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05 02:09:50
序論：在您撰寫貿易戰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先來看看美中發生貿易戰的可能性有多大。據說蓋特納的指控代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意思，在中國匯率問題上，奧巴馬的態度一向是很強硬的。他在擔任伊利諾伊州參議員時，就曾聯合提出議案，修改美國政府對貨幣操縱的定義及核準新的貿易報復措施;在競選總統期間，提出要動用一切外交手段，迫使中國按照美國的意圖升值人民幣。另外，奧巴馬剛入主白宮，對美中關系的重要性缺乏切實的感受，加之美國兩黨對人民幣低估的看法基本沒有分歧，許多國會議員早就呼吁制裁北京。因此，為兌現其競選期間對選民的承諾，奧巴馬政府極可能單方面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懲罰”。
當然，美中貿易戰是否打得起來，還要看中國方面的反應。但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回旋的余地不大。匯率問題作為一國的，北京不會容忍華盛頓盛氣凌人的公然干涉，況且，北京認為，即使按華盛頓希望的那樣人民幣升值40%，中美貿易順差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因為受制度慣性和人口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源的價格不可能一下子大幅提高，而這些是形成中國產品具有競爭優勢的主要因素。另外，導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的一大原因是中美貿易結構的不對等，美國限制對中國出口高科技和武器，而在這兩方面，華盛頓是不可能對中國有較大松綁的。不排除在華盛頓貿易制裁的威脅下，北京會做出一些讓步，但北京讓步的底線是要看華盛頓索求什么。我個人認為，華盛頓最可能想得到的是以下三樣東西：一是在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重建中支持美國;二是要求中國更大的金融開放;三是要求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國債，以支持美國的經濟復興。果真如此，還不如跟美國打一場貿易戰。即使輸了，損失也不會比這大多少;而從目前的時機以及長期來看，雖然美中兩國的力量對比，中國相對處于弱勢，但一切都是變化的，最后的贏家是中國也說不定。
首先，鑒于美國市場在中國出口中所占的分量，對中國來說，貿易戰最大的后果就是出口下降。這雖然會對中國的出口企業及其就業產生很大影響，大量企業可能會因此破產，然而，也要看到，由于從去年下半年起，中國對美出口降幅已經很大，再壞也壞不到那兒去。相反，沒有了中國廉價商品的輸入，飽受危機之困的美國家庭恐怕會雪上加霜。美國當然可以有替代選擇。但結合各方面的情況看，能供應像中國這樣價廉物美商品的國家是不多的。因此，美國在這方面的替代選擇其實是很小的。一旦因中國商品的銳減影響到普通美國民眾的生活，我相信，它必然會反映到華盛頓的決策中來，使華盛頓在制裁中國時不能不慎重考慮，從而減輕制裁的程度。
退一步講，即使美國民眾出于愛國熱情，不用中國產品，美國在中國出口市場所占的比例也只有20%左右，但中國完全可以用拋售美國國債的方式進行報復。中國央行目前持有美國國債規模占到外國央行持有美國國債總規模的35.4%，占美國可流通國債總額的13.3%。這是中國在貿易戰中對美國最有力的反擊手段。雖然拋售美國國債也會傷及中國自己，主要是外儲的貶值以及加劇出口困難，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美國陷入金融危機時拋售美國國債，對美國經濟造成的殺傷力將不可小視。
再從長期來看，貿易戰有可能促進中國真正從出口導向型的、以投資和外需為主的經濟結構向以內需特別是消費為主轉型，從而改變中國被動依賴和受制于人的局面?？陀^而言，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固然不對，但它指出的問題正是中國發展的軟肋所在。最近幾年，美國都在謀求中國通過提升國內需求以降低過度的儲蓄，以及通過改革金融體系來擴大消費信貸。造成中國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以及國際收支盈余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的根本原因，是發展方式問題，因此，解決中國經濟失衡的根本辦法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輪胎特保案”的國際法依據及其本質
2001年我國剛邁入wto時。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wto給出的中國人會協議中有一項條件,使得我國在對外貿易中始終有所顧忌。它便是“特別保障措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規定,是wto成員對新加入成員施加的一種過渡性約束措施。
特別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傾銷條款運用起來門檻要低。因為。實施反傾銷措施要求進口國舉證進口產品對市場造成實質傷害,并且此傷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國出口產品價格低于同類競爭國造成的,一般來說,反傾銷舉證難度較高,歷時較長,并且出口國有聽證申辯的權利。而特別保障措施的實施標準相對較低,以本次“輪胎特保案”為例,美國行業或工會只需向美國政府機構遞交申訴,并由美國政府單方面作出這些進口輪胎對美國國內輪胎相關產業造成或者威脅造成市場擾亂的判決即可實施特別保障措施.一般而言,特別保障條例針對的可能是對外貿易具有攻擊性的國家;但它更多的是針對新加入時被定性為非市場經濟的國家。
在美國,貿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稱為“針對中國的特別保護條款”,其中規定只要從中國進口產品導致或可能導致生產類似產品或直接與之競爭的產品的國內廠家的市場擾亂。就可以采取加征關稅或限制進口。這樣一來,美國政府的舉證責任很輕,不需要一些“駭人聽聞”的數據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來自中國的產品。
分析特別保障措施條款我們可以得知,這項措施具有相當大的歷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顯的單向性和歧視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針對公平貿易條件下所有國家的同類進口產品,必須無歧視地對所有的成員方都同樣適用,而特保措施均為wto其他成員方針對中國的產品單向援引實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實施的條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標準。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實施條件的關鍵概念,如“市場擾亂”、“重大貿易轉移”、“重要原因”、“實質損害”由于缺乏嚴格的界定,隱藏著大量可以質疑的模糊空間,從而導致實踐操作上的任意性。
論文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同時也屢次遭受國外反傾銷制裁，對我國國際貿易，國家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反傾銷已成為我國國際貿易發展的一大障礙。本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在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下，分析了我國遭受反傾銷的原因，并提出了應對策略。
顧名思義，反傾銷就是國際貿易中進口國為了保護本國相同產業的利益，有效遏制出口商向進口國傾銷其商品的行為，進口國針對出口商的傾銷產品而采取的措施，多以征收反傾銷稅為主要手段。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以貿易保護為目的的貿易摩擦頻頻發生，反傾銷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允許的合法貿易保護工具，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作為貿易保護措施予以使用。
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期間，在對外貿易，連續遭遇國外進行大規模反傾銷，加之人民幣持續升值帶來的壓力，因此，如何建立和諧的外貿局面，促進我國外貿可持續發展，具有時代意義。
一、中國遭遇反傾銷的現狀
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到2007年底，中國已連續12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在世貿組織成員2007年上半年發起的共87項反傾銷調查中，有32項是針對中國的，而位列第二的美國，只有6項。中國出口產品受實際反傾銷措施的沖擊也是最為嚴重的。2007年上半年，世貿組織成員共實施了71項反傾銷措施，其中15項是針對中國產品的。
從收到反傾銷調查的產品范圍來看，逐步呈多元化趨勢發展，截至2007年底，國外對我國4000多種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涉及五礦化工、機電、輕工、紡織、食品土畜等多個行業。
從反傾銷涉案金額看，也日趨增大，在上世紀80年代，國外對華反傾銷案例中，沒有一件金額超過1億美元。而到了2007年，超過1億美元的案例已達數十起。
二、中國遭遇反傾銷的呈現的趨勢
1、涉及的中國產品類別和數量不斷擴大，反傾銷稅率趨高。20世紀80年代我國遭受的反傾銷調查的產品只有46類，且基本上是出口量少、工藝簡單的初級產品及勞動密集型傳統產品。到2007年底，中國已連續12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在世貿組織成員2007年上半年發起的共87項反傾銷調查中，有32項是針對中國的。
