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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融資融券；證券；券商；市場；業務轉型
1．融瓷融券即將拉開序幕
2006年1月。中國證監會出臺了《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該辦法將于2006年11月1日施行。在該辦法中。提出了證券公司為客戶買賣證券提供融資融券服務的有關規定。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明確符合條件的券商Ⅱ丁以進行融資融券業務，并提出券商提供融資融券服務的風險控制指標。據悉，證監會機構部也在擬定《證券交易融資融券業務管理辦法》。該辦法將爭取在今年上半年。
2006年2月22日中國證券業協會在京召開了融資融券業務專題研討會，中國證券業協會副會&黃湘平表示。目前積極推動融資融券業務已具備有利條件。融資融券業務相關規則正在制訂中，并建議先IPO融資，再推股票質押融資，融資對象首選上證50指標股。而近期上交所也在不同場合印證融資融券業務將成為近期工作重點，由此可以確定融資融券業務的展開已經進入實質性準備階段。
融資融券業務的展開對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的發展有重要作用，國際成熟資本市場都將此作為重要的交易輔助手段，對活躍市場，開拓新的資金來源，強化價值投資理念，發展衍生產品市場等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對處于轉型中的國內證券市場，其重要的作用在于促進證券業務轉型，增加市場資金供給，消化擴容壓力以及提供更多的交易創新手段等。融資融券業務的展開意味著未來國內證券市場股指期貨、備兌權證、券商新型理財產品、銀行中間產品等金融衍生產品具備推出的基礎，有助于構建成熟資本市場，對市場構成的長期利好
2．融資融券交易簡介
融資融券存在于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證券市場，是成熟證券市場的基本功能。簡單地說，融資就是由券商或者其他專門的信用機構為投資者購買證券提供融資。而融券就是做空機制，客戶可以從證券公司或者其他專門的信用機構借來證券賣出，在未來的某一時間再到市場上買回證券歸還。
3．融資融券交易的特點
(1)融資融券交易具有財務杠桿效應。投資者通過向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擴大交易籌碼，可以利用較少資本來獲取較大的利潤，這就是信用交易的財務杠桿效應。
(2)證券融資融券交易中存在雙重信用關系。第一層次的信用關系存在于投資者與券商之間；第二層次的信用關系存在于券商與證券金融公司或金融市場中資金、證券的擁有者之間。
(3)證券融資融券交易以現貨交易為原則。證券融資融券交易從交割方式角度來講，其交易方式與現貨交易基本一致。融資交易成交后，買賣雙方都必須及時結清交割，在交割時買賣雙方都以現款或現貨進行交割。
4．融資鼬券交易的運作模式
融資融券在世界范圍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以歐美、中國香港為代表的分散信用模式。由券商等金融機構獨立向客戶提供；二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的集中信用模式，成立專門的證券融資公司，向客戶提供融資融券，或通過券商或直接向客戶提供。
對于我國融資融券可能采用的模式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采用集中授信的專業融資公司模式。在我國券商多數信用等級較低的情況下，應考慮成立專門金融機構，對券商進行統一的凈資本管理和集中授信。這一方面能有效控制融資融券風險；另一方面也能突破證券公司自有資金限額，擴大融資量，將社會合規資金順利引入股市。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應采用市場化的證券公司直接授信模式。理由是，在目前分業管理條件下，靠一個專業融資公司推動信用證券交易難度大；證券公司實施交易結算資金第三方存管和集中交易，能控制融資風險。此外，該模式還能引入競爭機制，有利于提高融資敬率，增強證券公司的盈利能力。
根據對監管層此前文件的解讀，國內融資融券參考美國模式的可能性很大。這是一種一步到位的做法，同時也遵循國際上融資融券的主流。
5．證券業面臨業務轉型機遇
融資融券業務展開對證券業提供了重要的業務轉型機遇。國內證券公司長期以來以傳統經營模式經營。傭金、自營投資等為主要的收入來源，融資融券業務的展開為證券公司提供新的業務平臺。
融資融券業務有利于增加股票市場的流通性。據研究。美國和日本的信用交易規模占證券交易金額的比重為l6％一20％，在臺灣，這一比例甚至高達40％。即使我們按照較低的15％推算。以05年上證日均大約75億的成交金額為基數，該制度推出后。上證日均成交金額
將提高到88億元。
我們對美國證券行業1980一2003年收入結構進行分析后發現，美國信用交易的保證金貸款收入占手續費收入的38％左右。業內人士認為。考慮到國內券商融資成本、融資渠道、風險控制能力及投資者結構等因素與國外的差距，預計融資融券業務為國內券商帶來的凈收人大致可達到手續費收入的20％。以去年兩市31099億元的A股總成交金額計，并考慮融資融券業務帶來的增量交易金額4665億元，預計融資融券業務可為券商帶來息差收益28．6l億元。因此，僅傭金和息差兩項每年就可為券商帶來近50億元的收入。
此外，融資融券業務除了可以為券商帶來數量不菲的傭金收入和息差收益外，在各類金融產品創新日益活躍的同時，交易方式和產品創新機會大大加強，券商的業務種類逐步增加，將會有著越來越多的收入來源。而《證券法》的修改為創新類券商相應的拓展業務打開了大門。依托融資融券業務能有效整合券商經紀業務、自營業務(做市商)以及理財業務，有利于拓寬券商的盈利模式，通過將融資融券業務合法化、規范化，可以有效降低金融風險，對證券市場的穩定有積極的作用。
6．融資融券業務展開對市場構成長期利好
融資融券在當前情況下，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給證券市場開拓新的資金來源，增強證券市場的活力。如何活躍直接融資市場，平衡直間接融資結構，化解金融系統風險是政府部門一直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而股票市場的活躍是擴大直接融資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國內證券市場主要的資金供應來源為國內居民儲蓄轉證券投資、社保、保險、基金、QFII以及部分民間資本投資，作為政府主要資金的銀行業基本未參與到證券市場資金供給方面。融資融券業務的展開一個重要的信號是銀行業將通過該項業務間接提供資金進入到證券市場，銀證混業經營將成為現實，而最重要的是該項業務的展開是打通貨幣市場聯結資本市場的有效工具，銀行業和證券業將形成雙贏的局面。
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貫穿于城市管理的全過程,是城市管理的兩個重要方面,兩者的目標一致,就是要把城市管理好。因此,管理與執法都必須以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一切有利于城市社會經濟的快速持久發展,有利于為人民群眾創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為目標,通過互相協作、互相配合并切實發揮各自的作用,確保城市的健康發展,使杭州真正成為居住的天堂、旅游的天堂、求知的天堂、創業的天堂。
研究城市管理領域的行政管理與執法,首先要明確兩者的內涵與關系。行政管理是城市管理的基礎和核心,對城市的發展起主導和支配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管理的主要內容是:制定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政府規章、政策措施、行業標準;依據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等進行各類社會經濟行為的行政許可審批、核準、備案;培育市場、規范市場,把好市場準入關并加強監管;為各類經濟主體提供服務。因此,行政管理是根據各行業的特性,為保證城市正常運轉,使法人和自然人在一定的范疇中合法經營、安全消費、正常活動,這種管理活動是城市發展過程中深層的、內在的要求。
