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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本身并無擴大或合攏“知識溝”的傾向,但由于眾多外在因素的影響,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優勢將傳統大眾媒介影響下業已形成的“知識溝”數倍放大。首先,經濟水平的差異造成網絡接觸率各不相同;其次,網絡在受眾的閱讀、語言、專業技術操作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受眾攝取的信息也與自身的知識結構相吻合。而且,網絡作為一個多元化社區,信源、信宿分散,很難具備合攏“知識溝”的能力。
【關鍵詞】網絡傳播;知識溝;擴散
所謂的“知識溝”(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稱為“信息溝”)就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系統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不同的群體或個人之間所形成的知識差距。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傳統大眾媒介的發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長成為可能,但這并未使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如預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長往往產生負效果,即在某些群體知識的增長遠遠超過其他群體;‘信息溝’將會出現并擴大一個社會群體與另一個社會群體之間在某一特定問題上的知識距離。”①最早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分析的是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Tichenor)、多諾霍(Donohue)和奧利恩(Olien),他們指出,“當一個社會體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長時,那些受過較好教育,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們比教育較少、地位較低的人們更好地吸收信息。這樣,信息增長導致了‘知識溝’的擴大而不是縮斜。②
網絡的出現曾使傳統大眾傳播時代長期處于信息匱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嚴重知識差距的人們充滿了憧憬:傳播技術的改進將會縮減傳播成本與費用,節省資源,實現信息與知識的均化;傳播速度的加快與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眾面臨著一個更易接受與豐富的界面,從而提高個人的知識與信息總量;國外一些學者甚至勾畫出“網絡大學”、“虛擬教育”、“知識超文檔”、“模擬系統”、“自動學徒系統”等設想,并稱之為“沒有圍墻的學?!?。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現實并未如人們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許在某些特定知識方面,網絡確實縮小了人們的知識差距;但從知識總量來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認網絡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優勢進一步加劇了傳統大眾媒介下業已形成的知識分布的不均衡。
進入網絡的經濟和文化壁壘
當一種新的傳播技術產生并試圖普及時,面臨最嚴峻也是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經濟水平的制約。報業如此,廣播如此,電視如此,網絡更不會例外。信息與知識傳播的民主與自由常常只是針對那些能掙脫經濟束縛的進入者而言。這樣,在媒介可進入者與不可進入者之間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觸程度及幾率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可避免地導致“知識溝”的形成。顯然,與傳統大眾媒介相比,網絡所面臨的經濟壁壘要堅固厚實得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使網絡成為有經濟能力者享有的特權。據了解,目前網絡的普及率僅約為1%,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成為網絡普及的瓶頸:70%以上的農村人口造成了中國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們甚至不知電腦為何物;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地區性網絡接觸程度的差異;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由于上網費用仍較高,用戶也不得不考慮其有限的經濟支付能力。正如美國舊金山一位咨詢專家所言:“我們很難想象不花很高代價就能普遍訪問計算機服務。對于計算機行業的人來說,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務費不算一回事,但對于收入較低的人來說,可能成為負擔?!睋?002年1月《第九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顯示,在中國,網絡用戶主要集中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北京、上海等地,分別為10.4%、9.8%、9.2%,而在經濟落后的、青海、寧夏等地分布極少,分別為0.1%、0.2%、0.3%。③特別是在某些貧困山區,教育經費的投入量與實際需要還有相當一段差距,計算機普及難以提上教學日程。因而,這種媒介分布率與接觸度的強烈反差,引起知識、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別,從而形成地區間的“知識溝”擴散。
除去上網費用,地區性經濟差別因素之外,額外服務費用的支付對于一般用戶而言也是一個難以攻破的經濟壁壘。隨著技術革新的日益發展,新的網絡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價值將逐漸為受眾所接受。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建立在這些基礎設施上的軟件內容、服務成本使人望而卻步,某些網站在接納新用戶時以高昂的進入費用作為條件,從而設置了又一道經濟關卡。為此,美國傳播學者馬克·利維如此悲嘆:“我常常為傳播與技術正日益冷酷無情地把世界隔離成兩個營壘而深感憂慮。一座營壘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極具經濟實力的信息貴族把持據守,他們是計算機系統的經營者,控制著傳播工具與條件。另一座營壘則屬于傳播圈的‘下層階級’,這里成員文化水平有限,他們在巨大的傳播機器的擺布下過著物質與精神雙重貧困的生活?!雹塥?/p>
從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來看,網絡傳播中“知識溝”擴散的趨勢也在所難免。前文已述,中國農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當低,而網絡作為一種新技術,較之于傳統大眾媒介,在使用與操作方面,對用戶的要求更高,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1)閱讀能力。網絡雖然具備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如文字、聲音、畫面、圖像、音樂等,但總的說來,文字是基礎,其他手段是輔助,很難想象一個大字不識的人僅從畫面中能領悟出某些東西,更何況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網站、資料的必然途徑。2)語言能力。網絡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語,雖然在中國,英語被作為一個重點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學方式的不到位和學習目的偏差等多種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暢流利、毫不費力地閱讀英文網站并獲取信息還得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即使一部分大學生在進入英文網站時也會顯得手足無措,更何況尚未接觸過英語的人不計其數。3)專業技術操作能力。簡單地打開機器,閱讀新聞,收發郵件,這是每一個接觸過網絡的人都能輕而易舉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準確地從網上獲取特定資料就不會顯得那么輕松,勢必要求使用者具備熟練的操作技能和對網絡的充分認識。同時,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術也較快,且他們有一種主動獲取知識的欲望和積極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無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網絡來獲取資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與網絡使用有效與否并不是一個全然正比的關系,實證經驗告訴我們,由于年齡、學習狀況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網絡的是高中、大專與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學歷的用戶僅為0.4%。⑤在這里,知識的專業化成為知識總量增長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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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者的錯識與迷途
正如一位傳播學者所說:網絡可以提供平等機會和民主傳播,但僅限于那些可進入者。那是否意味著所有的進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設備、社會條件下獲取同質同量的信息與知識呢?當然不是。這里的平等、民主僅是指可能性意義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說,即使在進入者中,由于對網絡不同的態度、觀念及使用方式同樣會形成知識與信息攝取的不均衡,這時,“知識溝”就會產生或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擴散。
眾所周知,傳統大眾媒介具有信息供應、娛樂休閑、文化教育、輿論監督等多項功能,但網絡的出現將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樣性發揮到極致,并擴展出許多新內容。這種功能選擇空間的擴大為用戶接觸媒介的興趣、動機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用戶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識的學習或信息的獲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諸如時尚流行、娛樂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據了解,在中國相當一部分擁有電腦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來幫助學習,獲取信息或處理文件,而是用來玩電腦游戲和看影碟。臺灣學者在網絡個案研究中發現大學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網蟲”,他們連續20個小時在線而樂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閱讀或查詢資料,而是晝夜不分地玩游戲或網上聊天。與此對照,那些非“網蟲”的學生則主要通過信息檢索系統和萬維網來獲得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料。不僅如此,研究還發現這種在線時間的過度和網絡使用方式的后果是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學習。⑥于是一條橫亙在“網蟲”與“非網蟲”,“非理性者”與“理性者”之間的“知識溝”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獲取有效的知識或信息,而且放棄了通過其他途徑或媒介獲得信息以縮邪知識溝”的機會。而能正確使用網絡并充分發揮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節制的人。
