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05 15: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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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盈率(本益比)；平均市盈率；投資價值；股票；證券市場
衡量一個上市公司的投資價值有很多指標，影響投資價值的因素既包括公司凈資產、盈利水平等內部因素，也包括宏觀經濟、行業發展、市場情況等各種外部因素。市盈率是衡量股票是否具有投資價值的工具之一。
市盈率是投資者所必須掌握的一個重要財務指標，亦稱本益比，是股票價格除以每股盈利的比率。市盈率反映了在每股盈利不變的情況下，當派息率為100%時及所得股息沒有進行再投資的條件下，經過多少年我們的投資可以通過股息全部收回。市盈率有兩種計算方法。一是股價同過去一年每股盈利的比率。二是股價同本年度每股盈利的比率。前者以上年度的每股收益作為計算標準，它不能反映股票因本年度及未來每股收益的變化而使股票投資價值發生變化這一情況，因而具有一定滯后性。買股票是買未來，因此上市公司當年的盈利水平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第二種市盈率即反映了股票現實的投資價值。因此，如何準確估算上市公司當年的每股盈利水平，就成為把握股票投資價值的關鍵。
近來，有關市盈率問題已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目前的市盈率水平是否合理?反對的或贊同的各執一詞。用市盈率的高低判別股市風險的高低，確實是個經驗性問題。市盈率水平高了一點并不意味著就有很大風險，尤其是處于發展中的中國股市，加上未來幾年我國GDP將保持7%以上的增長速度，大盤市盈率保持40-50倍的水平是合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個股的風險程度是不同的。至2000年底，滬市的平均市盈率是58倍，深市的平均市盈率為56倍。但不同個股之間的水平不一樣，其中，每股收益在0.10元至0.20元間的個股的平均市盈率為81倍多，每股收益小于0.10元的個股的平均市盈率高達264倍以上。業績越差的個股的市盈率越高、流通盤越小的個股的市盈率越高，這類個股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大盤經過了從五月來的幾次暴跌，很多個股已經腰斬，滬市的平均市盈率已經降了很多，相對而言，風險也降底了不少。
我們在進行投資時，判斷一只股票市盈率水平是否合理，主要看以下三個因素：
(1)行業性。行業背景是影響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來，以電子通信、軟件、環保、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受到投資者的青睞，其主要原因在于這些行業屬于朝陽行業，并受到國家相關政策扶持，發展速度較快。未來一段時間內，電子通訊等高速發展行業的增長速度將是GDP的3倍左右，其市盈率應當高于大盤平均水平；相反，鋼鐵等夕陽產業類上市公司，其市盈率水平將低于大盤平均水平。這一格局不會改變。實際上也是如此。
(2)流通盤。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況下，流通規模與股價成反比，股本越大，市盈率越低，反之亦然。小盤股板塊歷來是“大黑馬”的溫床，去年最大漲幅在200%以上的思達高科、泰山旅游等大牛股，無一不是小盤股。而一些流通盤較大的個股，如以上海汽車為代表的一批大盤績優股，其市盈率普遍在20倍至30倍。在賺取差價仍是投資者獲利的主要手段的市場中，小盤股兼有豐富重組題材和股本擴張能力優勢，價格波動較大，機會較多，而大盤股則不具備這種優勢。
(3)成長性。成長性高低是影響股價的決定性因素。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普遍高于市場平均水平，主要在于上市公司的高成長性。
同時市盈率是一個非常粗略的指標，考慮到可比性，對同一指數不同階段的市盈率進行比較較有意義，而對不同市場的市盈率進行橫向比較時應特別小心。
(1)綜合指數的市盈率與綜合指數的市盈率比，成份指數的市盈率與成份指數的市盈率比。綜合指數的樣本股包括了市場上的所有股票(滬深市場上PT股除外)，市盈率一般比較高，而成份指數的樣本股是精挑細選的，通常平均股本較大、平均業績較好，所以其市盈率比較低一些。而我們經?？吹降膰夤善睍r常的市盈率大多是成份指數的市盈率，如果將它們與我們綜合指數的市盈率相比較，則犯了概念性錯誤。(2)市盈率應與基準利率掛鉤?；鶞世适侨藗兺顿Y收益率的參照系數，也反映了整個社會資金成本的高低。一般來說，如果其他因素不變，基準利率的倒數與股市平均市盈率存在正向關系。如果基本利率低，合理的市盈率可以高一點，如果基準利率很高，合理的市盈率就應該低一些。
(3)市盈率應與股本掛鉤。平均市盈率與總股本和流通股本都有關，總股本和流通股本越小，平均市盈率就會越高，反之，就會越低，中西莫不如此。在美國，小盤股的平均市盈率也高于大盤股平均市盈率的好幾倍，NASDAQ市場市盈率高于紐約證券交易所市盈率，部分地與股本因素有關。
(4)市盈率應與股本結構掛鉤。市盈率跟股本結構也有關系。如果股份是全流通的，市盈率就會低一些，如果股份不是全流通的，那么流通股的市盈率就會高一些。原因在于，如果上市公司的總價值不變，股份分成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而資產的流動性會增加資產的價值(流動性溢價)，從一般意義上說，流通股的每股價格自然要高于非流通股的價格，非流通股的價格越低，流通股的價格就越高，其結果就必然是流通股的平均市盈率高于非流通股的平均市盈率。流通股在中股本中所占的比例越小，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價格差異越大，流通股的平均市盈率就越高。目前的中國市場，非流通股占到總股本的三分之二，在它們沒有流通的情況下，流通股的市盈率較高，也是正常的。
(5)市盈率應與成長性掛鉤。同樣是20倍市盈率，上市公司平均每年利潤增長7%的市場就要遠比上市公司平均每年利潤增長3%的市場有投資價值。根據經典的股票內在價值評估模型，如式(1)所示。其中V為股票內在價值，D。為在未來無限時期支付的每股股利，k為到期收益率，g為股利每期固定的增長率。從式(1)可以看出，假定其他因素不變，成長性對股票的內在價值，從而對市場價格和平均市盈率影響巨大。
V=D×(l+g)
K-g(1)
(6)市盈率與一些制度性因素有關，居民投資方式的可選擇性、投資理念、一國制度(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外匯管制等制度性因素，都與平均市盈率水平有關。
市盈率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資者對公司增長潛力的認同，不僅在中國股市如此，在歐美、香港成熟的投票市場上同樣如此。我國股市尚處于初級階段，也是處于摸索階段，可以借鑒西方市場的模式，也有自己的特色，投資者應該從公司背景、基本素質等方面多加分析，對市盈率水平進行合理判斷。
參考文獻
一、傳統凈現值法的局限性和解決方法
傳統的財務投資理論認為,用凈現值法(NPV法)來判斷一項投資項目是否可行是最主要的方法,其基本原則是:首先預測并計算投資項目的現金流入量的現值,并預測和確定該投資項目所需支出的現值;其次計算上述兩項現值之差額,即凈現值NPV;最后,如果項目為非互斥項目時,項目的NPV大于零,則接受項目,NPV小于零,則拒絕之。另外,如果項目為互斥項目時,還需比較不同項目NPV的大小,選其最大者。傳統NPV法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于外部決策環境的變化和企業決策過程的轉變。眾所周知,我國企業的決策環境在過去幾十年里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近幾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企業間的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外部決策環境的不確定性變得越來越大。面對這種劇烈變化的市場環境,作為企業的決策者就必須有足夠的決策靈活性,在錯綜復雜的環境中隨時可以根據環境的變化而調整決策選擇。決策環境的變化強烈要求決策者的決策過程由靜態決策轉變為動態決策,決策的重點從一般決策轉移到戰略決策。在這種環境中,傳統NPV法的決策有效性就受到嚴重質疑。
