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24 22: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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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英國在工業化的進程中，發生了較為嚴重的城市河流污染，主要因為工業化時期的城市化水平和社會認識尚不能承載工業化帶來的全面影響，加之國家治污力度多受掣肘及科技水平的制約，河流污染的狀況在19世紀沒能得到顯著改善，引發生態環境惡化及流行病侵害等不良后果。后發國家應以英國工業化的得失為鏡，實現工業化的科學發展。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以蒸汽動力為標志的工業革命，為不列顛最早叩開了現代化的大門。然而，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與經濟:榮和城市發展相伴的還有遭受污染的生態環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為嚴重。英國，在摘取了一個工業化先行者JPG該摘取的最優惠成果的同時，也嘗到了工業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對尚未實現工業化及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國家規避和整治“邁達斯的災禍”有所裨益2=16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故本文不揣淺陋，愿就工業化時期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點等問題予以探討，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狀況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類早期活動產生的廢棄物大都被排人大氣或棄置于水中，古時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規章控制污染的嘗試。在古希臘，只有獲得特殊允許才能設立制革廠;古羅馬也有規章規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設立在沒有居民點的臺伯河對岸。但是，早期的污染僅限于十分狹窄的范圍。
上百年來，英國的毛紡業等傳統工業無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質，但是，嚴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紀工業化時期才真正發生。工業革命以來，隨著工業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劇增，不斷排放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國的許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紀，城市河流污染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
恩格斯對當時河流污染的描述頗為詳盡。例如，流經利茲的艾爾河，“這條河像一切流經工業城市的河流一樣，流人城市的時候是清澈見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時候卻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樣的臟東西弄得污濁不堪了”;流經曼徹斯特的兩條小河—艾爾克河與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狀況亦十分嚴重，“停滯的艾爾克河，這是一條狹窄的、黝黑的、發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滯的，而且發出臭味。
此外，流經西賴丁約克的卡爾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終是魚類喜愛的棲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員會已不得不沮喪地承認:“流經西賴丁約克的，與其說是河水，不如說是墨汁。艾爾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們捕魚的樂園，也被工業化的浪潮熏染得通體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將它點燃”，儼然是一條隨時噴發的黑龍。
泰晤士河曾是一條美麗的河流，英國人習慣地稱之為“老父親泰晤士”。19世紀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蕩漾，魚蝦成群，是舉世聞名的魷魚產地，詩人蒲柏在1728年將其描繪為“銀色的洪流”。工業革命以來，隨著沿途城市居民的劇增以及大量工廠的建立，各種污染物源源不斷地進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質急劇惡化，泰晤士河成為一條污濁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學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報》:“整條河變成了一種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體……氣味很臭……整條河實際上就是一道陰溝。可見，英國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紀中期已經相當嚴重。
二、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為何諸多河流在一個世紀里都變了色、變了味，這么嚴重的污染是怎樣產生的呢?無疑，工業廢水和公共廢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來源，其中，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工廠布局和工業類型又是產生大量工業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業化初期，主要的機械動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機，工廠不得不設在大流量的急流旁邊”。因此，英國的第一批近代工廠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國工業的發源地和中心—曼徹斯特，“幾乎所有的廠房都是沿著貫穿全城的三條河流和各種運河建立起來的。這既解決了動力問題，又方便了廢水處理，河流也成了廢水排放的理想場所。蒸汽機發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機械、依河而建的工廠逐漸轉移到城市中，但工廠對那些流經城市的河流的依賴并沒有減輕。因為蒸汽機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數工業生產部門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較潔凈的水。水作為冷卻劑是蒸汽機不可或缺的，一些工業部門如毛紡業、印染業、造紙業的生產過程也離不開水，還有釀酒、洗煤，沒有水更寸步難行。同時，水路為工業主提供了廉價的運輸途徑。因此，一條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廠，例如艾爾克河，“橋以上是制革廠;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廠和瓦斯廠，這些工廠的臟水和廢棄物統統匯集在艾爾克河里”。這些廢水中往往含有鉛、堿、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質大大降低，造成嚴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來源是公共廢水。公共廢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滌劑。公共廢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國工業化時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長過速，加上市政建設滯后，遂使水污染加劇。
