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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末,英語作為第一外語,逐漸進入全國的大、中、小學課堂。1984年,在國家政策和教育改革的雙重影響下,英語正式列入高考主科,此后幾十年里,英語成為必不可少的考試科目,從小到大,從中、高考到雅思、托福、四六級,每個中國學生都要經歷無數次英語考試。英語本應是溝通外界的橋梁,卻成為應試教育的沉重負擔。直到最近英語高考改革方案的提出,才使得“英語熱”有了降溫的趨勢。2013年10月,山東省教育局公布的2014年普通高??荚囌猩ぷ鲗嵤┓桨钢刑岢?,不再將英語聽力成績納入高考成績中;北京市在2016年將中考語文卷總分值由120分增加到150分,英語卷總分值由120分減至100分。我國長期以來實施的英語教育只以語言輸入為主,脫離學生經驗與真實生活,孤立而被動地強調語言技能訓練。此次英語教育政策的重大調整實質上反映了對傳統的、應試的、功利的、受技術理性支配的教育理念的批判,對回歸教育為本的、解放性的、實踐性的教學理念的反思與重建。盡管社會各界對英語教育改革持不同意見和態度,但這次改革毫無疑問將成為我國教育教學改革中的一次“大手術”。
對少數民族教育的認識,有幾種誤區一直存在。首先,將“少數民族教育”等同于“少數民族語言教育”,認為少數民族學生學業成就的標志就是學好語言課程,尤其是漢語和英語,認為少數民族學校的教育教學活動就是以學習語言為主。其次,把“少數民族雙語教育”或“三語教育”理解為“專門的語言教育”,認為“雙語教育”或“三語教育”的重要標志就是學習正確發音、積累詞匯、學習各種句式,強調專門的語言技能訓練,以量化形式作為教學質量的衡量標準。這些誤區導致民族教育在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忽視了學科知識與語言學習的平衡關系,也忽視了語言學習與文化理解的相互關系。內蒙古三語教學的實踐證明,比兩種語言學習付出成倍辛勞的三種語言學習過程,只能培養極少部分三語能力均衡的少數民族學生,對于大多數學生而言,語言學習并沒有成為教育和發展認知的有效資源。過重的語言學習負擔使學生失去了學習其他科學知識和發展個人興趣的時間與精力。內蒙古的蒙古族小學在開設英語課程之前,蒙古語文與漢語周課時數就已經占周總課時數大約30%。隨著英語課程的增設,三種語言的周課時累計數已達到總周課時數的37%,其語言課程比重比同年級(小學三年級)漢族小學的30%、香港小學的27.5%、美國小學的20%、日本小學的18.5%高出很多。
內蒙古民族學校高中階段“三語實驗班”的語言課程中,英語課時數占總課時數的19%,漢語課時數占總課數時的14%,而蒙古語課時數比例下降到7%。這種為保證漢語與英語課程的數量及質量而忽視母語教育的現象在內蒙古的各級民族學校普遍存在?!叭Z實驗班”與普通班課程設置的最大區別在于英語課時數及蒙古語課時數的不同。這些課時數的變化不只是量的變化,其背后隱藏的實質是民族教育的潛在危機。不可否認,“三語實驗班”的課程設置能夠幫助極少部分三語能力均衡的民族學生在高考和就業中處于有利地位,從而提高他們的社會競爭力。然而對于大多數學生而言,一方面語言教育的過度重視影響了學生的學科均衡發展,占據了學生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另一方面在語言教育教學中過度重視英語而忽視母語的現象會削弱他們的社會競爭力,使民族學生最終成為三種語言哪樣都不精的“語言中間人”,甚至是“文化中間人”,從而很難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生存發展,逐漸走向教育的邊緣,進一步加深教育不公平。這不僅違背了語言教學的規律,也違背了人的發展規律,更重要的是遮蔽或架空了民族教育的實質內涵與功能。對少數民族成員而言,獲得實用的語言技能無疑是等同于獲得個人及所屬社會發展的重要機遇。在我國,漢語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們之間交流的重要工具,英語則是通往世界的重要工具。然而,只專注于實用語言對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會導致少數民族失去自己的語言文化,甚至失去認同感的危機。
二、以漢語為媒介語的英語教學可能導致更嚴重的教育不公平
媒介語指教學過程中傳遞知識的中介語言,既不同于學習者的母語,也不同于目標語的中間過渡性質的語言。任何一種語言都負載著其民族的思維方式、思想情感、傳承者民族綿延不息的文化。因此,任何多民族,多語言國家都會在教育發展中遇到教師用何種語言教學,教材用何種語言編寫等難題。究竟哪種語言適合在課堂上使用的爭論一直沒有定論,因為這是一個涉及文化、種族、權利和身份的較量。1970年美國公立學校的中國學生反對在教育上受到起點不公平的教育方式,而控告舊金山聯合區域學校。這場震撼全美、影響深遠,從而促進雙語教育在全美蓬勃發展的“勞控告尼克爾斯訴訟案”(Lauv.Nichols),雙方爭論的焦點并不是中國學生因為校方沒有為其開設相應的課程而導致他們學習困擾這個事實,而是當使用中國學生不了解的語言來指導學習時,中國學生是否得到公平教育的機會??馗娣秸J為盡管校方為中國學生提供了與其他學生相同的設備、書本、老師和課程,但這不等于公平待遇。事實證明,中國學生相對于英語語系的學生獲益較少。最終最高法院要求學校當局推行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雙語教育和雙文化教育。世界很多國家,少數民族教育質量低下一直是不爭的事實[2]。在中國,少數民族學生的英語學業成就一直低于漢族學生。國內很多相關研究有效地論證過媒介語言的選擇是影響少數民族英語學習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克勇(2007)、張宏偉(2013)關于少數民族大學生英語學習策略的研究以及馬麗范(2006)、蔣燕(2013)、龔江平(2009)、烏力吉(2006)關于青海、貴州、、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學生英語學習障礙的相關研究等。內蒙古的蒙古族學校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同時加授漢語和英語課程(有些學校在二年級時加授漢語,三年級時加授英語)。其中,第三語言英語的學習是在“三語教育”體制下,以第二語言為媒介語展開的。語言學家JamesCommins提出:人的兩種形態的語言能力,分別是一般生活的語言能力BICS(BasicInterpersonalCommunicativeskills)和認知學習的語言能力CALP(CognitiveAcademicLanguageProficiency)。用JamesCommins的理論分析我國少數民族學生英語學業成績低下的原因就會發現,長期以來我們對不同學習階段不同少數民族學習者的漢語水平缺乏正確客觀的評估,盲目認為少數民族學生可以用漢語交流(BICS)就可以用漢語授課(CALP)。除此之外,在教學中少數民族兒童認知能力發展的最大困難,是母語表征的感性經驗和認知結構在以漢語為中介的教學過程中難以被感知,少數民族生活、生產的世界,他們的歷史、文化和語言的特征很難在教學中呈現顯性化[2]。少數民族學生學習第二語言或第三語言,并不是要放棄第一語言,而是要多具備一種語言表達能力,多一種溝通的頻道。目前的民族學校英語課程如果以漢語作為媒介語,我們不免擔憂其他科目是否也有可能逐漸轉向漢語授課。那么,不久的將來,作為民族教育核心的民族語言可能就會被抽離,民族學校承載民族文化、傳遞民族文化的功能也會隨之消失。民族最重要的內涵是尊嚴平等和文化公平傳承,失去本民族文化傳承的最重要的場所,被文化邊緣化的少數民族學生將成為現代教育的最大犧牲品,教育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三、對策及建議
(一)探索少數民族英語教育自身規律,以多學科理論指導三語教學少數民族英語教育能否取得成效的必要前提是當前實施的民族教育是否遵循三語教育教學的規律、少數民族學生的認知發展規律以及少數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顯然,只用語言學理論去解決少數民族英語教育問題過于片面、狹窄。這里至少提出了教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視角。我國著名的蒙古語學者清格爾泰經過研究認為:現行的蒙古文字是一種純粹的拼音字,它在拼音的方法上與西歐以及世界各主要拼音文字沒有什么不同。不但如此,從它的淵源關系來說,他也是從世界各主要拼音文字的共同祖先腓尼基字母演變而來的。母語與目的語如果具有同源關系、相近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語言特征,就會促進目的語的學習,形成“正遷移”。相反,母語與目的語間的差異將阻礙目的語的學習,形成“負遷移”。因此,以蒙語為母語的學生學習英語比漢族學生占優勢[3]。該理論突破語言學單一的視角,從語言與社會、歷史、文化的關系深刻論證了蒙古族學生學習英語的優勢所在。同時,這也說明蒙古族學生用母語學習英語比用漢語等媒介語言學習英語更有優勢,為民族學校選用何種語言教授英語這一問題提供可參考的理論依據??v觀國內關于少數民族雙語或三語教育相關的研究,基本限于現狀的描寫或經驗分析,缺乏理論支撐以及地方性特征對教學模式、課程結構、師資配備、教材選用等方面充分的分析和考量。除此之外,雙語或三語教育的研究依然局限在語言學本體研究或語言教育技術等狹窄領域里,這使得少數民族學校在使用何種語言教學、使用何種語言編寫的教材、第二語言或第三語言課程從哪個年級開始設置較為科學、語言之間的遷移等問題上爭論不休,各持己見。筆者認為,解決上述問題的瓶頸在于跳出語言教育的范疇,從歷史、文化、社會,甚至更廣泛的領域中去審視和思考問題,解決內蒙古民族教育問題就必須遵循并揭示蒙古族教育在課程特征、語言價值和文化追求方面特殊的、復雜的發展規律,同時深刻了解與分析內蒙古蒙古族當今所處社會狀況以及整體的教育狀態。