信息需求的差別與網絡的反合攏力
網絡的出現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傳播的無遠弗屆、信息暢通、受傳同步,信息量正以指數函數速度急劇增加。然而信息的極度膨脹并不預示著知識、信息的均衡分布,受眾的信息接受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其信息需求的層次也與自身的知識結構相吻合,文化水平高者攝取的信息知識含量相對較高,而文化水平低者則易于為娛樂性、刺激性信息所吸引。據統計,美國著名的史密斯學會陳列館的網址7周才接待可憐的190次訪問,而《花花公子》網站一周就接收470次訪問。而在力圖合攏“知識溝”而做出種種嘗試后,美國傳播學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對合攏“溝”,一種同一、有限且受到廣泛信任的消息來源更有潛力。⑦顯然,網絡不具有同一和有限的消息來源,每個受者也可以是傳者,在這里,受傳分界已不再那么清晰、明朗,信源多元化使得網絡缺少促使“知識溝”合攏的明確意識和強有力的推動力量;網絡也不是一種受到廣泛信任的消息來源。網上信息的準確度、可信度較差是其劣根性,更多不負責任的信息的傳播對受眾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網絡的受眾是孤立、分散且個性迥異,興趣有別的個體,他們往往只憑某一共同的話題而偶然相遇,并沒有共同的社會基礎,如同一個臨時集結的隊伍。在這個話題之后,他們便自行散開,毫無關系。蒂奇納認為:在多元化社區里,由于存在各色各樣的信源,因而,“知識溝”有擴大的趨向;在同質性的社區里,人們的信息渠道雖不正式但相同,因此“知識溝”擴大的可能性較校⑧而網絡正是這樣一個具有“知識溝”反合攏力的多元化社區。
綜上所述,在目前社會條件下,網絡傳播加劇“知識溝”擴散的事實是無庸置疑的,而且由于網絡傳播環境的多變,發生條件的復雜,影響因素的多樣,因而整個社會形成的不僅是一條“溝”,而是幾條,乃至幾十條更為繁復的“溝”。因此,“知識溝”的“擴散”既是指程度、縱深的加深,也是指數量、廣度的增大。
注釋:
①[英]丹尼斯·麥克爾[瑞典]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95頁。
②同①第95-96頁。
③/develst/cnnic2002-1/4,shtml
④馬克·利維:《新聞傳播:走向網絡空間的時代》《新聞與傳播研究》1997年1月
⑤同①
⑥Chenchou,Mingchunhsiao:《Internetaddition,usage,gratificationandpleasureexperience:theTaiwancollegestudent''''scases》Computer&Education35(2000)65-80
在世紀之交,全球互聯產業遭遇第一次挫折。但我國上網媒體卻迎來了大發展。人民日報網絡版亮相“兩會”,在對北約飛機轟炸我駐南使館報道中,傳播力和影響力初現。1999年有關部門連續出臺多份文件和發展綱要,促進和規范網絡新聞發展。同時,我國互聯網整體水平大幅提高。2000年我國國際線路總容量是上年度的近8倍;網民人數達2.5倍。網民也不再滿足于報紙圖文內容的簡單線上“遷徙”。紙媒新聞網站開始自己采寫和新聞,利用超鏈接和評論等方式延展新聞信息;《電腦報》等專業報刊還創辦天極網等垂直類新聞網站,開啟了網站“窄眾”傳播的發展之路;為滿足網民情緒釋放和觀點表達的需求,紙媒網站還開辟BBS、SNS、博客、微博等各類產品,為普通網民提供表達空間,搭建起政府與民眾溝通平臺,不再局限于傳統新聞業務;紙媒還積極利用第三方渠道拓展傳播力和影響力,僅以“微博”平臺為例,紙媒在媒體類法人賬號人氣榜和影響力榜位居前列的大有人在。業務的拓展必然帶來經營模式的變化。2000年,北京和上海的媒體打破形態區隔,分別合作創建了千龍網和東方網;人民日報網絡版正式更名為人民網;中青在線試行公司化運作……為紙媒網站日后完成轉企改制,乃至整體上市奠定了基礎。在Web2.0階段,紙媒新聞網站受政策、技術與社會三方合力作用,在內容上有了自己獨特的信息產品和服務,在應用形態上更加強調互動和社交產品的引進和開發,在經營體制上,其市場化程度已領先所屬的紙媒,并反作用于母媒體,提高了紙媒的市場意識與競爭能力。
二、尋求未來,移動互聯網上的新探索
紙媒堪稱最早的“移動”媒介,也最早與手機等電子移動設備結緣。2004年,我國婦女報推出了我國第一份手機報。隨后,一些報紙不僅對外發行手機報,還利用手機彩信功能與讀者進行簡單的互動。2009年,3G牌照發放和蘋果iPhone手機引入,成為我國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標志。紙媒又一次迅速站上潮頭。iPhone手機落地我國的當月,《南方周末》便在蘋果應用商店里推出了新聞客戶端,到2013年,全國近2000家報紙中,共有278家報紙開發了移動新聞客戶端。影響力較大的報紙和雜志中,開發獨立新聞客戶端的比例更是高達98%。紙媒還充分利用第三方移動平臺,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在搜狐新聞客戶端的訂閱量超過千萬,數倍于其報紙發行量。除了在“紙”外尋覓生機,紙媒也嘗試在“紙”上找出路。2012年5月,京華時報推出云報紙,用戶用移動端掃描報紙新聞區域的隱形二維碼,可以欣賞到“跳”出紙面的其他多媒體內容。2013年7月,人民日報利用二維碼、圖像識別等技術進行傳播形態創新,把報紙內容延伸到了移動網絡空間。移動浪潮讓紙媒深刻體會到互聯網的玩法變了。國內外案例都說明想要享受到移動互聯網的紅利,遠不是一“移”了之那么簡單。在采納新技術的同時,生產方式和結構也要隨之調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進一步滲透,紙媒母體和網站之間的互動與融合進一步加強。人民日報和人民網都設立了報網互動部門,開辦培訓班,推進媒體融合。2013年掛牌的上海報業集團,成立伊始便著力整合內部資源,推出了“上海觀察”“澎湃新聞”客戶端。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也將各類數字化產品整合,統一交給奧一網打理。在Web3.0階段,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蔓延和演化,紙媒變革風起云涌,但無論國外還是國內,紙媒都沒有形成可供模仿的完全成功案例。因此,紙媒的移動互聯網發展之路尚在摸索之中。
三、尚在路上,為下一個20年上下求索
[關鍵詞]網絡傳播;知溝;社會經濟地位;互聯網接入與使用;數字鴻溝
前言:網絡時代的“數字鴻溝”
當前,正當人們還沉浸在數字化傳播所帶來的種種神話中時,“數字鴻溝”(DigitalDivide又譯“數字區隔”等)的嚴峻現實卻已擺在我們面前。“數字鴻溝問題是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不同國家、地區、行業、企業、人群之間由于對信息、網絡技術應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創新能力的差別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識分隔’和‘貧富分化’問題?!雹艛底著櫆鲜且环N無法避免的“積累溝”,它是國家、地區、群體之間業已存在的社會發展差距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數字鴻溝表現在4個方面,簡稱“數字鴻溝ABCD”。A(access)指互聯網接入與使用渠道?;ヂ摼W不僅需要信息基礎設施,而且對終端用戶來說,互聯網接入價格由硬件/軟件、提供接入費用及電話服務費三者組成,因此,社會經濟差異是產生數字鴻溝的一大主導因素;B(basicskills)指數字化時代需要掌握的“信息智能”。群體間信息智能的差異往往造成互聯網利用能力方面的鴻溝;C(content)指網上內容。在四通八達的網絡世界里,誰主導著多媒體、多語言的信息內容和網絡信息產品,這些內容與產品又以哪些群體的利益、愛好為取向,最終決定了這些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鴻溝;D(desire)指個人上網的動機、興趣。不同的“使用與滿足”類型,決定了互聯網用戶在獲取信息和利用信息方面的鴻溝。
上述ABCD所帶來的種種信息落差、知識分隔和貧富分化,是互聯網發展必須應對的難題。在當今的知識經濟時代,數字鴻溝的存在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著國家、社會、群體發展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網絡的使用者與非使用者之間的區隔已成為社會分層的新維度,它對傳統的社會結構正形成勢不可擋的沖擊;與此同時,網絡傳播的效果研究更是傳播學界一個無法忽略的課題。鑒于此,傳播理論中原有的“知溝假設”(knowledgegaphypothesis)所關涉的傳播過程中由社會分層形成的知識差異現象,理應成為數字鴻溝時代傳播學研究的題中之議。
“知溝”理論假設的文獻回顧
1970年,美國學者蒂奇納等人提出了“知溝假設”,其實質是對大眾媒介普及時代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公眾在知識獲取方面的平等性提出了質疑。該假設認為:“隨著大眾傳媒向社會傳播的信息日益增長,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將比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信息,因此,這兩類人之間的知溝將呈擴大而非縮小之勢?!雹萍僭O以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SES)作為考察媒介效果的變量(主要以受訪者接受正規教育的程度作為SES的有效指標),尤其關注公共事務⑶、科技新聞等與公共決策、社會發展有直接關聯的媒介內容能否為不同社會階層所平等獲取。他們認為印刷媒介的中產階級價值取向加劇了傳播中的“知溝”現象。
“知溝”假設被置于“社會變遷”(socialchange)的理論框架中,認為社會變遷以公共事務和科技知識的積累為基礎,其進程表現為公眾對某些觀念或科技的不斷接受——也就是社會學理論中的“積累變化模式”(accumulativechangemodel)。由于社會結構的次系統(如各社會群體)之間價值觀、行為模式的差異,某些次系統能較快適應變革,而另一些次系統反應較為遲鈍,甚至一開始有所抵觸,因此導致在接受變革能力和速度方面的“鴻溝”(gap)。在這一理論框架中,“知溝”假設揭示了大眾傳播的負面功能,即:隨著社會信息流量的增加,高SES群體獲取媒介知識的能力和速度較快,從而與低SES群體之間可能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以此推論大眾傳媒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對社會變遷具有深遠的影響。
知溝研究的分析單元是不同社會地位群體的知識差異,其分析的層次主要是宏觀的社會結構——社會系統(社會或國家)或次系統(如社區),他們對“知溝”的解釋更多地涉及社會結構與整個社會秩序的沖突及維系的問題。1977年,艾特瑪和克萊兩位學者在個人層次上對該假設作了重大修正,認為個體獲取信息的動機及信息對個體的功用差異,是造成“知溝”的另一重要原因。他們提議,從個體行為者的情境需求和動機角度解釋“知溝”現象,從而在微觀層次上開啟了“知溝”研究的另一片天地。⑷
傳統的“知溝”理論主要還是針對傳統媒體。由于互聯網具有與傳統媒體不同的傳播特性,加上網絡時代整個媒介構成的變化,因此,我們在考察互聯網對“知溝”的影響之際,原先研究的一些變量需要作適度的改變。
網民的社會結構分析
“知溝”假設著眼于社會結構,觀察不同社會經濟地位(SES)群體在大眾傳播過程中的知識差異,因此,其分析框架和社會意義也在社會結構及其制約性(社會結構的不平等狀況、社會變遷、社會沖突等)中得以展示。這一視野,同樣是我們考察網絡時代“知溝”問題的著眼點。
數字鴻溝主要把全體社會成員區隔為網絡使用者與非使用者兩大類別,因此,在網絡傳播的“知溝”研究中,首先應關注這兩部分人之間是否存在“知溝”現象。但是,以網民與非網民這兩種身份進行社會分層,是否能反映傳統“知溝”研究中的社會結構特征?傳統研究主要以接受正規教育程度作為SES的有效指標,這與網民、非網民的劃分是否契合?