一方面，與工業化相伴的是，英國城市化發展迅速，城鎮人口增長急劇。勢如潮涌的人口，被壓縮到很小的擁擠不堪的中心點上。從增長數量上看，大約在1800年，英國只有一個大城市—倫敦，人口約100萬，遠遠超過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徹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爾等(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萬之間)。1850年倫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個城市在10萬人以上，18個城市在5萬到10萬之間。1910年英國有46個城市超過10萬，倫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萬。從增長率看，蘭開夏在1700年至1801年間人口差不多增加兩倍，曼徹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間也增加了兩倍。到1851年，英國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過農村。城市的擴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資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衛生日益惡化，垃圾成堆、污水橫流構成了那時英國許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國城市化雖快，但城市化水平較低，市政建設滯后。“所有的市鎮，不論是新的還是老的，都面臨著公共衛生的嚴峻問題,工業化早期，英國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掃垃圾的制度，垃圾糞便隨意堆放，人們甚至因廁所太少不得不隨地大小便。特別是貧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們稱為“霍亂國王的巢穴”。在利茲，最不衛生的地區是工人住的狹窄的房屋區，這類建筑物里不具備任何一種排水設施，廁所少且前后無遮無蓋。到1831年，即使是已擁有14萬以上居民的曼徹斯特市區仍沒有鋪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條例。非但如此在曼徹斯特新城(又叫愛爾蘭城，theIrishtown),“街道沒有鋪砌，也沒有污水溝，可是這里卻有無數的豬群”。大量垃圾、糞便、洗滌用水還有從街道屠宰場排出的水染上深紅色的獸血，經過公用陰溝和露天排水溝通往小河、水塢，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綜上所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副產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業化時期英國的社會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劇的促因。
首先，英國人將“自由放任”思想奉為圭泉，對工業革命造成的工業中心人口膨脹、城市污染和公共衛生等問題盡量不干預;其次，社會以追逐財富為價值取向，對“污染”則漠不關心。英國貴族通過經營追求財富早已成為慣例，社會中下層又有著一股“向上看”的風氣，于是上行下效，社會形成了以謀求利潤為榮的風氣。
難怪連外國觀光者都不禁要驚呼:“英國的城市純粹是工作和掙錢的地方，而絕非休息和享受的樂園，那種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還沒有出現。
三、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點
隨著河流污染狀況的不斷加劇，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危害，人們開始意識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對污染予以遏制，但長期似來，社會的反應并不積極。直到19世紀中期，隨著流行病的多發，城市才開始實行系統的衛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應和道路清潔等。同時，社會對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視，各項治理措施逐漸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將結合英國在這一時期的防治措施，對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點進行探討。
(一)各群體和多渠道的廣泛參與。生態學家和衛生學家最先向社會發出正視污染的呼聲，他們是治污的先行者。部分生產者組成志愿協會，呼吁減少廢物排放、倡議革新生產技術，為政府的積極治理建言獻策。議會和政府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領導水污染的治理。這樣，河流污染的防治得到了議會、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等各群體的參與和支持。
(二)議會立法和政府作為是治理污染的主導力量。一方面，從議會來說。1848年霍亂發生后，議會通過了第一部“公共衛生法”，并成立衛生部，雖不是專為治理水污染而設，但它規定在傳染流行區域設立地方性衛生委員會，負責處理當地污水問題。由于習慣法提供的防御河流污染的措施起不到明顯效果，1855年，議會頒布了《有害物質去除法》，試圖對那些以工業廢水污染河道的制造商處以罰款1865年和1868年，議會又先后兩次委任皇家委員會，負責調查河流污染的狀況并尋求行之有效的治理途徑叫即。在第一屆委員會提交初次報告后十年，議會通過了《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這是英國歷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國家立法，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水環境防治法規。法案不僅對禁止排放的各類污水和違法行為進行了詳細規定(包括工業廢液、顆狀和懸浮狀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還任命專家擔任審查官，向工作部門提供實施建議，并通過監督技術改進以控制河流污染。這是一部具有“框架性”意義的法案，它關于防治河流污染的基本原則一直沿用至1951年。
另一方面，從政府作為來看，主要是加強市政的排污系統建設。例如，1858年倫敦市政當局修建的“倫敦下水干道”，以及1863年秋動工的泰晤士河河堤，就是政府治污的工程舉措，通過建立下水道網絡將工業污水和生活垃圾轉移到下游地區，為減少倫敦水生疾病的發病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應該說，在19世紀，尤其是下半葉，英國議會和政府在治理河流污染方面確實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效果。
(三)專家治理充當重要角色，發揮積極作用。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國勞動人口衛生狀況的調查報告》發表，揭示出糟糕的公共衛生狀況，尤其是“飄著惡臭的廁所、污水溝和被污染的飲用水”是引發霍亂的根源。麻醉醫師約翰·斯諾也提出同樣的觀點，1849年，他發表《論霍亂的傳染方式》一文，指出被病菌污染的水源是霍亂傳播的主要渠道”。他的這些結論有力地說明了治理水污染的必要性，也堅定了全社會的治水決心。1848年，約翰·西蒙醫生被任命為倫敦城區的保健醫官，“這一職務不僅在爭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貧民窟的清潔規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確保有關建筑和人口過分擁擠的規章的執行具有重要意義”。