2、發達國家是主要發起國，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也加人了對華反傾銷的行列。80年代對華提起反傾銷指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至9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加入到對華反傾銷的行列中來，從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案件所占全部對華反傾銷案件比例看，1997年達到76％，而1998年高達87％，發展中國家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已經多于西方發達國家。
三、原因分析
1、國外因素
（1）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目前世界整體政治經濟形勢不明朗，一些國家受制于政治、經濟、社會的壓力，頻頻運用貿易保護措施；一些發達國家的夕陽產業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重點產業容易出現全球性的競爭加劇，必然導致各個國家和地區極力保護國內市場。在WTO成立以后，許多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利益，積極致力于尋求WTO框架內的保護措施，便冠冕堂皇地打起反傾銷大旗，動輒借反傾銷之名，行保護之實，使反傾銷在很大程度上由WTO所允許的貿易救濟措施演變為變相的貿易保護手段。
（2）視中國外“非市場經濟國家”
盡管中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根據與一些國家談判達成的協議，在未來一段較長時期，中國仍將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這使我國的反傾銷問題更加嚴重，我國企業更容易被認定為傾銷。在反傾銷法中，非市場經濟國家通常是指那些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企業的生產、銷售活動和產品價格由政府決定，貨幣不能自由兌換的國家。因此，在進行反傾銷調查時，一些國家并不是以中國商品的國內價格為準，而是以“替代國”的價格因素為參照，這也使我國應訴反傾銷調查的國際法律和政策環境更為復雜。
2、國內因素
（1）中國出口貿易秩序混亂。我國出口雖增長迅速，但較多企業管理不善，產品缺乏競爭力，只能相互低價競銷，出口貿易秩序混亂，給國外反傾銷帶來可乘之機。企業的營銷理念仍較落后，缺乏對國際市場的深入調研和總體把握，單純依賴低價戰略打入國際市場，給對方國家造成“價廉質劣”的印象。一些企業未能把握進口國行情及時調整出口商品的價格和數量，致使商品大量涌入進口國，增大了進口國對華反傾銷概率。
（2）出口產品技術含量低，自主知識產權匱乏、產品附加值低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的產品主要以粗淺加工貿易為主，出口產品缺乏自主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據統計，2003年中國企業出口產品的自主品牌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國出口總額比重低于10％。中國出口商品中相當數量仍然是低附加值的，首先表現在勞動密集型的商品占有較高比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商品出口比重偏低。
四、完善應對反傾銷措施，促進我國外貿可持續發展
1、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擺脫“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爭取市場經濟待遇，一方面我國政府應利用國內外媒體加強宣傳攻勢，大力宣傳我國市場化進程，改變他國對我國“非市場經濟”的看法，同時通過政府之間的談判，早日取得他國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認；另一方面我們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盡快建立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在避免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理順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實現生產要素及其價格市場化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還有，在目前一些國家國內立法未作改變的情況下，要避免適用“替代國”的做法，我們企業和相關行業必須用具體事實證明自己是按市場化運作的，包括企業股權制度、生產投資決策、產品定價、財務會計制度等。盡管目前還有很大難度，但也有不少成功的先例，我們不應放棄這一努力。
2、規范外貿經營秩序
在出口產品中，我國產品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很多企業產品雷同。隨著國家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包括私營企業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企業獲得了自主外貿經營權，如果沒有健康的外貿秩序，價格戰在所難免。為此，企業首先要規范自身的市場行為，加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健全符合國際慣例的財務制度，努力使有關資料和賬簿符合國際標準要求，力爭讓反傾銷調查當局認定某些具體企業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運作同時要實行行業自律協會和統一的出口措施，盡可能實行國外總經銷和總制度。外經貿管理部門要加強對所有外貿企業生產經營的管理、指導和協調，合理地統盤調節外貿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布局，及時有效地指導出口產品價格水平。超級秘書網
3、實施出口多元化戰略
增強國際營銷觀念，實施出口多元化戰略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出口企業應盡快轉換現有的競爭戰略及策略，變“以廉取勝”為“以質取勝”，學會運用商標、包裝、公關、廣告等多種非價格競爭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和創匯率上下工夫，擴大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在制度安排上制定“優質高價出口原則”，外銷價格的比較在經過技術處理后可統一在離岸價上進行，由海關設置“價格門檻”，出口產品的外銷價格要高出這一“價格門檻”，則“優質高價出口原則”亦可稱為“最低出口價格準則”。同時，注重全方位地開拓國際市場，在鞏固現有歐美市場的同時，積極開拓新興的海外市場，尤其要加強對東歐、拉美、非洲等市場的開拓，以降低市場過于集中所帶來的風險，并達到避免反傾銷調查之效。
4、建立反傾銷調查的預警機制
如果能有效地預防反傾銷調查，不僅能夠節省調查過程中的大量應訴成本，而且也可以減少甚至消除因為反傾銷調查而給我國帶來的大量間接損失，因此建立有效的預警機制成為必要措施。預警機制的建設包括對我國國內產業遭受外國產品沖擊可能受到的損害的監測以及我國產品出口可能招致進口國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限制措施的監測。通過對重點產業、重點產品、重點國家和地區國際市場狀況以及我國進出口情況等重要參數變化的監測、整理與分析，建立損害預警數學模型，定期和不定期地預警信息，實現產業保護工作的前置化，以求達到有效保護國內產業安全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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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龐曉東，中國外貿大而不強存在巨大隱患[J].中國經濟周刊，2005,(3)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即不干預政策是最佳政策選擇，但這是有一定的限制條件的。當這些條件不存在時，對貿易實施政策干預可能是最佳的選擇。幼稚產業保護論、最優關稅論、經濟機制扭曲下的政策干預論及發展中國家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政策都是基于傳統貿易理論基礎上的貿易政策主張。當然，它們都有各自特定的適用范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主張都暗含傳統貿易理論的兩個基本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及規模經濟不變。
80年代初，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標志著新貿易理論的形成。新貿易理論認為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而且，產業領域存在規模經濟遞增?；谶@種現實，新貿易理論對國際貿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釋，并提出了新的貿易政策主張?，F實經濟中，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使一國經濟運行并非處于最佳狀態。適當的政策干預可改善經濟運行。戰略性貿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預性政策之一，又稱策略性貿易政策，主張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和壟斷性的行業，在同國外廠商競爭時，采取關稅或對本國廠商補貼等措施，使本國廠商企業獲得“壟斷租”（rent）。它之所以稱作“戰略性的”，是因為這種干預政策把市場競爭看作一場競賽成博弈，雙方的反應都具有“戰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產品、計算機、飛機制造等知識密集性的高技術產業，存在外部經濟，若一國對其扶持，將有利于這些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這種國家干預性的政策也被認為具有“戰略”意義，但這種干預政策基本上屬于國內產業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與貿易政策相關，還存在很大爭論（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詳述。要注意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主張的干預是以市場不完全競爭和產業規模經濟遞增為前提的條件的，不同于傳統貿易理論的干預政策主張。