(二)尊重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特征,科學設置三語教育課程框架制定宏觀的學術標準和測試手段時,充分認識到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特征,給予各民族地區更多靈活性和自。同時,各民族地區可出臺特殊政策與富有競爭能力的獎勵基金而不是補助金的方式,鼓勵并幫助民族學校建設適合當地民族學生特點要求的學科與課程。少數民族學??梢愿鶕@些學科學習以及學?;顒觼砼渲脟艺n程、地方課程、校本課程的比例,可以有一定的自去改變課程結構,以滿足不同區域和不同背景的少數民族學生的需要。在具體的教學科目設計上,改變當前過度強調語言課程的狹義的教學傾向和忽視科學、社會、藝術等更廣泛的教育目的,同時增加了解人和社會的生命教育課程。如香港小學的多元智能課、多元學習活動課、視覺藝術課等,日本小學的生活課、家庭課、社會課等,美國小學的環境教育、反教育、多元文化和多種族教育等值得借鑒。語言課程應該注重培養學生學習語言的興趣及良好的學習態度與方法,強化“文化”的語言教育,而不是重“語”輕“文”的教學觀念。除此之外,在課程體系中安排適當的生活實踐課程。比如,西部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工作中,內蒙古的有些地區過多地撤并牧區學校,片面推行“學校進城”,致使蒙古族兒童遠離牧區環境和母文化。合并后的城鎮蒙古族學校課程往往很少涉及牧區文化、生產和生活方式相關內容。這使很多不能繼續升學的來自牧區的蒙古族學生成為文化“邊緣人”,從而擴大了教育差距。
教育公平是人類的一種教育理想,是社會公平在教育領域里的表現。什么是教育公平?瑞典著名教育學家托爾斯頓·胡森(TorstenHusen)認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機會均等,包括教育起點的平等,教育過程的平等和教育結果的平等。我們可以將教育公平界定為:每個人可以平等的、有選擇的分享其所處的公共教育資源以及人們此時所持有的平等的價值觀念和準則。
1.從教育起點的不公平來看,戶籍制度限制了部分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
教育起點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們在接受教育時所最先接觸到的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教育問題。目前我國的義務教育體制是以戶籍制為基礎,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模式。適齡兒童普及義務教育的工作由戶口所在地負責實施,義務教育經費也由地方政府承擔。農民工子女離開農村后,沒有流入地的常住戶口,往往無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財政負擔的義務教育經費,就無法像流入地兒童那樣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后來由于國家的政策調整及相關法規的陸續出臺,公立學校原則上不排斥農民工子女入學,但必須交納一定的借讀費、贊助費。由此看來,在現行的義務教育體制下,農民工子女與流入地的兒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機會。
2.從教育過程的不公平來看,主要體現在公立學校和農民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上的差異
教育起點的不公平是無法消除的,因為人們無法做到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絕對平等。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層面的教育過程的平等,這主要體現在教育質量的差異上。面對“沒有城市戶口”、“收費高”兩大攔路虎,多數農民工子女只能進入專門招收農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學校,但這類學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辦學條件、消防設施不具備、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和衛生隱患、辦學者和教師素質較差、學校開設科目不完整、部分學校除了語文和數學以外,其他科目課程的教學均不能確保,學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辦學條件還是教學質量,此類學校都無法與公立學校相提并論,從而使農民工子女的學習質量沒有保證,素質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從教育結果的不公平來看,缺乏良好的正規教育阻礙了社會階層的流動
無論是教育起點公平也好,還是教育過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終還是要體現在教育結果的公平上。在現代社會中,正規教育程度正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現實條件下,一方面少數社會精英占據著國家和城市最豐富的優質教育資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夠繼續他們的社會精英身份和繼續他們的優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工們,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夠盡快擺脫現實的卑微地位,獲得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上升,從而想方設法獲取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點、教育過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為“奢望”,從而陷入又一輪的貧困代際傳遞中,家庭收入低=沒錢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業機會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產生。由此看來,缺乏教育既是貧困的原因,又成為貧困的結果。二、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戶籍管理體制不合理
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本身是現行的戶籍制度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的戶籍制度對人口給予了人為劃分,即把人口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這種制度人為的造成了城鄉分割的局面,同時還直接導致了城鄉居民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勞動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不同。就義務教育領域而言,正是由于城鄉戶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中無法得到與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權利,戶口成為他們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發展的“瓶頸”。這種情況表明,戶籍管理體制的城鄉分割已嚴重落后于社會需要,不能適應在改革中急劇變化的城鄉關系,以及人口城市化進程加快的社會現實。
2.義務教育體制的缺陷
我國現行的“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義務教育體制規定了適齡兒童應在戶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所需教育經費由當地政府負責籌措。目前我國城市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各級政府負責,而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則由鄉鎮政府以教育統籌的方式向農民征收,相當于農民自己掏錢解決法律要求的義務教育。但現實中,農民工離開農村后,他們流入地的城市財政中在義務教育經費里沒有包括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這項經費,從而使其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經費在我國目前的義務教育體制中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一方面,他們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財政補貼;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資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優待。