(一)傳統NPV法忽視了項目投資中決策柔性的價值所謂決策柔性,是指當項目的外部決策環境發生變化時,決策者可以改變或調整原先初始選擇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的靈活性,這種決策柔性是具有價值的。傳統NPV法假設未來的變化總是按決策之初既定的環境發生,不論是對未來的現金流還是所需采用的風險折現率,都未考慮管理者對未來變化的適時調整,也就是說傳統NPV法認為某項目一旦作出決策,就按原先的選擇方案不折不扣的繼續到底。事實上,很多項目的投資運營都有一定的期限,在這過程中,面對不確定的市場環境,管理者可以現在或將來根據市場條件的變化對項目的運營進行調整,也就是說項目決策的過程由靜態決策轉變為動態決策。如項目投資建成并運營后,如果市場環境有利,決策者可以追加投資,擴大項目規模;而如果市場環境不利時,可以縮減生產或者轉產,當項目產品價格低于產品可變成本時,甚至可以暫時停止經營或轉賣項目。這種經營決策靈活性的存在為未來現金流的精確預測帶來了很大困難,它既改變了項目運營的風險,也為風險的規避提供了可能。然而,傳統NPV法并沒有考慮項目投資過程中的決策柔性,決策柔性的價值也無法進行評價。
(二)傳統NPV法忽視了項目投資中等待的價值傳統NPV法在對某一特定項目決策時有一個假設,那就是在某一時點上若項目凈現值大于零則執行項目,若項目凈現值小于零則拒絕該項目,永不執行。NPV法只對是否進行投資進行決策,而不考慮項目投資時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機的選擇問題。然而,很多項目投資具有可延遲性,項目非競爭性的特征決定了對某個企業來說,項目可以現在投資,也可以等待一段時間,當項目有關的不確定信息進一步明朗以后,再行決定投資與否。許多信息的不確定性會隨時間的推延而最終得以消除,因此,選擇投資的時機不同決策時得到的信息支撐就不同,項目的風險和收益就會發生變化。一方面,延遲投資可以保留未來投資獲利的機會;另一方面,延遲投資可以規避風險,使決策者有更多的時間和信息來檢驗自身對市場環境變化的預期以及提供不利環境下規避重大損失的機會。例1,某企業考慮一項建設投資,簡單起見我們假設項目生命期僅為一年,初始投資額為I=110,一年后根據產品價格的變化,項目產生的凈現金流有兩種可能,P=50%的概率凈現金流為242,另有P=50%的概率凈現金流為55,市場收益率為10%(假設這里我們就用市場收益率作為折現率)。如果現在投資,項目的凈現值為NPV0=-110+0.5×2421.1+0.5×1.1=25,根據傳統NPV法的決策標準,該項目的凈現值大于零就可以馬上執行。但是,該項目具有可延遲性,也就是說決策可以等待一年,當市場環境明朗以后再作決定。如果一年后市場出現第一種情況,那么那時決策者決定投資決策的現值為NPV0,1=0.5×(-1101.1+2421.12)=50;如果一年后市場出現第二種情況,那么該項目就不執行。這樣,我們就發現一年后投資的凈現值50要大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于現在投資的凈現值25,一年后投資將變得更有經濟效率。在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等待是有價值的,但傳統NPV法并沒有考慮這部分等待的價值,往往不能把握最佳的投資時機。
(三)傳統NPV法忽視了項目投資中戰略的價值對一個企業而言,項目投資可以分為一般項目投資和戰略項目投資。傳統NPV法的適用范圍僅限于一般項目投資,凈現值大于零接受,而凈現值小于零則拒絕。至于戰略項目投資,它與一般項目投資具有很大的差別,它并不十分注重現在或者短期內的經濟效率,而相對注重的是項目長遠的利益和長足的發展。對于一個戰略項目投資,用傳統NPV法對戰略項目初始投資進行評價,結果凈現值往往是負的,這不等于說該項目沒有投資意義,因為該項目投資中具有戰略價值,傳統NPV法對投資的戰略意義或間接價值及知識價值無法進行量化分析。在實際經營中,企業開展的投資活動并非都能立即獲益,而且投資的目的也不一定單純是為了獲得財務上的利益,尤其是短期性的利益。從長期來看,企業當前投入的資本是為了占有更多的市場份額,擁有某種專利或者是持有進入某個新興市場的機會等,它們都是企業戰略目標實現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戰略項目投資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使企業獲得未來成長的機會。在當前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中,生存和發展是企業的第一目標。
對大多數企業而言,未來的發展機會可能比眼前的收益更有價值。顯然,采用傳統NPV法不能為這些著眼于舉例來反映戰略的價值,例2,某企業有一戰略投資項目,首先進行試探性投資,試探性投資成功則進行主體性投資。初始投資的投資成本I=110,一年后的現金流入有兩種可能,經營順利有P=0.5的概率現金流為220;經營不順利則有另外P=0.5的概率血本無歸,凈現流為零。同時假設市場收益率為10%(這里我們同樣用市場收益率作為折現率)。如果運用傳統NPV法進行評估,初始項目投資的凈現值NPV1=-10+220×0.5+0×0.51.1=-10為負,應該拒絕項目。但是,正如前面所述,該項目是戰略投資項目,還必須考慮項目長遠發展的戰略價值。該項目試探性投資若成功,也就是說一年后項目的現金流為220,已經占領部分市場,接下去就可以進入主體性投資階段,該階段的投入成本是212,一年后現金流入情況是一半概率為440,另一半概率為220。這樣項目整體的凈現值為:NPV2=-10-0.5×2121.1+0.5×(0.5×440+0.5×220)1.12=-10+40=30,項目整體的凈現值又為正。在此例中項目的戰略價值為40,遠遠大于初始投資的損失10,所以該項目對企業是有益的。然而傳統NPV法卻會忽視這部分戰略價值,最終導致錯誤的決策。超級秘書網
二、解決局限性的方法
既然傳統NPV法面臨諸多挑戰,在很多情況下不是項目投資決策的最佳方法,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決這一難題嗎?有,那就是實物期權方法。所謂期權就是擁有享受獲利機會而不必承擔損失的一種權力。其實上文中提到的決策柔性的價值、項目等待的價值和項目戰略的價值都是一種期權。決策柔性指的是當環境變化時決策者有調整初始選擇的權力,而當環境未發生變化時決策者可以保持初始選擇;等待價值指的是當項目具有可延遲性時,決策者可以在現在馬上投資和將來某一時點投資間進行選擇的權力,而選擇的結果要視決策環境的變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化而定;戰略價值指的是當初始投資發生后,當市場發展良好,就有進一步投資的權力,如果市場發展很差,損失也會限制在初始損失很小的范圍內。在當今這樣一個高風險、不確定性日益增大的經濟環境下,傳統NPV法顯然已不能適應這些日新月異的變化,若仍然沿襲以往一成不變的方式進行投資項目可行性分析,常常會與機會擦肩而過。傳統的財務理論比較注重風險的回避,而未認識到不確定性的價值。實物期權作為一種選擇的機會,它之所以有價值,就在于未來的不確定性,未來不確定性越大期權價值越高。實物期權價值的計算雖然具有一定復雜性,但無論對理論工作者還是實踐工作者,實物期權這種決策思想在項目投資分析中至關重要,它能指導決策者在多變的環境中如何把握機會。不過,要真正實現實物期權的價值,審時度勢、靈活多變的決策者和決策機制是必不可少的,不然的話再好的機會也無法捕捉。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并不是全盤否定傳統NPV法存在的意義,至少從理論上來說它是一種很好的方法,而且對環境相對確定、風險相對較小的一次性項目投資,這種方法還是比較適宜的。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傳統的項目評估方法由于忽視了包含在投資項目中的靈活性價值而存在著很大的缺陷。本文從期權分析的角度#以可延遲投資的項目為例探討靈活性價值的性質，估算方法以及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一、問題的提出