行政執法的主要內容是:以行政管理法律、法規、政府規章和政策措施、國家有關行業標準及行政管理部門的行政審批結果等為依據,通過對社會各經濟主體的社會實踐活動行為的檢查,發現違法、違章行為并進行糾正和處罰,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經濟活動中損害國家和他人利益的違法現象。對違法事件的發現以主動巡查、受理舉報和與管理部門聯合檢查為主要途徑。因此,行政執法所表現的通常是通過對城市表層的、顯見的違法行為進行及時有效的制止、糾正和處罰,使其符合管理部門對城市管理設定的標準,保證城市的正常運轉。
根據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的不同性質,我們認為兩者雖然都是城市管理的重要方面,但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即: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在城市管理中所處的環節不同,行政管理是前置管理,行政執法是行政管理的后置手段,應服從、服務于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在城市管理中所針對的層次不同;行政管理是城市管理深層次的內在的要求,行政執法是表層的外象的要求。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在城市管理中的要求不同,行政執法講究執法的證據、執法的程序和行政處罰的合理性,行政管理為使執法定性、裁量準確,在管理中應盡量明確詳細。
值得指出的是,我市目前實行的行政管理與執法相分離的體制,其行政執法的形式是指相對集中部分城市管理行政處罰權。在我國城市管理領域擁有行政處罰權的部門有公安、工商、稅務、市政、市容、規劃、綠化、環保等,這些部門對公民、法人及其它組織的違法行為實施行政處罰,對維護行政管理及正常的社會秩序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于行政處罰實施過于分散,存在不少弊端。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可以減少一些弊端。為此,我市經國務院批準,相對集中了公安、工商、規劃、衛生、環保、市政公用、市容環衛等7個方面的部分行政處罰權,以解決行政機關因職能交叉而出現的多頭處罰現象,從而加強城市管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并不是集中所有行政管理權,更不是集中法律法規對某些行政管理領域明確規定的特定處罰權。
加深對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的理論認識,有助于我們避免在推行新的城市管理體制時的一些模糊認識。我市的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分離實踐已有半年,在我們的實踐中無論是一些領導還是許多管理于執法人員,不同程度地還存在著一些不正確的認識,突出的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以為行政處罰權集中后行政執法可以代替行政管理。這顯然違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初衷。市政府169號令明確規定,城市管理行政執法部門行使市政公用、市容環境衛生管理等七個方面的行政處罰權。這表明行政執法僅僅是行使行政處罰權,是不能代替行政管理的。二是認為集中行政處罰權僅僅是行使處罰的手續。使行政執法部門變成了處理違法案件的“法院”和判官。這里主要涉及的是行政管理應管到什么程度,行政執法從哪個環節開始的問題等。行政管理應管到什么程度,行政執法從哪個環節開始這其實是一個難以界定的工作。行政執法與行政管理在實際工作中必定有交叉。三是以為有了行政執法隊伍就可以解決城市管理中存在的所有問題。對行政執法抱有過高的期望,忽視城市管理的主導因素,致使管理部門不管什么都把所有城市管理中出現的問題統統推給行政執法部門。
城市管理涉及的部門很多,管理的面也很廣。因此正確認識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中存在的問題,明確界定管理和執法的職責和關系,能夠促進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各部門之間分工協作,有計劃的開展工作,促進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建立健全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的銜接協調機制
我市實施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時間不長,從實際效果看有積極的一面,也存在不少問題。要切實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確保城市管理體制改革成功,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建立健全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之間的有效銜接機制,解決存在的問題。從市政市容管理的角度看,除了前述的認識問題外,當前市政市容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中存在以下問題。
1·管理與執法之間聯系溝通不夠,相互尊重配合不夠
管理部門有些行政審批的信息不能及時、準確、全面地傳遞到執法部門。執法部門進行行政處罰、要求相對人補辦手續交納賠償金的信息也不能及時、準確、全面地反饋到管理部門。存在“以罰代批”和“該罰不罰”現象。如違法占道、挖掘,違法運輸建筑渣土,執法部門實施了處罰后,未告知當事人到市政市容管理部門補辦審批手續,也未將處罰情況及時反饋給市政設施管理部門,造成執法和管理脫節;管理部門發現違法行為應移交執法部門處罰的而不移送,以補收費用來了結此事等。
此外,在管理與執法人員之間還存在著不相互協作配合的情緒,有的部門對對方反映的情況敷衍了事,隨意應付,甚至不尊重。
2·行政執法內容不全面,多側重于面上的突擊,存在空白點
根據市政府的有關規定,目前行政執法尚有不少地方沒有介入。特別是不能及時消除非面上的違法現象,在燃氣、供排水、公交等公用事業管理上的行政執法基本處于空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政管理的力度。
3·執法人員專業素質不夠,難以深入查處違法行為
對于一些專業性、技術性、安全性較強的違法案件,由于執法人員素質不高,業務不熟,一方面難以查處,另一方面還會造成行政管理部門,損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因缺少管理部門的參與和監督,在自由裁量權限范圍內確定處罰額度,執法人員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容易造成執法合法不合理,甚至造成執法不嚴、不公、隨意執法。
4·技術手段落后造成執法不力
對一些技術性較強的違法案件,需要借助一定的專業技術資料和設備,執法部門缺少必要的鑒定手段,造成執法困難。如對新建、改建、擴建的工程項目是否按規定建設、配套節約用水設施,因涉及的技術標準、技術規范、設備工藝的掌握較難,執法機構難以鑒定;再如各類地下管線結構與分布比較復雜,執法部門難以全面掌握,這就對地下管線上的違章確認增加了難度。
5·缺乏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部門之間的相互監督制約機制
執法部門的以罰代管、管理部門發現違法事件不移交處罰,致使該補辦審批手續的不補辦,該受到處罰的不處罰的現象比較嚴重。對造成這些現象的人員尚沒有較為嚴密的監督和嚴格的制約機制。
上述問題的出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觀上行政執法與行政管理相分離的時間不長,許多執法人員的業務知識、執法經驗尚不足,主觀上管理與執法分離后,存在著部門之間的推諉現象。但最主要的還是相互聯系與銜接不夠。因此做好管理與執法的協調和銜接,不僅有利于綜合執法工作的順利開展,也有利于管理的進一步深化和完善。