如果增加了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財政的支出,還會拉低已經被人為高估的教育水準,這必然會影響到政府部門的政績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學生人均教育經費的撥款標準,那么用在農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無疑會變成當地政府財政的巨大開支,僅靠當地政府籌措,壓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學校師資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學和管理人員的素質低是影響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這類學校的師資人員,既無教學經歷,更無教師資格證書,有的自身不過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備任何任職條件。民工中流傳過這樣一句話:“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長?!币馑际菤⒇i賣肉的,辦起了學校也可搖身變為校長?!鞍肼烦黾摇鞭k教育,既無資質,又少有人“充電”進行深造,多數人只是將辦學作為自己賺錢的一條“捷徑”。同時,教師隊伍的專業結構也是很成問題的,特別是初中,專業對口的教師很少,絕大部分教師從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學的專業,對教育學、心理學、教學論等更是從未接觸過,之所以從事教育這一行業,只是為了有份穩定的工作。三、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的對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則之一,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教育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以致成為“兩會”的重點問題之一。誠然,就現實條件而言,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實現受到諸多限制,但是我們必須通過以下途徑盡快解決這一問題。
1.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城鄉一體化
戶籍管理體制改革是農民工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盡管近年來戶籍管理體制有所松動,但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戶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導向仍然是:放開小城鎮戶籍,對大中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進行嚴格控制。筆者認為,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的根本之策就在于從我國的現狀出發,徹底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全新戶籍制度,根本改變“同居一城,群體隔離”的局面。
2.改革義務教育經費的分配方式,實行“教育券”制度
發放教育券是20世紀90年代
以來美國公共教育改革實現私有化與市場化過程中流行起來的一種新的教育資助方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人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理論。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將用于教育的公共經費以券的形式直接發給學生或家長,而不是發給學校;學生自由選擇學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學費和相關費用;學校則向政府兌取與券值相等的現金流入。這樣學生可憑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認可的學校就讀。同時,學校之間也會因為學生掌握充分的主動權而增加競爭,從而提高學校教育的整體質量。采取這項制度關鍵是保證了農民工子女教育經費的落實。學生自主選擇學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區和戶籍的限制,為農民工子女入學提供了條件。這無疑是保證教育公平的一項十分有借鑒意義的措施。
3.公立學校要承擔起接收農民工子女入學的重要任務
在公立學校就學是承認農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標志,擁有平等的入學機會體現了社會公平,是其公民權利的積極體現。公立學校要充分挖掘潛力,擴大招生容量,盡可能多地接收農民工子女就學。學校要加強收費管理、降低收費標準、減少收費項目,對特困學生應酌情減免費用,通過設立助學金、免費提供教科書、捐贈學習用品等辦法,幫助家庭困難的學生就學。
4.加強培養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水平
提高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待遇,例如戶口、住房、高薪等現實問題,以便吸收到高學歷、高素質的教學人才。其次可采取結對幫扶的形式,請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來參加公立學校舉辦的公開課及教研活動,或者送教到校,實行校長委任制和骨干教師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學校的校長及多名骨干教師去民工子弟學校進行管理、教學(其工資待遇仍由原校負責)。最后政府還可與師范院校聯手。各大師范院校的應屆畢業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實習時間,政府可以倡議大學生進行義務支教活動,讓部分大學生到民工子弟學校進行實習(時間上錯開),這樣既解決了部分大學生聯系實習單位難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類學校師資力量薄弱的局面。
摘要: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問題日益成為我國教育界面臨的突出問題,以致成為“兩會”的重點問題之一。目前我國約有2000萬左右的農民工子女處于流動之中,這當中有9.3℅的學齡兒童處于失學狀態。如何處理好這一游離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社會邊緣群體的教育問題,不僅關系到農民工子女的健康發展,也關系到和諧社會的構建及國家的長治久安。
關鍵詞: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民工潮
20世紀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國日益龐大的進城務工的農民群體。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流動人口總數僅為200萬人左右,迄今為止已超過1.2億,短短20余年間,流動人口總數增幅達60倍左右。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涌人,他們的適齡子女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受教育群體,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問題應運而生。
參考文獻:
全國十二所重點師范大學聯合編.教育學基礎[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
趙歡君,陶李剛.論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問題[J].教育探索,2005,(12).
(一)民族地區縣域民辦幼兒園的生存現狀1.創辦歷史與規模。從幼兒園的創辦歷史看,樣本幼兒園創辦時間最長的為16年,最短的還不到1年。如圖一所示,于最近5年創辦的民辦幼兒園有13所,占樣本幼兒園總量的40.6℅;創辦年限介于6年和10年之間的有10所,占31.2℅;辦園年限在10年以上的有7所,占21.9℅。民辦幼兒園在最近幾年突飛猛進的發展與該地區經濟發展與教育事業的發展是相吻合的。從幼兒園的發展規???,小規模民辦幼兒園擁有絕對優勢。如圖二所示,樣本民辦幼兒園的班級在6班及6班以下的有20所,占樣本總量的62.4%;班級介于7班到10班的有6所,占樣本總量的18.8%;班級在10班及10班以上的有6所,占樣本總量的18.8%。樣本幼兒園的在園幼兒總數在200人以下的有20所,占樣本總量的62.5%;在園幼兒總數在300人以上的僅有3所,占樣本總量的9.4%。2.園所布局。該地區民辦幼兒園的園所布局極不平衡,城鄉之間的差距非常大。如圖三所示,本民族地區的61所合法經營的民辦幼兒園中,僅有7所位于各鄉鎮,其余均分布在城區的各街道。位于城區內的民辦幼兒園的園所布局也極不平衡,在城區的54所民辦幼兒園中,有25所位于河西,而位于市中的僅有12所。此外,在走訪調查的幼兒園所中,絕大多數的民辦幼兒園均位于臨街,外界環境嘈雜,不利于幼兒良好性格的培養以及行為習慣的養成。3.園舍情況。在調查的民辦幼兒園中,有30所的主辦者即舉辦者,擁有完全的自;有28所民辦幼兒園的經費來源完全靠主辦者個人出資;有13所幼兒園是主辦者自己買地建筑,其余59.4%的幼兒園用地均是租賃,有園長就幼兒園用地的租賃問題表示出了擔憂。統計顯示,該民族地區民辦幼兒園園舍平均占地面積為759.8平方米,幼兒人平均占地面積為4.29平方米,但是,不同幼兒園之間的幼兒人均占地面積差距較大,最高的幼兒人均占地面積達到7平方米,最低的僅有1.3平方米。在實地調查中,我們發現,該地區的民辦幼兒園存在一個共同的弊端,即沒有寬敞的戶外活動場地。4.教師隊伍建設。從表一可知,該地區民辦幼兒園的教師隊伍比較年輕,40歲及其以下的就占91.5%。教師的教齡呈現年輕化態勢,3年以下的以及3-5年分別占62.6%和23.8%,兩者共計86.4%。教師的現有學歷水平較低,具有初中及以下的占10.3%,高中(高職)或中專的占46.0%,兩者共計56.3%;具有大專學歷的占40.6%,而本科學歷僅有3.1%。從教師的配置情況看,民辦幼兒園的教師配置嚴重不足,一教包班、一教一包、兩教包班、兩教一保的比例分別為9.5%、60.7%、9.5%、20.3%,每班配備兩名保教人員的比例為70.2%,而每班配備三名及以上保教人員的比例僅為20.3%。