我們首先根據CNNIC歷年的統計資料,對我國(指大陸,下同)網民的人口和社會特征作一個基本描述。在社會學領域,個人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職業聲望,是衡量一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SES)的最重要指標⑸,我們先從這3個方面觀察中國網民的社會結構特征。
1)教育程度。如表1所示,2001年以前,將近85%的互聯網用戶接受過大專、本科以上教育。2001年的兩次調查,出現了新情況,高中(中專)學歷的新用戶有顯著的增加。盡管如此,擁有大專以上學歷、即所謂受過高等教育的網民,仍占網民總數的60%以上。如果以高中文化程度為界線,就可以涵蓋90%以上的網民。由于互聯網的使用需要具備基本的計算機、網絡使用知識和一定的英語水平,因此,高中文化程度這一界限似乎很難突破。正如有專家指出的:“互聯網的發展受到復雜的相互影響的驅動,這些相互影響可以被恰當地稱為后工業化。也許,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教育?!雹?/p>
2)行業結構。表2、表3顯示,中國互聯網用戶除在校學生外,其他的主流群體主要分布在科研教育、信息產業、企業和商界、國家機關,這與網民的職業結構中專業技術人員和學生分列前二位的狀況基本一致。近幾年,在校學生用戶比例發展最為迅速(2000年7月的統計可從“其他”一欄推斷),從1997年到2001年7月增長近一成。需要注意的是,具有高中學歷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這與表1顯示的近年來這一部分網民增長速度較快的趨向是一致的。
表1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受教育程度結構(%)(1998-2001)
中專以下中專、大專本科碩士博士
1998年7月6.934.249.67.51.8
中專以下大專、本科
1999年1月1177102
高中(中專)以下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碩士博士
1999年7月212274892
2000年1月313324561
2000年7月2.512.832.845.94.91
2001年1月6.4423.4528.9738.821.910.41
2001年7月8.728.826.733.61.80.4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表2中國互聯網用戶的行業結構(%)(1997.10-2000.7)
行業類別1997.11998.71999.11999.72000.12000.7
科研教育26.11912.614.911.412.6
學生13.613.916.419.321
機關9.410.38.111.610.712.2
媒體文藝體育11.84.52.33.65
社會服務3.33.13.634.64.5
計算機行業1518.817.414.912.913.6
郵電通信6.78.68.77.452.8
金融保險54.865.36.25
廠礦企業11.111.311.918.620.417.2
農業0.20.30.6
其他8.88.410.82.51.926.4
合計1001001001009899.9
資料來源:邱澤奇:《中國社會數碼區隔》()
表3中國互聯網用戶職業結構(%)――2002年1月、2001年7月(括號內)
國家行政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9.75(8.8)24.84(20.6)
辦事員和有關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
13.43(18.6)11.43(12.0)
農林牧副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
0.76(1.2)5.31(4.9)
軍人學生
1.03(1.2)20.92(23.0)
無業人員其他
5.33(5.7)7.2(4.0)
資料來源: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3)經濟收入。一般說來,互聯網的接入除了一定的技術要求外,還需要以經濟條件作為保障,所以個人的收入也是一項重要的考察指標。但從CNNIC的數據卻很難看出這一點,2001年1月和7月的兩次統計都顯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包括無收入)的網民占總體的三分之一;月收入在501—1500元的中低收入人群約占42%。這就意味著,目前中國網民的大部分(73—74%)屬于中低收入甚至是無收入人群。可以確定的是,其中超過20%的無收入網民是在校學生;但對于另一半左右的中低收入用戶,只能從另一項(用戶上網的地點)統計數據進行推測,由于有43—45%的用戶主要在單位上網,所以在中國大陸,工作環境中是否擁有上網設施可能比個人收入更能決定一個人能否進入網民的行列。
但經濟條件對互聯網接入和普及的決定作用仍不容忽視,以上的統計僅針對只占總人口2%左右的網民,如果從整體看,它更多地體現在中國當前地區性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上。從收入看,在中國這樣一個基尼系數(測量收入不均的一個常用指標,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58⑺)已超過國際警戒線的國家,地區間、城鄉間、不同的階層和行業間的人均收入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現象,基數龐大的低收入階層(人口中“下等階層和邊緣化群體占83%”⑻)可能因純粹的購買硬件及上網費用問題被拒于網絡空間之外。而且,教育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如上海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15歲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占8.68%;而甘肅這樣的西部貧困地區則高達25.64%。根據2001年1月CNNIC數據,我們作了一下簡單的統計,上海的互聯網用戶占其總人口約12%,而甘肅省的網民占全省人口不到1%??梢姡瑓^域性經濟發展水平是造成地區性數字鴻溝的重要因素。
以上對網民社會經濟地位的分析印證了“創新擴散”理論有關新技術的采用與人的社會經濟狀況的關系分析?!皠撔聰U散”理論認為,就人的社會經濟狀況而言,新技術的早期采用者往往有以下特點:(1)受正規教育時間比晚期采用者長;(2)求知欲較強;(3)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包括收入、生活水平、財富擁有量、階級歸屬等;(4)進取心較強,更不安于現狀;(5)在一個社會系統中,其所屬單位通常也較晚采用者更大,更有實力,這使得早期采用者通常對前途更有憧憬、更有信心。⑼因此,收入、教育程度與職業(包括職業前景與職業環境)這3項代表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是決定是否采納新技術的主要因素。
還有兩項人口統計學因素也不容忽視。一是年齡結構。2001年前,21—35歲網民穩占80%左右(2000年分類法改為18—35歲),2001年以后出現了新趨勢——18歲以下的網民數量大幅度增加,在2000年7月到2001年1月這半年間增加了十幾倍之多。18歲以下青少年網民數量的激增和他們的網絡接觸與使用習慣及特征,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另一是性別。女性網民在2000年前只占百分之十幾,但2000年后增長速度加快,據最新一次CNNIC的統計數據,目前中國女性網民已占總數的38.7%,性別方面的數字鴻溝正在趨于縮小。
至此,我們得出以下結論:中國網民群體具有下述社會結構特征:年齡在18—35歲左右、具有高中以上學歷、具有較好的職業聲望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以男性為多數。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網民與非網民的劃分,仍反映了傳統社會結構分析所顯示的等級差別,目前社會結構中的不平等狀況確實反映在網絡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區隔中,絕大多數低收入、低文化程度及從事低聲望職業的人群成為漏“網”的邊緣人群。社會經濟地位是劃定網民與非網民身份界線的主導因素,似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在網絡傳播的“知溝”假設研究中,以網民與非網民代替原來的SES二分法,依然能反映原先假設的初衷——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可能造成傳播中的知識差異現象。
但是,上述網民的人口與社會特征也說明,在網絡使用與否的“知溝”測量中,原先代表SES的3項指標中的任何一項都無法準確描述目前中國網民的社會結構特征,即使是教育程度也只能作為互聯網接入與使用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因此,傳統的研究方法、即主要以受教育程度作為SES的指標已不合適。網民與非網民的劃分標準,是一個由人口和社會特征構成的較為復雜的綜合指數。
實際上,問題遠不是設定一個新的統計指標那么簡單。網民與非網民階層的出現,甚至對傳統的社會分層方法造成了沖擊?!吧鐣謱邮且环N根據獲得有價值物的的方式來決定人們在社會位置中的群體等級或類屬的一種持久模式?!雹紊鐣謱臃从车氖巧鐣后w間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關系。就此,已有社會學家提出:在工業化發展早期韋伯提出的社會結構分析的3個維度,即權力、地位和聲望,“已經不能窮盡互聯網絡引入以后的社會結構分析,進而無法替代‘是否使用互聯網絡’的區隔。在使用互聯網絡的社會中,社會學家必須考慮互聯網絡對社會的影響,是否使用互聯網已經成為了超越傳統社會結構分層標準的新維度”。⑾這確實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在信息就是財富的知識經濟時代,信息(知識)資源與經濟資源具有極強的可轉化性,而且信息(知識)作為社會權力的象征,在信息化時代尤為如此?;ヂ摼W的出現是否導致各種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及利益重組,這將對整個社會結構調整和變化產生影響。網絡傳播中“知溝”現象研究的現實意義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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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與非網民之間的“知溝”研究
