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01 05:23:43
序論：在您撰寫蠶絲工業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領導認識不到位很多福利企業的領導只抓經濟指標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對干部職工的獎懲單純以經濟指標為考量標準，未把思想政治工作納入考核范圍。從辦廠宗旨來看，福利企業的重要目的在于維護和保障殘疾人的合法權益，體現黨和國家對社會保障事業的重視及對殘疾人的關心。也就是說，社會福利企業不僅追求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要以社會效益為主，充分發揮殘疾職工的潛能，實現其人生價值。
（二）政工隊伍不得力我市現有福利企業89家，安置殘疾人就業3386人，專職政工干部寥寥無幾，有的企業雖然有政工干部，但是大多為兼職，主要精力集中在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無力顧及政工工作。相當一部分政工干部文化素質不高，缺乏現代管理經驗，不能適應當前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再加上與殘疾職工的溝通要比與正常人付出更多的艱辛，很多政工干部出現畏難情緒，對殘疾職工出現的思想問題不愿做深入細致的研究。
（三）工作視角有偏差福利企業政工干部大多把殘疾職工看做是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過于強調其脆弱性，突出他存在的問題和困難，而忽視了其自身潛在的獨特優勢。這一視角帶來的認知偏差，使殘疾職工認為自己理應得到國家和社會更多的照顧，很難依靠自己的能力提升生活質量，無法充分有效地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
二、優勢視角下福利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點
（一）幫助殘疾職工重新認識自己傳統的殘疾職工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將殘疾職工定位于弱勢群體，本著關愛、幫助弱勢群體的思路，這種傳統的工作方法強調如何更好地在政策上、制度上向殘疾職工傾斜。盡管這一工作方法同樣體現了對殘疾職工的關愛，但是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尤其是以“殘疾”、“弱勢”等標簽化的方法對殘疾職工進行管理，使殘疾職工的心靈受到傷害，極易使殘疾職工的自卑感加強，認為自己是家庭、企業和社會的負擔。其實，每個人都有自身的優勢，從“優勢視角”出發，政工干部就會以積極正面的態度看待殘疾職工群體，而殘疾職工本身也會以陽光的心態認識自己，在企業和個人兩方面正能量的作用下，殘疾職工的個人和社會資源以及社會網絡就能夠得到很好的重構?！疤焐也谋赜杏谩?，如果能夠正確地認識自己并在合適的崗位上充分發揮才智，那么福利企業中的殘疾職工對于企業的貢獻將絲毫不亞于正常職工的作用?！皟瀯菀暯恰币矔蛊髽I開始重新認識殘疾職工，給予其平等的發展機會和晉升通道。
（二）通過努力更好地改變自己在“問題視角”下，殘疾職工身體或者智力上的缺陷與障礙會被無限地放大，“其理想追求、生活目標、人生價值等各種因素往往被掩蓋、淹沒乃至泯滅，代之以‘機體殘疾’、‘社會負擔’等社會偏見”。政工干部往往會先入為主地認為殘疾職工的工作能力各方面比不上正常職工，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盡管殘疾職工會有一些身體亦或智力上的障礙，但他們同時也具有其獨特的智慧、優勢與潛能?！皟瀯菀暯恰钡目少F之處就在于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現、甄別殘疾職工優勢和能力的全新視角。在這一全新視角下，我們可以發現殘疾職工身上所具有的諸多優良品質，比如頑強的意志、非凡的毅力、自強不息的精神以及積極向上的心態，他們完全具有通過自身努力來改變自己處境，提升自我的能力。
【關 鍵 詞】生絲貿易/繅絲廠/公和永/繼昌隆
【正 文】
本文初稿著手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計劃以中國對外貿易中三個重要商品——絲、茶、棉紡織品貿易狀況和條件的變遷對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分三篇作一點初步研究。著眼點放在作用和影響上面。其中有兩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發表(注:請參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動手較晚,未及定稿就因當時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項集體研究項目而停頓,由此一放竟達十年之久?，F在本人已經離開工作崗位,有了重新檢定這篇舊稿的閑暇。而在此期間,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個人所見,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間,臺灣和大陸就相繼有兩部專著問世(注:即1989年8月臺北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著的《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編的《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單篇論文則為數更多。形勢大大改觀,本文似已無發表之必要。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論,而是著眼于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時代環境,視點稍異,則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對十余年來新的學術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識者之指正。
一、 近代中國生絲的對外貿易
中國生絲的流傳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歷史。溝通中國陸路貿易和對外文化交流的“絲路”,在唐代便已聞名于當是的西域。生絲的海上貿易,包括東南亞、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歐,在以前,見諸文獻記載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如今在瑞典烏普薩拉大教堂內,還保留有14世紀的中國絲綢。遙遠的北歐如此,其他地區可以概見。在亞洲地區,中日之間的生絲貿易,無論是合法的勘合貿易或非法的海盜貿易,在15世紀和16世紀之交,便已相當頻繁。17世紀以后,每年的貿易量,一般都達到兩千擔的水平,最高時到達3000擔(注:藤本實也:《日本蠶絲業史》,1933年版。轉見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64,1981年版。這只是有記錄的勘合貿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盜貿易,至少要翻一番。)。從澳門開往長崎的商船,每船經常裝載白絲五百至六百擔(注: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頁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占據菲律賓以后,開辟了一條生絲海上貿易的新途徑。通過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國生絲開始遠銷美洲。每年運銷的數量有各種不同的估計。有的估計為3000至5000擔,有的估計為8000至10000擔。(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65。)1637年墨西哥一處以中國生絲為原料的絲織工人,達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頁75。有的記載為1400多人,誤。)。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隨著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入侵,中國生絲開始大量進入西歐市場。1637年,得到英國國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東印度公司未曾到過的東方各地貿易權”的科騰協會(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廣州。他們在打毀虎門炮臺、擊沉中國商船之后,把他們在廣州購買的24箱絲料,當作“戰利品”運回英國(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頁16,頁20,頁27。)。中國生絲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就是在這樣一種環境和形勢之下,開始發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絲出口量從微不足道的八擔上升到9920擔(注:H.B.Morse,上引書,卷1,頁46;卷4,頁343。歷年出口數字請參閱本文附表1。)以后,中國生絲在海外的市場,有進一步的擴大。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出口經常在萬擔以上。不過10年,即從50年代起,上升到五萬擔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萬擔大關,到了20世紀20年代之末,一度到過19萬擔(1929),達到舊時代中國生絲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據張仲禮的統計。參閱《學術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據海關統計。)。從長期趨勢看,在1845-1929年這85年中,保持著3.5%的年增長率。
然而單憑這一項出口量的變動,對中國近代生絲對外貿易的本質,還不能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需要進一步考察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中地位的變化。
在以前,中國生絲貿易在國際生絲市場上,曾經居于領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義者可以在軍事和政治上征服他們“發現”的世界,但是在經濟上還不能為所欲為。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用武力統治過墨西哥、秘魯和菲律賓,但是,在這些殖民地上,他們的出口商品,卻競爭不過中國。絲綢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16世紀下半期,由菲律賓輸入西屬美洲的中國絲綢,就因“價格低廉、銷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國絲綢幾乎絕跡于美洲市場(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ine Islands。卷27,頁112,頁149,參閱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而從馬尼拉向西屬美洲販賣中國絲綢的利潤,則最高達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書,卷12,頁60,參閱嚴中平,上引文。)。中國的絲綢貿易,不僅是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亞加普爾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潤來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絲織工人的“主要謀生之道?！蔽靼嘌绹踔豢吹街袊z綢貿易所引起白銀流入中國,為限制中國絲綢向美洲的銷售頒發了幾十道命令(注:以上據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這不是一紙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斷重申,又接連遭到破壞。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國的生產力水平落后于中國的結果,也是中國生絲貿易在當時國際市場上處于領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以后,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的領先地位,仍然維系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個時候,中國生絲的海外貿易,先后集中于法、美兩國。法國是一個以絲綢聞名的國家。長期以來,法國絲織業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給于本國自制的生絲。一直到19世紀50年代以前,法國政府仍以自繅自織作為對本國絲織業的保護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頁402-404)。但是進入60年代以后,法國絲織業所用的生絲,卻主要依賴中國的輸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國的桑蠶經歷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蠶絲的大減產。然而法國生絲一蹶不振,卻不能單純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釋。事實上這個時候中國的生絲,不但在質量上超過法國生絲,而且法國輸入中國生絲,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國蠶絲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83。)。正是這一點,才使得中國出口的生絲,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內,維系對法貿易于不墜的力量之所自。
美國的絲織業,肇興于19世紀60年代。其后發展迅速,至世紀之末,已成為世界生絲的主要消費者之一。進入20世紀,在國際生絲市場上,美國已與法國并駕;紐約與巴黎已并列為世界生絲兩大貿易中心。1916年美國進口生絲已占國際生絲貿易額的60%(注: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Annual Report,1917,頁19。)。在美國的生絲市場中,中國是主要的供應者。在1916年美國進口的23.3萬擔生絲中,中國生絲,單是直接運到美國的,就達到4.8萬多擔,占1/5以上(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Peports,1916,PartⅢ.)。
關 鍵 詞：生絲貿易/繅絲廠/公和永/繼昌隆
【正 文】