議會在第一部河流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前委任了兩屆皇家委員會，委員會全都由相關領域的專家組成。如第二屆皇家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皇家工程院德尼森爵士、化學家弗蘭克蘭德和農學專家默頓等人。他們通過調查取證，親自實驗，向議會遞交調查報告，同時，專家們還對肆意向河流排放廢水的行業進行嚴厲譴責，同時建議政府設立限制廢水排放的詳細標準，為國家制定水污染防治法案提供了理論依據。
礙于諸多阻撓因素，《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19世紀末，英國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糟糕狀況沒有顯著改善。1898年，英國又一次委任多名專家組成皇家委員會，調查污染來源和督查河流防治的進度。與德尼森爵士等前輩不同的是，此次委員會的專家們更加務實。他們注意綜合考慮多方利益，設法調動工廠主的治污積極性，待之以寬，不求速變，先制定適度可行的治污標準，再隨污染狀況的改善而逐年將標準提高。在這種務實精神的倡導和促進下，產生了一系列減輕水污染的新方法。首先，也是最簡捷的方法—一些濱海城市(如利物浦、霍恩、布里斯托爾等)將部分污水注入大海，通過污水轉移以緩解河流的吸納壓力。其次，建立“污水農場”，將污水引到離城鎮不遠的農場用以灌溉作物，既廉價、無害，又不影響豐產，到19世紀末，像倫敦、曼徹斯特和諾丁漢等地附近已有不少這類農場。此外，多種凈化劑得以應用，如動物骨灰、焦炭和頁巖等，都能起到過濾和凈化污水的效果。可以說，這些成效凝聚著諸多專家的汗水和智慧。
治污成效雖不顯著，但仍在困境中漸進19世紀特別是下半葉，英國人治理河流污染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惜收效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在河流污染的防治過程中尚存在諸多阻力。
其一，政府治污不堅決。一方面，英國在19世紀面臨國內政治經濟和對外關系等諸多緊迫問題，相形之下，河流的防治事宜尚不夠急切;另一方面，對工業與貿易利益的關切使行政當局不愿對工礦企業的污染行徑和搪塞應付過于苛責，這勢必影響政策法規的貫徹力度。其二，工廠主和礦主不誠心。革新生產技術、減少污水排放意味著投入的必然增加，顯而易見，這種增加成本和損耗利潤的要求是無法讓各行業的污染大戶欣然接受的。其三，民眾不覺悟。“一條受污染的河流對健康的實際影響，在19世紀70年代還不為公眾所認識。168公眾對皇家委員會提出的防治措施或一無所知，或漠不關心，更有甚者對一些協會付出的反污染的努力嗤之以鼻，將其譏為理論家的空談。其四，科技不過關。19世紀中后期的科學對水污染特征、水污染對健康的影響以及水的凈化問題上缺乏明確認識，科學家不能準確找到河流中有毒物質的來源，而關于污染治理的技術開發又不夠成熟，要改善大規模的污染狀況自然是力不從心。因此，有人總結道:“河流污染的治理必定被看成是維多利亞時代公共衛生史中令人最不滿意的一章。盡管如此，英國人在防治河流污染過程中取得的積極成效還是不能抹煞的。超級秘書網
四、關于英國城市河流污染及治理的幾點啟示
作為第一個進入工業化社會的國家，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經歷和治理得失值得后發國家借鑒。
第一，正確認識河流污染的危害，重視水污染的防治。河流污染不僅破壞生態環境，而且直接威脅人們的正常生活和生命安全。魷魚是深受英國人喜愛的食物，可在1836年，泰晤士河的鯉魚已幾乎絕跡，而在塞文河、特倫特河與埃文河，也變得越來越稀少。在19世紀90年代，英國不得不向加拿大和挪威大量進口蛙魚，以穩定在比靈斯門魚市的價格1858年，奇臭的泰晤士河令在河畔開會的議員們不堪忍受，被迫將會議延后一周舉行19世紀霍亂頻發，僅1832年一次，就“大約使3100英國人喪生”。放眼全球，因河流污染而引發生態惡化和危害人們健康的事例不勝枚舉，有的觸目驚心，所以污染防治關系重大，不容輕視。
論文關鍵詞 城鎮化 農村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是我國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內涵之一，而城鎮化則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在城鎮化進程中，具有傳統特征的農村政治文化也必將隨著農村社會的現代轉型而實現轉型。這種轉型，意味著農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將逐漸轉變為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現代的、民主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國農村政治文化的傳統性分析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本質上屬于農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時期，定型于秦漢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歷史的全過程，甚至在今天依然發揮著它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象征著傳統農業社會的農村地區，這種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權主義
在中國傳統社會，王權是國家權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響著社會的各個層面。王權的至高無上性和不受制約的性質，使得社會嚴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級制度進行排序，社會資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級地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來進行的。在傳統農業社會，地位卑微的農民在社會資源分配中自然處于最不利的處境，他們不得不接受來自于上層階級的統治和剝削，同時也不自覺地形成了對政治權力的崇拜意識和依附觀念。在傳統政治結構下，這種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的利益，從而成為千百年以來根植于中國農民內心深處的堅固的政治意識。近現代以來，中國先后進行了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政治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權利狀況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中國正在朝著民主法治社會的目標邁進。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的特點，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國農村社會普遍存在，影響和制約了農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長。
（二）宗法觀念