本文主要以最近有關上海青年和市民的兩項調查研究成果(楊鵬等,2000;張國良等,2000)為依據,考察網民與非網民之間的“知溝”現象。
按照傳統的“知溝”理論假設,高SES群體在傳播活動中獲取信息的速度與數量,皆高于低SES群體,那么從理論上看,根據上述對網民SES的分析,這一部分群體的媒介知識獲取能力本身就處于較高水平,問題的關鍵是,互聯網是否使他們“如虎添翼”,進一步拉開了與其他群體間的距離。
網民無疑比非網民多了一種信息渠道,但由于受時間和生理條件的限制,人的日常信息消費能力是有一定局限與邊界的。也就是說,個體接觸與使用媒介的總時數不可能有太大的改變,發生變化的是媒介接觸習慣(包括時間分配)、信息尋求模式等。中國和美國一些調查均發現,互聯網的問世,使得受眾對媒介接觸的時間分配正發生著劇烈的轉型,越來越多的網民減少了對傳統媒介的接觸而轉向了互聯網。就上海青年上網后的媒介接觸情況而言,收看電視時間明顯減少及有所減少的占42.4%;閱讀報紙時間減少的占25.2%;收聽廣播時間減少的占35%;閱讀雜志時間減少的占30.6%。⑿這種從傳統媒介向網絡空間的轉型,是否意味著獲取媒介知識的模式、速度、數量方面也都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一、從網民上網尋求信息的目的看。上海青年上網的基本動機是學習和獲取信息(共占59.7%),其中24.1%的被訪青年上網目的是“了解新知識、新見解”,為上網動機中比例最高;此外,“查詢各種有用資料”(14.4%)、“了解更多的時事新聞”(11.2%)、“獲得傳統媒體之外的其他各類信息”(10.0%)等,也是被訪青年的主要上網目的。⒂但信息尋求的目的能說明的問題有限,因為堅持接觸傳統媒體的受眾也可能以學習和獲取信息為主。
二、網絡在信息內容供應方面與傳統媒體的差別。目前中國的網上新聞基本處于對傳統媒介的整合狀態,原始性新聞只是“玩球”,而且數量很少。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網絡的使用與否對“知溝”毫無影響?情況可能未必如此。上海青年調查表明,有10.0%的網民認為,網絡的優點是“可以獲得傳統媒體沒有的信息和服務”;另有14.4%的網民則認為,網絡的優點在于“超越國界,及時獲取海外的信息”⒁??梢?,網絡信息在內容上的無疆域性為不少網民所看重,而且他們從網上獲取的知識有一部分正是傳統媒介所無法企及的。
媒介內容是“知溝”研究的一個重要變量。傳統“知溝”研究的內容,基本限定在公共事務、科學知識、環境保護、醫療保健、農業知識等范疇。但互聯網是一個遠比傳統媒介更具兼容性的信息平臺,隨著公共圖書館上網、政府上網、社區服務上網、電子商務、網上選舉、遠程教育及醫療等的出現,對網上信息內容的考察也宜進一步拓寬。但根據知溝假設的初衷應選擇那些與個人及社會發展、公共政策、民主化進程直接相關的信息內容,這些內容能否通過網絡傳播在不同社會階層中得到均衡分配,才是“知溝”研究的主旨所在。
三、網絡在信息傳播方面與傳統媒體的差別。這可能是網民與非網民之間引起知識差異的又一重要原因。由于網絡傳播信息容量大(包括新聞條數及背景資料整合);時效性強(主要表現在更新速度快,上海青年網民認為網絡的快捷性在所有媒介中名列第一⒂);頁面制作采用適合閱讀的編排及點擊、鏈接等主動查尋方式;以及網民即時評論等互動性,使得網民與非網民之間可能產生多種知識差異現象。在網絡傳播的上述特性中,網絡信息的廣泛性和快捷性,正是它深受青年網民青睞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傳統“知溝”測量中,對知識的操作性定義一般分為“簡單知識”——對某一事件或計劃的知曉(awareness),和“深度知識”——對特定事件的關系、原因或背景的了解⒃。對網絡傳播中的“知溝”測量也應觀察這兩類知識的差異情況。網民在“深度知識”的獲取方面可能與非網民產生極大的差異——互聯網信息的搜索、鏈接功能,窗口彈出式信息編排方式等,極大地有利于個體對深度知識的尋求和了解,專業性網站、主頁的細化(重要新聞和專題一般都專門設有主頁)及個性化網上雜志的訂閱,無疑也起著很大的作用。另外,新聞組、BBS等網上交流形式,也可能影響上網用戶的“深度知識”水平。
綜上所述,一方面,網民的社會結構分析反映出這一群體本身擁有作為高SES地位的“信息富有者”優勢,這是傳統“知溝”研究業已證實的;另一方面,網絡的傳播特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勢必形成或加劇互聯網使用者與非使用者之間新的知識鴻溝現象。就后一點而言,數字鴻溝對“信息富有者”與“信息貧困者”所產生的區隔,有可能對傳統媒介時代的知識差距結構進行一次重新調整。
注釋:
⑴2000/11/0610:42北京青年報
⑵P.J.Tichenor,G.A.Donohue,andC.N.Olien,“Massmediaflowanddifferentialgrowthinknowledge”PublicOpinionQuarterly,Vol.34,No2.1970.
⑶publicaffair(公共事務),據“美國傳統辭典”,意為“大多數人關心的社會、經濟、政府、軍事、科學或法人活動的論題、問題或反映”。
⑷JamesS.Ettema&F.GeraldKline,“Differences,andCeilings:ContingentConditionforUnderstandingtheKnowledgeGap”,CommunicationResearch,Vol.4No.2,April1977.
⑸[美]戴維·波普諾:《社會學》(第十版),P242。
⑹2000/11/2011:40eNet硅谷動力
⑻:《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P34,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⑼金兼斌:《技術傳播――創新擴散的觀點》,P116-117,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⑽[美]戴維·波普諾:《社會學》(第十版),P238。
⑾邱澤奇:《中國社會數碼區隔》,
⑿《傳媒力量與當代青年:2000上海青年發展報告》上海人民出版社,P98。
⒀同上,P86。
⒁同14,P92-93。
論文關鍵詞:網絡文化;生態;倫理;策略
維持生態平衡是人類必須直面的一個研究課題。同樣,網絡信息資源中也存在著信息生態問題,也就是說,網絡是人與信息的生態系統,也需要我們努力地加以開發、利用和保護。本文試就網絡文化傳播生態環境的危機與策略問題作些探討。
一、網絡文化傳播之生態危害表現
道德倫理失范。杜拉凱將失范注釋為“一種社會規范缺乏、含混或者社會規范變化多端以致不能為社會提供指導的社會情境。”由于網絡技術的超乎尋常的高速發展,現實的道德規范很難適應這種高速的新環境,結果,不可避免地出現道德的沖突。道德的沖突,必然會引發一系列的網絡生態道德失范問題:黃毒泛濫、版權侵犯、病毒傳播、黑客騷擾等。
信息污染。信息污染是指網絡上充斥著信息垃圾,妨礙了人類對有用信息的吸收和利用。遨游在互聯網世界里,就會或多或少遭遇到垃圾郵件、病毒侵蝕、過時信息等的“轟炸”。
自由主義泛濫。網絡突破了傳播學上人際傳播的單向傳播模式,而代之以多元聯動。在網絡中,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維和邏輯行事,可以較少地受到別人的壓制和束拘,形成一個無拘無束的“自由王國”。由此,一些禁不住誘惑的人就開始墮入“情網”,并不由自主地越陷越深。
人際關系冷漠。由于網絡文化的同律化、標準化、程序化,使人的思維簡單化和直觀化,致使人們的知識匱乏、審美能力下降。而人際傳播關系也不斷疏遠,人際交往變成了“人機交往”。隨著網絡的不斷普及,入網者將會有更多的時間耗費在網絡上。于是,出現了漠不關心現實生活的情狀,這樣,冷漠、孤僻等心理問題油然而生,進而導致人際間的親情、友情等道德關系的破裂與淪喪。
侵犯隱私與網絡犯罪。人們的一舉一動會在網絡上留下符號烙印,也很容易被追蹤,因此讓一些不法分子很輕易地獲得“網民”的隱私。那些不法的數據采集商利用各種電子手段收集“網民”有關個人的點滴情況,并儲存于計算機中,同時出售給違法公司。網絡犯罪已成為一大社會公害,對網絡安全運行構成了嚴重威脅,是最為嚴重的破壞網絡生態環境的行為。心理失衡。心理失衡時有發生。心理失衡也有人稱其為“信息綜合癥”,是指與信息有關的癥候群。有的因失去信息而感到精神上的匱乏,繼而產生信息孤獨感;有的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成為“信息恐懼癥”。
文化霸權危機?!皳y計,目前占世界人口20%的發達國家擁有全世界信息量的80%,而80%的發展中國家(其中包括中國)卻只擁有信息總量的20%,信息富裕與信息匱乏的最高比例達100:1。信息大量集中于富國的結果,使得信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發展中國家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另一種形式的貧困威脅——信息貧困?!卑l達國家經由網絡向目標國受眾不斷地傳播文化信息,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強加于人。
二、網絡文化傳播出現生態危機的原因
網絡文化傳播過程中造成生態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與網絡的特殊性有關,也與網絡發展過程中的其他因素有關。
網絡文化的特殊性。所謂網絡文化,“是一種蘊涵特殊內容和表現手段的文化形式,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依賴于以信息、網絡技術及網絡資源為支點的網絡活動而創造的特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網絡是一種技術,更是一種文化。這種新興的網絡文化具有開放性、多元性、互動性、自主性、虛擬性等主要特征。它拋開了人類的肉體,拋卻了限制與拘束,只留下人類自由精神的遐想與暢達。
網絡生態空間觀念的誤區。許多人對“網絡社會”的認識尚不夠清晰,只是把網絡看成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技術、一種“媒體”,遠未把網絡放到“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如此崇高的程度,至少,在如今,還沒有誰把網絡看作是人類真正的“第二生存空間”。所以,即使有人破壞了網絡生態環境,也不會像破壞自然環境那樣遭到同樣程度的譴責。由于對網絡生存空間的淡漠和對網絡虛擬性理解的偏差,導致了有些人對人類“第二生存空間”環境問題的曲解。網絡空間具有虛擬性,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然而,人們把這種虛擬性常??闯墒且环N虛幻性,結果導致了理解上的偏誤。這與“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理論相比,其自覺性上存在較大的差異。