本文初稿著手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計劃以中國對外貿易中三個重要商品——絲、茶、棉紡織品貿易狀況和條件的變遷對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分三篇作一點初步研究。著眼點放在作用和影響上面。其中有兩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發表(注:請參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動手較晚,未及定稿就因當時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項集體研究項目而停頓,由此一放竟達十年之久?，F在本人已經離開工作崗位,有了重新檢定這篇舊稿的閑暇。而在此期間,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個人所見,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間,臺灣和大陸就相繼有兩部專著問世(注:即1989年8月臺北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著的《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編的《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單篇論文則為數更多。形勢大大改觀,本文似已無發表之必要。wWW.133229.CoM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論,而是著眼于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時代環境,視點稍異,則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對十余年來新的學術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識者之指正。
一、 近代中國生絲的對外貿易
中國生絲的流傳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歷史。溝通中國陸路貿易和對外文化交流的“絲路”,在唐代便已聞名于當是的西域。生絲的海上貿易,包括東南亞、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歐,在以前,見諸文獻記載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如今在瑞典烏普薩拉大教堂內,還保留有14世紀的中國絲綢。遙遠的北歐如此,其他地區可以概見。在亞洲地區,中日之間的生絲貿易,無論是合法的勘合貿易或非法的海盜貿易,在15世紀和16世紀之交,便已相當頻繁。17世紀以后,每年的貿易量,一般都達到兩千擔的水平,最高時到達3000擔(注:藤本實也:《日本蠶絲業史》,1933年版。轉見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64,1981年版。這只是有記錄的勘合貿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盜貿易,至少要翻一番。)。從澳門開往長崎的商船,每船經常裝載白絲五百至六百擔(注: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頁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占據菲律賓以后,開辟了一條生絲海上貿易的新途徑。通過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國生絲開始遠銷美洲。每年運銷的數量有各種不同的估計。有的估計為3000至5000擔,有的估計為8000至10000擔。(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65。)1637年墨西哥一處以中國生絲為原料的絲織工人,達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頁75。有的記載為1400多人,誤。)。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隨著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入侵,中國生絲開始大量進入西歐市場。1637年,得到英國國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東印度公司未曾到過的東方各地貿易權”的科騰協會(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廣州。他們在打毀虎門炮臺、擊沉中國商船之后,把他們在廣州購買的24箱絲料,當作“戰利品”運回英國(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頁16,頁20,頁27。)。中國生絲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就是在這樣一種環境和形勢之下,開始發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絲出口量從微不足道的八擔上升到9920擔(注:h.b.morse,上引書,卷1,頁46;卷4,頁343。歷年出口數字請參閱本文附表1。)以后,中國生絲在海外的市場,有進一步的擴大。
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出口經常在萬擔以上。不過10年,即從50年代起,上升到五萬擔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萬擔大關,到了20世紀20年代之末,一度到過19萬擔(1929),達到舊時代中國生絲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據張仲禮的統計。參閱《學術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據海關統計。)。從長期趨勢看,在1845-1929年這85年中,保持著3.5%的年增長率。
然而單憑這一項出口量的變動,對中國近代生絲對外貿易的本質,還不能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需要進一步考察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中地位的變化。
在以前,中國生絲貿易在國際生絲市場上,曾經居于領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義者可以在軍事和政治上征服他們“發現”的世界,但是在經濟上還不能為所欲為。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用武力統治過墨西哥、秘魯和菲律賓,但是,在這些殖民地上,他們的出口商品,卻競爭不過中國。絲綢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16世紀下半期,由菲律賓輸入西屬美洲的中國絲綢,就因“價格低廉、銷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國絲綢幾乎絕跡于美洲市場(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ine islands。卷27,頁112,頁149,參閱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而從馬尼拉向西屬美洲販賣中國絲綢的利潤,則最高達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書,卷12,頁60,參閱嚴中平,上引文。)。中國的絲綢貿易,不僅是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亞加普爾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潤來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絲織工人的“主要謀生之道?！蔽靼嘌绹踔豢吹街袊z綢貿易所引起白銀流入中國,為限制中國絲綢向美洲的銷售頒發了幾十道命令(注:以上據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這不是一紙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斷重申,又接連遭到破壞。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國的生產力水平落后于中國的結果,也是中國生絲貿易在當時國際市場上處于領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以后,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的領先地位,仍然維系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個時候,中國生絲的海外貿易,先后集中于法、美兩國。法國是一個以絲綢聞名的國家。長期以來,法國絲織業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給于本國自制的生絲。一直到19世紀50年代以前,法國政府仍以自繅自織作為對本國絲織業的保護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頁402-404)。但是進入60年代以后,法國絲織業所用的生絲,卻主要依賴中國的輸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國的桑蠶經歷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蠶絲的大減產。然而法國生絲一蹶不振,卻不能單純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釋。事實上這個時候中國的生絲,不但在質量上超過法國生絲,而且法國輸入中國生絲,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國蠶絲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83。)。正是這一點,才使得中國出口的生絲,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內,維系對法貿易于不墜的力量之所自。
美國的絲織業,肇興于19世紀60年代。其后發展迅速,至世紀之末,已成為世界生絲的主要消費者之一。進入20世紀,在國際生絲市場上,美國已與法國并駕;紐約與巴黎已并列為世界生絲兩大貿易中心。1916年美國進口生絲已占國際生絲貿易額的60%(注: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annual report,1917,頁19。)。在美國的生絲市場中,中國是主要的供應者。在1916年美國進口的23.3萬擔生絲中,中國生絲,單是直接運到美國的,就達到4.8萬多擔,占1/5以上(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peports,1916,partⅲ.)。
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中的傳統優勢地位,日前受到新生力量的沖擊。從19世紀70年代起,在中國以外,日本和意大利也開始發展繅絲,加入了世界產絲國家的行列。它們的發展速度、特別是后起的日本,大大超過中國。在70至9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意大利生絲的年產量增長了54%,日本則激增335%(注:shichiro matsui: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
es,1930年版,頁57-58。)。中國生絲缺乏當時的生產統計,根據后來的估算,在同一時期中(1875-1895),全國生絲產量增加了23%(注:參閱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654。)。中國生絲增長的速度,在19世紀末,就已經落后于意大利,大大落后于日本,看來是符合事實的。
在日意兩大產絲國、特別是日本的實力迅速增長的形勢下,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的優勢地位開始發生動搖。在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絲業開始起步時,生絲出口不過中國出口的1/7(189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過中國(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1917年版,頁203。)。到了20世紀20年代,日本生絲已壟斷美國進口生絲的90%(注:lilliam m.li:china silk trade,頁85。)。進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絲不但獨霸美國市場,而且囊括了世界生絲市場的3/4(注:w.s.woytinsky and e.s.woytinsky: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1955年版,頁156。)。優劣異勢,已經十分明顯。因此,自19世紀末葉以降,中國生絲出口雖然數量上在短期內仍能維持增長的趨勢,但在國際生絲市場上的地位,已經處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出現種這局面的原因,毋庸諱言,中國絲業生產的本身存在的嚴重弱點,是應該看到的一面。中國絲業生產,長期停留在手工繅制的落后狀態。機器生產的起步,大大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乃至后起的日本。即使在新生的機器繅絲廠中,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也存在不少的缺陷。因之,生產質量的低下,缺乏市場的競爭力,始終是中國生絲出口的一大困擾。它集中體現在生絲出口數量和價值的背離上,體現在出口生絲的價值始終落后于出口數量的增長上。下面我們根據《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所提供的資料(注:參閱該書頁88,頁99-101。),編制了1860-1894年生絲出口量值、全國出口總值和生絲出口占全國出口總值的比率四套數字,從中至少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在這一段時期內,生絲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個百分點,這是我們上述論點的直接證據;二是生絲出口值占全國出口總值比率的縮小,這雖然不是直接的證明,但是這個比率下降幅度之大(58個百分點),不失為一個極有價值的參考數據。所有這些,反映了中國絲業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弱點。然而,深入一層觀察,它又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中國的直接結果。
在以前,或者說,在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中國以前,包括生絲貿易在內的中國對外貿易主動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里。當時中國的海外貿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國商人出海經營的。例如,16世紀中國對菲律賓的貿易,基本上由中國商人“駕船運貨”。正是“到馬尼剌進行貿易的中國商船,保證了包括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在內所需貨物的供應”。(注:嚴中本:《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見《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那些到中國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也必須遵守中國政府制定的管理條例,也就是中國的法度。例如,在以前的廣州一口貿易中,所有外國商人的活動,都必須遵守中國地方當局制定的“交易章程”,不得違反?？梢钥闯?無論是哪一種方式,貿易的主權,是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這是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