2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目的：爭奪壟斷租金
2.1理論分析
在一些產業里，只由幾家大公司壟斷和控制，它們獲取的利潤遠高于存在充分競爭情況下的利潤，即存在壟斷租金。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中，各國都競相角逐壟斷租金。假定目前該壟斷租金由國外公司所有，那么，從理論上講，本國政府可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諸如征收關稅，對本國企業進行補貼等，把壟斷租金從國外企業轉移到國內企業，從而使本國總福利水平改善（當補貼或關稅額低于壟斷租金時）。
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們構建的模型表明，從國外廠商手中奪取壟斷租金的最簡單方式是，當國內廠商是壟斷市場一個潛在的進入者時，對國外廠商征收關稅。這與最佳關稅論采取的措施結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質上有所區別：最佳關稅論要求一國是“大國”，以便能影響貿易雙方的貿易條件。而壟斷租金轉移沒有這種限制，這就為小國對處于寡占結構下的國外供應廠商征收關稅提供了理論依據。
當本國廠商與國外廠商在第三國進行雙頭壟斷競爭時，對本國廠商給予補貼，也能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國內企業得到政府補貼后，必須采取進攻性的策略，以擴大在第三國的市場份額。上述情況是假定本國和外國均只有一家企業的情況。Dixit（1984）進一步證實，當本國有多家企業，但數目不太多時，Brander和Spencer的結論仍能成立。不過，在雙頭壟斷時，由政府給予補貼的方式，并非最佳選擇。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雙頭壟斷競爭中，最佳政策應該是政府向本國廠商提供更多的市場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還說明了，若競爭對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對本國廠商在研究開發階段給予補貼，使本國廠商在技術上處于優勢，從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場競爭中以高質量、低成本占有較大市場份額，也能逐步將壟斷租金轉移到本國。
除上述方式外，戰略性貿易理論認為，從長遠看，保護幼稚產業也能轉移壟斷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規模經濟，全部產業都存在動態的外部經濟，那么政府可以對其未達到規模經濟的行業進行保護，直至該行業達到最佳規模，并與國外競爭對手競爭時擁有優勢為止，同時，轉向對下一個行業進行保護。這樣，可使本國廠商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從而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的。在這里，國內必須有足夠大的市場容量以便使被保護產業達到最佳規模?？唆敻衤倪@一觀點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論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該文論述了進口保護能促進出口，從而干預性貿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認為克魯格曼（Krugman,1984a）的結論沒有古諾寡頭競爭假定也能成立。
2.2實證研究
克魯格曼和鮑德溫對戰略性貿易政策進行了實證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們發現，日本對半導體芯片的保護盡管擴大了其市場份額，但日本國內使用芯片的產業由于支付較高價格而受到損失。所以，從整體上看，日本經濟的凈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們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分析結果為：雖然能通過轉移壟斷租金提高一國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證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車、半導體及飛機制造領域。90年代以來，其它行業也受到了關注，有關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證研究》一書中（KrugmanandSmith,1994）。該書收入了一系列的論文，其中比較共同的結論為：①一些國際性公司的行為確實帶有戰略性，至少，涉及國際貿易時，其行為受到市場結構的影響。②一般來說，單方面的關稅或補貼確實使本國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有效程度與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條件相關。一旦改變其假定條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結論完全相反。
3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批評
戰略性貿易政策都是在有損他國利益的基礎上來改變本國的福利，因而被指責為掠奪性政策或以鄰為壑戰略；同時，它又不利于整個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許多尖銳的批評。對其批評主要來自兩方面：實證的和規范的。
3.1實證的批評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據戰略貿易模型的古諾寡頭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當對手采取的是貝爾蘭特（Bertrand）戰略，即以價格而非產出競爭時，得出的結論就成了出口稅是最佳選擇。這與戰略貿易措施正好相反。這一批評，幾乎動搖了戰略貿易模型的基礎。對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應。他認為，寡頭壟斷廠商之間的競爭可以分為研究與開發、生產、銷售三階段。只有銷售階段是以價格競爭為主，前兩階段仍將以產量競爭為主，故古諾假定在前兩階段仍成立，可以用來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標。
國內廠商占有的市場份額擴大之后，能轉移的壟斷租是否相應增加，也是值得懷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為，得到補貼的國內廠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進入市場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線不是下降，反而會上升，從而會使向國內轉移的壟斷租金越來越少。此時，從國內廠商得到的回報遠小于期望值，國內總福利水平就會低于不采取補貼時的情況。
Grossman（1986）認為，獲得高利潤率的廠商，都是產品研究和開發、市場調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風險投資的企業，它們的失敗率較高。平時所觀察到的企業，僅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業，失敗的高風險投資則沒被估算在內，從而在總體上高估了這些廠商的行業總利潤率。而政府給予補貼的又恰恰是這些存在風險的寡頭壟斷企業。因此，被轉移壟斷租沒有考慮到行業總風險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補貼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計的大。
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又具有相同生產能力時，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資源從其它行轉移到受補貼的行業，從而受補貼行業的擴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業規?？s小及出口減少為代價的，而且，這種情況下，代價往往要高于轉移的壟斷租，所以，自由貿易仍是最佳選擇（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業面臨的條件不相同時，一國之福利確實有可能得到改善，這要取決于國內稀缺資源用于出口行業擴張后每一單位資源取得的額外壟斷利潤大小，而這又取決于國內外技術條件對比、國內外產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場需求彈性及寡頭競爭性質等因素。這樣，要選擇一個目標行業對其進行補貼就需大量的信息，而這往往又是難以辦到的。總之，若忽視了國內產業間要素轉移及要素價格變化的影響，會使戰略貿易政策模型的說明力大受影響。
3.2規范的批評