“信息崇拜”的負效應。信息崇拜,是指過分夸大信息的價值甚至將其神化。羅斯扎克指出:“信息被認為與傳說中用來紡織皇帝輕薄飄逸的長袍的綢緞具有同樣的性質:看不見、摸不著,卻倍受推崇?!睂π畔⒌某绨輼O其容易造成對信息的濫用、誤用,造成網絡信息污染,導致信息膨脹乃至信息高速公路的堵塞,從而極大地破壞網絡生態環境。
傳統德育教學的滯后。網絡道德失范不僅僅是網絡單方面的原因,也與我們傳統德育本身存在的不足有關。如果我們具備比較崇高的道德品質、優秀的素質水準和自我教育的能力,那么,在“網絡社會”中會大大減少出現失范行為的可能性。
黑客哲學的泛化?!昂诳汀笔且粋€特殊的群體,他們有自視的黑客倫理或黑客哲學。他們懷疑權威,又具有高超的網絡技術水平。由于“黑客”在互聯網的早期發展中起到了不可小視的作用,于是他們成為一些青少年崇拜的對象。黑客哲學要旨是崇尚信息自由共享,反對信息壟斷,蔑視權威。這些觀念的極端化使黑客在網絡中“耀武揚威”。
語言文化霸權的威脅?;ヂ摼W絡上使用的通用語言是英語,不懂英語幾乎寸步難行。正如尼葛洛龐帝所言的:“在互聯網上沒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語將成為標準?!?/p>
這對于非英語民族和國家來說,就意味著在網上使用自己民族語言的機會被剝奪了。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強國必然會依據其網絡上信息流的絕對優勢,向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進行文化侵略。
三、網絡文化傳播的生態倫理觀策略
1.確立科學合理的網絡生態觀念?!啊鷳B’本是指自然界的萬物依自然本來的規定而和諧地處在合理的生命循環之中,是自然界和諧性的一種表述。由于人類與自然的緊張關系,學界近年將‘生態’嫁接到由人的存在而衍生的‘倫理’、‘文化’、‘哲學’,乃至‘宗教’等文化的概念上,從而形成了“生態倫理”、“生態文化”、“生態哲學”等觀察領域?!痹诰W絡文化傳播中,當我們用普遍聯系的哲學觀點去分析網絡與網絡運行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時,便形成了網絡生態環境系統。
網絡生態系統符合系統的一般特點,但它不僅是強調技術因素的網絡系統,而是與網絡發展有關的社會環境、信息環境與信息主體共同組成了一個網絡運行大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中,強調各因子之間的普遍聯系和整體性。所以,在網絡系統上,只要某些或某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產生整個系統的生存風險,即網絡生態危機。在網絡的運行過程中,我們要保持生態文明觀念,堅持用生態觀念去看待網絡運行環境,保護網絡生態環境、追求生態平衡,竭力創建以及維護好網絡生態運行環境,使網絡運行沿著人們設想的軌跡運動,樹立人與網絡生態運行環境相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網絡生態觀念,并使之進一步完善與發展。
2.樹立系統的網絡生態倫理觀念。生態講究的是整體性與全局性的觀念,從網絡的角度來看,網絡其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它反映的是人與網絡之間的生態平衡問題。在這種整體的系統中,“網民”利益與網絡利益互相依存,互為作用,具有內在的互動性與緊密的聯系性。整體性、互惠性和長遠性是網絡生態倫理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說,“網民”對網絡利益的保護與支持,實際上是對自身利益的維護;“網民”對網絡利益的損害也即對自身利益的損害。網絡生態倫理要求按照生態倫理學的道德標準、基本原則和規范去指導和約束“網民”的網上行為,以便保護網絡的順利發展和生態系統的平衡。要言之,網絡生態倫理觀念就是尋求一種適于人類與網絡共同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念體系。它的基本原則是在承認和肯定人類滿足與追求其基本需要和合理消費的前提下,還必須充分考慮網絡生態發展的客觀要求。
3.加強網絡道德教育。對“網民”應不斷加強網絡倫理道德教育,培養人文精神,提高他們的公德修養和規則意識,使“網民”樹立起信息安全意識,按照安全制度規范操作與處理信息。作為學校或培訓機構的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網絡資源,構建良好的并有利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網上環境,積極開展多種形式又生動活潑的德育教育活動,拓展“網德”教育的新途徑和新方法。
4.受眾應該加強自律。網絡主體要進行自我塑造與自我約束。自律的關鍵方法是遵循“我為網絡、網絡為我”、“從我做起”等意識的培養,通過反省,檢查克服自己陋習,并在實踐中,不斷身體力行,這樣,才能達到道德自律境界。同時應建構網絡監督機制,加以綜合治理。
5.持續提高網絡技術。面對良莠不齊的網絡信息,通過一定的技術約束是防止外來信息入侵的較好方法。目前,過濾軟件、分級系統、防火墻是當前主要的維護健康的信息環境的主要手段。如今,各國政府都加大了對加密技術、防火墻技術、反“黑客”技術等等網絡安全技術的研究。美、日、德等發達國家將信息安全技術列為國防、科研的重點。在我國,由于網絡技術整體發展水平的滯后,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尚未形成,因此網絡安全技術的發展更顯迫切。
6.建立行業協會組織。2004年9月,新浪、搜狐、網易中國三大門戶網站成立了中國無線互聯網行業“誠信自律同盟”,旨在為積極響應2004中國互聯網大會“構建繁榮、誠信的互聯網”和“堅決抵制網上有害信息”的號召。結成同盟后,三大門戶網站將共同嚴格遵守國家相應的法律法規和行業規范,為用戶傾力打造“滿意的產品質量、放心的資費標準、貼心的客戶服務”,并通過此舉以及在產業中的影響力,促進無線互聯網行業健康、有序、成熟的發展。這對中國網絡業的發展將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和促進。
7.確定網絡生態原則。“網絡社會”應該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也應該制定一些立網原則,“根據我們的初步探討和總結,無害原則、公正原則、尊重原則、允許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應成為網絡生態倫理的基本原則?!背?,還應加上平等原則、透明原則、生態原則、倫理原則等。網絡受眾,必須自覺地遵循這些原則。
在傳統社會中,個人隱私可謂是與生俱來。所謂個人隱私,是自然人的“一種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的,當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個人信息,當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個人私事和當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個人領域?!盵1]凡是個人生活中不愿為他人所知,不愿與他人共享的信息、行動、空間,諸如個人數據、私人信息、個人領域等,均可歸為“隱私”。
不過,只有伴隨著網絡時代從現實社會中孵化而出,電子文件大量出現,網絡個人隱私才應運而生。從客觀方面來說,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1.網絡社會誕生———網絡個人隱私存在的“虛擬”基礎。當網絡形成一個社會式的體系,多向交往出現,網絡個人隱私才廣泛地存在。2.網絡公民身份鑒定———網絡交往中角色區分的需要。在網絡這種虛擬社會中,只有通過代表個人性質、能識別個人身份的相關電子文件數據為基礎,比如個人網站的域名、電子郵箱的地址等。
相應而言,網絡個人隱私是指公民個人在虛擬社會中形成的有關個人生活、行動和領域的各種電子數據。比如傳統的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編號、病歷、職業、財務情況等等數據的電子形式,以及在網絡中新生成的電子郵件地址、網域名稱、統一資源定位符、使用者名稱、通行碼、網際網絡通訊協議地址等信息數據。
一、網絡個人隱私的兩個面相:獨占期望與共享需求
在電子文件利用過程中,網絡個人隱私信息的利用存在兩個對立的面相,即獨占期望與共享需求。獨占期望是指在網絡社會中,網民根據其意志,對其在虛擬社會中形成的有關個人生活、行動和領域的各種電子文件只為主體所占有和控制,不被主體之外一切客體收集、控制、利用、公開、修改或刪除等侵犯的等待和希望。
通過下面近似期望函數的關系模式,我們可深入研究影響獨占期望變化的相關因素:
獨占期望值=隱私信息重要程度*“本我”強度*個人網絡技術*網絡安全系數。
第一,獨占期望值因“本我”而異。在現實社會中,“本我”(即自然屬性)與“自我”(即社會屬性)處于長期的斗爭中,在個體與社會群體的斗爭中,個體在社會中為求得生存,本我的沖動隱而不發,但它是人類的自然屬性,必然永久的存在于人類的價值取向之中。在個體中由于價值取向的不同,本我的強度也因此而變化。在網絡社會中,主體其自然屬性并沒有發生變異,因此,獨占期望值與“本我”強度同向變化。
第二,隱私信息重要程度影響期望。網絡個人隱私產生于主體的不同的活動之中,比如在娛樂電子場所的注冊名、密碼信息就比在進行電子商務中的注冊名和密碼信息的秘密等級低;即使在同一電子空間里,如電子商務環境中,個人銀行帳號比注冊名重要,注冊名又比手機號重要。
第三,個人網絡技術影響獨占期望。不同行業的人員的知識結構和知識水平大相徑庭,對網絡技術的掌握多少,直接影響著個體的獨占意識和獨占能力。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無業社會青年與專業技術人員相較而言,前者因掌握的技術不足,即使意識到網絡隱私的歸屬問題,也因技術水平的制肘而減弱了“本我”的欲望。
第四,網絡安全系數發展相應提高獨占期望。在影響獨占期望的幾個因素中,網絡安全系數的大小能最清晰地反映出獨占期望變化情況。如近年來世界各地的許多部門都開始設置網絡首席隱私官,以此來維護在網絡公共場所利用電子文件時的安全,這一舉措最明顯的目的就是直接維護了網絡隱私的獨占期望。
電子文件時代,對文件信息的掌握和利用,是信息時代最基本的特征,網絡個人隱私除了電子文件主體對其有獨占期望之外,也存在著它的對立面,即隱私的共享需求。所謂網絡個人隱私的共享需求,即除隱私產生的主體之外其他人或組織對個人隱私信息相關的電子文件進行分享和利用的現實需要。
共享需求包含兩個層面:第一,它是一種愿望。馬斯洛指出,動機是驅使人從事各種活動的內部原因,它又有外部動機和內部動機之分,愿望基于現實而由主觀產生,是在客觀基礎之上的某種主觀欲望,因此它綜合了兩種動機,形成了獨特的行動驅動力;第二,共享需求不僅僅是一種愿望,它必須具備一定的實現能力,在網絡環境中,這種能力包括搜索、存儲、復制、加工、傳輸、控制和利用等技術。