但是,在西方早期的殖民主義者入侵中國以后,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這種苗頭,至遲在前夕的廣州一口貿易時期就已經出現。當時在貿易資金的周轉、商品價格的決定、中國行商貿易份額的分配以及行商與外商相互關系與地位的變化等方面,在在都表明貿易的支配權,已經逐漸落入外國商人的手中。到了前夕,中國貿易當局雖然名義上操有貿易的主權,但是代表中國當局和外國商人打交道的行商,實際上已經降到附庸于外國商人的地位(注:參閱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1983年版,頁34-43。)。
深刻的變化,還是發生在以后。
從開始,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枷鎖下,中國從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變成一個不能完全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也蒙上了一層半殖民地的色彩。擁有相對雄厚的資本、加上不平等條約的靠山、以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優勢出現的外國商人,在交易場中,可以毫不費力地置中國對手于掌上。一個中國貿易通在20世紀30年代初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說:“創造了一套制度,使中國對外貿易被管制、培養和在七十年中擴展到夢想不到的數量。沿海貿易港口
的擴散、海關行政的統一、進出口商品在內地特權的享受、中國國內貿易商品由洋輪在內河及沿海運輸對陸路運輸或自有帆船運輸的取代,外國商人及船只有條約規定下及領事保護下的特權享受等等,所有這些匯合成一種深刻確定的轉變,創造了一個到今天仍基本上被維持著的貿易制度”。(注: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1931年版,頁51。)這一段話中,許多事實是被歪曲的,但指出中國對外貿易經歷了一個“深刻確定的轉變”則是符合客觀實際的。這里我們就拿生絲的出口貿易作為一個例證,略加闡述。
中國生絲的對外貿易,在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延續到20世紀,基本上是按著這樣的程序進行的:中國內地出口的生絲通過絲棧(口岸工廠生產的廠絲則通過絲號)賣給外國洋行。交易的具體執行人分別是絲棧、絲號的通事和洋行的買辦。由于華商絲廠資本有限,洋行往往通過買辦之手,以抵押貸款(即以繅絲的原料繭蠶為抵押的貸款)和預賣貸款的方式貸款給中國絲廠,以之收購生絲。這種形式的收購,在20世紀初,已經非常普遍。1914年,上海絲繭總公所總董就說:上?！皫缀鯖]有一家絲廠不向洋行借款的”。(注:《上海市繅絲工業同業公會檔案》,卷號132,轉引自張迪懇:《外國洋行壟斷生絲輸出對上海地區絲廠業的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頁101。)1915年上海各絲向各洋行借款額高達850萬兩(注:張迪懇,上引文,頁101,同見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頁34。)。
由于洋行的活動是通過它的買辦執行的,人們往往不適當地突出買辦的地位。一本專門調查當時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的小冊子這樣寫道:“買辦為擴張其業務,招徠生意起見,對于華商常先墊付絲價,然后再向洋行收款”?！叭辗e月累,買辦遂握中外生絲貿易之全權”。(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1932年版,頁4。)這只是一種皮相的觀察。實際則完全相反,生絲的對外貿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國人手里”。(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年版,頁25。)洋行的買辦、絲號、絲棧的通事等等,他們或者直接服務于洋行,是洋行收購生絲的工具,或者和洋行發生密切聯系,是洋行收購生絲的中間環節。正如那本小冊子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認的:洋行的外國“大班為一行之總經理,凡接洽生絲海外賣買事宜、及接收海外生絲市價之暗碼電報與向華商收買生絲之數量多寡、市價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買辦則不過“奉大班之命,向華商收買生絲。”(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上引書,頁5。)
當然,洋行通過買辦放款于中國絲廠,買辦在這一過程中自然也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不僅買辦如此,甚至作為經紀人的絲號、絲棧和他們的通事,也有和洋行買辦同樣的行經。他們上面仰仗洋行,下面控制絲廠,常常通過借款和多家絲廠發生借貸關系,以達到為洋行固定訂貨的目的。(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g in shanghai,1933年版,頁115。)有些絲號老板,同時又是洋行買辦,而絲號的通事,最后“亦有自立牌號,專門代客經售生絲,漸立于絲號之地位者”(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頁4。)。他們都在謀求自己地位的上升,以便多分潤一點洋行控制下的生絲貿易的余利。
獲取巨額利潤的洋行也好,分潤洋行的些許余利的買辦、通事也好,所有這些利潤的來源,都是從出口生絲的生產者那里分取得來的超額商業利潤。而洋行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超額商業利潤,則是由于他們的資本實力和壟斷地位,使得他們對中國出口生絲進行隨心所欲的壓價措施。中國絲廠因資本不足需要洋行周轉資金而忍受洋行的壓價勒索,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事實上,洋行對中國出口生絲進行壓級壓價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通過生絲的檢驗以壓低生絲等級、降低生絲價格,就是洋行最常用的手法?！耙灾略趪庠贆z時,常出現低級絲的質量反優于高級絲的現象”。(注:張迪懇:《外國洋行壟斷生絲輸出對上海地區絲廠業的影響》,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頁100。)出現在1917年上海絲廠和洋商之間的一段曾經引起轟動效應的糾紛,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一年四月,一家有影響的新聞媒體報導說:上?！敖衲甏杭窘z少價昂,外人至各廠定貨者不少,約期歷四月取貨。不料定絲時之市價高于交絲時之市價,洋商遂從事檢查品定甲乙,就使絲質與定貨時之條件絲毫無誤,亦以此時市價低廉,必多方檢查其種種不合之處,以為不附條件抑勒價格之舉,兩方幾至涉訟
?！?注:《大公報》,1917年4月8日—19日,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1961年版,頁171。)洋行為什么能夠這樣任意挑剔、隨便壓價呢?這家媒體非常惋惜地解釋道:情況本來不會這樣,“無如我國未設有證明絲質之信用機關,而洋行內反設有生絲檢查器械,以檢查各廠家所繅之絲質,自別優劣,以定價格?！?注:《大公報》,1917年4月8日—19日,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1961年版,頁171。)另一份報導廣東生絲貿易的文章提出同樣的問題,文章寫道:“從前吾粵向未有生絲檢驗機關之設立,洋行往往藉端漁利,將買入之生絲,任意貶低品質,變換等級及剝削公[分]量,務令吾粵生絲之生產者,耳目紛亂,無所適從,以遂其侵蝕之心愿”。(注:蘇鼎新:《粵絲貿易經濟及組織概況》,載《廣東蠶絲復興運動?？?1933年10月1日。)兩份報導得出同一結論:似乎只要中國自設生絲檢查機構,問題便全部解決。中國是一個生絲出口大國,卻連一個生絲檢驗機構都付之闕如,以至授人以柄,使中國絲廠吞聲忍氣,委曲求存,這自然令人惋惜。但是問題卻不僅是一個生絲的檢驗機構所能解決。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是外國商人享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享受的政治特權,擁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保有的經濟實力(注:例如1916-1917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一家即獨占生絲出口的13%以上。參閱繆鐘秀:《二十年來之蠶絲業》,載《國際貿易導報》,1931年第2卷,第1期。)。不徹底改變這種狀況,不取消挾重資以君臨中國的外國商人在中國享有的各種特權,包括中國出口生絲的檢驗權在內,要想中國生絲出口貿易免于外國洋行的控制,扭轉受制于人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
中國絲業中人也的確有過企圖扭轉局面的“奮起”。19世紀70年代初,曾經有個別絲商企圖擺脫洋行,自銷生絲于國外,然而卻找不到適當的買主(注:g.c.alleu: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頁61。)。19世紀80年代初,上海還出現過商界聞人胡光墉的大量囤積生絲,企圖主宰生絲市場(注:據說在胡光墉破產前夕,他囤積生絲達一萬四千包。參閱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g's consuls in china,1883年上海,頁230-231。)、以個人的力量扭轉受制于人的局面。結果是周轉失靈,不得不削價拋售,反而乞求于外商的收購。最后是囤積者的破產,禍及自身,牽連整個商界(注:同上。c.j.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wang-yung as on innovator,1961年版,頁78。)。
個人的力量不濟,團體的力量也未必奏效。在20世紀20年代,上海出現了以絲廠主為主體的中國實業家組成的生絲貿易公司,企圖取代外國洋行在中國生絲出口中占有的這一地位。與此同時,廣州也有類似的組織。有的絲廠老板還企圖撇開外國洋行,直接推銷生絲于國外。然而直接外銷也不成功。有的仍離不開國外的公司,有的則根本落空,無由實現(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頁26;《中國蠶絲》,第2卷,第12號。)。一直到1936年,“中國生絲運至外國,本國無直接之郵船,一切均賴外國洋行。”(注:張白衣:《中國蠶絲業論》,載《時事月報》,1936年2月。)多次組織外貿公司的嘗試,也以失敗而告終結。到1929年止,上海華商先后自辦的生絲貿易公司,一共不過四、五家(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hai,頁117;李述初:《今后華絲對外貿易應取之方法》,載《國際貿易導報》,1930年1卷7期。),而當時上海一地經營生絲出口的外國洋行,則有41家(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頁25。)。廣州的華行雖然多一些,但都無力維持久遠。進入30年代以后,能夠繼續存在的,上海只有通運生絲貿易公司一家(注:ton ying silk trading company:chian raw silk,1931年版。),廣州只有永泰隆一家(注:蘇鼎新:《粵絲貿易經濟及組織概況》,載《廣東蠶絲復興運動?？?1933年10月1日;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358。)。后來也都無起色。由此可見,這種努力的所得,接近于零。
關 鍵 詞：生絲貿易/繅絲廠/公和永/繼昌隆
【正 文】
本文初稿著手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計劃以中國對外貿易中三個重要商品——絲、茶、棉紡織品貿易狀況和條件的變遷對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分三篇作一點初步研究。著眼點放在作用和影響上面。其中有兩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發表(注:請參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動手較晚,未及定稿就因當時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項集體研究項目而停頓,由此一放竟達十年之久?，F在本人已經離開工作崗位,有了重新檢定這篇舊稿的閑暇。而在此期間,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個人所見,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間,臺灣和大陸就相繼有兩部專著問世(注:即1989年8月臺北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著的《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編的《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單篇論文則為數更多。形勢大大改觀,本文似已無發表之必要。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論,而是著眼于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時代環境,視點稍異,則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對十余年來新的學術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識者之指正。
一、 近代中國生絲的對外貿易