(二)民族地區縣域民辦幼兒園發展存在的問題1.對民辦幼兒園的管理缺位。自《規劃綱要》和《國務院關于實施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頒布實施以來,對民辦幼兒園的各種扶持政策紛至沓來,在訪談中很多主辦者就表示已經深切感受到了國家政策對民辦幼兒園的傾斜。然而,在調查中發現,地方有關行政部門僅是“消極”應對上級部門的各種政策,而沒有主動地、積極地制訂促進本地民辦幼兒園健康發展的適宜性政策。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地方各級部門沒有從該地區人口的分布特征宏觀統籌民辦幼兒園的布局,導致該地區民辦幼兒園的布局嚴重失衡,有些位于偏僻鄉鎮的適齡幼兒無園可上,而在鬧區卻是園所之間的惡性競爭,不利于幼兒身心的健康發展。二是地方政府對民辦幼兒園的管理重在監督,沒有對民辦幼兒園的真實需求進行針對性的業務指導,比如民辦幼兒園普遍存在的教學管理、課程管理、教師隊伍建設等亟需解決的影響學前教育質量的關鍵問題。2.“兩極化”現象嚴重。從幼兒園的建筑面積看,各園之間幼兒人平均占地面積差距懸殊,最大的達到7平方米,最小的僅有1.3平方米。從幼兒園環境看,園所之間的環境創設優劣差距甚大,有省級A類一級示范園(純蒙臺梭利教育機構),環境舒適、光線明亮,玩、教具種類豐富;也存在環境惡劣的小作坊式民辦幼兒園,光線昏暗,室內僅有課桌椅及簡單的簡單的動物卡通墻飾,二十幾個孩子像小學生一樣端端正正地坐在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里,全園幼兒共用1間衛生間,辦園條件較為不規范。3.民辦幼兒園“特色”泛濫。由于民辦幼兒園的“盈利”性質,為了在市場的競爭中求生存、謀發展,諸多幼兒園打出所謂的“特色教育”,諸如“雙語幼兒園”、“珠心算實踐基地”、“國學”、“藝術幼兒園”等稱謂的幼兒園琳瑯滿目。這些泛濫的“特色教育”其實質就是讓幼兒過早、過度地進行某種技能、技巧的強化訓練,有或甚者會對幼兒身心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違背幼兒教育內在的價值取向,即促進幼兒情感、態度、能力、知識等方面的全面發展。4.教師整體素質薄弱,小學化傾向嚴重。教育資源合理配置是促進教育公平、實現教育均衡發展的重要保證,其中,教師資源配置是教育資源配置的核心問題。從表一的統計分析來看,該地區幼兒教師的年齡結構、教齡、學歷、班級教師人數配置嚴重失衡。幼兒教師隊伍的建設呈現年輕化趨勢,沒有形成較為合理的老中青教師梯隊,不利于年輕教師的培養和專業化成長;班級教師人數配置少,每班配備兩名保教人員的比例為70.2%,幼兒教師的工作量繁重;幼兒教師的學歷層次較低,大專以下學歷的占到56.3%,同時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幼兒老師在教學活動時,教學材料極度缺乏,環境的創設內容多為漢字、漢語拼音、英文字母等,小學化問題突出。5.本土民族文化缺失。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和多元文化的滲透,我們的民族文化正在慢慢地被侵蝕。地處民族地區,民辦幼兒園里面應該到處充滿民族文化的“影子”,然而,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不管是隱性課程還是顯性課程,在這些幼兒園里民族文化缺失現象極為嚴重,幼兒園課程已經被“大眾化”、“西化”了。在幼兒園的教學中,“雙語教學”備受崇拜,英語老師備受幼兒園管理者青睞;感恩節、圣誕節等洋節成為幼兒園的教學內容,如此等等。相反,該地區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苗、侗、土家族文化卻被幼兒園課程設計者遺忘。
二、民族地區縣域民辦幼兒園可持續發展的策略
(一)切實落實有關部門的責任地方有關部門應加強對民辦幼兒園的管理責任,制訂促進民辦幼兒園良性發展的獎勵性制度,為民辦幼兒園、園長以及幼兒教師提供參與各種創優、評優的機會與平臺。比如可以該地區民辦幼兒園的實際發展情況提供星級考評制度,不同的星級給予不同等次的獎勵,由不同部門組成考核小組,每三年考評一次,增強民辦幼兒園的良性競爭意識。還可以為民辦幼兒園教師提供各種關于教學、玩教具制作等的業務競賽,滿足幼兒教師自我實現的需要。此外,相關部門還應明確扶持性制度,不能僅僅是“錦上添花”,而應“雪中送炭”。充分發揮示范性公辦、民辦幼兒園的輻射作用,對于一些發展緩慢的幼兒園,應通過政府的宏觀統籌制訂相應的傾向性政策,給予教學管理、課程管理、教師隊伍建設等實質性的幫扶,理順辦園理念、規范辦園行為,為民辦幼兒園的可持續性發展奠定基礎。
(二)加強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建設《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積極扶持民辦幼兒園特別是面向大眾、收費較低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發展。采取政府購買服務、減免租金、以獎代補、派駐公辦教師等方式,引導和支持民辦幼兒園提供普惠?!北镜叵嚓P部門在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的實施過程中,積極做出扶持民辦幼兒園的“傾斜性”政策,分期、分批地使一些條件符合的民辦幼兒園逐步改善辦園條件、降低收費標準,達到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建設標準。此外,還可以為民辦幼兒園派駐公辦教師或提供機動的教師編制,按照考核優先的原則,對民辦幼兒園教師進行免費培訓,以此推動民辦幼兒園教師的穩定性建設、滿足民辦幼兒園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
(三)向“有質量的教育公平”進軍“有質量的教育公平”是在保證兒童受教育權利平等和教育機會均等的前提下,關注學前教育的均衡發展,為幼兒提供適宜的教育,從而促進幼兒身心全面發展。首先,有關管理部門應對民辦幼兒園試行統一歸口管理,加強對新建民辦幼兒園的審批,包括地理位置的布局、硬件建設的基本條件等。其次,對現有的民辦幼兒園應規范其辦園行為和收費行為,遏制泛濫的“特色教育”,堅持科學的保教方法,防止和糾正“小學化”傾向。再次,加強民辦園負責人的上崗培訓,樹立正確的幼兒教育理念,提高法律、法規意識;逐步完善民辦園幼兒教師的崗前培訓體系,培訓內容主要涉及“幼兒教師師德、教育方法、家園合作工作”。最后,協調統籌“幼小銜接”工作,幼小銜接需要幼兒園和小學的雙向努力,應加強小學的銜接工作,減輕幼兒園面臨的家長、社會雙重壓力。
(四)建立教師對等式交流的網絡體系為民辦幼兒園以及幼兒教師的發展提供平等、寬松的交流、學習、研究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動載體,建立民辦幼兒園與公辦幼兒園的學習共同體,比如組建“一對多的公、民共同體”,由公辦幼兒園形成多個團隊分別與民辦幼兒園一對一組合,也可以由示范性民辦幼兒園組建團隊分別與公辦幼兒園一對一組合,幼兒園的管理、教學可以經過雙方的共同探討統籌計劃,教育資源亦可以統籌共享;還可以借鑒一些地區的有益經驗,比如建立“縣域姐妹型民辦研究會”等,可以邀請公辦幼兒園走進來,共同商討民辦幼兒園的可持續發展。
目前,農民工子女的就讀學校主要有兩種:農民工子弟學校和城市公立學校。對于在城市公立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而言,他們接受的課程和教學都是與當地學生一致的;而對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的學生而言,他們的課程設置和教學質量相對城市公立學稍有不足。此外,在教學組織上,部分學校也存在著差別對待的現象,如“分班”、“分座”、“分教師”等做法。這些做法容易使農民工子女產生排斥和隔離心理,阻礙了其融入城市教育的步伐,更容易產生情感隔閡。政府作為義務教育的主要責任人,不僅要給予農民工子弟學校必要的財政支持,更重要的是給予均衡的教師隊伍配置,保證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辦學安全和教學質量。
學校作為義務教育的主要承擔人,可以為農民工子女提供更多的工具性支持。例如,設立農民工子女獎助金制度,每年給予一定額度的學雜費減免等。筆者所在的學校,針對一部分農民工子女在家庭教育監護方面存在缺失,一些孩子不按時完成家庭作業的現象,就特別建立了“農民工子女之家”,不僅有專職輪崗教師指導孩子們的學習,更為他們提供文藝課程教育,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學校環境。這種方式在實踐操作中廣受好評。教師作為義務教育的主要執行人,為農民工子女提供直接幫扶。教師應在課堂上鼓勵他們積極思考問題、主動參與課堂活動,及時為他們釋疑解難,以達到感染、培養的教育目的;課后對各班學生實行“包保制度”,建立成長檔案,將學生完成學業、社會實踐、遵守紀律的情況填寫到“學生成長卡”,每周交由學生帶給家長,及時讓家長了解情況,也便于教師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補償活動。