宗法觀念起源于家長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家長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樣適用于家族、鄉里、郡縣以至于國家。在這種模式中，權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過血緣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傳承，而其他人必須接受和認同家長的權威。家長制的這種等級意識和人治傳統，就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法觀念。宗法觀念以儒家經典為依據，主張三綱五常，主張用傳統的倫理道德來統治整個社會，實現社會的和諧。長幼有序、貴賤有等，尊卑有別的思想，實際上繪制了一幅禮治的經緯圖。宗法觀念在以家族為基本構成單位的傳統社會是有重要意義的，它是統治階級進行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對維護整個社會的秩序和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農村社會，傳統倫理道德的繼承和發揚，對維護社會風氣和構建農村和諧社會而言，也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是，家族式集權管理的模式卻是不適應當前我國農村民主政治發展要求的，因為它忽視甚至抹殺了農民個體的權利和自主意識；同時過分強調血緣關系也會導致農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帶腐敗的產生，甚至會造就一些橫行鄉里的“村霸”行為。這些現象在我國部分農村地區的存在，不僅不利于農村民主政治的成長，還直接危害了農村社會的團結和穩定。因此，對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觀念”，必須秉持“揚棄”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義
在生產力低下的中國傳統社會，平均主義是貧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統治者鞏固其王權的政治策略。所謂“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統治者對社會期望的基本認識。因此，無論從百姓角度看，還是從統治者角度看，平均主義都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個突出表現。這反映了人對于社會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對平均主義過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鍋飯”現象和對個人利益的否定，這在今天注重生產效率的時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護公民個人權利的基本政治原則。因此，必須將“平均主義”的政治文化逐漸塑造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
二、城鎮化進程對農村政治文化的影響
（一）城鎮化對農村政治文化的積極影響
農村地區是我國傳統政治文化最堅固的陣地，農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漸消除傳統政治文化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塑造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市，接受了現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觀念逐漸發生轉變，政治認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為也顯得更加理性。這些勞動力在返鄉之后，會對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發揮一定促進作用，加之農村自身現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現代政治觀念引入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共同促成了當前我國農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實現現代轉型。概括來說，城鎮化進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對農村政治文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增進了農村公民的權利意識。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王權主義”思想留給中國農民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根深蒂固的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意識，即在無條件服從權力的同時忽視了自己的利益訴求，并形成了對個人權力的盲目崇拜。這種觀念不僅不利于公民權利的維護，而且會助長農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風。在城鎮化進程中，大量農民工外出打工，在參與城市生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諸如拖欠工資等許多侵害自身權益的行為，在他們團結起來維護切身利益的過程中，實際上正是其公民權利意識不斷成長的過程。而公民權利意識的成長，是現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之一。
2.培養了農村公民的法制意識和規則意識。建設法制社會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我國農民由于受傳統人治思想的影響，加之長期以來農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農民的法治觀念淡薄，缺乏規則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在城鎮化進程中，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和經濟往來加速，觀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進一步加深。已經在城市地區成長起來的法治觀念也逐漸影響到了農村公民的思想意識，促使他們逐漸樹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的觀念，也使得農民的政治參與行為變得更加理性和克制，這對于農村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風氣的維護是非常有利的。
3.激發了農村公民的創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而不再是傳統的“平均主義”、“大鍋飯”。農村公民在城鎮化進程中深度參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培養和鍛煉了他們開拓進取、堅忍不拔和與時俱進的精神，同時也獲得了在社會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認識。這一觀念的形成，使他們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經濟生活的快節奏，也更加能夠積極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認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鎮化進程對農村政治文化的消極影響
城鎮化進程為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帶來了契機，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首先，城鎮化造成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至城市地區，給農村地區的政治文化建設帶來了主體缺失的根本性影響。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大量涌現，使農村地區喪失了政治文化建設的最活躍的生力軍，同時也造成了農村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其次，城鎮化進程中隨著城鄉交流的日益頻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墮落的思想也隨之影響到了部分農村人口，特別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輕人，從而對農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長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這些消極影響都是今后應當著重注意預防和消除的，但總體來說，城鎮化給農村政治文化帶來的更多是積極和正面的影響，我們應當進行客觀全面的評價。