以鄰為壑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常會遇到其它國家的報復而兩敗俱傷。Bhagwati（1989）認為，在知識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更易出現相互報復的現象。另外，作為小國，遭到報復的可能性也極大。這樣，世界總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戰略性貿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損另一方得益的一種政策，世界總福利水平絕不會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調整。這種把本來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貿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為的手段加以干預，必然不及市場有效，從而，從長遠看，會使世界總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預的有效性也值得懷疑。政府作出的決策，有時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數人福利的目標。少數人或特殊利益集團把持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情況并不少見，其后果是少數人或特殊集團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而獲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也許總體上能改善一國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極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補貼的國內廠商往往會發現依賴補貼本身較參與同國外廠商的激烈競爭收益更大。于是，它們轉而進行尋求補貼的活動，而不關注國家賦于它們的轉移壟斷租的職責。這是一種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動，因為它占有了資源而毫無產出（Bhagwati1982）。
總之，大部分經濟學家堅持認為戰略性貿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條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國都從日益增長的世界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益這一不容置疑的事實也證明自由貿易依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4小結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即不干預政策是最佳政策選擇，但這是有一定的限制條件的。當這些條件不存在時，對貿易實施政策干預可能是最佳的選擇。幼稚產業保護論、最優關稅論、經濟機制扭曲下的政策干預論及發展中國家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政策都是基于傳統貿易理論基礎上的貿易政策主張。當然，它們都有各自特定的適用范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主張都暗含傳統貿易理論的兩個基本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及規模經濟不變。
80年代初，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標志著新貿易理論的形成。新貿易理論認為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而且，產業領域存在規模經濟遞增?；谶@種現實，新貿易理論對國際貿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釋，并提出了新的貿易政策主張?，F實經濟中，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使一國經濟運行并非處于最佳狀態。適當的政策干預可改善經濟運行。戰略性貿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預性政策之一，又稱策略性貿易政策，主張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和壟斷性的行業，在同國外廠商競爭時，采取關稅或對本國廠商補貼等措施，使本國廠商企業獲得“壟斷租”（rent）。它之所以稱作“戰略性的”，是因為這種干預政策把市場競爭看作一場競賽成博弈，雙方的反應都具有“戰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產品、計算機、飛機制造等知識密集性的高技術產業，存在外部經濟，若一國對其扶持，將有利于這些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這種國家干預性的政策也被認為具有“戰略”意義，但這種干預政策基本上屬于國內產業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與貿易政策相關，還存在很大爭論（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詳述。要注意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主張的干預是以市場不完全競爭和產業規模經濟遞增為前提的條件的，不同于傳統貿易理論的干預政策主張。
2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目的：爭奪壟斷租金
2.1理論分析
在一些產業里，只由幾家大公司壟斷和控制，它們獲取的利潤遠高于存在充分競爭情況下的利潤，即存在壟斷租金。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中，各國都競相角逐壟斷租金。假定目前該壟斷租金由國外公司所有，那么，從理論上講，本國政府可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諸如征收關稅，對本國企業進行補貼等，把壟斷租金從國外企業轉移到國內企業，從而使本國總福利水平改善（當補貼或關稅額低于壟斷租金時）。
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們構建的模型表明，從國外廠商手中奪取壟斷租金的最簡單方式是，當國內廠商是壟斷市場一個潛在的進入者時，對國外廠商征收關稅。這與最佳關稅論采取的措施結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質上有所區別：最佳關稅論要求一國是“大國”，以便能影響貿易雙方的貿易條件。而壟斷租金轉移沒有這種限制，這就為小國對處于寡占結構下的國外供應廠商征收關稅提供了理論依據。
當本國廠商與國外廠商在第三國進行雙頭壟斷競爭時，對本國廠商給予補貼，也能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國內企業得到政府補貼后，必須采取進攻性的策略，以擴大在第三國的市場份額。上述情況是假定本國和外國均只有一家企業的情況。Dixit（1984）進一步證實，當本國有多家企業，但數目不太多時，Brander和Spencer的結論仍能成立。不過，在雙頭壟斷時，由政府給予補貼的方式，并非最佳選擇。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雙頭壟斷競爭中，最佳政策應該是政府向本國廠商提供更多的市場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還說明了，若競爭對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對本國廠商在研究開發階段給予補貼，使本國廠商在技術上處于優勢，從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場競爭中以高質量、低成本占有較大市場份額，也能逐步將壟斷租金轉移到本國。
除上述方式外，戰略性貿易理論認為，從長遠看，保護幼稚產業也能轉移壟斷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規模經濟，全部產業都存在動態的外部經濟，那么政府可以對其未達到規模經濟的行業進行保護，直至該行業達到最佳規模，并與國外競爭對手競爭時擁有優勢為止，同時，轉向對下一個行業進行保護。這樣，可使本國廠商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從而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的。在這里，國內必須有足夠大的市場容量以便使被保護產業達到最佳規模?？唆敻衤倪@一觀點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論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該文論述了進口保護能促進出口，從而干預性貿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認為克魯格曼（Krugman,1984a）的結論沒有古諾寡頭競爭假定也能成立。
2.2實證研究
克魯格曼和鮑德溫對戰略性貿易政策進行了實證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們發現，日本對半導體芯片的保護盡管擴大了其市場份額，但日本國內使用芯片的產業由于支付較高價格而受到損失。所以，從整體上看，日本經濟的凈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們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分析結果為：雖然能通過轉移壟斷租金提高一國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證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車、半導體及飛機制造領域。90年代以來，其它行業也受到了關注，有關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證研究》一書中（KrugmanandSmith,1994）。該書收入了一系列的論文，其中比較共同的結論為：①一些國際性公司的行為確實帶有戰略性，至少，涉及國際貿易時，其行為受到市場結構的影響。②一般來說，單方面的關稅或補貼確實使本國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有效程度與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條件相關。一旦改變其假定條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結論完全相反。
3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批評
戰略性貿易政策都是在有損他國利益的基礎上來改變本國的福利，因而被指責為掠奪性政策或以鄰為壑戰略；同時，它又不利于整個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許多尖銳的批評。對其批評主要來自兩方面：實證的和規范的。