2制定補償政策,維護教育結果公平
教育結果公平是教育質量優劣的集中體現,取決于政府無差別地配置教育資源和教師對受教育者的無差別教育。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談及教育結果公平時指出:“為了實現教育結果的真正公平,社會必須更多地關注那些天賦不足和社會身份較低的人們”。因此,在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時,還應充分發揮政府及教育工作者的能動性。在我國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階段,政府已制定和實施了多項政策,如2003年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規定由農民工流入地政府負責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不斷規范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收費標準。此《意見》給農民工子女流入地政府提供義務教育給予政策引導,但部分地區也存在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的嫌疑,在地方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無差別地接納農民工子女,這無疑需要政府更多的補償政策來實現。
教育工作者對學生無差別教育的實施,首先需要提升教師隊伍的素質,教育主管部門在選聘時要嚴格把關,全面推進教師的聘任和考核淘汰制,激發教師工作熱情和積極性;其次,不斷鼓勵教師深入農村偏遠地區任教,拓寬農村教師來源渠道,不斷縮小農村與城市教育質量差異。
3結束語
(一)高考選拔制度的隱性不公使農民工子女“學途坎坷”。近年來,一批重點大學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藝術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種形式,其招生過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地存在人為操作的制度空間,優勢階層往往可利用其所擁有的權力、經濟和社會等資源對這些制度加以滲透,從而直接或間接地獲得這些入學機會,而農民工階層則因缺乏此類資源而處于劣勢。再次,農民工子女跨省異地讀書,卻要回原籍所在地參加高考,這不僅造成異地讀書、原籍高考的成本增加,也使考生“水土不服”,影響考試成績。
(二)心理問題使農民工子女與大學“擦肩而過”。農民工子女來到城市后,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全新的環境,城市的繁華取代了農村的破舊,城市的高樓大廈取代了農村的低矮草房,城市商品的琳瑯滿目取代了農村的凋零蕭條,這一切對農民工子女來說都是新鮮的,但在開闊眼界的同時,他們的生活習慣、民俗風情等與城市孩子完全不同,如語言等諸多問題困擾著他們,在屢屢受挫的情況下,農民工子女卻想極力維護自尊。為了減少傷害,他們常常將自己封閉起來,不愛與人溝通,沉默不語,遇到困難或委屈不找人傾訴,憋在心里,自我封閉。又由于生活的不穩定,家庭的貧困以及學習環境的簡陋給他們造成了陰影,與家境好、吃穿住行各方面生活條件優越的城市大學生相比,他們自慚形穢,加劇了農民工大學生的自卑感,別人的鄙夷和漠視使自己覺得低人一等,直不起腰板,在心理上有很大的落差感。一份首都高校貧困農民工大學生狀況調查資料表明,有60%的大學生因貧困而感到羞愧難當;22.5%的貧困生感到很自卑,不愿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處境,并不可抑制地抗拒師生間善意的同情;42.2%的貧困生不愿意在媒體上公開求助,不愿意積極主動地與人交往,生活相當封閉;40%的貧困生參與社會活動的熱情不高;近20%的貧困生由于貧困而對社會持極端的觀點,影響了心理健康。久而久之,他們會對金錢產生一種很大的欲望,他們會由于迫切想改變貧窮現狀而放棄上大學,像自己的父母一樣早點到社會上打工掙錢,因此而與大學擦肩而過。
二、對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大學問題的對策思考
(一)降低高等學校收費標準,切實減輕農民工家長經濟負擔。降低高校學費后,國家應逐步增加高校教育經費。高校也要進一步加強學校經費監管,堅決杜絕截留、挪用、擠占和濫用教育經費現象的發生,努力降低辦學成本。
(二)規范高校招生程序。高校招生應遵循公平原則,規范招生程序;加強自我約束,實行公示制度,自覺接受社會監督。同時在采取多元錄取機制時應考慮社會現實和公平保障條件,加大考測能力比重宜考慮各種復雜因素,在考測能力與公平客觀之間尋求平衡點,盡量多為弱勢群體的利益考慮。
(三)選擇合適的大學學校。農民工子女在選擇大學學校時,應該擺脫封建“官思想”的束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同時,可以盡量報考一些免費師范院?;蚬M院校,為父母減輕學費負擔,也可以選擇上一所職業技校,掌握一門核心技術,做到“術業有專攻”。有些農民工子女片面地為追求名牌大學而苦苦復讀,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增加了父母的負擔,而且浪費了自己的大好青春。所以,農民工子女務必應從自身實際出發,放寬視野,全面分析社會需要和時代特征而選擇適合自己的大學。
(四)積極開展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大學生心理檔案,開展大學生心理咨詢,依據農民工大學生的心理特征,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應引導教育他們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勤奮刻苦,自強不息,以“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的古訓自勉,敢于面對現實,把主要精力用于學習,用知識豐富自己,武裝自己;要根據他們的性格、家庭背景、情趣、愛好、個人經歷等有針對性地進行說服和開導;教師和學生都不能對農民工大學生有任何偏見,在學習上要支持和幫助他們,在集體活動中要鼓勵他們參加或放手讓他們去組織,樹立他們的自信心,提高他們的道德素質,把他們塑造成能獨立進行道德判斷抉擇、道德自律并自覺承擔道德責任的人。
(五)大力加強輿論宣傳。農民工子女上大學難的問題是我國教育面臨的一個新情況新問題,具有一定的長期性、復雜性和全局性。引導媒體在關注存在問題和不足的同時,應加大對我國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大學問題的正面宣傳力度,宣傳黨和政府的有關方針政策,宣傳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各高校在農民工子女上大學工作中取得的成績,宣傳社會各界對農民工子女入學后的各種關愛行動,關注農民工子女入學后的學習、生活情況,引導全社會關心支持農民工子女上大學的問題,為農民工子女快樂生活、健康成才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
(六)健全對農民工子女上大學的幫困體系。通過建立獎學金制度、勤工助學制度、困難補助制度、社會資助和師生、學生互助等多渠道、多元化、多層次的幫困工作,不斷建立健全農民工子女上大學的幫困體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民工大學生的經濟壓力,幫助解決他們學習和生活上的實際問題。筆者認為,勤工助學不失為農民工大學生自行解決眼前困難的有效辦法。
對于法律的價值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其理解有了不一樣的解釋,現如今,公認的法律價值有公平、效率、秩序、安全、正義等等。對于不同的法律其法律價值取向是不一樣的,其針對點也是不同的:經濟法與民商法的價值取向對于經濟法和民商法相關部門是十分重要的,其價值取向決定著經濟法與民商法的公平與效率,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對于其要求會更加的苛刻,只有不斷的促進其發展,對于我國的經濟法和民商法才會有新的革新與進步?;诠脚c效率,充分的發掘民商法和經濟法的作用,正確的決定其價值取向,有利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二者互相促進,共同發揮作用。
(一)基于法律價值公平
在法律方面,公平可以理解為義務與權力的合理分配,使之處于一種平衡,在法律中對公平的體現,不同的法律也有其特有的含義,有的可以賦予其每人都平等的原則,有的可賦予其公正、自由的原則,公平對于不一樣的法律有不一樣的作用,對于公平,沒有詳細的介紹,可從原則性與道德規范兩方面確定。
(二)基于法律價值效率
社會需要法律來規范,其解決眾多沖突,緩解各種關系,避免不必要的沖突,最終凸顯于利益關系。法律在于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行,對于存在的沖突進行平衡,對于利益的獲得要在法律規范的情況下,取之有道。而法律的效果則是對利益與效率進行合理的限定,進行有效率的組織活動,效率對于經濟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基于法律價值效率,是利用民商法來規范的。效率的提高需要有一定的規范性才會得到大幅度提高,把私人的工作逐漸轉變到集體大眾型活動,將私人利益轉變成公眾利益。