開展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后,我們在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的銜接和協調上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但應該說還遠遠不夠。為此,今后在進一步密切管理與執法的工作上應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1·加強城市管理與執法的綜合協調
隨著形勢的發展,觀念的深化,各類新問題、新矛盾不斷涌現,特別是關系到老百姓生活和城市發展的熱點難點問題,由一家或兩家職能部門來解決常常顯得“力不從心”。管理與執法分離后更需要有一個權威的綜合協調機構。為此,我市已成立城市管理協調小組。這個工作機構應盡快開展工作,重點做好下列工作:研究部署全市性的城市建設和管理工作,制定中長期城市管理規劃和階段性工作重點,強化宏觀控制和協調職能;對涉及城市發展、建設和管理中出現的重大問題、熱點難點問題或全局性問題提出研究課題,并組織調研;對涉及政府多個主管部門的,意見難以統一的重大問題進行專題協調,一般性問題進行會議協調;對協調會議作出的決定和會議紀要的落實情況進行督查和通報;對管理部門、執法部門在工作中出現瀆職行為進行監督和檢查。
2·加強執法隊伍建設,劃定執法界限,形成廉潔、規范、高效的行政執法新體制
雖說管理與執法的工作存在交叉,有的工作難以分清相互的職責。但從各自的性質要求入手,兩者還是有明顯的程序性分工。對這些分工應盡可能詳盡的劃分職責范圍,防止出現新的執法交叉或真空現象。但是職責劃分界定總是無止境的,關鍵是管理和執法雙方要相互諒解、相互支持,從工作的角度出發,我們認為應該寧可交叉覆蓋,也不能留有空白。
3·正確使用行政處罰程序,確保民主、公開、有效的執法
實施集中行政處罰權,除了遵循行政處罰的基本程序外,還要正確適用決定程序,體現民主、公開、參與精神。要嚴格按執法程序執行,促進廉政建設,正確處理行政處罰程序違法現象。
4·建立行政管理部門與行政執法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和配合協作制度
信息對稱和配合協作是加強城市管理的重要條件,目前許多管理和執法跟不上要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和未能有效及時配合協作造成的,因此要特別重視信息交流和配合協作制度的建立。(1)利用杭州市投資項目集中辦事中心或信息網絡技術建立管理部門與執法部門的信息傳輸渠道。(2)建立聯系單制度和抄告制度。
行政管理部門與行政執法部門在行使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過程中,對需要對方配合銜接或告知對方的,在規定期限內以書面形式函告對方,并在規定期限內反饋結果。(3)建立熱線電話。行政管理或行業管理部門在現場管理或執法時,如遇急需取證或鑒定的,可通過熱線電話通知對方。當場處理后做好現場記錄。(4)建立例會制度。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部門要通過例會及時解決管理與執法的不協調因素。
5·有計劃地實行聯合執法,建立巡查互補機制
在日常管理中,行政管理部門與行政執法部門應有計劃地實行聯合執法,建立巡查互補機制。執法部門以面上為主,管理部門以地下管線、設施結構及設施使用為重點,揚長補短,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特別是對疑難案件和技術性、隱蔽性專業性強的行業必須實行經常性的聯合執法,以便管理更加有效。
6·正確處理好行政管理部門、行政執法部門、行業管理部門、市政市容設施產權單位四者之間的關系
市政市容設施產權單位要加強自己設施的保護,定期巡查,發現違法案件及時向行業管理部門、行政管理部門或行政執法部門舉報。行政管理部門與行政執法部門之間應實行“點對點”聯絡。正常情況下,行業管理部門接到舉報或在巡查中發現違法案件,應先以書面形式告知行政管理部門,由行政管理部門以書面形式函告行政執法部門進行行政處罰,如遇特殊情況,可直接要求行政執法部門處理。
三、加強和改進市政市容行政管理,積極適應城市管理體制的變化
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相分離,使行政管理部門有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加強管理中去。特別是市政市容管理部門,在我市的集中行政處罰權中占85%的處罰內容,其工作量更為巨大。因此,市政市容管理部門應根據我市“構筑大都市,建設新天堂”的要求,進一步做好市政市容的建設和管理工作。
1·加快建立和完善城市市政市容管理法規體系,加強法規宣傳和貫徹工作
針對城市管理發展的新趨勢,加強城市市政市容管理法規體系的研究。近年來,先后頒布了《杭州市城市燃氣管理條例》、《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條例》、《杭州市城市公共客運管理條例》、《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杭州市城市排水管理辦法》等市政公用、市容環衛法規、規章,基本上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市政公用法規體系。隨著城市管理要求的提高,現有法規。規章的一些內容已不適應新的要求,需要加以修改,并要不斷加強宣傳,使廣大市民能夠了解有關法規內容和要求,明白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自覺規范自己的行為。
2·加大行業管理力度,強化事后的長效管理
改革市政市容管理體制,根據市政府賦予機構改革后新組建的市政市容管理局的工作職責,按行業設置行政管理處室,加強對市政市容行業的行政審批、管理力度,規范行政行為。同時對局外行業管理機構實施改革,成立市政設施、公用事業、市容環衛三個監管中心,強化行業管理力度,強化審批后的長效管理。同時,要進一步修訂各項管理標準,使管理有據可依,規范管理工作;實行定期復查和不定期抽查相結合的辦法;加快培育市政公用、市容環衛市場并做好規范工作。
3·加強市政公用、市容環衛設施巡查管理力度
配備一定的專業巡查人員。針對一些認定技術要求高,需要借助一定的專業技術資料或設備,行政執法部門難以認定的事項,行政管理部門應加大巡查力度,配備專業巡查人員,并通過專業業務培訓提高管理水平。同時加大硬件投入,提高取證能力和可信度。另外,應充分發揮市政公用設施產權單位作用,產權單位應實行定期巡查制度,及時將巡查中發現的違法案件,如地下管線安全隔離間距內違章修建建(構)筑物、盜用城市公共供水等及時向行政執法部門舉報。管理部門和產權單位巡查工作應以隱蔽性、專業性和結構性為重點,以地下管線、橋梁(包括高架道路、立交橋)、泵站及閘門等為主。
4·建立和完善內外監督、舉報機制,加強監督力度
要采用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相結合的辦法。外部監督上要增強管理工作的透明度,自覺接受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的監督,并定期召開監督員座談會,征求對管理工作的意見,對群眾舉報的不當審批須及時糾正。內部監督上要明確專門機構,完善監督制度,嚴格遵照執行。對于行政管理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在審批過程中未依法行政,有故意或重大過夫的,應嚴格按照有關規定追究責任。同時,公開舉報電話,建立健全社會監督網絡,聘請義務監督員,對違法案件進行舉報,加大處罰力度,提高違法成本,使當事人覺得罰不如批,從而自覺辦理審批手續。
5·繼續實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加強考核