三、農村政治文化現代轉型的路徑思考
我國農村政治文化現代轉型的基本目標，是將傳統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轉變為現代的、民主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鎮化進城中，要實現這一轉型，必須考慮到以下幾方面的路徑：
（一）完善農村政治參與機制，營造民主政治氛圍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國農村政治參與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平臺，長期以來承擔著農村社會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許多農村地區，政治參與的制度和實踐經常脫節，導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農村公民民主習慣的養成。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設，更重要的是，真正將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參與落到實處，形成村民參與鄉村事務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圍，從而促進現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強學校教育，提高農村公民的政治認知水平
從現實情況來看，學校教育是當前我國農村政治社會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農村公民政治認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徑。而政治認知水平的提高，是現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礎。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農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學校教育，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公民。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農村中小學教育的人員和資金投入，努力實現教育公平，促進農村教育現代化，為農村社會的現代轉型打造良好的基礎。
（三）對傳統政治文化進行合理“揚棄”，使其融入現代政治文明
我國傳統政治文化雖然整體上是一種“依附型”政治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原則不相符，但在某些具體內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現代價值，如對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的重視等。因此，在農村政治文化建設中，應當注重現代政治文化與傳統政治文化的適當結合，塑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民主法治的農村政治文化。
（四）通過城鄉一體化建設減少農村勞動力轉移，為農村社會的整體轉型創造條件
關鍵詞：城市精神；品牌文化；精神契合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12-0000-02
一、城市精神在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中植入的可行性
關于城市精神，學界和業界有著許多不同的理解。韓非（2006）認為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靈魂，是一種文明素養和道德理想的綜合反映，是一種意志品格與文化特色的精確提煉，是一種生活信念與人生境界的高度升華，是城市市民認同的精神價值與共同追求。按照文化的三層次說，認為文化包含最表層的物質文化、中間層的行為制度文化、核心價值觀層的精神文化（馬華維，2001）。霍夫斯泰德（2010）在《文化與組織》中關于文化的解剖，認為文化包含符號、英雄和儀式的實踐活動層和體現精神文化的價值觀層[1]。
基于文化層次說，筆者認為城市精神是城市的歷史文化、城市形態格局和市民的價值觀念、思想情操、道德素養、精神風貌和社會風尚等等的集中體現，是城市文化中的精神層。它是在充分考慮城市的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平衡下，定位于城市的現實發展，引領城市未來，突出城市魅力，強化市民精神，從城市文化中提煉出來的最本質、最核心的城市文化精髓。
因此，城市精神的形成是提煉、萃取了優秀的城市文化、最能反映城市格局的文化、市民的積極價值觀念、優秀的思想情操、良好的道德素養、向上的精神風貌和和諧的社會風尚等而逐漸修正并將其固定化的過程。并藉以彌補城市視覺污染、城市風格缺失、城市文化自覺精神缺失等城市發展面臨的精神文化缺失的問題[3]。其提煉、萃取的過程即是將城市符號、城市英雄和城市儀式等城市外在文化內化為城市內在價值觀的過程。
因為城市符號、英雄和儀式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在城市精神內化的過程中，要在繁蕪的形物城市中一一對比、痛苦地篩選并保留少數典型的最能夠代表城市文化的符號、英雄和儀式。并且選擇適當的渠道將城市精神傳遞給城市的市民，讓城市精神滲透到市民的文化性格中。城市電視臺作為城市的喉舌和城市文化宣傳的前沿陣地，長期浸于城市文化中，是城市精神傳遞的最佳媒體選擇。
城市電視臺通過其擅長的視聽語言手段，把城市精神轉化為形象的視聽語言，傳播城市歷史、人文、藝術、文學等大量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信息，承載著城市文化的記錄，沉淀了城市群體的共同記憶。
同時，因為電視臺的生產性質，只能在城市范圍內傳播，為了實現品牌忠誠度的目的，貫徹李長春同志的“三貼近”方略，以“本土化”作為城市電視臺電視節目生產的宗旨，決定了城市電視臺是本土文化最具活力的創造者，在城市文化建設中承擔著城市文化創造的主力軍。其生產和傳播與城市文化的發展同呼吸、共脈搏，具有與城市文化天然的聯系。在城市電視臺的運營中不僅傳播城市文化，還通過一些有影響的電視節目創造一些城市文化[3]。
以東方明珠電視塔、廣州塔、天津廣播電視塔、中央廣播電視塔、河南廣播電視塔、海峽明珠電視塔、四川廣播電視塔、龍塔、宿遷電視塔、江蘇電視塔、龜山電視塔為代表的一批電視臺的建筑物不僅是電視臺的一棟建筑，同時還成為了該城市的地標性建筑，成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诜N種原因，城市精神的提煉和萃取必將融入電視化的過程。
反之，城市電視臺作為城市文化前沿陣地和文化創造的主力軍，其品牌文化的形成在內化城市電視臺本企業的形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外，還會萃取城市文化、城市形態格局、市民的價值觀念、思想情操、道德素養、精神風貌和社會風尚等城市典型符號，形成城市電視臺的品牌文化。
二、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植入的必要性
比較城市精神和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的內化過程發現，城市精神萃取是由外而內的過程，是將能夠代表城市文化的形物抽象成內在化的符號標志，再將這些共同的符號標志內化為價值觀的過程。這個過程與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的內化過程相同。相同的萃取過程決定了城市精神和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都代表了各自的精華價值觀，都表達了各自最深層的精神文化。