二、基于公平與效率談民商法與經濟法的價值取向
(一)基于公平與效率談民商法價值取向
在民商法之中,公平之法律價值是其中基本的法則,公平對民商法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對于民商法的自愿、平等方面有著促進作用,公平在民商法之中是非物質的其作用是加強條件與經濟的公平,對于經濟的各個方面都是追求最有利的,民商法對每個主體不采取不平等的待遇;效率價值在民商法之中的展現,是對利益的展現,對于經濟是自由合理的。民商法是對利益追求的最大化,效率的法律價值在民商法中展現則是展現自愿、自由等等,而這些原則則會使私人的經濟利益最大化,間接促進整體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民商法在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基于公平與效率談經濟法價值取向
經濟法的公平主要表現在經濟的公平原則,對于公平,可以理解為對于存在一些價值的行動,對于其獲得具有平等的權力,使之處于一個適當狀態,在經濟法中,其公平是針對不同條件的主體所展現出的,讓各方面都是公平的,將各種不合理的因素進行排除。對于效率,并不是都是高效的,其存在一定的缺點,同時也不是一直是有效率的,市場的發展需要提高效率,與此同時需要對市場進行合理的調節,經濟法對于市場上的這種效率中的缺點就可以進行修改,促使效率的提高。
三、民商法和經濟法之間的對比
二者有很多相似的價值取向,基于公平價值,二者是對經濟的調整,對市場間的調配以及相應的平等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二者都離不開其具有的價值,公平體現于民商法主要是其目標、特點、本質,民商法離不開公平原則,對于經濟法,公平作為其理念?;谛?,對于民商法和經濟法,其效果是一樣的,其目的是獲得利益,促進社會的發展,實現共同進步,二者之間基于公平與效率,其目的大致是相同的,都是對市場進行調整,進行合理的分配,使之展現出平等的原則和高效的原則,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為社會的進步貢獻其自我的價值,與此同時,其存在著不同的價值取向,比如說民商法針對私人,經濟法是針對整個社會。
四、結語
然而人民幣是否真正存在升值壓力,我們通過實際測算一下來得出結論。本文依據利率平價理論,構造出一種估計貨幣匯率升值或貶值壓力的方法,并運用升值壓力指標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進行了檢驗,得出人民幣對美元確實存在升值壓力。
Abstract: Trade surplus will lead to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which is the understanding many people get from the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As China's foreign trade surplus an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expand year after year, they make a lot of pressure on RMB appreciation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RMB exchange rat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world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Western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threaten RMB revaluation in the ground of China's trade surplus repeatedly. The reality is th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want China to buy mor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by further appreciation of the yuan using the so-called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But whether RMB appreciation pressure really exists, we should reach a conclusion by the actual calculations. This article which is based on interest rate parity theory constructed an estimate of currency appreciation or depreciation methods and tested the yuan-dollar exchange rate changes using of upward pressure index on. We obtained the existence of the yuan appreciation pressure on the dollar.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升值;利率平價理論
Key words: RMB exchange rate;RMB appreciation;interest rate parity theory
中圖分類號:F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22-0025-04
0引言
2005年7月21日我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簡稱“匯改”),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次“匯改”的主要目標是在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以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自從2005年“匯改”以來,我國確立和堅持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但也是從2005年開始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從沒間斷過。2007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在客觀上也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造成了沖擊。
在這種內部改革和外部沖擊的雙重作用下,如圖1所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維持了將近十年的穩定狀態之后開始逐步波動起來,而且基本維持的是升值的趨勢。至2010年6月份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了將近20%,從目前的形勢來看,目前國際上正在醞釀新一波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在人民幣匯率日益成為國際經濟界熱門話題的同時,其也對中國的出口、外匯儲備、短期資本的流入、央行的貨幣政策與國內資產價格走勢均產生顯著影響。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如何應對人民幣升值問題,已成為中國當前經濟面臨的一大挑戰。
1人民幣匯率問題研究綜述
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已有大量文獻從不同的研究視角作了一些探討。McKinnon(2006)就指出,“匯改”將使得國際資本市場形成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這種預期將迫使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就像當年歐元與美元匯率“脫鉤”之后的表現一樣。林遠洲(2007)認為美國國內的政治原因致使市場形成了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從而使得人民幣匯率的形成與中美之間的政治關系聯系緊密。欒曉婷等(2008)通過對“匯改”至2008年1月1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進行了計量分析,認為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使得人民幣匯率有加速升值的趨勢。