與獨占期望相對應,共享需求也可以用一個近似函數的關系模型進行深入的分析:
共享需求值=隱私信息重要程度*人略性強度*公眾網絡技術水平*網絡安全系數。
在這個模式中,共享需求可按共享主體的不同劃分為他人共享和社會組織共享,其中社會組織共享需求值又可劃分成經濟團體、中介團體和政府機關三者的共享需求。因此,共享需求因主體的變化而所需共享的文件信息側重點也會發生改變。比如說一般情況下,政府注重的是個人隱私信息的合法性與對社會無威脅性,而經濟團體可能會比較傾向于個人隱私信息中的財產狀況、消費習慣、娛樂愛好等。
隱私的共享需求與獨占期望有兩個變量相同,即隱私信息重要程度和網絡安全系數。這是因為無論是獨占還是共享,首先,其對象就是隱私信息,只有當所謂的網絡個人隱私存在的前提條件下,兩者才有成立的意義;其次,衡量信息的重要程度的標準因兩個關系模式中的主體不同論文而不同。對獨占期望而言,衡量的主體是隱私的產生者,而共享需求的主體則包括除信息產生者的任何個人或組織團體;再次,它的值也根據共享主體的需求傾向而分為重復利用、快餐性利用和零利用三個等級,比如用戶登陸網站的信息必須多次利用,而在政府工作中,可能其為了調查某一信息主體的真實身份而只利用了一次,零利用就是相關的信息不能給相關的主體需求滿足的情況。
它有兩個變量與獨占期望的因素不同。第一是公眾網絡技術水平,簡單來說,它是指除電子文件的產生者以外的實體擁有的網絡技術水平。第二則是人略強度。弗洛伊德在描述群體心理中指出:“盡管就獨處的個體來說,個人利益幾乎是惟一的驅動力,但就群體而言,這種個人利益幾乎是微不足道?!盵2]群體的作用直接改變個人的侵略性程度,當一個權威群體有侵略傾向時,他就將這種意志貫穿整個群體。因此,當人類的好奇心越強,侵略的行動就越加明顯,共享形式就越豐富,共享程度也越高。
二、電子文件利用中網絡個人隱私的失衡
人類在積極構建虛擬社會時,既享受著電子文件利用所帶來的福祉,也將處于尷尬的個人隱私失衡之地。在缺乏社會中心和“公序良俗”的網絡社會中,網絡個人隱境已經多方失衡,主要表現有:
(一)主體難以駕馭個人信息
首先,現實中沒有絕對的個人空間用以保管各類電子文件,網民想要獲得網絡有效服務,就必須登陸網站提供個人信息,一是便于識別自己的身份,二是方便網絡機構的整理和控制工作?!耙坏┯脩魧⑦@些私人信息輸入互聯網,幾乎等于親手將自己的隱私交與未知數,失去了對隱私權的控制權”[3];其次,當前大部分網民的網絡操作和信息控制能力相當有限,在網絡上的自我防衛能力根本不能與網絡潛在危險相抗衡。因此,當電子文件中的信息丟失、被竊取、遭篡改時,個人基本上是無能為力,即個人信息主體的擁有權和主體駕馭能力之間難相匹配,是為失衡表現之一。
(二)政府非法進入公眾隱私領域
2000年7月5日,一則互聯網消息引起網民極大的關注,即《小心!山姆叔在查你》。[4]美國國家藥物控制部在未經批準和公眾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cookies文件對用戶訪問、搜索與藥品相關的網站和信息時,進行信息跟蹤和記錄,并據此收稅,這一非法行為嚴重侵入了網民的隱私領域。同年,美國審計總署(GAO)調查顯示,2000年至少有13個政府使用了相同的伎倆對公眾的活動、個人資料和網上生活習慣、購物習慣進行收集,從而形成電子文件,進行著各種目的的利用。
(三)網站商家利用隱私千方百計
當今商業的觸角已經深入到虛擬社會的每個角落,正是Internet與商業的聯手,才有了第二社會完整的意義。但是,也正是商業大刀闊斧地開荒拓野,致使個人隱私也難以避其鋒芒。同時,經濟原理告訴我們,需求是生產的動力,也是生產的方向。盈利的目的驅使企業對市場需求進行分析,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掌握和控制消費者的信息。記載著我們的購物愛好、消費結構、生活服務的習慣和消費水平的電子文件在商業界與金錢有了“等價”或“不等價”的交換活動,原本的非盈利發生了質的變化,其在網絡社會中已經體現出商品的“價值”,并且是凌駕于眾多其它信息之上的高價值資源。
(四)黑客病毒防不勝防
對于網民大眾來說,和真實社會中的公眾一樣,素質參差不齊,對于網絡犯罪的自衛能力也是千差萬別;另外,客觀上網絡社會本身的開放性、自由性和共享性,及其技術基礎先天缺陷等特點,使得黑客和病毒在虛擬社會里甚囂塵上。據統計,世界上每20秒就有一黑客事件發生。[5]黑客與病毒“拜訪”網絡個人隱私領域,進行破壞、竊取或篡改、刪除個人數據,如此一來,包含重要和廣泛網絡個人隱私的電子文件也不能幸免。
(五)網絡法律與倫理地位曖昧
網絡原只是一個技術平臺,它提供的僅是一個更為快捷和方便的交流中心,而當我們力圖將之變成一個社會時,它就必須包括著一套完備的自律的倫理道德規范和強制的法律制度。目前各國有關網絡隱私的法律建設和倫理探索進程各不相同,且由于各國的現實社會制度和發展水平、公序民俗大相徑庭,形成了多元化的法律和倫理文明,它與網絡的世界化、一元化造成了明顯的矛盾對立,網絡個人隱私猶如處在一根平衡木上的彈珠,隨著平衡木兩端的起伏不定而左搖右晃。
三、電子文件利用中網絡個人隱私制衡內容及模式
《中庸》有語:“執其兩端,庸其中于民。”作為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獨占期望與共享需求只有“執兩用中”,才能使雙方既保持自己的特性,又促進彼此的互動、兼濟、轉化,達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的平衡。筆者的制衡思想源出于此,其基本內容如下:
(一)獨占期望與共享需求互為條件,統一于網絡個人隱私存在
“物生有兩”,自然界、現實社會、思維領域和虛擬社會的任何事物、現象都是因矛盾的兩個方面存在而存在的。若無獨占,便無共享之概念,其統一于隱私作為電子文件信息的本質。
(二)獨占期望與共享需求相互利用、相互吸引對方有利因素而共同發展
首先,雙方包含著可以彼此利用的共同因素。如個體隱私獨占方式中的商家等網絡行業加強道德自律,當它為公眾共享所用時,便可提高共享的合法性與減少因侵權而帶來的糾紛。其次,每一方自身組成的因素發展不平衡所產生的矛盾,也可以為對方所用。這可以用個人網絡技術和公眾網絡技術之間對對方的影響加以證明。
(三)獨占期望與共享需求內在的同一性直接決定網絡隱私的發展前景
雙方的相互利用、相互吸引的規律決定了它們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如某個體的隱私共享必須從獨占中轉化出來。只有當獨占期望與共享需求在不斷的相互轉化過程中,才能確保網絡隱私在虛擬社會不斷的產生和利用。
(四)制衡核心是在電子文件利用過程中,個人隱私獨占期望不損害公眾利益,共享需求者合法進入個人空間,以此促進網絡信息正常存在和發展
獨占期望從理論上講它并不考慮社會態度,但從現實和虛擬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勢必影響到公眾的利益,使資源得不到最充分的利用。相應地,只有合法地共享隱私信息,才能確保個人人格的完整和個人的利益不受損失。
從社會共同進步、縮小國家地區間的貧富差距、創造一個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其潛能的環境來看,信息應當共享,并且信息共享是道德的。[6]從信息的生產和傳播需要創造性的發揮和投入看,獨占期望也是合理的。從發展的角度看,隱私的獨占期望與共享需求雙方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條件下會處于主要方面或次要方面。所以,理論上存在一個相對理想的支點,可以維持兩者平衡地發展,其基本模式如下:
1.共享需求制衡獨占期望。從社會與個人的關系來說,個人的利益總是小于總體利益,社會群體的價值取向直接制約和控制著個人弱小的抗掙。一個社會的需求對個人的“本我”人格的壓抑,必將導致共享需求對獨占期望的主導作用。它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
(1)良性制衡。所謂良性,就是在共享需求得到合理、合法滿足的同時,又不會造成個體任何的經濟、精神和心理的損失。它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共享客體必須有明確的自律倫理和規范的管理制度,要求在公眾與個體之間有一個認證合理的存在,一個運用合法的前提。
具體流程是:個體在網絡中形成或存儲隱私(電子文件)共享者提出共享需求(包括需求哪些信息、具體用途、使用方式、價值回報、保護隱私安全與完整條款)隱私保護中介認證(合理與否、符合行業自律倫理與否)法律確認(合法與否)隱私主體應允(或提出商榷條件、拒絕)共享需求實現。
事實上,就目前世界上各共享主體絕大多數并不能實現良性的共享。2000年美國的一份網絡隱私評估報告中指出,在將近3萬個網站中能根據用戶意見而進行共享的達到四星級的網站只占3.5%(1027家)。[7]
(2)惡性制衡。在共享時不對用戶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沒有應有的倫理道德,完全非法進行各種共享利用,置網絡個人隱私于危險而透明的空間之中。
對尚處在兒童時代的網絡社會,種種惡性制衡舉不勝舉。如大批專門從事網上調查業務的公司進行窺探,非法獲取他人隱私信息形成電子文件,并向社會提供各種非法利用。某些網絡公司使用具有跟蹤功能的cookies程序入侵,硬件設備供應商在自己銷售的產品中附有竊密的處理器等等的報道,在網上俯拾即是。
2.獨占期望制衡共享需求。在個人價值與社會的抗爭中,個體總是處于劣勢,然而抗爭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積極的、有效的對抗,才能保存人性中的個性,才能使整個社會異彩紛呈。合理合法地滿足獨占期望,是網絡存在一個穩定的公序良俗的保證,是人在虛擬社會里至少還能稱之為“精神人”的保證。
另一種是合法的正當信息的獨占期望制衡。它主要是指隱私主體在網絡各種網絡機構或單位中,對個人信息資料搜集、修改擁有知情權和選擇權,對他人進入個人空間、了解個人隱私擁有控制權、安全請求權。
筆者認為將雙向制衡有機結合,可接近一種理想制衡模式,即多向制衡模式,它能促成網絡個人隱私的獨占與共享和諧共存。簡單地說,除共享需求對獨占期望良性制衡與獨占期望合法正當信息的獨占制衡的結合,理想模式還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信息平等交流意識。在進行電子文件利用活動時,人們應該意識到除身份的平等之外,還應在信息利用、交流的時候形成一種自己與他人進行信息平等交流的價值觀。
(2)隱私保護的中介機構。應當設置這類機構,其主要進行研究行業自律和對用戶電子文件提出的共享需求進行認證,以此保護用戶的隱私正當利益。
論文摘要:本文指出網絡文化的傳播影響著青少年的政治思想品德,高校應使網絡文化傳播與學校思想政治教育保持協調。
網絡的出現和發展,不僅改變了社會文化環境,而且也在深刻地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標準和思想政治觀念。
一、網絡文化推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進程