公司投資決策分析的基本目標是設法在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中正確選擇投資方向，以實現企業有限資源的最優配置。為此，企業需要對每一可能的投資項目作出合理評價，因而項目評估成為投資決策分析的主要內容。在現有的各類項目評估辦法中，DCF法應用的比較普遍。DCF(discounted-cash-flow)包括凈現值法(簡稱NPW法)和內部收益率法.其中又以DCF法最為常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的前提條件與現實情況差距過大,常常使其在評估真實的項目價值時遇到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大量的不確定因素的存在是現實經濟的本質特征.無論是來自大自然的挑戰,如自然災害,還是來自人類的行為。如競爭對手的加入，都會加劇項目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造成項目現金流價值的隨機波動，增加投資分析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依然用事先預計的貼現率估算項目的凈現值，十之八九會超出投資人的預期。除了其假設條件不符合充滿著不確定因素的現實情況外。由于DCF完全不考慮投資人對不確定性所采取的能動性反映，就必然忽視了由此給項目價值帶來的變化。總之，傳統的DCF法實際上遺漏了隱含在項目之中。極大地影響著項目投資價值的某類重要因素，后面的分析表明，這一致命的遺漏很可能會在實際的投資決策中釀成大錯。以下我們將揭示這類重要因素。
二、靈活性價值的性質及來源
先看一個簡單常見的例子：假設一個項目的投資額為667萬元，一年后"該項目產生的現金流有兩種情況，180萬元或者60萬元，兩種情況的概率各為50%。項目壽命期是1年，無風險利率是8%經風險調整的貼現率為20%該項目是一個好的投資項目嗎？
根據NPV法，項目的現值是：V=E(C1)(1+K)=50%*(180+60)(1+20%)=100
項目的凈現值是:NPV=(E(C1)(1+K)-Ij=100-1100=-10%按照傳統NPV法的評判標準，凈現值為負數的項目是不應該被考慮的"所以結論是“不投資”。
但這種評價方法是錯誤的$因為它隱含地規定了投資人當前只有兩個選擇，投資或不投資實際上投資人至少還有第三個選擇等待一年，再決定是否投資等待，意味著暫停投資觀察市場狀況，等待環境好轉，再決定是否投資。企業現在的每一個選擇，都決定了項目當前的一個價值狀態在本例中當企業選擇投資，時對應的項目價值為-10+當企業選擇)不投資時對應的項目價值是0項目沒有投資。不發生損益，但當企業選擇。等待一年"再做決定時項目的價值為何？
一年以后，如市況好轉，即項目達到897萬元現金流量"則按原計劃投資；如市況惡化，即現金流量為60萬元，則放棄投資兩種情況必有其一，且出現的概率各為50%考慮上述因素后的凈現值應該調整為
NPV=50%*(180/(1+20%)-1100/(1+8%))=2408(萬元)>0
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項目價值。等待的選擇決定了現在項目的凈現值為正。結論是：如果等待一年再做投資與否的決定，則該項目是一個好的投資項目。所以，本例中的最優選擇不是“不投資”，而是“等待”。它就是被傳統!"#法所遺漏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然，現實中投資人擁有的選擇權不僅僅限于“等待”。他還可以根據市場情況擴大投資規模（當項目前景更加看好時）縮小投資規模（當項目前景看淡但還能勉強維持時）放棄投資(項目虧損時)轉移項目用途等等.我們把所有這些投資人根據環境變化采取的機動性措施給項目價值帶來的變化，叫做項目投資的“靈活性價值”。
靈活性價值來源于投資人面對不確定性擁有的“選擇權”其背后的思想是期權理論，所謂期權就是一份合約，該合約使一方。期權擁有者有權選擇是否將來按照事先商定的日期，期權有效期，和價格。執行價格，進行一項特定資產的交易，而不需承擔必須交易的義務，期權的另一方，期權出售者，只有交易義務，即當期權擁有者行使權利進行交易時"期權銷售者必須與之交易，期權擁有者具有是否交易的選擇權，但作為得到這一靈活性的代價是，他必須事先向期權銷售者支付一筆期權費以彌補后者承擔的額外風險。從期權的角度看，前面例子中的項目投資人相當于期權的擁有者，該期權賦予他有權在一段時間內按照期權的執行價格支付一筆貨幣，來交換一項未來價值隨機波動的資產。鑒于擁有期權給他帶來了靈活性價值，因此所謂“靈活性價值”本質上就是期權價值的派生物。用期權的思想分析投資，項目的價值至少包含以下兩部分：項目價值=凈現值+靈活性價值下面我們探討靈活性價值的估算。
三,靈活性價值的估算
由于靈活性價值由期權價值所決定，所以靈活性價值的估算問題轉化為相應期權的定價問題，期權分為金融期權，以標準化的、在金融市場公開交易的金融資產為期權合約的標的資產，和實物期權（以非標準化的，沒有公開交易市場的實物資產或項目作為期權合約的標的資產).金融期權的定價模型已經成熟,主要有布萊克-斯科爾斯定價模型和二項式定價模型!根據金融期權定價理論,導出布萊克-斯科爾斯定價模型(B-S模型)和二項式定價模型的基礎是無套利定價原則。按照該原則，人們可以通過標的金融資產與無風險債券的組合，復制相對應的期權收益、風險特征。由于金融資產一般是上交易的有價證券，所以這一原則至少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是，對于實物期權來講，由于標的資產是一個投資項目，而項目本身一般不存在公開交易市場，因此就沒有套利問題，也就不存在復制問題，這一本質差別的存在，表明實物期權的定價比較復雜，金融期權的定價模型不能簡單地套用在實物期權的定價過程。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之一是用尋找孿生證券的辦法，采用金融期權相似的原則，為實物期權類推定價，下面用二叉樹期權定價的方法估算前面例子中的期權價值。
假設我們在資本市場上已經找到一個孿生證券：股票S該股票當前市場價格是20元,預期一年后的價格有兩種可能，一是上漲到36元，二是下降到20元，即上漲因子u=1.8,下降因子是0.6并且上漲和下降的概率都是50%顯然,該股票的收益風險特征與例子中項目的價值特征完全相同，設：E=當前期權價值S=孿生股票價格V=項目的現金流貼現值V+=V上升后的價值(上升的概率是q);V-=V下降后的價值(下降的概率是1-q)由孿生股票的性質,股票價格S的變化同V相同,即或是以概率q變為S+或是以概率1-q變為S-此外,假設無風險利率是r期初投資是I?，F在的問題是如何根據上面的資料求出E，由于例中已找到孿生證券，所以期權二項式定價過程見圖1
根據金融期權一項式定價思路，我們做以下的投資組合:以S的價格購買N股李生股票，同時借入金額為B的無風險債券，組合的價值是NS-B;一年后，組合的價值或者以q的概率變成NS+-（l+r)B,或是以1-q的概率變成NS--(1+r)B;如果要求期權年后的價值與該組合的價值相同，即:
E+=NS+-(l+r)B,
E-=N-(l+r)B,
解該方程組可得出:
N=(E+-E-)/(S+S-),B=(NS-E-)/(1+r)
根據無套利定價原則，期權的當前價值應該等于投資組合的價值，于是:E=NS-B=[pE++(1-p)E-]/(1+r),其中p=[(1+r)S-S-]/(S+-S-).在我們的例子中，擁有該項目相當于擁有一個以項目現金流為標的資產，以投資額為執行價格，到期為一年的看漲期權V=100,V+=180，V-=60,再考慮到等待一年后投資的成本變成（1+r）I.所以,
E+=max[0,V+-(1+r)I]=max[0,180-(1-8%)*110]=612(1)
E-=max[0,V--(1+r)I]=max[0,60-(1+8%)*110]=0(2)