中國生絲的流傳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歷史。溝通中國陸路貿易和對外文化交流的“絲路”,在唐代便已聞名于當是的西域。生絲的海上貿易,包括東南亞、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歐,在以前,見諸文獻記載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如今在瑞典烏普薩拉大教堂內,還保留有14世紀的中國絲綢。遙遠的北歐如此,其他地區可以概見。在亞洲地區,中日之間的生絲貿易,無論是合法的勘合貿易或非法的海盜貿易,在15世紀和16世紀之交,便已相當頻繁。17世紀以后,每年的貿易量,一般都達到兩千擔的水平,最高時到達3000擔(注:藤本實也:《日本蠶絲業史》,1933年版。轉見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64,1981年版。這只是有記錄的勘合貿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盜貿易,至少要翻一番。)。從澳門開往長崎的商船,每船經常裝載白絲五百至六百擔(注: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頁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占據菲律賓以后,開辟了一條生絲海上貿易的新途徑。通過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國生絲開始遠銷美洲。每年運銷的數量有各種不同的估計。有的估計為3000至5000擔,有的估計為8000至10000擔。(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65。)1637年墨西哥一處以中國生絲為原料的絲織工人,達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頁75。有的記載為1400多人,誤。)。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隨著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入侵,中國生絲開始大量進入西歐市場。1637年,得到英國國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東印度公司未曾到過的東方各地貿易權”的科騰協會(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廣州。他們在打毀虎門炮臺、擊沉中國商船之后,把他們在廣州購買的24箱絲料,當作“戰利品”運回英國(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頁16,頁20,頁27。)。中國生絲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就是在這樣一種環境和形勢之下,開始發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絲出口量從微不足道的八擔上升到9920擔(注:h.b.morse,上引書,卷1,頁46;卷4,頁343。歷年出口數字請參閱本文附表1。)以后,中國生絲在海外的市場,有進一步的擴大。
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出口經常在萬擔以上。不過10年,即從50年代起,上升到五萬擔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萬擔大關,到了20世紀20年代之末,一度到過19萬擔(1929),達到舊時代中國生絲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據張仲禮的統計。參閱《學術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據海關統計。)。從長期趨勢看,在1845-1929年這85年中,保持著3.5%的年增長率。
然而單憑這一項出口量的變動,對中國近代生絲對外貿易的本質,還不能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需要進一步考察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中地位的變化。
在以前,中國生絲貿易在國際生絲市場上,曾經居于領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義者可以在軍事和政治上征服他們“發現”的世界,但是在經濟上還不能為所欲為。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用武力統治過墨西哥、秘魯和菲律賓,但是,在這些殖民地上,他們的出口商品,卻競爭不過中國。絲綢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16世紀下半期,由菲律賓輸入西屬美洲的中國絲綢,就因“價格低廉、銷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國絲綢幾乎絕跡于美洲市場(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ine islands。卷27,頁112,頁149,參閱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而從馬尼拉向西屬美洲販賣中國絲綢的利潤,則最高達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書,卷12,頁60,參閱嚴中平,上引文。)。中國的絲綢貿易,不僅是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亞加普爾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潤來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絲織工人的“主要謀生之道?！蔽靼嘌绹踔豢吹街袊z綢貿易所引起白銀流入中國,為限制中國絲綢向美洲的銷售頒發了幾十道命令(注:以上據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這不是一紙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斷重申,又接連遭到破壞。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國的生產力水平落后于中國的結果,也是中國生絲貿易在當時國際市場上處于領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以后,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的領先地位,仍然維系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個時候,中國生絲的海外貿易,先后集中于法、美兩國。法國是一個以絲綢聞名的國家。長期以來,法國絲織業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給于本國自制的生絲。一直到19世紀50年代以前,法國政府仍以自繅自織作為對本國絲織業的保護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頁402-404)。但是進入60年代以后,法國絲織業所用的生絲,卻主要依賴中國的輸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國的桑蠶經歷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蠶絲的大減產。然而法國生絲一蹶不振,卻不能單純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釋。事實上這個時候中國的生絲,不但在質量上超過法國生絲,而且法國輸入中國生絲,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國蠶絲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83。)。正是這一點,才使得中國出口的生絲,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內,維系對法貿易于不墜的力量之所自。
美國的絲織業,肇興于19世紀60年代。其后發展迅速,至世紀之末,已成為世界生絲的主要消費者之一。進入20世紀,在國際生絲市場上,美國已與法國并駕;紐約與巴黎已并列為世界生絲兩大貿易中心。1916年美國進口生絲已占國際生絲貿易額的60%(注: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annual report,1917,頁19。)。在美國的生絲市場中,中國是主要的供應者。在1916年美國進口的23.3萬擔生絲中,中國生絲,單是直接運到美國的,就達到4.8萬多擔,占1/5以上(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peports,1916,partⅲ.)。
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中的傳統優勢地位,日前受到新生力量的沖擊。從19世紀70年代起,在中國以外,日本和意大利也開始發展繅絲,加入了世界產絲國家的行列。它們的發展速度、特別是后起的日本,大大超過中國。在70至9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意大利生絲的年產量增長了54%,日本則激增335%(注:shichiro matsui: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
es,1930年版,頁57-58。)。中國生絲缺乏當時的生產統計,根據后來的估算,在同一時期中(1875-1895),全國生絲產量增加了23%(注:參閱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654。)。中國生絲增長的速度,在19世紀末,就已經落后于意大利,大大落后于日本,看來是符合事實的。
在日意兩大產絲國、特別是日本的實力迅速增長的形勢下,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的優勢地位開始發生動搖。在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絲業開始起步時,生絲出口不過中國出口的1/7(189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過中國(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1917年版,頁203。)。到了20世紀20年代,日本生絲已壟斷美國進口生絲的90%(注:lilliam m.li:china silk trade,頁85。)。進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絲不但獨霸美國市場,而且囊括了世界生絲市場的3/4(注:w.s.woytinsky and e.s.woytinsky: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1955年版,頁156。)。優劣異勢,已經十分明顯。因此,自19世紀末葉以降,中國生絲出口雖然數量上在短期內仍能維持增長的趨勢,但在國際生絲市場上的地位,已經處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出現種這局面的原因,毋庸諱言,中國絲業生產的本身存在的嚴重弱點,是應該看到的一面。中國絲業生產,長期停留在手工繅制的落后狀態。機器生產的起步,大大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乃至后起的日本。即使在新生的機器繅絲廠中,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也存在不少的缺陷。因之,生產質量的低下,缺乏市場的競爭力,始終是中國生絲出口的一大困擾。它集中體現在生絲出口數量和價值的背離上,體現在出口生絲的價值始終落后于出口數量的增長上。下面我們根據《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所提供的資料(注:參閱該書頁88,頁99-101。),編制了1860-1894年生絲出口量值、全國出口總值和生絲出口占全國出口總值的比率四套數字,從中至少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在這一段時期內,生絲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個百分點,這是我們上述論點的直接證據;二是生絲出口值占全國出口總值比率的縮小,這雖然不是直接的證明,但是這個比率下降幅度之大(58個百分點),不失為一個極有價值的參考數據。所有這些,反映了中國絲業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弱點。然而,深入一層觀察,它又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中國的直接結果。
在以前,或者說,在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中國以前,包括生絲貿易在內的中國對外貿易主動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里。當時中國的海外貿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國商人出海經營的。例如,16世紀中國對菲律賓的貿易,基本上由中國商人“駕船運貨”。正是“到馬尼剌進行貿易的中國商船,保證了包括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在內所需貨物的供應”。(注:嚴中本:《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見《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那些到中國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也必須遵守中國政府制定的管理條例,也就是中國的法度。例如,在以前的廣州一口貿易中,所有外國商人的活動,都必須遵守中國地方當局制定的“交易章程”,不得違反?？梢钥闯?無論是哪一種方式,貿易的主權,是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這是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
但是,在西方早期的殖民主義者入侵中國以后,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這種苗頭,至遲在前夕的廣州一口貿易時期就已經出現。當時在貿易資金的周轉、商品價格的決定、中國行商貿易份額的分配以及行商與外商相互關系與地位的變化等方面,在在都表明貿易的支配權,已經逐漸落入外國商人的手中。到了前夕,中國貿易當局雖然名義上操有貿易的主權,但是代表中國當局和外國商人打交道的行商,實際上已經降到附庸于外國商人的地位(注:參閱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1983年版,頁34-43。)。
深刻的變化,還是發生在以后。
從開始,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枷鎖下,中國從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變成一個不能完全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也蒙上了一層半殖民地的色彩。擁有相對雄厚的資本、加上不平等條約的靠山、以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優勢出現的外國商人,在交易場中,可以毫不費力地置中國對手于掌上。一個中國貿易通在20世紀30年代初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說:“創造了一套制度,使中國對外貿易被管制、培養和在七十年中擴展到夢想不到的數量。沿海貿易港口
的擴散、海關行政的統一、進出口商品在內地特權的享受、中國國內貿易商品由洋輪在內河及沿海運輸對陸路運輸或自有帆船運輸的取代,外國商人及船只有條約規定下及領事保護下的特權享受等等,所有這些匯合成一種深刻確定的轉變,創造了一個到今天仍基本上被維持著的貿易制度”。(注: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1931年版,頁51。)這一段話中,許多事實是被歪曲的,但指出中國對外貿易經歷了一個“深刻確定的轉變”則是符合客觀實際的。這里我們就拿生絲的出口貿易作為一個例證,略加闡述。