全面理清與本部門行政執法活動有關的法律、法規、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弄清執法依據,明確職責、權限,按照法定職責和權限,提出本部門的年度工作目標,制定依法行政目標責任制,做到執法工作程序化,執法文書規范化,錯案和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化,保障行政執法活動合法、高效、規范。要加強對行政管理人員的資格培訓,素質教育和必要的考試,使行政管理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了解和掌握本部門,本崗位貫徹實施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熟知自己的法定職責、權限和責任。要加強對法律、法規、規章執行情況的檢查,要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監督檢查制度,建立健全行政機關內部監督機制,清除亂審批、亂管理現象,提高依法行政管理的正確率,減少和防止違法行政行為的發生。
只要行政管理部門和行政執法部門始終以同志“三個代表”的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二為服務”的方針,在各項工作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及時溝通,就一定能把杭城建設得更美好,管理得更有序,使杭州真正成為人間的“天堂”。
在Barnard（1938年）首次提到組織冗余以來，組織冗余一直是戰略管理相關研究的重點之一。經過長時間研究經驗的累積，組織冗余的研究越來越成熟，尤其體現在組織冗余與創新、績效的關系研究方向。本文旨在對組織冗余研究文獻進行梳理，從組織冗余的前因變量這個角度進一步深化對組織冗余的理解。在文獻的梳理過程中可以看出，雖然組織冗余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但是由于組織冗余研究理論視角的分歧，測量標準的不一致以及組織內、外部環境的變化，組織冗余的研究仍然是存在一些不足。綜上所述，已有文獻尚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幾點。
1．缺乏與知識情境因素的結合
現有關于組織冗余研究的文獻，大多數都是在討論組織冗余對組織績效、創新等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而這種研究的理論依據集中在組織理論、理論和資源基礎觀的論述上，且都是單一的理論視角。如果單純只是從理論本身出發，那么得出的結論可能會是片面的。組織冗余作為企業里面的一種資源，必須考慮其在實踐中的應用。因此，對組織冗余的分析要結合具體的情境來研究，特別是在知識管理的環境下。而已有文獻大多數研究樣本都是基于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情境下的研究較少，尤其是對知識管理環境的變化而引起的企業冗余資源的變化的研究甚少。
2．缺乏知識資源和關系資源的研究
由于中西方國情和文化背景的差異，組織冗余在西方的研究多是針對組織有形資源，如多余的人員、未使用的資本、不必要的資本費用等，對于嵌入在人力資源網絡中的知識資源和關系資源這一類無形的冗余資源的研究很少。具體來說，現有文獻對這類無形冗余資源的測量和影響機制的研究都還比較模糊，只是粗范地認為知識冗余資源有很重要的作用，而究竟知識冗余資源的生成機制是怎樣的以及其如何對企業產生影響，目前的研究還比較缺乏和零散。
3．缺乏對組織冗余前因變量的研究
大量的研究都是把組織冗余看作是一個自變量或內生變量，將其看成是組織績效、企業創新、企業成長、企業國際化、戰略等的影響因素，而針對具體的組織冗余前因變量的研究較少，只是一些理論知識上的分析，缺少實證研究和經驗的支持。雖然已有文獻研究得出在組織冗余和創新、績效、企業成長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積極關系，但是對于如何讓公司識別組織冗余資源，控制冗余的數量，從而使公司保持正常的冗余水平卻鮮有研究。
二、未來進一步研究方向
1．理論研究與知識情境相結合
從文獻的梳理過程來看，現有文獻對組織冗余的理論研究已經比較成熟。無論是組織理論、理論還是資源觀，都從各自的理論視角深刻地分析了組織冗余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從理論角度來研究，其實踐應用效果必然會降低。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考慮結合知識管理環境，來探討組織冗余對組織創新的意義。
2．拓展組織冗余資源的研究邊界
組織冗余包括有形的冗余資源（如現金、設備、原材料等）和無形的冗余資源（如嵌入在人力資源網絡中的知識資源、關系資源），現有文獻對無形冗余資源的研究還比較缺乏。而如今在知識管理環境下，知識資源是組織創新的源泉，對組織的成長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未來的研究中明確知識冗余資源、關系資源等無形冗余資源的測量和影響機制，拓展組織冗余的研究邊界，使其不再局限于對有形資源的研究。
3．探索知識管理環境下的組織冗余前因變量
關鍵詞：電磁兼容試驗技術現狀需求
一電磁兼容試驗技術現狀及發展需求
我國運用電磁兼容試驗技術，多起始于60年代前后，當時試驗室條件簡陋，測量設備多半是國內自行研制的簡易測量設備，測量手段也比較落后。1966年船舶先行一步，制訂了自己的行業測量標準JB-854-66《船用電氣設備工業無線電干擾端子電壓測量及允許值》。
改革開放后，國際交往增多，國際先進的電子測量設備大量涌進市場。國內一些重要科研單位、大型生產廠家及某些高校先后興建電磁兼容試驗室，引進了成套的測量設備。
眾所周知，電磁兼容領域與其它專業相比，要更多地依賴于測量，而且電磁兼容測量對試驗條件的要求又很嚴格。因此，隨著國際電磁兼容標準的與轉化，我國高標準的試驗室陸續建成，專業技術隊伍不斷擴充壯大，這為電磁兼容試驗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條件保證。
歐共體頒布89/336EEC文件以后，電磁兼容標準的效力已被認可。我國政府部門對此作出反映，出臺一系列舉措，如：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和對外貿易合作部聯合下發《關于六種進口產品實施電磁兼容強制檢測的通知》，規定從1999年1月1日起對個人機、顯示器、打印機、開關電源、電視機、音響設備實施強制性檢測，從2000年1月1日起必須獲得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簽發的進口商品安全質量認可證書，并加貼安全認證標志后方能進口銷售。
這些舉措顯然都要依賴于測試驗證，在客觀上推動了電磁兼容試驗技術的發展。特別是2001年12月11日起我國已成為WTO的正式成員，電氣、電子產品的國際貿易將會更加頻繁，大至大型電機，小至電動玩具，都要進行電磁兼容測試，電磁兼容試驗的市場需求已不言而喻。
此外，國際形勢的現狀也無法回避外層空間的軍事化以及空間與地面聯合作戰大型軍事活動的發生。這就要求軍用系統、武器裝備滿足更加苛刻的電磁兼容指標。軍事產品的電磁兼容測試需求同樣廣泛迫切。
二電磁兼容試驗室自動化測試繼續穩步發展
的電磁兼容試驗室大都以軍標或民標為主，彼此適當兼顧，安裝的測試設備與試驗室很好配套。這種試驗室可完成規定標準的規范測試，測試結果可指明受試件是否滿足規定標準要求，如果超標，則可給出超標的頻點及超標量值；對于抗干擾性能檢測，則給出受試件的實際抗擾性電平，亦即敏感度閾值。
這種測試是產品驗收的最終檢測手段，無論是新產品定型、產品上市流通，還是軍品總裝前的產品交付驗收都是必不可少的。
這類試驗室大多能夠根據相應標準作全自動化檢測，消除系統測試誤差，從而得到精確的測試結果。
三電磁兼容試驗室認證工作納入規范化管理
由于電磁兼容標準已被賦予法律效力，則電磁兼容測試結果的公正性與正確性就顯得十分重要，它關系到一項設計能否被認可，一個產品能否成為合格產品，關系到的命運。
如何保證同一產品在不同試驗室測試結果的一致性呢？誰來保證試驗室測試的公正性呢？這些工作正在納入規范化管理之中。
1999年曾由國防口主辦過一次試驗室比對工作，最近又在籌備新一輪的比對工作，參加對比的試驗室在有關部門組織下參照（ISO/IEC系列導則43-1984E）實驗室能力測試的設計及實施》，對同一被測試設備進行約定測試項目的測試。測試方法及測試要求均在比對文件中給出。最后由組織單位按規定對測試結果進行數據處理。這對電磁兼容測量中量值的統一將起到重要作用。
為了保證電磁兼容測試結果的公正性，首先要有一個在電磁兼容領域中具有杰出才能和豐富經歷的權威組織作為認證機構。在確認標準規定要求得到滿足后，認證機構有權頒發合格證書。認證機構按照標準EN450001/1990.5《測試試驗室操作的通用標準》授權和控制試驗室，使其具有合法身份，檢查它的公正性、獨立性、誠實性、技術能量及質量管理體系。