P=[(1+r)S-S-]/(S+-S-)=[(1+8%)*20-12]/(36-12)=0.4(3)
我們最后得到期權的價值：
E=[pE++(1-p)E-]/(1+r)=[0.4*61.2+0.6*0]/(1+8%)=2267(萬元)（4）
可以看出，這個結果同前面我們用經過修正的NPV法算出的項目價值2408萬元已經相當接近!這就說明，靈活性價值由期權的價值所決定"在很多情況下，它就是期權價值本身。
四、靈活性價值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投資活動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投資開支至少是部分不可逆，即沉沒成本不可能被收回，二是這些不可逆的投資活動可以被推遲，以便投資人在調撥資源之前，有等待關于價格#成本及其他市場條件的新信息的機會，前面的分析表明，推遲這種不可逆的投資的權利所帶來的靈活性價值，已經深深地影響到投資決策，特別是它使得簡單的DCF規則(當項目預期現金流的現值至少與其成本一樣大時才投資該項目)失效,簡單的DCF規則是錯誤的，因為它放棄了等待的靈活性價值，這就相當于增加了決策時的機會成本，而機會成本必須作為一部分包含在投資的總成本中。對此后面還要詳細說明。McdonaldandSiegel(1986)假設投資成本I是已知并且固定,但項目價值V服從幾何布朗運動,由于V的未來值不確定,現在僅投資有機會成本。因此，最優投資規則并不是簡單的DCF法規定的當V>I就投資，而是當V至少與超過I的某一臨界值V*一樣大時才投資。
不言而喻，靈活性價值對投資決策的影響是深遠的，我們結合前面的例子，分三個層次加以討論。
1有助于正確認定項目的真實價值。
如果投資人認識到前面例子項目的真實價值是2267萬元而不是傳統NPV評估的-10萬元，那么他就可以圍繞著這個靈活性價值調整他的一系列的決策行為：假如他要轉讓項目，他的轉讓價不應低于項目的靈活性價值22.67萬元，假如原來的項目不允許延遲投資，他可以通過支付一筆費用獲得延遲投資一年的權利，他支付的費用最多不超過22.67萬元，假如他想從政府部門通過特別許可的方式爭取獨占這一項目的投資權，那么他為爭取該項目所花費的前期調查，搜尋和有關交易成本的費用總和，不應該超過項目的靈活性價值22.67元，等等。
2能夠發現項目的真實成本.
假如把上面例子中的數字稍作改動，把投資額改成90萬元，其余的數字不變，那么用傳統的DCF法算出的凈現值為10萬元>0似乎項目現在應該投資。但是，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該投資決策是錯誤的。因為根據E+=max[0,V+-(1+r)I]=max[0,180-(1+8%)*90]=82.8,E=[pE++(1+p)E-]/(1+r)=[0.4*82.8+0.6*0]/(1+8%)=30.67(萬元)>10(萬元)顯然，正確的決策依然是等待在稍加改動的這個例子中.放棄的靈活性價值30.67萬元可以看作是機會成本，項目立即投資的全部投資成本不是90萬元，而是90+30.67=120.67>100萬元。這就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我們應該保持期權有生命力，而不是立即投資。
3形成新的投資規則和投資價值評估理念。
傳統的投資決策分析如DCF法把不確定性同風險甚至損失聯系在一起，并且企圖盡量回避，這種觀念在我們的傳統文化里表現的尤其突出，當運用期權理論挖掘出項目中的靈活性價值以后，人們有可能改變對待風險的態度!不確定性越大，期權的價值也隨之上升，靈活性價值也就越大，通過適當的項目策劃，人們可以對不確定性進行交易，并把由此帶來的靈活性價值當作投資價值的組成部分。這就勢必改變決策分析中的“經濟方程式”，比如，在引入期權理論分析項目時，不能僅僅計算項目的凈現值，還應該計算隱含在項目中的各項靈活性價值。
參考文獻
1、Brown,J.SeeingDifferently:InsightsonInnovation.Boston: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s,1997
2、R.Mcdonald&D.Siegel.TheValueofWaitingtoInvest.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01,1986;No4:707-727
格雷厄姆和多德在《證券分析》一書中對股票價格波動的本質進行了分析，說明了“股票內在價值”對于投資的重要性，隨后，這個領域的研究引起了眾多經濟金融學家的興趣，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得到了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而且不乏廣泛應用的方法，但是，對于新興市場和普通投資者卻難以采用。這里，我們希望借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灰色系統理論，探索一套簡便易用的股票投資價值預測方法。本文探討了灰色預測方法及其在股票價格預測中應用的理論基礎和方法，以期能為投資者的決策行為提供一定的指導作用。
1.問題的提出
我們知道，股票市場的價格走勢是極為復雜且難以預測的。股票價格對市場信息如何進行反應，即使最高明最富經驗的分析師也難以穩操勝券，這是因為，我們缺乏信息對市場影響的傳導系統的結構和系統傳導模型，不能準確把握金融政策、利率政策、公司狀況、國際市場及投資者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的變化及其對市場的影響方式和作用，只能似是而非地對價格走勢進行把握，其結果可想而知。
于是，如何判斷或預測股票市場價格走勢引起了眾多經濟金融學家和市場分析人員的極大興趣，在許多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下，股票定價方法向著量化方向發展，建立了大量令人振奮的定價方法。格雷厄姆和多德在1934年《證券分析》一書對1929年美國股票市場價格暴跌的深刻反思,認為股票價格的波動是建立在股票“內在價值”基礎上的，股票價格會由于各種非理性原因偏離“內在價值”，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偏離會得到糾正而回到“內在價值”，因此，股票價格的未來表現可通過與“內在價值”的比較而加以判斷。但“內在價值”取決于公司未來盈利能力，因此，對公司未來盈利能力及其現金流的準確把握將是非常關鍵的。此后，戈登在對“內在價值”進行深入的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股票定價的現金流量模型即“戈登模型”，然而，公司未來現金流是不確定的，為該模型的廣泛應用帶來麻煩，為此，關于股票定價的早期研究就集中在確定公司未來現金流。費雪(Fisher)教授認為未來資產收益的不確定性可用概率分布來描述，馬夏克（Marschak）、?？怂?Hicks)等學者經過一系列研究認為投資者的投資偏好可以看作是對投資于未來收益的概率分布矩的偏好,并可用均方差空間的無差異曲線來表示,同時，他們還發現“大數定律”在包含多種風險資產投資中會發揮某種作用。戈登模型在股票價值分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為單只股票估價分析的基本方法，然而，該方法并沒有解決股票投資風險與未來現金流折現率的關系，直到亨利·馬科維茨（H·Markowitz）教授的現代證券組合理論的建立才對這一基本問題有了明確的認識，從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該模型的致命缺陷。