中國生絲的對外貿易,在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延續到20世紀,基本上是按著這樣的程序進行的:中國內地出口的生絲通過絲棧(口岸工廠生產的廠絲則通過絲號)賣給外國洋行。交易的具體執行人分別是絲棧、絲號的通事和洋行的買辦。由于華商絲廠資本有限,洋行往往通過買辦之手,以抵押貸款(即以繅絲的原料繭蠶為抵押的貸款)和預賣貸款的方式貸款給中國絲廠,以之收購生絲。這種形式的收購,在20世紀初,已經非常普遍。1914年,上海絲繭總公所總董就說:上海“幾乎沒有一家絲廠不向洋行借款的”。(注:《上海市繅絲工業同業公會檔案》,卷號132,轉引自張迪懇:《外國洋行壟斷生絲輸出對上海地區絲廠業的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頁101。)1915年上海各絲向各洋行借款額高達850萬兩(注:張迪懇,上引文,頁101,同見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頁34。)。
由于洋行的活動是通過它的買辦執行的,人們往往不適當地突出買辦的地位。一本專門調查當時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的小冊子這樣寫道:“買辦為擴張其業務,招徠生意起見,對于華商常先墊付絲價,然后再向洋行收款”?！叭辗e月累,買辦遂握中外生絲貿易之全權”。(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1932年版,頁4。)這只是一種皮相的觀察。實際則完全相反,生絲的對外貿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國人手里”。(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年版,頁25。)洋行的買辦、絲號、絲棧的通事等等,他們或者直接服務于洋行,是洋行收購生絲的工具,或者和洋行發生密切聯系,是洋行收購生絲的中間環節。正如那本小冊子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認的:洋行的外國“大班為一行之總經理,凡接洽生絲海外賣買事宜、及接收海外生絲市價之暗碼電報與向華商收買生絲之數量多寡、市價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買辦則不過“奉大班之命,向華商收買生絲?！?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上引書,頁5。)
當然,洋行通過買辦放款于中國絲廠,買辦在這一過程中自然也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不僅買辦如此,甚至作為經紀人的絲號、絲棧和他們的通事,也有和洋行買辦同樣的行經。他們上面仰仗洋行,下面控制絲廠,常常通過借款和多家絲廠發生借貸關系,以達到為洋行固定訂貨的目的。(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g in shanghai,1933年版,頁115。)有些絲號老板,同時又是洋行買辦,而絲號的通事,最后“亦有自立牌號,專門代客經售生絲,漸立于絲號之地位者”(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頁4。)。他們都在謀求自己地位的上升,以便多分潤一點洋行控制下的生絲貿易的余利。
獲取巨額利潤的洋行也好,分潤洋行的些許余利的買辦、通事也好,所有這些利潤的來源,都是從出口生絲的生產者那里分取得來的超額商業利潤。而洋行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超額商業利潤,則是由于他們的資本實力和壟斷地位,使得他們對中國出口生絲進行隨心所欲的壓價措施。中國絲廠因資本不足需要洋行周轉資金而忍受洋行的壓價勒索,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事實上,洋行對中國出口生絲進行壓級壓價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通過生絲的檢驗以壓低生絲等級、降低生絲價格,就是洋行最常用的手法?！耙灾略趪庠贆z時,常出現低級絲的質量反優于高級絲的現象”。(注:張迪懇:《外國洋行壟斷生絲輸出對上海地區絲廠業的影響》,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頁100。)出現在1917年上海絲廠和洋商之間的一段曾經引起轟動效應的糾紛,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一年四月,一家有影響的新聞媒體報導說:上?！敖衲甏杭窘z少價昂,外人至各廠定貨者不少,約期歷四月取貨。不料定絲時之市價高于交絲時之市價,洋商遂從事檢查品定甲乙,就使絲質與定貨時之條件絲毫無誤,亦以此時市價低廉,必多方檢查其種種不合之處,以為不附條件抑勒價格之舉,兩方幾至涉訟
?！?注:《大公報》,1917年4月8日—19日,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1961年版,頁171。)洋行為什么能夠這樣任意挑剔、隨便壓價呢?這家媒體非常惋惜地解釋道:情況本來不會這樣,“無如我國未設有證明絲質之信用機關,而洋行內反設有生絲檢查器械,以檢查各廠家所繅之絲質,自別優劣,以定價格。”(注:《大公報》,1917年4月8日—19日,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1961年版,頁171。)另一份報導廣東生絲貿易的文章提出同樣的問題,文章寫道:“從前吾粵向未有生絲檢驗機關之設立,洋行往往藉端漁利,將買入之生絲,任意貶低品質,變換等級及剝削公[分]量,務令吾粵生絲之生產者,耳目紛亂,無所適從,以遂其侵蝕之心愿”。(注:蘇鼎新:《粵絲貿易經濟及組織概況》,載《廣東蠶絲復興運動專刊》,1933年10月1日。)兩份報導得出同一結論:似乎只要中國自設生絲檢查機構,問題便全部解決。中國是一個生絲出口大國,卻連一個生絲檢驗機構都付之闕如,以至授人以柄,使中國絲廠吞聲忍氣,委曲求存,這自然令人惋惜。但是問題卻不僅是一個生絲的檢驗機構所能解決。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是外國商人享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享受的政治特權,擁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保有的經濟實力(注:例如1916-1917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一家即獨占生絲出口的13%以上。參閱繆鐘秀:《二十年來之蠶絲業》,載《國際貿易導報》,1931年第2卷,第1期。)。不徹底改變這種狀況,不取消挾重資以君臨中國的外國商人在中國享有的各種特權,包括中國出口生絲的檢驗權在內,要想中國生絲出口貿易免于外國洋行的控制,扭轉受制于人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
中國絲業中人也的確有過企圖扭轉局面的“奮起”。19世紀70年代初,曾經有個別絲商企圖擺脫洋行,自銷生絲于國外,然而卻找不到適當的買主(注:g.c.alleu: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頁61。)。19世紀80年代初,上海還出現過商界聞人胡光墉的大量囤積生絲,企圖主宰生絲市場(注:據說在胡光墉破產前夕,他囤積生絲達一萬四千包。參閱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g's consuls in china,1883年上海,頁230-231。)、以個人的力量扭轉受制于人的局面。結果是周轉失靈,不得不削價拋售,反而乞求于外商的收購。最后是囤積者的破產,禍及自身,牽連整個商界(注:同上。c.j.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wang-yung as on innovator,1961年版,頁78。)。
個人的力量不濟,團體的力量也未必奏效。在20世紀20年代,上海出現了以絲廠主為主體的中國實業家組成的生絲貿易公司,企圖取代外國洋行在中國生絲出口中占有的這一地位。與此同時,廣州也有類似的組織。有的絲廠老板還企圖撇開外國洋行,直接推銷生絲于國外。然而直接外銷也不成功。有的仍離不開國外的公司,有的則根本落空,無由實現(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頁26;《中國蠶絲》,第2卷,第12號。)。一直到1936年,“中國生絲運至外國,本國無直接之郵船,一切均賴外國洋行?！?注:張白衣:《中國蠶絲業論》,載《時事月報》,1936年2月。)多次組織外貿公司的嘗試,也以失敗而告終結。到1929年止,上海華商先后自辦的生絲貿易公司,一共不過四、五家(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hai,頁117;李述初:《今后華絲對外貿易應取之方法》,載《國際貿易導報》,1930年1卷7期。),而當時上海一地經營生絲出口的外國洋行,則有41家(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頁25。)。廣州的華行雖然多一些,但都無力維持久遠。進入30年代以后,能夠繼續存在的,上海只有通運生絲貿易公司一家(注:ton ying silk trading company:chian raw silk,1931年版。),廣州只有永泰隆一家(注:蘇鼎新:《粵絲貿易經濟及組織概況》,載《廣東蠶絲復興運動?？?1933年10月1日;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358。)。后來也都無起色。由此可見,這種努力的所得,接近于零。
關鍵詞 女蠶校；官產學用合作；啟示
中圖分類號 G71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3）16-0078-04
民國江蘇省立女蠶校的前身是著名愛國新聞事業家、《申報》總經理史量才于1904年秋創辦的私立上海女子蠶桑學堂。1912年后，私立上海女子蠶桑學堂改為省立，并遷至蘇州滸墅關，改名為江蘇省立女子蠶桑學校。史量才與鄭辟疆均畢業于我國近代第一所培養蠶絲業科技人才的?？茖W校——杭州蠶學館（鄭辟疆是第三期畢業生，史量才是第四期畢業生）。史量才希望通過創辦蠶業學校倡導“注重栽桑，養蠶、制種、繅絲等試驗，并改良舊法，兼授普通及專門學理，以擴充女子職業，挽回我國利權為宗旨”[1]。培養女性蠶業人才，促進蠶絲業之改良一直是江蘇省立女蠶校的追求。
1918年，鄭辟疆出任江蘇省立女蠶校校長后，面對女蠶?！斑M行上萬分艱難，荏苒十年，厥效甚微，欲使畢業學生獲得相當之職業，殊非易事。而校內同人沉悶已極，良醫所教所學為新蠶業，而社會蠶業并不欲革新，亦何怪其格格不入哉”[2]。面對這樣的發展困境，對女蠶校的人才培養進行全面改革勢在必行。鄭辟疆提出：“今后教、實、行政宜實行聯合，俾畢業生易于從事本業或得服務于公家。按農蠶業教育本為改進農蠶業而設，能實行改進農蠶業政策，學生自有活動之地，否則事業不提倡，人才多廢棄，農蠶業何有改進乎？”[3] 他為女蠶校提出的明確任務是“使蠶絲業得利用省女蠶以革新其事業，吾所謂省女蠶所負時代之任務與今后之設施者如是”[4]。在他的主持和帶動下，女蠶校遵循“堅決向蠶絲業改進途徑進軍，使學生有用武之地”[5] 的辦學方針，不但在專業教學中不斷改善，更將精力逐步投入到中國近代蠶絲業的改進上，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實現了鄭辟疆追求的“學生自能投入蠶絲戰線，而蠶絲業由之改進；學生投入蠶絲戰線愈眾，蠶絲業改進愈速”[6] 的理想。
一、促進教、實、行政的聯合
鄭辟疆擔任江蘇省立女蠶校校長期間，把學校教育和社會實踐密切結合。作為蠶絲革新家，充分發揮學校的社會服務職能，推動產業振興和地方經濟發展。1923年9月，為了“對于養蠶制種制絲家及女子蠶業教育應盡提倡指導貢獻受托之義務，特依全省農業組織系統案，設推廣部以專司之”[7]。女蠶校推廣部的設立，將改進中國落后的蠶絲生產局面當作推動女蠶校教育工作的根本目標，將女蠶校的教育與蠶絲改進事業聯系起來，是鄭辟疆最具革新和現實意義的舉措。組織推廣部，“是為女蠶對蠶絲業改進上有計劃的依一定方向前進的起點”[8]。
為促進教、實、行政的聯合，鄭辟疆在女蠶校成立蠶業研究會，定名為滸墅關女蠶校蠶業研究會，規定所有女蠶校蠶科教職員以及相關制種家均為研究會會員，研究會以交換知識、研究蠶業學術為宗旨，規定每星期五集會一次，以討論蠶業上之各種問題。他召集各制種場代表來校參加討論會，與會的有12家制種場的代表15人。開會的主要內容為：一方面，由學校報告上一年度蠶種檢種、銷售以及價格審查等情況，并說明下一年蠶種供給和需求可能出現的問題；另一方面，邀請各制種場代表圍繞種業經營與技術、制種新趨勢和新技術以及當前國內外的蠶種改良情況等課題進行演講，“全校學生均參與旁聽，以保持學生對蠶絲業先進技術潮流的把握。對于種業經營與技術，指示其趨勢與新法。其隨潮流為改進。直至午后一時始講畢，而聽者與講者。均精神百倍。毫無倦容云”[9]。
二、推動建立產學合作的體制機制
民國蘇南地區推行的這場鄉村蠶業技術改良，是由鄭辟疆主持的江蘇女子蠶業學校最先開展的。鄭辟疆積極發揮個人的影響力和作用，推動民國政府在鄉村農業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圍繞蠶絲產業的關鍵、共性技術，以全新的體制機制，整合社會資源，建立比較完善的技術改良體系，謀求產業革新與突破；推動地方政府和地方勢力以及當地工商業者在蠶絲改良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他與震澤市議會合作，選定開弦弓村（所取學術名：江村）為實驗基地，開辦“震澤市、省立女子蠶校推廣部合辦蠶絲改進社”，引進、推廣新品種、新技術，在開弦弓村對蠶業的指導也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徐紹階在《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一文中，贊揚該社“開弦弓之生絲精制合作社，分子健全，組織嚴密，自選種育蠶，至于繅絲，無不采用科學方法，故業務發展有蒸蒸日上之勢，非獨為一縣一省生產運銷合作之模范，抑亦全國之標榜”[10]。1935年，中央合作研究社曾組團專程考察開弦弓生絲精制合作社，并予以褒揚。他推動吳江為改進并復興蠶絲事業設置了蠶桑改良區，統轄全縣蠶桑改進事務，總辦事處設在縣政府內，由縣長兼任主任，委任費達生為副主任，費達生經過調查，制定了《改良吳江縣蠶絲業計劃》，刊登于1934年10月25日天津《大公報》“鄉村建設”版[11]。他推動江蘇省政府農礦廳制定蠶種檢查法規，加強對蠶種的檢查；與中國合眾蠶桑改良會合作，親自與時任改良會監理的葛敬中以及技師費咸邇和何尚平等人接洽，商談如何促進女蠶校學生更廣泛地參與蠶種改良等事宜?？箲鹌陂g，學校遷至四川樂山，鄭辟疆又兼任新生活運動委員會婦女指導委員會樂山蠶絲實驗區顧問（費達生為主任），致力于復興中華蠶絲事業。
三、搭建產學合作平臺
鄭辟疆積極發揮學校的社會服務職能，加強與產業界密切聯系，開創了學校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的“女蠶”模式。他發起成立的“吳江縣震澤區開弦弓村有限責任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是我國農民辦的第一個近代絲廠，也是我國蠶絲業史上第一個農村自辦機械制絲廠，其成功開辦具有劃時代的示范作用，成為我國蠶絲業改進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先聲。通過農民合作以及農民股份工廠的形式，建立保護農民利益的鄉村企業，并及時返利分紅給參股農民，同時，通過技術培訓，使農民自愿放棄舊習俗，短期內就接受新的生產方式，改革得以在農民中推行。幫助農村和農民形成農工貿合一、產供銷協調發展的產業鏈。推動土絲改良，震澤鄉村企業從此能生產大工廠出的“白廠絲”，同時，倡導的新技術也由改革試點——開弦弓村向江南傳播絲織術，輻射至蘇南、浙江的蠶絲產區。與當時的龍頭企業——無錫瑞綸絲廠廠主吳申伯合作，對瑞綸絲廠制絲技術與設備進行徹底改造，將瑞綸絲廠改稱為玉祁制絲所，作為推動制絲改進的新示范基地，對整個制絲業的改進產生了巨大影響。