目前我國對電磁兼容試驗室的認證工作已經開始，也出臺了相應的標準。各試驗室已按標準要求加強試驗室管理。一些直接引進的試驗室已拿到承制方申請的歐共體“CE”標記的認可證書。
這意味著，從1895年電影第一次公開放映以來，電影——無論是在電視上還是在錄像帶上——現在更多地是從家庭的電視機上觀看，而不是在劇場里觀看。那么，這個變化重要嗎?它對于理解當前電影的狀況有什么意義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應該考察一下有關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發展得越來越緊密的種種分析和辨論，以及考察一下把這種發展看作是有“失”也有“得”的種種觀點。
經濟
以上分析顯示，電影和電視融合的推動力來自于經濟的力量。雖然電影和電視常常被看作是有明顯區別的(甚至是互相敵對的)，但是兩者的關系實際上是復雜的和多變的。威廉姆•拉弗蒂認為：“和傳統的認識相反，電影和電視的經濟關系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注：見威廉•拉弗蒂的“電影和電視”，載加里•愛杰頓編輯的《共棲中的電影和藝術：參考指南》(紐約，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他把這種關系一直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當時好萊塢為了掌握潛在對手的發展，同時探索在劇場放映電視的潛在可能性，就投資于電視、廣播和傳播網絡。但是由于聯邦通訊委員會的反對，這些策略沒有成功。因為聯邦通訊委員會當時就已經擔心電影工業中的壟斷傾向。后來，在50年代，威廉姆•拉弗蒂將這一時期確定為電影和電視工業終于結成了一種“象征性”的關系。在這一時期，電影制片廠開始把所屬的電影資料館完全對電視業開放，并開始直接為電視制作節目，這促成了60年代早期“電視電影”的出現。
皮特•克雷默認為，好萊塢大制片廠在這樣做的同時，采用了一個“雙重策略”。(注：見皮特•克雷默的“大銀幕的誘惑：電影，電視和好萊塢”，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一方面，好萊塢大制片廠把原有制片廠體制下的生產程序加以改造，使之適應于針對電視觀眾的常規化生產；在另一方面，它們通過投資于專門的“巨片”(以使用最新的技術、特技，和奇觀場面為特征)來探索一種不同于電視電影的“劇場電視”，希望以此繼續吸引觀眾到電影院來?？死啄J為，盡管大制作電影在回收資金上現在也越來越依賴于小屏幕媒體，但是這和它的初衷并沒有什么矛盾。因為正是“大片的引誘力”——“電影的壯觀和神秘”——為電影和錄像帶的觀眾提供了電影的特有魅力。
這種“雙重策略”也和變化中的電影消費模式有關。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比起好萊塢制片廠制度的鼎盛期，到電影院去看電影越來越變成一種“專門的”活動而不是一種經常的活動。觀眾的社會背景也發生了變化，大多數到電影院去看電影的觀眾都是15至24歲的年輕人。對比之下，年齡較大的和社會背景更為多樣的觀眾則通過電視和錄像帶觀看電影。這種觀看電影的方式對于他們而言是經常性的和習慣性的。因此，就美國的電視電影而言，有人認為盡管它們在批評界不大受重視，但是它們常常吸引了比影院人數更多的觀眾。他們還認為：電視上“每周電影”和微型系列電影的巨大觀眾群可以和好萊塢黃金時代的舉家去電影院看電影的巨大而經常的觀眾群相媲美。(注：見勞倫斯•賈維克/南茜•斯特里克蘭的“電視電影：比想像的更好”(載《美國電影》雜志，1988年12月，第41—43頁)。)然而，盡管人們花了更多的時間在電視上看各種各樣的電影，問題仍然存在。西爾維亞•哈維認為：重要的是不僅要重視花費在觀看電影上的時間的“數量”，同時也要重視觀看電影的時間的“質量”。(注：見西爾維亞•哈維的“電影是什么?感覺的，抽象的，政治的”，載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編輯的《電影：起源和未來》(倫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學出版社，1996)。)這也聯系到了電影和電視關系中的另外一些問題。技術
首先，在電視或錄像帶上看電影不可避免地在技術質量上會有所損失。這包括許多方面，如音質、色彩，以及清晰度的損失(從3500—4000線的解像率到大約600線的解像率)。還有令人頭疼的畫面的高寬比問題。電視通常是4∶3，電影從20世紀50年代寬銀幕出現以來是被拍在一個扁長方形的畫面上(例如1.85∶1或2.35∶1)。為了把電影放進電視畫面，電影工業采取了“截取”技術(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技術是電影工業自己發明的)。這不僅造成了許多原始畫面的損失，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把電影又重新做了一遍。結果，盡管電影有“大畫面”的吸引力，電影制作者越來越意識到在電視上放映是一部電影發行放映的最后一站。這迫使他們在拍電影時把重要內容限制在“安全區”內。例如，弗蘭克•湯普遜指出了在電視上看約翰•波爾曼的《空白點》(1967)和米洛斯•弗爾曼的《莫扎特》(1984)之間的不同。他認為，后一部影片是明顯地按電視的格式來拍攝的，而前者則不是。結果，《莫扎特》在電視上同電影的效果差不多。相反，《空白點》在電視上看起是“混亂”而“粗糙”的。(注：見弗蘭克•湯普遜的“畫面的壓縮”，(載《美國電影》雜志，1990年2月，第40—43頁)。)當然，隨著觀眾逐漸接受“遮幅式”的電視畫面(電影畫面以原來的比例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由“截取”技術所造成的一些問題開始被克服。
當然，也有人認為，電視并非完全不能完美地處理寬銀幕影像。提供寬銀幕電視的技術已經存在相當一段時間了。它不僅有高清晰度的圖像，而且有優質的立體聲。雖然它不一定達到投射的電影影像的質量，但至少是非常接近了。它現在還沒有廣泛流行主要是由于經濟和成本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和電影的質量有什么根本的差別。在電影和電視之間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根本性區別也是由于這個原因造成的。因此，電影是在一個黑暗的公共場合觀看一個大的銀幕形象，電視則是在各自的私人空間觀看一個小的屏幕形象。這主要也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安排，起因于電影和電視工業的經濟規則，而不是兩者之間在技術上任何不可逾越的差異。正像克雷默所指出的，在它的早期發展階段，電影曾經被構想為一種家用技術(如愛迪生早期發明的“電影視鏡”)，而電視則曾經被構想和試驗為一種公眾技術(如早期的劇場電視)。(注：見皮特•克雷默的“大銀幕的誘惑：電影，電視和好萊塢”，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
同樣道理，電視常常被基本上看作是一種“直播”媒體，它更適合于依賴“現場的”事件；而不是像電影那樣傳送預先錄制好的娛樂節目。(注：見查爾斯•巴爾的“直播電視的戲劇遺產”，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但是，電視盡管已經在報道新聞、體育和重要的公共事件上把它“直播”的特性發揮到極致，這并不意味著電視“本質上”是一種“直播”媒體，或者它的“直播”特性應該決定電視劇的發展方向。例如，羅伯特•法內羅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電視中，“直播形式和膠片錄制形式對立的問題”并不簡單地是一個技術的和美學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的問題。(注：見羅伯特•法內羅的“電視電影的興起和電視網對電影工業的霸權”，(載《電影研究評論季刊》，1984年夏季刊，第204—218頁)。)他認為，“直播”節目在美國電視的早期成為主導形式并不僅僅因為它比電影方式拍攝的節目便宜，也是用它來顯示大電視網(如ABC、NBC、CBS)的力量，同時強化地方電視臺對他們的依賴。但是，到了50年代末期，使得“直播”節目成為對大電視網有利的策略的環境開始改變時，電視節目制作的方式也決定性地轉向膠片制作。關于這方面，在電視上“直播”戲劇的遺產被人們作出了不同的讀解：一種觀點認為這是某種對于電視來說特殊的東西，但是當它轉向錄制形式以后便喪失了；另一種觀點認為它壓制了早期電視的美學潛力，后來的發展，以及和電影的一種更緊密關系的實踐終于成了主導傾向。(注：見馬丁•麥克羅尼的“電影和電視的美學”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美學