首先、網絡文化傳播改變了青少年的道德認識系統。幾千年來,我國傳統教育主要依賴于家庭、學校周圍社會環境,注重自得和自省、反求諸己、改過遷善等等,因而青少年的道德認知主要是來自于家庭、學校、村落、社區及其相互間的禮俗文化,如風俗、習慣、禮儀制度等,其主要媒介是語言,在潛移默化中建構起人們的思想政治觀念。而在當代,人們除去被廣播、電視、電影、報紙、雜志等大眾傳播媒體包圍外,網絡文化所負載的各種信息已使其置身于一個完整的新世界。虛幻與現實相結合的網絡特點迎合了青少年的需求。他們不僅借助于網絡文化的傳播進行感知和理解,而且還能從中吸收思想政治素養??梢哉f目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意識的建構與網絡文化傳播密不可分,他們在網絡中獲得各種各樣的知識信息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價值標準和思想政治觀念。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網絡文化是青少年道德認知的重要來源。
其次,網絡文化傳播改變了青少年道德意識的建構方式。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網絡文化傳播的思想政治意識的建構是非群體的。在傳統社會中,人們思想政治意識的建構是在參與群體活動的過程中完成的。青少年在家庭、學校、社區等社會群體參與過程中一方面獲得認知,另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政治意識。到了網絡時代,網絡文化傳播不僅跨越了時間和空間,也跨越了社會群體?,F在人們獲得信息的途徑,并不僅是從某一個體到另一個體的傳播,而常常是許多社會群體同時獲得同一文化知識和價值信息。因此,現代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識建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社會群體的;二是網絡文化傳播的思想政治意識建構方式具有開放性。在傳統社會生活中,由于受條件的限制,人們所在的群體相對封閉,生活方式和思想政治觀念變化較小,往往會長時間保持著同樣的道德風尚和倫理價值觀念。到了網絡社會,網絡文化的傳播打破了一切封閉狀態,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網絡傳播縮短了人與人的距離,使一切遙遠的社會關系變得近在咫尺。
再次,網絡文化傳播改變了思想政治意識的建構內容。在傳統社會生活中,一代一代的文化傳遞及群體內個體與個體的互動文化傳播內容,主要是經驗知識、風俗、禮儀等文化觀念、政治信仰、思想品德等,這些因素構成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識。在網絡時代,網絡文化傳播的內容相當廣泛,有文學藝術方面的知識,也有科學技術、政治思想、經濟知識等等內容??梢哉f現在人們通過網絡所接受的信息內容比過去幾個世紀還多,一個現代青少年所了解的東西比過去一個老人還多。因此,網絡文化傳播所建構的思想政治意識的結構層次,要比傳統社會人們的結構層次更加復雜、更加豐富,這不僅是我國現實變革的必然反映,也是網絡文化傳播對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課題。
網絡文化傳播作為一個開放系統,一方面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現代方法和手段,同時也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網絡文化傳播對養成青少年進取、開放、參與、自強精神具有重要作用。網絡作為信息工具和感知媒介極大地提高了青少年感知外部世界知識的能力,并且以空前未有的密集信息為青少年提供了豐富的價值享受。無論從量和質兩方面看,都是學校教育難以達到的。從量上看,網絡傳播將逐漸超過由學校所提供的信息源;從質上看,學校以外的信息,由于傳播工具的現代化,信息內容和形式的多樣性、新穎性也容易吸引青少年,產生較好的效果。從這一點看,網絡文化傳播為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二、網絡文化的負面影響
網絡文化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產生負面影響,這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網絡文化傳播常常容易青少年喪失價值判斷和選擇的能力。網絡文化傳播是一個信息開放體系,是無數群體、個體參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傳播者、接受者、媒介發生著交互作用,無數群體、個體憑借不同的自身素養,不斷交互感知各種價值信息。傳播者、接受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其經驗、見解、知識等等相關因素不斷地影響著教育功能的發揮,有時這種因素起主導作用,有時那種因素起主導作用。因而,時常會出現相互矛盾和沖突的局面。另外由于各種各樣夸大、擴張信息的存在,又會使得整個網絡信息的價值意義變得異?;靵y和模糊。因此,青少年常常容易喪失價值判斷和選擇能力。例如網絡聊天中頻頻有人上當受騙的現象正說明了這一點。
其次,網絡文化傳播不僅容易使青少年喪失健全的價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觀念,而且也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識失去取向,處于無思想政治意識取向狀態。某些不正規的網站,為了以“新”和“奇”吸引瀏覽者,經常會一些不真實的新聞和花邊消息。其規模之大、信息之密集,如滔滔洪水,它容易使青少年心理機制失去承受能力,同時也減弱了對社會主流文化的感知能力。當信息量對青少年來說成為超負荷傳播時,就容易使青少年失去興趣。盡管網絡文化傳播信息能如潮水般涌向社會,而真正能內化為青少年品德的卻很少。信息洪水浩浩森森,青少年的心態卻膺臀懂懂。這樣,網絡文化傳播也就失去了建構思想政治意識的意義,它不但不能使青少年產生健全的價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觀念,而且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識失去取向,處于無思想政治意識取向的狀態。
再次,網絡文化傳播易使青少年陷入無所適從的困境。從傳播的內容來看,現今的網絡文化傳播是無視青少年作為主體存在的,忽視青少年的價值需要和價值理想。如潮的信息洪水常常是反映了主人的需要,而不斷地在網上傳播。這些信息究竟能給青少年提供多大積極的幫助,網絡文化傳播者很少給予考慮。這是一種見物不見人的文化傳播傾向,它忽視了青少年的價值需要和動機,因而常常破壞他們的思想感情,使他們從學校獲得的道德規范與網絡文化傳播中獲得的信息相沖突。各種各樣的網絡信息越來越使青少年無法界定自己生活的真實空間,也越來越使其無法對現實生活的意義作出正確的評價。這樣,因缺乏一定的參照標準而使青少年陷人無所適從的困境。網絡文化傳播的這種狀況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將會使青少年理性思維衰退,從而使其逐漸喪失正確的價值標準。
可以看出,網絡文化傳播對思想政治教育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進程,同時也會使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力減弱。因此,網絡文化傳播的發展對學校思想政治教育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三、確立開放、多元的社會大思想政治教育觀,既是對網絡文化傳播這一挑戰的應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的自身要求
首先,網絡時代的大思想政治教育應該是開放的體系,或者說是一個由封閉型走向開放型的體系。世界經濟結構的發展,國內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當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尤其是全球信息化的再現,正在形成一種世界文化,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置身于這種文化文明之外,而必須適應這種歷史潮流,這是大勢所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人,也必將沖破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而演化出新的思想政治觀念,所有這些都是與網絡文化傳播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我國經濟、政治改革越是深人、徹底,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閉性越容易被打破,越具有開放性。
【關鍵詞】網絡傳播;知識溝;擴散
所謂的“知識溝”(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稱為“信息溝”)就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系統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不同的群體或個人之間所形成的知識差距。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傳統大眾媒介的發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長成為可能,但這并未使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如預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長往往產生負效果,即在某些群體知識的增長遠遠超過其他群體;‘信息溝’將會出現并擴大一個社會群體與另一個社會群體之間在某一特定問題上的知識距離?!弊钤缭趯嵶C研究的基礎上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分析的是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Tichenor)、多諾霍(Donohue)和奧利恩(Olien),他們指出,“當一個社會體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長時,那些受過較好教育,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們比教育較少、地位較低的人們更好地吸收信息。這樣,信息增長導致了‘知識溝’的擴大而不是縮斜。