女蠶校還在蘇南各縣蠶區建立蠶業指導所，指導蠶業改進工作。從1924年女蠶校在吳江震澤開弦弓村建立第一個蠶業指導所開始，學校推廣部在吳江和無錫等縣設立多處蠶業指導所，20世紀30年代之后，在蘇南蠶業改進掀起的背景下，女蠶校更是加快了蠶業指導的步伐。1932年，女蠶校在武進縣的橫林江頭村和戚墅堰新河鄉、江陰縣的塘頭橋、洞歧、胥林、南閘等6處設立蠶業指導所，1933年女蠶校在吳江花木橋、鳥家口、餛飩兜各新設指導所1處，在吳縣旺米山、湯巷等地設指導所9處，又在江陰之塘頭橋、洞歧各新設指導所1處。至9月，女蠶校在吳江、吳縣、江陰等地區公開辦秋蠶指導所24處。1935年之后，女蠶校為了更好地開展蠶業改進指導，聘請30多名技術員到蘇南各地開展蠶業改進指導，同年，女蠶校還計劃以震澤鎮為中心，建立新型的指導體系。
鄭辟疆在回憶中總結道：“女蠶對蠶絲業之改進，自1918年至1922年為進軍前奏，自1923年特設推廣部起至1929年，以開辟新蠶業（蠶種改良和養蠶改良）為重點時代，自1930年起至1937年為加緊改進制絲，以圖挽救蠶絲業衰落時代，抗戰勝利后，1947年至1949年，為繼續前進，尤為試行養蠶和制絲聯合進行的時代。除前奏時代及推廣部在川服務外，先后共計十有八年。其進行上， 是節節相關、環環相連，故在養蠶方面全面反映了豐收好繭，使制絲原料之面貌為之一新。養蠶繁盛之區，顯見農業經濟好轉，農本寬裕。尤在吳江之震澤，減少了高利貸，呈現了修建房屋的新氣象，在制絲方面的反映，則被迫放松了原料收購之剝削，而爭取生產高級蠶絲之利益，其技術上、設備上、經營上皆有所革新，呈現了正規制絲工業的面貌?！盵12]
在鄭辟疆和女蠶校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民國江蘇省立女蠶校開創了蘇南地區蠶種場毗連興盛之盛況，實現了一個學校帶動一方經濟的格局。鄭辟疆創立和組織的民國江蘇省立女蠶校推廣部，為古老衰落的中國蠶絲業點燃了希望。推廣部不僅傳播新技術，還幫助農民建立新的生產組織，促進了農民觀念的變化，從而推動了中國農村社會的進步。
四、現代啟示
民國江蘇省立女蠶校組織推動的教、實、行政聯合，其最大特點是以學校為主體，學校全面負責設計和組織整個教學活動。鄭辟疆利用技術優勢，有選擇地搭建一批共性和關鍵技術研發平臺，盡快搶占絲綢科技創新制高點。在實現“科技救國”價值目標的同時，確保省立女蠶?！靶Q絲發動機”的領先地位。
社會學大師先生在《做人要做這樣的人》一文中寫到：“不妨想一想，過了快要一個世紀了，而科技下鄉、職業教育等還是有待突破的目標，學用怎樣結合現在還在困撓大學里讀書的學生。”[13] 仔細想來，作為社會學大師的“之想”值得我們思考和汗顏。今天還有很多高校的科研成果停留在論文和實驗室，滿足于紙上談兵，研發與市場信息不對稱，市場定位不正確，教授們不屑于也不善于與市場打交道，對校外大千世界漠不關心，孤芳自賞，不能夠主動走出校門，積極參與到本地區的社會經濟建設中去，把自己完全和外界封閉起來，缺乏面向國家戰略進行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的動力，徘徊在國民經濟主戰場之外。我國大學、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創新資源共享和利益分享機制，造成了創新資源的巨大浪費。
高等學校應借鑒鄭辟疆、費達生的做法，深化產學研合作，向社會開放，加快產學研一體化建設，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提升社會服務能力。具體來說，需要像鄭辟疆和費達生那樣組織教授到地方科技部門和企業掛職，進企業當“外援”，不僅直接為地方提供技術服務，還向學校反饋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需求信息，成為校地溝通的橋梁；需要像鄭辟疆和費達生主導的女蠶校推廣部那樣，建立一批科技型企業，不僅為學校學生提供頂崗實習崗位，而且以這些科技產業為依托，找準自己的培養方向和目標，找到學校人才培養的出口；需要像女蠶校那樣，以學校為單位，與地方政府結對子，將學校與地方、企業的合作由點擴充到面。
（一）政府搭臺，校企唱戲，政產學研協同發展
2011年4月24日，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上提出，“要積極推動協同創新，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政策項目引導，鼓勵高校同科研機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建立協同創新的戰略聯盟”。為高校主動與科研機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的方式指明了方向?！秶抑虚L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強調，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應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充分發揮國家科研機構的骨干和引領作用，充分發揮大學的基礎和生力軍作用。產學研的有機聯合是科技創新資源與產業資本相結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形成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互相促進、協同發展的有效途徑。
奧巴馬在2012年的《國情咨文》中明確指出，大學的科學研究與企業的產品研發之間存在創新斷層。為此，美國政府準備拿出10多億美元，在大學周邊建一批“制造轉化工程”，填補大學與企業間的溝壑。這一做法值得借鑒。我國高?？梢試@地方重大發展戰略，結合地方全面推進產業升級換代的迫切要求，大力構建服務地方的有效機制，并主動尋求與地方各級政府及部門合作，在科技、文化、人才和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交流合作，傾力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二）打造多個政產學研合作平臺，堅持校企合作的多維性
推動校地合作走向深入，還需要搭建學校與地方合作的新載體。從教授、博士解決企業難題，到學院與地方結對子，再到技術轉移中心分中心和研究院的成立，探索實施多個維度“立體化”的政產學研協同創新合作模式。在技術應用、專業建設、師資培養、實習就業等方面開展合作，形成多條紐帶，使得學校能在第一時間了解地方需求，促進學校的科研成果一出實驗室就能進市場。進一步整合學校的科教資源和地方的產業優勢，使學校的科研和人才優勢與地方經濟發展實現無縫對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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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余廣彤.蠶魂——費達生傳[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2：91.
Enlightenment of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y，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in Jiangsu Provincial Nvcan Schoo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U Yue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0， China）
【關 鍵 詞】生絲貿易/繅絲廠/公和永/繼昌隆
【正 文】
本文初稿著手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計劃以中國對外貿易中三個重要商品——絲、茶、棉紡織品貿易狀況和條件的變遷對中國資本主義現代產生的作用和，分三篇作一點初步研究。著眼點放在作用和影響上面。其中有兩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發表（注：請參閱《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動手較晚，未及定稿就因當時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項集體研究項目而停頓，由此一放竟達十年之久。現在本人已經離開工作崗位，有了重新檢定這篇舊稿的閑暇。而在此期間，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個人所見，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間，和大陸就相繼有兩部專著問世（注：即1989年8月臺北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著的《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編的《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單篇論文則為數更多。形勢大大改觀，本文似已無發表之必要。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論，而是著眼于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環境，視點稍異，則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對十余年來新的學術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識者之指正。
一、 近代中國生絲的對外貿易
中國生絲的流傳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歷史。溝通中國陸路貿易和對外文化交流的“絲路”，在唐代便已聞名于當是的西域。生絲的海上貿易，包括東南亞、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歐，在以前，見諸記載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如今在瑞典烏普薩拉大教堂內，還保留有14世紀的中國絲綢。遙遠的北歐如此，其他地區可以概見。在亞洲地區，中日之間的生絲貿易，無論是合法的勘合貿易或非法的海盜貿易，在15世紀和16世紀之交，便已相當頻繁。17世紀以后，每年的貿易量，一般都達到兩千擔的水平，最高時到達3000擔（注：藤本實也：《日本蠶絲業史》，1933年版。轉見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64，1981年版。這只是有記錄的勘合貿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盜貿易，至少要翻一番。）。從澳門開往長崎的商船，每船經常裝載白絲五百至六百擔（注：C.R.Boxer: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頁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占據菲律賓以后，開辟了一條生絲海上貿易的新途徑。通過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國生絲開始遠銷美洲。每年運銷的數量有各種不同的估計。有的估計為3000至5000擔，有的估計為8000至10000擔。（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65。）1637年墨西哥一處以中國生絲為原料的絲織工人，達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頁75。有的記載為1400多人，誤。）。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隨著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入侵，中國生絲開始大量進入西歐市場。1637年，得到英國國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東印度公司未曾到過的東方各地貿易權”的科騰協會(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廣州。他們在打毀虎門炮臺、擊沉中國商船之后，把他們在廣州購買的24箱絲料，當作“戰利品”運回英國（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頁16，頁20，頁27。）。中國生絲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就是在這樣一種環境和形勢之下，開始發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絲出口量從微不足道的八擔上升到9920擔（注：H.B.Morse，上引書，卷1，頁46；卷4，頁343。歷年出口數字請參閱本文附表1。）以后，中國生絲在海外的市場，有進一步的擴大。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出口經常在萬擔以上。不過10年，即從50年代起，上升到五萬擔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萬擔大關，到了20世紀20年代之末，一度到過19萬擔(1929)，達到舊時代中國生絲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據張仲禮的統計。參閱《學術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據海關統計。）。從長期趨勢看，在1845-1929年這85年中，保持著3.5%的年增長率。
然而單憑這一項出口量的變動，對近代生絲對外貿易的本質，還不能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需要進一步考察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中地位的變化。
在以前，中國生絲貿易在國際生絲市場上，曾經居于領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義者可以在軍事和上征服他們“發現”的世界，但是在上還不能為所欲為。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用武力統治過墨西哥、秘魯和菲律賓，但是，在這些殖民地上，他們的出口商品，卻競爭不過中國。絲綢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16世紀下半期，由菲律賓輸入西屬美洲的中國絲綢，就因“價格低廉、銷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國絲綢幾乎絕跡于美洲市場（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 Philipine Islands。卷27，頁112，頁149，參閱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1981年1期。）。而從馬尼拉向西屬美洲販賣中國絲綢的利潤，則最高達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書，卷12，頁60，參閱嚴中平，上引文。）。中國的絲綢貿易，不僅是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亞加普爾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潤來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絲織工人的“主要謀生之道?！蔽靼嘌绹踔豢吹街袊z綢貿易所引起白銀流入中國，為限制中國絲綢向美洲的銷售頒發了幾十道命令（注：以上據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這不是一紙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斷重申，又接連遭到破壞。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國的生產力水平落后于中國的結果，也是中國生絲貿易在當時國際市場上處于領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以后，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的領先地位，仍然維系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個時候，中國生絲的海外貿易，先后集中于法、美兩國。法國是一個以絲綢聞名的國家。長期以來，法國絲織業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給于本國自制的生絲。一直到19世紀50年代以前，法國政府仍以自繅自織作為對本國絲織業的保護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頁402-404）。但是進入60年代以后，法國絲織業所用的生絲，卻主要依賴中國的輸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國的桑蠶經歷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蠶絲的大減產。然而法國生絲一蹶不振，卻不能單純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釋。事實上這個時候中國的生絲，不但在質量上超過法國生絲，而且法國輸入中國生絲，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國蠶絲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83。）。正是這一點，才使得中國出口的生絲，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內，維系對法貿易于不墜的力量之所自。