在現實生活中，很少有投資者會將所有的投資集中在一只股票上，基于此，馬科維茨（H·Markowitz）教授于1938年提出了投資組合的概念，建立了現代證券組合理論，以統計學上的均值和方差等概念來衡量組合的收益和風險，給出了投資者如何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建立自己的最優組合以最大化其投資收益，并將風險分解為系統和非系統風險，從而，指導投資者最優化其投資行為。此后，其學生威廉·夏普（M·Sharpe）、林特納(Lintner)等為強化該理論的應用，將其注意力從馬科維茨的微觀研究轉向整個市場，將其復雜形態簡化為以市場指數為基礎的單因素關系，并發現在均衡市場條件下資本資產的收益與風險遵循線性關系，即著名的以均值--方差模型為前提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然而，由于CAPM所要求的前提過于嚴格限制了其應用，許多經濟學家試圖研究在一定弱化條件下的定價理論，他們是邁耶斯(Mayers，1972)的存在大量非市場化資產的投資定價理論、羅斯（Ross）的套利定價理論(APT)以及布里登（Breeden）資產收益率與平均消費增長率的線性關系模型（CCAPM）等等為數眾多的數量化投資模型，為市場投資行為選擇提供了一定決策依據。
Roberts和Osbome在對股票市場價格的長期研究后，發現市場價格遵循“隨機漫步”或“隨機游動”的規律，由此，以Fama教授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有效市場理論，認為投資者對市場信息會作出合理的反應，將市場信息與股票價格相結合。進入1980年代，在探尋一般均衡定價模型進展不大的情況下，將定價理論的研究方向轉向注重市場信息的考察。經過實證檢驗，邦德特和塞勒(BondtandTheler1985)發現股市存在投資者有時對某些消息反應過度(overreact)，而杰格蒂什(Jegadeesh1990)、萊曼(Lehmann1990)等則發現了股價短期滯后反應現象，由此，杰格蒂什和迪特曼(Titman1993)認為投資者對有關公司長遠發展的消息往往有過度的反應，而對只影響短期收益的消息則反應不足，關于這一點仍然存在著爭論，盡管如此，信息與股價之間應存在著某種關系得到了經濟學家們的認同，并且，弗倫奇和羅爾(Roll)的實證研究證明了股價波動幅度與可獲得信息量之間存在著良好的正相關關系。
然而，這些定價理論在現代經濟金融學家的推動下得到巨大發展的同時也遇到了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表明了“對(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價格變動缺乏有效的解釋手段反映了我們科學體系的不成熟”，面對這一現實，金融學家們開始嘗試利用非線性方法與混沌思想來理解股票市場行為，甚至采用具有黑盒子性質的定價核概念、半自回歸方法和半非參數估計以及近年興起的系統仿真等新方法，試圖解釋信息對投資行為的影響，這些研究方法將成為股票定價理論的新興的令人激動的發展領域。
但是，這些模型的應用都需要較為高深的專業知識和龐大的數據系統，而且，所需數據要求有較長的時間跨度，以滿足“大數定理”的要求，這些對于新興市場和廣大的普通投資者來講，難為其用，而且，市場價格的變化往往與股票“內在價值”并不一致，因此，尋找一種既簡便又能適應市場基本狀況的定價方法就自然成為了我們的追求。這里，我們希望借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灰色系統理論，探索一套簡便易用的股票投資價值預測模型，以期能為投資者的決策行為提供一定的指導作用。
2．股票投資價值灰色系統模型
灰色系統理論（GreySystemTheory）的創立源于20世紀80年代。鄧聚龍教授在1981年上海中-美控制系統學術會議上所作的“含未知數系統的控制問題”的學術報告中首次使用了“灰色系統”一詞。1982年，鄧聚龍發表了“參數不完全系統的最小信息正定”、“灰色系統的控制問題”等系列論文，奠定了灰色系統理論的基礎。他的論文在國際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視，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系統與控制通信》雜志主編布羅克特（Brockett）給予灰色系統理論高度評價，因而，眾多的中青年學者加入到灰色系統理論的研究行列，積極探索灰色系統理論及其應用研究。
事實上，灰色系統的概念是由英國科學家艾什比（W·R·Ashby）所提出的“黑箱”（BlackBox）概念發展演進而來，是自動控制和運籌學相結合的產物。艾什比利用黑箱來描述那些內部結構、特性、參數全部未知而只能從對象外部和對象運動的困果關系及輸出輸入關系來研究的一類事物。鄧聚龍系統理論則主張從事物內部，從系統內部結構及參數去研究系統，以消除“黑箱”理論從外部研究事物而使已知信息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弊端，因而，被認為是比“黑箱”理論更為準確的系統研究方法。所謂灰色系統是指部分信息已知而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統，灰色系統理論所要考察和研究的是對信息不完備的系統，通過已知信息來研究和預測未知領域從而達到了解整個系統的目的?；疑到y理論與概率論、模糊數學一起并稱為研究不確定性系統的三種常用方法，具有能夠利用“少數據”建模尋求現實規律的良好特性，克服了數據不足或系統周期短的矛盾。
目前，灰色系統理論得到了極為廣泛的應用，不僅成功地應用于工程控制、經濟管理、社會系統、生態系統等領域，而且在復雜多變的農業系統，如在水利、氣象、生物防治、農機決策、農業規劃、農業經濟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疑到y理論在管理學、決策學、戰略學、預測學、未來學、生命科學等領域展示了極為廣泛的應用前景。
那么，灰色系統是否能夠在股票市場價格走勢方面發揮作用呢？以及怎樣發揮作用？這是本文要探索的問題。
勿容質疑，股票價格的“內在價值”的研究為我們認識股票價格提供了重要途徑，然而，其運用受相關專門知識的約束，同時，也受人們對公司未來現金流的預期是否合理與準確的影響，那么，股票價格偏離其“內在價值”的糾正，必然需要一定的學習過程，并付出相應的代價即“學習成本”。如果將市場有效性與信息定價機制相結合，將對股票市場的定價機制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在股票價格與其“內在價值”的關系上，人們發現股票價格不僅反映其內在價值的信息，而且反映了市場交易者的“噪聲”（Black，1986），因而，股票價格的偏離不會總回到其“內在價值”。這樣，我們根據這些所知信息還是難以預測或把握市場價格走勢，從而經常出現投資者對信息的過度反應或反應不足的現象。
我國股票市場有“政策市”、“消息市”之稱，應該說這是效率市場的應有狀況，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股市的股票價格對其反應“內在價值”的信息未能作出充分的反應，因而，認為我國股市的這種反應機制是跛足的（包建祥，1999），“有關股票市場的政策法規報道”是對投資者最有價值的信息，對股價的影響也最大（茆詩松，1997。），而且存在著對信息的反應過度及反應不足（魏剛，1998；張人驥，1998。），呼吁建立完善的信息定價機制。應該說，我國股票市場經過近年的發展，市場的信息定價機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市場對信息的敏感性有了實質的提高，對影響股票“內在價值”的信息，不論是系統信息還是非系統信息，股票價格均有相應的反應，因而，為通過市場價格的一定歷史時期的反應判斷市場價格的未來走勢，提供了可能。
由于股票價格應該反應與其相關的市場信息，那么，信息在價格中的輸入和傳遞就有其相應的軌跡和強度，這種軌跡和強度取決于該股票的價格對相關信息的反應機制和靈敏性，而對于不同的股票，價格反應信息的機制和靈敏性有著相當的不同，并隨時間變化而變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這種差異，以及這種軌跡和強度大小是什么，難以準確把握，也就無法準確地把握和股票“內在價值”，在新興市場中，這種狀況尤甚。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在新興市場中，作為絕大多數投資者來講，他們難以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投資者，更像是通常的“投機者”，即以市場交易差價獲取利益，并不是以獲取公司分紅或股利為目的，因而，對這些投資者來講，公司股票的“內在價值”是多少似乎顯得那么重要了，他們最為關心的應該是股票市場價格的近期走勢如何，以判斷價差的大小，從而決定該股票是否值得買賣，因此，交易過程中并不需要知道公司股票“內在價值”。由此可知，股票價格的市場表現的趨勢判斷就顯得非常有意義了。