在相同的萃取過程中，供城市精神萃取的文化原材料是包含形物城市電視臺在內的典型的城市符號、儀式和英雄。同時電視臺品牌文化提煉的文化原材料是包含城市形物在內的城市電視臺的符號、儀式和英雄。提煉原料的相似性，決定了在同一座提煉工廠加工出來的成品（即城市精神和城市電視臺）必然具有的精神契合性。
城市電視臺是了解城市精神的窗口，是宣傳城市精神的前沿陣地，是孵化城市精神的搖籃。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理論的城市電視臺有責任、有義務為弘揚城市精神而貢獻。主觀的弘揚愿望決定了城市電視臺在塑造其品牌時，將自覺地與城市精神投契。
城市精神是城市主流價值觀的體現，反映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意愿。城市居民的這種文化意愿也必將反映在城市居民的電視消費意愿上。他們將追尋那些反映城市主流價值觀的節目。城市電視臺在強化品牌忠誠度，滿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時，必將用居民需要的能代表城市主流價值觀的城市精神作為生產的要素，這就決定了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與城市精神的精神契合。
三、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植入的路徑
城市電視臺在面臨同業的衛視頻道和可替代的廣播、互聯網、移動網、紙質媒體等競爭過程中，致勝的法寶是品牌，正像楊先情（2014）在《地市報業傳媒實施品牌化戰略的路徑選擇――以廣西欽州報業傳媒為例》中所論述的“媒介市場競爭已逐漸成為品牌的較量?！倍诔鞘须娨暸_的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的植入又勢在必行。
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形成中的城市精神植入堅持以城市精神為中心，以城市物質制度為支撐點，以城市物質為切入點，以“人才興臺”為立足點，或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的合理路徑。
（一）以城市精神為中心
城市精神是城市制度和城市物質的核心載體，是提煉、萃取過的城市共有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的集合，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價值觀念、文化理想、行為準則等。
城市電視臺在品牌文化中植入城市精神就要以城市精神為中心，充分解讀城市精神，發掘城市精神的內涵，發現城市精神的電視化語言。在經營管理過程中調整城市電視臺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使之與城市精神相一致，并將之作為電視臺要達到或實現的最高目標和理想，使之滲透到全體或多數員工使之成為電視臺員工一致的行為宗旨，產生與城市精神共鳴的內心態度、意志狀況和思想境界。
（二）以城市制度為支撐點
城市制度是城市居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城市制度是城市物質得以實施的基礎，也是城市精神有效提煉、萃取的保證。城市制度在城市精神的提煉、萃取過程中體現出重實際、全覆蓋、有效力、可實施、易操作等特點。
正是因為城市制度對城市精神的支撐性，要求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植入城市精神的過程中也要將城市制度作為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的支撐。在城市制度的框架內重實際、全覆蓋、有效力、可實施、易操作地把城市制度融入到城市電視臺自有的制度文化中。使得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制度與城市制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三）以城市物質為切入點
城市物質是為了滿足城市居民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由城市居民所創造出的物質產品及其所表現的文化，是城市精神外在最直觀的反映，是認識城市精神的基礎。電視的表現形式包括音頻和視頻，其中音頻和視頻的資源都是文化的物質表現。城市電視臺唯有善用各種物質的城市元素才能有效表現城市精神，構筑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體系。
（四）以“人才興臺”為立足點
首先，人才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創新的源泉。在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形態日漸多元化、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相互依存的條件下，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都必須牢牢把握市場脈搏，不斷進行技術手段、經營管理和體制機制的創新，才能取得可持續的發展[4]。其次，人才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第一生產力。在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中，技術手段的革新帶來的不僅是生產方式的轉變，還將對城市電視臺的經營管理模式產生深刻的影響。城市電視臺的人才對時代的深刻感悟和創新精神，從而生產出不朽的作品是真正支撐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的原動力。另外載體創新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創新的手段，經營創新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創新的關鍵。所有城市電視臺生產力的進步都源自于人才。再次，人才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核心競爭力的締造者。城市電視臺品牌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內在機制、作品內容[5]。即通過完善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內在機制、提供更優秀的作品內容、創立忠誠的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培養優秀的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才能使城市電視臺品牌具有獨特的競爭力，才能在城市電視臺品牌市場求得長足發展?？梢哉f，城市電視臺品牌的核心競爭力締造的每個環節都需要人的參與，更需要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人才的探索和經營?？傊?，人才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核心競爭力的締造者。最后，人才是城市電視臺品牌市場化的保證。要改變中國城市電視臺品牌的現狀，只有了解市場的需要，才能組織好城市電視臺品牌產品的生產；精通城市電視臺品牌產品運作的過程才能使城市電視臺品牌生產有利可圖，符合產業發展的態勢。人才是了解市場、精通運作的主體，是城市電視臺品牌市場化的保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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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城鎮化的基本概念
城鎮化是指一個國家從傳統的農業國步入現代工業國所必然出現的城鎮發展過程，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必然趨勢，其主要內涵是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的過程。城鎮是城鎮化的載體，城鎮的數量和規模決定著城鎮人口的容量，也就決定了城鎮化水平的高低。我國農村城鎮化的興起，是在中國特定的城鄉分割制度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特殊國情條件下推動的。一方面，現有的大、中、小城市在戶籍、就業、土地、社會保障等方面阻礙著農村人口的進城；另一方面，農村經濟發展客觀上存在著對城鎮化迫切要求，這樣，農村地域內的廣大小城鎮就成為了農村人口實現城鎮化的主要選擇。農村城鎮化是中國農民創造出的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特點的城鎮化進程。