3.1實證的批評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據戰略貿易模型的古諾寡頭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當對手采取的是貝爾蘭特（Bertrand）戰略，即以價格而非產出競爭時，得出的結論就成了出口稅是最佳選擇。這與戰略貿易措施正好相反。這一批評，幾乎動搖了戰略貿易模型的基礎。對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應。他認為，寡頭壟斷廠商之間的競爭可以分為研究與開發、生產、銷售三階段。只有銷售階段是以價格競爭為主，前兩階段仍將以產量競爭為主，故古諾假定在前兩階段仍成立，可以用來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標。
國內廠商占有的市場份額擴大之后，能轉移的壟斷租是否相應增加，也是值得懷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為，得到補貼的國內廠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進入市場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線不是下降，反而會上升，從而會使向國內轉移的壟斷租金越來越少。此時，從國內廠商得到的回報遠小于期望值，國內總福利水平就會低于不采取補貼時的情況。
Grossman（1986）認為，獲得高利潤率的廠商，都是產品研究和開發、市場調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風險投資的企業，它們的失敗率較高。平時所觀察到的企業，僅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業，失敗的高風險投資則沒被估算在內，從而在總體上高估了這些廠商的行業總利潤率。而政府給予補貼的又恰恰是這些存在風險的寡頭壟斷企業。因此，被轉移壟斷租沒有考慮到行業總風險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補貼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計的大。
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又具有相同生產能力時，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資源從其它行轉移到受補貼的行業，從而受補貼行業的擴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業規?？s小及出口減少為代價的，而且，這種情況下，代價往往要高于轉移的壟斷租，所以，自由貿易仍是最佳選擇（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業面臨的條件不相同時，一國之福利確實有可能得到改善，這要取決于國內稀缺資源用于出口行業擴張后每一單位資源取得的額外壟斷利潤大小，而這又取決于國內外技術條件對比、國內外產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場需求彈性及寡頭競爭性質等因素。這樣，要選擇一個目標行業對其進行補貼就需大量的信息，而這往往又是難以辦到的?？傊?，若忽視了國內產業間要素轉移及要素價格變化的影響，會使戰略貿易政策模型的說明力大受影響。
3.2規范的批評
以鄰為壑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常會遇到其它國家的報復而兩敗俱傷。Bhagwati（1989）認為，在知識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更易出現相互報復的現象。另外，作為小國，遭到報復的可能性也極大。這樣，世界總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戰略性貿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損另一方得益的一種政策，世界總福利水平絕不會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調整。這種把本來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貿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為的手段加以干預，必然不及市場有效，從而，從長遠看，會使世界總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預的有效性也值得懷疑。政府作出的決策，有時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數人福利的目標。少數人或特殊利益集團把持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情況并不少見，其后果是少數人或特殊集團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而獲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也許總體上能改善一國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極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補貼的國內廠商往往會發現依賴補貼本身較參與同國外廠商的激烈競爭收益更大。于是，它們轉而進行尋求補貼的活動，而不關注國家賦于它們的轉移壟斷租的職責。這是一種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動，因為它占有了資源而毫無產出（Bhagwati1982）。
總之，大部分經濟學家堅持認為戰略性貿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條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國都從日益增長的世界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益這一不容置疑的事實也證明自由貿易依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4小結
以新貿易理論為基礎的戰略性貿易政策雖然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評，但現實經濟中畢竟存在著大量的壟斷現象和規模經濟遞增，因而它有一定的用武之地。連克魯格曼本人也宣稱，他已從一個謹慎的不干預者，成為一個謹慎的干預主義者了（克魯格曼，1992）。Bliss（1994）把戰略貿易政策同關稅同盟理論結合起來來說明貿易集團也可以象一個國家一樣采取一些干預措施來改善集團內部各國的福利水平。這意味著，貿易集團之間極易爆發貿易戰，而非貿易集團成員的國家則可能成為絕對受害者。
總之，迄今為止的研究表明，戰略性貿易政策一方面適用的范圍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其適用的范圍內，其作用也不顯著。更為重要的是，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無益于整個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戰略性貿易政策要想得到普遍的認同和支持，除非能找到一種使世界整個福利水平改善的方式，并在理論上加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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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后半期，全球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標準國際貿易理論將這種增長的原因歸結為世界范圍內關稅的普遍削減，但如Yi(2003)指出的，這一觀點無法解釋兩個現象：第一，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關稅下降了11%，而世界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了3.4倍，如果以關稅降低來解釋世界貿易增長，則意味著貿易對關稅的反應彈性大約為20，這顯然大大超過標準貿易模型對該彈性的判斷；第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關稅的削減幅度要大于這之后的時期，而前一時期貿易增長的幅度卻比后一時期小，事實上，80年代中期以后貿易對關稅的反應彈性急劇上升，這一彈性呈現的非線性特征也與標準貿易模型不相符。Ishii和Yi(1997)、Hummels等(1998，2001)、Yi(2003)等認為，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存在是回答上述難題的關鍵，能夠很好地對世界貿易的增長作出解釋。
國際垂直專業化是指特定產品的生產過程分割為不同的生產階段，散布于多個國家(地區)進行，并以跨國界的垂直貿易鏈相互連接。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建立在此基礎上貿易的快速發展，被認為是20世紀后半期興起的第二次經濟全球化區別于。19世紀晚期的第一次經濟全球化的明顯特征。這一現象的產生和發展，以及近年來在此領域涌現的大量研究文獻，使標準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范圍與內容得到拓展。
國際貿易理論從廣義上講包括國際貿易純理論與國際貿易政策理論，從狹義上講僅指純理論。概括而言，國際貿易純理論主要研究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貿易的起因，當然在解釋貿易起因的同時亦會涉及到貿易的形態或模式，即對貿易流向、結構等的分析；二是貿易的經濟影響，這其中又包含貿易利益與收入分配兩個方面，前者考察貿易參加國總體國民福利的變化，后者分析貿易對一國內部不同部門與要素報酬的影響。國際貿易政策理論則研究貿易政策制定的依據、貿易政策工具及其效應等問題。本文論述國際垂直專業化對貿易理論的相關拓展，主要涉及狹義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純理論方面。
