。許國璋對漢字的符號概括性的分析和評價，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漢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釋：
*《許國璋論語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頁。以下引許書只注明頁數。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
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
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
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
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
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
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
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
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
能，這是為什么？
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
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
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
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
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
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
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
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
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
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
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
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
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
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
“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
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
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
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
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
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
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
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
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
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
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
系?！捌缌x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
”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
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
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
方面進行驗證。
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
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
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
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
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
一斑”的作用。
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
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
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
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
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
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
4．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
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
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
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
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
，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
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
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
（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
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這首詩背下來了。
4．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
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
（7）敵人打退了。
（8）我們打退了。
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
的主語理解成受事。
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
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
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
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
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
“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
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
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
）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5．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
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
如：
（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
不改變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
（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
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
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
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
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結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
“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
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
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
（9）這輛車我買貴了。—一這輛車我買了。
（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
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
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
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
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誰的孩子媽都愛。
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
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
（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
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
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
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
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
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
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
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斑M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
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
。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
（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
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
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
（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
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
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
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
（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
（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
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
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
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
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晒┍容^的短
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
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
．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⑦此三例轉引自徐樞《從語文、語法和語用角度談“名（受）＋名（施）＋動”句式》，載《語法研究和
探索》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
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
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
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
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
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
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
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
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
能，這是為什么？
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
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
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
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
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
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
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
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
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
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
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
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
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
“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
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
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
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
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
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
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
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
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
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
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
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
”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
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
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
方面進行驗證。
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
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
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
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
一斑”的作用。
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
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
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
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
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
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
4．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
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
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
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
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
，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
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
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
（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
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這首詩背下來了。
4．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
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
（7）敵人打退了。
（8）我們打退了。
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
的主語理解成受事。
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
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
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
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
“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
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
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
）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5．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
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
如：
（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
不改變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
（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
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
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
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
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焙笳叩慕Y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
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
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
（9）這輛車我買貴了?！贿@輛車我買了。
（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
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
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
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
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誰的孩子媽都愛。
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
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
（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
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
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
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
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
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
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
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斑M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
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
。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
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