二、農村城鎮化的基本特點 推進我國農村城鎮化的重大意義
目前在我國城鎮的8000萬流動人口中70--80%的是進城打工的農民，這些進城打工農民基本上是從事第二產業，只要當地條件成熟，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會回到本地從事非農生產。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為農村城鎮化提供了產業基礎和資本積累。改革20年來，我國鄉鎮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所提供的農業剩余，為農村城鎮化創造了前提。小城鎮建設已具備了現實基礎。根據國家體改委等11個國務院有關部委對全國18個省市1035個建制鎮（包括縣城關鎮）的隨機抽樣調查結果，平均每個小城鎮（建成區）經營總收入達6.5億元，擁有固定資產原值3億多元，固定資產凈值2億多元。農村城鎮化是我國整體城鎮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提高我國城鎮化整體水平，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根據國際城鎮化發展慣例，當城鎮化率達到30%以后，城鎮化將進入加速發展的時期。我國1999年的城鎮化率已達到30.9%（2000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由于調整了城鎮人口的統計口徑，城鎮化水平提高到36%）。因此，進入21世紀后，我國就應步入了城鎮化水平快速提高的時期。在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明確提出了實施城鎮化戰略，并把發展小城鎮作為推進我國城鎮化的重要途徑。
三、中國農村城鎮化進程中土地配置存在的主要問題
為了深入了解小城鎮土地配置現狀，于2001年上半年，對全國部分綜合改革試點鎮的土地利用現狀進行了調查，調查分三部分進行，一是結合國務院體改辦對小城鎮發展考核內容進行實地調研，在陜西省的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中，分別抽取四個小城鎮進行分析，主要是研究2000年至2003年的城鎮用地規模擴大和人口增加的關系，從中分析人均用地的變化趨勢。二是對2000年小城鎮用地結構進行了信函調查，對30個小城鎮進行了調查，收回有效調查表格15份。三是對鄰近山西、河南近幾年小城鎮發展較快的小城鎮土地利用進行實地調查，通過走訪小城鎮當地政府，市、縣、鎮各級土地管理部門和小城鎮居民，采取實地考察、問卷調查、座談會等形式，對小城鎮用地管理現狀、居民權屬概念、土地隱性市場等內容進行了調查?；厥樟?6戶小城鎮居民的有效問卷，問卷調查設計。
調查結果表明，單一的征用土地配置機制，極大地激發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積極性，而忽視了對存量土地的管理，導致了諸多小城鎮用地不合理現象。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用地粗放，土地利用效率低；（2）大量耕地被占；（3）重平面擴張，輕內部挖潛；（4）用地結構不合理，建筑布局凌亂。
四、建設多元化的小城鎮土地市場
因此在以追求務實的法學教育環境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已經成為一門漸趨弱勢化的學科。
運用講授教學法,系統傳遞核心知識
由于中國法制史這門學科是以中國法制發生、發展為基本線索,以大量史料為理論來源,具有時間跨度長、涵蓋內容廣泛且零散、文字艱深晦澀、專有名詞難以理解等特點,因此教師在采用講授教學法時,要注意兩方面的問題。
(一)優化教學內容,做到詳略得當,重點突出
在講授宋代法律制度時,教師先簡要介紹宋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使學生初步了解宋代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地位,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不僅促進了科學技術的提高、文化教育的興盛和思想觀念的更新,還使得宋代法制文明依然居于世界的前列。隨后教師以重點和難點為主線系統講授核心知識體系,在兩宋法制指導思想方面,應重點講授程朱理學和永嘉功利學派對宋代立法思想的影響;在立法活動上,主要講授《宋刑統》、編敕、編例和條法事類;在行政法律制度上,應著重于兩府三司的中央行政機構、由御史臺和諫院組成的中央行政監察機關、宋代科舉制度改革和歷紙、磨勘等職官考課制度;在刑事法律制度上,應把重點放在《重法地法》等刑事特別法和折杖法、編配法等宋代獨具特色的刑罰制度上;在民事法律制度上,教師講授的重點是,宋代因佃戶、雇工、婢女等有了民事主體資格而擴大了民事權利主體范圍,婚姻制度受程朱理學的影響而進一步強化了夫權,宋代物權體系以所有權、典權、永佃權等為主要內容,契約制度以擔保制度、契約中介制度和競標締約制度為主要特色,繼承制度主要是宗祧繼承、戶絕繼承以及女性、遺腹子、私生子、義子、贅婿等的財產繼承;宋代經濟法律制度可結合王安石變法講授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此外還有獨具特色的禁榷律法;在司法制度方面,重點介紹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刑部和審刑院,宋代臨時審判機構案議、制勘院、推勘院,還應結合《洗冤集錄》、《折獄龜鑒》和《棠陰比事》等著作講解宋代證據制度。
(二)從學生熟悉的背景知識人手,激發學生的濃厚興趣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為適應社會改革與發展的需要，我國大力發展了職業教育。然而，在職業教育的發展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職業教育內部尤其是中等職業教育內部教學的有效性問題日益突出。本文從闡述中職學校文化課程的教學現狀入手，通過分析中職學校文化課程有效教學的意義，探討賣現中職學校文化課程有效教學的途徑。
隨著我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不斷推進，作為國民教育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中等職業教育也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變化。中職教育領域的校企合作、訂單培養、創業教育均有了新的突破，然而，學生對文化課程的學習積極性逐漸降低甚至是喪失，這使得教師的有效教學為學生、家長和社會所質疑。
一、中職學校文化課程的教學現狀
受“鄙薄中職”的傳統觀念影響，在當前中職學校的文化課程的教學中存在著一些問題。具體表現在:第一，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嚴重不足;第二，學生普遍不會有效地使用學習策略;第三，師生互動效率非常低，等等。
這些問題都是制約中職學校文化課程有效教學的瓶頸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有效地加以解決，許多教師在中職學校的文化課程的教學中將會繼續維持消極應對、點到為止甚至是隨意講課的傾向，這與“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辦學指導思想是不相符的，更加難以真正促進學生有效、長遠的發展。
二、中職學校文化課程有效教學的意義
(一)有利于營造求真求實的氛圍，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思想
文化課程中有許多“真、善、美”的素材，如文秘專業的 《中職語文》教學、幼教專業的《聲樂基礎》教學、以及作為公共課的《心理健康》教學，等等。對于正處于成長中的中職學生來說，直觀并具有教育意義的學習內容對他們的影響較為明顯，通過巧妙安排文化素材和教育內容，能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氣質和性情。