二、國際垂直專業化的發展趨勢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這種生產環節跨國界垂直分布現象，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已有學者注意到，Balassa(1967)可能是最早發明“垂直專業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這一名詞的，而Findlay(1978)也是較早使用這一術語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迅速發展引起了理論界的普遍關注，近年來對該問題的研究文獻不斷增多成為國際經濟學等學科領域值得注意的動向。學者們使用不同的術語來描述這一現象，并通過量化方法說明了國際垂直專業化的發展趨勢。
度量國際垂直專業化程度與趨勢的主要方法包括應用投人—產出表計算出口中包含的進口中間投入比重或進口中間投入占總產出、總投入的比重，以及使用中間品貿易、加工貿易等國際貿易統計數據間接說明垂直專業化貿易的情況。其中較好的方法是Hummels等(2001)建立的VS(verticalspecialization)指標，即計算出口中包含的進口中間投入價值(VS值)及其占總出口的比重(VS比重)。Hunnmels等(2001)計算了10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和4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VS比重，并對整個世界的VS比重作了推算。如圖1所示，他們的計算結果表明，近幾十年來建立在垂直專業化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得到了長足發展。1990年他們考察的14個國家(和地區)的VS比重達到21.1%，與1970年相比增長了近30%，1995年達到22.2%，與1970年相比增長了近35%；1990年世界總體的VS比重為21.2%，較1970年增長了約33%，1995年則達到22.7%，較1970年增長了約43%。
20世紀后半期以來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快速發展，得益于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技術進步、運輸與通訊成本降低、貿易自由化等因素。技術進步使生產過程能夠分割為不同的階段，而運輸與通訊的發展便利了生產環節分配到不同的國家。關稅等貿易壁壘的削減則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垂直專業化貿易及整個世界貿易的增長，因為垂直專業化涉及原材料、零部件、中間產品等多次跨越國界，當世界平均關稅水平降低時，散布在垂直貿易鏈上的不同環節均能享受到貿易自由化的利益，使貿易對關稅的反應彈性大大提高。并且，如果關稅水平較高時不存在垂直專業化，而當關稅下調到某個臨界值以下時垂直專業化出現，關稅削減就會產生較之臨界值1；22：更大的貿易增長效果，這樣貿易對關稅削減的反應就呈現出非線性的變化，這正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與之后國際貿易對關稅不同反應彈性的實際情況。
三、國際垂直專業化貿易的起因與模式
在解釋國際垂直專業化貿易起因與模式的過程中，標準貿易理論主要在兩方面得到了拓展：第一，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對象由產品層面深入到工序層面，標準理論中產業間貿易與產業內貿易的劃分，擴展為產品間分工與產品內分工的劃分；第二，一些學者將產業組織與契約理論的概念納入貿易模型，出現了產業組織理論與貿易理論相結合的分析框架。
(一)從產品間分工到產品內分工
按照標準國際貿易理論對貿易起因的解釋，可以將其大致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前提下，解釋產業間貿易；另一部分是“新貿易理論”，建立在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基礎上，解釋產業內貿易。但是，無論是產業間貿易理論還是產業內貿易理論，都暗含著一個前提假定，即作為分工和貿易對象的產品，其全部生產過程在某一國家或經濟體內部進行。換言之，主流貿易理論以產品作為基本分工對象，而產品的生產過程被假定為不可分割的。國際垂直專業化的出現和發展，意味著國際分工對象從產品層面擴展到工序層面，產品的生產過程分割為多個生產環節，形成了一個價值增值鏈條，并在跨國界的不同區位進行分布。與此相適應，貿易理論的研究對象也深入到產品內分工。在比較優勢理論框架下，考慮的就不只是特定國家在什么樣的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而是在特定產品生產過程的哪個或哪些生產環節上具有比較優勢。在新貿易理論框架下也同樣，為了獲取規模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國際分工不只停留在產品層面，通過將具有不同有效規模的生產階段加以分離并安排到不同的空間場合進行生產，同樣可以達到節約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目的。Ishii和Yi(1997)、盧鋒(2004)等認為，與標準貿易理論對貿易起因的解釋相類似，國際垂直專業化貿易仍然建立在比較優勢或規模經濟的基礎上，只是這種比較優勢或規模經濟需要深入到工序層面來考察。
下面以比較優勢理論為例，說明國際垂直專業化如何使貿易理論的研究由產品間分工擴展到產品內分工?？紤]一個2×2×2的要素稟賦理論模型，即兩個國家——資本相對豐裕的A國與勞動相對豐裕的B國，兩種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X與勞動密集型產品Y，兩種要素——資本(K)與勞動(L)。在圖2中，AA′與BB′分別表示A、B兩國兩條等值的等成本線，AA′與BB′的斜率差異反映了兩國要素價格的差異，A國勞動相對資本價格較高，B國勞動相對資本價格較低。通過AA′與BB′交點的射線OS具有國際分工臨界線的經濟含義，生產擴張線斜率大于OS斜率的產品，生產中資本投入密集度高于OS線代表的資本投入密集度，應當由資本豐裕的A國進行專業化生產并出口；生產擴張線斜率小于OS斜率的產品，生產中資本投入密集度低于OS線代表的資本投入密集度，應當由勞動豐裕的B國進行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在不存在垂直專業化的情況下，國際分工與貿易的對象是最終產品X、Y，按照赫克歇爾—奧林定理(Heckscher-OhlinTheorem)，A國將專業化生產并出口X，B國將專業化生產并出口Y。圖2中X0、Y0分別為X、Y兩種產品的單位價值等產量線，顯然，A國生產單位價值X產品的成本要低于B國，因為按照B國現行的要素價格，表示其生產單位價值x產品成本的等成本線一定位于BB′的上方；同樣，B國生產單位價值Y產品的成本低于A國。OX(通過X0與AA′的切點)與OY(通過Y0與BB′的切點)分別為X與Y的生產擴張線，位于國際分工臨界線的兩側。
現在考慮國際垂直專業化的情況，以X產品為例，假定x的生產可以分割為勞動投入相對比較密集的X1階段與資本投入比較密集的X2階段，兩個階段的要素投入比例分別由生產擴張線OX1、OX2表示。X產品的總要素密集度為X1、X2兩個生產階段要素密集度的加權平均，生產擴張線OX上單位價值X產品的實際生產點，可以利用對X1、X2兩個生產階段矢量加總的原理來確定。如圖2所示，假定X1階段的生產擴張線OX1位于國際分工臨界線OS以下，這就意味著勞動投入相對比較密集的X1階段應該轉移到B國進行生產，這種分工可以帶來成本的節約。在這個例子中，國際分工與貿易仍然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但是，分工的對象由不同的產品擴展到同一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
(二)產業組織理論與貿易理論相結合的分析框架
除了從標準貿易理論出發解釋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發生及其模式，還有一些學者將產業組織與契約理論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貿易模型，將貿易與企業組織模式選擇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了國際垂直專業化研究領域一個新的重要分支。
國際垂直專業化的實現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垂直型國際直接投資，在一體化企業內部完成不同生產階段的生產并進行企業內貿易；二是進行國際外包，而國際外包又包括通過契約從其他企業獲得某種特定投入以及通過現貨市場交易購買某種普通投入?！睂a業組織理論與貿易理論結合起來的分析框架，主要是應用產業組織理論中的產權、交易成本、激勵系統、委托等有關企業邊界的理論，對企業在外包與一體化之間的組織模式選擇，或者對契約外包與普通外包之間的選擇等問題作出解釋，特別是分析企業選擇契約外包而不是在一體化企業內部進行生產和貿易的理由。例如，按照交易成本理論，企業的邊界依據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則來確定，而企業內部的一體化生產有利于消除企業間通過契約進行交易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建立在國際直接投資基礎上的垂直一體化需要較高的固定投入，外包卻可以帶來生產成本的節約，因此企業必須在外包帶來的生產成本節約和外包契約不完全性引致的交易成本之間作出權衡。
在探索不完全契約下國際外包發生條件的過程中，研究方法上的一個重要進展就是將契約模型并人標準的一般均衡貿易模型，特別是要素稟賦理論模型以及建立在消費者需求多樣化基礎上的壟斷競爭貿易模型。與此同時，影響國際垂直專業化形式的多種因素被提出。例如，Grossman和Helpman(2005)指出了市場厚度的重要性，市場厚度是交易成本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當市場越“厚”，即市場上中間投入的生產者或供給者數量越多時，一個獨立的最終產品生產企業越容易找到適當的特定投入生產企業，因而企業內部垂直一體化相對于外包交易成本較低的優勢被減弱，企業間的交易更具吸引力。再如，Antrs(2003)認為，垂直專業化貿易的模式與國家間要素稟賦差異以及中間投入的要素密集度有關，并預測一個國家通過企業內貿易進口中間投入的比例是出口國資本-勞動比的增函數。又如，Antrs和Helpman(2004)指出，企業不同的產權結構和中間投入生產區位的選擇與企業的生產率水平密切相關，并分析了行業內企業生產率分布狀況與行業間特性差異對企業組織模式的影響。