但是，如果電影形式對電視劇的影響可以被看作促進了“直播”電視戲劇的死亡，那么這種影響并不必然地導致充分“電影化”的電視劇。這部分地又是由于經濟的原因。電視電影或用電視的經費制作院線發行的電影通常比好萊塢制作的電影更快更便宜，通常也缺少“大制作”影片所具有的觀賞價值。但是，麥克羅尼認為，在此類討論中，也有一種在電影和電視之間、在“電視的最不宏偉的(美學意義上的)的制作和電影的最宏偉的制作”之間作出一種“虛假的對比”的傾向。(注：見馬丁•麥克羅尼的“電影和電視的美學”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在這種情況下，常常是用好萊塢的“大制作”來給電影下定義，盡管在好萊塢的經典時期的大部分產品都是更為常規的作品，它們的預算并不很高、沒有那種現在的“大制作”所必不可少的特技和昂貴的場景。
所以，許多美國電視電影可以被看作是延續了好萊塢低預算電影傳統的創作。盡管它們來自于電視，但仍是一部成功的電影。斯皮爾伯格的《決斗》(1971)是此類影片中最突出的例子。最近的還有約翰•達爾的《西部紅石》(1993)和《最后的引誘》(1994)，它們最初是為有線電視網制作，并在有線電視網上播出，然后又在電影院獲得了成功的發行和放映。這些例子生動地說明了首先在電視上播放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和“正宗的”電影制作相對立的垃圾之作。(注：見萊昂斯•唐納德的“有線電視中的類型和社團”，(載《電影評論》雜志，1994年9—10月刊，第2—7頁)。)歐洲也有類似的例子。在那里電視業對電影業進行了多方面的支持。盡管引來許多抱怨，特別是在英國，認為電視資助的電影缺少“真正的電影”所應該具有的價值；但是也很難明確地指出電視的資助或“電視的美學”如何影響了這些電影。特別是當包括了意大利的費里尼、羅西里尼、奧爾米、塔維亞尼兄弟，德國的法斯賓德、赫爾措格和文德斯，西班牙的阿爾莫多瓦和英國的格林納韋等人的各不相同的作品時。
但是，如果說從美學上難以在電影和電視之間作出明確的劃分，并不是說電影和電視互相交錯的情況沒有造成美學上的影響。例如，拉弗蒂認為，雖然電視從電影那兒繼承了一整套敘事和風格的規則，但是電視制作中時間和成本的壓力使電視采取了新的技巧，這些技巧回過來又影響了電影制作。例如，快速聚焦、聲音的錯迭、特別是電視因拍攝速度和成本而采用的變焦技術(而不是推拉技術)，反過來又成為電影制作實踐中的常用手法。拉弗蒂認為，到了20世紀70年代，“電影和電視技巧實際上融合起來了”。(注：見威廉•拉弗蒂的“電影和電視”，載加里•愛杰頓編輯的《共棲中的電影和藝術：參考指南》(紐約，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隨著錄像技術的發展，批評家認為出現了更廣泛的交互影響。例如，蒂莫西•科里根認為，電視和錄像在家庭觀看條件中的“干擾性”(電話鈴、去洗手間等)鼓勵了新的電影敘事形式。他分析了“經典的”敘事形式如何讓位于一種新的敘事形式，其中時間“被浪費”，表明敘事中的事件和視覺表現超過了說明動機所需要的長度。(注：見蒂莫斯•科里根的《沒有圍墻的電影院：越戰以后的電影和文化》(倫敦，勞特里奇出版社，1991)。)在這一方面，科里根舉出了某些被認為是“后經典電影”的特征，其中情節變得更松弛和更段落化，對角色的認同不是那么強烈，敘事和奇觀的關系編織得不像“經典”時期那么緊密。在以上分析中，他把這些變化的原因特別歸結于電影觀看條件的改變，因為這些特征是和在電視和錄像帶上看電影時往往存在的較少集中注意力的狀態分不開的。
觀看行為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對于觀看行為的興趣激發了許多近來的電影和電視研究。例如，西爾維亞•哈維試圖從“觀看經驗的質量”和它的“社會和公眾特點”來區別電影和電視。(注：見西爾維亞•哈維的“電影是什么?感覺的，抽象的，政治的”，載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編輯的《電影：起源和未來》(倫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學出版社，1996)。)她認為，觀看經驗的質量不僅和電影影像的尺寸和密度有關，也和在電影觀看中，注意力集中的強度有關。從巴贊關于攝影影像本體論的研究出發，她強調要“認識到電影影像的空間的、甚至‘神圣的’特性”。她認為，它們“不僅來自于神圣的權威，也來自于人性的回應”。安妮•弗雷德伯格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她認為，隨著錄像電影的出現，“原來在電影放映時所具有的‘氛圍’(aura)消失了”。(注：見安妮•弗雷德伯格的《櫥窗購物：電影和后現代主義》(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93)。)在這些觀點中稍微有一點自相矛盾的意味。對于沃爾特•本雅明(1936)來說，正是以電影為代表的大眾媒體的“機械復制”的特性毀滅了傳統藝術的“氛圍”以及它和“原創性”概念的聯系。(注：見沃爾特•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倫敦，科林斯出版社，1936/1973)。)但是，在電視和錄像時代，該輪到電影的觀看經驗被看作是具有“神圣”的品質和提供了真正的“原創性”的經驗了，而這種特點是在電視和錄像上看電影時所沒有的。
在這些觀點中，所要強調的是：注意力的集中和投入是在電影院觀看影片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是在電視和錄像上看影片時所不具備的。在這一點上，電視的觀看經驗被看作是和電影院的觀看經驗根本不同的。例如，雷蒙德•威廉斯界定電視的核心經驗是一種“節目流”的經驗，(注：見雷蒙德•威廉斯的《電視：技術和文化形式》(倫敦，方坦納出版社，1974)。)而約翰•埃利斯則強調電視依賴于“片段化”經驗。(注：見約翰•埃利斯的《可見的虛構：電影，電視和錄像》(倫敦，勞特里奇出版社，1982)。)對于他們來說，重要的是“看電視”，而不是看特定的節目。對于埃利斯而言，這也涉及到和觀眾的特定關系。因此，和在電影院全神貫注地盯著銀幕不同，看電視時只是不經意的“一瞥”。
科里根認為正是這種“一瞥的美學”統治了當代的電視觀賞行為，而弗雷德伯格則談論“閑逛性觀看”和電視和錄像技術所允許的對文本的積極關系。在他們看來，這種新的觀看形式也和(后現代)觀看主體的變化有關。對科里根而言，新的電影接受形式是由于“一種明確的穩定的觀眾”消失了；而對弗雷德伯格而言，新的媒體制造了“一種變化的、能動的、流動的觀看主體”。然而，雖然大家都知道電視和錄像允許在看電影中有更大的控制性和交互性，但是在這些研究中也有一種傾向：在“老的”和“新的”觀看形式之間作出過于絕對的斷言并劃分出過于強烈的對比。事實上，在電影院看電影并不是、也從來不像某些時候在電影和電視觀看之間所劃分的對立所暗示的那樣注意力集中。電影觀看的條件是隨著歷史和地理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而且，約翰•貝爾頓的研究顯示了當代的劇場電影觀賞和早期的西洋鏡和鎳幣影院時代非常相似(1994，第342頁)。(注：見約翰•貝爾頓的《美國電影和美國文化》(紐約，麥格勞-希爾出版社，1994)。)另外，一般用來描述電影院觀看行為的條件(大銀幕、黑暗中、相對的固定姿態)必然以某種簡單化的方式界定觀看主體。這種假設顯然不足以描述觀眾社會性地和歷史性地實際反應于電影的復雜方式。同樣的道理，也不可能簡單地僅僅從電視和錄像的技術層面的因素來“讀解出”觀看主體的形式。在這一點上，觀看主體不僅僅是被媒體所制造，也是被整個的社會和文化諸決定因素所制造，當然，它們也包括電影、電視和錄像。
文化