美國的絲織業，肇興于19世紀60年代。其后迅速，至世紀之末，已成為世界生絲的主要消費者之一。進入20世紀，在國際生絲市場上，美國已與法國并駕；紐約與巴黎已并列為世界生絲兩大貿易中心。1916年美國進口生絲已占國際生絲貿易額的60%（注：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Annual Report，1917，頁19。）。在美國的生絲市場中，中國是主要的供應者。在1916年美國進口的23.3萬擔生絲中，中國生絲，單是直接運到美國的，就達到4.8萬多擔，占1/5以上（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Peports，1916，PartⅢ.）。
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中的傳統優勢地位，日前受到新生力量的沖擊。從19世紀70年代起，在中國以外，日本和意大利也開始發展繅絲，加入了世界產絲國家的行列。它們的發展速度、特別是后起的日本，大大超過中國。在70至9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意大利生絲的年產量增長了54%，日本則激增335%（注：Shichiro Matsui: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1930年版，頁57-58。）。中國生絲缺乏當時的生產統計，根據后來的估算，在同一時期中(1875-1895)，全國生絲產量增加了23%（注：參閱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史》頁654。）。中國生絲增長的速度，在19世紀末，就已經落后于意大利，大大落后于日本，看來是符合事實的。
在日意兩大產絲國、特別是日本的實力迅速增長的形勢下，生絲在國際市場的優勢地位開始發生動搖。在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絲業開始起步時，生絲出口不過中國出口的1/7（189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過中國（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1917年版，頁203。）。到了20世紀20年代，日本生絲已壟斷美國進口生絲的90%（注：Lilliam M.Li:China silk Trade，頁85。）。進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絲不但獨霸美國市場，而且囊括了世界生絲市場的3/4（注：W.S.Woytinsky and E.S.Woytinsky: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1955年版，頁156。）。優劣異勢，已經十分明顯。因此，自19世紀末葉以降，中國生絲出口雖然數量上在短期內仍能維持增長的趨勢，但在國際生絲市場上的地位，已經處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出現種這局面的原因，毋庸諱言，中國絲業生產的本身存在的嚴重弱點，是應該看到的一面。中國絲業生產，長期停留在手工繅制的落后狀態。機器生產的起步，大大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乃至后起的日本。即使在新生的機器繅絲廠中，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也存在不少的缺陷。因之，生產質量的低下，缺乏市場的競爭力，始終是中國生絲出口的一大困擾。它集中體現在生絲出口數量和價值的背離上，體現在出口生絲的價值始終落后于出口數量的增長上。下面我們根據《中國近代繅絲史》所提供的資料（注：參閱該書頁88，頁99-101。），編制了1860-1894年生絲出口量值、全國出口總值和生絲出口占全國出口總值的比率四套數字，從中至少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在這一段時期內，生絲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個百分點，這是我們上述論點的直接證據；二是生絲出口值占全國出口總值比率的縮小，這雖然不是直接的證明，但是這個比率下降幅度之大（58個百分點），不失為一個極有價值的數據。所有這些，反映了中國絲業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弱點。然而，深入一層觀察，它又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中國的直接結果。
在以前，或者說，在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中國以前，包括生絲貿易在內的中國對外貿易主動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里。當時中國的海外貿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國商人出海經營的。例如，16世紀中國對菲律賓的貿易，基本上由中國商人“駕船運貨”。正是“到馬尼剌進行貿易的中國商船，保證了包括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在內所需貨物的供應”。（注：嚴中本：《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見《近代史》，1981年第1期。）那些到中國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也必須遵守中國政府制定的管理條例，也就是中國的法度。例如，在以前的廣州一口貿易中，所有外國商人的活動，都必須遵守中國地方當局制定的“交易章程”，不得違反?？梢钥闯?，無論是哪一種方式，貿易的主權，是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這是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
但是，在西方早期的殖民主義者入侵中國以后，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這種苗頭，至遲在前夕的廣州一口貿易時期就已經出現。當時在貿易資金的周轉、商品價格的決定、中國行商貿易份額的分配以及行商與外商相互關系與地位的變化等方面，在在都表明貿易的支配權，已經逐漸落入外國商人的手中。到了前夕，中國貿易當局雖然名義上操有貿易的主權，但是代表中國當局和外國商人打交道的行商，實際上已經降到附庸于外國商人的地位（注：參閱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1983年版，頁34-43。）。
深刻的變化，還是發生在以后。
從開始，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枷鎖下，中國從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變成一個不能完全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也蒙上了一層半殖民地的色彩。擁有相對雄厚的資本、加上不平等條約的靠山、以和經濟的雙重優勢出現的外國商人，在交易場中，可以毫不費力地置中國對手于掌上。一個中國貿易通在20世紀30年代初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說：“創造了一套制度，使中國對外貿易被管制、培養和在七十年中擴展到夢想不到的數量。沿海貿易港口的擴散、海關行政的統一、進出口商品在內地特權的享受、中國國內貿易商品由洋輪在內河及沿海運輸對陸路運輸或自有帆船運輸的取代，外國商人及船只有條約規定下及領事保護下的特權享受等等，所有這些匯合成一種深刻確定的轉變，創造了一個到今天仍基本上被維持著的貿易制度”。（注：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1931年版，頁51。）這一段話中，許多事實是被歪曲的，但指出中國對外貿易經歷了一個“深刻確定的轉變”則是符合客觀實際的。這里我們就拿生絲的出口貿易作為一個例證，略加闡述。
生絲的對外貿易，在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延續到20世紀，基本上是按著這樣的程序進行的：中國內地出口的生絲通過絲棧（口岸工廠生產的廠絲則通過絲號）賣給外國洋行。交易的具體執行人分別是絲棧、絲號的通事和洋行的買辦。由于華商絲廠資本有限，洋行往往通過買辦之手，以抵押貸款（即以繅絲的原料繭蠶為抵押的貸款）和預賣貸款的方式貸款給中國絲廠，以之收購生絲。這種形式的收購，在20世紀初，已經非常普遍。1914年，上海絲繭總公所總董就說：上?！皫缀鯖]有一家絲廠不向洋行借款的”。（注：《上海市繅絲同業公會檔案》，卷號132，轉引自張迪懇：《外國洋行壟斷生絲輸出對上海地區絲廠業的》，載《中國史》，1986年第1期，頁101。）1915年上海各絲向各洋行借款額高達850萬兩（注：張迪懇，上引文，頁101，同見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頁34。）。
由于洋行的活動是通過它的買辦執行的，人們往往不適當地突出買辦的地位。一本專門調查當時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的小冊子這樣寫道：“買辦為擴張其業務，招徠生意起見，對于華商常先墊付絲價，然后再向洋行收款”?！叭辗e月累，買辦遂握中外生絲貿易之全權”。（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1932年版，頁4。）這只是一種皮相的觀察。實際則完全相反，生絲的對外貿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國人手里”。（注：R.E.Buchanan: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年版，頁25。）洋行的買辦、絲號、絲棧的通事等等，他們或者直接服務于洋行，是洋行收購生絲的工具，或者和洋行發生密切聯系，是洋行收購生絲的中間環節。正如那本小冊子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認的：洋行的外國“大班為一行之總經理，凡接洽生絲海外賣買事宜、及接收海外生絲市價之暗碼電報與向華商收買生絲之數量多寡、市價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買辦則不過“奉大班之命，向華商收買生絲?！保ㄗⅲ褐袊鴩H貿易協會：上引書，頁5。）
當然，洋行通過買辦放款于中國絲廠，買辦在這一過程中也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不僅買辦如此，甚至作為經紀人的絲號、絲棧和他們的通事，也有和洋行買辦同樣的行經。他們上面仰仗洋行，下面控制絲廠，常常通過借款和多家絲廠發生借貸關系，以達到為洋行固定訂貨的目的。（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g in Shanghai，1933年版，頁115。）有些絲號老板，同時又是洋行買辦，而絲號的通事，最后“亦有自立牌號，專門代客經售生絲，漸立于絲號之地位者”（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頁4。）。他們都在謀求自己地位的上升，以便多分潤一點洋行控制下的生絲貿易的余利。
獲取巨額利潤的洋行也好，分潤洋行的些許余利的買辦、通事也好，所有這些利潤的來源，都是從出口生絲的生產者那里分取得來的超額商業利潤。而洋行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超額商業利潤，則是由于他們的資本實力和壟斷地位，使得他們對中國出口生絲進行隨心所欲的壓價措施。中國絲廠因資本不足需要洋行周轉資金而忍受洋行的壓價勒索，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事實上，洋行對中國出口生絲進行壓級壓價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通過生絲的檢驗以壓低生絲等級、降低生絲價格，就是洋行最常用的手法?！耙灾略趪庠贆z時，常出現低級絲的質量反優于高級絲的現象”。（注：張迪懇：《外國洋行壟斷生絲輸出對上海地區絲廠業的影響》，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頁100。）出現在1917年上海絲廠和洋商之間的一段曾經引起轟動效應的糾紛，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一年四月，一家有影響的新聞媒體報導說：上?！敖衲甏杭窘z少價昂，外人至各廠定貨者不少，約期歷四月取貨。不料定絲時之市價高于交絲時之市價，洋商遂從事檢查品定甲乙，就使絲質與定貨時之條件絲毫無誤，亦以此時市價低廉，必多方檢查其種種不合之處，以為不附條件抑勒價格之舉，兩方幾至涉訟?！保ㄗⅲ骸洞蠊珗蟆?，1917年4月8日—19日，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1961年版，頁171。）洋行為什么能夠這樣任意挑剔、隨便壓價呢？這家媒體非常惋惜地解釋道：情況本來不會這樣，“無如我國未設有證明絲質之信用機關，而洋行內反設有生絲檢查器械，以檢查各廠家所繅之絲質，自別優劣，以定價格?！保ㄗⅲ骸洞蠊珗蟆罚?917年4月8日—19日，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1961年版，頁171。）另一份報導廣東生絲貿易的文章提出同樣的，文章寫道：“從前吾粵向未有生絲檢驗機關之設立，洋行往往藉端漁利，將買入之生絲，任意貶低品質，變換等級及剝削公［分］量，務令吾粵生絲之生產者，耳目紛亂，無所適從，以遂其侵蝕之心愿”。（注：蘇鼎新：《粵絲貿易經濟及組織概況》，載《廣東蠶絲復興運動?？?，1933年10月1日。）兩份報導得出同一結論：似乎只要中國自設生絲檢查機構，問題便全部解決。中國是一個生絲出口大國，卻連一個生絲檢驗機構都付之闕如，以至授人以柄，使中國絲廠吞聲忍氣，委曲求存，這自然令人惋惜。但是問題卻不僅是一個生絲的檢驗機構所能解決。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是外國商人享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享受的特權，擁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保有的經濟實力（注：例如1916-1917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一家即獨占生絲出口的13%以上。參閱繆鐘秀：《二十年來之蠶絲業》，載《國際貿易導報》，1931年第2卷，第1期。）。不徹底改變這種狀況，不取消挾重資以君臨中國的外國商人在中國享有的各種特權，包括中國出口生絲的檢驗權在內，要想中國生絲出口貿易免于外國洋行的控制，扭轉受制于人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