四、國際垂直專業化貿易的經濟影響
有關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大量文獻，除了研究這一現象產生的基礎與動因，還分析了其經濟效應。在貿易利益方面，與標準貿易模型相比，由于垂直專業化將國際分工的對象由產品層面擴展到工序層面，因而使貿易利益的范圍擴大，參與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國家有可能達到更高的福利水平。而在收入分配方面，國際垂直專業化貿易模型在引入產品內分工的前提下，進一步分析了一國內部資本與勞動之間、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之間報酬的相對變化，以及國家間要素價格差異的變動趨勢，其結論較之標準貿易理論更為豐富，更具有不確定性。
(一)對總體國民福利的影響
與標準貿易理論相類似，在國際垂直專業化貿易模型中，一般情況下，自由貿易可以帶來國民福利的提高。并且，如Jones和Kierzkowski(1998，2001b)等指出的，與不存在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國際貿易模型相比，垂直專業化擴展了貿易利益的范圍。國際分工的細化與程度的加深使得那些在某種產品特定環節生產上具有優勢的國家也能從國際分工和貿易中獲利，而且可能使原本就從最終產品貿易中獲利的國家福利進一步提高。
以圖2的情況為例，考慮資本豐裕的A國將X產品生產中勞動投入相對比較密集的XI階段轉移到B國進行的情況。圖3反映了當國際分工由產品間擴展到產品內時A國的福利變化，其中兩個坐標軸分別表示資本密集型產品X與勞動密集型產品Y這兩種最終產品的產量和消費量。在不存在國際垂直專業化的情況下，A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為TT′，自由貿易下的國際比價為pw，A國在Q點生產，在C點消費，相應的效用水平由無差異曲線u表示，A國出口X換取Y。當A國將X生產中的X1階段轉移到B國時，如上文所述，這種分工符合比較利益原理，可以使X的生產成本下降，與此相適應，A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將外移為了TT″。假定國際比價不變，A國的生產點移到Q′點，消費點移到C′點，X的產量上升，Y的產量下降，A國達到了更高的無差異曲線u′，國民福利比不存在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情況下提高了。
當然，國際垂直專業化擴大貿易利益是一種可能性，是一般性的結論。像在標準貿易理論模型中一樣，即使在自由貿易下，貿易參加國的福利也有可能惡化。例如，Deardorff(1998a)、Jones和Kierzkowski(2001b)等指出，如果在發生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后，與圖3假設不同，國際比價不是固定不變，而是發生了變化，那么貿易參加國的貿易條件就存在惡化的可能，其國民福利也就有可能降低。
(二)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在標準的新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是較為明確的。根據赫克歇爾—俄林定理，一國出口密集使用其豐裕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通過貿易，一國國內出口品的價格上升，進口品的價格下降。根據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Theorem)，當商品相對價格上升時，該商品生產中密集使用要素的收入將提高，另一要素的報酬將下降，這意味著國際貿易將提高一國豐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與標準貿易模型不同，關于國際垂直專業化對收入分配影響的理論分析缺乏簡單一致的結論。
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受到了經濟發達國家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關注，因為經濟發達國家將特定產品的勞動密集型生產階段轉移到勞動豐裕的發展中國家，被認為會對經濟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特別是對非熟練勞動的收入產生不利的影響。但是，Amdt(1997；1999)、Jones和Kierzkowski(200la，200lb)、Kohler(2003)等的研究表明，國際垂直專業化的收入分配效應具有不確定性，具體結果可能依賴于國家的要素稟賦、產出模式、具體的垂直專業化分工情況以及本國在特定生產階段的要素密集度等因素。
仍以本文圖2、圖3的模型為例，Amdt(1997)在類似的框架下對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作了分析，指出工資與就業的變動取決于參與國際垂直專業化的國家與行業的性質。具體說，如果像圖2、圖3所示，資本豐裕的A國將出口部門(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X的部門)的勞動密集型階段轉移到勞動豐裕的B國，A國的工資水平會下降；但如果發生垂直專業化的不是A國的出口部門，而是其進口競爭部門(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Y的部門)，A國的工資水平則會上升?！眻D4描述了后一種情況。假定進行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是Y產品部門，同樣考慮其生產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勞動投入比較密集的Y1階段與資本投入相對比較密集的Y2階段。在不存在垂直專業化的情況下，A國出口X，進口Y，國內要素比價為w／r，出口部門與進口競爭部門的生產擴張線分別為OX與OY。考慮國際垂直專業化的情況，A國將Y生產中勞動投入較為密集的Y1階段轉移到B國，國內Y的生產只剩下Y2階段，在w／r的要素比價下Y部門的生產擴張線變為OY2。仍然假定發生垂直專業化后商品比價不變，而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使Y產品的生產成本降低(表現為單位價值等產量線了。內移為Y′)，這將使Y的產量提高，要素價格比也將隨之調整。如圖4所示，新的均衡要素比價為(w／r)′，相應的等成本線同時與x的單位價值等產量線X0與移動后的Y的單位價值等產量線Y′相切。顯然，(w／r)，線比(w／r)線更陡峭，意味著勞動相對于資本的價格上升，收入分配發生了有利于勞動的變化。當然，這會使兩部門的資本-投入比例發生變化，兩部門的生產擴張線分別變為OX′與OY2′。
如果將圖4中縱軸的資本不僅理解為物質資本，而且也包括人力資本，橫軸的勞動則可代表非熟練勞動，那么上述關于勞動與資本之間收入分配的分析，也可以推廣到非熟練勞動與熟練勞動之間。不同學者的研究同樣表明，從理論上分析國際垂直專業化對非熟練勞動收入的影響，結論是不確定的。
標準貿易理論在考察國際貿易對要素價格的影響時，還有一條重要的結論是在各國要素價格存在差異，并且生產要素不能通過國際間自由流動來實現最佳配置的情況下，國際貿易可以替代要素流動間接實現世界范圍內資源的最佳配置，這就是所謂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FactorPriceEqualizationTheorem)。在國際垂直專業化貿易模型中，學者們也探討了垂直專業化能否促進各國要素價格趨同的問題，但結論與標準國際貿易理論的分析相比仍然表現出較強的不確定性，Jones和Kierzkowski(2001b)認為結果依賴于國家間要素稟賦比例的差異程度，Deardorff(1998b)則認為關鍵在于國際垂直專業化發生后不同生產環節的要素密集度與生產分割前技術的對比。
五、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貿易的快速發展，是經濟全球化最明顯和最常被引用的證據。而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貿易的盛行，是世界貿易增長的重要原因，也是20世紀后半期興起的第二次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的顯著特征。當特定產品的生產過程被拆分為多個環節并散布于不同國家(地區)進行時，國際貿易的性質發生了重要變化，國家(地區)之間越來越多地就特定產品的不同生產階段進行專業化分工，國際分工與交換由產品層面擴展到工序層面。并且，由于垂直專業化涉及原材料、零部件、中間產品等多次跨越國界，貿易壁壘削減的影響被放大，世界貿易量因此得到了迅速增長。
近年來，對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研究文獻不斷增多。這些研究的內容與標準國際貿易理論相似，主要集中在分析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發生的動因、模式，以及這一現象對國民福利、收入分配的影響等方面。但由于研究對象由產品間分工深入到產品內分工，因此標準貿易理論在研究范圍、方法與結論等方面都得到了拓展。
二戰后世界貿易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迅速上升；產業內貿易快速增長。這些經濟現實是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70年代以來，迪克西特（Dixit）、諾曼（Nonman）、埃蒂爾（Fihier）、克魯格曼（Krugman）、布朗德（Brander）和斯本塞（Spencer）等人相繼獨立地發表了一系列關于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國際貿易的論文，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某些條件下，對本國尚不具備比較優勢又有發展潛力的產業，一國政府可以通過補貼、關稅等支持保護手段使產業中的企業迅速達到一定的生產規模和技術開發能力，依靠企業競爭優勢的強化來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構筑起新貿易理論體系。新貿易理論在政策上的含義就是戰略性貿易政策。
新貿易理論體系主要由兩大理論構成：一是主要以內部規模經濟為基礎的“利潤轉移”理論；另一是主要以外部規模經濟為基礎的“外部經濟”理論。
“利潤轉移”理論
第一：用出口補貼為本國寡頭廠商爭奪市場份額。這種論點認為：向國內廠商提供補貼，使國內廠商采取進取性市場戰略，從而迫使外國競爭對手作出相應的讓步，國內廠商的市場份額由此擴大。這是戰略貿易政策理論中影響最大，也是被引證最多的一種論點。