文獻中關于匯率與利率的動態關系有著兩種對立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匯率變動與利率波動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波動協調假設”(Kchow&Kim,2006)。另一種觀點認為,匯率變動與利率波動是正相關的,即“風險加強假設”(Kchow&Kim,2006)。對于匯率與利率動態關系的實證研究結果也是不確定的。國內許多學者也對人民幣匯率與利率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王愛儉、張全旺(2003)歸納了利率與匯率之間聯動關系的作用途徑,并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人民幣利率與匯率之間的聯動性進行了考察,指出中國的利率和匯率不論是名義的還是真實的,兩者之間的聯動性都非常低。趙華(2007)基于向量自回歸多元模型對人民幣匯率與利率之間的動態變化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得出人民幣匯率和利率之間就波動率而言不存在價格溢出效應。蔣治平(2008)運用DCC多元GARCH模型研究人民幣利率與匯率之間的動態相關關系。結果顯示兩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并非常數,而是隨時間變動。從目前國內文獻來看,人民幣匯率與利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相關關系的研究,一些文獻也僅限于匯率與利率在時間上的線性波動關系研究,但研究人民幣匯率對利率的動態影響文獻卻不多見。匯率與利率也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在研究匯率與利率的相互作用時,必須要考慮匯率制度的結構性變化和控制外生性影響因素。
作為最重要的匯率決定理論之一,利率平價理論一直備受關注。近年來,對利率平價理論的研究無論在理論模型層面還是在統計驗證的層面都有所發展。一是在初始的利率平價模型中加入新的解釋變量。比如Hoffmann和MacDonald(2000)就在利率平價公式中加入了實際貨幣需求因素,即匯率由兩國利率差異決定,而利率是一國實際貨幣需求和產出的函數。二是在統計檢驗上采用了新的技術手段。比如:Simone和Razzak(1999)、Hoffmann和MacDonald(2000)、Chinn和Frankel(1994)等都采用了單方程協整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匯率波動與利率差異的關系;MacDonald和Nagayasu(1999)則在一般協整方法的基礎上應用截面數據來研究匯率波動與利率波動之間的協整關系;Rios(2006)則同時使用結構化的利率平價理論向量自回歸(VAR)模型來進行分析。三是在統計變量的選取上更貼近實際。比如考慮到物價波動差異的影響,一些實證研究采用了實際利率和實際匯率來代替名義利率和名義匯率。如MacDonald和Nagayasu(1999)、Hoffmann和MacDonald(2000)在檢驗利率平價時就以實際利率和實際匯率來進行分析。實證研究表明,利率平價理論對高度市場化的貨幣匯率波動有一定解釋力。Rios(2006)通過建立一個基于利率平價理論的匯率結構模型,對1976年1月到2004年12月間美元-英鎊、美元-加拿大元這兩對貨幣的匯率利率走勢進行了研究。發現利率平價能夠成立。
總的來說,上述這些研究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進行分析闡述。在本文中,主要是利用利率平價理論構造出一個模型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進行實際測算。以2008年11月至2010年4月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月度數據進行分解,來研究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壓力,進一步分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原因,進而針對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2利用利率平價定理分析人民幣匯率問題――升值壓力
2.1 利率平價理論模型的假定
2.1.1 利率平價理論介紹利率平價公式是描述即期匯率和遠期匯率之間的關系的公式,他表示了遠期匯率升貼水應等于國內外利差,并且高利率貨幣在外匯市場上表現為貼水,低利率貨幣在外匯市場上表現為升水。用公式可以描述如下:
≈i-i(1)
其中:F為遠期匯率(直接標價法);S為即期匯率(直接標價法);i為國內利率;i*為國外利率。
我們認為,利率平價理論描述的是一種均衡狀態,它同時隱含著以下含義:1)當>i-i時,本幣即期匯率有貶值壓力,匯率取值是上升的;2)當
需要指出,實現嚴格的利率平價需是建立在資金在國際間具有完全的流動性,套利資金規模不受限制以及交易成本為零等的假設基礎上的。因此,在現實中,從利率平價公式引申出的上述三點含義更有實際意義。
2.1.2 對即期匯率升貶值壓力的度量我們定義P為:
P=i-i-(2)
P值則可以用來衡量本幣即期匯率的升值或貶值壓力(P值為正,則說明本幣即期匯率存在升值壓力,為負則說明存在貶值壓力,且P的絕對值越大,相應的升值或貶值壓力也越大)。根據公式分析可以看出:1)本幣升值壓力P與本國利率i為正相關(提高本國利率,本幣即期匯率升值壓力增大);2)本幣升值壓力P與國外利率i*為負相關;3)本幣升值壓力P與本幣遠期匯率F(直接標價法)為負相關(本幣遠期實際貶值,本幣即期匯率升值壓力減小);4)本幣升值壓力P與本幣即期匯率S(直接標價法)為正相關。
2.1.3 數據說明及來源本文分別計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壓力時所用數據包括: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和1年期DF遠期匯率;美元名義利率(LIBOR一年期)數據,人民幣名義利率(SHIBOR一年期)數據;美國核心CP1月度數據,我國CPI月統計值。以上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中國銀行網站和國研網。
2.2 實證分析: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壓力計算
2.2.1 遠期匯率升貼水與兩國利差之間的關系根據公式,我們測算出遠期匯率的升貼水以及中美兩國實際利率之差,即圖2中的與i-i。圖2中顯示2008年11月到2010年4月這段期間,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出從2009年2月開始,人民幣對美元一直有升值壓力,而且2009年9月之后與i-i的差值變大,說明人民幣所面臨的升值壓力增大。
2.2.2 對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升貶值壓力的度量根據上述給定的公式(2),我們可以算出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幅度,即P值(參見圖3)。圖2中顯示,從2008年11月到2010年4月這段期間,P值有正有負,但明顯可以看出,出現正值的次數要明顯多于出現負值的次數,說明人民幣的總體趨勢上一直有升值壓力。尤其從2009年10月之后,P值一直為正,且取值越來越大,說明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也呈上升趨勢。
2.2.3 人民幣升值壓力與人民幣即期匯率走勢
圖4中顯示,2008年11月至2010年4月,人民幣對美元(直接標價法)的匯率總體呈下降的趨勢,說明人民幣一直在小幅度升值。而之前我們分析,這一時期美元在絕大部分時間存在升值壓力,說明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與人民幣升值走勢是一致的。
利率平價理論描述的是匯率的一種均衡狀態。在現實世界中更經常出現的是對均衡狀態的偏離。對這種偏離程度的度量就可以成為檢測匯率升值或貶值壓力的一個參考指標P。對于市場化程度很高的貨幣,這一指標可能具有預測匯率走向的功能;而對于市場化程度低的貨幣,它可以反映匯率偏離均衡的程度,因此,通過進行測度,可以看出人民幣對美元確實存在升值壓力。
3升值壓力形成的原因
3.1 人民幣升值來自內部的壓力通過分析,人民幣對美元確實存在著升值的壓力,而且人民幣也一直在小幅度的升值。我國的通脹作用在繼續深化過程中,人民幣升值難以避免,即使人民幣與美元繼續保持(名義)掛鉤,但由于包括工資成本在內的生產成本、土地和原材料成本穩步上漲,實際匯率將穩步升值。人民幣實際上在被動升值。
從中國經濟內部需求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很大。中國外匯儲備持續高升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外匯儲備的高增長,對于整個外匯儲備的管理帶來很大的壓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巴曙松撰文建議,人民幣匯率之爭突現中國加速內部改革和結構調整迫切性,包括要素資源價格改革等。要素資源價格扭曲實際上放大了匯率升值的壓力。中國低估的本土資源價格使得中國的出口優勢被放大,同時也使企業更傾向于依靠廉價資源進行出口。因此加快資源和要素價格改革,是促進匯率更合理,國際收支平衡,國內資源配置更合理的關鍵因素之一。
3.2 人民幣承擔著被迫升值的巨大外部壓力
3.2.1 發達國家重提人民幣升值問題現在國際上出現新一輪要求人民幣急劇升值的壓力,主要是由于中國外貿出口開始出現增長勢頭,外匯儲備繼續增加。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現實,2009年前三季度對外貿易雖然繼續下降,但降幅明顯收窄。前三季度進出口總額15578億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一季度下降24.9%,二季度下降22.1%,三季度下降16.5%,降幅明顯收窄。從中國的出口表現來看,盡管出口額連續多個月出現同比負增長,但中國出口在海外市場上的份額卻持續上升。中國人民銀行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三季度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22726億美元,同比增長19.26%。其中第三季度,新增外匯儲備1410億美元,延續了二季度的高增態勢。全球金融危機尚未完全結束的情況下,這種增長勢頭引起了中國的西方貿易伙伴的擔心。