絲業中人也的確有過企圖扭轉局面的“奮起”。19世紀70年代初，曾經有個別絲商企圖擺脫洋行，自銷生絲于國外，然而卻找不到適當的買主（注：G.C.Alleu: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頁61。）。19世紀80年代初，上海還出現過商界聞人胡光墉的大量囤積生絲，企圖主宰生絲市場（注：據說在胡光墉破產前夕，他囤積生絲達一萬四千包。參閱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g's Consuls in China，1883年上海，頁230-231。）、以個人的力量扭轉受制于人的局面。結果是周轉失靈，不得不削價拋售，反而乞求于外商的收購。最后是囤積者的破產，禍及自身，牽連整個商界（注：同上。C.J.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wang-yung as on Innovator，1961年版，頁78。）。
的求學之路談不上坎坷，但是卻充滿了傳奇的色彩。他最初的大學生活是在東吳大學醫學預科班度過的，由于參與反對校醫打人的一次風潮被學校暗示轉學，此后轉入燕京大學。至于選擇社會學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大革命失敗，軍閥之間混戰，社會文化方面的交鋒很厲害。他抱著了解中國社會、研究中國社會的想法選擇了社會學。在燕京大學讀書期間，得到吳文藻老師的大力栽培，并為其定下了將來出國留學的計劃。燕京大學畢業后，進入清華社會學與人類學系的研究生院讀書，畢業后考取公費留學的機會。1936年他只身前往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師從著名的社會學家馬林諾斯基，兩年后獲得博士學位。
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是跟史祿國教授學習的。史祿國一心想把培養成自己的學生，后來由于情況不允許，他同意在清華學習告一段落后到英國學習深造。但是史祿國堅持讓在國內做一年社會調查，然后帶上材料出國留學。史祿國是個俄國人，他害怕出國后，在同行面前丟了自己的臉，于是他堅持讓在國內做調查。通俗點講，就是要給再補補課。帶著新婚妻子王同惠來到廣西瑤山做調查，調查過程中誤踏虎阱，腰腿受傷。王同惠出外尋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這次瑤山調查以失敗告終。傷愈后，他回到農村的老家休養。在姐姐的介紹下來到江村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調查，之后他帶著這些調查資料來到英國，最終整理而成《江村經濟》，并成為他的博士畢業論文。
二、《江村經濟》的寫作背景及繅絲業改革
作者以長江下游、太湖東南岸一個名叫開弦弓的村為背景，描述了這個村子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的書。旨在說明這一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系，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系。從而折射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的巨大的變遷過程，表達了作者愛國愛民的感情。企圖通過這種客觀的調查，發現中國農村的問題所在，從而對未來農村變遷和發展提供依據。
當時國際大的背景是20世紀30年代世界工業的發展，國際間工業競爭能力的加強。中國的生絲由于工藝的落后，失去競爭的實力而導致價格下滑。對于一個以繅絲為副業的農村來說，就意味著收入的下降以及農民生活更加困苦。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要么放棄生絲的生產，要么改進繅絲技術實行技術改革，發展農村工業企業。由于人均耕地面積有限，光靠耕地是不能解決百姓的基本生活問題。盡管繅絲業收入下滑，畢竟能給農民增加一些收入，再加上婦女勞動力相對富余，農民根本不可能放棄僅有的副業。只要能增加收入，農民還是支持繅絲業改革，盡管他們對改革沒有多少知識。
繅絲技術改革的必要性。在江村一戶農民一年的支出大約200元，而耕地帶給他們（非佃農）的余糧收入只有68.4元。如果沒有任何副業收入，農民每年就要虧空131.6元。這對農民來，說負擔太重了。也就是說，在這里光靠耕地是不能生存的。由于優越的地理位置，養蠶繅絲成了該村的主要副業。家庭繅絲業不僅解決了農民日常必需品、禮節性費用、生產資金和地租、稅的問題?？壗z業的存在不是可有可無的，在當地農民生活中占據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世界經濟的衰退，加上日本率先開始繅絲業的技術革新，對歐美生絲市場的壟斷，這給技術落后的中國繅絲業沖擊是非常大的。表現為價格下跌，農民生計難以維持。作者看到了后者，對世界經濟衰退認識不足。所以，在改革者看來技術進步成了主要環節。改革者企圖通過技術的進步、提高生絲質量，從而改善農民的生活。企業設在哪又是一個問題。在改革者看來，為了能改變農民的生活處境，把工廠建在農村是最好的辦法。作者提出“如果我們把工業從農村引向別的地方，像很多工業家所做的那樣，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農民實際上就會挨餓”，“我工作的目的是通過引進科學的生產技術和組織以合作為原則的新工業，來復興鄉村經濟”。
生絲價格低落及貧困的加劇，使人們已經清楚了技術的重要性。但是農民本身沒有文化又不掌握技術，要想改變這種狀況靠農民自己是行不通的。蠶絲業改革的號角是由江蘇女子蠶業學校吹響的。日本繅絲技術傳入中國后，在中國相應開設了一些蠶業技術學校。但是，當這些先進的技術不能為群眾所掌握的時候，學校的技術傳播功能似乎失去了作用。改革者看到了掌握技術的人沒有實踐的機會，而需要技術的人又不掌握知識。為了能把知識技術應用與社會實踐，應用到農民致富的過程中去，蠶絲業的改革開始了。作為搭建學校與農民之間橋梁的當地領導者起了關鍵的作用。為了改變農民靠自然生產生絲的狀況，村長提議在村里建立一個教學中心傳授養蠶和繅絲技術，而蠶業學校的校長也想為改革繅絲工業傳統技術開辦一個推廣部門。由于村長在村中的威信，自然充當了橋梁的作用。雖然農民對這種改革的知識了解甚少，對新生事物缺乏判斷能力，但農民隱約知道這種改革對自己有利，只要能增加收入，農民是愿意接受改革的，這就為繅絲業改革提供了可能的條件。
改革的過程中農民親身體會到技術帶來的利益。傳統的養蠶方法致使蠶的存活率很低并且吐絲量減少。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對蠶的病毒沒有很好地防控，病毒傳播所致。為了提高蠶的存活率，蠶業學校從供應農民滅菌蠶種開始，到派人指導農民防止蠶病、控制溫度和濕度等做法，蠶繭的產量比傳統的方法養殖增加了40%多。技術與實踐的結合得到了農民的認可，養蠶試驗取得了成功。這種成功能不能帶給農民收入上的驚喜關鍵還要看繅絲工廠。為了解決農民傳統的手工繅絲出現的生絲易斷、粗細不均等質量問題，改革者試圖從改良家庭繅絲機器的辦法來解決，最后發現效果達不到預期效果。要想生絲達到出口標準水平，必須采用蒸汽引擎為動力的工業系統，打破傳統的家庭手工業生產方式。經過各種努力，直到1935年裝備了新機器之后才獲得了改革的成功。
三、繅絲業改革為什么沒有改變農民貧困的狀況
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是并沒有因此給農民帶來寬裕的生活。原因大概有一下幾點：
1，改革者沒有教給農民改革的知識，農民對改革沒有足夠的認識。改革者的意圖是通過改革繅絲業增加農民的收入、改善農民的生活，從而發展農村工業經濟。這對江浙的農村來說是一項創新的舉措。但是，對于廣大的農民來說，由于文化水平太低、目光短淺，農民對改革只從是否獲得直接的紅利來考慮的。農民不懂得這種股份制對他們意味著什么，更不懂得企業的管理，也不明白企業的前途在哪里。一旦他們沒有看到紅利的存在，便成為改革的阻力。這不僅是改革者的悲哀，更是農民無知的體現。從文章我們看出，農民獲利第二年蠶繭供應數量的增加，以后卻在不斷地減少，獲利與否成了農民支持改革與否的直接標準。改革者在改革前應該先教育人，否則改革的受益人往往會成為改革的阻力。改革到了后來，農民支持的力度是很小的。從交納股金和供給蠶繭的數量明顯地體現出來。農民寧可把繭賣到外面去，或者自己維持家庭手工繅絲，也不愿意供給工廠。因此，農民對改革是持不信任的態度。
2、改革者沒有把握好市場行情。.改革中工廠的確生產出質量很好的絲，但是由于市場價格波動厲害，改革者缺乏把握市場行情的經驗，好的生絲往往賣不出好的價錢，這給農民實際上帶來了損失。
3、貸款利息負擔太重.在政府的支持下，農村銀行雖然提供了低息的貸款，但是由于農民資金的短缺，貸款成了主要的資金來源。每年大量的利息支出也給企業帶來了難以翻身的負擔。作者舉出1929-1931年借款利息都在五千元至四千元不等，這些數字在今天看來不算大，但在當時確實是數額不小。如果農民入股多一點，蠶繭供應量大一點，對企業來說負擔會小很多。個人認為農民對企業的支持是不夠的。
4、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對中國繅絲業的影響。一戰剛結束時，英、法、德等國的經濟尚未恢復，日本得到了美國工業的大量訂單，絲織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國，經濟一度繁榮。但隨后，歐美各國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亞洲市場，日本貨節節敗退，導致了一場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從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貿易逆差達33億日元。農業也未能幸免。3500個繅絲廠停工，200萬蠶農陷入絕境。江村繅絲業在1929-1930年出現盈利跟日本經濟危機是有直接關系的，中國繅絲業在夾縫中獲得喘息的機會。但是從1931年開始，日本政府通過以《重要產業統制法》為首的一系列經濟統制法令，把工、農、金、貿各領域控制起來；又在各個部門中強行組織卡特爾和托拉斯，把中小企業置于財閥的控制之下。然后對各壟斷企業發出大批軍事訂貨，從1931年到1936年，軍事訂貨共達50億日元之巨。正是在這個國際背景下，中國的繅絲業出現下滑。此時江村的繅絲業改革即使得到農民大力支持，虧損的情況也是難以避免的。
四、讀《江村經濟》的啟示
1、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改變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富裕問題
在《江村經濟》中，我們了解到，當時就土地占有方式來看，農村中可分為完全土地所有者、不在地主、佃農、雇工和承租人幾類人。不在地主和雇工分別獲得固定地租和工資，收成的好壞并不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承租人、佃農和完全土地所有者卻承擔著耕種的風險，一旦收成不好，佃農和承租人的境遇是很難過的，完全土地所有者也可能出現借高利貸的情況，從而喪失自己對田底的所有權。完全土地所有者只是向政府交納土地稅，負擔比承租人和佃農情況要好，但是他們除了自給的糧食外，余糧出售都不足以維持生活，還要做一些副業來填補虧空?？梢姼淖冝r村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改變農民命運的有效辦法。按照改革者的設想，應該在農村中發展鄉村經濟也就是發展鄉村工業來拯救農民。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能認識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如今農村已經普遍實行了，農民成了自己承包土地的主人。國家對農民耕種土地免除了各種稅收，還給農民耕種土地以獎勵措施。這些惠農措施的實行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但是，光靠種地能使農民過上富裕的生活嗎？恐怕不行。在中國還沒有聽說哪個地方的農民單是靠種地發家致富的。國家應該讓農民享有和城市人一樣的生存環境和待遇。土地只是農民謀生的手段，但是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是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關鍵。如果農民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福利政策，解決了他們看病養老的后顧之憂，農民的日子是從根本上得到了改善。所以，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改變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富裕問題，關鍵要靠國家對農民福利政策的落實，真正使農民享有國民待遇，徹底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2、農村經濟的發展靠農村工業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
農村的發展體現在農民素質的提高、村容村貌的改變和農村經濟的繁榮。農村經濟的繁榮，農業是處于基礎的地位。除了農業外，農村要大力發展服務行業，交通運輸業和農產品加工工業，這不僅對解決農村勞動力富余問題，而且對增加農民收入、繁榮市場、活躍經濟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義。經濟是基礎，農民手里有錢之后，就要重視發展教育事業。農民素質的提高關鍵靠教育，教育事業的發展必須有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農村教師待遇的提高是吸引人才的關鍵。所以，農村要通過發展多種產業把經濟搞上去，經濟的發展才能帶動農村民主進程和文化產業的發展，為新農村建設提供良好的基礎。
3、改變農村狀況從消除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入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是造成城鄉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要求有統一的市場，商品要流通，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要求順暢地流動，要求城鄉一體。所以，我們要打破原有的城鄉壁壘，加快城市化建設的進程，順應經濟體制的要求。如前所述，城市化與工業化是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伴生發展的兩種現象，而我國由于特定的國情和政策的選擇，使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的發展，產生了許多不利的影響。在城鄉結構方面，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隊伍合理轉移，選擇符合我國國情的城市化道路，加快城市化建設的進程，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當務之急，也是我國完成經濟體制轉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