由于股票價格是相關信息的綜合反應，所有的相關信息的傳導機制和靈敏度都得到了相應的反應。雖然，我們并不知道這種傳導的方式和靈敏度是什么，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利用適當方法通過信息在價格中的歷史反應來判斷價格的未來行動方向或狀態，從而尋求信息在股票市場價格中的反應機制，這是因為歷史行為反應至少部分反應了價格行為固有規律，并反應了價格對新信息的反應能力，這種反應能力決定了價格的進一步發展的方向。我們認為，灰色系統理論的建立為測定和反應這種傳導機制和靈敏度提供了一種較好的方法。
我們知道，灰色系統是通過對原始數據的收集與整理來尋求其發展變化的規律，這是因為，客觀系統所表現出來的現象盡管紛繁復雜，但其發展變化有著自己的客觀邏輯規律，是系統整體各功能間的協調統一，因此，如何通過散亂的數據系列去尋找其內在的發展規律就顯得特別重要。灰色系統理論認為，一切灰色序列都能通過某種生成弱化其隨機性而呈現本來的規律，也就是通過灰色數據序列建立系統反應模型，并通過該模型預測系統的可能變化狀態。
灰色系統理論認為微分方程能較準確地反應事件的客觀規律，即對于時間為t的狀態變量，通過方程就能夠基本反映事件的變化規律，那么，假定某股票價格的狀態初始序列為，通過灰色一階累加生成序列和弱化關系式(k=1,2,…,n)，我們就可以得到該股票價格的時間狀態的灰色微分方程為，系數a就是股票價格對信息的敏感性，是股票價格狀態對信息反應系統變化內在規律的指標，在灰色系統里被稱為“系統發展系數”，而（k=1，2，…）就是該股票在未來k+1時間的市場價格。
根據灰色系統理論，要把握市場價格走勢和發展方向，并不需要知道是什么信息或多少信息影響其價格的變化以及如何影響，諸如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動、公司基本面的變化、市場參與人數的增減等等因素分別對價格影響及其方式或者是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新信息的加入會使原有的趨勢得以改變，新信息的不斷加入是市場價格不斷變化的驅動力，而新信息的影響并不是在瞬間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時間進行消化在市場價格中逐步體現，這就是通常意義的歷史信息的記憶功能，這種記憶能力對于市場價格走勢的驅動力具有一定的“慣性”作用，通過判斷這種驅動力（系統發展系數）的發展變化來預測未來價格走勢正是灰系統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
3.灰色系統模型的應用實例
3.1時間轉折預測
這里，我們以上海綜合指數的日收盤指數為標準，以2000年1月10日1545.11點為起點，如果局部低點和高點之間相差200個點以上，認為市場指數出現了一次轉折，將低點-高點的變化看作一個階段，因而，我們選擇各階段的局部最高點和最低點，并選擇相臨的指數相差200點以上的點，計算其距離起點的月份數，以構造指數走勢的量化分析，具體數據見表1。根據灰色微分方程可以得到指數轉折點的時間方程為：，其中k=1，2，…。
根據這個模型可以對指數轉折情況進行預測，計算結果和模擬誤差狀況見表2，由表可以看出，該模型對指數轉折時間點預測的殘差平方和0.54，模型預測平均相對誤差為2.6%，小誤差概率幾近為1，因此，平均預測精度為97.4%，預測精度為二級，說明該方法基本可用于市場綜合走勢轉折時間的初步預測。由此轉折預測方程，我們可得到后一階段的5個預測值為：19.4、23.3、27.9、33.6和40.3。第一個預測值19.3表明下一轉折點在從2000年1月起的第19個月左右，即約在2001年7月會出現一次重大轉折，再經過約4個月的調整后將又會有一次較大的轉折，即預計在2001年11月份可有一次200點以上的變化。
表1時間序列表
3.2上海綜合指數的預測
2001年來，上海綜合指數收盤指數從1月2日的2103點降至10月22日的1520點，跌幅近30%，如以當年最高點2245點計，跌幅更深，因此，我們應用灰色系統模型對股票指數變化狀況進行預測，以期能更好地開展投資決策和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根據灰色微分方程建立上海綜合指數走勢預測模型，為此，我們以上海綜合指數的實際周收盤數為基礎，以2001年8月10日周收盤價1955.04點為數據系列的起點，得到指數走勢的預測方程：，其中，k=1，2，…。根據這個模型對指數的預測，結果和誤差狀況見表3，由表可以看出，該模型對指數序列模擬的殘差平方和為1259.90，模擬的平均相對誤差為0.79%，因此，平均預測精度為99.21%，最大預測誤差為1.20%，小誤差概率近似為1。從模型本身來看，應該說對上證綜合指數的預測精度基本能達到要求。
3.3新陳代謝模型與事后檢驗
事后檢驗是根據模型預測值與市場實際表現進行比較而得到的，根據該指數走勢預測模型，我們可以得到未來4周的收盤指數分別為1768.66、1741.12、1714.00和1687.31，總體是一個下降的趨勢，上海綜合指數的實際值1807.02、1764.87、1691.33和1572.45，實際誤差分別為2.12%、1.34%、-1.34%和-7.30%，表明有較為理想的預測效果。但實際結果也表明，利用某一數據系列對走勢或時間轉折進行長期的預測，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新信息的作用沒有得到體現，歷史信息影響程度的有限性，即價格對信息的記憶與預見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說，信息對系統的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減弱，誤差將會越來越大因此，我們采用新陳代謝GM模型對2001年8月17日開始的上證綜合指數趨勢進行模擬，即利用最新的數據替換最舊的數據以最大限度地體現新信息對市場走勢的影響，計算的結果列于表4，結果表明，模型預測的最小預測誤差為-0.03%，最大預測誤差是7.73%。在趨勢判斷上，預測趨勢與市場實際表現有著較為一致的變化。從其模擬散點圖看，預測值與市場實際表現有著極為吻合的效果。
表4新陳代謝GM模擬結果與后驗表
后驗相對誤差圖
4.小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灰色投資價值模型的預測是短期的，一般地講，對3個以上時間跨度后的預測誤差較大，因此，需要利用新陳代謝模型進行重新估計，舊有的信息對系統的發展發揮持續的影響，而新信息的作用效果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這就決定了僅根據原有信息進行的預測會比較大地偏離實際運動軌跡，從而失去了模型預測的意義。因此，在實際的應用過程中，我們應在模型中不斷補充新的信息，去掉那些對于預測的作用日益減小的舊數據，以反映新的信息對系統發展的影響特征。事實上，對于絕大部分系統來講，系統對信息的記憶功能是極為有限的，舊的信息對系統發展的作用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減小，因而，在應用該模型進行預測時，不斷更新數據系列將是十分重要。