盡管美國白宮沒有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的名單,但是,中國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2009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外部環境變得日益復雜。美國輪胎特保案、歐盟無縫鋼管案都給我國帶來巨大壓力。二十國集團(G20)匹茲堡峰會將全球經濟的失衡與再平衡作為主要議題,他們認為中國長期以來低估的人民幣匯率水平使得中國獲得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從而加劇了全球國際收支失衡。全球經濟的再平衡自然需要人民幣匯率的顯著升值。最近結束的七國集團(G7)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也再次將人民幣匯率作為討論重點,集體敦促人民幣升值。
發達國家重提人民幣匯率問題并非偶然。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陷入衰退后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目前經濟雖有反彈卻缺乏持續動力。這一背景下,讓本幣貶值或迫使他國貨幣升值、以擴大出口等舉措,就成為必然的選擇。盡管承認中國不存在匯率操縱,但10月15日,美國財政部在其的半年度報告中稱,中國的人民幣遭到低估,因此美國將繼續敦促中國采取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同時建議中國應當讓人民幣升值。隨著美國經濟逐漸趨穩,美國重新在國際社會主導一場迫使人民幣升值的行動,并力圖將人民幣匯率問題與世界經濟再平衡掛鉤,在所謂“推動世界經濟平衡、強勁和可持續增長”的旗號下,大肆壓迫人民幣升值。
3.2.2 貿易摩擦的升級則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政治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總是和一些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相伴生的。在全球貿易保護愈演愈烈的風潮中,逼迫人民幣升值的老調又被西方重彈,歐美各方對中國外貿施壓的行動正在悄然升級。
2009年9月11日,美國宣布對中國輪胎實施三年懲罰性關稅;10月6日,歐盟裁定中國輸歐無縫鋼管對歐盟產業構成損害威脅,決定征17.7%~39.2%的最終反傾銷稅。此外,歐盟欲延長對中國鞋當前16.5%的反傾銷稅最少十五個月;10月7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將對中國出口的無縫標準管、管道管和壓力管展開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10月19日美商務部又決定對原產于中國的部分銅版紙與緊固件產品進行反補貼和反傾銷合并調查,貿易保護愈演愈烈。
貿易保護主義風潮,并沒有隨著已在底部并顯露好轉跡象的全球經濟而有所減退,從各種數據和歷史經驗來看,這股強勁的保護態勢還要持續蔓延一段時間。歐美貿易保護主義和施壓人民幣升值如影隨形。美歐都先后提出要人民幣對美元、歐元升值,其目的是通過匯率的變化,削弱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減少從中國的進口,也是一種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
3.3 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將導致熱錢流入,增加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中國目前經濟較好的復蘇,市場對中國經濟基礎的信心將推動人民幣升值,因此存在資本大量流入的風險。中國經濟基本面遠遠好于大多數其他經濟體,這會吸引更多外國資本流入。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217817億元,同比增長7.7%,其中三季度增長8.9%,此外在人民幣日益區域化的背景下,境外持有人民幣的渠道越來越多,量也逐漸增大,一些境外的大型投資機構開始做多人民幣。再加上目前人民幣利率高于美元利率,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日益增強,近期資本流入可能已經再度加劇,9月份流入我國的資金明顯增多。根據央行公布的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顯示,截至9月末,金融機構外匯占款余額為18.54萬億元,較8月份增加4068億元,增加額創下年內新高。根據歷史數據,今年前八個月,新增外匯占款基本都維持在1000億~2000億元左右。其中,最高為5月份的2426億元,熱錢的大量涌入正是造成9月外匯占款增加的主要原因。2009年9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22726億美元,其中三季度大幅增加1410億美元。而三季度貿易順差為393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為208億美元,兩項數據之和與三季度141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新增余額相差了810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增量無法得到解釋,基本上為流入境內的熱錢。
這些熱錢流入到我國流動性強的資產中,便可享受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匯兌收益和資產上漲的收益。熱錢流入不僅會增加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且也會給中國經濟注入更多流動性,從而加劇中國資產價格通脹的可能性。
4緩解壓力的對策――通過內部均衡的解決來實現外部均衡
4.1 應該高度警惕出現泡沫經濟首先擴大內需是一個中長期戰略。中國目前也必須走擴大內需的道路,擴大消費需求可以在不改變產品和產業結構的情況下解決在中國制造的產品的需求問題。其次是適度的宏觀經濟政策。要采取穩妥和適當的經濟政策,要把握好總供給總需求的政策。再次就是加強自主創新,實現“中國創造”。實現中國創造才能從供給方面提升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提升含量和價值,因此加強自主創新,提升產業結構,是應對人民幣升值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戰略措施。
4.2 轉變我國的出口政策面對現在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我們應改變出口政策,主要有以下措施:第一、出口多元化,產品結構升級轉型;第二、增加出口區域,開拓第三世界國家市場,特別是東南亞、中東市場;第三、緊跟國家戰略投資方向(例如:東南亞、澳大利亞、臺灣),緊跟國家大型項目,多做配套項目和主題項目零部件供應;第四、爭取成套項目如;軍工、船舶、汽車等項目的配套服務;第五、重視技術進步,加大技術投入,勇敢的轉向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領域。要積極利用人民幣升值的有利一面,加速引進外資,把握國際技術外溢的契機,推動技術進步,提前在IT、生物科技等未來新產業上布局,創造新的利潤增長點。第六、既要重視出口,也要開拓進口業務。如既然中國制造已逐步喪失成本優勢,我國可以考慮從東南亞等低成本國家進口物品。最后、關注國內基礎設施,房地產業,農業,服務業和環境保護等產業都將有新的發展機遇。
4.3 改變我國的經濟結構,減少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從大的方面來看,就是減少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加大居民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由于2010年美國將繼續弱勢美元政策,人民幣若對美元匯率保持不變,會加大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這將不利于居民消費。
我國應承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并且適度升值,但是該提前采取,緩解貨幣升值的壓力,預防可能產生的惡果。具體有五方面措施:第一,由外向型戰略向啟動內部需求轉變;第二,從保護資本向保護勞動轉變;第三,對外資從超國民待遇向國民待遇轉變;第四,從靜態比較利益向動態比較利益轉變;第五,宏觀經濟政策需要調整。穩健的金融貨幣政策向積極方面轉變,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發行國債向減稅轉變,相應精簡機構。人民幣不應該完全自由兌換,可以小幅度浮動升值,同時放松外匯管制,降低人民幣升值壓力。同時他強調,要嚴格監管控制熱錢不良資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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