(二)有利于創造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適應社會發展對職業教育的需求
蘇格拉底說過:“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蔽幕n程的有效教學基于對學生潛能的重新認識，堅持每一個學生都具備成才的本質的看法，有利于創造一種在中職學校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在這種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下，文化課程中的寶貴素材能有效地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品德修為，能有效地把知識教育與道德教育、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結合起來，讓學生真正體會到學習文化課程的價值，從而促使學生在學習生活中自覺地與“準技工”的模型靠攏，進而適應社會發展對職業教育的需求。
三、中職學校文化課程有效教學的實現途徑
(一)促使學生掌握學習策略，激發學習動機
首先，讓學生在自我認知上明白自信的重要性。大多數學生處于未成年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教師不應經常對學生空喊口號，應從細微之處出發來讓學生看到希望，如著裝打扮職業化、言行舉止孺雅化、思想情感樂觀化，讓學生感覺到教師對他們始終充滿信心。
其次，引導學生科學地制定、監控學習計劃。由于基礎不牢，許多中職生幾乎需要老師“扶著走路”，教師要時刻提醒和要求學生為自己的學習過程作好計劃，每學期、每月、每周、每節課都要有條不紊地執行。
再次，引導學生相互交流與合作。中職生活潑好動，教師要利用他們善于“打交道”這一優勢，鼓勵他們在學習上交流與合作，讓他們逐步學會對自我進行理性的分析，學會了解自己的學習特點，從而選擇適合于自己的學習環境。
(二)強化教師選用制度，優化師資結構
中職教師有著“雙師型”教師的潛在規范，對此應強化教師選用制度。一方面國家應加大扶持力度，繼續支持全國重點建設職教師資基地的發展:各地教育行政機構要加強對職教基地的管理，充分發揮橋梁作用，推動職教師資培養培訓基地建設。另一方面職教師資基地也要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努力改善培養培訓條件，積極采取有效措施使基地建設目標和任務落到實處。為了優化師資結構，中職學?？梢試L試引進具有高學歷的教師，如對碩士研究生的引進。
(三)深化文化課程組織模式，注重課程與實際相結合
關鍵詞：城市園林有害生物問題分析對策
生態園林主要是指以生態學原理為指導所建設的園林綠地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喬木、灌木、草本、藤本植物構成的群落，種群間相互協調，有復合的層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具有不同生態特性的植物能各得其所，充分利用陽光、空氣、土地、養分、水分等，構成一個和諧有序、穩定的群落，它是城市園林綠化工作最高層次的體現，是人類物質和精神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城市園林綠化工作者一定要高度重視病蟲害的防治，保證城市環境質量。
一、城市園林中有害生物的現狀
號稱松樹“癌癥”的松材線蟲在廣東、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等地每天都有新的疫點發生，其蔓延之勢已覆蓋了我國5億多畝森林。危害100多種植物的美國白蛾在遼寧、山東、河北、天津等地并未“撲滅”，而且新疫點頻頻出現，現對北京已成包圍之勢，正在敲響北京的大門。國槐的蛀干害蟲銹色粒肩天牛，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一直以河南、山東南部為根據地，局部為害國槐、欒樹，九十年代中期向東、西、北三個方向出擊，成為蛀干害蟲的優勢種，如今已成為北京市樹“國槐”新的重要蛀蟲。從未過長江的北方蛀蟲臭椿溝眶象，在本世紀初，跟隨寄主千頭椿大舉入侵上海市，形成嚴重危害。日本松干蚧是一種毀滅性害蟲，遍及華東各省，如今又向東北擴散，吉林省1994年首次發現受其侵害，至2002年發生面積已達27萬畝，成災面積13.5萬畝，4萬畝松林在蟲口下瀕死或枯死。杉樹、柏樹的重要蛀干害蟲雙條杉天牛向北已蔓延到沈陽，大有向東北擴散之勢。光肩星天牛的危害面積已達50萬公頃。青楊虎天牛在黑龍江哈爾濱周邊地區再度暴發成災。蔗扁蛾是我國新發現的一種鱗翅目鉆蛀性害蟲，危害香蕉、甘蔗等經濟作物，防治難度較大，如今已遍及華東、華中、華北、西南、東北等各地城市園林，危害植物達22科之多，除巴西木、發財樹、綠蘿、一品紅、棕竹、鵝掌柴外，全國各地尤其是城市園林許多木本、草本花卉被其侵害。楊樹爛皮病1999年春在東北全部及華北、內蒙古部分地區流行，被害致死柳、楊等綠化樹木近15萬株。松枯梢病在山西、陜西、遼寧大發生，大連沿海地區的大片黑松患病死亡。銀杏大蠶蛾僅在陜西就發生2萬公頃，東亞飛蝗在西北、華北再度暴發成災。2003年春，長春市因凍害死亡楊、柳樹2萬余株，由凍害引發病害，嚴重染病的樹木3萬多株。原產南美的水葫蘆，學名鳳眼蓮，作為畜禽飼料、觀賞和凈化水質的植物被引入并推廣種植，后逸為野生，以極快的無性繁殖，形成單一的優勢群落。在云南已成“喧客奪主”的心腹之患，占據了滇池10平方公里的水域，破壞當地水生植物和水生動物，堵塞交通，給漁業和旅游業造成重大損失，嚴重地破壞了生物間生態平衡。
二、當前城市綠化存在的問題分析
2.1綠化格局的調整改變了原有有害生物的結構
園林植物是城市建筑物、道路之間互相聯系并使之成為一體的紐帶。國外園林風格不斷傳入我國，植物配置和種植方式更加多變，如疏林草地、規則綠化等，打破了我國傳統園林格局。園林植物種類、數量以及綠化面積大幅度增加，改變了城市中原有有害生物的種類、結構和危害。如今，蛀干害蟲、“五小害蟲”（蚜、螨、蚧、粉虱、薊馬）和生態性植干病害成為城市園林植物的主要病蟲害。
2.2綠化植物的不合理配置為病蟲害的發生提供了先決條件
害蟲與寄主在長期進化過程中形成了協同進化關系，可以說植物一栽下去就決定了病蟲害的發生程度，不合理的種植結構是病蟲害嚴重發生的源頭。
2.3園林植物檢疫環節薄弱，外來病蟲猖獗
隨著國際間植物交流的頻繁，侵入型害蟲不斷傳入我國，而我們當地天敵尚不能馬上跟蹤適應，這些自然控制因素的喪失使侵入型害蟲比我國本地害蟲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嚴重危害100余種花卉植物的毀滅性食葉害蟲美洲斑潛蠅和前面提到的蔗扁蛾就是近年從國外傳入的，并在短短兩年時間就遍及我國22個省區。
2.4城市生態惡化為病蟲害的發生開啟了方便之門
城市環境是由人工建造起來的特殊生態系統，地上部分往往是空氣污染嚴重、光照條件不佳、人為破壞頻發；地下部分往往是土壤堅實、透氣性差、土質低劣、缺肥少水、生長空間狹窄，這些直接導致了有害生物的大發生。當某種生態因子達到災變程度，養護管理又長期相當不力時，生態平衡將被打破，園林植物病蟲害就暴發成災，發展成為自然生物災害。
2.5氣候異常促使城市園林病蟲害大發生
在城市惡劣的生態環境下，園林植物生長勢極弱，這時氣候方面的因素則變成決定性影響因子。1999年柳樹爛皮病大發生，國家林業局專家組確定為災變性氣候引起。2003年春長春大量樹木死亡也是由災變性氣候引起。
三、防治的對策：
3.1加強抗性植物品種的選育及應用
植物材料的選擇應以植物區系分布規律為理論基礎，以鄉土樹種為重點，以適應城市生態環境，如抗干旱，耗水少，耐瘠薄和土實，抗污染，抗凍害，抗病蟲，耐粗放管理等7個方面為樹種選擇的首要標準。
3.2加強養護管理，減少有害生物的發生
加強養護管理就是人為地調整適合目的植物生長，而不適合有害生物生長的環境條件，使目的植物能健康、茁壯地生長，有害生物很難侵入，也不能大量繁殖，對目的植物構成威脅。從根本上解決植物衰退病這一難題。
3.3從規劃設計著手，控制有害生物的發生
從尊重生態系統自我調節出發進行園林規劃設計，遵循生物共生、循環、競爭的原則，以喬木為主，實行喬、灌、藤、花、草多種植物合理混配的林蔭型綠化，造成一個和諧、有序、穩定的園林植物群落，形成一個多品種、多層次、互促共存、遮陰效果好的復層種植結構。北方冬季景觀隨季節的更替而發生變化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大可不必一味追求完美的綠色，去與自然規律進行無謂的抗爭。
3.4應用最新科研成果，保護環境，使有害生物的控制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