我們也注意到，預測值相較于實際值似乎有一個單位時間的延遲，這種延遲表明該預測模型有一個“追漲”、“殺跌”的特性，這進一步說明了該模型的短期預測特性，這是可能因為，該模型的預測結果放大了舊信息對系統的影響程度，從而使預測結果產生一定程度的偏離，特別是在市場出現“暴漲”或“暴跌”的情況下，該模型的預測誤差相對較大。盡管該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短期的走勢判斷有著良好的效果，但我們認為，為避免“追漲”、“殺跌”的作用所導致的重大趨勢延遲影響，將市場變化的時間轉折周期預測結合使用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并適當加以調整，以避免或減少在對市場宏觀走勢重大變化的判斷中犯致命錯誤?；诖?，我們正努力尋求新的算法和預測趨勢與市場重大變化的實際關系，以期消除預測判斷上的失誤。在應用GM模型進行系統預測時，所應用的數據系列要求具有一定的光滑度，對那些具有劇烈跳躍性質的數據系列的系統，其預測效果不是十分理想，研究表明，系統本身的發展系數過大（大于1.5）時，用這種方法模擬的精確度不到50%，因此，對于價格變化較為頻繁且有較大波動幅度的個股，這個方法對于指導其投資決策的意義會有所限制，我們正在進一步的研究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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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價值指標的引入
投資價值（IV）是將當期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扣除投資活動所需資金和資本成本后的資本收益。
用公式表示就是：
IV=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過去三年的平均投資活動現金流量凈額—資本投入額×加權資本成本率
其中，本年度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加上過去三年平均投資活動現金流量凈額，就是修正后的自由現金流量，本文下方的自由現金流量都是指這種修正后的自由現金流量。由上可得投資價值（IV）的另一個公式：
投資價值（IV）=自由現金流量—資本投入額×加權資本成本率
這里的投資價值實際上指的是在投資活動當中，扣除了機會成本以后得到的超額價值，只有具有這種超額價值的上市公司才是具有投資價值的。將超額價值和投入的資本相比，就可以得到投資價值率。
投資價值率=投資價值/本年資本投入額
投資價值率可以對不同規模進行橫向對比。
投資價值（IV）指標的優點
投資價值以經營性現金流量凈額為出發點，剔除了投資收益和營業外收支。
投資價值采用收付實現制來計算，剔除各種利潤調節手段的。
投資價值指標扣除各種投資項目的現金流出，具有自由現金流量的優點。投資性的現金流量凈額不僅和當期經營業績相關，也和以后一定時期經營業績相關，因此采用過去幾年的平均投資性現金流量凈額進行計算，就可以將過去的投資和當期的經營收益掛鉤，更加合理地反映企業的經營業績，同時這種處理辦法也可以避免資本支出不均衡的缺陷。考慮到企業經營的實際情況和數據取得的可能性，我們采用過去三年內的平均投資現金流量凈額的相反數。
投資價值指標也同樣計量資本成本，在將其扣除以后反映企業真實創造的價值，具有EVA的優點。
由上可見，投資價值這一指標全面地揭示了企業的經營、投資、籌資的基本信息，因此該指標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企業在有關年度創造的真實價值。
對德隆上市公司風險的揭示
德隆以旗下上市公司的資產、收入快速擴張為據，說明其產業整合策略是成功的，然而相關上市公司股價的崩潰為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上述的投資價值指標可以幫助投資者從盈利質量、產業整合效果、盈利預警等方面了解上市公司的實際經營情況，辨識其中存在的投資風險。
1、盈利質量分析
論文摘要：軍工上市公司作為一個板塊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本文從整體上分析了國防費用增加、資產注入、民品業務需求旺盛、軍工企業高科技轉民用等因素對軍工上市公司投資價值的影響，同時提出了投資軍工上市公司的建議。
當前推動軍工上市公司投資價值上升的因素
（一）國防費用的增加
1998以后我國國防費的絕對額處于明顯上升階段，國防費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但和發達國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的國防費用從絕對數、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等角度看在世界上都處于較低的水平。2004年世界人均軍費為162美元，我國居民人均軍費僅為20美元；世界每平方公里陸地所占軍費為6946美元，而我國為2747美元。從絕對指標來看。2005年，中國軍費是302億美元，美國是4017億美元，英國是488億美元，日本是453億美元，法國是365億美元；中國軍費占GDP的比重是1.36%，而美國則是3.6%，英國是2.59%，法國是1.98%；中國軍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僅是7.43%，美國是17.8%，法國是11.4%，德國是9.25%。
2006年中國國防白皮書指出面對目前國際復雜的局面，政府需要提高國家的國防實力。為了增強國防實力，我國國防費用逐步提高，國防工業建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我國國防支出的項目包括：人員生活費、訓練維持費、裝備費。2006年中國國防白皮書指出逐年增加的國防支出中一個重要用途是“加大武器裝備和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也就是裝備費的增加。裝備費的增加就意味著軍工企業訂單的增加。隨著軍工企業股份制改革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軍品生產任務納入到上市公司的營業范圍內。上市軍工企業能夠分享到國防支出增加帶來的好處，為企業中長期業務和利潤穩步增長帶來了有力的保障。這將有利于提高企業投資價值。
（二）資本注入
在國家政策支持和引導下，軍工企業改革不斷深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多種原因，軍工行業整體改革步伐緩慢，多數企業產權結構單一、機制不活、效益不高等長期存在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這不僅嚴重制約了國防科技工業的持續、健康發展，而且難以適應我國特色軍革的需要。許多公司是出于上市融資、國企脫困的目的而打包上市，核心軍工資產在上市部分之外，上市資產質量較差，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盈利能力較低。
2007年6月國防科工委和國資委等部門下發了《關于軍工企業股份制改造的指導意見》，加上前期下發的《深化國防科技工業投資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關于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防科技工業建設的指導意見》和《大力發展國防科技工業民用產業的指導意見》，這四大綱領性文件構成了“十一五”我國軍工體制改革的基石。使上市公司的資本注入成為可能。
2007年以來，先后有多家軍工上市公司了融資公告，或者用于收購公司大股東的資產，或者用于建設新的項目。融資次數和融資金額都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在資產注入的具體形式上，既有注入資產作為股改對價，如洪都航空、中國衛星，也有定向增發或自有資金收購大股東優質資產，如航天晨光、西飛國際、航天電器、力源液壓等；此外，還有借殼上市。在注入資產類別上，既有優質民品資產注入，也有優質軍品資產注入。在注入資產與產業鏈條的關系上，注入資產開始向總裝、重要的分系統方面延伸。
資本注入給軍工企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利于打破行業、軍民及所有制界限，拓寬融資渠道，充分利用社會各方面科技和經濟力量進行國防建設，提升國防科技工業的整體能力和水平，促進國防科技工業寓軍于民新體制和競爭、評價、監督、激勵機制的建立。二是有利于軍工企業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轉換經營機制，增強軍工企業內在活力和自主發展能力，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三是有利于軍工企業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和重組，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軍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三）民品業務需求的旺盛