第二：用關稅來抽取外國寡頭廠商的壟斷利潤。這種論點認為：在存在潛在進入的情況下，使用關稅來抽取一家外國寡頭廠商正在享受的壟斷利潤是合理的。如果沒有任何潛在的進入，關稅只會擴大國內價格與國外價格的差距，導致福利惡化。但如果存在國內廠商的潛在進入，則這種進入的威脅限制了外國廠商的定價反應，使他們執行一種吸收部分關稅的定價，以阻止這類進入的戰略。只要關稅被部分地吸收，價格上漲的幅度就會低于關稅的幅度，消費者剩余的損失就會遠遠被征收到的關稅所抵消而有余。
第三：以進口保護作為出口促進的手段。該論點為傳統的幼稚產業保護論提供了理論依據。由于本文主要是分析科技興貿問題，因此這里重點論述一下該論點。該論點認為一國政府可以通過貿易保護或局部封閉本國市場，賦予本國企業在國內市場的銷售特權，受保護的企業的生產和銷售都會增加，企業由此可獲得靜態規模經濟；同時國外競爭對手由于市場份額的縮小而失去規模經濟，此消彼長，國內企業就可能擁有了與國外企業競爭的優勢。企業除了可獲得靜態規模經濟之外，還會由于累積產量的不斷增加而積累職工的生產經驗，在“干中學”的過程中生產成本會不斷下降，以及企業研究與開發所產生的技術創新可改變企業的生產函數，降低邊際成本，從而使企業獲得動態規模經濟。在這里，政府通過貿易政策影響了本國廠商及其外國競爭對手的決策行為，從而改變了競爭格局，使不完全競爭產業特別是寡頭產業中的超額利潤向本國發生了轉移。
“外部經濟”理論：
某些產業或廠商能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出口的擴張，但由于這些外部經濟不能完全被相關廠商所占有，這些產業或廠商就不能發展到社會最優狀態。如果政府能對這些產業和廠商提供適當的保護和支持，則能促進這些產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提高其國際競爭優勢，獲得長遠的戰略利益。
二、戰略貿易理論對我國的啟示及相應的對策
（一）我國出口現狀及面臨問題
1998年我國出口位居世界第九位，可以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但是從出口商品構成來看，我國能夠大批量進入國際市場的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雖然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推動下，1996年機電及運輸設備業的出口總額首次超過輕紡產品的出口總額，不過仔細分析一下不難發現，我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加工裝配業務的出口，并未脫離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方式，所需的技術、原料、零配件、生產設備都從國外進口，與國內產業的聯系較少。換言之它只是部分改直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為出口以價值更高的產品（如機電產品）為載體的裝配勞動。這種貿易結構與我國的勞動力豐裕、工資成本低是相吻合的，并且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使我國得到了一些貿易利益，如增加就業，提高人民的收入，增加國家的外匯收入。但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貿易結構在國際競爭中是否具有競爭優勢？能否長期化？
關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新說法：美國經濟學家里昂惕夫曾用投入產出分析法對H—O理論進行實證分析，根據H—O理論，美國應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里昂惕夫對美國的200種進出口商品進行統計分析后卻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對此經濟學家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有一點已非常明確，這就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主要不是用產品本身來區分的，而是用投入要素來區分的。也就是說，同樣一種產品在發展中國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勞動生產的，在發達國家則可能是以密集的資本生產的。就象服裝、鞋帽、玩具、食品之類，就產品來看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在許多發達國家則是資本密集型的。即使在這些國家也要投入較多的勞動，但這些勞動是同較多的資本結合進行生產過程的，結果就是更多的勞動生產率。面對發達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上資本對勞動的替代，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不具有競爭優勢。
貿易障礙增多：雖然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因工資低而勞動成本較低，發達國家進口會進一步提高其福利水平。但面對國內充分就業的壓力，仍會以各種壁壘阻礙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從而使以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總是處于不利地位。事實上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例如我國的紡織品出口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的限制。
我國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正在減弱：從1995年開始，加工貿易開始成為我國產品出口的第一大方式。從1998年統計數據來看，加工貿易額1730.4億美元，出口額1044.7億美元，分別占該年進出口總額的53.4％和56.9％，且1998年加工貿易進出口額是1991年的3倍，同期進出口總額為2.4倍，由此可見加工貿易增速快于全國進出口總額的發展速度。我國加工貿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僅廣東、上海、江蘇、山東和福建五個沿海省市加工貿易合計占到80％以上。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快速增長，我國沿海地區工資增長很快，據1995年與198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沿海地區工資水平大幅提高，其中上海上升了77.9％，北京上升了48.9％，廣東上升了42.1％，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正在減弱。面對東南亞、南亞甚至非洲國家更具競爭力的勞動力優勢的壓力，如何使外貿更好發揮對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進入9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新科技革命蓬勃發展，知識經濟初顯端倪，世界產業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發達國家科技與產業飛速發展，據OECD統計，其主要成員國的知識經濟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高新技術產業在制造業的比重不斷提高，目前已接近30％；出口商品結構逐步轉到以高新技術產品為主的方向，OECD國家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目前已接近40％；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發展迅速，到2002年OECD國家此類服務出口將占其服務出口總額的一半左右。根據世界銀行《1998年世界發展指南》的資料，1996年的一些新興市場高新技術產品占工業制成品出口達到相當高水平，新加坡為71％，馬來西亞為67％，韓國為39％，墨西哥為32％，臺灣省為50％。世界科技革命及全球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市場科技與產業巨大的競爭優勢進一步對我國的長期出口競爭力提出嚴峻挑戰。
因此，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大力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加快我國出口產業的技術創新，全面增強國內出口企業的競爭優勢，是我國外貿跨世紀發展的重大課題。
（二）啟示與對策：走科技興貿之路
我國要想由一個貿易大國成為一個貿易強國，充分發揮國際貿易對經濟發展的引擎作用，實現出口的可持續增長，科技興貿是必由之路。科技興貿是產業科技化的必然結果，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和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導致產品質量提高和結構的優化，最終才能體現于出口商品質量提高和結構的優化。因此要想實現科技興貿，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是一個關鍵。
高科技產業在我國尚屬于幼稚產業，為扶持其發展，根據戰略貿易理論，在貿易政策方面政府應給予適度保護。首先在關稅方面：盡管隨著“入世”的臨近，我國關稅稅率在不斷下降，但政府仍應以有效保護率理論為指導制定適宜的關稅稅率，設置合理的關稅結構，對高科技幼稚產業維持適度的高關稅。其次，靈活運用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政府采購等非關稅手段。對政府采購、進口配額和進口許可證實行招標制度，將招標的收入補貼給消費者，尤其是被保護行業的下游工業。最后，對高科技產業的保護要有合理的期限。當被保護企業具備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應該逐步降低關稅和非關稅的保護作用，更多的使用生產補貼，這不僅能引進競爭機制，提高效率，而且還能針對不同的產業靈活實施有差異的補貼率，更好發揮政策對產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