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
（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
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
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
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
（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
（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
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
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
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
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晒┍容^的短
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蛾P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
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
．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⑦此三例轉引自徐樞《從語文、語法和語用角度談“名（受）＋名（施）＋動”句式》，載《語法研究和
探索》
口譯，作為入世后的嚴重短缺崗位，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報考口譯證書的熱潮一時風起云涌。然而，要想成為該行業的佼佼者甚至成為眾人矚目的“金領一族”絕非易事?？谧g受訓者不僅需要具備扎實的語言功底，過硬的心理素質，機敏的應變能力，豐富的百科知識，還需要通過長期艱苦訓練，掌握一定的口譯技巧。口譯受訓者在上口譯課或課余做口譯練習時，會碰到相當數量的長句，聽完后覺得腦子里不是一片空白，就是只剩下只言片語，沒有一個連續完整的印象，更不用說順暢地說出口了。我國的翻譯教學也一直流行以句子為意義單位的句段翻譯，整理提供但這種對原語進行“切斷式”處理實際上并不利于原文的理解。本文將對這些問題談一些看法。在分析長句特征之前，有必要先對長句這一概念作一解釋。漢語中的長句一般是有著嚴密的結構，規范的語法，優美的措辭。但在口語中，長句有時（如有稿講話，念稿發言）會呈現出上述特點，但更多地是由結構、語法趨于簡化，不太注重文采的分句構成，所以與前者有很大的區別?？谧g是一種通過口頭表達形式，將所聽到（讀到）的信息準確而又快速地由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進而達到傳遞與交流信息之目的的交際行為
1、其語言載體為口語，表現為輸入信息時的原語和輸出信息時的譯語；其基本過程是輸入、解譯、輸出，表現為一個連貫單向的流程。輸入階段是對來源語語流的聽辨以及對其的初步理解，一旦在此處少聽、未聽或誤聽，就會使譯員在后面陷入極其被動的境地。因此信息輸入要求非凡的聽力、反應力和抗干擾力。
現在要討論的就是漢語長句即時譯成英語的問題。本文認為，對漢語口語中長句特征或者說規律的總結，對于譯者之后的解碼、記錄、編碼等過程是大有裨益的。以下幾點主要是通過與漢語書面語作比較得出的。第一，從長句本身構成來看，整體上是趨于簡化的。由于口語的暫時性，上的相對迅速性，使得話語語句不可能如書面語般的緊湊、周詳、細致。首先從語法來看，句中某些在口語里完全不影響交流的語言結構、用法，在書面語中卻顯得不那么合理?！敖衲陣窠洕l展的預期目標定為7%，是經過我們周密考慮，考慮了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包括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等等因素來考慮指定的。”劃線部分出現結構混亂，前后重復現象。在實踐中會發現，漢語長句一般是由內部結構清晰明了的分句組成，外加一些簡單的狀語性質的修飾成分。這些集群中分句或短句都是主謂賓型的，甚至只是其中一二個成分?！澳憧次覀冞@四年，物價一點也不漲，掉得也不是很多，在1%的上下浮動，恰到好處，足見中國的功夫是不錯的?！边@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再來看口語修辭，與書面語的文辭不同，口語修的是語辭，其中“被動修辭”--利用語流停頓、語氣頓挫等方法對口語言語作出的修飾或調整，占有重要地位
2、其目的是確保前后句子內容的明確通順，這也符合陳望凡先生提出的“消極修辭”（即被動修辭）中的“四端”要求。但在句中也經常使用一些諸如插說、跳脫等修辭方式，這也是受口語結構松散的影響。同樣要指出的是，在正式場合（如會議，會晤）的口譯，其原語和譯語都很正規，表現為規范的詞匯、句法和大量的積極修辭，但口譯語言載體是口語，受其瞬時性、即席性影響，大多口譯追求的是全面，準確，通暢；更何況會議口語的發言，與筆頭文章相比，邏輯遠不及后者嚴密，修辭也不夠豐富。第二，從長句前后關系看，屬于意合法聯句。也就是說，分短句是劃歸前一句還是屬后一句的標準是視其意義是否完整一體。原因有二：其一，口語中沒有標點符號，口譯人員只能完全以意義的完整性為準來劃分句子，這是出于必要性的考慮；其二，只有在相關成分（常見的是狀語+分句結構）構成了同一連貫的意思處斷句，譯員才有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差內通過智力機制活動重組出符合目的語的表達形式?！拔蚁?，這兩家公司合并是不是能夠成功，或者說會不會修成正果，會有自己一個非常美麗可愛的孩子，那就是被市場的認可，我想還是需要時間來檢驗//因為那個合并宣布才剛剛開始，但是我相信，卡莉女士要打造一個新的HP，合并在中間只是占了一個很小的部分?！?/p>
這里在斜線處斷句是比較理想的。當然，除了意合法外，還有其它參照值，如語流的停頓，語調，聲調，語氣，手勢以及表情等語言外信息，可作為判斷的輔助手段第三，從長句的表達內容看，存在信息冗余現象。這容易使人覺得這一特征與長句的第一個特征--結構簡化--有沖突之處，這主要是受口語信息的模糊與松散性所影響。因為一般口語表達都沒有絕對要求辭藻華麗或是信息準確，所以才表現為此處簡化與冗余并存的趨勢。冗余度高的信息可以是一些無關緊要的羅嗦言語，它們往往與句法等結構性的虛詞有關，但也可以是話語者需要以反復等措施予以強化的言語，這與關鍵、主干性質的實詞有關。
這意味著，冗余的言語是話語者即席進行言語計劃時為爭取時間而產生的意義不大的言語，如例4中前大半部分講的就是一個意思，即公司合并能否成功，因此通過譯語對原語的加工，試譯為：Timewillgiveusanansweraboutwhetherthemarriagebetweenthetwocompanieswilldevelopintoasuccess,thatistherecognitionbythemarket.最后，從出現的場合來看，長句在一些正式場合出現頻率很高，如涉及政經的會議、講演以及一些需要“套話”的場合。除了上述特征分析外，對為何長句會讓人頭疼這一問題的了解也有利于口譯工作的順利進行，本文試從以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英漢思維方式的差異。這是原語譯語的比較問題，涉及到兩個層次。第一，英語重個體思維而漢語重整體思維。英語強調形式結構程式，表現在語言上是追求結構上的嚴謹性；漢語強調整體平衡，整體程式，在語言上要求全面、周到，突出整體性綜合框架，而不惜重復。第二，英語重邏輯思維，反映在語言上重形合和形式規范，語法呈顯性；漢語重直覺思維反映在語言上則是意合，更具模糊性，語法呈隱性
3、較之書面語，這點在口譯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如下例，“我們只是考慮一個問題，就是說在世界的500強中的公司來選擇符合廣東的產業結構調整，能夠結合得最緊密的這些公司他們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頭面人物作為我們的顧問?！碑敃r譯文為：(Thereisnootherstandards)butonlyone-thecompaniesshouldbeintheFortuneTop500andtheirindustriesshouldcome,shouldbecomeincompliancewiththefuturedevelopmentofGDProvince.Weinvitetheleadership,themanagementofthosecompaniestositonouradvisorycouncil.很明顯，譯者此處的拆譯以及措辭運用都體現了雙語的差異。其次，原語文本的因素。一般來說。較長的復合語句信息濃度高，包括原語的顯性信息以及一些隱性信息。而譯者主要受自身生理、雙語掌握程度等因素的影響，要全面轉譯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在理解、記憶基礎上抓句子的信息要點并結合相關背景信息，而且要保證無遺漏、無纂改以及使譯語句子易于為受眾接受。這等于從另一方面對其能力，主要是信息保持能力和長句辨析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將加重他們的智力負擔。此外，如前所述，由于存在語義重復或無關語句（口頭禪，語氣詞等），進一步使得智力的合理分配成為影響口譯交際效果的重要問題。再次，譯者本身的因素，包括其雙語水平、記憶力、筆記技術等等。
當然，雙語水平高低是口譯成敗的關鍵因素，其重要性最為人熟悉，所以這里重點講記憶問題。復合句中的復雜程度與語流的阻塞有關，而分句的連接處最容易出現阻塞。也就是說，語句越長、越復雜，人腦對它們的感知能力就越呈現下降的趨勢，這可能與“短時記憶”的儲存量有一定的關系。根據心理語言學原理，人的短時記憶聽覺加工系統有一個閥值，也就是說有個限度，在不借助視覺等其他媒介是通常很難對比較長的復合語句進行純粹聽覺上的加工；何況有時因句中措辭不熟悉而產生不適應，會要求付出更多的生理能量
4、這也是越長的句子越讓人頭痛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借助記憶+筆記+語速控制的綜合技術。前面的分析都是為口譯實踐服務的，因此，下面就具體操作層面，通過實例作一下簡要介紹。漢英都有長句，但句子結構差異很大，在口譯時要注意以下技巧。第一種，斷句，即把一句譯作多句。漢語長句切分成幾句來譯，才能意思明了，結果利落，合乎英語習慣。原文：“五百年前，就是明朝年間，廣東的商品經濟已具有相當規模，形成了四大市場，即香市、藥市、花市、珠市，其中以東莞的香市最為興盛?！弊g文：Morethan500yearsago,duringtheMingDynasty,Guangdongwasboostingcommodity-orientedeconomyinalargescale.Therewere4majorbazaars,thatis,ofaromaticspices,Chinesetraditionalmedicine,flowerandpearl,amongwhichtheoneofaromaticspicesinDongguanwasthemostthriving.一般而言，可切分處不僅落在并列或承接關系的分句間，還存在于轉折關系，總分（分總）關系的句群中。第二種，區分主從，即在邏輯分析基礎上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確定主句和從句，按照英文習慣加以調整。產出的譯文有兩種常見形式：狀語性質的從句和定語從句，前者又有多種表現形式，如表原因、條件性質，方法、手段性質，方式、狀態性質的分句群均可轉化成相應的狀語從句。原文：“新科技產業園占地72平方公里，地處中國最發達的南部沿海經濟帶和亞洲最著名的穗、莞、深、港經濟走廊中段?！弊g文：Coveringanareaof72squaremeters,theLakeissituatedinthesoutherncoastaleconomicbeltwhichisoneofthemostdevelopedregionsinChina,and,inthecentralpartoftheeconomiccorridorcomposedofGuangzhou,Dongguan,ShenzhenandHongKong,whichisthemostfamousinAsia.第三種，省略，即刪掉重復或不影響實質性內容的部分，主要包括顯性重復部分和推理性的隱性部分。當然，有時候譯員為爭取更多喘息、思考時間，更便于聽眾理解，會反其道而行之。原文：“想要請教的是，在中央政府對香港經濟的困難和困境的時候，會采取什么樣具體的措施來加以支持。”譯文：SomyfirstquestioniswhatspecificmeasureswouldthecentralgovernmentadoptifHongKongeconomyweretofacedifficulties.簡言之，本文試從漢語長句自身特征這一角度來探討口譯中長句難譯的問題，并就這個問題給闡明了了幾大相關影響因素，最后概述了三種應對技巧。希望本文能通過理論結合實踐的方式對廣大口譯愛好者有所幫助，同時也希望口譯實踐來促動口譯理論的發展，為國內翻譯學界的這一相對滯后領域貢獻各自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