網絡的出現曾使傳統大眾傳播時代長期處于信息匱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嚴重知識差距的人們充滿了憧憬:傳播技術的改進將會縮減傳播成本與費用,節省資源,實現信息與知識的均化;傳播速度的加快與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眾面臨著一個更易接受與豐富的界面,從而提高個人的知識與信息總量;國外一些學者甚至勾畫出“網絡大學”、“虛擬教育”、“知識超文檔”、“模擬系統”、“自動學徒系統”等設想,并稱之為“沒有圍墻的學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現實并未如人們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許在某些特定知識方面,網絡確實縮小了人們的知識差距;但從知識總量來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認網絡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優勢進一步加劇了傳統大眾媒介下業已形成的知識分布的不均衡。
一、進入網絡的經濟和文化壁壘
當一種新的傳播技術產生并試圖普及時,面臨最嚴峻也是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經濟水平的制約。報業如此,廣播如此,電視如此,網絡更不會例外。信息與知識傳播的民主與自由常常只是針對那些能掙脫經濟束縛的進入者而言。這樣,在媒介可進入者與不可進入者之間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觸程度及幾率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可避免地導致“知識溝”的形成。顯然,與傳統大眾媒介相比,網絡所面臨的經濟壁壘要堅固厚實得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使網絡成為有經濟能力者享有的特權。據了解,目前網絡的普及率僅約為1%,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成為網絡普及的瓶頸:70%以上的農村人口造成了中國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們甚至不知電腦為何物;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地區性網絡接觸程度的差異;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由于上網費用仍較高,用戶也不得不考慮其有限的經濟支付能力。正如美國舊金山一位咨詢專家所言:“我們很難想象不花很高代價就能普遍訪問計算機服務。對于計算機行業的人來說,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務費不算一回事,但對于收入較低的人來說,可能成為負擔?!睋?002年1月《第九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顯示,在中國,網絡用戶主要集中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北京、上海等地,分別為10.4%、9.8%、9.2%,而在經濟落后的、青海、寧夏等地分布極少,分別為0.1%、0.2%、0.3%。特別是在某些貧困山區,教育經費的投入量與實際需要還有相當一段差距,計算機普及難以提上教學日程。因而,這種媒介分布率與接觸度的強烈反差,引起知識、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別,從而形成地區間的“知識溝”擴散。
除去上網費用,地區性經濟差別因素之外,額外服務費用的支付對于一般用戶而言也是一個難以攻破的經濟壁壘。隨著技術革新的日益發展,新的網絡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價值將逐漸為受眾所接受。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建立在這些基礎設施上的軟件內容、服務成本使人望而卻步,某些網站在接納新用戶時以高昂的進入費用作為條件,從而設置了又一道經濟關卡。為此,美國傳播學者馬克·利維如此悲嘆:“我常常為傳播與技術正日益冷酷無情地把世界隔離成兩個營壘而深感憂慮。一座營壘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極具經濟實力的信息貴族把持據守,他們是計算機系統的經營者,控制著傳播工具與條件。另一座營壘則屬于傳播圈的‘下層階級’,這里成員文化水平有限,他們在巨大的傳播機器的擺布下過著物質與精神雙重貧困的生活?!?/p>
從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來看,網絡傳播中“知識溝”擴散的趨勢也在所難免。前文已述,中國農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當低,而網絡作為一種新技術,較之于傳統大眾媒介,在使用與操作方面,對用戶的要求更高,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1)閱讀能力。網絡雖然具備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如文字、聲音、畫面、圖像、音樂等,但總的說來,文字是基礎,其他手段是輔助,很難想象一個大字不識的人僅從畫面中能領悟出某些東西,更何況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網站、資料的必然途徑。2)語言能力。網絡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語,雖然在中國,英語被作為一個重點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學方式的不到位和學習目的偏差等多種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暢流利、毫不費力地閱讀英文網站并獲取信息還得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即使一部分大學生在進入英文網站時也會顯得手足無措,更何況尚未接觸過英語的人不計其數。3)專業技術操作能力。簡單地打開機器,閱讀新聞,收發郵件,這是每一個接觸過網絡的人都能輕而易舉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準確地從網上獲取特定資料就不會顯得那么輕松,勢必要求使用者具備熟練的操作技能和對網絡的充分認識。同時,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術也較快,且他們有一種主動獲取知識的欲望和積極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無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網絡來獲取資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與網絡使用有效與否并不是一個全然正比的關系,實證經驗告訴我們,由于年齡、學習狀況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網絡的是高中、大專與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學歷的用戶僅為0.4%。在這里,知識的專業化成為知識總量增長的阻礙。
二、進入者的錯識與迷途
正如一位傳播學者所說:網絡可以提供平等機會和民主傳播,但僅限于那些可進入者。那是否意味著所有的進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設備、社會條件下獲取同質同量的信息與知識呢?當然不是。這里的平等、民主僅是指可能性意義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說,即使在進入者中,由于對網絡不同的態度、觀念及使用方式同樣會形成知識與信息攝取的不均衡,這時,“知識溝”就會產生或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擴散。
眾所周知,傳統大眾媒介具有信息供應、娛樂休閑、文化教育、輿論監督等多項功能,但網絡的出現將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樣性發揮到極致,并擴展出許多新內容。這種功能選擇空間的擴大為用戶接觸媒介的興趣、動機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用戶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識的學習或信息的獲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諸如時尚流行、娛樂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據了解,在中國相當一部分擁有電腦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來幫助學習,獲取信息或處理文件,而是用來玩電腦游戲和看影碟。臺灣學者在網絡個案研究中發現大學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網蟲”,他們連續20個小時在線而樂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閱讀或查詢資料,而是晝夜不分地玩游戲或網上聊天。與此對照,那些非“網蟲”的學生則主要通過信息檢索系統和萬維網來獲得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料。不僅如此,研究還發現這種在線時間的過度和網絡使用方式的后果是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學習。于是一條橫亙在“網蟲”與“非網蟲”,“非理性者”與“理性者”之間的“知識溝”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獲取有效的知識或信息,而且放棄了通過其他途徑或媒介獲得信息以縮邪知識溝”的機會。而能正確使用網絡并充分發揮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節制的人。
三、信息需求的差別與網絡的反合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