2006年6月《國務院關于振興裝備制造業的若干意見》正式出臺，提出了關于我國基礎裝備的發展方向：“選擇一批對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建設有重要影響，對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有顯著效果，對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有積極帶動作用，能夠盡快擴大自主裝備市場占有率的重大技術裝備和產品作為重點，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導力度，實現關鍵領域的重大突破。”國防工業成為國家重點支持的對象。
國家對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扶植產業主要包括航空航天器制造、船舶制造、機床、電力設備、農業機械、紡織機械、重型機械、石油化工機械、重型卡車等。軍工上市公司業務涵蓋船舶、航空、航天、兵器、機械等行業，在國家振興裝備制造業的大背景下，軍工上市公司成為國家這一戰略的最大受益者。國防工業與基礎工業的互動機制將是我國未來幾年振興裝備制造業的重要手段。
軍工上市公司的民品業務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大飛機計劃的確定、國際轉包業務的迅速發展、支線飛機需求旺盛等共同促進航空工業快速增長；船舶制造業持續景氣，世界造船中心來到中國，我國造船業爆發式增長態勢有望持續；國家大力發展核工業解決能源安全問題，核工業正在崛起；國家不斷加大對航天工業的投入，推動航天事業發展。
軍工上市公司的業務具有巨大的產業化空間。以衛星業務為例，2004年全球衛星工業總銷售收入為972億美元，其中：衛星制造業的收入為102億美元（占衛星相關產業的10.5%），發射服務業的收入為28億美元，衛星地面設備制造業的收入為233億美元，衛星運營服務業的收入為609億美元（占衛星相關產業的62.7%）。
（四）軍工企業先進技術轉民用
國防軍工產品用途特殊，對產品的質量要求極高，同時由于國家對軍工投入的長期積累，軍工類上市公司擁有大量先進技術，研發能力強。其研發能力和生產技術既可以用于軍品，也可用于開發民品，產業發展前景廣闊，這些都是民用企業所不可比擬的。如果把軍用的技術民用化，不僅可以提高相關企業的技術水平，還可以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增長點。“十一五”期間，軍工集團將把加快發展民品作為重大發展戰略，給予積極的扶持。這其中蘊涵著巨大的投資機會。
軍工上市公司個股投資建議
雖然軍工上市公司整體上有投資價值上升趨勢，但個股投資中要注意風險。
第一要注意上市公司在集團公司中的位置。在國有大型企業整合的大背景下，圍繞行業內的重點上市公司進行資本運作是軍工集團公司的基本思路。例如中航一集團圍繞西飛國際進行民機資產的整合；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圍繞中國船舶進行民用船舶資產的整合；航天科技集團以中國衛星為平臺進行小衛星研發及衛星應用的資產整合等，這些處于重要地位的上市公司其投資價值是很明顯的。
第二要注意企業所屬行業的發展階段和前景。就目前我國裝備制造業各個行業發展的現狀來說，集裝箱、港口機械等領域發展已經相對成熟；造船、工程機械、重型卡車等行業發展處于加速階段；衛星導航、載人航天、數控機床等行業國內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不小差距；大型飛機等領域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
第三要注意上市公司注入資產的品質。注入不良資產對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起到負面效果；同時資產整合會增大各種費用開支，帶有不確定性，整合不好的話，就會降低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
第四要注意非流通股減持。股權分置改革以后，流通股東和非流通股東同股同權，在渡過了鎖定期限后，非流通股東可以減持，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在二級市場上對股價造成較大的壓力。
一、影響投資價值的間接因素
企業作為投資主體是市場機制能夠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之一。企業投資主體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是，無論企業投資主體采取何種組織形式，在確定投資項目價值并進行決策時，都將受到以下一些間接因素的影響，即它們是借助其他一些因素，間接而非直接影響投資價值。
1、企業自身的利益約束機制。不同的體制具有不同的利益約束。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統一制訂各種類型的投資計劃，投資風險完全由國家承擔，企業只是名義上的投資主體，既沒有真正自主的投資決策權，也不承擔相應的風險，這必然造成名義上的投資主體完全不受投資成本和風險的約束。在不講成本與收益的情況下，投資需求幾平是無限的，不論計劃者怎樣周密安排，都很難制約這種投資饑渴癥。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應是完全意義上的獨立利益主體，市場價格主要由供求關系決定，經濟資源的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調整。一旦投資需求大于投資供給，投資品的價格就會上漲，造成企業投資成本上升、預期利潤減少，投資風險增大，從而造成企業采取收縮策略，導致投資總需求下降，并促使社會資源流向預期利潤高的行業及企業。
2、企業投資主體的利潤極大化。在市場經濟中，投資活動以企業主體的經濟利益為基礎。如果預期利潤比較高，投資就會增加；相反，預期利潤比較低，投資就會減少。對全社會來講，預期利潤將不斷趨于平均；但對不同行業和部門而言，利潤水平又是經常變化的，從而誘導資金在不同行業和部門之間進行轉移。同時，追求利潤還需要服從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在國有生產資料所有者參與企業投資時，投資活動可能并非以經濟利潤為主導因素，難以保證國有資產的有效增值。為此，政府應逐步減少和消除人為干預，而應注重宏觀政策和經濟杠桿的調控作用。要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必須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在整個社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消除妨礙資源流動的障礙，從而實現以市場配置為基礎，市場配置與計劃配置相互補充的資源配置模式。
3、產權界限。產權界限是影響企業投資價值的另一重要因素。國有企業雖然也作為投資主體參與市場投資活動，但產權關系不明，企業投資行為不符合市場規范，企業并沒有真正的投資決策自，從而也無法承擔相應的投資風險，企業投資行為必將演變為政府投資行為。在產權關系改革上，我們主要偏重兩權——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希望通過“兩極分離”解決企業經營自問題。實際上，兩權分離是有一定限度的，經營必須以所有權為基礎，沒有所有權作基礎的經營權必然是有限的經營權。企業應當建立并完善法人產權制度，確保企業能夠獨立自主、規范合理地進行投資決策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