這種對觀看主體的關注也聯系到對電影在塑造社會和文化認同中的作用的關注。我們已經看到，在電影和電視之間一種對立性描述已經把電視看作是電影消費的“私人化”形式。但是，這種對立也不是那么鮮明的。就像哈維所注意到的，盡管電影可能會在一個社會性空間里提供一種共享的經驗，但它也可能是一種“強烈的個人化的”經驗。(注：見西爾維亞•哈維的“電影是什么?感覺的，抽象的，政治的”，載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編輯的《電影：起源和未來》(倫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學出版社，1996)。)同樣，盡管在電視上看電影可以被看作是私人化的，但它也可能是一種共享的經驗。這不僅僅是因為電視觀看常常是一群人(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因為看電視上播出的電影也會誘發一種集體的歸屬感。從這個觀點出發，一部電影被大量的觀眾同時觀看會把觀眾納入到一種類似于其他電視形式(如直播聯歡晚會或體育比賽)所提供的共享的經驗中來。
這也使得電視觀看行為并不比區別節目之間差異的所謂“節目流”理論模式更復雜化。當強調“節目流”時可能注意到了電視觀看作為一種行為的重要性，但它也低估了個別節目的作用和忽視了個別節目如何區別于整個的電視節目流，而且這些節目常常是單獨觀看的(沃勒，1988；麥克羅尼，1996)。正是在這一點上，電視上的電影可能是重要的，因為電視可能將電影作為一個重要的不同尋常的“節目”，它可以打破常規的電視流和提供一種區別于其余電影的“特殊”經驗。在這樣做的時候，電影也可以介入到現在由電視占居中心位置的“公眾領域”。因此，賈維克和斯特里克蘭從“社會功能”方面為美國的電視電影辯護。他們說：除了娛樂方面的作用，它們構成了“在重要的歷史、社會和政治問題上的公共辯論的議政大廳”。(注：見勞倫斯•賈維克/南茜•斯特里克蘭的“電視電影：比想像的更好”，(載《美國電影》，1988年12月，第41—43頁)。)這種有關電影和電視關系的辯論在美國以外也存在，特別是在歐洲。因為歐洲電視比美國電視更少為商業利益所驅動，以及在歐洲國家內電影和電視的合作更偏重致力于公眾服務的價值。因此，在美國是商業電視網和收費電視，例如“家庭影院”(HBO)和“演出時間”(Showtime)資助了電影；在歐洲是公共電視臺，例如德國的ZDF、意大利的RAI、英國的4頻道、西班牙的RTVE，和葡萄牙的RTP對于維持歐洲的電影生產至關重要。在法國，政府法律有關廣播電視必須支持電影生產的規定保證了法國在歐洲大陸成為最大的電影生產國。
在歐洲，電視對電影生產的支持的必要性可能是源于好萊塢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以及民族電影為了保持一定的生產水平所面臨的問題。從這個觀點看，電影和電視的聯盟下僅為歐洲國家提供了最經濟的電影生存的形式，也最可能是在文化上提供一種不同于好萊塢規范的另類選擇。因為它汲取了歐洲電視服務公眾的傳統，并以一種針對全球市場的好萊塢電影所不可能的方式和它們自身的文化對話。因此，在由英國4頻道支持的電影例子中——《我美麗的洗衣店》(1985)，《給布里茲內夫的信》(1985)，《賤民》(1990)，《哭泣的游戲》(1992)和《裸》(1993)——具有某種藝術電影的形式追求和公共服務電視的社會政治思考兩者之間的融合。(注：見約翰•希爾的“英國電視和電影：關系的建立”，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因此，在歐洲不是電視是否愿意支持電影，而是它是否繼續擁有這樣的能力的問題。這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特別突出，因為整個歐洲的廣播業的商業氛圍越來越濃，而電影的成本又很高，這使得支持電影變得越來越困難。意大利的RAI和西班牙的RTVE的例子都說明了這一點。
1、金融市場對企業籌資活動的影響
企業籌資，指企業籌集資金。資金是企業的血液，任何一個企業要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都需要有適量的資金，而通過各種途徑和相應的手段取得這些資金的過程就稱之為籌資。企業的大多數資金都是從金融市場中籌集而來的，也就是說，金融市場是企業籌集資金的主要來源。資金需求者和資金提供者可通過金融市場這個平臺，使資金從提供者轉移到需求者手中實現金融市場自主籌資。企業可通過金融市場自主籌資，降低籌資成本。企業根據金融市場的變化趨勢，調整籌資結構，降低財務風險。在必要時，企業可以把可轉換證券按一定的比例轉換為普通股，減少固定利息或股息的支付，增強企業的資本實力與企業資本結構的安全性。當前，我國的金融業有了很大發展，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生產無時無刻不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金融市場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對國內外金融市場進行研究以切實找到未來金融的發展方向，引領經濟的健康發展已成為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都需要資金?；I措資金即融資對于企業的發展非常重要，特別是對新項目的實施，需要經過投資前的可行性研究、投資和生產三個階段。而這又涉及金融監管及企業籌資成本與風險問題，需要在不斷的探索中不斷進行體制創新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企業如果要立足于市場，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風險預防機制和財務信息網絡，及時地對財務風險進行預測和防范，制定適合企業實際情況的風險規避方案，通過合理的籌資結構來分散風險。如通過控制經營風險來減少籌資風險，充分利用財務杠桿原理來控制投資風險，使企業按市場需要組織生產經營，及時調整產品結構，不斷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避免由于金融危機造成財務危機，把風險減少到最低限度。應建立財務預警機制，隨時監控企業的籌資風險，把風險水平降到最低點。
2、金融市場對企業投資活動的影響
企業投資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直接投資是指把資金投放于生產經營環節中，以期獲取利益的投資。在非金融性企業中，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大。間接投資又稱證券投資，是指把資金投放于證券等金融性資產，以獲得股利或利息收入的投資。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完善和多渠道籌資的形成，企業的間接投資會越來越廣泛。對于投資者而言，金融市場上交易的品種越多，為投資者提供選擇的空間就越大。一般而言，投資者應該選擇市場規模大、參與主體多、競爭充分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企業產權流動、重組的有效途徑。金融市場的高度發達，金融資產的投資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投資者可隨時根據自身的意愿通過金融市場購入或出售多種證券，形成有效的投資組合。對此，金融市場理論中的投資組合理論對企業的金融資產投資具有指導作用。為了減少金融資產投資的風險性，可同時投資多種金融證券，形成有效投資組合，可在不影響預期報酬率的前提下，降低收益的風險性，實現收益的穩定。投資組合理論同樣適用于實物性資產投資，即企業在進行實物性資產投資時同樣可以實行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以減少投資風險。
3、金融市場對企業營運資金的影響
營運資金作為企業資金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其運轉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今后的生存與發展。營運資金管理作為企業財務管理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目標應該與企業財務管理目標一致，即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金融市場環境對公司經營的影響重大，各種風險給企業經營帶來不可預知的危機，金融危機更是讓大家對這種影響有了一個甚為透徹的認識。金融市場對企業營運資金的重要性從金融危機導致的中小型企業倒閉，則能看出。營業資金就像一個企業的血液，企業的發展離不開營運資金的管理。營運資金的管理已經成為了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核心。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維系于營運資金的正常運作。只有營運資金處于良好的運作狀態，企業才能得以生存，獲得發展，企業實現價值最大化才具有得以實現的可能。目前，我國仍然有許多企業面臨著資金短缺的問題，加上籌資困難，營運資金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發展。金融危機的出現更加使企業面臨營運資金緊張的問題，當然這與金融危機導致的銀行借貸有直接關系，國內各大企業在感受金融風暴劇烈震蕩的同時，資金管理在企業營運中的重要性在這次風暴中更加凸顯。很多國內企業在前幾年的繁榮時期內進行的一些不顧風險的投資和擴張，終于在泡沫破滅的今天飽受牽連，粗放化的資金管理也讓企業無法在第一時間預警風險以及無法及時處置管理風險。所以，企業也應該根據自身狀況制定正確的營運資金管理政策。
二、企業財務管理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企業財務管理是企業對財務工作的管理，是一項極為重要的高層領導管理工作，財務管理是組織企業財務活動，是處理財務關系的管理活動，是組織企業處理財務活動和處理財務關系的一種經濟管理。企業財務活動是以現金收付為主的企業資金收付活動的總稱。企業籌資會引起財務管理活動，企業投資會引起財務管理活動，企業經營會引起財務管理活動，企業分配會引起財務管理活動。這四個活動相互聯系組合成完整的企業財務管理活動。企業金融業務所發生的對象十分眾多，例如：向銀行借款、企業內部集資、企業自我積累、向非金融機構或企業借款、向社會發行債券和股票等。如果僅從納稅角度，一般來說，企業內部集資的稅收負擔率最輕，其次是向非金融機構或者其他企業借款，再次是向金融機構借款，自我積累籌資和發行股票的稅收負擔率最重。其原因在于：企業內部集資和企業間資金拆借，其利息也可在稅前扣除，而其利率一般會高于向金融機構貸款的利率，但其籌資成本未必會比向銀行借款的籌資成本高。假如站在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角度上來說的話，就要求企業不僅能夠籌集到足夠數的資金，還要求以較低的代價取得。但是企業內部集資和企業間資金拆借借款程序簡單，籌資速度較快，所受限制較少；向金融機構借款程序復雜，籌資時間較長，所受限制較多；發行債券和股票，對企業本身的要求就更加嚴格，但其籌資風險較小。因此，選擇哪種或哪幾種組合融資渠道，要考慮企業必須支付的稅收成本，也要考慮企業的實際情況。此外，企業的財務活動也對金融活動起著制約作用。企業財務活動中有關貨幣資金收支業務活動的不斷發展，為金融貨幣活動提出了客觀要求，并且金融貨幣流通活動也受企業財務的制約；同時，金融的信貸規模能否控制在最小限度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的財務投資規模的控制和投資效益的增長，這些都與企業的財務管理活動是否進行正常有關。由于財務中有關貨幣資金收付業務的不斷發展，因此對金融的貨幣業務提出了客觀要求。首先，離開財務貨幣資金收支，金融的貨幣業務難以得到開展；其次，金融的貨幣流通也要受到財務管理的制約。經濟組織的借款是金融機構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經濟組織的還貸，又是貨幣回籠的主要方式。然而，借款取決于資本擴張的需求，還款取決于銷售收入的及時取得，這些都依賴于經濟組織財務的正常進行；再次，金融的信貸規模是否能控制在國家宏觀控制的指標之內，銀行的不良債權是否能控制在最小幅度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組織的財務投資規模的控制與投資效益的增長，而這些都有賴于企業財務管理的合理進行。
三、結束語
施工現場常見與投資控制有關的具體工作。
1.1工程計量目前招投標要求以工程量清單形式計價報價，合同計價形式一般為單價合同，增加的工程量按承包商投標報價是報的綜合單價為基礎計價，所以，工程中若有增加的工程量（增加手續合法），計量很重要，是增加造價的依據。計量不僅可以控制項目投資支出，同時也約束承包商商履行合同義務、強化承包商合同意識。對于不合格的工作和工程，工程師可以拒絕計量。同時，工程師通過按時計量，可以及時掌握承包商工作的進展情況和工程進度。計量時監理、業主代表、承包商同時在場。
1.2現場簽證有價格、數量、事件三種因素。是合同以外的，現場現實存在的，確實影響工期和造價的，特別注意：合同以內的，承包商為保證質量采取的必要措施的，承包人原因造成的返工等，一律不簽。如，雨季承包商排水費用，排地下水費用等措施費已包含在內的。以合同、圖紙為依據，同時要了解分項工程特征（工程量清單項目特征描述），技術規范等。該簽的簽，不該簽的不能簽。
2質量控制
2.1質量目標施工合同約定，有關技術規范，質量評定標準。
2.2質量管理責任制度檢查質量總包負責制、施工技術交底制度、材料進場檢驗制度、樣板引路制度、施工掛牌制度（注明管理者、操作者、施工日期等）、過程三檢（自檢互檢交接檢）制度、成品保護制度。
2.3質量控制方法現場主要從3個影響質量的因素著手：人、材、機械。
2.3.1人：有無健全的質量管理組織機構，操作人員有無上崗證，資格證，特種作業證。
2.3.2材：（1）采購：采購合格的材料、半成品和構件。（2）材料的搬運和貯存應按搬運儲存有關規定進行。（3）對材料、半成品、構件進行標識，證件齊全（質量證明材料）。（4）未經檢驗和已經檢查為不合格的材料、半成品、構件和工程設備等，必須按規定進行檢驗和拒絕驗收。（5）按規定對必須進場復驗的材料現場見證取樣（鋼材、水泥）。
2.3.3機械：機械選型是否合適，運行狀態怎么樣，數量是否滿足進度要求，施工時操作技術，如：道路工程合理選用壓實機，應根據填土種類、工程規模、施工條件、工期決定；振動壓路機碾壓時的振動頻率、振幅大小應與路面鋪筑厚度相協調，厚度較小時宜采用高頻低振幅，終壓時要關閉振動；攤鋪瀝青時對城市主干路用兩臺以上攤鋪機成梯隊聯合攤鋪作業，前后攤鋪機相距10～30m。
3安全控制
3.1市政工程現場常見安全問題市政工程現場常見安全問題的主要類型：坍塌、電擊、物體打擊、機械傷害等。發生原因：（1）施工方案、施工工藝：如挖土沒有合理的施工方案，沒按施工順序作業；（2）設備不安全；（3）地質災害：如道路橋梁施工線路長，遇到開山挖破的，原有山體平衡被打破，或是水流環境改變，有造成地質災害的危險；（4）電力安全：作業區間用電設施隨時遷移，作業過程造成環境改變可能造成電力線路破壞，造成人身安全；（5）施工質量造成安全事故：如排水管道安裝施工質量差所導致的管道滲漏、管道基礎下沉引起的路面塌陷，連鎖反應造成的安全事故。
3.2出現安全事故后的應急處理保護現場，采取措施，報告上級。
4協調管理
現場管理工作過程中，主要有兩大類關系要協調：一是近外層關系，二是遠外層關系。
4.1近外層關系一般都有合同關系，如勘察單位、設計單位、承包商、監理單位，物資供應單位，在施工階段有很多具體工作需要合作：如圖紙會審，基礎驗收，中間驗收，工程變更等。跟監理是合作與監督的關系，作為業主方代表，在項目管理中合作，如目標控制，同時對監理的監督也必不可少，如監理工作技術上、程序上是否按《建設監理規范》的要求去做了，是否按《監理合同》履行監理職責了等。
4.2遠外層關系，主要有以下幾種
4.2.1當地居委會。與道路沿線的當地居委會負責人保持聯系，因為施工有可能影響當地居民生活，要及時了解居民的生活動態，妥善處理與居民的關系，盡量減少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或是取得理解，減少糾紛，最終目的是不影響工程進行。
4.2.2當地派出所。工程沿線派出所是治安管理單位，治安問題也是工程安全施工內容之一，業主方要在工程開工前將工程施工概況通報當地派出所，以便讓派出所對將要面臨的治安防范有所準備，遇到治安案件在第一時間與派出所聯系，為安全施工創造條件。
4.2.3市容管理單位。環衛部門是市容管理單位，道路施工灰塵大，線路長，影響面廣，與環衛部門保持聯系，及時向承包商傳達并落實市容管理單位的具體要求，落實文明施工。
4.2.4土地管理部門。施工地塊遇到爭議時需要土地部門進行裁定。
4.2.5交警部門。主要是現場材料運輸方面的一些問題，如工程材料通過場外道路運至施工現場，建筑垃圾需要外運，市區大型車輛限時通行，有些急需的材料事先通知交警，取得交警的協調與許可。
4.2.6新聞媒體。宣傳，協調。特別是有投訴時面對媒體的采訪，首先對工程概況有了解，對工程進行正面宣傳，具備溝通能力和表達能力。
